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古话叫“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这话的意思是说一流的医者能治国安民，二流的医者“治人”，三流的医者才是治疗各种疾病的医生。当然，我们还有句话说“不为良相，即为良医”，这话就把医者的价值提高到与良相差不多的高度了。

我是个三流的医者，学的是治疗疾病的医术，从来都无缘治国安民之业，连一次社会选举都没有参加过，但是却总是莫名其妙的被素未谋面的代表们代表着做了不知道多少次决定。这么稀里糊涂的活了四十一年，一场瘟疫让我意识到我不能再无动于衷。

今天是北京市初三学生复课的第一天，早上我骑着电动车送儿子去学校上学。在路上的时候，我和儿子聊天，说这会是他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次开学，我又说很多八九十岁的老人一辈子也只见过这么一次大阵仗。儿子问我难道非典时期不是这样吗？我告诉他非典和这次的疫情相比太小儿科了。

我对儿子说，希望等到他这一代人走进社会后，中国能够变得比现在更好一点。人民生活得安定幸福，社会也更开放和理性，不要动不动就来一波瘟疫或社会运动，国家治理能力能够大幅度的提升。

和青少年没有负担的状况不一样，我这个年龄的人更多的是为下一代考虑。如果说社会需要有人牺牲和奉献，我希望是我们自己这一代人去牺牲和奉献，不希望是我们的孩子们去牺牲和奉献。我想这也是所有的为人父母的人的心愿吧！谁都心疼自己的孩子，劳累和危险我们愿意自己去承受，我们想给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未来。

我有这个期望，我就想靠自己的努力去推动这个社会的发展，而不是坐享其成。实际上假如我们人人都不去努力而是坐享其成的话，社会的发展就会成为奢谈。无论有缘无缘治国安民之业，我都可以用自己的个人努力去为社会的进步做点贡献。

我不再期待有个英明神武的“上医”来为我们大家治国之疾，我希望的是自己作为公民，理性平和的去为国家的进步做点事情。

最近闲时我又看了一下季羡林老先生写的《牛棚杂忆》，也看了一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间》以及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被誉为“俄罗斯的良心”的索尔仁尼琴的部分文字。

季老先生的《牛棚杂忆》真实的记录了中国人在文革时期的狂热，有些人担心中国会再来一次文革，我觉得这些人不妨去看看《牛棚杂忆》，看了之后可能就不这么想了。中国人还在文革免疫期内，虽然社会上有很多争议，但是要想倒退回文革那是难如上青天。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能力把中国倒退回文革时代，因为文革幸存者不同意，广大中国人民也不同意。

有极少部分人可能表现出了文革时的革命小将的一面，但是这些人只要真的敢走向打砸抢，相信马上就会被法律惩处，也会被民意炮轰。但是诚如季羡林先生所言的那样，“人性恶”是一直存在的，社会矛盾尖锐时，激烈的冲突在所难免，浑水摸鱼者也在所难免。

我有孩子了，我不希望社会再退到那个“派性”十足的年代去。如果有人试图把社会搅乱到那样的状态，即便让我粉身碎骨我也会去阻拦。不过现在我看到的是问题没有那么严重，目前的一些事情只不过是我多年来一直在目睹的“网络暴力”的又一次大爆发而已。

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间》里，作者详细的描述了苏维埃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心理状态。中国人看这本书应该很有亲切感，因为我们的心理状态和书中人物的心理状态高度一致。《二手时间》就像是一部真实的社会心理纪录片，向我们展示了苏联社会各阶层的真实心理变迁历程。

索尔仁尼琴则是一个另类，他在前苏联痛骂前苏联，到了美国后又痛骂新自由主义，苏联解体后他又痛骂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令左右两派都瞠目结舌。索尔仁尼琴是一个真正的斗士，他的身上有战斗精神，但是却没有“派性”——他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他只坚持自己的原则，他的坚强和清醒令人钦佩。

顺便一提，他也是一个抗癌英雄，他患了癌症后居然还能存活几十年，而且非常活跃的创作了那么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俄罗斯人一度对他十分痛恨，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俄罗斯人终于认识到了索尔仁尼琴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给予他十足的敬意，现在索尔仁尼琴是俄罗斯人的骄傲。

我也看了我国的欧洲问题专家陈乐民先生的著作《欧洲文明十五讲》和《公民社会与启蒙精神》。陈先生代表我国政府在欧洲搞了几十年的外交工作，亲眼目睹了欧洲社会发生的一系列的巨变。陈先生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的左右两派也是斗争激烈，但是最终社会在左右两派的博弈中走向了和解，发展出了挺有特色的欧洲福利社会。

陈乐民先生认为欧洲的启蒙工作没有以“运动”的形式进行，欧洲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们是以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自然而然的改变社会的。这种启蒙看似旷日持久，但却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强大的社会惯性，依靠“运动式”启蒙，只能带来灾难，对社会改变不大。

季老在《牛棚杂忆》中也曾提到，在文革时期以及文革前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社会动不动就“运动”一下，结果呢，上一轮运动中受打压的对象在下一轮运动中得势了，就去报复性的打压上一轮运动中的“实权派”。这样运动来运动去，我们国家很多人都成了受害者。

我为什么要讲我读的这些书呢？是因为我从这些作家的笔下了解到了社会发生过的历史和社会变迁的过程。阅读和观察现实世界让我有我自己的思考，我在思考我该为我儿子以及他的同龄人们做点什么。

说实话就我个人而言，什么苦我都吃得来，但是我却不希望我儿子以及将来可能还有的孙子们还去吃没有必要吃的苦。人固然应该吃苦耐劳，可是让人去吃那些根本没必要吃的苦就是愚昧和自虐。

我们这个国家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上经历过很多次动荡，每次动荡都大伤元气，之后再从零开始，几无积累。我个人不认为我们有必要再陷进这样的轮回之中。尤其是我们中年人不能参与到这样的动荡中来，我们是家庭和社会的中流砥柱，如果我们头脑发热，整个社会就都会狂热起来。

伏尔泰有部名著，题目叫《论宽容》，约有十来万字的样子。我们现在谈欧洲的精神内核是科学和民主，但是如果我们去溯源的话，我们更应该看到欧洲启蒙思想家们创导的宽容和理性的精神。欧洲在二战后和解了，而非依旧是派性十足的互殴，这是欧洲人之福。你给我戴一顶帽子，我回赠你一顶帽子的做法终非了局。

那么我希望我给我孩子留下些什么社会遗产呢？我希望我能够在中文世界里推动这种宽容的精神。文革结束后，季羡林老先生又从被批斗的对象变成了北大的“实权派”，他没有再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去“整人”。尽管过去整他的那些人在他手下工作，战战兢兢的担心自己会被报复，但是季老发扬了君子之风，没有以牙还牙。

我们不能再深陷在暴力文化中彼此伤害，南非国父曼德拉坐了大半辈子的牢，出狱后提倡的是社会的大和解。中国是一个有着十四亿人口的大国，我们的社会如果再不寻求和解的办法，而是始终以对立的方法来制造恐惧和暴力，那么我们的后代还会在这样的轮回中走不出来。

