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在他的《生活的艺术》一书的开头写道：“中国的哲学家是睁着一只眼做梦的人，是一个用爱和讥评心理来观察人生的人，是一个自私主义和仁爱的宽容心混合起来的人，是一个有时从梦中醒来，有时又睡了过去，在梦中比在醒时更觉得富有生气，因而在他清醒时的生活中也含着梦意的人。他把一只眼睁着，一只眼闭着，看透了他四周所发生的事物和他自己的徒劳，而不过仅仅保留着充分的现实感去走完人生应走的道路。因此，他并没有虚幻的憧憬，所以无所谓醒悟；他从来没有怀着过度的奢望，所以无所谓失望。他的精神就是如此得了解放。观测了中国的文学和哲学之后，我得到一个结论：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人物，是一个对人生有一种建于明慧悟性上的达观者。这种达观产生的宽宏的怀抱，能使人带着温和的讥评心理度过一生，丢开功名利禄，乐观知命地过生活。这种达观也产生了自由意识，放荡不羁的爱好，傲骨和漠然的态度。一个人有了这种自由的意识及淡漠的态度，才能深切热烈的享受快乐的人生。”

林语堂先生的总结太到位了，所以我不惜大段的引用他的文字。西方人站在自己的视角上，总觉得中国人活得不够自由。但是西方人所谓的自由，在中国哲人的眼里，只不过是一种很肤浅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乃是在看透了世间的一切后，根植于内心深处的豁达自在。这种自由使人可以放浪形骸之外，不受任何事物束缚。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人的生活美学，活到极致潇洒的中国人，明白自己只不过是天地间的一个过客和寄居者，对世俗社会所在意的功名利禄，抱着一种嗤之以鼻的态度。这种态度使得他能够超然物外，不受任何束缚，来去自如。

林语堂先生的这段总结稍嫌啰嗦，倘若一个人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有点造诣的话，他可能更喜欢用布袋和尚的一首偈诗来表达这意思：“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青目睹人少，问路白云头。”

这首禅诗写得洒脱自在，布袋和尚对人生的感悟是如此的彻底——茫茫天地间，孤身一人，托钵行游。对这红尘世界的人情世故，统统不屑一顾，向白云尽头去寻路。这样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正是林语堂先生所说的“带着温和的讥评心理度过一生，丢开功名利禄，乐观知命地过生活。”

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于此可见一斑，中国哲学家是一种把人生的本质看得极为通透的达观主义者。他们甚至懒得长篇大论的讲道理，中国人喜欢写诗歌来表达自己对生命的感悟，这或多或少与中国人崇尚朴素简洁的美学观有关。长篇大论的著作让人看着觉得累，短小精辟的诗句却令人印象深刻。中国的诗人很喜欢用几句简单的诗词来表达深刻的哲理，让人分辨不出他们究竟是文学家还是哲学家。

中国的诗歌常常带有一种对现实世界的温和的嘲讽。比如明代的一位词人杨慎有首《临江仙 · 滚滚长江东逝水》，它是这样的嘲讽历史上的那些英雄人物（今天我们也称之为成功人士）：“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谈笑中。”类似的诗句还有元稹的《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这些诗句把大人物们写成了小人物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柄。事实也确实如此，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得了中国人把风流人物当笑话看。

如果我们对中国的文言文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的话，我们便会无法遏制的热爱这样的文字，热爱它的节律和意境之美，更热爱它所包含的深刻的人生哲理。

在这种并不尖锐的嘲讽中（敦厚的中国人即便是在嘲讽他人，也不喜欢用尖酸刻薄的言辞），中国的哲学家们把古往今来的那些风云人物的人生价值完全否定掉了，他们身上剩下来的那点东西也就丝毫不值得其他人羡慕了。中国唐代诗人杜甫写得更直白：“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我们常说中国的文人相轻，其实中国文人未必真的是相互轻视，他们只不过是从骨子里蔑视这世间的一切虚荣的东西——甚至蔑视自己年少轻狂时的精神追求。比如杜甫写这样的诗歌，他并非在傲慢的认为“王杨卢骆”们“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往古流”，他同样认为他自己也难逃这样的命运，他只不过是借着这种嘲讽来揭示这深刻的人生哲理罢了。

