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们知道中医包含着科学真理，非常宝贵的科学真理，但人们“以貌取人”，怀疑中医有没有真理，或进而认为中医是封建糟粕。

1984年5月16日致李印生——《钱学森书信选（上卷）》0088页，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8，6

2.

中医理论就是典型法，从病人各种典型概括出阴阳五行的理论。但就是对人体这一千百年事例中得出的中医理论也不能作为死教条，按病人实际情况还应做适当调整。中国有名的中医都是根据自己行医经验对医方做些适当变动，这才是名医，不是庸医。

1995年1月25日致李世辉——《钱学森书信选（下卷）》1010页

3.

医学不已有几千年的经验了吗？人的一生是有变化的，生、老、病、死。但模式基本一样，在几千年中重复了亿亿万万次，所以医学，特别是中医，是有经验基础的。

1994年12月2日致王寿云等六同志——《钱学森书信选（下卷）》0992页

4.

中医理论中的阴阳说和五行说，中医理论的脏腑论和经络学说，中医理论的六淫、七情，中医讲究辨证论治，这些都强调了人体的整体观以及人和环境、人和工作的整体观。应该说，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医理论的缺点是它和现代技术挂不上钩，语言、概念是两套。

《钱学森等论人体科学》第7页

5.

系统的理论是现代科学理论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现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医理论又恰恰与系统科学完全融合在一起，所以还有个旁征，人的社会实践和科学的发展已经指出中医的这个方向是对的。

不仅因为有中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几千年和这么多人民的实践证明，而且另一方面，中医的看法又跟现代科学中最先进、最尖端的系统科学的看法是一致的。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所里讲的人体科学的看法。我讲过，越来越证明我们这个观点错不了，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

（《钱学森人体科学与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纵横观》301页）

6.

从人体科学的观点，中医有许多比西方医学高明的地方，但将来的医学一定是集中医、西医各民族医学于一炉的新医学。

（1990年12月11日致徐振林——《钱学森书信选（上卷）》0553页）

7.

我认为传统医学是个珍宝，因为它是几千年实践经验的总结，分量很重。更重要的是：中医理论包含了许多系统论的思想，而这是西医的严重缺点。所以中医现代化是医学发展的正道，而且最终会引起科学技术体系的改造——科学革命。

（1985年9月23日祝世讷——《钱学森书信选（上卷）》0191页）

注：

钱学森先生对中医的论述很多，难以一一尽述。我谨摘录其中的一些较有代表性的言论，供各位读者参考。钱学森先生对中医既有肯定，也指出了中医的不足之处。他的这些论述，客观理性，很有参考价值。

《系统控制论》是钱学森先生的名作之一，钱学森擅长以系统控制论的思维模式看待各种问题，包括社会问题和医学问题。加上钱先生非常爱国，所以他对我国的传统医学很欣赏。

钱学森先生曾为双侧股骨头坏死、腰椎骨折、膀胱癌、肺炎和听力退化等疾病折磨，晚年长期卧床不起。他既找中医看过病，也找西医看过病。钱学森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很大，给他看病的中西医也都是各领域的权威名家，他对中西医的临床疗效有自己的判断。

他讲的这些与中医相关的话，是很有道理的。

中医重视整体论和系统研究，而非将人体的各种器官、组织和功能割裂开来，单一研究某一个方面，这是中医的一大优势。这使得中医在治疗一些难治性疾病时，往往能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疗效，钱学森先生一定是体验过中医的疗效的。我既学中医，也学西医，跟师临床近二十年，在老师的带教下，接触过的各种患者已超过10万例，对这一点感受很深刻。

但中医的疗效也很有限，治疗许多疾病不如西医的有效率高，我们需要辨证和求实的看待这个问题。历史上有许多知名的中医大师，他们留下的著作都曾如实的记录过他们亲眼目睹的疾病大流行造成的大面积的死亡事件。

比如汉代的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提到他的家族成员200余人在不到十年死了三分之二，金元时期的李东垣在《内外伤辨惑论》中提到当时瘟疫流行时京城每日数以万计的人死亡的惨状，清代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提到因为瘟疫流行遍野都是横死的幼儿的惨状，这些都说明古代医学的实际疗效不可被过度高估。

现在有许多打着中医旗号招摇撞骗的人，极度贬低西医，把中医的疗效吹上天了。这种不符合事实的宣传，对中医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老百姓不是傻子，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找中医治疗过疾病，有没有效果，效果到了什么程度，他们是心知肚明的。浮夸的言论只会导致他们对中医产生反感，并不能让他们更加接受中医。

历史上也出现过大量的杜撰故事以神化某个医生的诊疗水平的故事，比如医圣张仲景的传记中就提到他曾断言王仲宣四十岁后将“眉落而死”，并且后来果然应验了。

王仲宣是建安七子之一，是历史上的名人，和曹丕、曹植等人多有交往，曹丕曹植等人的文章中都提到王仲宣死于瘟疫。只要稍加考据，我们便能对此类故事的真实性加以甄别。但明辨是非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历史考据也是需要深厚的文化功底和考据能力的。

关于张仲景传记中的这些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内容的考证，我之前曾引用历史文献，撰写过专门的文章，在此不再赘述。有兴趣者可以到我的公众号或个人网站（www.zhouzhiyuan.com）中去搜索和阅读，我有很多文章已经不再存在于公众号中了。

这种造神的方法现在还在使用，比如当代的火神派吹得也很厉害。一些火神派的大师，我是目睹过他们如何把人治出大问题来的，他们的一些真实的治疗案例都算得上是典型的医疗事故了，但这些都被隐匿不谈。

他们宣扬的极端的医疗观点对患者的生命安全构成很大的风险，但在以讹传讹的宣传中，他们被迷信者封神了。在我看来，这种做法损害了中医的健康发展。如能诚实地进行学术交流，我相信更有利于中医的进步。

西医需要进步，中医同样需要进步。中西医可以在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和取长补短的过程中，共同取得进步。钱学森先生对许多问题都有真知灼见，我认可他的这一观点：将来的医学将会是集中医、西医和各民族医学于一炉的新医学。

随着人类对医学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深刻，我们已经发现了传统医学中的许多经验弥足珍贵，也发现了现代医学理论的一些缺陷和不足，现在也有许多人在从事挖掘传统医学中的精华，修正现代医学理论体系不足的工作。

我乐观地相信，将来有一天，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结合能够产生疗效更出色的新医学。至于这种新医学是传统中医的现代化，还是现代医学体系吸纳传统医学的优点后的继长增高，并不重要。医学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解除广大患者的痛苦，门户之争实无必要。

钱学森先生是我国当代贡献最为卓著的大科学家，我相信绝大多数人对他并不陌生。但钱学森先生的许多言论也颇有争议，一些争议可能需要时间来验证。

他在大跃进时期曾经说过从理论上粮食亩产确实可以达到上万斤，当时他是根据太阳能转化为生物能的公式来计算的，认为理论上是可以达到的。这种说法一度让他深陷在漩涡之中，他的秘书曾经试图撰文辩驳，被钱学森阻止住了，他选择了用时间来回答问题。我在前几年看到报道，借助现代农业科技，现在番薯确实实现了亩产一万斤以上的目标。

钱学森先生对中医现代化的设想最终能否实现可能也只能靠时间来证明，他的这一设想和我个人的人生理想是吻合的，我目前在做与中医现代化相关的工作。

我们一提中医现代化就有许多人很不高兴，反中医者认为中医就是糟粕，根本就没有研究价值；一些思想保守的中医爱好者则极力反对摒弃中医的一些不科学的传统，将中医现代化。所以中医现代化之路是崎岖不平的，从事中医现代化研究也是要挨很多骂的。但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医现代化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季羡林先生有一本书，书名叫《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的问题》，我就以季老的这本书的书名来为这篇文章结个尾吧！

