作为一种传统医学，中医的很多理论是错误的，但是中医治病却有实际疗效。这说明传统中医中有很多实用的东西，但是这些实用的东西，却因为受时代的局限，被错误的解读了。

医学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的，一个时代整体的科学水平决定了这个时代整体的医学水平。众所周知的是，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在这两千多年，社会的进步甚微，无论政治形态还是普通人的意识形态都偏于保守。其影响甚至持续至今，儒家文化圈中仍然有大量的思想守旧者是不争的事实。

中医是一个例外，因为推动中医的变革和进步，不但对政权构不成威胁，反而有利于国计民生。且皇亲贵族同样会生病，历代皇室，夭折的皇子很多，所以大家对医学进步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尽管如此，因社会综合实力的发展受限，中医还是没有办法取得很大的进步。

比如因为解剖学的落后，中医对人体的经络与脏腑的认识很多是错误的。尤其是中医所提的经络学说是大有问题的。中医典籍中言之凿凿的记载的经络，在人体解剖学非常发达的今天，却遍寻不见。这是因为从一开始经络就是类比和想象的产物，而非从真实解剖中观察出的真相，所以不但今天我们找不到经络，将来科学更发达，同样印证不了经络的存在。

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大的错误，主要是因为古代医生不具备解剖学研究的条件。经络是古中医思维的产物而非科学实践观察的产物，主观性太强。最初提出的经络学说在当时可能是一种进步，但是在现在来看就非常落后。

但是经络学说不是无根之水，它是在总结过去医者们实际的针灸和推拿按摩的疗效的基础之上，通过与自然界的一些现象——主要是山川河流进行类比后，产生的一种试图将针灸和推拿按摩功效系统化的理论体系。这是中国古代常用的“取类比象”思维方法。

中医对人体的脏腑的认识也是错误的。由于我国古代医家缺乏人体解剖学的实践，所以中医对人体内部脏腑器官的认识，采用了“察外而知内”的“黑箱”观察法。这在过去对医者理解人体运作的规律有很大的帮助，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方法因为有失精准而难以取信于人。

清代名医《医林改错》的作者王清任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从事过解剖实践的中医。他是个胆子很大的人，他通过对在瘟疫中去世的儿童的尸体和死刑犯的尸体的解剖观察，发现了《黄帝内经》中记载的人体的解剖学知识大多是错误的。他根据自己真实的观察纠正了很多错误的记载，并且根据自己的实践创建了一系列的活血化淤方剂，推动了中医活血化瘀法的发展。

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标准去要求古人，但是作为学医者，我们也不能对这些明显的错误熟视无睹。医疗的核心是安全有效，用不够精准的中医理论指导临床，是一种拿病人的健康和安全冒险的行为。

当代的中医学者有责任承认前人的这种错误，寻求中医药在治病过程中能够起到良好效果的真正原理，总结中医药的不安全因素，为患者提供更加安全可靠和疗效更精准的医疗服务，同时启发后学，促进中医药的发展，让中医药的实用性和安全性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都只有勇于反思自己的错误和不足，而非竭力为自己的错误和不足进行掩饰和狡辩，才能有真正的进步。竭力含糊其辞的自圆其说者，其脆弱的自尊心下掩盖的正是学识和勇气的不足。

中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但是这个宝库也是一个垃圾桶，装进了各种各样的历史垃圾。后人在学习中医药时，应该秉承批判性继承的态度。以独立思考的精神，重实证，轻空谈，不迷信权威，不崇古，努力推陈出新。为中医药的临床疗效寻求更合理和更科学的解释，为后来者用药提供更可靠的依据，促进中医临床疗效和安全性的提升。

这既是在保护患者少受伤害，也是在保护医者的职业安全，因为医疗事故既会给患者带来不幸，也会给医者带来不幸。

虽然完全的精准医学尚不存在，但是医疗界不能放弃对精准医学的追求。人命关天，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对自己的生命越来越重视，对医生的职业素养和技能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这是无可厚非的。安全性差的模糊不清的医疗手段，不受患者的信任是在所难免的。如果中医不正视自己的不足，不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被社会淘汰很合理，没什么好叫屈的。

《黄帝内经》中有句话说“治病必求其本”，这句话非常正确，治疗疾病的确是要找到疾病的根本原因。但是又说“本在阴阳”，这句话就很有问题。

姑且不说中医的阴阳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单就疾病之本而言，绝非一个阴阳可以概括得了的。比如艾滋病是由艾滋病毒造成的，疟疾是由疟原虫造成的。如果用“阴阳”来描述艾滋病和疟疾，就描述不清楚。用阴阳来解释艾滋病和疟疾的病因，则纯属扯淡，很缺乏说服力。

而中医的辨证论治体系，是建立在以阴阳为基础的理论体系之上的。这个理论体系之根很有问题，在指导临床时，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传统中药学的四性五味，也是以阴阳为总纲来划分的。四性中，温热属阳，寒凉属阴；五味中，辛甘淡属阳，酸苦咸属阴。

中医认为，纠正人体的阴阳平衡，就能治愈疾病。所以中药以其偏阴偏阳之性，纠正人体偏阳偏阴之病变而发挥作用。这个立论的根基存在问题，导致我们很多人兜进这个圈子里出不来。

学习中药，应以学习其功效为主，四性五味为辅。临床用药时，也应该以中药的功效为主，四性五味只需要作为参考。如果以四性五味为本，功效为辅，是本末倒置。

历代中医药学家对中药功效的总结，也是在不断进步的。中药功效都是在实践中被观察到的，随着实践的增多，中药功效被不断的扩大化和精确化，这对指导我们用药很有帮助。

传统中医对中药功效的描述，主要是围绕中药能够解决某种可以被观察到的症状展开的，所以描述中药功效的术语都是“对证”的。比如解表退热，疏肝理气等。这也导致传统中医治疗疾病最大的特色是辨证论治。

但原始之辨证论治的方法绝不像今日之辨证论治的方法这么复杂，在初期，中医的辨证论治思想非常的质朴。最初的中医均是根据患者有什么症状，然后用什么药来解决其相应的症状。

根据这种辨证论治思想来治病，可以达到对症用药的效果，在缓解患者的病情和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上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以对症用药为主要目的的传统辨证论治思想，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但是相对于疾病的顽固而言，医学始终是幼稚的——不但古代医学是幼稚的，现代医学一样也是幼稚的。还有很多疾病是医生束手无策的。所以医学工作者一直都在努力思索致病之因，寻求更好的解决疾病的方案，提升临床治疗效果。