中国人早在老子和庄子的时代，就已经看到了生命在本质上是一场无意义的旅程，所谓的意义只不过是人自己赋予给自己的，而人给自己赋予的种种人生意义，又只不过是人用来作茧自缚的茧而已。所以中国人喜欢通过这样的否定来把自己从这种束缚中解脱出来，解放后的自我便成了一个深切的热爱生命本身，而非热爱附着于生命之上的种种虚荣的人。

中国的另一个和尚，唐代的惠能大师写了一首偈子：“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他用这样的一首偈子来表达他对人生虚无的本质的理解。假如印度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读到了惠能和尚的这首诗，他可能会感到汗颜——他啰里啰嗦的讲了一部《圆觉经》，要讲的核心思想，惠能和尚只用区区二十个字就表达出来了。

理解到生命的本质是“空”和“无”，会让人顿时轻松许多。不必再为自己的成败得失耿耿于怀，也可以摆脱名缰利锁的束缚，过上自在悠闲的生活。欧美人生下来便接受基督教的使命感的教育，是很难体会到中国人的这种轻松自在的心情的。一百年前他们不懂我们，一百年后的今天仍然不懂。

中国清代有个散文家叫刘大櫆，他写了一篇《无斋记》，专门歌颂“无”的好处，他说：“天下之物，无则无忧，而有则有患。人之患，莫大乎有身，而有室家即次之。今夫无目，何爱于天下之色？无耳，何爱于天下之声？无鼻无口，何爱于天下之臭味？无心思，则任天下之理乱、是非、得失，吾无与于其间，而吾事毕矣。”他所表达的思想，老子的《道德经》里也有提及，只是简洁了许多，老子说：“吾之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何患之有？”

佛教的经典，实在饱受古代印度人行文啰嗦之害。在崇尚简洁之美的中国人看来，卷帙浩繁的佛教大藏经完全可以浓缩成一本薄薄的古诗集，六七岁的孩子们摇头晃脑的背上一两个月就能背完。犯不着“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耗费自己一生的光阴去研究那汗牛充栋的啰嗦重复的佛经。

在中国，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简化和诗歌化。中国的古代医学，也被中国的哲学家和文学家们诗歌化了。《汤头歌诀》和《药性赋》是用诗歌来背诵和学习中医的典范。中国历朝历代的医学家们都在努力把中医诗歌化，清代的太医院甚至还专门奉朝廷之命，编撰了《医宗金鉴》这部大部头的医学口诀书，把中医学整体诗歌化了。让后世的学中医者们，可以像背诵唐诗宋词一样的背诵中医的理法方药。清代的一位著名的医学教育家陈修园也编写了一本《医学三字经》，把中医歌诀化了。枯燥无味的中医被诗化后，记忆起来便没那么难了。

所以我们这个民族有一种强大的化繁为简的能力——我们应该为之感到自豪。我们能把一切复杂而又沉重的东西，都简洁化和轻松化；我们能把这令许多人感到困难重重的人生，过得风淡云轻。我们是一群诗意的栖居者，我们的生活美学是建立在我们对人生深入骨髓的洞彻的基础上的达观主义精神，我们的自由是彻底的精神自由，这样的自由才可以称得上是完全的自由呢！因为我们不但不再受别人束缚，也不再受自己束缚。

“诸方无云翳，四面皆清明。微风吹香气，众山静无声。今日大欢喜，舍却危脆身。无嗔亦无忧，宁不当欣庆？”

这是一首出自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中的禅诗，是少林寺无色禅师在觉远大师圆寂时念诵的一首偈子。

金庸先生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他写的这首偈子很有水平。要读懂这首偈子，需要一定的佛学功底。

