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遇到患者和患者家属向我咨询一些偏方的疗效。通常，这些偏方的背后，总会有一个癌症患者康复的奇迹故事，但是以我过去十多年的见闻，没有一例照搬这种偏方抗癌成功的真实案例。

我过去十多年接触到的癌症患者有近十万人，在这么多的癌症患者中，找不到一例可以重复这种奇迹般的疗效的患者，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也就是说，这样的创造奇迹的偏方根本不具有可重复性，其背后的抗癌成功的奇迹故事，也很难被验证。

癌症作为世界医学难题，不是那么好对付的。越是信誓旦旦的强调某种抗癌方案的有效率多么高的宣传，越可疑。患者和患者家属应该谨慎的对待这种到处可见的信息，不要把自己康复的希望寄托在这些“奇迹故事”上。否则的话，很容易耽误治疗时机，丢掉宝贵的生命。

我遇到的绝大多数康复者，都是靠综合治疗和患者个人调整生活方式，改变不良生活习惯抗癌成功的。靠单一因素成功的癌症康复者是极少的。任何已经见效的抗癌方案，都是非常宝贵的方案。有一些患者在用的某种方案，明明已经有效，但是偏偏嫌见效速度慢，硬要更换医生和治疗方案，最终都不免耽误了自己。

医生也许会因为个人所学的知识的束缚，存在排斥西医或排斥中医的倾向，但是患者和患者家属，不应该对中西医存在任何偏见。我对纯粹的中医黑很头痛，对纯粹的中医粉也很头痛。我一直强调，治疗癌症应该多学科合作，中西医并用，医养结合，医患共同努力。在患者身体状况尚可的情况下，采取综合手段治疗，是患者存活机会最高的选择。

癌症患者和患者家属最需要寻找的是专业知识过硬，临床经验丰富的中西医师，而非偏方。曾经有个年轻的医生对我说，她在肿瘤科做临床，最大的感受就是癌症患者是一个疾病的综合体——癌症患者身上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身心健康问题，这些问题都有可能导致患者丧生。所以肿瘤科的医生需要见多识广，才能帮助到患者。

一个肿瘤科医生同时能服务的癌症患者，我认为不应该超过三百人。而且这还是年富力壮的中青年骨干医生能够承受的最大的量，年老体衰的医生，服务的癌症患者的数量应该更少才对。因为每个患者都需要医生付出大量的心血，去解决他们存在的各种问题。

我们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我国居民的经济条件并不好，所以医生的配比还不合理，大多数医生接诊的患者远远的超过了医生们能负荷的最大数量。所以诊疗工作很难做得非常仔细，基本无法为患者提供长期的周到的服务，这直接影响了我国癌症患者的生存期——在全球各国中，我国癌症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是相对较低的。

所以癌症患者遇到一个细心和耐心的医生，是可以多活一段日子的。中晚期癌症患者大多数会死于癌症，地球上还没有一个医生有确切的把握可以保证治好中晚期癌症患者。但是现有的医疗手段，可以延长患者的寿命，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

我认为癌症患者和患者家属，最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理智的认清现实，调整心理预期，与医生们建立起最理想的长期合作关系，为患者争取最长的生存期和最好的生存质量，而不是四处打听治愈癌症的偏方。

按照常规的综合治疗的方案来治疗的患者，大多数取得了较长的生存期，有一些甚至会生存到自然死亡的年龄。生存期超长的癌症患者，很少不是靠综合治疗手段求生成功的。

我也曾追访过很多偏方故事中的主人公，确实有极少数的是靠偏方治疗取效——通常这种效果不像传说的那么玄乎其玄，而只是维持了一段时间，之后便无效。但是更多的在用偏方治疗的患者，同时也用了综合性的治疗手段，所以他们的疗效，很难说是偏方的效果，还是中西医综合治疗的效果。

比如某位据传说靠服用生土豆汁抗癌成功的抗癌明星，我追访到这个患者本人的时候，才知道他既做过手术，又做过化疗，还吃了中药，只是也在用生土豆汁抗癌。而且他被传得神乎其神的故事，是从他确诊为癌症后的第九个月开始的（九个月根本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最初是他的女婿（一个特别喜欢夸大其词的人）对外宣传的，后来就以讹传讹，传得神乎其神了。而我追访该患者时，该患者还不幸复发了半年多。​

我曾经为了核实这些传闻，全国各地去追访患者和所谓的献方人——那个最著名的白花蛇舌草和半枝莲的献方人，我追访到他本人，他矢口否认网络上的那些夸大其词的说法出自他口中。他非常苦恼，因为很多人按照这种被传得神乎其神的方案去治疗，无效后骂他。

后来我意识到自己没有精力去核实每一个这样的传奇故事，所以放弃了这种努力。这种追访使我认识到，谣传的力量远胜过理性的力量。我相信在今后，类似的谣传或偏方还有很多，但是我也相信照着这样的谣传和偏方去治病的，接近百分之百会失败。

有个曾经把希望寄托在这样的奇迹的女患者，在临终前对我说的一句话令我印象很深刻，她说：“还是综合治疗活路宽”。这句话很直白，也是她自己在汲取了血的教训后，发自内心的感受。

这个女患者是一个银行职员，因为肠癌而四处寻求偏方，本来医生认为她有两年以上的生存期，最后半年不到死亡。临终前她最恨向她宣扬“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的某江湖神棍式的中医。

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抗癌的希望寄托在这样的“奇迹”上，更不要因为这种被传得玄乎其玄的奇迹而耽误规范的治疗。

前几天，我的一个胃癌患者向一个晚期肠癌患者的母亲推荐了我。看了这个患者的病历后，我感到很心痛，这是一个19岁的姑娘，年纪轻轻已经到了肠癌末期，她是一个过度肥胖的女孩，体重有180斤。去年我接收过另一个肠癌晚期患者，那个患者是21岁，也是一个过度肥胖的患者。

​我在北京街头见到的孩子，约有一半以上处于过度肥胖状态，包括我自己的孩子。这个暑期，我开始带着全家减肥，我们家买齐了三辆自行车，其中两辆是今年新买的山地车，还有一辆是我之前常骑的凤凰牌通勤车。

我们每天从家骑行到香山，再从香山骑行回家。前几天，我还带着孩子和他妈一起骑行了五十多公里，上了妙峰山顶，然后从妙峰山再骑行回来。那天我们全程骑行了一百多公里，耗时11个小时，其中有14公里为登山道，这14公里的登山道耗时快4个小时。

从孩子中考结束后，我们一家都减了约有十斤。我们仍然在坚持着，我希望把这样的骑行运动作为家庭日常习惯性活动，长期坚持下去。

现在的孩子们已经不爱运动了。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同学中几乎没有胖子，直到上大学，我的体重基本上都只在100斤左右，瘦得很。那时候一是因为营养没有现在好，二是因为我们的体力消耗比现在的孩子大多了，所以我们都不胖。我没有听说过我的同龄人中有在20岁左右患肠癌晚期的——肠癌是富贵病，跟营养过度和运动不足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暑假，我儿子的同学，还有我周边的中考结束的孩子们，纷纷去上初高中衔接班了。北京城的培训班的生意还是那么红火，似乎受新冠肺炎的影响不大，焦虑的家长们生怕孩子们在和他们的同学的竞争中输了。我在这个问题上很固执，不管孩子考试是好是坏，我都拒绝让他上培训班，我不能让他成为学习机器，更不能扼杀他的兴趣爱好​。我的人生经验告诉我，​小时候没有玩够的孩子，长大了不容易快乐。

我记得我在中考和高考结束后，都是没命的玩。中考结束的那年暑假，我沉迷在下棋和钓鱼之中，玩得不亦乐乎。孩子们不贪玩，实在违背人的天性。扭曲天性的教育，能否教育出一个健康快乐的人来呢？我深表怀疑。

我的同学没有一个自杀的，但是现在自杀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实在是太多了，我身边就发生了好几起，新闻上也时有报道。我偶尔会思考这个问题：是什么造成了现在的孩子如此脆弱？为什么现在的孩子们身体和心理都不那么健康？

甚至我们自己，我们这代农家子弟跳出农门，洗脚上岸后，也陆陆续续的变得大腹便便了。我小时候在家里看到的四十岁左右的长辈，几乎没有腹部肥胖者，但是我现在看到自己的同龄人中，几乎没有腹部不肥胖者。

与肥胖一起到来的，还有糖尿病、脂肪肝和癌症。癌症病人越治越多，我的工作永远也做不完。从近些年的统计数据来看，一线城市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会得癌症。因为这个原因，我一辈子都不会失业。我个人只愁没有足够的休息时间，根本不用愁没有足够的患者。

糖尿病、脂肪肝和癌症这类疾病，都与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我们能够改变饮食结构，能够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能够维持足够的运动量，能够将摄入的热量和消耗的热量维持在一种基本相等的状态，我们的身心会健康很多。