约在两三千年前，中国的诸子百家思想对中国的文化与科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之后阴阳五行被纳入到中医思想体系之中。《黄帝内经》是阴阳五行思想与中医理论相结合的产物，但是用阴阳五行思想去解读包罗万象的人类疾病，显然存在很大的不足。

一些受道家思想影响的中医，将完全出自于个人主观意识的“内证”和“外证”体验，不加实验考证的总结为医学规律。此后又有很多不爱思考的盲从者，追捧这些近乎玄幻的理论，遂使中医越来越脱离实际。

梁启超说佛学号称难治，其实治中医之学之难度，较之于治佛学有过之而无不及。今日我们学习中医，需要从沙里淘金。汗牛充栋的中医药典籍中，固然有很多宝贵的治病经验，也有很多错误的东西，容易误导学习中医者“我本眼正，因师故瞎”。

玄谈“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很简单，听起来也很有道理，很有说服力，但是这样的玄论不足以根治掉像艾滋病和疟疾这样的显而易见的与阴阳平衡无关的疾病，也很难对癌症有疗效。在实践中，寻找真正的能够对抗艾滋病毒、疟原虫、癌症的药物才是真正的“治病必求其本”之举。

屠呦呦教授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她用现代制剂技术，从传统中药青蒿中提炼出了对疟原虫有100%的疗效的青蒿素。对疟疾来说，青蒿素可以说是真正的治本之药。矫正阴阳偏盛偏衰，是无法达到青蒿素能达到的效果的。

中医药当前和未来的研究方向，应该把重点放在研究药物功效，和药物的组合能够达到的对症治疗的效果上。

前两天一个三阴乳腺癌患者找笔者复诊，谈话中她向我提及她最近的半年在用大剂量的维生素C提高自体的免疫力抗癌。我只是在谈话的过程中，小小的提醒了一下，大剂量服用维生素C要小心得肾结石。

这位患者当时就咯噔了一下，因为她近期正莫名其妙的因为肾结石而导致肾脏出了问题，此前她一直不知道原因何在，我们的谈话让她找到了原因。本来她很兴奋的想和我探讨维生素C抗癌的问题，听到这话后蔫下去了。

用大剂量的维生素C抗癌是已故的诺贝尔奖得主鲍林博士生前在大力鼓吹的观点。鲍林博士本人并非医学家，他只是一个化学家。他自己患癌后相信维生素C抗癌，所以他极力鼓动其他癌症患者也用维生素C抗癌，迄今为止，尚无有力的数据证明维生素C可以抗癌。但是在患者群体中，由于有鲍林博士的背书，用维生素C抗癌的观点却受到了很大的欢迎。

以我自己亲身的见闻，不少癌症患者服用大剂量维生素C，对阻止其癌症的发展并没有多大作用，但是因为过量服用维生素C造成肾结石甚至更严重的肾脏损害的却大有人在。

前些年，人们追捧碱性食物抗癌的观点，一些商家甚至因为这种观点大行其道而趁机推出各种碱性饮料和碱性食物。据说最有抗癌作用的碱性食物是菱角，结果淘宝上出现了大量的卖菱角的商家用这种观点来为其商品做广告。

后来碱性食物抗癌的始作俑者Robert O.Young被美国加州圣迭戈法庭判决为诈骗，法院判决其赔偿一名癌症患者1.05亿美元​。这时候大家才发现这家伙的所谓的学历和医学背景全部是造假，他利用癌症患者病急乱投医和盲从心理，制造了碱性体质抗癌的谣言，发了横财。不过尽管如此，直到如今，还是有很多不明就理的癌症新人仍然被碱性体质和碱性食物抗癌的谬论所误导。

我也看到很多的癌症患者在追捧红薯抗癌和醋泡蒜抗癌这类奇葩的言论，也有一些人在夸大其词的把中药的白花蛇舌草和蒲公英之类的抗癌有效率提到9​0%以上。

一般来说，我们有正常的逻辑思维的大众很难相信会有人受到这类极端观点的蒙骗，但是只要对癌症患者群体有过深入的了解，就会发现受这样观点误导的癌症患者和患者家属是大有人在。

如果说这些东西仅仅只是无效也就罢了，关键在于很多东西不但无效，而且有害。

长期食用菱角给一些患者带来了消化道问题，长期服用维生素C导致肾结石，过量服用绿色蔬菜诱发血栓，生榨土豆汁抗癌的患者出现食物中毒，服用白花蛇舌草和半枝莲等偏方导致肝衰竭的案例屡见不鲜，这就不得不引起重视了。

经常有患者咨询我各种各样这类“抗癌传说”究竟是否可靠，我的回答是全部不可靠。我希望大家能以理性的态度来对待这类极端的观点，不要轻易拿我们的身体去做这种极端观点的试验品。

我对我的患者常说的一句话是，在吃的问题上要遵循“三个五”的原则：“五花八门，五颜六色，五种以上”。

“五花八门”的意思是食谱要广泛，不要局限于某一种食物，靠食疗抗癌是不现实的，人体需要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是多种多样的，我们需要保证食物的多样性。各种食物，无论荤素，都要搭配着吃。美国防癌抗癌协会推荐的荤素比例是1:4，他们主张人每天的食物中要有80%以上的是来源于植物。俄罗斯卫生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人每天吃的肉食超过100克，患癌的风险加大17%。所以尽管要荤素搭配，但是肉食的比例不可以太大。

“五颜六色”的意思是吃的食物要各种颜色的都有，有一些素食主义者专门吃绿叶菜。这很有问题，通常这类患者很容易中风。绿叶蔬菜维生素K含量高，吃多了绿叶蔬菜，人的血液容易凝固，很容易出现血栓。吃菜和水果的时候，一定要各种颜色的蔬菜都吃一些。

“五种以上”的意思是每天吃的蔬菜和水果的种类不要少于五种。要避免偏食带来危害。一些相信红薯抗癌或者生榨土豆汁抗癌的患者，几乎每天都把这当作​最主要的粮食。姑且不说红薯容易导致人肥胖，仅偏食这一​不良的饮食习惯，就能带来很多的问题。