佛教认为这个婆娑世界里的一切都是危脆的，很不可靠。所以得道的佛教高僧舍却自己的色身时，内心无嗔也无忧，直入涅槃，很值得欣喜。

觉远大师在一个万籁俱寂的深夜，圆寂于一处荒山野岭中，无色禅师为他诵出了这首偈子。前四句写的是当时的自然环境，这样的自然环境是清净的；后四句写的是觉远大师圆寂时的内心感受，这内心感受也很清净。

清净是佛教徒追求的最高境界，色身所在的世界和内心世界都很清净，在佛教徒看来，这就是一种很圆满的幸福了。这种幸福超越了凡世的一切，当一个人体会到这种幸福时，生和死的分野并不大。

相对于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来说，佛教对生死问题的思考更有深度，所以虽然它是一种从印度流入中国的外来宗教，但却在中国受到了很大的欢迎。

儒家更关注现世的生活，很少关注来世，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道家在来世问题上的阐述也是不多的，老子很少谈死，庄子汪洋恣肆，对死亡的态度是顺其自然。儒道两家对死亡的态度不能满足人们在面临死亡时的精神需求，所以佛教进入中土后，受到了很大的欢迎。

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佛教生死观的影响，比如人死后投胎，轮回转世观念就是从佛教中来的。

人有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那就是死亡。人都难免一死，每个人都会在死亡这个问题上有自己的思考。尤其是受到死亡威胁或当死亡临近时，人们更是不得不思考这个问题。

绝大多数人是恐惧死亡的，对他们来说，死亡意味着生命的毁灭，人死后，自己生前所爱的人和所创造的一切财富，都不再属于自己，这令人莫名的伤痛。

《妙色王求法偈》说：“一切恩爱会，无常难得久。生世多畏惧，命危于朝露。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恐。若离于爱欲，无忧亦无怖”。

佛教洞察到了人在临终前遇到的这些问题，所以佛教提倡教徒在平时就要学会看破放下。佛教把超脱生死和爱欲的精神修炼，比喻成像头着火了，要立即救头上的火那么紧急的事务。

《心地观经》中说：“精勤修习，未当暂舍，如救头燃”。《法句经》中也说：“如河驶流，往而不返；人命如是，逝者不还。是日已过，命亦随减；如少水鱼，斯由何乐。当勤精进，如救头燃；但念无常，慎勿放逸。”

人的欲望和情感像无底洞一样，很难被满足。这些欲望和情感不但在平时给人带来喜怒哀乐的困扰，还会在人临终前给人带来巨大的悲痛和恐惧，所以很多人临终前是很不平静的。

佛教的修习，最大的功能就是让人平静的面对生和死，能够达到无色禅师为觉远大师写的那首偈子所描述的境界。而一个人要想达到这样的境界，舍却平时的思考和修炼，别无他法。

我自己深受佛教的影响，对这样的生死观有切身的体会。很多人认为佛教是消极的，这恰恰是对佛教最大的误解。佛教对人生的洞彻是深刻的，对人在生活中遭遇的精神困扰的认识超越了儒家和道家。

佛教关心的是人的精神世界，并不关心外在世界，这也是整个印度文化的最显著的特点。精神世界在人的生命中所占的比重是远远大于物质世界的，只是绝大多数人意识不到这个问题而已。正如中国古人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每天的喜怒哀乐，我们在临终前的恋恋不舍，都是我们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忽视了它们。

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佛教恰恰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的审视人生——佛教认为解脱的智慧生于琐碎的生活中的各种烦恼，文雅的说法是“烦恼即菩提”。这种审视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时，我们便对生命中的那些原本属于微不足道的，但是却被人们苦苦追逐的东西有了深刻的认识，亦能轻易的舍弃它们。最后，只有那些重要的东西才会留下来。

乔布斯深受禅宗的影响，所以他养成了他自己的风格，他专注于自己的内在世界，他的这种专注使得他在产品设计上充满了人性的魅力。禅宗“直指人心，明心见性”的精神，即是摆脱了一切精神羁绊后的一种干脆利索的精神，这种精神也贯穿在以简约风格著称的乔布斯的产品设计中。