可惜的是，我们做不到。我们已经习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我们也习惯了现代社会建立在竞争的基础上的生存模式，习惯了让自己的大脑被各种流行的思潮左右，所以现代人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都在走下坡路。

欧美的科学家通过数据统计发现，人类的身体素质已经从最巅峰的状态在往下滑了。二战后的一代人的身体素质最好，最近的二三十年，人类的整体身体素质正在以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势发展。我们总是乐观的相信人类社会是在进步，但殊不知事实不是这样。

前几天我看到了某农业学家写的一篇文章，谈及现代农业正在走一条邪恶的路。其实何止农业在走邪恶的路，我们整个的现代生活都在变得很邪恶。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呼吁人类改变饮食结构，世卫组织在呼吁大家保持足够的运动量，不过这种呼吁对社会大众的影响甚微，人们在贪图享受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病人和病人家属的脾气也越来越大，原因无他，皆因富贵而骄也。佛经中说：“贫穷布施难，豪贵学道难”，当大家处在贫穷状态时，愿意布施的人少，当大家都处在富贵状态的时候，谦卑的人也少了很多。

罗素先生说，幸福的生活是多姿多态的。多元的立体的人生才是美好的人生，可惜的是，我们很多人的人生已经非常机械化和单一化了，大多数人都在变得好逸恶劳。最近的二三十年，尤其如此。所以这二三十年，全球各国的富贵病也都在突飞猛进的发展。

​中医经方学派特别重视方证和药证，当然很多经方学派中医有一个很不好的地方就是只尊崇张仲景记载的有限的古方，对后世的效验方不屑一顾，这个就有点囿于门户之见了。但是经方学派重视方证和药证，拒绝用阴阳五行的玄谈来解读中医的做法很值得肯定。

胡希恕教授毕生都在努力把经方与《黄帝内经》剥离，胡希恕教授及其弟子的著作是否定《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参考了《黄帝内经》的，也从多方面考证了《伤寒论》序言中的“撰用《素问》”等文字属于后人篡改张仲景的原文，以附丽《黄帝内经》中的阴阳五行和经络学说。

陈苏生教授的《五行平议》和姜春华教授对阴阳五行理论的考证（见姜春华的《中医与科学》），都做了很多功底十足的考据工作，证明阴阳五行学说应用于中医，颇为牵强附会，读者有兴趣可以自己查阅。日本的汉方医学家如吉益为则和汤本求真等，基本上都摒弃了阴阳五行学说。

如果认真去读《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等古代临床著作的原著，我们不难发现，张仲景等临床医生真正所重视的是方证和药证。“有是证，用是药”，“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桂枝本为解肌，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之也。常须识此，勿令误也”，每一个方子都有非常清晰的适应症，有些还有禁忌症，见到了适应症，就用相对应的方剂，效果立竿见影。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张仲景用阴阳五行理论去解释病者的疾病，直到金元时期的成无已开始，后人才开始用自己的语言去解读张仲景的著作，此时离张仲景去世已经有千年之久。这些解读大量的采用阴阳五行的理论，以讹传讹，流毒无穷。把本来是建立在方证与药证的基础之上的，清晰明了的中医临床著作，蒙上了玄学的色彩。

胡希恕教授认为，这是因为古代的中医，要想混碗饭吃，给富贵人家看病，免不了要扯上一些貌似高深的理论来令人家信服，所以才讲辨证论治。胡老认为中医要做的是辨证施治而非辨证论治，不需要这些高谈阔论，辨明了患者属于某某证，直接用某某方就可以了。这种有据可依的治病思路，较之于胡扯阴阳五行理论要可靠多了。所以胡老生前治病时，一般只讲这个患者属于桂枝汤证，那个患者属于小柴胡汤证，直接按证开方就是了。

“真理半张纸，闲言万卷书”，这句至理名言用来形容中医，真是恰当不过。《伤寒论》很薄很薄，但是古今解读《伤寒论》的书汗牛充栋，后人把《伤寒论》越读越复杂。古今注解《伤寒论》的有数百家，这些人注解《伤寒论》的书看一辈子也看不完。

我看过崔永元的一次演讲，主题和“素读”有关。崔永元给“素读”下了个定义：按照人家自己的本来的意思去读人家的书，不要过度解读原作者的意思，把人家一行字读出无数行来，这就叫素读。

崔永元讲了一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真实的事情：他说有一次做节目，他们邀请了一个书法家嘉宾，崔永元看到人家特别激动，因为他之前读过这位嘉宾的书。所以崔永元讲了一大通的书法理论，听得人家嘉宾也很激动，问崔永元从哪里看到这些理论的。

崔永元说，就是从你的某某书中看到的呀。这个嘉宾对崔永元说，我的书中没有这样的话。于是崔永元拿出书来翻阅，果然这个嘉宾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崔永元感慨万千的说，我们现代人已经习惯了按照自己的思维去曲解其他人的意思，不能用“素读”的态度去理解他人。

我们现代人读古人的著作，很容易犯崔永元犯的这个毛病。我们拿自己的成见去理解古人的著作，不相信古人的著作只有字面上的意思，一定要把古人的一个字读出厚厚的一本书来。如果张仲景穿越了，来到现代，看着大家解读他写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文章的话，一定会瞠目结舌，有种云里雾里的感觉。

我刚开始学习中医，也容易进入这样的理论圈套。但是后来渐渐的读书多了，看到很多大家批判阴阳五行，对阴阳五行理论产生了质疑，自己才算是找到了中医入门的路。转而全心全意致力于学习和记忆中医的方证和药证。中医的生命在于临床疗效，而中医的临床疗效的根本在于方证和药证。

医者只要认真研究患者的症状，熟练掌握方证和药证，不陷进阴阳五行的怪圈之中，少扯些上热下寒，心肾不交，内热外寒之类的不切实际的鬼话，临床水平会大大的提升。

方证和药证是中医最接近循证医学精神的内容，有据可依才能最大程度的保证疗效确切，玄乎其玄的靠不完全准确的逻辑推演的理很容易把中医搞得虚头巴脑。所谓的“医者意也”，过度的强调医生的主观臆测，忽视客观证据，导致中医学起来颇为费解。古人认为中医的“理法方药”，理占据最上端的位置，所以大谈特谈“医理”，但现在我们知道那些理中有很多是荒谬可笑的。而真正有实践精神的却是“方证”和“药证”，是排在最末的方和药。

举例来说，青蒿素有抗疟原虫作用，但是古人不知道疟原虫，就认为青蒿“味苦，气寒，无毒。入胃、肝、心、肾四经。专解骨蒸劳热，尤能泻暑热之火”，对青蒿治疟疾有各种各样的解读，但是这些解读都不着边际。现在我们知道青蒿中所含的青蒿素抗疟原虫，所以知道它治疗疟疾的原理。

可是古人不知道，就靠着自己的想象和推理，按照阴阳理论给青蒿治疗疟疾一个解释。这个解释显然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只重视它的“方证”和“药证”，知道它可以治疗疟疾，按照《肘后方》的记载：“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去治疗疟疾，我们就能避免犯过度解读的错误。

中药和中医方剂治病的科学原理，有很多不但过去人们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可能需要将来有更多的人去做研究，才能明白其真正的原理。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利用它来治病，掌握方证和药证，我们即便暂时还不了解中医药治病的原理，也不影响临床疗效。不懂装懂的用阴阳五行的理论去乱加诠释，反而会把自己引入一个很大的误区，以后治病首先考虑阴阳五行的理论而不是方证和药证，自然就免不了错误百出。

聊举一例来说明一下。

笔者近期治疗了一例中医的“皮水”患者，此患者系一癌症患者，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疾病。患者多年来不爱出汗，畏寒，刻下四肢浮肿，面部也有浮肿现象，身无疼痛。笔者认为这符合防己茯苓汤的方证，直接投以防己茯苓汤，多年的痼疾，仅服药一周多后就有明显的改善。

我特从百度上把防己茯苓汤的条文摘出来，截图如下：

百度上的这个方论，可以说是今人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曲解张仲景的代表性言论。其实《金匮要略》中原文很简单：“皮水为病，四肢肿，水气在皮肤中，聂聂动者”，治疗就用防己茯苓汤。没扯那么多的淡。医者熟悉了皮水的症状，知道了茯苓防己汤的适应症，遵循“有是证，用是药”（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有这种症状，就用相对应的药）的原则，直接用茯苓防己汤，病就治了。不要再画蛇添足的用那么多的不着边际的理论去解释，越解释越糊涂。