人类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发现了种类繁多的食物，各种食物中所含的营养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盲目的相信某种元素或者某种食物抗癌，只会给自己身体带来​各种其他的问题。

人类学家发现仍处在狩猎时代的非洲的亢族人，从大自然中采集和狩猎的食物种类多达500多种，他们的身体反而没有现代人那么多的问题。我们现代人的食谱已经变得相当狭窄了，如果再因为相信某种极端的观点，进一步把自己的食谱弄得更狭窄，我们的身体就真的要缺这缺那了。

另外就是也不要相信有“神医”这种奇葩的物种存在，医生都是平平凡凡的普通人，疗效只与医生的天赋和个人努力程度有关。没有神乎其神的“神医”，只有不自量力的自大狂，或者有意无意的骗子才喜欢被人戴上“神医”的帽子。

任何试图把自己神化的医生，我从内心底里都怀疑其用心，我也极为反感自己被别人神化。​很多极端的观点都是出自这类不用任何数据为证，只需要靠拍脑袋想一下就敢下断言的“神人”。

我经常劝说那些终末期癌症患者家属放弃幻想，多关怀病人，少给病人做无益的治疗，只是很多人在情感上无法接受。

​在医疗界有一句话广为流传：有时候不做什么比做什么对病人更有益。对于绝大多数的终末期患者来说，不做什么的确比做什么更好。

对终末期癌症患者放弃治疗，做好临终关怀，既可避免人财两失，又可让患者少受罪，还可以让患者和患者家属有更多的时间共享最后的亲情时光，这是最理智的选择，只是会对很多人的情感造成冲击。

我家的两位老人，我的母亲和岳父，都是我主动放弃抢救的。岳父身上插的管子，还是我亲手拔的。我的父亲和岳母将来有一天要离我而去时，我也肯定不会做无益的挣扎，延长他们的痛苦。而我自己也会交代我儿子，不要在我弥留之际做无益的挣扎，当大限来临时，要让我有尊严的死去。

面临癌症这种威胁到人的生命的疾病时，有很多时刻需要我们在理智与情感前做一个抉择。是该听从情感还是该听从理智，我个人认为应该听从理智。在理智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给予患者情感上的抚慰，是我们能为自己亲人们做的最好的临终关怀。

我一听到有人叫我神医或者有神化我的倾向时，马上就要给他们泼瓢冷水。老实说，我怕的就是这种失去理智，对我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的患者和患者家属。尤其是一些终末期的癌症患者的家人，无论我如何强调我对他们家人的病已经没有办法了，这些患者家人都喜欢给我戴顶高高的帽子，希望我能够慈悲为怀，救他们的家人。

当然，给患者和患者家属提供精神上的安慰也是医生的社会职责之一，但是若这种精神安慰是建立在有意或无意的掩盖事实真相的基础上，我们就不得不担心事后患者家属会有激烈的情绪反应了。

若是患者家人有清醒的理智，对患者的预后有充足的心理准备，这时候我就很愿意为患者家属提供精神上的安慰，指导并帮助他们走过这段最难熬的日子。否则的话，我一定会让患者家属知道即将会发生的不幸，让他们不要回避现实。这看起来或许有些冷酷，但是却是正确的。

当家人患癌时，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方案，最终由谁决定，这也是一个理智和情感相冲突的问题。

我一般首先尊重患者本人的意愿，然后才会考虑患属的意见。在癌症治疗的问题上，医者只有提供信息供患者判断的义务，没有为患者做决策的权力。因为治疗决策涉及到的问题很多，患者与家属的个人信仰、教育背景、人生阅历、经济条件都会对决策产生影响，这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问题。

任何一个当事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认知和选择，有时家庭内部成员的意见会大相径庭。我个人面对这个问题时的做法是，当家庭成员之间的意见纷争很大时，尤其是患者本人不同意以中医治疗时，我选择退避三舍。此时即便患者家人们特别希望我能以中医为患者治疗，我也是​坚决不涉足的。

患者去世的时候，我们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和患者家属打交道，所以患者家属对中医的认知，患者家属性格是否温和理智，这些对医生决定自己是否接手一个病人，接手的话参与到什么程度，都会产生影响。

长期以来我一直在被患者和患者家属选择的同时，也认真挑选患者和患者家属，真正被我接纳的患者与患者家属也不多。只有当大家的三观相符，性格相投时才能有好的治疗效果，所以当我知道某些患者和患者家属与我不太可能建立起好的合作的时候，我会主动退出，不浪费患家的钱财的。

最近的十多年，我一直在与癌症和癌症病人打交道，也一直在思考和探索如何延长癌症患者的寿命。

到如今渐渐意识到，控制癌症，要想最大程度的延长患者的寿命，不能寄希望于任何“绝招”和“秘笈”。而是要靠一整套系统的控癌方略，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延长寿命的1%，只有多方面努力，才能创造出真正的奇迹来。

我们可以从英国职业自行车运动所经历的一些变化中学到抗癌成功的道理。在过去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英国职业自行车手在各项国际比赛中都碌碌无为，2003年的某一天，英国自行车运动协会聘请了Dave Brailsford担任其新的绩效总监。

Dave Brailsford与既往的教练都不一样，他一丝不苟的执行他自己制定的“边际效益的聚合”战略，对英国自行车运动协会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Dave Brailsford说：“从根本上来说，我们遵循着这样的一条原则，就是把有关自行车运动的整个环节都分解开来，然后把每个分解出来的部分改进1%，在你把各个部分的改进都汇集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体成绩显著提高。”

他们重新设计了自行车座，使其更加舒适，并用酒精涂擦车胎，以获得更好的抓地力。他们要求车手穿着电热套鞋，以便在骑行期间让肌肉维持理想的温度，并使用生物反馈传感器来检测每个运动员对特定锻炼模式的反应。他们还利用风洞测试了各种织物，并决定让他们的户外车手换上室内赛车服，因为室内赛车服更轻便，空气阻力更小。

Dave Brailsford及其团队在那些容易被忽视和意想不到的地方寻求1%的改进余地。他们测试了不同类型的按摩凝胶，看看哪一种能帮助肌肉更快的恢复。他们聘请了外科医生，交给每个骑手最佳的洗手方式，以减少感冒的概率。他们甚至为每个队员专门选配不同类型的枕头和床垫，确保队员们获得最佳的睡眠。