乔布斯的很多设计，特别像中国宋代的大幅留白的画风和日本的Ohgushi Ohgushi艺术风格，我们可以想象在一张巨幅的白纸上，就仅仅纸面上的一个不起夜的小角落里，有一叶扁舟，一个人的情景。这样的艺术风格深受禅宗的影响，它将一切不重要的东西从画布中抹除，只让那最重要的元素孤寂的存在着。

佛教徒修炼到一定的境界时，内心中会充斥着法喜和禅悦。这是一种扫荡了各种烦恼，也扫荡了各种社会规则羁绊后的精神状态。人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会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轻松自在，亦会彻底战胜对死亡的恐惧。因为这样的人是不会再有任何执着的，他的内心是清净无欲的。他的心中就像那幅巨幅留白的画布，不再有任何赘物存在。

我个人认为这样的精神境界是值得追求和探索的。

我儿子选择了将数学和物理作为自己毕生的奋斗目标，而非我和他妈妈所期待的医学。开始时我也颇觉惋惜，但是想想自己这一生，一直都在按照自己的兴趣去活，也就觉得没有阻挡孩子选择他自己的人生的理由。

我想做个体面的家长，而非一个逼子成龙的家长，所以我选择了给孩子让路。或许善于学习数学和物理是我们这个家族的传统，我自己在学生时代，也是数学和物理学习得最好。我对数学和物理充满了兴趣，很少在这两门功课上考过低分，但是我没有把它们当作我毕生的事业来做。

我的孩子不一样，他乐意去当个数学家或物理学家——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声言自己的目标是考入北大数学系，然后顺便把物理当作第二专业，在大学期间，拿到双学位，毕生从事理论数学和物理学研究。

王蒙说，谁的青春都不是吃素的，少年人轻狂一点未必是坏事，所以我无意于去教他谦虚一点——我相信生活能教会他谦虚。

为了培养他学医，我花了不少心血，但是当他执意要走自己的人生之路时，我还是很欣赏他敢于独立自主的选择的勇气，并且乐意为他让路。

同样，当他对参加学校的社团感兴趣，报名参加了学生会的社团部的时候，我也很支持他。所有他感兴趣的事情，我都愿意让他去尝试一下。如果尝试后又失去了兴趣，我也不会指责他朝三暮四——毕竟，是美酒还是马尿，只有自己品尝过才知道。

我不愿意像大多数的亚洲家长一样，让孩子为考试和升学所累。他不愿意上课外辅导班，觉得这太占用他的时间，让他不能做他自己爱做的事情，我尊重他的选择。

我的孩子不在乎今后能否有体面的收入，所以他无惧当纯理论数学家和物理学家的清苦。如果一个人愿意仅仅因为喜欢一件事而去做这件事，而非因为各种功利因素去做，我个人认为他会是幸福和快乐的。

当孩子谈起他所仰慕的某个数学家或物理学家时，他那眉飞色舞的表情和滔滔不绝的言辞，让我相信他确实愿意献身于数学和物理，所以我不愿意做那个令人讨厌的挡路者。

实际上我也无法阻挡他。从小我就培养了他独立自主的精神，而且也培养了他对数学的兴趣。

我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陪伴我的儿子成长，我带他玩，给他讲了成百上千个我自己编的故事——我自己编的故事里有很多需要推理和运算的环节，每当需要推理和运算的时候，我就会把推理和运算的工作交给他去做，这培养了他的逻辑思维。所以他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就可以把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做的逻辑推理题全部做对。

从他上幼儿园开始，他想做什么事情，我都没有阻拦过他——包括比较危险的爬树、从高处往下跳和在结了薄冰的河面上玩耍。当他问我，他是否可以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我总是告诉他，如果你想做，你就去做。但是如果你的冒险行为付出了代价，你要自己承受后果，不能埋怨任何人，不能哭泣，也不能靠父母来为你包扎伤口。他掉进冰窟窿过，摔伤过，爬树把手划出很大的伤口过，但从未为这些哭泣过。