链球菌属是化脓性球菌中的一大类常见的革兰氏阳性球菌，广泛分布于自然界、人及动物分辨和健康人鼻咽部，大多数不发病。病原性链球菌主要引起人类的各种化脓性炎症，还可引起人类肺炎、猩红热等疾病。链球菌属中有一千多种链球菌，其中强致病的主要是A群链球菌，人类链球菌感染引起的疾病中，90%以上属A群链球菌感染所致，尤其是A群乙型溶血性链球菌。

链球菌所致的疾病包括：

1. 各种化脓性疾病：细菌由皮肤伤口侵入，会引起皮肤及皮下组织化脓性炎症，如疖、痈、蜂窝组织炎、丹毒等；沿淋巴管扩张，可引起淋巴管炎、淋巴腺炎、败血症等；经呼吸道侵入，常有急性扁桃体炎、咽颊炎，并蔓延至周围引起脓肿、中耳炎、乳突炎、气管炎、肺炎等；妇女生产时不卫生接生，经产道感染可引起产褥热。
2. 猩红热：经呼吸道感染的A群链球菌可引起猩红热，临床特征为发热、咽颊炎、全身弥漫性鲜红色皮疹后疹退后明显脱屑。
3. 两种超敏反应性疾病：风湿热和急性肾小球肾炎，这两种疾病多发于青少年。风湿热若多次复发，未规范治疗，可导致风湿性关节炎和慢性风湿性心脏病，此病缠绵难愈，可折磨患者终身。急性肾小球肾炎未经规范治疗，也可转化为慢性肾炎，并且可能会导致肾源性高血压，从而终身难愈。
4. 此外，B群链球菌感染后，还可引起败血症、脑膜炎、肺炎等。

A群链球菌虽然致病力强，但不容易耐药，青霉素能抑制其生长，A群链球菌感染后，西医规范的治疗是用青霉素G和抗炎药治疗，疗程通常为7-10天。

如果不学习西医，我们很难把各种化脓性疾病、猩红热、风湿、肾小球肾炎等疾病联系到一起。联系不到一起，我们就难以找到更好地治疗这些疾病的方法。

化脓性疾病在中医属于“痈”，中医认为是热毒所致，治疗时主要采用清热解毒的思路，代表方剂有仙方活命饮、五味消毒饮等。

但笔者比对了许多治疗方法，发现治疗链球菌所致的化脓性扁桃体炎（中医病名为“乳蛾”）等疾病，最有效的方法是用佛甲草的草汁滴鼻。这个方法可以让患儿的症状半小时缓解、一夜痊愈，其治疗速度远快于青霉素G。过去十多年，笔者屡次用此方法，从未失手过。

佛甲草为什么对链球菌感染所致的化脓性扁桃体炎那么有效呢？笔者一度怀疑佛甲草有较强的抑制乙型溶血性链球菌的作用，但查阅文献和做实验，发现它可能只有弱抑菌作用。

但一种弱抑菌作用的草药却有如此好的疗效，那肯定是有别的尚未能完全研究明白的机制。当然，如今知道真正的病因后，笔者也怀疑，佛甲草对此病的作用是不是只是治标不治本，这有待将来在实践中去验证。

笔者进而想到的另一个问题是，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心脏病和肾小球肾炎这类疾病，西医在急性期用青霉素G治疗此类疾病的效果很好。但在现实中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是，很多患者容易被误诊或漏诊，或者因为患者和患者家人的疏忽，未能及时就诊。最后发展为慢性的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心脏病、肾小球肾炎等，影响深远。

而中医是认识不到风湿和肾小球肾炎与链球菌感染之间的关系的。在中医古籍中，风湿性关节炎是风湿痹痛，肾小球肾炎一般会被归于血尿、水肿等疾病，这两种疾病的治疗方法与“痈”并不一样。

这就是中医未能深入到微生物层面去研究疾病的一大劣势，虽然我们可能有很好的中药可以治疗某些疾病，但因为我们并不知道这些疾病的真正病因，我们无法精准地筛选出最有效的药物。

如果我们将中西医结合，认识到这些疾病的病因是一致的，就能够采用同样的方法去治疗这些看似不相关的疾病。为此类疾病的治疗寻找到更有效、也更经济实惠的治疗方法，缓解广大患者的痛苦。

所以中西医结合，能互相取长补短，共同促进医疗技术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西医结合有重要的价值。

上述疾病笔者正在研究中，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心脏病、慢性肾小球肾炎都是很难治疗的疾病，很多患者一辈子都会受到它们的影响，已经不是单一的佛甲草所能奏效的了。但我们弄明白了这类复杂疾病的真正病因，就离更好的疗效又进了一步。

我非常希望中医和西医都能够摒除门户之见，就此类疾病的治疗做一些有意义的探索。若我们能够将中西医治疗此类疾病的经验结合起来，或许能够摸索出非常有价值的创新性的治疗方案，可以更好地解决这些患者的痛苦，帮助他们恢复健康。

山西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2017年被授予“国医大师”称号的王世民教授，1935年出生于河北省元氏县泜屯村（今苏阳乡纸屯村），其曾祖父王长宝为当地名医，当地乡民曾赠其曾祖父一块“佩德神医”的金字匾额。受其曾祖父的影响，王世民从小就立志长大后当医生。

1953年春，王世民的母亲因外伤未及时治疗，感染破伤风，不幸去世，当时正在上中学的王世民深受打击。

祸不单行，少年丧母之痛让王世民心力交瘁，自己也患了面神经麻痹。屡经中西医治疗，针灸从头扎到脚，也用了许多治疗中风的方剂，效果均不佳，历时两年，病情未能缓解。

这种锥心切肤之痛让王世民更加坚定了学医济世的决心，1956年，王世民高考时，毅然报考了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并被录取，成了该校第一批大学生。历经六年寒窗苦读，于1962年顺利毕业。实习期间先后师从陆石如、孔嗣伯、刘渡舟、谢海洲、印会河等名家，得到了这些老大夫的悉心指点，学问日有长进，经验日渐丰富。

毕业后王世民被分配至山西省中医研究所（今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第二年，被指定为山西四大名医之一的白清佐之徒弟，侍师襄诊，抄方、记录医案。并继承和整理白清佐老先生的临床经验，深得其真传。

在山西工作期间，王世民始终与刘渡舟、谢海洲、印会河等老师保持密切联系，请教问难，探讨学术，分析病情，发表文章，并从事中医类专著的编撰工作。先后协助中医儿科学家孙华士先生整理校定了《小儿药证直诀释义》《幼科金针》，协助印会河先生整理《中医内科新论》，还整理了《谢海洲临床经验辑要》《谢海洲医学文集》，协助刘寿山先生完成了《中药研究文献摘要》第二、三编的部分内容。

王世民教授一边从事中医文献编撰和整理工作，一边在山西中医药大学教学，同时还从事临床实践工作，教学研与临床相结合，打下了厚实的理论功底，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在对方药深入系统研究的基础上，王世民教授总结出“方对证，药对症”的临证思路，认为方剂的功效是方中各药物经过配伍组合而成的“合力”，定向地作用于某一病证而发挥的作用。并不是某一味药的作用，亦非是各药物作用的简单堆砌，药有个性之特长，方有合群之妙用。药物是组成方剂的单位，方剂是药物运用的更高形式。

王世民教授对中医方剂学的现代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长期的临证、教学、科研中，王世民感到只有探明方药的物质基础，才能最终揭示方剂产生疗效的真谛。很多古方名方组方严谨，疗效肯定，但有关其疗效的说明和机制的阐述大部分停留在过去直接观察所得到的宏观认识上，要想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探明微观机制，要想使古老的中医方剂配伍理论发扬光大，被世界所接受，必须进行实验研究。

对药物和方剂的功效的研究是王世民教授毕生工作的重点，他将其思想浓缩为“方对证，药对症”这六个字，笔者认为，这六个字才是中医真正的精髓。

最近，笔者的一位对中医感兴趣的老师问笔者一个问题：学中医最应该从什么开始？笔者回答她：《药性赋》和《汤头歌诀》，而且最好是从背书开始。这两本书是中医最基础的入门书籍，《药性赋》是一本中药学入门书籍，《汤头歌诀》是一本中医方剂的入门书籍。