通过这些细微的改进，收效之快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短短的五年后，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公路和赛道自行车项目上，英国的运动员夺取了60%的金牌。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上，英国自行车手打破了9项奥运会纪录和7项世界纪录。在接下来的几年内，英国队连续五次夺取了环法自行车赛的冠军。

Dave Brailsford的经验不仅仅适合于训练自行车手，同样适用于帮助病人恢复。我们的医学目前把治疗的概念限制得太过狭隘，我们寄希望于靠手术刀、各种药物和治疗设备帮助我们恢复健康，把更为广泛的康复措施置之于不顾，这当然无法达到理想的疗效。

人的健康与基因、饮食、运动和各种各样的生活习惯有关，也与人的宗教信仰、婚姻、教育背景和心理状态有关。一个人生病，通常是病人自己乃至其整个家族积累了几十年的小毛病堆积而成的结果，如果能像Dave Brailsford教练一样的改进每一个细节，疗效将会得到很大的改观。

比如我常常听到一些癌症患者跟我说，他们之前的主治医生告诉他们什么食物都可以吃，不用忌口。恕我直言，这样的治疗就非常的粗率和潦草。也许这些医生们只是因为被病人追问太多，为了减少麻烦而故意这样说，也许是因为他们真的不懂很多食物是有致癌作用或者会加重癌症患者的病情。

所有的肿瘤科医生都应该鼓励癌症患者健康饮食，腌制食品、烫食、烧烤、火锅、油炸食品、辛辣油腻食物、食用后容易胀气的食物，这些或者有强致癌作用，或者食用后会加重癌症患者的病情的食物，必须禁止食用。至于中国人素来喜欢服用的各种“补品”，则应提醒患者慎重食用。

部分患者有根深蒂固的偏见，认为西医不主张忌口，所以他们选择了西医治疗后便继续什么东西都吃。美国防癌抗癌协会编撰了专门的防癌抗癌饮食和运动指南。在这份指南中，美国的肿瘤医生们达成了这样的共识：80%以上的谷物、全麦、蔬菜和水果加上少量的肉食，才是健康的饮食。

而且世卫组织列出的一二级致癌物中，有不少致癌物就是我们常常食用的食物，完全不存在现代医学不需要忌口之说。癌症患者要想康复，必须得牢牢的管住自己的嘴，远离常见的有致癌作用的食物。

癌症与体重有非常重要的关联，肥胖不但容易导致糖尿病和高血压等慢性病，也容易导致癌症。很多癌症患者整个家族性的超重，这样的家庭也特别容易出现多例癌症患者，这些家庭基本上都存在热量摄入与消耗不均衡的问题。这类癌症患者如果不提高自己的自制力，痛改前非，控制热量的摄入和加强运动的话，单纯的依靠治疗是不可能有好的疗效的。

尚有一些习惯了熬夜、抽烟喝酒的患者，也深受种种不良生活习惯所害而罹患癌症，对这类患者来说，就要制定一系列的计划来改正自己的这些毛病。也有一些患者的家庭不够和睦，患者自己性格极端，长期生活在压抑、焦躁、愤怒的状态，这些都容易成为诱发癌症的不良因素。

医生治疗癌症患者，若能深入到患者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中去，了解患者存在的种种不良习惯，引导他们改进这些习惯，建立起健康的生活习惯，疗效能大幅度的提升。

我自己曾经在一段时间内与我的癌症病人们在同一个群里朝夕相处（现因太忙而放弃了这种模式，改为通过写科普文章更有效率的影响患者），我们无话不谈，我得以知悉每个患者的个性特点和家庭情况，在治疗他们的同时，帮助他们排解心中的不快，帮助他们提高自己的个人修养，督促他们养成良好的饮食与运动习惯。应该说这些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我早期治疗的一些癌症患者虽然患癌十多年，如今依然存活着，与我对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极度在乎细节的性格是有关系的。

在用药物治疗患者的同时，穷尽一切可能去改良患者的心理状态和生活习惯是非常必要的。对一些在亲密关系上陷入困境的患者，甚至有必要做他们和他们家人的思想工作，改进他们的人际关系，帮助他们过上更舒心的生活。这种治疗模式虽然过于理想化，但是我认为舍此之外，没有更完美的办法。当然，当医生没有精力全方位的帮助患者的时候，患者和患者家属应该积极的按照这种思路，去改进患者的状态。

如果癌症尚不能促进一个患者和他的家庭进行全面的反思的话，那这样的患者和家庭也就真的无可救药了。

很多找我求助的神经母细胞瘤患儿，眼睛很难从电子屏幕挪开，有些孩子甚至无法离开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超过五分钟，超过五分钟他们就又哭又闹。电子设备是诱发神经母细胞瘤的两大罪魁祸首之一，另一大罪魁祸首是酒精，嗜好饮酒的父母所生的孩子更容易患神经母细胞瘤。关于电子设备对人的肾上腺和神经系统的不良作用我会另外撰文介绍。可以肯定的是，频繁使用电子设备对神经母细胞瘤患儿并无好处，但是很多患儿的父母却无法帮助其孩子摆脱对电子设备的依赖，他们常常把电子设备当作电子保姆使用，拿这些会加重他们孩子病情的东西来安抚他们生病的孩子。也有很多成年的癌症患者嗜好烟酒或高脂肪、高热量、高糖、高蛋白食物，无论我们如何告诉他们要戒烟戒酒，减少摄入高脂肪、高热量、高糖、高蛋白食物，他们都很难改变自己的这些习惯。这些其实都是成瘾行为在作怪，成瘾行为是和癌症患者的癌症有很大关系的另一种令人棘手的问题，它属于精神疾患。单纯的依靠药物来解决癌症患者的成瘾问题很不现实，中医也没有很好的解决成瘾问题的方案。医学分科太细，肿瘤科的医生对成瘾行为缺乏研究是客观事实。作为一个父亲和儿子，我在现阶段的生活中承担着照顾我的儿子和父亲的责任，在这一老一小的身上，我看到了医学教科书上所忽略的东西。我的父亲和儿子，也不同程度的存在成瘾行为。我的儿子与目前全世界绝大多数的青少年一样，对电子设备和网络着迷，而我的父亲则在饮食和生活习惯上存在着一些很难被改正过来的不良习惯——不良习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一种成瘾行为。我在教育儿子和照顾父亲的过程中，颇为他们的成瘾行为感到头痛。尽管深知这些成瘾行为具有一定的危害性，但是戒断他们的一些成瘾行为却需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那么我自己身上是不是也存在一些成瘾行为呢？客观的说是存在的。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不良习惯，然后努力改正。但是正如弘一法师出家后说过的一段话那样：虽然意识到自己一身的毛病，但是改过来的却很少。中国有句古话叫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所谓的秉性，确切地说是一系列的成瘾性习惯，其中有一些习惯并不是好习惯，而且有部分坏习惯还在一个家族里的所有成员的身上都有。因为环境的力量实在太强大，所以这样的习惯就非常的难改过来。而人的习惯与人的健康的关系不亚于基因与人的健康的关系，很多健康问题都是不良习惯造成的。医生如果致力于从根本上改变患者的健康状况，就必须帮助患者战胜自己的一些已经成瘾的不良习惯，而这是大多数临床医生办不到的事情。综合医学是一种致力于实现这种很难实现的医疗目的的医学，综合医学要求整个医疗过程能够全面的考虑患者的各种问题，而非仅仅的开出一张处方。在治疗棘手疾病时，仅靠药物是远远不够的。患者通常意识不到自己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需要医生的帮助才能认识并解决他们的一系列问题。每个时代都会有新的问题出现，像中医这样的传统医学不足以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案，一个医生需要有足够宽的知识面才能进行综合医学的研究。我在这些年的实践和学习中越来越意识到，即便只治疗某种特定的疾病，医生的认识水平只停留在中医或者西医的专科领域内，也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治疗的病人是多元化的人，他们的认知能力、知识结构、信仰、习惯等都是我们在治病时应该考虑的因素。这也是我现在和未来努力的方向，对医者来说，学习是永无止境的。​