百度上的方论，不是张仲景的原话，而是后人来解释张仲景这张方子的。张仲景认可不认可这种解读呢？解读者当然认为自己理解了张仲景的意思，只怕张仲景自己未必肯认可。

历史上的很多名方和验方，临床疗效卓著，但是学习中医者往往像崔永元解读嘉宾的著作一样，不肯“素读”原著，只愿意用自己的“想法”来理解原著，结果就越学越糊涂，最后临床治病时反而治不了病。

所以胡希恕教授主张学习中医者应该细细把玩每个方子的“方证”——用方指征和每味药的“药证”——用药指征。吉益为则特地撰写了一本《药征》，该书重视实证，不尚空谈，只谈各种药物的用药指征。

我知道有很多中医学习者或爱好者对这点很难接受，因为他们已经先入为主的接受了阴阳五行的学说。很多人只学到中医的皮毛，就一头扎进这些玄谈之中，夸夸其谈，临床治病疗效不咋的，辨论时却能口若悬河。这也是中医疗效逐渐下降，中医日渐没落的重要原因。一方面临床有效的医生越来越少，另一方面，根据阴阳五行理论去诠释疾病，吹的牛皮越来越大，就不能不让人大摇其头了。

禅宗有句话：“我本眼正，因师故瞎”，意思是说自己的理解本来是对的，但是因为被教我们的人误导了，所以成了睁眼瞎。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之于中医临床实践，有这种副作用。

孔夫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仆不敏，愿事斯言。我们现在知道了中医治病的原理就说知道了，不知道它的原理就说还不知道，让后人去研究，这何尝不是一种尊重事实的智慧呢？

昔人曰学中医者，很多是“童年习之，皓首而不得其源”（语出《景岳全书·鲁序》，这是形容学中医很难。经过几千年的积累，中医类书籍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穷一个人一生之心血，也是很难研读完全部中医名著的。而且正如汪昂所说，本草类著作，读之使人昏昏欲睡。中医也不止本草类著作读之令人昏昏欲睡，大多数中医典籍都枯燥无味，读来鲜有不犯困的。

所以中医成才周期很慢很长，坐了十年冷板凳，对大多数专业来说，都可以算得上是一个专家了。但是对中医来说，万事才刚刚开了个头。要想取得较为理想的疗效，再多坐几个十年冷板凳，才有可能。

古人有言：“十年能读出一个举人，十年难学出一个太医。”虽然张锡纯先生之类的中医师曾经试图教出“三年期满，皆能行道救人”的速成中医来，但是实际上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许多理论功底薄弱，见识狭窄的中医师在复杂的临床工作的考验之下，还是不得不重新回归书斋，潜心研究。

所以如果一个人不是酷爱读书的话，是很难成为一个临床疗效令人满意的中医师的。在如今这个时代，很多小毛病都在医院里用西医治疗了，大多数人是在得了多数医生治不好的疑难杂症或像癌症这样的绝症后，才会想到找中医师博一博。有一些求诊者甚至不讳言自己是“死马当活马医”，这就更加的考验中医师的理论功底和临床水平了。

我自从入门学中医到现在，已经二十二年了。从第一年开始，就小试了一把牛刀，用小柴胡汤加栀子茵陈治愈了一例顽固的水肿患者。开始的时候，亦不免自鸣得意，自诩为天才。行道久了，就被无数次的失败打击得鼻青脸肿，治疗无效的病人失望的离去，少数患者或患者家属甚至出言不逊的挖苦，都令我很有挫折感。

临床实践可以扫除一个医者的狂傲之心，使其变成一个谦卑或曰灰溜溜的人。我不揣冒昧的认为，多数临床医生都是像我一样的夹着尾巴做人的人。盖因杏林中无常胜将军，只有常败将军也。

长眠在纽约东北部的撒拉纳克湖畔的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上写了这样一句话：“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这句话说出了几乎所有医生的心声，医学的能力是有限的，医生的能力更有限。

成功治愈每个患者只能是一种奢望，每每遇到那种奉送一顶“神医”的高帽子，然后热切的期盼他们自己或他们的亲人能够被我治愈的患者或患者家属时，我都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向他们解释我的能力是多么的有限，达不到他们的期望值。

我是一个理工科生，本来是应该去学西医的，只是机缘巧合，最后走上了学中医的道路。学中医后，总希望将中西医融汇到一炉中去。在实践中又目睹了众生因为“病”和“死”而产生的种种苦楚，更奢求将精神哲学与医学融汇到一炉中去。方向虽然没错，只是这个目标太大，有生之年，或许都只能探及其皮毛，难以有太深的造诣。

我这样讲不是因为谦虚，而是实事求是。有个高校教师是我的患者，其过敏性鼻炎历经不少名医治疗，效果甚微。也许是因为我与她有缘，我对她的治疗有效果。所以她不免对我有所偏爱，她认为我的学问比多数中医教授好，总是屡次劝说我出来讲课，教更多的学生。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自己学问和见识都很有限，还不配为人师。勉强为几个小孩子做点中医启蒙的工作可以胜任，要想教更高阶的学生，力有不足。

她的一位同事经由她的介绍，也曾找过我。最近也劝说我把自己的研究写成论文，发表在一些中医类的期刊杂志上，影响更多的人，她认为我这样做可以减少庸医误导人。我对她的回复是人不能高估自己，也不能低估别人，说不定我自己才是庸医。庸医的帽子只能扣自己，不能扣别人。

讲这样的话不是故作姿态的去表示谦虚，而是真心这样想。固然有疗效满意的患者们抬举我，可也不知道有多少没有疗效的病人在心中骂我呢，我对此一直是有清醒的认识的。学医者没有几个不爱惜自己的羽毛，可是又爱惜不了自己的羽毛，因为医学是一门不完美的科学。涉猎疑难杂症和绝症的医者，更难顾全自己的羽毛。

过去我也曾狂妄自大和目空一切过，自以为凭自己的一点天赋，或可以学成惊人艺业，手到病除。诚如王蒙先生所言，谁的青春都不是吃素的，更何况我这样一个桀骜不驯的人。但是青春的火焰烧过之后，还是要面对现实的。现实中的自己并不是想象中的自己那样有超人的力量，我就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卑微和无能。

我不记得在哪位医生的书中看过一篇文章，讲他去拜访中医界的老前辈方药中先生，方老对他那样的当时还不怎么有名的一个后生，谦卑有礼，送出门时不忘鞠躬作揖。这位作者自此之后，就不再那么狂傲了。

认识到自己的能力有限，是一个人真正治学的开始。狂心顿息后，就不再追求大和博，而更愿意专注于小。人的精力毕竟有限，钻研的东西越多，越是什么都学得稀松平常，要想学出点真本事来，还是得学欧阳修笔下的卖油翁的那一套，追求“唯手熟尔”。

所以学医者，学着学着，就有个由博返约，由大到小的过程。全科医生大多只治疗一些小毛病，大点的毛病都会分诊到专科医生那里去。专科医生没有“博”作为根基，也很难胜任自己的工作。但是专科医生不能博而不精，最终还是要把大部分的精力花费在自己的专业领域。

事业是如此，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都曾在风华正茂的年龄立下了鸿鹄之志，个个都力争上游，不甘为人之后。等到看清生活的本质后，这样的心思也淡了。渺小如我，所求不多，有一安身立命之地，可以容我干点自己真心喜爱的活儿，就足够了。

死后有无三尺埋身之地都不重要，一具臭皮囊，在一阵烟消云散过后，不留任何痕迹更好。正如苏东坡诗中所写的那样：“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让别人牛逼去吧！渺小的我乐见其成。

各位癌症病友，大家好！

在这个特殊时期，我希望能以写信的方式给大家提一些专业上的建议。这些建议不一定对所有的患者都适用，所以也希望各位病友能够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审慎的看待我的建议。

首先，我希望大家做好一个长达1-2年的财务紧缩计划，以应对眼前的危机。今天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宣布新冠肺炎为全球流行病，这就意味着​短期内我们还无法结束眼前的危机。

我个人的判断是，在1-2年的时间里疫苗可能研发出来并实现量产和在人群中广泛的接种，到时我们的危机就解除了。在此之前，还存在很大的风险和变数。社会秩序即便一时恢复，亦有可能随着局势的变化随时停顿。

所以我希望大家尽量做好财务紧缩计划，节省不必要的开支，也减少各种过度治疗，把钱花在刀刃上，尽量选择医保用药，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

大家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对疾病的发展要有乐观的态度，但对局势的判断无妨悲观一些。

在这种时期，大家尽量多学习，提高自己对癌症的认识，避免走弯路​。但是不要加入任何封闭性的微信群或QQ群，因为在这种非常时期，有很多人在用这种工具对患者进行洗脑教育，​诈骗患者的钱财。

看好自己的钱包，是为长期的与癌症战斗保留弹药。大家需要过一段比较长的困难日子，这一两年每个家庭的收入都会受到影响。错误的选择导致的财务损失很难弥补，而很多病友一旦遭遇重大的财务损失，​就不再有能力进行真正有意义的治疗。