社会进步非一日之功就能实现得了的，但是我们的前辈们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倘若没有他们的努力，那么我今天在中国是看不到我上面所说的那些著作的。我们可以在前辈们的基础上做更进一步的工作。有没有选票，是否能够当选为代表并不重要。有选票和能当选为代表的人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力，未必有我们这些没有选票，当不上代表的人大。

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力量和我们自己的方式来促进社会的进步，只是不必操之过急。如果我能活到六七十岁，我相信我是可以看到中国社会步入更理性和更宽容的状态的，我相信我们的下一代不会再像我们或我们的上一代那么有暴力倾向。如果中国终于能够不必再在各种运动和革命中轮回，后代中国人能够不必生活在对同胞的仇恨与恐惧之中，我亦知足矣！

我是中国最早的一批网民，1998年我就开始上网，我曾经有三个五位数的QQ号码，至今我在用的QQ号码仍然是五位数的，这些都足以证明我属于“骨灰级”的网友。

我对中国网络民意的发展有深刻认识。

有些人可能觉得我现在有点知名度，其实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就是多个BBS上小有名气的作者之一。随着年龄的增大，我越来越不喜欢热闹，躲到一边去了，反而是我现在的知名度跟过去没法比。

我在学生时代就一直是校园里叱咤风云的人物，这种经历让我过早的对名利产生了厌倦情绪——我在年轻时就知道出名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名气太大，上初一的时候我就被很多人陷害过。

所以我习惯了在一个网名（以前我们叫ID）小有名气后就悄然隐退，再换一个网名写作。结果我的很多个网名都成名了，但是人们不知道那些网名的背后是同一个我。

我以每个网名写作的时候，都曾经遭遇过各种各样的非议和围攻。无论写作什么主题，一定会有人争议，这就是网络时代最大的特点。互联网的约束力有限，网上恶意的谩骂多得数不胜数。我记得二十年前我们管网上互相抨击对方叫“拍砖”，这个词一度在天涯社区很流行。

除了“拍砖”还有人肉搜索，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网络出了很多人肉搜索的热点事件，有一些甚至造成了受迫害的网民死亡，这就是网络暴力。网络暴力或曰网络欺凌是互联网时代的一个环球同此凉热的社会问题，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中国，我记得美国的莱温斯基也曾因为饱受网络暴力的伤害而站出来呼吁大家对网络暴力说不。

有一些人可能不太适应现在的网络环境，觉得网上戾气深重，情绪化的文字特别多。我想说的是，自中国有互联网的二十多年来一直都如此，不是今天才这样的。我已经对此现象产生了强大的免疫力，挨的砖多了，也就不怕被人拍砖了。

我们中国人应该感谢网络给了大家一个表达的机会，长久以来，我们的社会太过单元化了，现在是在从一个单元化社会向一个多元化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多元化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各种声音都有，我们不能因为网上有反对我们的声音就觉得这个世界暗无天日。

如果按照大家的划分派别的方法，我可能属于“右派”——但是我自己是不承认我有任何派别倾向的。我写的很多文章遭到了被人扣上“小粉红”帽子的网友的谩骂，前不久我写的文章中有几篇阅读量“10万+”了，骂我的人就更多，起码有几万人在骂我。

我毕竟是在网上冲浪了二十年的骨灰级网友，心理承受能力还是有的，没有把这点谩骂当回事。不过我也厌倦了卷入这些网络论争，过去的经验告诉我这种论争很浪费时间。

但是我个人却并不认为那些骂我的人有什么不对，尤其是不认为他们思想堕落，道德败坏，他们也有表达他们自己想法的自由。我不愿意往他们的头上扣“五毛”或“小粉红”的帽子，也不认为他们是什么极左的势力，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骂我的话是发自他们自己内心的想法而非被人教唆。这种想法是出自他们的切身感受，正如他们无法体会到我的切身感受一样，我也无法体会到他们的切身感受，我们互相不能理解对方仅仅只因为我们有不同的人生，而非其他。

我关闭文章的评论只是不愿意把自己的时间耗费在挨骂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上，平和而有益的讨论只存在于有牢固友谊的朋友之间，而不适合在网络上进行。网络江湖就是这样的喧嚣，不存在岁月静好。

但是若被网络上的争争吵吵吓着，觉得社会因此而会倒退回文革时代，则纯属杞人忧天。二十多年来网络环境一直都是这么吵吵闹闹，也没见社会倒退到打砸抢的时代去。反倒是借助于网络上的种种争论，中国真正的在朝着多元化社会发展。

多元文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各种声音都有，最终各种人都会在斗争中学会博弈与共存。我曾经在某个论坛上写作过一篇文章，题目好像是“宽容是多元文化共存的基础”——时间长了我自己也忘了题目，同样有一堆的人在文章下面拍砖和谩骂。如果本文开放评论，也是会有一大堆的骂声。

很多人认为他们自己的主张才是对的，反对他们的人应该接受他们的主张或者自动灭亡。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多元化才刚刚开始，大家还没有完全适应多元化。

无论是所谓的左派还是所谓的右派，现在都在走向一个极端——希望对方销声匿迹，停止发声，甚至希望借助暴力机关去限制对方的言论。这暴露了大家其实都希望一言堂的本质。

我们应该对批评我们自己的声音宽容一些，接纳与我们不同意见的人。不要动不动给人戴上帽子，贴上标签，自己站到道德的高地上去挥舞道德的大棒打别人。如果能往前进一步，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想一想为什么他们会有与我们不同的呼声，那当然会更好一点。如果受不了某些人的谩骂和攻击，屏蔽掉他们就是了。

容忍社会有多种声音不仅仅只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每个公民的责任，更具体的来说，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责任。

容忍度太低就会酿出仇恨来，而仇恨并不能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美好。中国的历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战争史，我们常说中华民族爱好和平，这句话是不对的。我们这个民族经历的大大小小的战争难以胜数，世界上其他民族很少有像我们这个民族这样战争不断。

战争给我们带了了什么？一代代的中国人浴血奋战，换来好生活了吗？建设出令中国人满意的社会了吗？似乎并没有。反倒是一次又一次的巨大破坏让我们中国人始终活在贫困之中。

我看到有些人动不动的说“广大无产阶级”，这个词真让人无比惭愧。我们号称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新中国建国也有七十一年了，这么长时间，如果我们国家的人民还是“广大无产阶级”，而不是生活富足的有产者居多，那说明我们整个民族都没什么值得自豪的。我们的人民在这么长时间居然没有积累下来财富，还只是无产者，这不丢脸吗？

所以我们要学会在和平的博弈中前行，所有人都应逐渐适应多元化社会，从自我做起，在和平的斗争和博弈中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宽容度，同时推动社会的进步。

要容忍不同的声音，不要动不动就对反对我们的人扣帽子，打棍子。更不要煽动仇恨，制造对立。终究这个国家是所有中国人的家园，我们有权利在这片土地上生存，别人也有权利在这片土地上生存。我们有表达自由，别人也有表达自由。每个人的认知和爱国的方式不同，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到其他人的头上，谁都不配做代表绝对真理的天王老子。