我的腿痛反反复复，治疗缓解了一段时间后又复发了，复发了再经治疗又能缓解一段时间，总是这么反复的循环着。

最近几天又特别痛，走路时脚掌都有撕裂痛。昨天带着孩子去买鞋，我把自己的鞋底翻出来一看，右脚的鞋底明显的磨损得比左脚的严重多了，于是自己也买了一双新鞋，把旧鞋扔了。其实所谓的旧鞋，也不过穿了几个月而已。换了一双鞋子后，脚掌的撕裂痛马上就缓解了很多。

父亲跟着我们去了鞋店，父亲说，我从小就费鞋得很，一双鞋子穿不了多久，总是右脚的鞋底先磨穿了没法穿，只好频繁的换鞋子或者修鞋底。因为这件事情父亲还回忆起来了我在襁褓之中的时候，我的父母按照老家的风俗，为了预防我外八字，在我睡觉时把我的双腿绑在一块儿。父亲说，或许我这双脚的问题是那会儿就出现了，只是他们没意识到。

而且我从小到现在都有一个症状，只要稍微憋尿，腿就隐隐作痛，腿痛就忍不住要要上厕所，所以我的习惯性尿频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这两个问题一直到现在，也没能解决好。

这么说来，我的这点小毛病，算起来也快有四十年的病史了，只不过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严重而已。

经过这么多年的折腾，我对治愈我自己的这两个小毛病不再抱任何幻想。生活就是这样，总会有缺憾。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不加重病情，减少损伤我的腰腿的活动，增加适合我的运动，多游泳，少跑步。

我的父亲被老年人习惯性便秘折磨了五年后，现在终于也接受了他的便秘无法轻而易举的被解决的现实。每天我给他补充维生素C和维生素B1、B2、B12，同时使用4种不同的益生菌和益生元补充剂，佐以石斛和蒲公英茶。督促他改变生活和饮食习惯，他的状况才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最初他不能接受自己离不开这些补充剂的现实，总想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在我之外，尝试过很多医生开的药，每次都是在短暂的缓解后变得更加严重。

几经波折，他的心态终于调整过来了，不再追求“治愈”，而是学会了抱残守缺的活着。

我最近看了《爱因斯坦传》，看到即便是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也不得不在疾病面前低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人类的能力很有限，很多慢性疾病离被攻克还很远，能尽量少受罪的生存着已经很不容易了，多数时候，过高而又不切实际的期望只能带来更糟糕的结果。

过去这两年，我在中医抗癌方面的研究有得也有失。

八月份是三伏天，每年的八月份，咨询和就诊的病人都比其他月份要少，我在八月份整理了很多病人的资料，回顾他们的治疗历程，思考其中的得失，寻找自己的偏颇之处，以改进今后的工作思路，提高疗效。

首先来谈一谈不足之处。

第一个不足之处是我这两年过于依赖自己的经验了。

过去的两年，找我治病的多数患者，都是通过口碑相传而来的，这样来的患者，呈现了比较明显的病种集中的特点，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在病友群体中知道我的。

常来向我求助的患者中，最多的是肺癌患者，其次为小儿神经母细胞瘤患者，再次为脂肪肉瘤患者，再次为卵巢癌、宫颈癌和乳腺癌患者，再次为淋巴瘤患者。

因为患者比较集中，我自己也有些依赖过去的经验，给每个患者的用药方案较为接近。实际上这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导致部分患者的治疗效果并不理想。我查看一些治疗效果不理想的患者的医案，自己也觉得更换一些方案去治疗，也许会有更好的效果。

但工作久了，人很容易形成思维定势，对同类患者，寻求近似的治疗方案，不但是医者容易犯的错误，也是患者和患者家属们内心的期待。很多患者看到自己的病友用某某方或某某药有效后，自己也跃跃欲试，总觉得如果医生没有给自己用同样的药，可能效果就不如那些病友。

实际上每个病人的具体情况都不太一样，套用治疗成功的患者的用药方案去治疗，是一种存在思维惰性的做法。通常我治疗的某个病种的前几例患者的疗效是最好的，之后的患者疗效反而不如以前。这或许是因为对新接触的某个病种，我花费了很多的心血去研究，这花费的心血足以抵得过经验不足带来的弊端。反而经验丰富后，却容易因为犯经验主义的错误，而减少了在新病人问题上的思考时间，导致治疗有失偏颇。

所以今后走出经验主义的误区，对某个病人还是要认真仔细的分析其具体的情况，采取相对应的治疗对策。

第二个问题是我过度的追求降低治疗成本了。

两年前我制定了一个目标，想尽量把儿童肿瘤患者每个月的花费降低到1000以内，把成人肿瘤患者每个月的花费降低到2000元以内。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直在尽量少开或者不开一些比较贵的中药。