大家可以通过各种开放性的病友群去了解各个领域内的一些专业医生的医术和医德，选择某个或某几个医生，长期的跟诊。

有问题时要咨询自己的医生，也希望各位为癌症患者服务的医生们尽量耐心的帮助患者，避免这些可怜的患者们遭遇钱财上的损失。

其次，新冠肺炎对有基础疾病的患者的杀伤力很大。癌症患者多伴有糖尿病和高血压等多种疾病，属于最高危的人群。所以我希望大家在疫苗被普及之前，一直都要做好个人防护工作。

新冠肺炎既然已经成为全球流行病，而中国的国门是开放的，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受到影响。

我国目前的防控政策在当下是有效的，但是假如全球病例呈指数级增长的话，我们国家面临的风险和防控压力就会越来越大。假如全球病例数达到了千万级别甚至突破一亿，那么我们国家可能也会再次沦陷。

所以我们只能祈祷这场瘟疫早日结束，祈祷全球各国尽量将病例数控制在百万级别。如果控制在百万级别，我国有可能挡得住疫情的倒灌。

我希望大家对事态的发展给予一定程度的关注，不要被身边​人的乐观情绪感染而放松警惕。作为高危人群，癌症患者应该一直做最高级别的防护，患者家属也应尽量做最高级别的防护，避免把新冠肺炎带回家。癌症患者的家庭一旦出现新冠肺炎，后果会是灾难性的。

大家出门要戴口罩，与任何外人接触时，尽量保持一米五以上的距离。触碰了外物后，回家要洗手。但是我更建议大家戴上一只一次性医用手套出门，需要触碰外物时，用这只戴手套的手去触碰，减少洗手次数。一日洗手次数太多，也会造成很多问题。如果大家频繁洗手的话，一定要每次洗手后都用上大宝之类的护肤品。

请大家尽量不要往人多的地方去锻炼和游乐，尽量在自己的小区里或村庄里活动。在最近的一两年内，不宜远行​。更不要到密闭的空间里活动​。

第三，大家也很有必要减少去医院的次数。

如果可能的话，我建议大家接种流感疫苗。流感疫苗不能抵抗新冠病毒，但是可以减少大家患感冒去医院的次数。不过去接种疫苗时，一定要避开接种疫苗的人流高峰。

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还可以定期在社区医院注射胸腺五肽，​提升免疫力。

我个人推荐一个很有效的食疗方子：生黄芪50g，薏米50-100g。将生黄芪用纱布包裹，与薏米一起煮成粥，粥熟后去掉生黄芪，食用薏米粥。这个食疗方子不但能够提升癌症患者的免疫力，还有抗癌的作用。

这是我过去推荐过的，是已故国医大师何任教授自己用来提升自己免疫力的食疗方，他坚持了一辈子。

何任教授既是治疗癌症的国医大师，也是一个癌症患者。他患癌后生存了四十多年，他的成功与他善于利用各种办法提升自己的免疫力有关。

癌症是慢性病，本来就不用频繁的就医，大家可以一次性的多开一点药，不必频繁的去医院。

在医药之外，也要尽量多想一些别的办法来改善自己的生存状态和生存质量，提升自体免疫力，相信这些可以延长各位的寿命。

所有的能够承受的运动对癌症患者都有好处，气功和太极拳也有好处。但是不能完全寄希望于这些，我们还需要配合医药。

第四，一定要重视正常的作息，保证睡眠质量。

最近香港的一项调查表明，有近68%的市民受时局和工作等原因影响失眠。也有很多人向我咨询如何改善睡眠的问题。

首先我希望大家多读点书，尤其是读一些修身养性的经典之作，舒缓自己的焦虑情绪，这些可以改善大家的睡眠。

接着我希望大家尽量减少手机和电脑的使用，要给自己设定一个使用手机的时间段，临睡前两个小时就不能再用手机。

​除此之外，我希望大家每天有一定的运动量，运动可以改善睡眠。

如果这些措施仍然不能改善大家的睡眠的话，可以考虑使用我推荐的这个小方子：淮小麦30g，大枣3-5个，甘草6g。

在睡前两小时左右，用一碗半水把上面的这些药煎成半碗水喝了，这个小方子对改善睡眠有一定的有效率，但是并不一定对所有患者有效。

如果有严重的焦虑和抑郁症状，则需要咨询您们的主治医生，请他们给予更对症的治疗。

​最后我要谈一谈中医抗癌问题。

最近有很多患者加我微信，他们表示看到中医在治疗新冠肺炎上有很好的作用，希望​自己放弃现代医学的治疗，改为用纯中医治疗癌症。

这是不理智的行为。中医抗癌很有作用，但是癌症的治疗需要多学科的合作，不能完全的依靠中医。除非其他手段均无效，否则我个人并不建议癌症患者冒险只用中医治疗。

癌症不是自限性疾病，癌症是世界医学难题。我非常的热爱中医，也认为中医在很多问题上是现代医学超越不了的，但是却很反对过度的夸大中医对癌症的疗效​。希望大家冷静的看待中西医​。

我个人从不鼓吹中医万能论，也不参与到中西医的争论中去，更不主张患者和患者家属因为相信中医而排斥现代医学，但是也绝对不苟同迷信现代医学排斥中医的做法​。

​盲目的选择往往是来自于恐惧。

人固有一死，希望大家不要因为对死亡的过度恐惧而被恐惧扼杀，有很多人并不死于疾病，而死于对疾病的惧怕。我一直在通过我的文章向所有人开展死亡教育，教育大家平淡的看待生死，战胜并超越恐惧。愿这些对各位有一定的作用。

眼下的困难终究会过去的，我希望大家保持理性和警惕的同时​，也保持乐观的态度。我会通过我的公众号，继续陪伴大家，与各位共度难关。

​周志远

2020年3月12日

2019年的最后一天，我决定盘点一下我自己这一年在医学上的收获。我想把这篇文章分成两部分来写，一部分写写我在医学研究上的收获，另一部分写写我对我国医疗体制研究的收获。

首先我谈一谈我在医学研究上的收获。

过去的这一年，我的工作量比上一年增多了不少。接触的患者比2018年多了30%左右，所以有机会在几种癌症上进行比之前更深入的探索。但是遗憾的是我所接触到的癌症患者大多是屡经其他中西医治疗了很长时间的晚期和终末期患者，所以整体的治疗效果欠佳。

我的治疗有效率大概只有30%左右，把患者治疗到减瘤或者无瘤状态的成功案例更少，不足10%。对大多数患者治疗仅能达到维持患者带瘤生存，减缓患者肿瘤生长的速度，延长患者的生命，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的目的。

当然，从总体上来说，按照现阶段的世界医学平均水平，对晚期癌症也只能达到这样的治疗效果。

我公布这些数据，是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新患者向我求助时能够正视这一点，不要对我本人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慎重就医。

我治疗成功了一些癌症患者，在一些癌症群体中，有很多人在以讹传讹的夸大我的疗效，导致部分患者就医时期望值过高，这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所以我一直坚持自己发声，不希望各位求医者视我为无所不能的神医，我没有那么大的神通。

我会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在抗癌的路上前行和探索，但是可能还是达不到令患者和我自己满意的高有效率。即便如此，我也不会停止我的探索，人类抗癌事业需要我们这些人继续前行，为后人铺路。我失败的教训可供后人汲取，成功的经验也可供后人借鉴。

过去的一年，我一直在坚持医学科普方面的写作，基本上做到了每天写作一篇文章，全年约写了三百篇文章。我对自己的毅力比较满意，一个中年人能做到我这个样子确实需要非凡的毅力。我能成功的克服惰性，始终写作原创性的科普文章，我相信这是大多数人做不到的。即便一个专职的作家，一年写作的文字也未必有我多。

我的儿子上初一时，有一次写作文说他的父亲在他的祖母因病去世后，产生了与鲁迅不一样的想法，觉得治病救人比写作更重要。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一直在坚持治病救人的同时坚持写作，这是因为我觉得治病救人和写作同等的重要。

我在一个圈子内不断的写作，旨在提高大家对疾病的认识、对医疗的认识和对死亡的认识。随着临床实践经验越来越丰富，我对医生这个职业的理解更深刻。医生不仅有治病救人的责任，也有帮助大家战胜对死亡的恐惧和帮助大家减轻丧亲的痛苦的责任。正如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上所写的那句经典名言一样，医生的工作性质是“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

另外，在这个医患情绪对立严重的时代，也应该有医生像我一样站出来，真实而理性的写出医生们的心声，让社会各界能够听到。增进社会大众对医生和医疗事业的理解，改善医患关系。同时也让执政者们能够看到医生们面临的困境，在医疗改革时考虑医生们的感受，创造更好的医疗环境。