好多人学中医，喜欢阅读名家名著。我早年学习中医的时候，也是这样。但有了近二十年的实践经验后，深切的感受到，要想临床疗效好，最应该学的就是中药和方剂。而且学中药和方剂的关键就在于王世民教授总结的这六个字“方对证，药对症”。

笔者不揣冒昧的把这六个字改成另外的八个更通俗易懂的字：对症用药，辨证用方。学习中医牢牢把握住这几个字，就不至于走弯路。

我需要对这里的“症”和“证”做一些说明，很多中医类的著作把“症”和“证”当作两个概念，有些甚至还分“症”“证”和“病”。恕我冒昧，我觉得这纯属抠字眼，玩文字游戏，虽然强行拆分，看似也能言之有理，但其实是画蛇添足，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症也好，证也好，病也好，都是患者表现出来的各种异常或不适，没必要把它割裂成多个概念。把它们统一看作“用药指征”更好，这样也好与现代医学相统一。

我们今天的研究发现古人对疾病表现出来的异常和临床症状的描述，基本是符合疾病表现出来的客观规律的，有些症状的描述相当精准。可以说古老的中医自带了循证医学的基因，

我把古人的这种对疾病的系统性的描述性文字，统一称为“用药指征”或“用方指征”，并将其视为中医临床诊疗的关键和核心，这样的思路可以简称为中医循证诊疗思想。

比如说桂枝汤的适应症是“脉浮缓、自汗、发热、恶寒、恶风”，这些均是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诊查出来的系列症状。当出现这一系列症状时，用桂枝汤治疗，就会有很高的有效率，而且一旦起效，其见效会很迅速。这里的“脉浮缓、自汗、发热、恶寒、恶风”就是桂枝汤的适应症，或者按照传统中医的说法叫“桂枝汤证”或“太阳中风证”。

用药和用方，看起来似乎是两个概念，其实也应该统一为一个概念。单味药也是一个处方，一个复方不过是几个单味药组合而成的配方而已。这样梳理一下，就能将问题简化掉，便于表达，也便于学习者理解和掌握。

中医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出现的一大弊端是制造了大量脱离实际的专业词汇，如阴虚火旺、肾阳虚、肾阴虚等，学着学着，很容易把人学糊涂。反倒是简化概念后，更容易学习和掌握，也更容易交流和传播。

我自己现在每日在学的最主要的中医知识仍然是中药和方剂，可以说我一直都是在沿袭《药性赋》和《汤头歌诀》的思路去学习中医，只不过把学习的中药和方剂的范围拓宽了许多。除此之外，就是花大量时间阅读其他临床医生的医案，学习他们治病的经验。

中医是经验医学，中医临床疗效的关键在“对症治疗”（或者按照中医的说法叫“辨证论治”或“辨证施治”）这四个字。中医书籍汗牛充栋，读是读不完的，但历代中医书籍的精髓，始终不离中药和方剂的实际疗效这两个关键。

中医理论学多了，很容易被各种理论迷惑，最后陷入玄谈和空谈，甚至怪谈——我见过的中医怪谈之论多如牛毛，有一些给人一种鬼鬼祟祟的感觉，很不光明正大，玷污了中医的名声。

有两样东西可以让人脚踏实地，那就是每种中药和方剂的具体疗效，某药治咽痛，某方治发热汗不出，一目了然。这都是历代劳动人民和医生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真实经验，也是中医药最宝贵的部分。

某药缓解某种症状，某方解决另一种症状，如果能牢记这些，我们在临床实践中，就能做到有的放矢，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患者对医生的信心只产生于疗效，理论话术再漂亮，不能落实到实际的临床疗效，不能解除患者的病痛，就很容易让患者觉得中医是在骗人。

进一步言之，采用归纳法，将有类似疗效的药归纳为同一类药，将有类似疗效的方剂归纳为同一类方剂。同类药和同类方剂可以再组合在一起，共同治疗某一疾病，以产生更有效的疗效。

这样梳理思路，中医就不复杂了。学习中医就只剩下一个难点：多学药物和方剂的适应症和副作用，多记忆。学得越多，记得越多，临床使用时就越熟练。由于所记忆的都是客观的用药指征，不依赖个人的主观感觉去处方，治病时往往疗效更确切。

这种方法不但古人使用，当代的医学专家也在使用。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神农本草经》就提出了药物组合的原则，《神农本草经》的总纲中提到：药“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和视之”。古人强调用药要“相须为用，相得益彰”，这种将药物组合使用以加强疗效的思想是非常宝贵的。

日本人研究中医（日本人管中医叫汉方医学），采取了对药物和方剂疗效归纳总结的方法。日本最有名的汉方医学家吉益东洞的《药征》是典型的将药物疗效归类的著作，他的另一本著作《类聚方》则是将疗效相似的方剂归类的代表作。

吉益东洞在日本汉方医学界有很大的影响力，他被誉为汉方医学界的巨擘，他的这种将同类药和同类方分类归纳的思路，为日本汉方医学朝着科学化发展指明了方向，也奠定了基础。吉益东洞影响了很多人，日本近代最著名的汉方医学家汤本求真就深受其影响。

汤本求真的著作《皇汉医学》又对中国当代中医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当代经方派代表人物胡希恕和刘绍武都深受汤本求真的影响，他们的著作也都有《皇汉医学》的影子。

但这些整理和研究，还只是停留在对古文献的研究的基础之上，未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做一些创造性的工作，还不足以推动中医往前发展。

中医要创新，应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我们固然应该开展古方和中药的药效研究，更应大胆创新，尝试着将同类药同类方再组合成疗效更出色的新方剂，并且结合现代医学对疾病和药理的研究成果，取得前人未能实现的突破性的临床疗效。

我常常将我自己的这种思路形容为中医的鸡尾酒思路或者大复方多靶点治疗思想，这是借鉴了华人科学家何大一先生的医学思想。他尝试着将多种药物混合在一起，治疗艾滋病，并且取得了很好的临床疗效。我则是尝试用中医的大复方多靶点的思路来治疗难治性疾病，如癌症、中风后遗症、新冠后遗症等，也取得了一定的疗效。

这种组方思路其实并不复杂，类方和类药并用，比单一使用某一种药或某一个方剂更有效。我知道许多中医临床家实际上也在做同样的工作，比如焦树德教授所提倡的“合方”思想，刘渡舟教授所提倡的“古今接轨”思想，说白了都是将几个同类方合并成一个大复方，以产生更好的疗效。

只是他们取的名字有点儿怪，也未曾将这一思想完整的阐述清楚，更未进行专门化的研究。我希望在他们的基础上往前进一步，也希望借鉴王世民教授的思路，用实验研究的方法来为我自己的这种用药思想寻找科学上的证据。

这是我目前最重要的研究方向，而我现在系统学习西医，这几年还要考西医的执业资质，则是希望吸纳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完善自己在中医领域的这一创新性的思想。并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摸索出一些有效的治疗难治性疾病的方剂来。

当代著名中医大家施今墨先生曾坚定地送他的大弟子，同时也是他的乘龙快婿祝谌予先生去日本金泽医学院学习西医，这所学校是日本当代著名的汉方医学家汤本求真的母校。

1901年，汤本求真先生毕业于金泽医学院，所学的是西医。后来他的女儿死于肠伤寒，当他的女儿患肠伤寒时，汤本求真先生用西医抢救，竭尽全力亦未能留住他女儿的生命。

这件事情对汤本求真的打击是巨大的。为此他改学汉方医学（也就是传到日本的中医学），并最终成为当代最有名的汉方医学家。他的著作《皇汉医学》对中国和日本的中医学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国民国时期著名的国学大师章士钊曾说，若汉代的张仲景看到了《皇汉医学》，可能会忍不住惊呼“吾道东矣！”，感慨中医的精髓已经在日本了。我国当代著名的经方学派大家胡希恕教授和刘绍武教授也都深受汤本求真的影响。