多元社会的本质就是各说各话，社会各阶层在博弈中逐步完善各项社会制度建设以达到最大程度的和谐共存。而这个目标不是一天能完成的，我们可以参与到这种博弈和建设中来——因为制度建设与我们每个人的利益和安全都相关，所以别扯什么作壁上观是智者的鬼话。一场天灾人祸足以令所有人的财富缩水，在这样的时候还不允许人发表点不满简直就是胡扯淡。

但是我们也不能压制别人的声音，最多道不同者不相为谋，我们与那些不同意见者分道扬镳就是了。他们争取他们的，我们争取我们自己的。从大历史的角度去看，社会一定会在博弈中进步，而不会在博弈中倒退。

现在很多人在谈爱的教育和爱的精神，认为我们是缺乏爱的教育才导致社会上有一些极端的现象。那爱是什么？爱不仅仅只是互相的认同和欣赏，爱也是互相的宽容和让步。爱不是看到别人的不足就一棍子打死他们，那不是爱，那是仇恨。

我经历了中国互联网上的好几起轰动性的网络暴力事件，亲眼目睹了众多的网友围攻一个个被他们认为是道德败坏的人——在现实中这些都是非常可怜的人。早期天涯社区上有一些病人在网上募捐，结果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有些人因为个人隐私被网友扒得血肉模糊而自杀，有些人则一辈子活在网络暴力的阴影之中。发动这些网络暴力的人都觉得自己很正义，但是却没有想到自己手上沾满了鲜血。这就是一些人煽动仇恨的结局。

我还记得以前天涯社区有个“信天助学”栏目，是一个叫“信天谨游”的网友启动的助学项目，我曾经关注过这个项目。他的故事以前我也讲过，今天我想再讲一遍。这位老兄被一些落后地区的贫穷深深震撼后，募集资金去那些贫困地区援助他们建设学校，发展教育。

但是在他援建学校的时候，经常有一些村民希望在建设工程中获益而殴打他。有的人为他感到愤愤不平，让他别去帮助那些不知好歹的人。他只是淡淡的回应了一句：“这就是我要帮助他们的原因”。

他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蝴蝶飞不过大海”。大致的意思是说，这些贫穷落后地区的人因为欠缺教育，所以落到现在的这种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境地。他们就像蝴蝶，没有飞过大海的能力。他们受限于个人见识，所以会做出种种在其他人看来很令人气愤的事情，这些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命运对他们不公平，所以他要去帮助这些人。

这种胸怀令我十分佩服，他的精神也感动了很多人，我们一路支持他继续他的慈善事业。我想这就是真正的爱，我们不只是需要爱我们的亲友和那些赞同我们的人，我们也要宽容和帮助那些反对我们的人。

最近我看了一本《病毒来袭》的书，作者是美国知名的病毒学家，他曾经到非洲最贫穷的地区去做病毒学研究。作为病毒学家，他知道捕杀野生动物的猎人们最容易在猎杀野生动物的过程中被野生动物感染上病毒，这些猎人再把病毒传播给其他人，最后就造成人类流行病。

但是他没有谴责这些猎人，他看到的是另一面：这些落后地区的人民生计艰难，他们只有捕猎野生动物才能生存下去。他希望发达地区的人们能够援助这些落后地区的人民，帮助他们摆脱贫困和饥饿，让他们不用再靠打猎生存。

这种胸襟也非我们今天的很多人所比得了的，瘟疫发生后，很多人在谴责那些捕猎野生动物者，歧视疫源地的人，但是只有亲临一线的科学家们才知道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消除贫困和发展教育。

人类历史上被煽动起来的仇恨并没有扮演过多么好的角色。纳粹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就不说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甚至让我们看到了被我们今天的人们高度赞誉的法国大革命之后，法国的旧制度非但没有得到改变，反而变本加厉的一面。直到后来人们在对大革命本身进行了反思，社会各界一边博弈，一边和解后，才逐渐建立起了一个宽容理性的社会制度。

人类经历了一战和二战，我们多数人是不希望再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学会在和平理性的博弈中推动社会的稳定发展，而非动辄希望用极端的手段去消灭不同意见者。

这种博弈一直客观的存在于各种社会之中，社会上各阶层从未停止过扳手腕。这样的博弈，体面点的说法叫改革，实际上是不同阶层在博弈中争取自己多分点利益。文明博弈对社会有害无益，因为它能促进社会向更公正和公平的方向发展。

我们应该鼓励社会进行文明的博弈，鼓励不同的意见存在。不能天天用革命思维来思考和解决问题，如果一切问题都用革命思维来解决的话，社会将永无宁日，人民也只能永远都是无产阶级，我们就一直过不上体面而舒适的生活。

知人和自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世上有自知之明的人并不多。人类学家们有种观点，人都会认为自己所在的社会的文明是这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即便是落后的食人族，也会认为他们本土的文明才是最好的文明。食人族的部落酋长在接受现代记者采访时，对现代人不吃人肉的做法嗤之以鼻。在他们看来，一旦成为俘虏，最好的选择就是被对手吃掉。

我学了很多年的中医，在中医这个圈子里也略有薄名，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部分保守的中医师和中医爱好者对中医有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自大心理。他们认为中医是这世界上最伟大的医学，可以解决各种疾病问题，比现代医学先进很多。

按照我们传统中医的理论，人之所以患病，不外乎内因、外因和不内外因三种，很多铁杆中医认为现在学习了西医的中医人，用西医的思维来看待中医，否定了传统的这三因，是对中医的大不敬，是中医掘墓人。不过我不敢苟同这样的态度。

像感冒之类的疾病，传统中医认为是由外感六淫：风、寒、燥、湿、火、暑引起的。对世界医学史有所了解的人应该知道，西方的传统医学对这类疾病的病因的认识和中医差不多。

从希波克拉底到盖仑，他们也有一套理论来诠释人类疾病的由来，如果我们仔细去了解，西方传统医学中提倡的体液论和体质论与中医传统理论有相似之处，而且西方传统医学也特别强调平衡的重要性，治疗也是从调节人体寒热平衡着手。

阿拉伯医学家胡奈恩（809-873）在编辑《医学问答》时提出饮食、环境、睡眠、锻炼、排泄和情绪等六种因素与人的健康状态有关，他认为人们要想保持健康，必须要预防机体的自然平衡受到破坏。

这些传统的医学理论与中医传统的“内伤七情，外感六淫，饮食劳倦”等论述大同小异，这种重视人体自然平衡的思想与中医重视阴阳平衡的思想如出一辙。

不过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人们发现了感冒的罪魁祸首是“人鼻病毒”，只要把人鼻病毒从一个人体内转移到另一个人体内，那个人马上也要感冒，而且出现的症状基本都是大同小异，与气候无关。

流感也有流感病毒，最有名的西班牙流感病毒导致了大量患者死亡。我们今天又邂逅了新冠病毒，这个世纪以来，我们已经遭遇了SARS、MERS、Covid-19等三种冠状病毒，我们还为尼罗河病毒、埃博拉病毒、艾滋病病毒、人乳头病毒、EB病毒、肝炎病毒等多种病毒纠缠着。