中国年诊疗量是90亿人次，没有一个好的医疗环境，所有人都会受影响。医疗是民生事业，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四大主题，这四大主题都与医疗息息相关。近十年我国医疗环境有恶化的趋势，应该遏制这种趋势的发展。

而遏制这种趋势的发展，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医生有责任向社会科普，社会大众也有责任提高自己的科学素养，提高自己对医学的认识。医疗界还有责任采取行业自律措施，摒弃一些破坏医疗环境的同行，净化自我。

这是我不间断的进行医学科普的目的。

2019年我也公布了我的很多经验方，这些经验方是我在临床中有过实际疗效的经验方，虽然这些经验方的疗效不是百分之百，但是的确帮助了不少患者，我毫无保留的把它们都公之于众了。

有些读者告诉我，他们采用我的经验方解决了他们的问题。我对此很高兴，在未来的岁月里，我还会继续探索癌症的治疗，只要有安全性高，效果还算可以的经验方产生，我还是会继续公之于众。

至于一些安全性不高，需要医生密切观察的有风险的方子，我还是会继续监控着使用，不随意公布，避免对一些盲目自救的患者造成误伤。医疗的核心是安全有效，医者的职责是要兼顾安全性和有效性两个方面。

千百年来中医的过度保守阻碍了中医的发展，终我一生不会有秘方带进棺材，最终我自创的验之有效而又安全性很高的方子，我都会公之于众。

接着我再写一写我对我国医疗体制的研究心得。

作为一个中医药抗癌研究者，我写一些在中医药抗癌方面的医学研究的文字可能大家能理解。但是写一些对医疗体制研究方面的文字，或许就有人不理解。

中国即将进入癌症爆发高峰期，预计将来每三个国民中，便会有一个死于癌症。单纯的靠医生在医术上的研究无法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尚需要政府在医疗体制上做进一步的改革，才能更妥善的解决这个几乎会影响到每一个中国家庭的问题。

因为我经常的想办法开能让患者从医保里报销的药，以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毕竟癌症患者需要长期的治疗，患者家庭经济负担沉重，所以我对医保政策非常关注。

有再好的医术，没有医保政策的支撑，很多癌症患者的治疗还是会因为经济原因中断。所以行医久了，我便不自觉的关注了这些问题，研究我国医疗问题。我希望能够发出自己的呼吁，呼吁国家在对医疗体制进行改革时，看到我这样一个基层人员在医疗实践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和思考，制定医改政策时对我们的呼声有所回应。

我今年明显的感到医保内的药品价格在猛涨，最典型的是北京同仁堂的西黄丸。去年的时候医保定点医院开出的价格还是334一盒（3x10g）的西黄丸，今年涨价到约1200元。常用的复方斑蝥胶囊等抗癌药也在涨价。我国政府一直在喊减轻癌症患者的经济负担，但是实际上患者的经济负担在增加，住院时也多出了各种各样的新的收费项目。

其背后真正的原因是医保资金吃紧。那么医保资金为什么吃紧？

一方面癌症等慢性病的治疗太耗费金钱了，医保资金是有限的。这些大病重病患者，每个人耗费的金钱可能是他们自己一辈子都挣不回来的，所以多数癌症等重大疾病患者只能靠医保基金救济。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能够征收的医保费用很有限。我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些地方的农村青年骂政府每年收他们几百块的新农保医疗保险费，他们觉得这简直是在抢他们的钱。但是一旦他们得病了，他们又觉得医疗部门应该免费给他们提供服务，甚至希望自己能消耗掉几十万上百万的医疗资源。

可见我国医疗卫生工作面临的阻力有多大，大多数人都希望全民免费医疗，希望自己不用付出便可以获得高质量的免费医疗。很多人怀念几十年前中国的近乎免费的医疗服务。

我是经历过早期的廉价医疗的时代的人，深知我国早期的廉价医疗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有多严重。

举例来说，如今我们注射用的是一次性针头，我小时候注射用的都是共用针头。卫生所里用一个铝制的饭盒煮一煮，就算是给针头消毒了。

今天中国出生于七八十年代的一批人中得乙型肝炎的特别多，很多人的乙肝就是被这么传染上的。

河南驻马店的一些村子，因为卖血补贴家用时，血站采血时用的就是共用针头而导致整个村的人几乎都得了艾滋病。我们真的要回到那个廉价医疗的年代吗？作为一个被共用针头传染上了乙型肝炎病毒的人，我想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医疗就不寒而栗。

我出生在农村，我小的时候，我们村70岁以上的老人是不多的，80岁以上的老人几乎没有。现在有不少90岁以上的老人，70岁的老人在农村大多还种着地，我国居民的人均寿命在大幅度的提升。过去无法抢救过来的脑卒中患者，现在多数能够抢救回来。

所以过去的廉价医疗是以牺牲人的健康和寿命为代价的。那时候的医疗卫生水平很差，现在大家一面希望医疗水平高，一面又希望医疗费用低，这种想法很自私，很有问题。

人的自然寿命只有38岁，现代人在努力将人均寿命延长，可是每延长一岁的人均寿命，需要投入的医疗资源都是巨大的。我们不能一面希望自己活得长，一面希望不用付出。

我国很少有人向医疗卫生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事业做捐献，没有多少有钱人肯做医疗研究方面的慈善投入。我国的基础医学研究比发达国家落后，很多医疗设备和药品不得不从国外进口，需付出高昂的知识产权费。这些都在提高现代医疗的费用。

如果我们要享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我们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医保资金吃紧的另一大原因是医疗体制改革失败，医疗领域贪腐横行，有蠹虫们在发病人们的灾难财。

我国政府习惯了家长制管理模式，至今仍然是“大政府，小社会”，这也难怪我国公民总是有巨婴心态，希望政府解决他们一切的问题，因为政府已经习惯了大包大揽。

我国药品采取的是政府集中招标模式，这一模式导致了大量的腐败行为产生。过去讲药无十倍不卖，现在比这个更狠。一些常用药品，民营医院采购时几毛钱一支，政府部门集中招标采购时要花费十几块二十几块一支。

而且政府集中招标模式还导致大量的安全无效但是利润奇高的药品流入医疗系统，这些药用来治病有疗效才怪。

老百姓钱花得越来越多，病却没有治好，不怨恨医生怨恨谁呢？医生们在医学院里宣誓学医时，打死也想不到自己走上工作岗位后会成为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打工仔”，成为他们敛财的工具。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对医疗事业的放权一直不肯一放到底，不肯把权力放到医生自己手中，实际上真正的把权力放到医生自己手中，数百万医生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进行竞争，中国医疗反而步入了一种良性发展的状态。

如今医疗腐败是不争的事实，这种腐败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在腐败，而是数百万医务工作者都跟着在腐败。因为无法体面的赚到养家糊口的钱，大量的医护工作者不得不被捆绑在这条利益链上，受害的当然是中国的医疗。

在这种大环境下，我国几乎没有人在沉潜着做医学研究。​我希望我国政府重视这个问题，我也希望我国老百姓重视这个问题，敢于向政府要回属于自己的权力，督促政府改革。我更希望我们医疗战线上的同仁们，勇敢的站出来，对不合理的制度说不，改变现状。

今年我为自己的一些个人事务到处奔跑时，一度很沮丧想放弃。我的一个长辈对我说过一句话，你自己的事情还是要你自己争取的。我因为他的这句话而获益匪浅。

我也把这句话送给所有人，我们自己的权利，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去争取。如果我们坐视不良的体制侵蚀我们的切身利益，那能怨谁呢？

我一直在奋斗，从未止步。在未来，我个人将毫不犹豫的努力争取自己的权利，绝不容任何不合理的机构和人干涉我的自由，侵害我的权益。这个社会用温水煮青蛙的模式煮了很多人，但是幸运的是，没有煮到我。

我患腰腿痛三四年了，这三四年的时间里，我自己给自己治疗过，也四处求医问诊过。因为我自己毕竟不是骨伤科医生，对这种腰腿疼痛不精通，医不自治，所以我或慕名，或从网络上搜素，四处求医。

我的患者对我很关心，有好几个患者给我介绍了他们本地有名的体制外的骨伤科的医生。或用手法，或用针灸，或用膏药，各种治疗，不能说毫无疗效，但是都不能根治。我的腰腿这几年连续不痛的日子从没超过十天。

前不久我去了北京的某家以骨科闻名的中西医结合三甲医院，挂了个普通号（因为专家号实在太难挂），一个小大夫接诊了我。他看了我之前做的检查，又听了我的症状描述后，坚决的认为我的问题在腰椎。

虽然之前我在他们医院做过一次腰骶部的核磁共振，结果显示腰椎没有问题。也在另一家医院做过同样的检查，结果也显示没有问题。但是他仍然坚持要我做腰骶部的核磁共振检查。

说实话他的这种态度当时令我很难接受，毕竟我之前做过两次核磁共振，其中一次就在他们医院做的，结果都没有问题。但是诊疗要继续下去的话，就不能不听他的去做核磁共振。他们医院核磁共振排队的人很多，无奈之下，我跑到他们的附属医院去做了个核磁共振。