另外，为了减轻患者的负担，也尽量降低患者的复诊频次，复诊时间设置得过长，一般是三个月复诊一次。在这三个月内，基本上我都是远程免费指导患者调整用药方案，这对一些病情不太严重的患者，或许是对的。但是对一些病情严重的患者，就不合适。

实际上，这些为刻意降低患者花费的目标定的非常的不合理。一味的追求低价，追求自己在患者群体中有个相对较好的评价，也会耽误一些患者的治疗。在货币不断贬值，物价一路攀升的今天，要想以如此之低的成本去治疗癌症，最终只有绕开一些疗效较好但是价格较贵的药。治病还是应该根据病人病情实际需要用药，不能太刻意的追求低成本。

曾经有个和我共事的大姐对我说，我自己为患者尽量省钱，但是患者家庭该花的钱，他们并不会少花。不花在我给他们开的药上，就要花在别的医生或医院给他们开的药物和治疗项目上。我一味追求省钱的做法，是受我出身于贫民阶层的生活经历的影响。

我现在不得不承认，她对我的这一评价是正确的，我自己每次开药稍微贵一点，给某个患者开的药费若达到了每个月三千以上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对患者家庭充满了愧疚之心。但是实际上，患者在其他的医疗项目上，根本就减少不了多少费用。

从私心里说，我降低治疗费用，也是为了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医患纠纷。有些患者就诊时，患者和患者家属觉得我开药太便宜，担心疗效，主动提出要求开一些贵一点，疗效好一点的药，我也不太愿意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我担心万一治疗无效，让患家花的钱多了，容易产生矛盾。

这个问题也是医生们经常遇到的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一个问题。医患关系很敏感，因为涉及到经济问题，所以经常发生纠纷，我自己是不大敢触碰医患纠纷的高压线的。我只敢向一些素质较好、收入较高、交情不错的患者开名贵药。

过度追求降低治疗费用，降低治疗风险，最后的结果就是降低了疗效。曾经有个在医院里从事管理工作的患者家属对我说，她在自己的医院里目睹着医生们为了避免日后的医疗纠纷和经济纠纷，对一些也许还存在希望的患者采取的是放弃的态度，她理解自己的同事们的做法。但是当她自己的孩子面临死亡的威胁的时候，她深知这些存在于医生内心深处的潜规则，看着她自己的孩子也被这样放弃了，她却无能为力去改变，这让她很痛心。

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癌症患者和他们的家庭非常值得同情，为了求生，很多癌症家庭动辄在医院花费几十万、上百万，因病致贫，有些癌症患者的家庭因此而支离破碎。为了摆脱自己的负担，一些患者的配偶选择与患者离婚，父母放弃子女或者子女放弃父母，这样的事情我都见识过。所以对癌症家庭因为经济原因而与医生关系紧张，也是深有体会的。

所以我对于人在遭遇癌症的威胁下的任何行为都非常理解和深表同情，甚至对那些无端的谩骂我的人也是如此。我相信如果他们不是遭遇了癌症这样的人生难题，也不至于无端的失礼到这种程度。当然，理解归理解，防范还是要防范的。

死亡的威胁，经济上的巨大压力，心情的极度悲伤和压抑，导致很多癌症家庭失去了常态。也给很多治疗癌症的医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外界对肿瘤科医生面临的这些压力并不理解，社会上对肿瘤科医生的怨言很多，所以很多医生在肿瘤科干不久便逃离了。

我儿子曾经向我表示，他不想再像我一样的学医行医了，如果叫他去干这行，他宁愿自杀。如非热爱医学，我想我也坚持不到今天。所以我尊重我儿子的选择，我让他学点医，也只是为了让他今后能生活得更健康，倒也未必逼他走上医学之路。除非他今后转变了兴趣方向，热爱上了医学，否则我想我家学医行医之路，在他这一代是要断掉的。

无论是出于同情患者的目的还是出于规避医疗纠纷的目的而降低治疗费用，都是应该适可而止的。北京同仁堂的西黄丸这类名贵药一涨价后，我除了偶尔给一两个患者开之外，基本上都不用，这就有点过度了。

第三个问题是我没能很好的为自己设置一条能力的边界线，拒收部分治疗价值不高的患者。

如果我能为自己设置一道能力的边界线，知道在何时应该明确的告知患者和患者家属，我无能为力，请他们另请高明的话，我自己承受的心理上和体力上的压力就会少很多，也能更有效率的去治疗那些有治疗价值的患者。与此同时，也避免了某些失去了治疗价值的患者家里遭受没必要的经济损失。

当然，就像《最后的告别》的作者，美国医生阿图葛文德所说的那样，医生不太容易知道自己能力的边界在哪里，因为医疗是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的。看似严重的患者却创造了奇迹，看似轻微的患者病情进展迅速，这都是很常见的事情。

医生为自己划出的那道能力的边界线，也只能是在自己人生阅历的基础上，估摸着划出的一道并不完全准确的边界线。我们无法如患者和患者家属所期待的那样，总是能帮助他们做正确的判断和决定，无法帮助所有的求助者解决他们的问题。何时承认自己无能为力，是无法有清晰的标准的。

对医生而言，一个重病号通常要耗费掉十个以上的轻病号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其疗效还会差很多。而治疗重病号时，面临的风险比治疗轻病号时要高出很多倍。所以划出这样一道能力的边界线，对患者家庭和医生本人都非常的有帮助。什么患者都接收，并不合适。

这是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需要解决的三个主要的问题，解决了这三个问题，我相信自己在治疗效果和职业经验上都会再上一个台阶。

当然，这两年也不是只有“失”，而没有“得”。有一些患者，还是受益于我近两年尝试的新思路的。

癌症非常顽固，中医治疗的癌症患者，大多数已经是西医无能为力了的患者。现在社会上有些声音在批评中医，认为一些中医在欺骗癌症患者信任中医，放弃西医。我对这种说法很有意见，这都是自己拍脑袋想象的结果。

不仅仅我自己，我相信绝大多数的知名的中医老教授，他们接诊到的癌症患者也大都是被西医放弃的患者。实际上，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向中医求助的癌症患者，都属于已经接受过西医治疗，没有效果，濒临死亡的患者。即便是另外的百分之十几的状况还好的患者，也大多在同时进行中西医治疗。