胡希恕教授这样评价汤本求真的《皇汉医学》：“所阅之书既多，则反滋困惑而茫然不解。后得《皇汉医学》，对汤本求真氏之论，则大相赞赏而有相见恨晚之情。于是朝夕研读，竟豁然开朗，而临床疗效则从此大为提高。”

胡希恕教授已经成为当代中医界的标杆性大师之一，许多中医人在阅读胡希恕的著作，研究胡希恕的中医思想。也有许多人因为胡希恕教授而知道汤本求真和他的《皇汉医学》，因此，在今日的中医学子中，《皇汉医学》的读者也不在少数。

在众多的中医著作中，《皇汉医学》之所以别具一格，与汤本求真贯通了中西医有很大的关系。汤本求真曾尝试着将中西医融合在一起，借助现代医学的思路，诠释传统中医。

汤本求真在《皇汉医学》的序言中这样介绍自己学医和著述的经历，他说：

“余少以亲命学医于金泽医学专门学校，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卒业，旋供职医院，嗣复自设诊所，从事诊疗。

至明治四十三年，长女以疫痢殇，恨医之无术，中怀沮丧，涉月经时，精神几至溃乱。偶读先师和田启十郎所著之《医界之铁椎》，始发愤学中医。经十有八年，其间虽流转四方，穷困备至，未尝稍易其志。

用力既久，渐有悟入。乃知此学虽旧，苟能抉其蕴奥而活用之，胜于今日之新法多矣。无如举世之人，竞以欧美新医相矜炫。中医之传，不绝如缕。此余所为日夜悼叹者也。

既以稍明此学，不忍终默，窃欲振而起之。故不揣浅陋，撰为是书，以俟天下具眼之士。”

《皇汉医学》出版于1927年，此时汤本求真从金泽医学院毕业已经26年了。在这26年中，有18年的时间，汤本求真先生为学中医而颠沛流离、穷困备至，但纵使困顿至此，他也未曾稍易其志。

如果一个人既有中医基础，又有西医基础，再去读《皇汉医学》，将会对这本书产生非常深刻的印象。

我不知道祝谌予先生留学日本，到金泽医学院学习西医时，是否在精神上受到过汤本求真的感召。他去金泽医学院的时候，一定是知道汤本求真和汤本求真的《皇汉医学》的。

祝谌予先生的人生经历也很独特，他的母亲曾重病缠身，他们一家带着他母亲四处求医问诊，最后是施今墨先生缓解了他母亲的痛苦，但也未能留住他母亲的生命。因为这种亲身经历，他19岁就拜施今墨为师，跟随施今墨学习中医。

施今墨是京城四大名医之一，建国前曾经给孙中山、袁世凯等人看过病，建国后他也曾给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看过病。北京中医药大学建立之初，当周恩来总理请施今墨选择一些优秀的中医人才来创办中医的高等教育事业时，施今墨先生首先推荐的就是自己的女婿兼弟子祝谌予先生，这个融合中西医医术于一身且年富力壮的中年人。

祝谌予先生后来被调入北京协和医院中医科任科主任，与此同时他也负责开创我国的中医药高等教育事业。他的岳父施今墨先生是一个胸怀宽阔的儒医，施今墨先生早年甚至一度投身民国时期救国救亡的革命事业，颇有家国情怀，同时又胸怀大志，他非常希望有一天中西医能互相借鉴对方的长处，弥补自身的不足，共同向前跨一大步，为亿兆生民的健康造福。

他们的这种精神感召了我。我第一次阅读汤本求真的《皇汉医学》时，正值我的母亲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读到汤本求真撰写的自序时，我热泪盈眶。这种情感，只有亲身体会过与自己深爱的至亲骨肉作生死诀别之痛的人才能深刻理解。施今墨先生和祝谌予先生也都是因为自己的母亲死于锢疾而发奋学医，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三人是有共同之处的。我想当他们二位读到汤本求真那字字泣血的序言时，内心一定也是大受触动的。

先慈在世的最后几年，深受胃癌和脑溢血后遗症折磨，我的人生因此而改道。我年少轻狂时，有点儿恃才放旷。我早年虽然因为家贫受了几年的挫折，但是总体来说，我的人生之路比大多数人要顺畅很多，所以渐渐地对命运之神失去了敬畏之心。

自母亲病后，我们四处求医问诊，苦无良法可缓解她老人家的痛苦。我渐渐地意识到在自然规律面前，人是微不足道的。

我在高中读书时，本有志于学医，但天不遂人愿，当年高考与第一志愿所填的医学院校失之交臂，被调剂到一所工科大学学习机械工程。因为考的是重点大学，加上当时家庭经济压力大，我家里不支持我复读，我也无可奈何。

母亲病后，我学医的志向重新燃起。但那时的我，上有老下有小，难以全身心地学医，必须经商以维持一家人的开销。所以只能一边经商一边学医，彼时所求不多，但求能学到一点医学知识帮助到自己的母亲，减轻她的痛苦。

我最初学得很业余，买一些胃癌和脑卒中方面的医学专著看，后来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要想学好，还得从基础一步步来。就这样像祝谌予先生一样，拜师学习中医。我的第一位中医师父是一个骨伤科名医，是我高中时的恩师帮我牵线认识的。

后来我又陆陆续续在北京拜了几位临床疗效卓著的中医为师，也跟着两位临床经验丰富的西医主任医师学习过一些西医知识。令人唏嘘的是，我的这几位老师中，后来也有三位确诊癌症，出于对我的医术的信任，他们又都成了我的患者。

2023年，犬子高考结束，考进了一所数学专业还算不错的学校去学习他最喜欢的数学，我的担子一下子轻松了许多。我渐渐地调整自己的工作节奏，准备重返校园系统学习中西医。2025年我在老家湖北参加统招高考，被我现在就读的学校的临床医学（西医）专业录取了，圆了自己的这个梦想。

我在学校已经学了快一年的时间，过去这一年，年近五旬的我渐渐地适应了校园生活，努力避开了一切来自外界的可能会干扰我学习的喧嚣。校园里的生活简单、平静而又有规律，医学专业的课程排得满满的，我在这里每天都能学到新知识，过得很充实。

我本来就是一个思维很活跃的人，学习中医快二十年了，过去跟着我的老师们做过许多临床实践工作。现在为了能够将中西医融合，来学校学习西医，必定会与身边这些刚刚结束高中生涯，到大学里学习临床医学的年轻人有很大的不同。

我在听课的时候，脑海中经常蹦出许多思想的火花，中西医在我脑海中的交融让我很多次都处于兴奋之中。有许多问题都值得从中西医两个角度深入研究下去，我的文档中记录了大量的这样的问题。只是时间和精力不足，我在现阶段需要跟上学校的教学进度，完成学业，只能把这些问题留到毕业后再去研究。

中西医都有许多了不起的地方，也都有许多不足之处，二者可以互相融合之处其实非常多。但要想把二者融合好，得有汤本求真先生那样的学识和毅力才行。

汤本求真的《皇汉医学》出版于100年前，过去这100年，中西医都有很大的进步。当代的学医人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把中西医融合的事业做得更好才行。我非常愿意在这个方向上，做一些能造福于人的探索。

医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它是科学吗？是，也不完全是。我切身的体会是，它是一门用爱去拯救和延续爱的学问。人们求医问诊，固然是为了延长寿命，更重要的是为了延续人与人之间的爱。失去所爱是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没有爱，任何人的生命都将成为一片荒芜。

医生们要穷尽一切办法，采取一切可以缓解病人和病人家属的痛苦的手段，去减轻患者和家属肉体和心理上的痛苦，无分中西，亦不应分古今。一个好医生，是应既通晓自然科学，又有深厚的人文功底的。甚至还应有丰富的人生阅历，理解得了人们在生老病死之前的喜怒哀乐，并能抚平人们心中的痛楚。王辰院士在一次采访中曾说，从广义上说，医学包罗万象，一切学问皆可为医生所用，用来减轻病人和他们的家人们的痛苦，这样的观点很中肯。