这些病毒有的可以致癌，如人乳头病毒会导致宫颈癌，每年全球因为宫颈癌去世的患者有几十万，接种HPV疫苗可以让妇女少患宫颈癌。EB病毒会导致鼻咽癌和儿童淋巴瘤等恶性肿瘤，肝炎病毒会导致肝癌。艾滋病毒则可以把人体的免疫系统摧毁，让患者对任何感染都失去抵抗力，艾滋病患者也很容易为癌症所困扰。

这些病毒导致的疾病与外感六淫和内伤七情或中医所说的不内外因不存在任何关系，我们若按照传统的中医理论去为患者进行诊断并按照传统的理论给患者治疗，说实话对患者来说就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这意味着他们要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一个完全不知道他们疾病的病理的人。谁肯把自己的生命作赌注来赌博？

中医界花了几千年的时间才意识到很多疾病是通过人类口鼻传播的，当明代中医学家吴又可提出疫病的发生是因为有感染源在人际间传播时，他遭到了中医界保守派的大肆攻击。

直到现在，中医的经方派还是对后世的温病学派嗤之以鼻，他们根本不愿意看到自己存在的不足，对进步持一种极力抵抗的态度。吴又可这样的有洞察力的医学家比张仲景伟大，但是还是得活在“医圣”的影子下，被人否定。

我因此而很讨厌与所谓的铁杆中医和经方中医讨论这类问题，学习中医多年，我当然很信服中医在治病时的疗效，但是窃以为中医的病因理论从根本上是站不住脚的，是过时了的。我们这些中医的继承者应该与时俱进，研究如何改进中医的不足，提高中医疗病的有效率，而非固步自封，不肯承认别人的优势。

我们亚洲文明历来都有保守的传统，所以在近代，亚洲国家一度普遍挨打，直到西方文明入侵后，才不自愿的接受了一些新的东西。但是在民间从来都不乏保守的力量，很多人头脑简单，不爱学习，举着民族主义和维护传统文化的大旗，拒绝承认自己的不足。并且仗着有同类想法的人数众多，便以为自己有理。这种想法实在很奇葩。

这几天任正非先生接受采访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华为系统超越苹果系统和安卓系统的时间不会太长，要不了三百年。不知道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是否能从这句话中明白点什么。

中医应该从现代科学中去汲取营养，而非因为现代科学的一些发现否定了中医理论的不足之处就去反对它。我们无法从否定他人中促进自己成长，反倒是可以通过学习他人取得长足的进步。

中国自古至今有种文化自大心理，如今我们讲56个民族是一家，以前这种自大心理则更明显的体现在汉民族的自大心理上。

中国古人常说：“夷狄之有君，不如华夏之无也”，又特别喜欢喊：“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之类的口号。这种蔑视其他文明的心态，导致我们国家一度非常落后，我们在闭关锁国时代被西方列强狠狠的教训了之后，才意识到原来我们的文明不是最强大的。

当然，在现在这个时代，人人手中拿着手机，用着电脑，很少有人再夜郎自大的认为我们中国不需要向其他国家学习，多数人不会同意中国再回到闭关锁国的年代去。少数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偏激的观点虽然甚嚣尘上，看起来似乎占了上风，但是他们其实根本算不上主流，只不过多数人不愿意与这些人胡搅蛮缠而已。

举例来说，在现实中，90%以上的癌症患者会首选西医——包括力挺中医者，然后才考虑中西医结合，只有那些晚期癌症患者在无奈之下才会考虑纯中医治疗。我虽然在研究中医抗癌，但是我不认为患者们的这种选择是错误的。

相对于中医来说，现代医学的诊断更准确。我个人是没有能力通过号脉号出某个患者患了癌症，了解到其病情进展到何种程度的。虽然有部分中医号称自己能百分之百的号出某个患者患了癌症，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我自己没有那样的能力。至于那些号称自己能靠号脉诊断出癌症的中医有没有夸大其词，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说句冒昧的话，多数自大者的知识面都太窄。我曾经追踪过一些特别保守的中医，发现他们中大多数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下，阅读范围就局限于几本书，对这几本书也只是一知半解。

我若作为患者，是不太敢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这样的人的。我自己教育的中医学生，我都要求他们好好的学习各门功课，认真完成通识教育并接受现代医学教育，将来不要因为自己的无知而害死病人。

医学仅为万象世界的一个小小的部分，任正非先生提到的手机操作系统也只是万象世界的一个小小的部分，在这个时代，我们吃喝住行医疗等方方面面，都是无法靠闭门造车式的保守主义来保障的。

人要有自知之明，国家也要有自知之明，自大者的狂热只会让社会整体倒退，不会有什么正面的作用。我相信我身边沉默的大多数们虽然不说话，但是从心底里都在拒绝跟随少数自大者撒酒疯。我们有清醒的头脑，不是谁想煽动就煽动得了的。

我最近特别理解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他们的性格和行为在世人看来都有点儿荒诞不经，但是深入到他们的内心深处，很多人却又对他们产生了深深的敬意和同情。在那样的时代，作为有灵魂的人只能或装疯卖傻，或寄情琴书，或沉溺在酒中，发出“死便埋我”的宣言。疏狂点的嵇康死于非命，如果既想保留自己独立的灵魂，又想苟活于世，就该学学刘伶克制自己的冲动。二十多岁的时候我血气方刚，觉得自己能大有作为。四十岁的时候，我偶尔也血气方刚，觉得自己可以说点什么。做完和说完之后就冷静下来了，知道自己不但做不了什么，也无法说点什么。我以前觉得身边有太多麻木不仁的人，但渐渐的就了解了他们不是麻木不仁的人，而只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热心善良，内心中有很多的想法与我并无区别，只是他们从不说出口。人们之所以变成沉默的大多数，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外在世界太危险，不沉默的只能自讨苦吃。我也在这个春天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这是一个异常寂静的春天，绝大多数地方都失去了往日的喧哗，人们戴着口罩匆匆而行，彼此间保持着安全的距离。我们活在恐惧与不安之中，深深的体会到生命是如此的短暂和脆弱。我相信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都会牢牢的记住这个寂静的春天，也会记得大家是如何陷入集体沉默之中的。或许这才是生命的真相，而我们以前所过的太平日子只不过是一种假象。我有很多话要说，但是话快出口时都咽回去了。因为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除了自寻烦恼，别无作用。我们貌似已经脱离了丛林，但其实未必。我们身边一直有野兽环伺，它们到处游弋，等待着捕获可以让它们大快朵颐的猎物。只要闻到了一点点血腥味，它们就无比亢奋。我在思考如何拔掉他们的毒牙，而非落到它们手中，任由它们蹂躏。沉默是一张护身符，该用时还是要用。生存的目的应该是活下去，而非无谓的牺牲。恐惧并不能扭曲人性，只能使人们学会潜藏自己的本来面目。沉默的大多数也有自己的生存哲学，我们只是沉默，不是麻木。

