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逸品为艺术之最上乘者。士之境界，也以功成而弗居的隐逸之士为最高。“逸”是一个象形字，从“兔”从“走”，其本意为野兔逃跑。引申而言，象征着超凡脱俗、卓尔不群的一种品质。逸者，出离也，超脱也，飘逸也。逸是一种出世和避世的态度，人之所以喜欢逸，想逸，乃因厌倦了滚滚红尘。

滚滚红尘之所以令人厌倦，根源在于人性中有破坏性的一面，人因自私、贪婪、好逸恶劳、爱慕虚荣、趋利避害、喜新厌旧等恶劣的习性而不惜加害自己的同胞以达到利己的目的，这种人类相处的模式自古即有之，直到人类毁灭那一日可能还会存在。

《圣经》中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单从人的一些通性来说，自古至今，确实变化不大，人作出的多数事情，也确实不新鲜。这大概也是古人的著作，今天我们读来，依然能读得津津有味的原因吧。而宗教之所以如此吸引人，大概也与各种宗教都普遍提倡的无私博爱的精神恰是人类身上所缺乏的品质有关。

所以人与人相处，就像两只刺猬靠在一起取暖，靠近了刺得痛，离远了又会觉得冷。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大致也如此，离开了难以生存，融入群体之中，又难免会产生种种不适。一个人活着活着，逐渐就会活出一种智慧来，懂得如何恰如其分的，与他人和群体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距离，活在一种“逸”的状态之中，与世无争。

东方人的理想人格，也体现在一些慈眉善目、乐于助人、宽厚大度而又与世无争的长者身上。从佛教、道教和儒教的造像艺术来看，我们也可以体会到这一点。庙里的菩萨、圣贤和神仙，个个都慈祥和蔼，长得一副无害人兽的样子。

在中国古代，倘若一个人一辈子过着一种与世无争，同时又乐于助人的生活，活出了人中逸品的境界，死后就很有可能被受其惠泽的某个地区的人民建庙祭祀。我的老家就有一座药王庙，庙里祭祀的是隋唐时期的一个大夫——药王孙思邈，据说他生前就曾在此地行医济世。在安徽、福建、陕西等地有一些被建庙供奉起来的肉身菩萨，这些肉身菩萨生前也是当地的一些修行人。

我相信多数人活到一定的年龄，都会愿意与人为善，也不爱争强好胜，一辈子刁难别人的人，毕竟在少数。但是人想成长到这种程度，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孔子说四十而不惑，我看现在这个时代，对很多人来说，要想达到四十而不惑这种状态还很难，因为我们身边，刺激我们感官的东西太多。而人只要尚沉迷在感官刺激的状态之中难以自拔，便很难与人性的劣根做真正的决裂。不与这些劣根决裂，我们便始终被其所惑，遭其控制，一遭其控制，便难免会如佛家常说的陷在无明之中。

所以一个人要进入逸的状态，首先就需要把一切看得通透，吃够了亏，上够了当，碰够了壁，经历过生死离别，贪婪过，舍弃过，得到过，失去过，乐也乐过，痛也痛过，悲过，喜过，自大过，谦卑过，最后将一切归于平淡。如此，方能驾驭得了自己的内心，使其不再如无缰之野马，四处乱串。也能超脱得了人性之劣根的一面，不再追名逐利、哗众取宠，也不再喜欢损人利己、残害他人。

如人类学家莫里斯所言，人的天性中除了有劣根性的一面，亦会有美好的一面。孔子将这美好的一面命名为“仁”，孟子将这美好的一面命名为“恻隐之心”，老子将这美好的一面命名为“慈”，佛陀将这美好的一面命名为“慈悲”，现代人统称之为爱心。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这美好的一面，源自于人具备的“理解与同情”的能力，正是由于人类中的每个健全的个体均具备感受痛苦，并且由于自己感受过痛苦，所以同情其他陷在痛苦中的人的能力，所以人身上才会拥有这令他人迷恋的一面，这一面，佛家名之为“同体大悲”的精神。倘若没有这一面，人间将只剩下血腥的自相残杀的场景。这也是多数人能够在红尘俗世中终老，而非隐逸在山林中死去的原因。

即便那些隐逸在山林之中的人中逸品，也难断人性中这美好的一面，成为槁木一般死寂之人。一个鲜活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具备感受自己情绪变化的能力的，喜怒哀乐可以被淡化，但不太可能被泯灭。漫漫长生，毫无情感的度过，只怕比坐牢还难受。所以活到一定的年龄，一个人可能自然而然的，就能体会到了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滋味。

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败笔可能在于，将人的这种与人为善和助人为乐的精神，划归到道德的范畴加以表彰，而非将其划归为人性的范畴，视之为常态。对这种品性的表彰和鼓励，似乎反而无助于使这一品性保持其原汁原味的醇厚性。就如老子所言，有大善，就有大伪，人世间披着与人为善之皮，而行欺世盗名之实的行为实在是多得不胜枚举，首善的背后有可能是首骗。

其实，人，与生俱来的也好，从环境中习得的也好，都具备美好品性的种子。所以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老子认为，慈乃天性。而佛家则认为，人人皆有佛性，擦去了蒙在心中的尘垢，佛性自现。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助人精神是最原始的人类狩猎时协作精神的发展和延伸。