佛家说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炽盛，这其中的每一种苦都与医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和佛教一样，医学最高的宗旨是帮助人们离苦得乐；和儒家一样，医学的终极理想是追求止于至善。

这一切都是人类自古至今都在不懈的努力去追求的梦想，这个梦想很美好，却不容易实现。直到现在，人类医生们能够治愈的疾病还只占全部疾病中的一小部分。医疗的现状仍然是“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

在理想与现实反差如此之大的当下，中西医很有必要进一步融合与创新，为人类的难治性疾病探索出一些新的道路来。

去年我岳母，一次感冒后，突然出现了耳聋现象。因为我在学校上学，老人家怕影响我的学习，就没告诉我，自己去我们本地的人民医院治疗了一周多，无效。医生要求她做手术治疗，这下老人家瞒不住了，把病情告诉了我爱人，我这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于是我当即打电话问了她的症状，判断她应该是感冒引起的一种后遗症，在中医属于肺热咳嗽，给她买了连花清瘟胶囊和耳聋左慈丸，老人吃了不到一周，听力恢复了。

当时本地医院的医生建议我丈母娘开刀的时候，我爱人兄弟姐妹几个都忧心忡忡，我爱人甚至准备回家带我丈母娘开刀。像我岳母那样的状况，如果一点中成药就解决了，那么当初的诊断都未必是正确的。根据错误的诊断去做手术，手术对她就非但无益，反而有害。

也是去年，我一个在广东的朋友的不到十岁的孩子，因为牙痛，当地医生居然建议对这么小的孩子进行根管治疗，把那颗牙的相关神经切除。朋友问我该怎么办，我让孩子先吃吃牛黄甲硝唑加上头孢看看，不急着拔牙和切除牙神经，因为孩子的一生还很长，这种治疗方法后患无穷。这孩子照着我的方法治疗后，不到三天就好了，后来再未复发。

上周末我带着我的一个叔父的女儿在北京协和医院就医，这个妹妹也是刚刚被一个很有名的外科医生建议尽快做胰腺切除手术。我看了她的病历资料后极力反对，幸好北京协和医院的医生看完病历资料后，诊断结果和对手术的态度和我高度一致，这才阻止了这场手术。

以前我对北京之外的这些医疗状况没有太大的感受，因为我们日常在北京就医，很少有医生动辄提手术。但最近几年，因为家里老人们和亲友相继出了一些健康问题，亲历了他们的治疗过程，才体会到现在一些医疗机构对手术的态度之轻率，真的是令人意外。

我国心血管病专家胡大一教授十多年前写过一篇文章，他提到我国心脏病患者做支架的问题，他说，我国的做法非常特殊，最近5年（指他写文章的时候）几乎100%使用药物支架，这是任何一个国家，从古巴到美国到印度，没有看到过的。

胡大一教授接着指出，药物支架有其先进的一面，即减少再狭窄，同时也带有其“双刃剑”的另一面，它是可能引起血栓甚至非常晚期血栓的有隐患的治疗工具。我国的支架数每年递增30%，已经突破30万，可能很快成为除美国以外用支架量最多的国家。而且用的都是最贵的、存在血栓风险隐患的支架。

而美国和英国的资料发现：稳定的冠心病患者放支架，12%完全不需要；38%疗效不明确，用药就够了；只有一半做的合理，给患者带来了利益和价值。当时我看到胡大一教授的文章，决定不按照医生的建议，给刚确诊为冠心病的家父手术。那个医生对我说，如果我父亲不手术，恐怕只有三五年的好日子。如今过了快二十年。我父亲甚至连常规的治疗冠心病的药物都没吃过一片，体力状况依然良好。

胡教授列举的这些数据不被我国医学工作者重视，我国医疗界也未曾像美国和英国那样做过类似的统计，外科手术都快泛滥成灾了。当然，这些年在像胡大一教授这样的一些顶级专家的呼吁下，这种情况略有改善，国家现在也在加大力度限制滥用手术。

许多疾病是完全没必要急着采用这些有后患的手术治疗的，但遗憾的是，我通过自己身边的这些亲友的经历了解到，现在这种滥用手术，滥用有创检查方案的情况实在太多了，常规的内科治疗不再被重视。

久而久之，这不但对病人造成损害，也导致内科治疗的整体水平在下降。这背后既有经济利益的驱动，也有常规医疗水平不足的原因。近几年我家亲友在各地医院治疗的效果，都很难令人满意。他们的病其实并不难治，因为大多数时候，我都把他们的问题解决了。

我现在自己也在学习外科手术，我们在实验动物身上做手术，已经掌握了一些基本的麻醉技能和手术技能。用那些锋利的手术刀开膛破腹确实很容易，但手术后就很难再为手术对象恢复其良好的生存状态。

我国现在提倡中西医并举，重视基层中医医疗机构的建设，这是一个很好的医疗改革方向。非立即致命的常见疾病，理应先尝试多种非手术的治疗方法，为患者多提供一些选择，实在不行时再考虑手术也不迟。

我也希望大家在就医的时候，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不要轻易同意手术，除非所患的疾病真的是致命性疾病。在被要求做手术后，多去几个医院，多看几个医生，综合判断，看看是不是真的有手术的必要，如果不存在急迫的手术需求，就不要随便破坏自己的身体。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我带着我的一个叔父的女儿和女婿在北京协和医院就医，挂的特需专家号。我们此行最主要的目的是请协和医院的专家帮我们做个判断，看看我这个妹妹要不要做胰腺切除术，以预防胰腺癌。

其实就诊前，我根据她的病历资料，已经明确地提出她完全不应该做胰腺切除术。但此前一个胰腺专科的二级教授强烈建议她立刻做胰腺切除术，该教授是某知名三甲医院的胰腺专家，职称是二级教授。

普通人可能对医院里的二级教授这个头衔没有概念，我国教授一共分四级，两院院士是一级教授，二级教授仅次于两院院士，可以说是除了院士之外的天花板级别。

我一直做的是中医研究，现在在临床医学（西医）专业学习还未满一年。所以，尽管我在肿瘤医学和神经医学方面已经有很丰富的经验，足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应该做癌症预防切除手术，但威信还是难以与一个二级教授相提并论。

胰腺的完全切除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所以叔父一家在手术前犹豫不决。其实他们家是医学世家，我这个叔父本人以及他的爱人都是主任医师——这已经是医疗系统的高级职称了。除此之外，他家近亲在医院当医生且职称较高者，有将近十人。所以他们在医疗行业内的人脉是非常广的。

这样的家庭，在被一个二级教授提出，其某个家庭成员高度怀疑有患恶性胰腺癌的可能或风险时，依然不知所措、手忙脚乱，可见普通人在遇到类似情况是多么的无助。上周四，叔父打电话给我，让我周末带他家的这个妹妹去协和医院找该院的胰腺专家看看，并请我全权代表他本人去为他女儿的病做决策。

医疗界向来有“医不自治”的说法，一个医生在自己家人遭遇重大疾病时，自己不敢做重大决策或参与治疗，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因为医疗决策需要摆脱情感因素的影响，做最理性的抉择，而近亲通常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

我的这个叔父对我是完全信任的，既信任我的为人，也信任我的专业水平，所以在他作为父亲，无法替自己的女儿做这种重大决定的时候，他希望我帮帮他是可以理解的。受这样的委托，我当然不敢怠慢。

我看到这个妹妹的病历资料后，立即判断出这个二级教授的建议是一派胡言，极为不专业，他给出的意见与其身份和地位极不相称。胰腺是人消化系统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完全切除胰腺，病人的余生将很受影响。这个妹妹只是慢性胰腺炎，而慢性胰腺炎癌变的概率其实很低，而非像这位二级教授声称的癌变风险很高。