每个人都会有一无所知或一知半解的领域，在这些领域里，我们就是愚昧的，只有学习才能根治掉这种愚昧。

即便是终生学习，我们仍然存在很多知识的盲区，所以这世界上不存在全知全能的人。社会通过分工协作来弥补每个人在知识和技能上的不足，不过作为个人，多学习一点总是好一些，懂得越多，​犯错越少。

聪明的人知道藏拙，在自己专业领域之外保持谨言慎行。愚昧的人则总是表现出一副无知者无畏的样子，他们总以为自己的判断是对的。我们往往要为自己错误的判断买单，因为错误的判断带来的多是错误的决策。

在任何一个社会，人不但应该接受专业培训，还应该接受通识教育，否则就很容易成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偏激之人。

不过在我们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通识教育是非常昂贵和漫长的教育，多数人需要一辈子的阅读和学习才能完成通识教育。但我个人认为，为了让自己少犯些错误，多花点时间去通过自学完成通识教育还是值得的。

年轻时候，我也曾意气风发，对自己的判断毫不怀疑，到了中年以后就开始质疑自己过去学习过的很多东西。因为随着年龄与阅历的增长，最为关键的是随着自己学习的知识的增长，我发现了自己过去的认识不全对。

我今年四十一岁了，我不打算停止阅读，不打算停止对新事物的探求，不打算放弃继续学习，也不打算停止对自己的否定。不能否定自己的过去，就无法接受新的知识。

中国有句成语“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佛教有个概念叫“知见障”，讲的都是因为脑子中固有的思维作怪，导致一个人无法看到一个更广泛的世界。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愈来愈能包容各种过去不能包容的东西。比如我学医，过去主要是学中医，有一段时间脑子发热也像很多中医人一样批判西医，但是后来我就没那么看不惯西医。不但没有看不惯，自己还认真的学起来了，学习的过程中就发现还能收获不少新知。

所以我渐渐的不愿意卷入到中西医的各种争执与纠纷之中。与其花费时间去与人在言辞上分辨个高低出来，不如节约这点时间多读点书。

我现在习惯了迅速结束一些无意义的交谈和交往，我认为我自己是“愚者”而非“智者”，我需要比智者们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去完成通识教育，所以就没那么多的时间去和人争论得唾沫横飞。

但是有的人很有时间和精力吵架——恕我直言，我活了四十多岁，没看到吵架能改变任何人的看法，吵架双方无非不过希望借助争吵改变对方，但是这是不太可能实现的目标。

有益的讨论需要彼此之间均具备一定的专业背景，我也有那么几个经常讨论的朋友，我总能从与他们的讨论中获益。有时候在互相讨论的过程中我会发现自己存在一些不足，对一些事物的认识很浅薄，讨论完了我会自己买几本书来看看，给大脑补充点营养。下次与人讨论同类话题时就能更有趣点，就能从别人那里学到更有深度的东西。

倘若我连一点基础都不具备的话，那么和一些专业人士的讨论就会让我一头雾水，听人讲半天也只是深入宝山却空手而回。

“治愚”是一辈子的事情，人要有治自己之愚的勇气，也要养成治自己之愚的习惯，才能学习到更多的东西，逐步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

​《老子》说：“反者，道之动。”老子的这句话高度概括了反向思维的特征。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世界不会永远是眼前的这个样子，它一直在发生变化。越是剧烈动荡时期，越是如此。当世界处于一种极端时，便极容易转向它的对立面。

所以当人人皆安静的时刻是最恐怖的时刻，当人人皆恐慌的时刻是最安全的时刻。

据说华尔街精英们就是利用这一点来收割大家的财富的。我对财富并无兴趣，只要能生存下来，便无他求，所以不会用这种理论去收割财富。因为玩火者常自焚，收割财富者被人收割也是家常便饭。

正如老子所言“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一个人只要知足，是不需要占有太多财富的。

我喜欢安步当车和粗茶淡饭的生活。孔子说他的学生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我很喜欢颜回的这种生活态度。

我的运气比颜回好一点，物质条件没那么糟糕。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自愿的选择了颜回式生活。

我之所以崇尚颜回的这种生活，一是因为这种生活是最健康的；二是因为这种生活成本低，可持续性好，波动小，对个人的心情影响有限；三是因为我这个人懒，不太喜欢花费心思和力气去折腾，得过且过惯了。

所以虽然年过四十，很多人觉得我看起来还只有三十岁，知足常乐的生活不会让一个人过快的衰老。

这种生活态度让我在当下的危机时刻受益匪浅，在这种很多人惊恐万分的时候，我倒是能安之若素的读书和写作，一如平常。

我没有买卖过股票，也没有投资过商业，更无意于抄底或投机倒把发横财，所以市场的震荡对我毫无影响。

我对生活的要求本来就低到了极点，所求很少，所得已足。眼下情况虽然糟糕，但对我的生活质量没有影响，穷到底的人是不怕穷的。

这是中医人的精神内核，我们从“恬淡虚无，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古训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也从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哲学中去看淡生死。

但看淡生死不等于要无畏的牺牲，活在这世上，警醒一点能让我们更安全。世界虽然复杂，但是总有端倪可供我们提前看到风险。

老子说“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察微知著才能认识真相，一个人既要学会在大风大浪中看到世界的本质，也要学会从蛛丝马迹中看到世界即将爆发的风险。

要想做到这些，舍弃冷静的独立思考，别无他法。因为这个世界上真实和虚假夹杂在一起，我们只有具备“观复”的技能，才能拥有一双火眼金睛，察觉到种种乱象背后的真相。

什么是观复呢？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道家哲学中的“观复”与儒家的“格物致知”以及西方人的数理逻辑思维是一致的。都是从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去寻求万物运行的内在规律，道家把这种内在规律命名为“道”或“常”，知常达变谓得道。

从去年12月31日，我就第一时间了解到武汉有不明原因的肺炎，一个学医的人对这类信息会比普通人敏感。在医生中，我又属于警觉性特别高的那种。所以从那以后我就同时关注武汉的肺炎、兰州的布病和内蒙的鼠疫。

今年1月上中旬的时候，我从新闻的种种蛛丝马迹中感受到了极大的危险。1月初我开始储备口罩和手套。但是后来觉得储备得不够，1月中旬又再补充了一次，家中共储备了500个口罩和400双医用手套。

同时我也做了足够的药物储备，托人从日本带回了充足的治疗呼吸道疾病的汉方药，并为患者们也储备了足够两三个月用的药物，以防不测，尽管那时我也无法确定会发生什么。

1月10日过后我坚持要我在北京上学的儿子戴口罩上学。儿子说他在学校里被同学们笑话，但是我还是让他坚持，直到后来大家才严肃起来。实际上现在回顾过去，我们知道1月中旬时北京确实很危险。

我们原定于1月20日回老家，提前一个月买好了票。但是回家前的那段日子里，我每天都苦口婆心的劝说家人放弃回家过年的计划。1月18日终于取得了大家的同意，我们退票了。