所以，真正的逸品，是一种回归天然本性的逸品，其本然如此，无须雕琢。做一件事，不会因为想要获得赞誉而做作，亦不会因为趋利避害而不做，道家将这类人视为“真人”，真人者，真实不欺之人也，纯真无伪之人也，像张窗户纸一捅即破之人也。《菜根谭》有言，做人做到极处，只是一个本真。在一个本真之人的世界里，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在这样的人眼中，人无高下之分，无优劣之分，仅有超脱之先后之分。

我对自己的孩子，甚少进行道德说教，而是凡事让其去经历，去体验，去慢慢的自己成长，自己做错误或者正确的选择，自己承担好的或者坏的结果，自己从果中去判断因的正确与否，再渐渐的自己制定自己的行为准则。我相信这样形成的行为准则更人性化，也更坚固，更真实。树之根基大者，非因其速成也，而是因其生长期长也。道德这个词，即便不算可耻的功利之词，亦是一种不值得提到桌面上大张旗鼓的谈来谈去的词。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佛教也常说：生死事大，无常迅速，所以佛教常催促教徒努力修行，务必早证菩提，体悟解脱大道。

那么道是什么？孔子对道有孔子的解释，老子对道有老子的解释，佛陀对道有佛陀的解释，耶和华对道有耶和华的解释，这些圣人的徒子徒孙们，即便在同一门派，也会存在对道的理解不一的情况，由于这些分歧，各个思想派系或宗教派系又分裂成多个子派系，彼此不断攻讦，有时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和剥夺其他人的生命。这种事不但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在当下也经常发生。

同一家人，也常出现道不同，不相为谋，以致于同床异梦，同室操戈的情况，我所接触的病人中，有很多人的家庭成员间就因为道不同而纷争不断，这让他们想安心的养病治病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佛教说一个人临命终时，常有怨亲债主找上门来讨债，未必真有鬼魂之类的怨亲债主，但自己身边的人，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实在是不折不扣的讨债鬼。

我所見到的很多重症患者，生病后都处在“树欲静而风不止”的状态，他们想安心下来养病，但与身边人的恩怨却始终是“剪不断，理还乱”。结果，日日纠结于恩怨情仇，不免于五内如焚，病难好矣！

在地球上，人为万物之首，处在食物链最顶端，人因有发达的智能而活得精彩，但人类的这种发达的智能并非只有益处没有坏处。

动物只要吃饱喝足了就很少会有烦恼，植物更是没有情感意识可言，而人的一生则充满了困惑和烦恼，地球上的生物中大概也只有人类爱自杀。佛教发展之初，佛教信徒成群结队的在恒河集体自杀，甚至直到玄奘法师到印度学佛时，这种集体自杀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中就记载了此事，后来佛教不得不加上戒杀的戒律。

动物也不像我们人类这样需要悟那么多道才能在这世上生存，尽管我们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动物要想生存下去，也必须掌握一定的生存技巧，比如捕食和逃生的技巧。但是动物是不会有“闻道”的追求的，更不会因为自己脑子里的一些想法而自杀或者杀人。

人类的各种奇葩的行为中最令人费解的一点莫过于，他人大脑在想什么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甚至有些愤怒的家伙，还会想办法去痛骂或者干掉那些想法与自己相异的同胞。家人之间，也常常因为对方想法和自己不一样而大动干戈。

这些都是因为人所信奉的“道”在起作用。我们的祖先类人猿，可能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的子孙有一天会进化到大脑里会装进“道”这个东西，早上闻道后，傍晚死了也无所谓，信奉某种道，殉道自杀和卫道杀人都会理直气壮。东方人还特别强调这个道靠悟，悟道成功的那一刻，简直就是惊天地泣鬼神。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四处寻僧访道，自己在家参禅悟道，看各门各派的书，二十多岁的时候，我疑神疑鬼的认为自己有精神病，先是钻研了一段时间精神病学，觉得自己跟很多精神疾病对得上号，接着又在图书馆里读了各种人生哲学类书籍，希望自己走出来。

最后真的走出来了，因为最后认识到了真正害我精神恍惚的不是别的，正是各种各样的“道”。最近的某一天我突然想，为什么我要从小就被教育得要有三观：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又为什么从小到大身边总是有人告诉我，我们必须得有点理想？为什么人生必须得有点意义？为什么我活着非要悟道不可？我不再纠结于“道”、“三观”这类东西的具体内容，只在追问它们是人生必不可少的东西吗？

可能有一些人还是会斩钉切铁的告诉我，人要有三观和理想之类的东西，没有这些就会咋的咋的，不过经过了那样的一些思考后，我一天一天的觉得三观之存在本身就是一件荒唐至极的事情。三观一旦植入脑海，更是成了束缚心灵的绳索和痛打三观与我们不符者的棒子。