我不在乎我自己受过多少苦，而在乎我在多大程度上是在遵循自己内心的选择。我小时候，玩过很多高风险的刺激游戏。

比如我喜欢把板凳倒过来，当滑板车用，从村里的高坡往下滑。我为这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的左眼角留下了一个永久的疤痕，那是我有一次从高坡上滑下来时撞在一块尖锐的石头上，砸出了一个大伤口，然后在村里的卫生所缝了很多针留下来的疤痕。

我的后脑勺上也有两个疤痕，那是我小时候爬到树上后，在树上表演轻功，从树杈子上往下跳时摔破了头，缝了很多针后留下来的。到我二十出头的时候，我也做过了很多冒险的事情，付出了很多的代价，吃过了很多的苦。

但是谢天谢地，我没有死，也没有变成马大哈或愣头青，反而成了一个很谨慎的人——生活给我的教训，比我父母婆婆妈妈的说教管用多了。

所以我对我儿子整体的原则就是，路在他的脚下，他想走哪条由他自己选择，我不会成为他的挡路石，但是我也不当他的开路先锋，所有的路他自己来选择和闯荡。我作为父亲，可以陪伴他，可以给他提供他成长过程中需要的一些必须的条件，也可以给他制造点乐趣。我认为这是培养一个勇敢和负责任的孩子的最好办法。

人类幼儿大多既有好奇心又很勇敢。老祖宗说得好，无知者无畏，不知道危险的孩子是不会畏惧危险的。但是很多照护孩子的成年人为了避免孩子冒险，过度的夸大危险以吓唬孩子，这样的照护往往会把孩子教成怯懦的人。我父母没有刻意的培养我的勇敢，他们只是地里的活儿很忙，没时间来管我，所以我小时候能够不受阻挡的冒点险。

以我的体验，冒险并非坏事，一生都没有冒险精神的人固然也有他们的好处，只是似乎少了点乐趣。或许，不冒险才是一生中所冒的最大的险。如果我们担心孩子冒险而处处阻拦他们，或为他们设计一条我们自己认为是正确的道路，不肯让孩子去走自己的路，那他们的一生，想必是不快乐的。

9月19日，星期六，晚饭时我和儿子商量：“明天我们打算骑行到哪里去？是去门头沟的深山里看秋景？还是去通州李卓吾墓前一祭？”已经连续去了好几次门头沟山里的儿子选择了去李卓吾墓。

李卓吾是福建泉州人，原名李载贽，因避皇帝的讳而改名为李贽，卓吾是他的字。

李贽是晚明著名的思想家，因为极力抨击大明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思想而被捕入狱，并在狱中自杀身亡。李卓吾的思想，遥遥领先于他的时代，即便在今天，他的很多理念仍然有可取之处。

但这样一个人是注定了不能被明王朝的君臣们容纳的，李贽几乎是以一人之力掀起了一股反儒学的思潮。他的两个女儿活活饿死，所以他深知空谈误国，“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这是李贽发自内心的呼声。

他嘲笑儒学思想的迂腐和不切实际，为了与儒家划清界限，也因为他拒不接受世俗的很多理念，他剃发出家。他在寺庙里公然的挂上一些嘲笑孔子的条幅，又号称自己无肉不欢，且提倡男女平等，与当时的一些杰出的女性多有接触，彼此诗文往来频密，颇惹物议。

李贽是一个学识渊博，思想开放，实事求是，却又性格张扬的人。生活在一个威权社会里，像李贽这样的敢于挑战威权思想的人，注定了不会有太好的下场。因为他所抨击的儒学，正是很多人赖以安身立命的本钱。所以卫道士们纷纷攻击李贽，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明神宗万历皇帝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惰政皇帝，但是当臣下上书指李贽妖言惑众时，他一反常态的严肃认真起来，立即下旨：“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刻未刻，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徒党曲庇私藏，该科及各有司访奏参来，一并治罪。”