我最遗憾的是我没有一点实证，只能从各种新闻中去运用思维工具推算出数据上存在谎言，未雨绸缪的保护家人，无法更直接的向社会发布预警。

1月19日我通过我的公众号发布公告，表示今年春节不回家过年，隐晦的向读者提示风险。并于当日把我父亲从湖北接到北京来，接来后就把他暂时隔离了。这引起了我父亲极大的愤慨，但后来随着事态的发展，他理解了。

但是当大家都开始恐慌时，尤其是当全球人都恐慌时，我的心放下来了。我知道虽然不可避免的要发生一些悲剧，但是我们起码比1月上中旬安全多了。

人要有危机意识。

老子说“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老子的这句话包含了中国古人对预防医学和危机意识的深刻认识。圣人正视“病”，恐惧“病”，所以不病。这种辩证思维同样符合“反者，道之动”的哲理。

按照“反者，道之动”的一般规律，老子还提到了一点：“祸兮福之所伏，福兮祸之所倚”。在危机中很多人看到的是危害，但实际上危机带来的好处并不亚于其带来的危害。

我们将见证老子提的“祸福相倚”理论成为现实的历史。从二战结束后，人类社会从未经历过今天这样的大动荡。但是这次大动荡将在很多方面深刻的改变人类社会，促进人类文明朝着更科学理性和更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

老子用一句“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来概括古今中外的失败规律。今天我们很多国家和地区正在以自己的实践去印证老子的智慧。《老子》整本书都闪烁着反向思维之光。

我的警觉来自于广泛的阅读，阅读使人洞明世事，阅读也能使人深沉练达。除此之外，阅读还能使人在大风大浪中风轻云淡。所以，当此之时，大家与其慌张，不如多读几本好书，滋润一下自己的心田。

人也要有乐观精神。

所有的繁花似锦可能都只是昙花一现，一切至暗时刻也都将成为过去，万事万物都是相反相成的。

人类昨日之繁荣恰似“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而今日之动荡也会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时刻。我们要学会用反向思维来看问题，善用反向思维者在危机到来前嗅觉灵敏，在危机发生后又能无忧无惧。

《菜根谭》中有段经典名言：“恩里由来生害，故快意时须早回头；败后或反成功，故拂心处莫便放手。”这也是典型的反向思维。居安要思危，居危也要思安。

反向思维不容易，其关键在于退而思之。退一步只可息纷争，退两步始可有自我，退三步方能见真知。

所以不要只满足于退一步海阔天空，退足三步我们才能体会到儒家所言的“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思”。

对我个人来说，这次可能要退一百步都不止。我的成名只是偶然事件，我更喜欢的还是在中医抗癌这个垂直方向上默默无闻的探索。

我以前的生活很好，心无旁骛，杂音很少。无奈因为近期的事件不小心走红，公众号聚集了太多与我的研究方向无关的关注者，估计洗粉也要洗很长时间。

未思进，先思退。我也希望大量的与癌症无关的读者能成全我，取关我的公众号，更不要加我的工作号，还我一片宁静的角落。容我与花草相伴，抚琴、读书、学医、写作、助人。

从明天开始，我的公众号将回归到从前的常态，只发布枯燥乏味但是对癌症患者和患者家属却很实用的技术性文章。

这个公众号属于我，更属于他们。我知道有很多患者和患者家属是把这个公众号当作他们精神家园的。而我对他们能做的也只是“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

我不能脱离自己的职守太久。

我是个无神论者，一直相信理性和实证可以帮助我认识这个世界。如果有什么事物暂时还不能被我认识和分析，那只能是因为我的知识还很欠缺，我会去学习。并且相信经过学习提高自我的认识水平后，我会认识到以前未知的事物。

我活在这个世界上，一直充满了质疑精神。这种质疑精神对我的帮助很大，它让我从未盲从过任何人。在我的眼里，这世界上没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更没有神。所以我根本成不了一个宗教徒，也成不了一个充满了狭隘和偏见的科学狂人。

一切存在皆有其合理性，我喜欢探索事物的合理性。

孔子说自己十五而有志于学，我没有他老人家那么早慧。十五岁的时候，我还是更有志于玩一点。大概是到了十六七岁后，我才收敛了自己的贪玩之心，有志于学的。

我学习的方法有点独特，我喜欢动脑子分析问题，我对凡不是自己努力分析得出的结论都不予采信。但是自己努力分析得出的结论有时候也会有错，所以凡经实践证实为错的结论，我也肯积极的推翻。

窃以为这种态度能够把一个人的大脑训练得不那么的“差火”（“差火”是我们湖北土话，难以翻译，姑且不翻译），既不容易刚愎自用，亦不容易盲信盲从。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这样来认识和分析世界，所以有时候和人的交流就会变成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这是我不爱交友的根本原因。

很多人固执己见，根本不肯从数据和逻辑中去判断“己见”是对还是错，他们只要求一个“信”字，不容任何质疑。和这样的人谈话就是一种十足的折磨，他们其实只需要一个顺从的听众。他们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们唯唯诺诺的听着就是了。如果我们有反对意见，就会诱发他们强烈的不满。

我学中医，但是我最怕与中医同行争论，也怕与西医争论，还怕与普通的中医粉或中医黑争论。因为我从分析和实证中去更新自己对中医的认识，常常会得出与其他人不一样的结论。我也就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阐述一下自己的意见而已。但总会有人来告诉我，我必须和他们统一看法，以他们的认识为准——我真不知道这些家伙哪来的自信。

我偶尔也会参与到时局之中，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发表自己的看法。以我一贯的风格，我还是重视数理逻辑，从证据中去认识和分析世界。有时候可能分析出来的结论与大家的期待大不一样，很多读者就对我高声叫骂，认为我妖言惑众。

不过通常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结论会被证实为很有前瞻性。只是并没有什么卵用，不好的事情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我能阻挡的不多。

久而久之，我就渐渐的喜欢躲起来了。躲在一个没有多少人打扰得到的地方，默默的读书和写作。也渐渐的冷静的认识到，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真正无法改变的是群体的从众思维。

那就尽力打救自己吧！人生就像在大海中行船时遇难，每个人只能救自己，也只救得了自己。

王小波先生曾经师从许倬云先生，许先生对王小波先生说中国人对待科学的态度经历了这样的一种变化——始则认为科学是洪水猛兽，继则又对科学顶礼膜拜。许先生认为这两种态度都很偏激，实际上科学是一个逐渐进步的过程，科学在不断的证否的过程中进步。

至今许先生所说的视科学为洪水猛兽者有之，对科学顶礼膜拜者也有之。很多中国人一谈到中医，会分出泾渭分明的两派。一派是中医粉，对科学思维极为抵触，抹黑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现代医学；一派是中医黑，对科学顶礼膜拜，把中医贬得一钱不值。

窃以为这两种人都是科学傻瓜，思想极端得可怕。

我学习中医，但是也热爱《科学美国人》这样的科普杂志，经常阅读这类科普杂志，开拓自己的视野。中西医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因为中西医都能解决部分健康问题。但是中西医又都各有缺陷，因为中西医都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尚有一些问题是合中西医之力，仍然解决不了的。