我现在有孩子，在教育他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慎重，不敢再人云亦云的想着培养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好孩子。我只需要他懂得人世间的互不伤害，与人为善，能助人时助人，自食其力，受侵犯时学会安全无害的自卫的基本生存原则。不需要他三观端正，不需要他为什么样的人生目标奋斗。读书时尽量博览群书，不受一家之言影响，自己打理自己的灵魂，绝不轻易成为某一门派的忠实信徒，把自己的灵魂交由某某导师来控制。

我个人觉得，一个人的心灵里，一旦植入某种“道”、“三观”这类的固化的观念之后，就极容易变得缺乏真正容人的雅量，内心底里总不免会区别对待那些“道”、“三观”与我们不一致的人。就如一家人，如果能彼此容忍其他人与我们的不同，大概也就不至于总是需要争争吵吵吧？同在一个世界相处，如果能够容忍认识和信仰与我们相异的人，大概也不至于会发生那么多的战争吧？

有句话说：应有尽有，不如应无尽无，我觉得这话说得非常好。随着岁月的流逝，个人心智的发展，举凡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理想、信仰这类东西，在我个人这里也统统成了可以“应无尽无”的人生累赘。只要无害于人，我是可以理直气壮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干点我自己喜欢干的事情的。对一切有理的东西，可以接受但是绝不奉之为信条，对其他人所信奉的道也好、信仰也好，啥啥观也罢，不否定，不攻讦，亦不奉承，不跟风。大家平安无事的相处着，岁月静好！

从小，我们的师长就教育我们，多个朋友多条路，鼓励我们广交朋友，从某些角度来说，这样的观念没什么不对。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多个朋友也多份累赘，少点交际会少很多烦恼。

人类需要不需要朋友？当然是需要的，因为一个人活着太孤独了。但是朋友多到了一定的数量，也是很容易令人崩溃的，社交这种事情，既累心又伤财，而且更加令人不爽的是，朋友的组成如果太复杂，和朋友交流着交流着，我们就会习染各种不良的情绪和习惯，最后变得焦虑不安、浮躁不堪。只要自己内心泰然，离群索居，可以轻松自在很多。

我这个人被身边的人习惯性的认为性格孤僻，不爱社交，以至于我老婆的一些同事，如果有喜庆事，我被老婆拽着去参加了，他们会以一种发现外星人时的那种惊叹的表情看着我，甚至会当面来一句：“周志远，你今天居然出来了，真是很不容易啊”，大有怀疑太阳当天从西边出山的感觉。

一般这种情况，我会先报之以蒙娜丽莎式微笑，再保持高深莫测式沉默，以维护自己在他们心目中的孤僻形象。毕竟，这种标签已经成为我个人的品牌性标签，维护了这个个人品牌，可以为我挡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比如张家大妈某年某月某日会突然请我捉刀，写篇文章；李家大叔某年某月某日会请我代为筹谋，如何编造借口，对付一下他们家顽固的子弟。而这些事情，实在是我很不愿意做的。

其实小时候我嘴巴很甜，见人就打招呼，我老娘在世时，直呼我为婊子嘴。就是现在性格也不孤僻，并非处理不了人际关系，也没有什么广场恐惧症、社交恐惧症之类的心理疾病。

一点不吹牛皮的说，以医为业之人，是这世上最会处理人际关系的人。一般人处理的人际关系，都是简单的，点点头哈哈腰就能维护得很好的人际关系。但是医生要处理的是非常复杂的人际关系，医生每天面对的都会是一群群心情不美丽的人，患者对医生的情绪很复杂，起伏波动，在现在这种医患纠纷频发的年代，一个不慎，医生会被上一刻还毕恭毕敬的患者或患属打得满地找牙。

所以说句玩笑话，诸位从我牙口完好皮肉也无外伤等情况，也是能判断出我还能应对得了这种职业性的复杂的社交工作的。扯这么多，无非不过证明我之逃避社交，非不能也，实不为也，现在证明完毕，验明正身，就可以押赴刑场，开刀问斩了，呵呵。

据一些人类学家研究，一个人一生结交的对象，如果超过了一百五十个，那么他结交的这些对象，就会对他造成负面影响。在现代这种处处讲人脉的社会里，很多人一年结交的对象，都不止一百五十个。尤其是商人、政客和业务员，更是需要与成千上万的人打交道，当然我们医生也不例外，所以他们的生活，也会因此而变得疲惫不堪。

我长期结交的朋友，一只手可以数过来，把我的师长算在内，不超过五个。即便放宽点标准，再把一些彼此相知，但是很少交往的老友也算上，也没法超过十个。但是这些朋友既然交上了，就不会是泛泛之交，虽然不敢夸张的说，这辈子生死与共，可确实关系可以密切到如同手足、生死不弃，亦即江湖上盛传的死党也。

所以人皆谓我孤僻，这种评价也不算错。我想我这种人，大概是什么都可以与朋友分享，唯独时间和女人是不能与其他人分享的。尤其是年过三十后，发现人生真是如白驹过隙，过得飞快，而自己想干的事情还很多，看样子这一辈子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用的。

所以陌生人，当我们有缘在现实中遇到，互相拉拉爪子说“交个朋友吧”时，亲，我听到类似的话后，面露蒙娜丽莎式微笑时，不是在说“嗯，好”，而是在说：“还是免了吧！”