结果显示我的椎管内脂肪厚度达到了8mm，超过了最高限7mm，过厚的脂肪压迫了神经，导致腰腿痛。有了这一诊断后，我自己查询资料，不再去医院，也知道该如何处理自己的病情了。

最近的这一个月，我通过节食和运动，把体重减了7斤。重点锻炼腰背肌，腰腿痛消失了，至今有约三周不再疼痛了，遇冷也不会再有不良反应。

这是我最近的三四年来，把我自己的腰腿痛问题解决得最好的一次。我很感谢这个小大夫——他不那么世故，处理患者的病情时很坚持原则。也正因为他的坚持，我在做第三次腰骶部的核磁共振时，才发现了自己椎管内脂肪过厚的问题。

同时我也算是亲身体验了一下中国医疗机构的临床误诊率，一路以来，几家医院都没能给出正确的诊断。我的患者帮我找的几个民间高手言之凿凿的认为我的问题可以轻松解决，结果也都没有应验。

我十分感谢一路以来给我治疗腰腿痛的所有大夫。因为我自己在医疗实践中，也经常和他们一样，为患者的病情困惑住，费尽心思也解决不了患者的问题。所以我知道医疗是多么的难。

但是我特别佩服的还是我最近找的这个年轻的小大夫——他没有得到正确的诊断，坚决不肯为我治病，一定要我先去做重复性检查。

说实话，在现在这个医疗纠纷高发的年代，医生要求患者去做价格不低的重复性检查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如果我的患者对我表示他们不愿意做这样的重复性检查，我可能就不敢像他那样坚持，怕被患者报复。

这也说明，看起来高端先进的现代医学的检查设备检查出来的结果正确与否，也是取决于具体执行的检查人员的，漏诊和误诊实在是太普遍了。碰上一个技术不过硬的或者不那么认真负责的操作人员，检查就白做了。

我从自身的经历中看到了明确的诊断对疾病的治疗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看到了临床医学之难。而一个医务工作者要想看好病，需要具有这样的一种没有明确诊断就不随便给人确定治疗方案的严谨的工作作风。

在我写作这篇文章前几分钟，我看到了一篇报道，说上海复旦的某位年仅39岁的肿瘤科骨干医生刚刚因为劳累过度英年早逝，他的不幸令我很痛惜。因为中国的医疗资源匮乏，现在的临床医生们都很辛苦，没有几个不是超负荷的工作的，我真不希望其他同仁遭遇这样的不幸。

这件事情从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了我国医疗事业存在的一些不足，由于人才匮乏，资源不足，我国整体的医疗水平在客观上是受到了影响的。我们的医疗事业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很粗放，检验人员和临床医生的素质都有待提高，所以整体的水平并不如意。病人治病的效果，受碰到的临床医生和检验科工作人员的水平的影响。

医生累死了，病人的病也治疗得不如意，医务人员和患者都不堪重负。看来我国医疗事业要想达到令患者和医务人员都满意和幸福的程度，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我今后要向我遇到的这位年轻的大夫学习，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同仁在看病时能够对患者更耐心更认真些，同时也希望广大患者们能够理解我国多数医务人员的不易，理解医疗本身的难度。医患双方多些换位思考，这样既能提高医疗质量，同时也能改善医患关系。

我决定学医时，找我当医生的师兄聊了聊，我的师兄很真诚的劝我不要学医当医生，当医生多年的他实在是对这个职业充满了厌倦。师兄反对我学医的理由之一是做医生挨骂多，因为患者和患者家属不理性的多，医生受的委屈多，职业风险大。所以网上现在流行一句话：劝人学医，天打雷劈。

也的确是这样，曾经有个孔嗣伯老大夫治疗过的晚期肠癌患者家属找我聊天。这个肠癌患者找孔老的时候已经转移到到处都是了，孔老维持病人快七年的生命。后来孔老自己死了，到死孔老也没有把这个患者治愈。这个患者的女儿对孔老很不满，对我抱怨说：“没有那金刚钻，不要揽这瓷器活儿。治不好早点告诉我们，我们也好去找别的大夫。”

我听着只好默不作声，我对孔老能将一个远端转移的晚期肠癌患者的生命维持六七年之久很是佩服，我相信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西医都对这个疗效很佩服——少数狂妄自大的神棍可能会不佩服。但是这仍然达不到患者家人的心理预期。

我相信如果这个患者的女儿就诊时就把自己的态度告诉医生，只怕全球没有一个医生敢接诊她的母亲。

在美国医生悉达多写作的《癌症传》一书中，作者说患者与患者家属的期望远远高于医生的实际能力，所以美国的肿瘤科医生也有很大的职业压力。大概也不止癌症患者和患者家属会这样，各种各样的患者和患者家属都会这样。假如我没有学过医的话，我自己也会这样。所以我对普通人的想法很理解。

因为这个原因，医生挨骂是避免不了的。几年前，我去桂林出诊，有个患者的女儿对我说，她看网上很多医生被人骂得一塌糊涂，但是还没什么人骂我。我笑着对她说，那说明我的名气还不够大，治疗的患者还不够多，名气够大了，治疗的患者多了，一定会挨骂。

我师兄面子薄，对挨骂感到很苦恼。我以前也是个爱惜自己羽毛的人，对挨骂也感到很难过。不过时间长了就适应了，骂我的人多了去了，多数骂我的人与我素昧平生，连面都没见过，互联网上骂人又不需要费多大力气。我能争取让我治疗过的患者和患者家属少几个骂我的就不错了。

医生解决不了所有患者的问题，毁誉参半是医生的宿命。所以当医生一定要有很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挨骂就很生气，确实不适合当医生，因为这会折自己的寿。

身为医者，我们的工作和疗效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就可以了。如果一个医者不存坑人之心，不说过头的话损人利己，我认为这就很不错了。别把医德的标准抬得太高，也别把医术吹嘘得无所不能，尊重人性和事实是对医生最大的公道。至于那些尖酸刻薄的人，能够远离难道不是人生之一大幸吗？

很多人对医生进行道德绑架，要求医生有大慈恻隐之心。至于他们自己的道德水平，就不做过高的要求了。这就是典型的“严于律人，宽以待己”的做法。由于职业的特殊性，医生们基本上都是能忍则忍，默不作声。至于说在接触过程中，对这类求诊者，医者是否愿意尽心尽力，那就不一定了。

早年的时候，我觉得医生的医德很重要，甚至医德比医术更重要。如今觉得医生的医德是个很难衡量的标准，而且也不再觉得医德比医术更重要。我现在认为医生的医德虽然重要，但是医术更重要。患者求医是想医生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光有医德，没有过硬的医术，说到底不过八面玲珑而已。

所以如今我适应了被骂，对自己的羽毛没有以前那么爱惜了，但是对各种医学知识却是如饥似渴的学习。很多人非但不骂我，甚至我的治疗没能达到他们的预期，他们还会感谢我尽心尽力的帮他们治疗。这就让我很惭愧很有压力，很有钻研医术，提高疗效的急迫感。这是一群好人，我有义务和责任帮他们取得更理想的疗效，挽救他们或他们的家人的生命。

​当然，狐狸都是越老越狡猾，行医也是越久经验越丰富，这经验不仅仅只有治疗疾病的经验，也有鉴别人的经验，多数年资深的医生挨骂会越来越少。原因无他，病人和病人家属一落入他们的眼中，他们就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种人，知道该如何与他们打交道。麻烦的用几句推脱之词婉拒掉，外饰以谦逊和礼貌，可以做得滴水不漏，这叫“礼送出门”，为的是不惹麻烦。

所以任何一个人只要心中常怀恶念，都会付出代价。林肯说，人过了一定的年龄，是需要对自己的外貌负责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的心理和习惯对外貌有影响，很多人尖酸刻薄写在脸上，旁人一眼就能看穿。这种人在关键时刻，没什么人敢帮助他们。人类与生俱来就有鉴别风险的能力，这是由人类求生的本能决定的。医生若没有这个鉴别能力，也生存不了。

这几天天气严寒，犬子穿的衣服太少，感冒了。这是他从幼儿园到初三，唯一的一次请病假一天的记录。

我对家人的照护一直都很到位——我敬佩那些忘我工作的人，但是我自己是以家庭为重的，我总觉得每个人首先的责任应该是照顾好自己的家庭——每次我家里有人偶染风寒，我都在第一时间，用一两顿药解决问题。