如果一个人真正的临床治病多了，一定不会狂妄自大到像一些纸上谈兵的中医粉那样认为我们的祖先牛逼到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我偶尔看到一些说什么“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和“中医没有不治之症”之类的文章，只能哑然苦笑。

这帮人搞得普通老百姓要么觉得中医像神，要么觉得中医像神棍。那些觉得中医像神的病人，在找这样的中医师治病无效后，马上会转变想法觉得这些人就是神棍，有一些偏执的甚至因此认为所有的中医师都是神棍。我认识很多患者被这类医生忽悠后，恨不得杀了他们。

我觉得这些人写这么愚蠢的文章，纯属给中医抹黑。从古至今的临床中医师们没有几个人爱吹这么大的牛皮。《黄帝内经》和《伤寒论》中有大量的“不可治”“不治”“百日死”“十日死”之类的文字，历朝历代的临床中医师就其治疗疾病的疗效的记载，多数还是实事求是的。

稍微有点历史基础的人就会知道，历朝皇室夭折的皇子和公主多得很。在中国只有正统中医的年代，屡次爆发的瘟疫导致全国人口锐减是不争的事实。所以中医没那么神奇，没那么牛逼，中医的疗效是有限的，中医不是无所不能的。如果皇室也请不了可以治疗他们的后代的好中医，那说明普通老百姓更加没有这个缘分了。

但是中医也绝不是吃素的。我用中医治疗过很多疾病，有许多癌症患者和疑难杂症患者找我治疗过，确实有疗效。让我去否定中医，我死也不肯。

至于说科学，确实非常的令人尊敬。人类近现代史中最璀璨的一页，就是现代科学的发展。它打破了人类的很多迷信，解决了很多问题。但是只要深入的去关注科学的进展，我们就知道还有很多的问题科学解决不了。

我个人长期关注的是生命科学的进展，全球各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去研究生命科学，但是我们还只处在生命科学的初级探索阶段。

以脑科学中的神经元为例，人脑中的几百亿个神经元分别起什么作用，我们至今仍然不清楚。而我们人类的很多疾病，不可能要等到脑科学发展到研究透了这几百亿个神经元各自的作用了再去解决。病人受死神威胁的时候如果还是这么迂腐，那几乎和白痴没什么两样。

前不久我看到新闻报道说杨振宁教授反对中国搞一些尖端的物理研究，主张国家把财力投入到对民生更有意义的生命科学研究之中，我对杨教授的胸襟十分佩服。但是我相信即便国家投入大量的资金，也无法彻底解决困惑人类的各种健康问题。

几十年前美国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去研究癌症，美国癌症研究机构研制的药品流向全球各国，但是据我所知，疗效也还是稀松平常，远远达不到广大癌症患者的期望。

传统医学中有很多东西能够解决现代科学和医学解决不了的问题，中医师能够治疗西医师治疗不了的很多疾病，虽然治病的原理我们还没有研究透，但是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觉得中医陈旧而鄙视它。

我现在不开放自己的评论区，是不愿意和中医粉和中医黑争辩——十多年前我也热衷于参与这类争辩，到后来发现这类争辩实在是毫无意义。埋头做一些实际性的临床研究工作，比参与这类争辩意义大多了。

我希望大家都不要当这两种科学傻瓜，害人害己哪！

有一次我在恩师家吃饭，闲聊时，我的老师跟我说，中国读书人最可贵的精神是他们身上具备的家国情怀。

从古至今，中国的读书人，不管是从政还是经商，抑或是像我这样的学医行医者，甚至那些出家修道的，有家国情怀者不计其数。尤其是中国的男性知识分子，如果一生在“立德、立言、立功”这三项事业之中一无所成的话，内心深处就会很痛苦的认为自己这一辈子算是虚度了。

有家国情怀不是说为政权服务，而是读书人有一种像北宋时的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愿望。

太平时代大家沉溺于歌舞升平的生活中或许看不出来，但是每到民族危亡的时候，中国就会有很多人挺身而出，为保家卫国和拯救黎民百姓而不惜牺牲自我。不管是走仕途的读书人，还是躲在山林里修身养性的和尚道士，都不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丈夫”。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华文明一直传承至今，其他的三大古文明都断绝了。我个人认为，中华文明之所以仍然能强悍的生存下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血液里流淌着的这种家国情怀。

我的老师的血液里也流淌着这种家国情怀，他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但是一生都活在理想主义之中，以“得天下之英才而育之”为乐事，一直在努力当一位传道解惑的“人师”而非“经师”。

我在我老师的耳濡目染之下，也多多少少的具备一点家国情怀。加上家父对我的期望很高，给我取名时就寓意“志存高远”。所以我年少气盛时，也曾有“平天下”的宏大志愿。

如今人到中年才知道自己志大才疏，不具备“平天下”的能力。幸好古人也说了句“不为良相，即为良医”，要不然我都没有台阶可下。

我以前以为孔夫子说“四十而不惑”是指四十之后心智成熟，不易有困惑。如今到了四十岁，尝了尝人生的况味之后渐渐明白孔夫子或许是说，一个人到了四十岁，就不再容易被自己的那些傻想法诱惑，冲动的想去当个牛逼闪闪的大人物。也不再容易被外界诱惑，有证明自己是非对错的冲动，于是渐渐就有了充耳不闻的能力和定力。

所以如今我走上了中庸之道，以“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自勉。一颗狂野的心也就渐渐的安静下来了，能够专心致志的坐在一张书桌前，啃啃书，做点学问。

不过人生在世，要想完全不受干扰的做学问也不容易。柴米油盐酱醋茶，青春期的孩子，更年期的老婆，以及年迈的父母，组合成一地鸡毛的家庭。享受着安逸的生活的同时，也需要付出一定程度的操劳。

操劳着，操劳着，渐渐的就感觉自己成了一个俗不可耐的凡夫俗子，似乎那点家国情怀荡然无存了。环视四周，同龄人大多数也是这种状态。

一些尖锐的批评家或以为这就是中国人市侩的一面，很多意见领袖认为现在的中国年轻人都是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缺乏利他精神。

我对此不大同意，人性是环境的产物，在和平时代，众生或为温饱，或为更高的生活标准而努力，利己是无可厚非之事。我们应该庆幸我们身边的多数人俗不可耐，因为真正到了大家都充满了家国情怀的时刻，也就是我们民族闹危机的时候了。虽然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但是相对而言，亡国灭种之时，百姓比经济繁荣的和平时代还是要痛苦多了。

而我对于中国人血液中流淌的家国情怀，丝毫没有怀疑。小时候我觉得自己很有抱负，很有家国情怀，自以为自己属于极少的那种人。成年后就越来越不这么认为了，在我们这种文化中长大的人，身上有很多的相似性。我们周边的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有抱负，血液中也都流淌着家国情怀。

倘若爆发了战争，我自己可能会投笔从戎。估计菜市场卖猪肉的张大，隔壁开小超市的王二，正在激情澎湃的创业的李三，也都会身披铠甲，在战场上厮杀去了。《诗经》不是早说过：“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吗？