儒家的经典《大学》提出”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这样的一种人生理念，这是一种不断的自我革新的精神。三国时的吕蒙说了另一句话：”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之所以要刮目相看，就是因为“士”能“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清华大学的校训为“厚德载物，人文日新”，这个校训充分的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重视自我革新的精神。

在佛教的《金刚经》中，佛陀说众生“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一个人如果在不断的学习和阅历人生，心就难免一直在变化，所以所谓的“我”（自我意识）并非一种永恒的存在，而是在日日新，会不断的发生变化。同样在《金刚经》中，佛陀认为，一个人要想得道成佛，获得最终的精神解脱，是需要从百千万佛，而非一佛二佛处种善根的，这实际上是在说，一个人需要广泛的从很多人那里学习，最终才能让自己的精神世界获得圆满。

在佛说《四十二章经》中，佛的弟子问佛“何者最明”的时候，佛陀说“心垢灭尽，净无瑕秽，是为最明。未有天地，逮于今日，十方所有，无有不见，无有不知，无有不闻，得一切智，可谓明矣”，佛陀是受过宫廷教育，非常博学和好学的一个人。在佛陀的时代，古印度动荡不安，一些智者到丛林之中修行，彼此思想交流频繁，辩论激烈，佛陀在这种环境中，也是经历了一个“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阶段。所以对“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样的自我瞬息万变的状态是深有体会的。

西方的心理学认为一个人的改变，首先要从认知上改变，所谓的改变认知，和儒家的“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是很相似的一种概念，而认知要想改变，就只有靠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这样的方式来改变。

日新，从字面上理解，就是每一天都会有一个新的自我产生，每一天都在超越昨天的我。我个人的体会是，人过三十之后，日新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尤其是当一个人明白了自省的重要性后，就会更加明显的“日日新”。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人，只要想改变，任何人都可以得到改变，只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性格顽固，拒绝改变自我。据我的观察，多数这样的人，是不具备反省精神的。

人为什么要日新？这个问题颇费思量，一部分人是因为喜欢思考，所以乐于日新。另一部分人是因为讨厌自己，所以需要日新。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生存能力和适应环境的能力太差，如果不日日新就容易被淘汰，所以不得不日新。更重要的是，在一个不断进化的社会群体中，如果我们不日日新，我们就不免要被群体淘汰。除非一个人已经做好了充分的精神准备，愿意从人类群体之中脱离出来，离群索居，否则的话，我们就不得不面临着我们周边的环境在“日日新”的现实，从而自己也尽最大可能的保持日日新的状态。

一些人类学家认为，人类社会越发展越复杂，社会组织发展的过程中牺牲了人类的个性，割断了旧人类与生俱来的与周边人群相连接的纽带，使得一些相对孱弱的个体在进入社会群体之后，非常的不适应。这是我们整个人类进化的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悲剧，人类的进化是以牺牲一部分弱者为代价的。若想不沦为社会发展的牺牲品，日日新是不可避免的。

在治学上，我是很反对顽固守旧，不肯“人文日新”的复古倾向的。一个社会或者个人过度的崇古和保守，是很难往前发展的。尤其是医学这样的需要不断进步以更好的解决人类身心疾病的学科，如果一味的崇古和保守，就很容易走进困境。

我的父亲给自己的两个儿子取名时很狂妄，从诸葛亮的那句“志当存高远”中拎出我们兄弟俩的名字来，希望自己的两个儿子将来能志存高远，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老实说，从小到大，“志远”这个名字一直在勉励着我，让我总觉得自己是个志向远大的理想主义者，理所当然的以为自己不是一般人。为此，也确实一直在付出很多，努力拼搏，以实现自己出人头地的理想。

到2005年我的儿子出生时，我给他取名“思宇”，寄望他将来每次头脑发热，以为自己不可一世或因为某种打击而痛不欲生时，想想这浩瀚无垠的宇宙，并从这种思考中明白，在这无穷无尽的时空中，我们人生中的所有的宏大的理想、人际间万般解不开的恩怨情仇和各种鸡零狗碎的人生烦恼均如微尘一般不值一提。就如杜甫所言：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儿子的名字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我对自己人生态度的反思，反应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对自己过去的人生理想和因为这理想带来的种种烦恼的不屑，也反应了我对父亲的从骨子底里的叛逆。当然，叛逆早年的父亲的不止我，还有晚年的父亲自己，到老了的时候，父亲开始觉得自己年轻时的很多想法荒唐，纯属不应有的人生累赘。

我在高中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我的恩师在课堂上喟然长叹一声，说中国多年来，未再有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出现，那时自诩为恩师掌上明珠的我，以为恩师这句长叹是在勉励我将来成为一个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为他的这一声长叹，我竟在从大学出来后又钻进国家图书馆读了快二十年的书，涉猎极为广泛，只为达到恩师“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期望。至今其实仍然处在这种状态之中，我的生活极其简单，除了治病救人就是读书写作，很少有休闲娱乐。一度我以为我这样的人，大概也算是这世上很少见的一种人，就像王小波笔下那头独立特行的猪那样，多少有点自大。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认为我自己在肩扛着改变世界的使命，认为这个世界理所当然的应该按照我的期望去变得更美好，认为我有资格引领这个社会的思潮，这可笑的自大支撑着狂妄的我一路狂奔，亢奋而又令人生厌的对这世界指手划脚，妄议其他人的人生态度。