但是这次犬子的感冒来得有点重，以至于周六日和周一这三天，孩子都处在昏沉沉的状态。

因为正在上初三，犬子周六在学校补课，最后一节课是化学考试，孩子一边发烧一边考试，坚持着考完后回来，走路都有点不稳。

风寒感冒，有汗出，是桂枝汤证。我家中常备了各种各样的日本汉方药，日本人把中医的一些知名方剂做成颗粒药，服用起来实在是太方便了。由于有这个便利，我就给孩子冲了一包桂枝汤颗粒，服药后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当天晚上孩子有点贪玩，在我入睡后玩到凌晨一点钟。半夜我起夜的时候，发现孩子还在玩电子设备，赶紧没收了让他休息。

周六晚上没有休息好，周日孩子病情加重，鼻塞流涕，偶尔还会发烧。我继续给予桂枝汤，到周日下午的时候，开始出现咳嗽和口渴的症状。我遂换成麻杏石甘汤颗粒，冲服一包后，咳嗽和流涕明显改善。

周日晚上，我把孩子的电子设备继续没收，让他专心休息，临睡前孩子不想喝中药颗粒，就吃了一粒新康泰克。周一早上起来时，孩子觉得天旋地转，眩晕得很难受，而且再次发烧。

于是我们向老师请假让他在家休息一天。早起，孩子口苦口干，又有桂枝汤证，正是《伤寒论》中所说的柴胡桂枝汤证，于是我给孩子冲了一包柴胡桂枝汤颗粒。服用后症状减轻，中午和下午时就改成小柴胡颗粒。晚上的时候，孩子又恢复了活力，感冒基本上好了。

今天孩子感冒症状基本消失，但是还是有点咳嗽，于是我改成用钩藤5个，薄荷2克泡茶给他喝。一杯茶喝完后，咳嗽和鼻塞的症状消失了。今天是他们初三年级英语机考的预备考试，终于没有耽误他的考试。

我的儿子之前是没有请过病假的，不生病也就感受不到我这个做父亲的在他生病时对他的爱和关怀。但是这次感冒后，他非常的难受。我在工作之余，时不时的回家去看看他，给他冲服中药颗粒，给他做他喜欢吃的饭菜。也暂停了自己的部分工作几天，陪伴孩子。

孩子虽然感冒了难受，但是觉得很幸福。自己的父亲一年到头忙着照顾各种患者，这次也终于来照顾了他一次。

所以虽然他之前因为青春期的缘故，对我给他的管制有抵抗，但是这次照顾他的时候，我管制他，不要他用电子设备和看电视，他很乐意的配合。可见生病也不完全是一件坏事，生一场病，有助于促进家人更团结。

上周五的时候，我和他妈妈一起去了医院。因为风寒天气的影响，我的腿又痛了，孩子妈妈几乎是强迫着要求我上午的工作结束后，下午就由她押送着去附近的一家以正骨科知名的三甲医院找那里的医生给治疗一下。

挂完号后，等了三个小时，终于轮到我了。一个比我小十岁左右的医生来不及把我过去拍的片子看完，就又开了一项核磁共振的检查，要求我先去再做一次腰椎部位的核磁共振。

他认为问题在腰部，虽然我之前做过两次腰椎部的核磁共振，片子也带着，腰部没有问题。但是他觉得只有腰部有问题，我的症状才有合理的解释。所以沟通一两分钟，他就匆匆忙忙结束了诊疗。我到影像中心预约核磁共振，被安排到十二月底做检查——这家三甲医院的病人实在太多了。

我觉得这样的诊疗近乎荒唐，但是这就是中国很真实的医疗现状，可能由于医疗资源的紧张，在全球范围内，用医保去看病的患者的遭遇都差不多吧。在预约核磁共振时，我的一个患者来找我。我没来得及预约完自己的核磁共振，就急急忙忙的赶回见我的患者。

我通过保暖和休息，另外加上使用护踝和护腰，并服用了几包柴胡桂枝汤后，把腰腿痛的问题暂时性的解决了一下——历次换正骨科的医生，每个医生基本上也只能暂时性的解决我的问题。

我懂得如何预防腰腿痛问题朝着严重化的方向发展的技巧，也知道如何一步步的缓解自己的疼痛。所以想了想，熄灭了继续寻求正骨科医生的帮助的念头。

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不生病。生病后求医问诊真的好难。有些问题确实是医学解决不了的，但是另一些问题却是医学可以解决的。遗憾的是，由于医疗体制的落后，导致医疗效率低下，解决不了这些本来可以解决的问题。

对那些在医疗一线工作的同仁们，我很理解和体谅。虽然他们在给我看病的时候非常的匆忙，但是我想如果我自己到了体制内，大概也只能如此吧。医院挂出那么多的号，医生一天要看那么多的病人，不这么匆忙的看病是完不成自己的工作的。中国医生很少有搞科研的时间，因为临床工作量太大，他们的精力已经被过度的压榨了，再没有多少精力可以用于科研。

我非常感激命运给我做了这样的安排，我现在学医从医，做医学研究，不但可以惠及我的患者们，也可以照顾自己和家人。我家中常备各种中西药，家人生病了，我可以在他们病情轻微时解决他们的问题，不使他们朝着重疾发展。

今年内人的胆结石和家父的顽固性便秘，都是我自己解决的，我的师娘的哮喘也一直是我照顾着，我起码能为我的这几个亲人的健康保驾护航。

如果今后有一天我的患者不那么多，我能抽出更多的时间来，我会讲些公开课，指导一般人掌握在家处理常见病的技巧，指导大家预防重大疾病。

我觉得这也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很多危重疾病是医学解决不了的，但是医学可以帮助大家预防重大疾病。只是世人在没有得病前大多是不怎么听得进医生的忠告的。退而求其次，能在病情轻微时，拦截疾病朝着严重的方向发展，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中国应该有更多的精英人才来学医，生命是最宝贵的，生命科学的价值也是无穷的。只是可惜这些年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很多人视学医从医为畏途，诚亦可惜矣！

​梁启超说：“中国凡百学问，都带有一种‘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的神秘性，最足为智识扩大之障碍。”中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与中国古代哲学有非常紧密的联系，所以同样存在这样的一个特点。

中医常常讲“医者意也”。固然，在某些时候，“医者意也”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更多的时候，这种“医者意也”的低级思维，让一些中医学者对中医的医理和药理的解释，充满了主观性和随意性，准确性和可信度极低。

在对中药药理进行阐释时，一些中医学者就充分的发挥“医者意也”的特点。比如汪昂的《本草备要》说浮萍这味药之所以有发汗利湿的作用，是因为它“辛散轻浮，入肺经，达皮肤，能发扬邪汗”。

如果汪昂只记载浮萍有发汗利湿的作用，这就很客观了。但他偏偏要用浮萍“轻浮”的特点来解释浮萍的药理，这就犯了主观臆测的毛病。这样来解释中药功效，是一种非常低级的思维，也很缺乏说服力。

当然，历史上绝不止汪昂一个人这样做。《金匮要略》开头的那一大段“夫肝之病，补用酸，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伤肾，肾气微弱，则水不行。水不行，则心火气盛，则伤肺。肺被伤，则金气不行，金气不行则肝气盛，则肝自愈”的话，就属于典型的“医者意也”的言论。

再如《伤寒论》中治疗“阴阳易”这种据说是是因为病后性交造成的怪病，用“烧裈散”为方。取妇女内裤近生殖器处部分，烧成灰用水冲服，这也是典型的“医者意也”思想在作怪。我是不相信它真有疗效的，但有不少中医说这个方子有用还附上自己用这个方子的验案。我个人对这些都是持怀疑态度的。

历朝历代的中医学者，用这种“医者意也”的态度来随意解释中医药治病原理的大有人在。中医的脏腑理论和经络学说，中药的药性和药理，都可以说是这种“医者意也”思想的结晶。

中药、按摩、推拿、针灸、砭石均能治病，但是历代中医学者在没有弄清这些治疗手段祛除疾病真正原理的情况下，牵强附会的用自己想当然的想法来给这些治疗方法做理论上的解释，最后就或多或少的让中医的一些理论变得像胡扯一样。

今天的人在看到这类文字时就不免要大生疑心，觉得如此荒唐可笑的理论真的能治病吗？就连很多具备基本生活常识的中医学者，自己也很难信服这样的解释。《金匮要略》篇首说可以通过伤肾和伤肺来达到治疗肝的目的，这是很荒唐的。只怕肝脏没治好，肾和肺也搭进去了。

但是儒家文化圈有非常强悍的崇古传统，多数人不敢质疑被奉为经典的前人著作。其实很多时候不过是在上演皇帝的新装的故事而已，当然也有一些人是真的虔诚的信奉经典中的一切，虽然他们根本无法理解，也无法诠释这些内容。长此以往，中医的一些经典即便有错误也不能被纠正。