这些患者只是不甘心就这样束手无策而就诊于中医，真正不先经规范的西医治疗就找中医治疗的患者是极少数的。在现代社会里，中医势微，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去给癌症患者洗脑。就我自己接收的患者来说，绝大多数也是因为他们身边的病人在我的帮助下有起色了才会来找的，而非靠宣传吸引来的。对那些用其他疗法治疗有效的患者，我也不鼓励他们放弃正在接受的有效的治疗而选择我的治疗。

所以这样的一些严重的患者在中医的治疗下，病情有起色，生命得到了延长，是非常令人欣慰的一件事情。

治疗这样的患者，难度非同一般。我遵循常规的治疗思路，治疗无效的患者中有一部分人，一直在恳求我继续为他们想办法。我才不断的突破常规，为这样的患者谋一条生路。

一个人研究任何一门学问，难的不是照葫芦画瓢式的学习，难的是学习完后，能突破这门学问中业已形成的思维定势，闯出一条新的路子来。在前人没走过的路上摸索，需要一个人不断的思考和实践，不断的总结和归纳。

借助现代医学对癌症的认识，重建中医对癌症的辩证和辨病的方法是很有必要的。借助现代药学知识，吸纳传统中医组方经验，不泥古的去组建真正解决问题的方剂，也是很有必要的。一切应以实际疗效为判断对错的标准，而非一味的遵经重典。

我最近两年在重建中医癌症辩证和辨病的思路和重建中医抗癌方剂的组方思路上进行了大量的探索，没有因循守旧，遭到了一些同仁的批判。但是我的很多患者获益了，他们的病情得到了缓解，生命得到了延长，用现代检测方法去检查的结果证明了这样的治疗思路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我这样治疗的很多医案我已经公布了，在我公开的文章中是能够找到的，另一些医案我也会陆续整理并公布。

我希望我自己的这些思考，对其他同仁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冒昧的请求一些中医同仁，能够胸怀宽广一些，不要戴着有色眼镜来看这类新尝试。我公布的医案里大多有病人在各个医院的检查号或者住院号，在各个医院的数据系统内是能够查询到的。

我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这些医案的真实性和可追溯性，我是能够坦然的接受医疗界的同仁们监督的，而非自己编造出一些虚假医案来糊弄人。当然为了保护患者的隐私，我没有公布患者的个人信息。这样做兼顾了病人治疗效果的可追溯性和对病人个人隐私的保护。

未来我会继续在这个方向上摸索前行，尽可能的组出最佳的针对癌症患者的各种问题的用药方案出来。同时也尽可能克服我所犯的经验主义错误，和自己在治疗原则上犯下的一些错误，更好的为患者服务。

我近期在前一段时间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良配方，合用一百多种中药，治疗成年人癌症，略有成效。今谨撰此文，介绍我的用药经验。我所用的中药有以下这些：猫爪草、枳壳、枳实、青皮、陈皮、丹参、厚朴、党参、薏苡仁、豆蔻、茯苓、乳香、没药、血竭、蜈蚣、全蝎、炮山甲、三棱、莪术、玄参、松贝母、土贝母、浙贝母、煅牡蛎、海藻、昆布、三七、壁虎、山蛩虫、干蟾衣、水蛭、黑蚂蚁、当归、黄精、生黄芪、鼠妇、元胡、两头尖、露蜂房、黄药子、山慈菇、喜树果、蜣螂虫、地鳖虫、墨旱莲、女贞子、沙苑子、菟丝子、枸杞子、丁香、肉桂、虻虫、白花蛇舌草、法半夏、胆南星、山豆根、重楼、藤黄、苦参、急性子、白芍、淮山药、川芎、桃仁、红花、白及、防风、儿茶、白术、苍术、片姜黄、僵蚕、蝉衣、益母草、香附、鳖甲、龟板、皂角刺、连翘、柴胡根、怀牛膝、车前子、石韦、红豆杉、羌活、独活、桂枝、葛根、生地、虎杖、大黄、薄荷、鸡内金、焦山楂、蒲公英根、凤尾草、核桃青皮、藤利根、仙鹤草、半枝莲、白花蛇舌草、三尖杉、青娘虫、红娘虫、干漆、制马钱子、人参、西洋参、熟地、斑蝥、麝香、牛黄等。研究了十余年的中医抗癌的思路后，我认为中医治疗癌症，与西医的化疗思路有相近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而传统的中医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思路，有可取之处，也有不足之处。历代中医对癌症的认识，尽管模糊不清，但是对癌症这种疾病的发展，基本的认识是对的。癌症患者最大的特点就是随着病情的进展，患者的体质会越来越差，多数癌症患者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贫血、营养不良、消化功能差、排泄功能差、癌热、癌痛和胸水、腹水、心包积液、盆腔积液等症状。治疗癌症的根本在于遏制癌细胞在体内的疯狂增殖，与此同时，要兼顾癌症的各种并发症，强健患者的筋骨，提振患者的消化能力，提升患者的免疫力，控制癌热，改善患者的大小便情况，改善患者的脊髓造血能力，预防肿瘤破溃出血。我本人在组方用药的时候，就是根据癌症这种疾病的这些特点，采用有相应作用的中药，组合成方，进行治疗。用药本着扶正固本、活血化瘀、软坚散结、以毒攻毒、消痰利水、凉血止血、健脾益肾的思路，不断的调适各种药的用量，根据病人使用后反馈的信息，调整处方。虽然组方一改再改，但是对不同类的癌症患者，使用的药物基本相同，有一部分患者服药后效果明显，并不因为所患的癌症种类不同而有区别。如果绕进中医的辨证论治的套路中去，癌症的治疗就变成了一件玄幻莫测的事情，实际上按照辨证论治的思路去治疗癌症，是有很大的缺陷的。因为每种癌症根据其病灶所在的部位的不同，表现出来的临床症状不一样，若是按照中医的辨证论治来治疗，其治疗方法势必多种多样。但实际上，内服中药治疗癌症时，是可以用同一种思路对各种不同的癌症进行相同的治疗的。不需要根据辨证论治的惯例，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治疗。不过中医师有较高的辨证论治水平，对治疗癌症患者的各种并发症，确实很有帮助。在某些肿瘤的治疗上，通过中医的辨证论治思路也能取得非常不错的疗效，这是不容否定的。所以治疗肿瘤的中医师，是需要努力提高自己的辨证论治水平的。笔者之所以强调辨病论治的重要性，是因为在肿瘤这种具体的疾病上，不可以拘泥于传统认识。西医的同一种化疗药，可以用于多种不同的癌症，中医的内服药进入人体后，在人体产生作用的原理和西药化疗药没什么区别，都是通过一系列的生物化学反应发挥作用。中医的内服药是可以和西医的化疗药一样，针对不同的癌症都有效的。我本人正是秉承这一理念，开展系列的临床研究。实践证明，这样去治疗癌症，不但治疗癌症的原理可以阐述清楚，治疗的效果也可以重复，是一条值得探索的可靠的道路。而我过去使用简单的几味药或者单味药，也有过治疗有效的经验，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单味药有效的概率太低。所以我个人这几年一直在想尽办法提高有效率，越来越复杂的组合用药虽然看似繁琐，但是在有效率上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我还会继续在这个方向上探索。用药复杂，需要在安全性上特别注意，针对病人具体的情况，要有具体的对待，不能所有的病人在药物的用量上都一致，有些病人的用量要轻一些，有些病人的用量要重一些。有些病人要多用一些补药，有的病人可以多用一些有一定的毒性的抗肿瘤药。医生临床水平的高低，体现在拿捏这轻重的分寸之上，而这是需要建立在积累临床经验的基础之上的，只能是慢慢来，急不得。​