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种种想法和行为，其实是一种过度的自我优越感催生出的偏执和狂妄，这偏执和狂妄，不但使我变得挑剔，也让我周边的人感到很难受。这样的反思，让我有了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我自己，重新认识他人的机会。

这世上有很多人一生都沉浸在改变世界的美梦中不肯醒来，希特勒当年的梦想，初象点说，也是希望改变世界，只是最终实在是为祸人间。我们很少怀疑过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我们总是很容易觉得自己所思所想才是对的。我们很少想过，自己作为尘世间的一粒微尘，只是这多姿多态的人世间的一分子，和其他人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们用自己的意志来强求其他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和思考，实在是在摧残他人，强人所难。尤其是，当这些人并无损人利己的行为时。

以前我读叔本华的书，记得叔本华有句话很经典，他说：“这世上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自己的意志被他人强制”，萨特的那句“他人即地狱”也深得我心。过去我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觉得自己在这世上受到了很多人的为难，活得很委屈。如今我常常从他人的立场出发来看我自己，觉得自己多年来何尝不在为难他人。我还记得珀斯卡有另一句经典名言：“我们常常要通过指责自己的邻人是疯子，来证明自己是正常人”，和对其他两句话一样，我也由过去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转变为从别人的立场出发，觉得自己以前总是大言不惭的议论别人的人生，实在是很欠妥的一种行为。

这种转变终于让我从一个“凌厉的智者”变成了一个有自惭自省精神的人；从一个话多抱怨多的人变成了一个爱沉默爱微笑待人的人；从一个喋喋不休的想改变世界的人，变成了一个温和的想努力改变自己的人。

我如今就像一个守在一条痛苦的河流上的摆渡者，我选择了学医从医，很多人因为身心的疾苦找到我，希望我能摆渡他们一程，把他们送到河的对岸去。有时他们如愿以偿了，有时因为我的能力有限，这趟摆渡无法成功，他们仍然在这痛苦的河流中挣扎，出于对我的失望，他们去寻找下一个摆渡者。无论是哪种情况，最后都只会剩下我，仍然坚守在河面上，等待下一个需要摆渡的落水者。

这样的职业，让我日复一日的见证生死离别，在失败或者成功中体会着人生百味，认识到自己力量的渺小和大自然力量的无穷无尽，无限谦卑的低下了过去昂起的高傲的头颅。岁月如梭，生死迅速，世事无常，变幻莫测，在真实的人生面前，总有一天，我们会匍匐下来，认识到自己作为芸芸众生之一员，渺小到微不足道的一面。这种认识会像一盆水，浇灭我们曾有过的狂妄、偏执、挑剔和急躁，让我们变得安静、谦卑、宽容和温和。

我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微信好友的大量的推荐文章，都是一些题目很噱头的健康类文章，这些文章多数是一些自媒体为营销而写作的哗众取宠的文章，其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不值一读。这类文章狐假虎威，扯上某某专家的虎皮，推销一些极端的医学观念。时间久了，我就把那些爱给我推荐这类文章的好友，设置为信息免打扰，对其推荐的文章干脆无视掉。

时代久远一些的中医大师，我无缘接触，但是当代的中医名家，我直接或者间接打过交道的很多，对他们的著作、理念和疗效知之甚深。大量的以他们的名义写出来的文章，根本就只是拉这些名医做虎皮，行吸粉营销之实，作者大多或断章取义，或故意神乎其神，制造出耸动人心的效果来，蛊惑得很多对医学不了解的普通人怦然心动。

这样的行为很不道德，因为这类文章误导了太多的患者和患者家属，无数分辨能力差的患者或患者家属，会因为这类文章而误入歧途，这会对一些病患的健康和生命造成威胁。我本人接触了不少死于误信这类哗众取宠的文章的患者。

这只是目前健康产业的一个缩影，一些运营健康类自媒体的人，对医学缺乏了解，传播的观点很害人，但是他们为了个人的利益无所不为。在癌症圈子里，总是不乏各种类如饥饿疗法、碱性体质抗癌、土豆汁抗癌、一张半枝莲和白花蛇舌草偏方解决所有癌症问题等明显的害人不浅的文章，作者用上一些颇能吸引读者眼球的标题，文章再写得煽动性强一点，就能广为传播。患者和患者家属在无法分辨是非的情况下，有一些铤而走险的去试了试，最后绝大多数落个伤肝伤胃伤肾的结局，有一些甚至会猝然死亡。

我在北京，常常碰到一些对医疗外行的创业者，高谈阔论大健康产业的前景，斗志昂扬的进军到大健康产业来掘金，有一些人很想拉我入伙。我对此类邀请一般都会保持高度警惕，医疗健康产业是一个人命关天的产业，若单纯是为了商业利益而入行，多数人最后会或有意或无意的做出大量损害患者的事情。谋财尚在其次，更要命的是误导患者和患者家属，对病人的生命健康造成威胁。