我从她的影像检查结果判断病人现阶段不可能是癌症，我看了不下一万例癌症患者的检查报告，对癌症的影像太熟悉了。这种规则的钙化灶和纤维化病灶，与癌组织有着显著的区别，低年资的临床西医应该都是可以看出来的。

我也查了我国胰腺癌的发病率，是3.5/10万，这个发病率很低。慢性胰腺炎中，最可能癌变的遗传性慢性胰腺炎的发病率也只比常人高10-20倍，非遗传性慢性胰腺炎甚至只有常人的4倍。

用简单的数学方法就可以计算出慢性胰腺炎患者癌变的概率，这个概率最高不过万分之七而已。为了万分之七的小概率事件，让一个人把胰腺切除了，这简直是匪夷所思，而提出这个建议的居然是专门研究胰腺疾病的二级教授。

他的另一依据是患者的ca199偏高，这个指标其实不是癌症独有，它是慢性胰腺炎的常见指标之一。其他领域的医生不懂得这一点是情有可原的，毕竟隔行如隔山。但胰腺领域的二级教授因此而轻易断言患者的胰腺存在癌变的高度可能，不经更谨慎地继续监测和评估，直接要求病人切除胰腺，这就太鲁莽了。

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看了病历资料后，做出了和我几乎完全一致的判断。首先，他认为这不可能是癌变组织；第二，他也指出来慢性胰腺炎癌变为胰腺癌的概率很低，为预防胰腺癌切除胰腺太奇怪了；第三，他认为切除胰腺的手术弊端太大，完全没必要如此急着切除胰腺，而是可以更谨慎地对患者进行监测和评估，排除恶性的可能后，定期复查观察即可。

所以他开了一些检查的单子，当天就做了ca199的复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该项指标已急剧下降到接近正常值的范围。这是典型的慢性胰腺炎的病理现象。他的意见复查结果，让我叔父一家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我也可以心里踏实地在周日下午返回学校了。

我为什么要如此详细地讲这一件事呢？这是因为我经常遇到类似的情况，一些存在癌前病变问题的患者会咨询我，他们要不要提前做手术，切除可能癌变的组织或器官。这样的问题其实很难有简单而统一的答案，它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做个案分析。

但有一些总的原则是可以通用于每一个患者身上的。癌症预防性切除术是一定要谨慎的，不能说某个人患了一种属于癌前病变的疾病，就要切除他的相关组织和器官。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国家一半人的胃都要切除掉，因为我国幽门螺杆菌感染率接近一半，而幽门螺杆菌感染是胃癌的癌前病变之一。我国还有一亿多的乙肝病毒携带者或乙肝患者，乙肝是肝癌的癌前病变。幽门螺杆菌阳性和乙肝的癌变率都与慢性胰腺炎接近，

是不是这些人都应该预先切除掉胃或肝？答案当然不是。动辄切除组织和器官是极为鲁莽和不负责任的行为。一些在这个问题上做得过火的医生，比如湘雅医院的刘翔峰，已经被判入狱了。在判刑前，他可也是他们科室的大牛呢！

只有在癌变的风险极高，比如家族性肠腺瘤性息肉病癌变的概率为100%，肺部非典型腺瘤样增生的癌变率高达10%-30%，这些都属于高风险的癌前病变，如果结合其他指标，判断未来癌变的可能性较大，就可以考虑预先切除病灶局部。另外，皮肤上的一些可能癌变的组织，其手术范围和副作用小，在选择切除术上可以放宽一些要求。但重要器官中的癌变可能性较低的病变一律不应轻言器官切除。

我和我爱人在经历这件事后感概，像我这个叔父这样的医学世家在遭遇了这样的问题时，都慌了神，普通家庭在听到一个二级教授的建议后，只会更手足无措。毕竟，每家三级甲等医院都只有为数极少的几个二级教授，他们离院士可是只有一步之遥啊！他们的话，又有几个人敢不相信呢？

我们也深感后怕，因为我们自己的家人同样可能会遭遇类似的问题，在这样的医学权威面前，他们可能只有听命。同时这也给我敲响了警钟，我现在在脱产学习临床医学，毕业后经过一系列的考试后，就可以同时具备中医和西医的处方权，未来可能需要面临大量的病人，如果我不审慎的评估每个病人的病情，我一样会犯这种错误，而这些错误将会导致许多人生命和健康受到威胁。这不但对病人不好，对我自己也很不好。

我庆幸北京协和医院的这位专家和我自己的判断近乎完全一致，如果没有他的及时的纠偏，仅凭我自己，很难消除叔父一家心中的阴影。即便我进行了非常专业的分析，他们仍然难以完全释怀，此后恐怕一直要生活在恐惧之中。

上周，我自己的妹妹、父亲和爱人，身体相继都出了一些状况，加上我这位叔父家的孩子的问题，都集中到我这里来，要我出主意。整整一周，我在上课之余，都不得不全力应对这些亲友的健康问题。周末返校时，我感到自己已经累趴了，在火车上很快就睡着了。

所幸的是，最后的结果都令人满意，没有出现高风险的意外。若我不是学了这么多年的中西医学，加上个性冷静，这局面恐怕是对付过来的。可见人确实不能对医学太无知呢！

中医内科有四大不治之症：风、痨、臌、嗝，其中的痨又名肺痨、痨瘵、虚痨、虚劳等，痨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肺结核。肺结核是感染了结核分歧杆菌所致的一种具有传染性的消耗性疾病，病人到了晚期，常会出现低热、消瘦、咳痰、咯血、盗汗、胸痛乏力等症状。

肺结核在现代属于可防可治的疾病，但在古代则属于极难治愈的疾病。我国古代医生也认识到肺结核有传染性，他们把肺结核的病因归结为“痨虫”，并且认识到“痨虫”可以在人际间传播，但限于当时的条件，很难阻断其传染。

古中医虽然不能治愈肺结核，但也曾努力探索过缓解肺结核症状的办法，在这方面还有不少专著出版，最著名者有明代胡慎柔撰写的《慎柔五书》和汪绮石撰写的《理虚元鉴》。这些著作中的一些治疗方法，到今天仍然为人们所使用。古中医摸索出的治疗肺结核的经验，也被借用来治疗其他虚损类疾病，这是他们对后世医学的贡献之一。

肺结核给人类造成的痛苦是巨大的，鲁迅先生笔下的“人血馒头”，就是中国古人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想出的最极端但却又完全无效的治疗肺结核的偏方。

肺结核不只是困扰了中国人，也困扰了全世界人，直到上世纪初期，人类仍然没能攻克肺结核。但当时免疫学的发展已经引起了医学界广泛的关注，许多科学家想过，或许可以通过研制肺结核疫苗来阻断肺结核的传播。

不过，从理论到实践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的。最初的一些科学家的尝试，基本都以失败告终。有些科学家试图将结核菌杀死，制成灭活疫苗，也有一些科学家尝试着从结核菌里提取出某些蛋白质成分制成疫苗，还有一些科学家则直接用小剂量的活结核菌来刺激实验动物的免疫系统，结果都以失败告终。

这可能与结核菌的一些特点有关。在各种致病菌中，结核双歧杆菌是一种很独特的细菌。结核杆菌的分裂周期约为18-24小时，远慢于常见细菌（多数细菌的分裂周期为20-30分钟）。结核杆菌的细胞壁厚，可阻碍营养物质的快速吸收，也可阻止外界对其内部的破坏。结核杆菌有很强的适应性，在低氧、营养匮乏的环境中，仍能长期存活。所以研制结核杆菌的疫苗是一件很有难度的事情。

但总有不怕艰难，敢于迎难而上的科学家。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两位科学家卡尔梅特（ Albert Calmette ，1863-1933）与介朗（Camile Guerin，1872-1961），就对这一课题特别感兴趣，他们也能耐住寂寞，不畏艰难，十年如一日的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1906年，卡尔梅特和介朗在一处农场散步时，从一个种植玉米的农民那里受到了启发。这两位科学家发现这家农场的玉米个头很矮，他们就问农场主这是怎么回事。农场主告诉他们，这是因为玉米种植了十几代，种子退化了，导致长出的玉米不够好。