但我还是更愿意看到大家满肚肥肠的活着，不愿意看到大家在战火中可歌可泣的建功立业。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正是希望他们的子孙后代不用再抛头颅洒热血的过太平日子。

看不惯歌舞升平的俗世生活者，大多太过吹毛求疵，总以为人们应该活在理想主义之中。其实只需要有少数的理想主义者就足够了，人群中有大量的理想主义者的话，天下就会大乱。

因为那些理想主义者很容易激情澎湃，而每个理想主义者心中的理想又不尽相同。理想主义者甲乙丙丁想要建立的理想国也大不相同，他们很可能就会摇笔鼓舌的煽动信众们为了他们各自描绘的天堂而大动干戈。

人不需要每天都力斗歹徒才能证明自己是个勇敢的人，只需要有一两次力斗歹徒的经历就足以证明自己是个勇敢的人。人也不需要时时刻刻都表现得很有家国情怀才能证明自己是个有家国情怀的人，只需要在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做一个有家国情怀的人，就足以证明自己是个家国情怀的人。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是放下那家国情怀的高调，在妇孺老幼的吵吵闹闹声中，傻呵呵的笑笑后继续为生活和事业努力吧！

​诚如王小波先生所言，每个人管好自己，不让自己成为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就是对社会最大的负责任。经济学家马歇尔也早就证实过，人只有在自己行有余力的时候，才能为社会做利他主义的贡献。

​所以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先做好基本的“独善其身”就好。至于“达者”想兼济天下，那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了。只不过并非人人都有能力和运气成为达者。窃以为，尊重同样有着家国情怀，但是没有表现机会的渺小的芸芸众生，而非藐视和讽刺他们，也是人应具备的基本素养之一。

我每周学习和工作约六十个小时，我估计即便我到了七八十岁，我每周也还能工作五十个小时，而且我想我也愿意这么一直工作下去，反而是不让我工作我会很失落。一来因为我对自己的工作很喜欢，二来因为年富力壮，所以现阶段虽然我的工作量较大，但是我不觉得吃力。

不过更为关键的是，我掌握了一套在疲劳和厌倦到来之前休息的诀窍。不超过自己身心负荷的学习和工作是我的原则，尽管从总体上来说，我是个精力旺盛的家伙，但是我还是会在自己感到疲劳和厌倦之前休息。很少打瞌睡熬夜做工作，也不强迫自己学习自己不愿意学的东西，或者做自己不愿意做的工作。

因为几乎没有什么社交，所以我在学习和工作之外，还能去家附近的公园散散步，锻炼一下身体。也还能抽空弹弹古琴，放松一下身心。

我认为我能保持现在这么好的状态，与我自己从小是自由散养的有关。这种成长方式最大程度的照顾了我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天性。

小学阶段就不必说了，那时候我几乎完全是个野孩子。我父母从不在我耳边念叨着催促我写作业，印象中也没有老师关心我作业写没写。村小的老师说实话责任心也是有限的，老师们家里还有庄稼要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们对学生的教育几乎是放任自流的。我不记得自己是否能够按时完成作业，倒是记得我小时候常常把课本和练习册都撕了叠成纸飞机，或者玩游戏输给同学了。

初中时代我父母不在我身边，学习完全靠自觉。但是现在回想我那时候谈不上有多自觉，总是想办法趁着老师们不注意去打乒乓球。高中时代被老师们特殊照顾，老师们允许我不上课，允许我不按照常规写作业。

这样的成长模式与中国的应试教育格格不入，所以我高考的时候，客观上来说，应该少考了50-100分。如果当时有人管着我，按照应试教育的模式来教育我，以我自己当年鼎盛时期的学习成绩，我高考应该能考出接近满分的成绩，考入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都没有问题。

但正因为没有人管着我，我的天性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我现在回想自己这一生，觉得最庆幸的就是这一点。从家长到老师，没有一个人来扼杀我的天性，这真是谢天谢地。

我看到现在的成年人大多身心疲惫的工作，看到现在的学生大多身心疲惫的学习，我感到很痛心。我们中国人在一代又一代的重复着这种高度紧张的学习和工作状态，每个人都对自己的学习和工作感到厌倦和疲劳，对未来感到恐惧和焦虑，太多数人拖延成性，很少有人对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充满了激情。

这皆由于我们的教育不尊重人的天性，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摆脱我们这种教育的影响，我算是撞了大运。因为小学时候没人看好我，干脆对我破罐破摔。初中时我父母要出去谋生，我成了留守儿童，一年到头只能见到自己父母几面。高中时又因为学习成绩实在太好了，老师们觉得没管的必要。到了大学时代，我的老师们试图管我时，我跟他们bye bye了。

人的天性是好逸恶劳的，但是一旦一个人对学习和工作充满了兴趣，好逸恶劳的天性便荡然无存，因为求知欲战胜了人的天性。但是人也只有到了一定的年龄段，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的时候，才会去克制自己的惰性，全身心投入到学习和工作中去。

我们习惯了拔苗助长，把一些还没到年龄的孩子强制性的约束成家长们想要的“乖孩子”——坐在那里一本正经的学习枯燥无味的知识，为了考试分数拼命的刷题和一遍遍的复习。我对这种过度的刷题和复习没有任何好感，但愿我的子孙后代们都能免于这种苦差事。这样的摧残人性的教育模式，除了扼杀一个人本应有的兴致，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作用。

我认为人对学习和工作感到厌倦和疲劳是天性，应该从小就允许孩子们“贪玩”和“花心”。照我的体会，所谓的“贪玩”和“花心”正是一个人在枯燥无味的学习中最好的调节自我的方式。除非过度到影响正常学习的程度，否则便不应该被管束。越是管束，越是把一个人向厌学的路上逼。人一旦对学习和工作产生了厌恶的情绪，就特别容易对自己的学习和工作感到疲劳。

要让孩子们在疲劳和厌倦之前休息和玩乐，不要让他们对自己的学习和工作感到紧张和有压力，否则的话，一旦他们脱离学校，他们将再也不愿意阅读和学习。我的很多同学从大学毕业后，一年到头也看不上几本书。我每年的阅读量基本上都能保证在50-100本书，久而久之，我和他们在知识上的差距就拉开了。

我们进入了一个需要终生学习的时代，真正的终生学习绝不是逼着自己学习，而是知识吸引着我们学习。人生苦短，有谁愿意逼着自己一辈子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尤其是当一个人成年后有了经济自主权的时候，还有谁能逼着自己学习呢？所以如果一个人成年了还能兴致勃勃的学习，那只可能是因为一点，那就是他真的爱学习。

求知欲是人的若干天性之一，过度学习是扼杀求知欲的最主要的原因。小时候对学习感到厌倦的人，长大了也容易对工作感到厌倦。虽然我国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很多，但是据我所知，我国热爱科研工作的人很少，所以真正在全身心的干科研的人实在也是少得可怜。

医学界也是这样的，很多医生身心疲惫的工作，下班了就在麻将桌上坐着或者去参加各种娱乐，不愿意花心思去研究医术。说到底是因为这些人厌倦医生这个职业，这都是小时候没能健康成长结下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