中国每年因为滥用药而枉死的病人超过十万人，相当一部分病人是拜各种误导性的伪医学科普文章和一些“好心人”所赐。我们身边总是有不少“好心人”，自己缺乏判断能力，但是却总是喜欢热情洋溢的向患病的亲友推荐用药方案。在接触到大量的被这样误导的患者后，我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心情很抑郁。

据说健康产业是当下最有前景的大蛋糕之一，想来分切这块大蛋糕的人很多，进入大健康产业的门槛也很低，大量无良从业者的进入使得这个产业的发展呈现无序化，最终可能导致业已污名化的医疗健康产业会增加更多的负面标签，给社会公众留下极不好的印象，也对公众的生命健康带来很不好的影响。

我总是建议我能直接接触到的患者和患者家属们尽量少看各种传媒上的文章和视频，越是传得神奇的越要保持警惕，建议他们在治病的过程中，尽量远离电视和互联网等各种媒介，少受各种有害观念的影响，寻找有职业操守的医生，接受正规严谨的医学治疗。

我相信多数医生在临床过程中，也会和我一样，遇到患者和患者家属令人烦不胜烦的就一些无稽之谈而进行的咨询。如果一个医生要一一回答患者和患者家属的这些问题，只会精疲力尽，根本没有时间去做别的事情。其实作为患者和患者家属，理智的做法是让你们的医生能够多点时间自己安静的去学习，提高他们的水平，他们比你们这些门外汉，更有鉴别能力，知道应该通过哪些途径去获取真正值得吸收的医学知识。

大健康产业的发展产生的垃圾信息，正在成为一种精神污染，微信朋友圈里分享的文章中，涉及健康和佛教类的文章，泛滥成灾，已然成为一种信息公害。那些自媒体的运营者，鲜有自律精神，和莆田系医院在本质上并无多大区别。

醒醒吧，各位读者。擦亮眼睛，不要把自己的生命健康断轻易断送。

得益于DNA技术和一些偶合的因素，28年未破的白银连环杀人案在最近找到了凶嫌，舆论鼎沸。很久不关注新闻的我，顺着这则新闻把中国这些年的连环杀人案几乎看了个遍，阅读了白宝山、杨新海、张永明等冷血杀手的相关报道，看得毛骨悚然。

中元节这一天，我在恩师的家中，与恩师探讨众生平等这个话题，最后与恩师大致形成这样的共识：发自内心的平等意识需要我们不急于否定他人，也无需认定某种人生态度为好，某种人生态度为坏。所有人的人生信仰和选择只要无害于他人，都值得尊重，其意义和价值都是平等的，并无高下之分。人要接纳这个世界的多姿多态，认识到自己与这个大千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一样卑微和渺小，认识到自己与他人一样不能代表终极的真理，不去干涉和非议其他人的信仰和人生选择。这场谈话对我意义非凡，促发了我的一些思考，也改变了我的人生态度。

曾经有一个垂死的病人发了一段文字，大致意思如下：医生一面判我死刑，一面告诉我相信这也无济于事，相信那也无济于事，这是要我如何面对这残酷的人生？

在这个患者的这段话面前，我沉默了。作为一个理工科出身的，笃信科学的人，面对病人这样的一问，我也感到很惶恐。从医学的角度来说，他的疾病是已经无可救药了。我们告知患者这一残酷的现实的同时，否定患者自己的信仰，对患者来说，确实是残忍至极的事情。患者的信仰，姑且不论是对是错，但是起码对患者本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安慰。我们急于否定患者的信仰，这是在摧毁患者最后的精神支柱。

我因为这些经历，逐渐改变了自己过去的一些做法，对患者和患者家属所信仰的各种东西，均不再否定，仅从自己所知的一些专业知识的角度给患者提供一些建议，采纳与否，决定权在于患者和患者家属，自己不再去强力说服患者和患者家属相信什么和不相信什么。

推而广之，不仅仅在医学问题上，在各种人生主张面前，我现在也同样的保持这样的态度。我自己的认识仅仅只能代表我自己的认识，这种认识的局限性很强，并不具有普适性，完全不值得也不应该把它硬塞给别人，让其他人去接受。别人选择某种人生，必定有他们自己的原因，只要无害于人，我没有资格去干涉和评价其选择。

我过去否定过很多东西，现在在否定自己的过去。过去我的口才很好，现在跟人交流时，口才很一般，不是因为表达能力下降了，而是因为过去无知者无畏，什么话都敢讲，现在认识改变了，很多过去能说出口的话现在说不出口，所以逐渐就拙于言辞。

过去我总是喜欢以自我和自我的信仰为中心，以为自己的见识比别人正确，乐于向外界宣扬我的观点，推广我的信仰，现在我就没有这样的勇气。在这世上混迹多年，我逐渐也明白了，我们每个人都只是一个分子，分母是古往今来的芸芸众生。可以自说自话，但是切莫好为人师。

这种认识上的转变，让我逐渐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态度。真正的将自己过去所追求的”与世无争，与人无怨“的人生态度落到了实处，与人接触，沉默寡言了许多，内心再也不易有任何波动，听到的所有的话，无论在别人看来好听还是不好听，我都不会觉得刺耳。