我碰到很多中医院校的毕业生，他们也对中医缺乏自信。原因无他，中医的基础理论实在太缺乏说服力。而且如此模糊不清的基础理论，在很多时候说了等于没说，这会让中医学习者在临床实践中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如何治病。更有甚者，一些神乎其神的人还大谈特谈虚无缥缈的悟性和灵性，或将神仙鬼怪之类的不存在的东西拉进医学中来，使之成为巫术。

但是自古至今，中医在民间有旺盛的生命力，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中医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尤其是在人类尚没有能力解决一切疾病的情况下，必然还会有很多的受众。

作为一个中国人，很少有人不知道中医，也很少有家庭没有找中医看过病。这是因为一直都有一些中医学习者能从大量的中医典籍中，沙里淘金的学习到真正有用的东西来，并以之为患者服务，取得了实际的疗效，为中医争取到了一些体面。

像汪昂对浮萍功效的记载，就很有实用价值。《金匮要略》中的大多数内容，也很有实用价值。葛洪撰写的《抱朴子》和《神仙传》虽然幼稚可笑，但是其《肘后备急方》中的一些偏方也是能治病的。当然，《肘后备急方》也不是葛洪一个人的著作，后世陶弘景等人对该书增补过。所以里面的内容到底哪些是葛洪编录的，已经无从稽考了。

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也不会去考虑汪昂对浮萍药理的解释和葛洪《神仙传》中的奇谈怪论，而只会考虑浮萍和青蒿的功效是否可以解决某个患者的问题，并因此而决定是否给该患者开浮萍和青蒿这类药。

我认为，“药证”（用药指征）和“方证”（用方指征）是中医生命力的核心。学习中医者要紧抓“药证”和“方证”，做到“一要知病，二要识药”。这样在临床治病时起码不会茫然失措，成为一个糊涂蛋。

李东垣在授徒时，首先要自己的学生们学习的就是中药的功效，然后才学习各种中医理论。

因为李东垣有两个切身之痛。一是他的母亲得了胃病，遍访名医求治，这些名医讲起理来头头是道，但是直到李东垣的母亲因病亡故，仍然不知道李东垣母亲究竟得了什么病。二是李东垣曾经在金代末年的战后亲眼目睹了瘟疫大流行。当时京城名医对这场瘟疫的病理也是争论不休，但是大家都对这场瘟疫束手无策，京城各门每天抬出去的死于瘟疫者的棺材不下两千具。

这种见闻使李东垣痛心疾首，深为中医的落后和迂腐而愤怒，遂毅然决定自己学医行医，改变当时中医界的面貌。

我也有一些见闻，我小时候在家里看到我父亲，一个识字不多的农民，从田间地头里采些本地的青草药给人治病。

他没有学过望闻问切，但是凭借着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用药经验，他用一种草药治疗喉科急性感染性疾病，只需要一个晚上的时间就能让患者痊愈，而且治愈率是100%。

我也见过他用另一种草药，砸碎后与鸡蛋白和糯米饭合在一起，外敷治疗蜂窝组织炎之类的急性感染性疾病，也只要一夜时间就能让患者痊愈。这个蜂窝组织炎的治愈率能否达到100%我就不知道，因为他治疗蜂窝组织炎的病例不多，不足以说明问题。

不但我父亲讲不出来这样治病的道理，就是我接受过高等教育了，我也讲不出他所用的这些草药治病的道理。

到我自己学习中医后，我从《本草纲目》《中华本草》《中药大辞典》这类大型的中草药辞书中，找不出我父亲所用草药的记载。我拿这些药问过很多从事植物学研究或者中草药研究的专业人士，他们连认识都不认识。这种药卑微到我找了很多人，连个学名都问不出来。

我以前看不起我父亲的这两把刷子，但是我自己从事医学实践以后，我就对他的这两把刷子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我现在不但治疗癌症的成功率不高，就连治疗一些小毛病，也对100%的治愈率望尘莫及。当然，医学上能达到100%的治愈率的疗法是不多的。我父亲就像陈咬金的三板斧一样，只会治疗有限的几种病。

屠呦呦教授从青蒿中提炼出的青蒿素对疟疾的疗效也能达到100%。屠教授的发明在很多人看来没什么了不起的，某些人觉得她只是从中医古籍中继承了一点东西而已。但是对疟疾患者和临床医生来说，青蒿和青蒿素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原始的使用青蒿治病的办法，只能让少数患者痊愈。患者得了疟疾之后只能有一半求生的把握，但是提纯后的青蒿素可以让所有的疟疾患者痊愈，这就非常的了不起。

我也一直在想像屠呦呦教授提炼青蒿素一样的从我父亲的经验用药中，提炼出有效成分来造福那些喉科疾病患者和蜂窝组织炎患者，只是个人能力有限，暂时还出不来成果。

如果我记载我父亲的用药经验，我就只会去记载这个药的用药指征和用法用量，而不会对它的药理进行“医者意也”的主观臆断式的解释。我会把我还研究不明白的药理留给后人去研究。

这样的话，即便这个药治疗疾病的原理我们还不清楚，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用它来治疗一些特殊的疾病，就像我父亲所做的那样。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起码不会让后人学起来像在云里雾里似的晕头转向。也不会让患者提心吊胆的试药，毕竟求生之机会稍纵即逝，不太精准的治疗方法对患者来说是一场风险太大的赌博，而生命这个赌注也实在是太过沉重。我对那些愿意把赌注下在我的身上的患者固然很感激，对那些不敢把赌注下在我身上的患者也深表理解。

我想我父亲的用药经验之所以比较精准，是因为他没有把他所用的药物治病的原理进行臆测性的理论上的总结和随意性的升华，然后再不经大量的实例验证就大面积的推广到其他疾病上去。

比如他不会说这个药性苦寒，归肺胃经，有清热解毒和消肿止痛的作用，然后再根据中医的理论，用此药治疗一切被他认为属于有热毒的肺胃经的疾病。假如他这样做了，那他的疗效也会变得稀松平常，很不靠谱。

我相信大量的中药和草药，最初大家对它们的认识都是质朴无华的，直到有汪昂这样的信奉“医者意也”的学问家的介入后，事情才变得复杂，变得不可信也不足信了。而中医药的临床疗效，也因此而大幅度的下降。

中医要想重新焕发出生机来，要想在科学素养越来越高的当代和后世中国人中仍然有较多的信众，就要剥掉“医者意也”这层外衣，还原其真正有价值的一面来。

我们当代的中医学者，也应该响应陆渊雷和施今墨这些近现代中医界的有见识的前辈的号召，走求实的科学发展之路，让中医脱离玄学，变得更有说服力和亲和力，更值得普罗大众信任。

科学的精神并不是唯我独尊和自以为是的精神，科学的精神恰恰是批判和自我批判的精神，是不断的在新的认识下否认旧的自我的精神，是一种勇于自我革新的求是精神。我不迷信鬼神，也不迷信任何权威，所以我相信科学，我选择以科学的精神进行中医药学的研究。

我从十八九岁开始学习中医，迄今已经学习了二十余年。二十年多年来，我所读的中医古籍中，大多是这种“医者意也”的主观臆测性的文字与真实疗效掺杂在一起的很容易让人迷惑的文献。

我深感在这样的文献的指导下学中医之不易，在大量的臆测性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临床实践，也颇不易取得确切的疗效。我时时为治疗无效而觉得愧对患者，所以一直在努力寻找疗效更确切的疗法。此路艰难，但既然已经选择了从医，也只有为寻求更好的医疗方法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很多中医学者学医多年后，说些套话说什么由博返约。我对由博返约没有多大兴趣，我觉得自己真正愿意做的事情是去伪存真。没有这道去伪存真的程序，我们所读的书，就足以蒙蔽心智，害人匪浅。

古今治国学者，被前人的文字记载所误的多矣！本文中提及的晋代的葛洪，即是其中之一。此老幼时家贫，在书肆中打工谋生。葛洪是个书呆子，读了一些古代的书简后，居然相信彭祖活到上千岁是真实的事实。那些如今被我们当作志怪小说来阅读的古代寓言，他信以为真。

葛洪最后入了道家修真悟道，还写了对中国道教颇有影响力的《神仙传》和《抱朴子》。葛洪一直相信通过修炼内丹和外丹，服食一些养生药物，人可以长生不老，或许他也服用了当时颇为流行的五石散。可惜的是他自己只活到了61岁就死了（也有说他活到了81岁），而不是长生不死。

不过这并不妨碍他的《神仙传》和《抱朴子》被后世的道士们奉为道藏中的经典。时至今日，可能还有人相信按照《抱朴子》的养生理论，人可以实现长生不死的愿望。

尽信书不如无书，读者若不能有充分的理性，不能从实践中去验证和质疑古人的文献，就很难从古籍中学到真知。但理性，诚如王小波先生所言，并不是轻易就能获得的东西，人需要很努力才能获得真正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