农场主的话给了这两位科学家灵感，卡尔梅特和介朗意识到，结核杆菌如果也能不断繁殖下去，那么它们的毒性也可能会退化。因此，他们决定通过一代一代的传播的方法来达到减低结核双歧杆菌毒性的效果。

但其实有人早于卡尔梅特和介朗发现这一规律，我国清代的医生们在给人接种天花痘苗时，就采取了这种方法。

清朝嘉庆年间的医生朱亦梁就在其《种痘心法》中记载：“其苗传种愈久，则药力之提拔愈精，人工之选炼愈熟，火毒汰尽，精气独存，所以万全而无害也。”当时我国的种痘师们就已经发现可以通过多代传播来降低天花病毒的毒性，达到提高接种安全性的目的。只不过他们的这一经验未能受到科学界的重视。

后来，英国乡村医生Edward Jenner发现牛痘接种能够更安全和更有效的预防天花，所以那以后欧洲的科学家们都会考虑在牛身上来制作疫苗。

卡尔梅特和介朗受到启发后，就尝试着在实验动物身上用多代传播的方法来降低牛结核病菌的毒性，最终制成预防结核病的疫苗。

确定这一思路后，他们用了漫长的十三年时间，在动物身上传了230代后，终于研制成功了预防结核分歧杆菌的疫苗。1921年，法国医生维尔·哈勒首次将这种减毒活疫苗应用于临床。第一个接受接种该疫苗的是一个父母都死于肺结核的婴儿，结果令人满意。

这个父母双亡的婴儿当时被他的祖母抚养，他的祖母也是一个肺结核患者，如果他不能免疫，那他大概也在劫难逃。接种了卡尔梅特和介朗研制的这种疫苗后，这个孩子成功的获得了抗体。此后，他们又经历了300多次的临床试验，验证了这种疫苗的安全性。

1924年，卡尔梅特和介朗向全世界公布了他们的发明。二战后，美国和英国经过了16年的研究，终于确认了这两位科学家研制的这种疫苗可以安全有效的预防肺结核病。从此，他们研制的疫苗被广泛的用于结核病的防治。截止到2026年4月，全世界接种卡介苗的总人数超过了40亿。

为了纪念这两位伟大的科学家，科学界取他们各自名字的首字，将他们两人发明的疫苗命名为卡介苗。如今，我国新生儿出生后，必定要接种的疫苗有两种，一是乙肝疫苗，另一种就是卡介苗。

卡介苗的问世让人类终于有希望彻底摆脱“痨病”了，虽然因为卡介苗的普及没有做到百分之百，世界上仍然有不少的肺结核病患者，但相信假以时日，随着卡介苗在新生儿身上的普及，最终结核分歧杆菌也会像天花病毒一样，从人类身上绝迹。

如今，卡介苗不但被用于防治结核病，科学家们还发现它具有增强巨噬细胞活性和活化T淋巴细胞的左右，加强巨噬细胞和T细胞抑制肿瘤的作用，将其用于一些肿瘤病的辅助治疗。另外，卡介苗也有预防哮喘复发和小儿感冒的作用。

卡介苗研发的过程，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启发。在生命科学领域内要想取得任何突破性的成就，都既需要聪明才智和渊博的学识，也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

这个世上自始至终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像我这样的人，一种是不像我这样的人。

与说话相比，思想更加辽阔饱满。

——作家王小波

狂犬病是一种致死率极高的疾病，一旦发作，死亡率是100%。如今，人们在被可能携带狂犬病毒的猫和狗咬伤或抓伤后，第一时间会去医院接种狂犬疫苗。接种完狂犬病疫苗后，基本上就不再可能发生狂犬病了。

那么狂犬病疫苗最先是由谁研制出来的呢？是法国微生物学家路易斯·巴斯德——他被誉为现代微生物学的创始人，我们喝的牛奶采取的巴氏消毒法就是他发明出来的。

路易斯·巴斯德又是如何研制出人类的第一支狂犬疫苗的呢？他最早是用感染狂犬病病毒的干燥兔脊髓悬液的减毒活病毒尝试预防狂犬病，他给一个被狂犬咬过的小孩连续注射了13针用这种方法研制而成的狂犬病疫苗，结果获得成功。此后，科学家们就在此基础上不断改良，最终研制出了如今被广泛应用的狂犬病疫苗。

在今天看来，路易斯·巴斯德研制狂犬病毒疫苗的原理并不复杂，一个学过医学免疫学这门课的低年级医学生便能够想明白其中的道理。狂犬病病毒侵入的主要是动物的神经系统，从感染狂犬病病毒的动物的脊髓（动物的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中去提取减毒活病毒，低剂量注入人体内，使人体产生相应的抗体，就能避免狂犬病的发作，这是一个我们的免疫系统产生适应性免疫的过程。

最早发现这一规律的是路易斯·巴斯德吗？不是，是中国东晋时期的医学家葛洪。在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亦名《肘后救卒方》）中记载着预防狂犬病的方法：“乃杀所咬犬，取脑敷之，后不复发。”葛洪的方法与路易斯·巴斯德的方法遵循的是相同的原理，都是从感染了狂犬病病毒的动物的神经系统中提取减毒活病毒，让这些减毒活病毒刺激我们的自体产生相应的抗体，以此来预防狂犬病。而且葛洪还能明确指出这是预防“后不复发”，而非发作后的治疗，可见当时葛洪已经掌握了这一规律。

当然，葛洪的这种预防狂犬病的方法大概率也不会是他自己首创的，而是他收集的民间经验。葛洪曾著《葛洪玉函方》，该书卷帙宏大，达一百卷之巨。后来他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觉得这么庞大的一本书，大家用起来太费力，不切实际。所以他从中浓缩出一本小册子，这就是《肘后救卒方》，后人把它改名为《肘后备急方》，简称为《肘后方》。

这本书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屠呦呦教授研究青蒿素，就是从这本书中获得的启发。《肘后备急方》记载了疟疾的治疗方法，其文字极为简略，“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就这简短的一句话，没有用阴阳五行学说来诠释，只是用老百姓都听得懂的大白话，记述了当时的人们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治疗疾病的经验。

葛洪的著述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干货满满。他的《肘后备急方》不但有这些，还记载了吹气人工呼吸法、烧灼法止血、腹穿、导尿、灌肠、清疮、引流、骨折外固定、关节脱位整复、水银软膏治蛲虫等治疗技术。他的书是在1700多年前写成的，但中国有很长一段时间，在科学上的进步是非常缓慢的。所以，虽然他记述的一些经验非常有价值，但却未能在古代引起重视。

狂犬疫苗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青蒿素也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而这些都可以从葛洪的著述中找到影子。可见中国古代的一些医学家们很有洞察力和创新精神。我在前天写作的另一篇文章《人类与天花病毒漫长的斗争史》中提到了我们中国古人研发天花病毒疫苗的历史，从这段历史中，我们也看到了我国古代医学家们身上的洞察力和创新精神。

这种洞察力和创新精神才是推动医学进步的最重要的力量，遗憾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这样的一些能促进医学技术进步的积极因素非但不能受到重视，反而被不断打压。

葛洪本人是个炼丹的道教人物，中国古代另一个非常有名的医学家陶弘景也是道家人物，他们实际上是最早的化学家。中国古代称这种人为“江湖术士”，这个称呼带有强烈的蔑视的意味。

葛洪生前肯定是感受到过这种歧视的，《肘后备急方》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世俗苦于贵远贱近，是古非今，恐见此方，无黄帝仓公和鹊逾跗之目，不能采用，安可强乎？”