我所肯定的，依然为我所肯定，除非我有新的收获让我改变过去的认知。但是我所否定的，不再为我所否定。我把自己的注意力逐渐集中在自己所关心的问题上，专心致志的研究自己所热爱的领域，心无旁骛，这种状态，起码在目前，我个人是很满意的，这就足够了。

不知不觉中，在医疗行业里呆了有些年头了。最近，频繁的应患者之邀，到全国各地跑来跑去。回到北京，也是求助者盈门。面对这样的影响力，说实话，我内心有点警惕，一个年轻的中医人，名气太大，是容易招祸的。我只希望自己能过着平淡的日子，做一个平凡的医生，写文章说话平实不造假，保住自己和家人一世平安，陪伴我所爱的人安度此生，即已足矣。

这些年医疗纠纷的新闻出得太多了，经常看到一些德高望重的医生被患者杀死的新闻，有时看着这些报道，内心确实有些悲凉，而自己在工作中，也曾遭遇过一些惊险。我因为自己家人生病，有切身之痛而投身到这份救死扶伤的事业之中，却料不到当今社会，医者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如此不堪。

在现实中，我也确实看到了医疗界的一些同行胡作非为，坑蒙拐骗，夸大其词，对患者和患者家属敲骨榨髓，令人触目惊心。虽然我一向洁身自好，但是涉足这种已被大众贴上了负面标签的良心行业，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背负了嫌疑。

在历朝历代的医生中，我最羡慕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他本是一个富商，家财万贯，为正定首富，行医时不但能够不收患者诊费，还能帮扶贫困患者。尽管后来李东垣也因为战乱导致家道中落，不得不靠行医谋利为生，但是终其一生，李东垣的操守都非常的值得称道。

前些年我自己手中还有些做生意时积累的余财时，也曾效仿李东垣，帮助患者，不收分文，对一些贫困患者施以援手。但是因为自己家境一般，只几年时间就耗尽了积蓄，这几年收了些诊费。虽然按照时间来收取的诊费标准比北京的家庭教师还低，但是一收人家诊费后，就感到浑身不自在。也许我还没有适应靠行医谋生这个事实，常常希望在行医之余，再做点生意，养家糊口，以便行医时能尽量体恤患者，救济穷困。只是求助者日多，时间上已经身不由己了。

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见过了医疗行业不好的一面后，我也在最近这段时间，检视和反思我自己：说话和写文章是不是夸大其辞、误导患者了？做人行医是不是贪婪了？自己是不是失去了进入医疗行业的“初心”？有没有傲慢自大、自我膨胀？是不是始终在保持一颗平常心？有没有忘记自己的母亲求医问诊时所遭受的种种不幸？学医是不是不够努力了？对待患者是不是不够尽心？

《红楼梦》中有两副对联令我印象深刻，一联为：“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一联为“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这些年，我在这繁华的帝都，读书、经商、学医、治病、写作，虽然一直以来因为在人际交往方面太鲁钝笨拙，被人笑为不通世故，但是因为坚持了不作恶这一基本的为人处世原则，所以没有遭遇过大灾大难。而我所目睹的官场、商场和医界的一些人，有很多因为失去了平常心而折戟，或入狱，或破产，或妻离子散。想回头时已经回不了头。

人情练达我恐怕很难做到，相信一介书生曹雪芹自己也做不到，但是世事洞明，却是可以做到的。读书阅世，均是有助于洞明世事的。不伸手也是容易做到的，自己淡泊名利，自然就不会有“忘缩手”的可能，甘于做个平凡的人，过着平淡的日子，说着平实的话，自然就很难走到“眼前无路”的那一天。

《菜根谭》中有句话：“阴谋怪习，异行奇能，俱是涉世祸胎。只一个庸德庸行，便可以完混沌而召和平。”中医界极容易出神棍，一点点疗效就容易被夸大到不可一世，而且还有很多中医神人把自己打扮成有奇能异行的人，其中有一些已经当啷入狱，比如王林大师这样的，这都是值得引以为戒的。

《周易》“乾卦”九三爻的辞为“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一个人孜孜不倦，同时还时刻反省自己，检视自己的言行，克制自己的欲望，才能做到“无咎”——平安一生。在医疗这种高风险的行业里，要想平安一生，是需要自己把握好尺度的。

超脱者，超越而从中脱出也。人人生而受束缚，但是从本质上说却又没有几个人真的愿意受束缚，受束缚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人生选择。这种不得已有自觉的，亦有非自觉的。自觉的即是各种自律行为，非自觉的是在潜意识中已经被训练出来的行为和思维习惯。

我们根本无法超脱的是人体的基本需求，除非自杀和自然死亡，否则最低的生存需求是必须要满足的。有尝试超脱人体基本需求的，比如修炼辟谷者，这样的超脱最多也就超脱几天，若是一直超脱人体的基本需求，必定是会死于非命的。

如果我们还要选择苟活于世，那么真正要尝试的不是超脱肉体基本的需求，而是超脱非肉体需求造成的各种精神上的障碍和困惑，以及由这些障碍和困惑导致的各种给自己的人生增添负担的行为。