七夕，也叫七巧节，在民间传说中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也是我母亲的生日。我的母亲生于1954年七月初七，如果她能活到今天，也才不过65岁而已。在现代社会，65岁并不算老。她辞世时，还不满58周岁。

曾经，我因为她过早的离世而痛惜不已，七年多过去了，现在我接受了这个结果，并且觉得如果我自己也能像我母亲一样，在老迈到来之前就辞世，也未必是一件坏事。起码，我不必经历老态龙钟带来的无奈。佛陀所说的人生八苦中的“老”之苦，能避免了也挺好。

所以之前我也曾对癌症和其他致死性疾病产生过的恐惧心理，现在逐渐消失了。我已经活到了四十岁，在古代，多数人活不到四十岁，活过四十岁的是少数。战争和疾病是导致人类死亡的两大因素，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未被战火焚烧，能活过四十岁已经很幸运了，不必再奢求无疾而终​。

此次我去陕西旅游，顺便在西安看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肺癌患者。老人已经进入了终末期，此前因为过度治疗，身体损伤很大，现在生存质量很不好。我下火车的时候，他的女儿在火车站接站，我便跟着她到了患者家里。

到患者家里后，看到患者基本上已经处于卧床不起的状态，人也极度消瘦。我很直接的告诉这位老年患者，我并不能够治愈他，我来看他，也不是为了治愈他，而是希望在他临终前给他做临终关怀治疗，让他少受些罪，走的时候痛苦少一点，告诉老人不要对治愈存在太多的幻想。

我们的谈话坦率自然，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场愉快的谈话。这个老人对死亡没有多大的恐惧，真正感到慌乱和痛苦的，是他的家人。

我在来的路上已经跟患者的女儿说了很多，让她对死亡看开一些，没有必要为她父亲做太多的无益的治疗。如果能为她父亲减轻一些痛苦，而不是因为追求不切实际的治愈而去进行太多的创伤性的治疗，今后她父亲辞世时，她的心中回想起来会好受很多。

离开患者家里时，患者的女儿跟随着我们出来了，在路上，她说他们之前一路求医问诊，从未碰到过一个医生能如此坦率的告诉他们如何应对死亡。她和家人们也从未和老人如此直接的讨论过他的死亡，未曾讨论过临终关怀的问题。而我能够把他们这层纸捅破，让她感觉既意外又获益匪浅。

她问我为何能如此冷静和理性的对待死亡，是不是因为我见多了生死。见多了生死的确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是我想真正能令我淡然生死的，还是我阅读的那些书籍和我的与死亡不存在关系的人生阅历——既已精彩的活过，何惧死亡随时来临？生当如夏花绚烂，死应如秋叶静美​。

死亡是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人生主题，但是遗憾的是很少有人能够对这一人生主题进行理性的思考，因为大多数人都厌恶死亡，贪生怕死是人类的天性。只是无论如何惧怕死亡，死亡终究是要到来的。在死亡面前，逃避和恐慌是无益之举。

如果有一天我要面临死亡，我真正需要的，并不是与死亡对抗，而是我的家人们尽量减轻我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负担，不必让我饱受肉体上的折磨和情感上的煎熬而去。我只希望我所爱的人，能够在我临终前，给我自然而平淡的陪伴，而非夹杂着悲伤和慌张的挣扎。

我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做临终关怀治疗，因为找我的患者，​多数已经病入膏肓了。作为一个以照顾病人为职业的人，我需要为这些临终病人考虑的是如何在他们人生最后的时刻，用相对较低的代价，为他们争取到最好的生存质量，同时尽量适度延长他们的有较好的生存质量的生存期——​如果生存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那这生存期不延长也罢。

这需要患者和患者家属的理解和配合，如果他们无法在治疗目的上和我达成共识，那么这种治疗终将半途而废——不是我中途放弃，便是他们中途放弃。所以我更愿意坦率的与患者和患者家属做直接的沟通，而非欺骗——无论这欺骗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

所以我总是希望患者能够对他们的疾病知情，而非充满了焦虑情绪的猜测​。很多患者家属在向患者隐瞒患者的病情，但是他们没有能力解决患者肉体上的痛苦，最后只能导致患者备受折磨的猜测自己究竟是不是病入膏肓了，这种猜测其实比知道自己真实的病情更折磨他们。

对人生最后的这段日子应该做如何的安排，最应该听从的是患者自己的意见，而非家人们的意见。我活了这么久，尚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人是不渴望独立和自由的，即便他们口头上否定，但是他们仍然在具体的行动中，​捍卫着自己的独立和自由。由亲人们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和安排他（她）死亡前的最后这段日子，是违背人道和人性的。

只有明了这些道理，我们才能看到临终关怀治疗的意义，也才能真正的为患者带来最有价值的帮助。

​临终关怀治疗不是放弃，而是在务实的​做最后的努力。人生的意义也不在于能活多久，而在于活着的时候是否​幸福。学医的目的，也不一定在于救死扶伤，在病人最后的时刻，尽量减轻病人的痛苦和安抚病人家属的悲伤，也是医生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