这段话非常形象地描述了中国人迷信权威的特点。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存在这种倾向。一谈起中医，不可避免的便会厚古薄今，言必称《黄帝内经》、经方、汉唐医学，把汉朝和唐朝以后的医学贬斥得一钱不值，蔑视进步到了令人不忍卒睹的程度，而信者居然多如牛毛。可见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医学创新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这个民族一直都重视创新，可能微生物之父、免疫学之父都会是中国人，我们的医学也会比今天发达许多。

自从学习临床医学专业后，我几乎每周都需要进学校的实验室做各种各样的实验，观摩大体老师、用显微镜看组织切片、解剖实验动物、做药敏实验，做完实验还要写实验报告。西医的实验结果一目了然，非常有说服力，西医教育的这种眼见为实的精神，着实令人佩服。比起中医靠推理演绎的方法来指导临床用药，西医的这套方法显然更加科学，这是值得中医学习的。

但这并不代表中医药不具有实用价值，中国古人长期以来在人体上做的临床实验，得出的许多结论也是很宝贵的。只是古代文献的许多记载可靠性不够好，里面有太多的未经作者实践验证的文字，所以这导致我们在阅读中医文献的时候，很容易受到误导。

最近的一百多年，我国医学工作者也一直在尝试着用现代药理学的方法来研究中药的作用和副作用，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其中最为瞩目的成就是屠呦呦教授从中药青蒿中提炼出高效抗疟的青蒿素，她也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将现代科学应用到中医药的研究中去，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这却引起了剧烈的纷争，有些人认为对中医应该废医存药，另有一些人则认为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医药是在胡扯淡，中医药就应该在传统中医理论的指导下使用。

我过去是依照传统医学师承模式加自学去学的中医，最早接触的是中医骨伤科，后来主要研究中医治疗恶性肿瘤和神经系统疾病。我学习中医也有将近二十年了，跟师实践的经验还算是比较丰富的，现在则是在医学院校接受正规、系统的西医教育。以我个人切身的体会，我对上述两种观点都不大赞成。

我认为中医应该欢迎现代医学的研究方法，但光有现代医学的研究方法，还不足以将中医药的价值完全发掘出来。现代药理学研究、动物实验、临床对照试验，成本都太高，目前还很难全面的开展中医的药物、方剂的动物和人体对照实验。

而且我学了这段时间的西医，也意识到了西医本身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不应该完全用西医的方法来研究中医。西医也应有器量学习一下中医的长处，弥补自身的不足。

我在学校学习期间，带我的老师，很多也是治疗不了自己的许多疾病，比如一些过敏性疾病和慢性病。我听到他们提到自己为这些疾病折磨了许多年却束手无策时，很感意外。因为这类疾病以前我用中医或者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过，治好了不少。这可能会让部分学中医的朋友心中好受一点，因为以前我总是听一些中医朋友向我吐槽，说看不到他们的老师治病的疗效，这让他们学中医学得有些心灰意冷。

疾病本来就难治疗，“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是医务工作者们共同的心声。医学的能力很有限，学医后治不好许多疾病是常态，不需要因此而对医学过度失落。

西医在研究单个的生物化学反应，并竭力用这样的一种思想来精准的治疗疾病，确实取得了许多伟大的成就，也攻克了一些曾经致死率很高的疾病。但这种思路在许多疾病上，不能取效。因为目前能被诊断出来的多数疾病，病因复杂，缺乏精准有效的治疗方法。

而中医则更重视辨证施治和系统用药（或用中医术语来表示叫整体观），中医是用一种“以外观内”的黑箱方法和系统化的思想来认识疾病和指导临床用药。虽然这套思想中的许多东西还很粗糙，但它的理论根基是很了不起的。若能借鉴西医的研究成果，将中医的许多理论精准化，那可能会产生很了不起的突破性的成果。

西医的一些基础理论现在也在朝着系统化发展，但到了实际的临床用药环节，目前还是没有太大的突破。反倒是许多药物用的时间久了，病原体对它们产生了耐药性，需要不断开发新的药物来对付疾病。

所以中医和西医其实都各有所长，也各有不足，二者有可以互相弥补的地方。当然，即便将中医和西医的医术都用到了非常高明的地步，还是会有大量的疾病无法治愈，甚至连缓解都很难办到。这是因为人类整体的医学水平还很有限，而随着一些容易治疗的疾病被相继攻克，现在剩下来的许多医学难题都不好寻找到解决方案。人类人均寿命的延长，也导致人类流行病谱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需要开发新的医学方法来应对这些新问题。

一些与衰老和退化相关的疾病，应该是无药可医的，只能尽可能地缓解患者的症状，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因为这类疾病如果也可医治，生物界的一些自然规律都将会被打破，人类就可以实现永生了。永生的梦想一直都有人在探索，但到目前为止，这个梦想离实现还很遥远。

医学的每一项进步，都是在大量的临床实践的推动下产生的。在现阶段，维持两种医学并存的现状，不断地用更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传统医学，探索其能治病的科学机制，用其效，明其理，总结更精确可靠的中医药用药依据，是一种实事求是的选择。

细胞水肿（或称水变性、水样变）是细胞损伤中最早出现的病理性改变，起因于细胞容积和胞质离子浓度调节机制功能下降。细胞水肿是西医病理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本质是水液过多的蓄积在细胞器、细胞质、细胞核或细胞间质中。

细胞水肿属细胞的可凝性损伤，引起细胞水肿的原因有很多，缺氧、感染、中毒、营养障碍等均可引起细胞水肿，细胞水肿常见于心、肝、肾等器官的实质细胞。发生细胞水肿的组织在显微镜下观察，常呈现弥漫性细胞肿大，包浆淡染，细胞核可稍大。严重时，细胞会明显肿大成气球状，这种情况称为气球样变。肉眼观察时，受累器官体积会增大，包膜紧张，边缘变钝，颜色变淡，浑浊似被开水煮过一样。

细胞水肿的机理是因为身体内的线粒体受损，导致ATP生成减少。ATP又称“能量货币”，身体内的许多反应都需要ATP提供能量。所以如果ATP生成减少，体内的一些重要的生化反应就会受到影响。首当其冲的就是细胞膜钠泵功能障碍，钠泵不能正常运转，是比会导致细胞内的钠不能正常的向细胞外流出。当细胞内的钠离子浓度过高时，细胞内外要维持渗透压平衡，就必然会导致细胞内的水过多聚集，这就会造成细胞水肿。

同时，钠泵也是动作电位产生的关键，神经传导需要靠钠泵的正常运转维持，细胞水肿后，动作电位不能正常发生，神经传导会受到影响，人的反应也会变得迟钝。

西医的细胞水肿和中医的脾虚湿盛证有很多相似之处，根据中医的脏象学说，脾主运化水湿，脾虚不运时，人体的水液代谢就会失常，湿浊内停，导致身体出现腹胀、疲倦、水肿、虚胖、舌苔厚腻、按压四肢皮肤会形成凹陷等症状。

我们常常听一些人说自己“喝口水都会发胖”，这种体质的人就属于此种类型的人。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此类人属于脾虚湿盛，从西医的角度来说，他们发生了细胞水肿性病变。

中医对脾虚湿盛型患者怎么治疗呢？一般是采取健脾利湿的方剂治疗，最典型的代表方剂是四君子汤。四君子汤的组成为人参、白术、茯苓、甘草，中医认为人参、茯苓、甘草都属于健脾补气类药物。

而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人参皂苷最大的功能之一就是调节线粒体功能。除人参之外，实际上中医的补气类药物黄芪、白术、甘草、西洋参等均有调节线粒体的功能。既然细胞水肿的机理是体内的线粒体受损，那么这些中药能够逆转细胞水肿就不足为奇了。白术、茯苓也都有较强的利尿作用，中医说它们有“利湿”的功效，聚集于细胞内的过多的水，在白术和茯苓的作用下，可以从体内排除。

我们结合西医的病理学说，来看中医的脾虚理论，就会发现中医的脏象学说中的很多内容其实也很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