人是群居的动物，成长过程中受环境的影响，会从环境中吸收大量的思想意识，并将之纳为自己的人生准则。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可能会选择不同的思想意识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选择什么，与个人的人生遭际有关。

但是这个大千世界是多姿多态的，也是千变万化的，所以每个人的思想意识往往会在与世界交互的过程中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过程，我们习惯的称之为成长，或曰心灵成长、心智成长。孔子认为，一个人要到四十岁左右，心智才能成熟，所以孔子说“四十不惑”，这与我们在人间所看到的事实基本相符。

意识是人精神痛苦的根源，叔本华说，人仅仅比动物多了一点点意识，但却因为这一点点意识滋生了无穷的精神痛苦。我们很少看到动物有厌生而自杀的，但是在人世间，却有很多人因为精神上的不堪重负而自杀，精神障碍所造成的医疗负担，已经跃为卫生领域最大的一笔开支。

人的思想意识包括各种认知、信仰和自身的种种情感和欲望，叔本华将之概括为直觉、知觉、情感和思维，人在现实中活着，精神领域出现的各种分崩离析的冲突，常常会导致一个人很烦恼和痛苦。人要想做到无烦恼、无痛苦，就需要从精神世界的种种束缚之中超脱出来，在精神上实现最大的自由。唯有如此，才能最大程度的保证自己活得快乐。

我们生活在群体之中，首先需要超脱的是群体的影响，我们天然的对群体存在一种畏惧的心理，哲学家罗素先生将之概括为“舆论恐惧症”，我们做什么，总是害怕受到舆论的批评和指责，无论我们所作所为是否与他人有关。我们习惯了取悦舆论而生存，习惯了取悦他人而生存，往往不得不因为此而经常无视自己内心的感受。

所以多数人活在一种被外界绑架的状态之中，在这种“舆论恐惧症”的影响下，或多或少，就像演员表演一样的活着。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舆论恐惧症来源于人类的合作生存模式，这种生存模式决定了，我们无法独立于群体之外，我们只有依赖他人才能获得全部的生存资料。农耕社会里，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可以最大程度的保证一个人生活的独立性，因此农耕社会里的田园生活或者山林生活往往为活得很累的世人所向往。

但实际上，人在任何一种环境中，要想保持独立都并非难事，只要有自立的能力，在靠货币交换的世界，自己能自给自足，同时控制自己的欲望，最大程度的无求于人，人精神上的独立就能得以保证。

古人说，人若无求品自高，这个品高和不高非常的难以衡量，但是人若无求之后，就会自然而然的受束缚越来越少，无需靠表演和伪装来生存，也就可以活得越来越真实和诚恳，精神上的负担越来越少。

一个人要摆脱外界的束缚，需要自己内心强大。多数人是借助内心的各种与流俗对抗的思想意识来摆脱外界的束缚的，但是这种借力行为很容易造成另一种束缚，导致人最后会被自我内心的精神世界束缚。所以一些人虽然看似摆脱了外在世界的影响，却进入了自己的内心的牢笼。很多人需要依靠某种思想、信仰或人生理想来麻醉自己，来激励自我，否则的话，他们就活得百无聊赖。

看起来这似乎是一种崇高的行为，但是最终亦不免滋生大量的烦恼和与外界的种种冲突，以至于有走火入魔者，有孤芳自赏者，有傲慢和偏执者。人还需要把自我的思想意识也超脱掉，才能够进入到一种既不受外界影响，亦不受自我影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状态。

但是若迷恋于这种物我两忘的状态，最终又不免受制于此种迷恋，难以达致圆融无碍的状态，这也是一种精神束缚。只是这种精神束缚很隐匿，对我们精神世界的影响也很小。如果要更自由自在，我们需要继续从这种束缚中超脱，这就是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否定之否定，亦如佛教《圆觉经》中所说的“心如幻者，亦复远离。远离为幻，亦复远离。离远离幻，亦复远离。得无所离，即除诸幻。”

总的来说，人活在世上，不拘于物和不拘于人不难做到，不拘于己较难做到。人借助思想意识摆脱外物，然后又沦为思想意识的奴隶，是从一个火坑跳进另一个火坑，只是自己浑然不觉。唯有从自己的思想意识中超脱出来，不但不受外界操控，亦不受自我内心操控，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然后连这种境界亦要超脱，达到无境界而又可包罗万象的境界，才可以说进入真正的自由世界，能够挥洒自如，放浪形骸，不受任何束缚，活得至情至性，真诚无惧，了无困惑。

所以一个人烦恼和痛苦最少的状态，就是知见最少甚至于无，却又不执着于这种知见最少甚至于无的状态。摆脱了外界的影响后，再摆脱自己知见的影响，最后达致无任何影响的状态。从外界中超脱出来，再超脱自己的内心，然后把这种超脱也超脱掉，达到无形迹可寻的状态，人的精神就可以彻底自由了。

在这种状态中，我们不再受外界的影响，也不再受自我的影响，无需依赖任何信仰，也不滋生丝毫烦恼，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浑朴天然。不忧不怖，无垢无净，寡欲少求，超脱尘世，而又能在尘世中有所作为。如此状态，堪谓真正的超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