这道诏书一下，没有一人敢为李贽求情。做过明朝“二千石”官员的李贽，虽已年逾古稀且卧病在床，还是被关进天牢里。在天牢里的李贽，留下了一句“七十老翁何所求”，夺下侍者手中的剃刀，刎颈自杀。死后，其友遵其遗嘱，将之葬在今天的北京通州区。

我向儿子推荐了几本书以助他进一步的了解李贽所在的时代和李贽这个人——《万历十五年》（黄仁宇著）、《李贽传》（鄢烈山著）、《焚书》（李贽著），这都是我家里已有的藏书。

儿子问我：“爸爸，我今后要学数学，走学术研究的路，要学历史干吗？”我告诉他，历史就是现实，现实就是历史。今天的我们会重复前人的故事，明天的人也会重复我们今天的故事。我们要从李贽的得与失中学习智慧和生存的智慧。

我说实话，我带我儿子祭李贽墓有我的目的。我要让孩子认识到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在李贽墓前，我告诉孩子李贽与海瑞是同时代人，一部《海瑞罢官》又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顺便跟他讲了文革之后中国又经历的一些风波。有一些是他在历史书上学得到的，有一些他在历史书上学不到。我还向他推荐了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和唐德刚的《袁氏当国》，希望他能在这些著作中学习到更多的生存智慧。

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未来几年，或有重大历史事件发生。我儿子这一代人，被称为“草莓一代”，缺乏挫折教育，我不确定他们是否会在历史浪潮中迷失自己。我希望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的孩子都能够保持冷静与理性，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

孩妈问我给孩子讲这些是否太早，我回答说不早了，孩子这个年龄可塑性很强，高中时代是一个人三观形成的时代，我们作为父母，适当的引导是必须的。我们不能等到别人用虚假、极端和狭隘的思想引导了我们的孩子后，再追悔莫及。

我不希望我的儿子成为一个为了利益忘记公平和正义的人，不希望他成为一个对他人和社会漠不关心的人，也不希望他成为一个政治头脑简单的人。这也是我自己参与世事时的基本原则。

李贽身死，大明王朝并没有改变过来，中国也没有改变过来，继明朝之后的大清王朝仍然以被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学为正统，束缚和禁锢着中国人的人性和思想，直到近代才在内忧外患中发生了一些翻天覆地的改变。

只有当社会环境改变时，一个社会才能逐渐摆脱它的惯性，发生一些变化。时势不变时，社会是存在惰性的，不会作太多的改动。李贽徒死而无功，正是因为社会环境还不成熟。

我们生存在社会之中，需要看透社会发展的规律，才能避免像李贽那样作无谓的牺牲。

每天早上三四点钟，我便会起床，在万籁俱寂的凌晨时分，一个人在客厅里读书，开启新的一天。六点左右为一家人准备早餐，吃完早饭后，送孩妈去班车点坐班车上班，顺便去菜园里干点活儿并摘点菜回家。

多数情况下，上午八点半前我会在家里或在我的书房里进入工作状态，这个时间基本上与大多数人的工作时间相似。不过在开启这一天的工作之前，我已经完成了两三个小时的阅读和做完了一些家务活和农活。

整个上午我都会在处理病患的各种问题，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做，我就会阅读和写作。中饭一般是在上午十二点钟吃。中饭是自己做的很简单的中餐，或一饭一二菜，或一碗面条，或炒年糕，有时甚至只是冲泡一碗麦片粥。中午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吃饭，所以做起来会容易很多。

中饭后略微活动一下便会午休，我的午休时间一般在半小时左右，午休醒来后会赖在床上读一两个小时的书。午休结束后，便是回答各种咨询、阅读和写作的时间。受疫情影响，我的工作量减少了，目前也在做一些与医疗相关的其他工作以补贴家用，但是不会做很多。

晚饭是孩妈下班后回家做，吃完晚饭后，我们一般会出去运动1-2个小时。运动结束回到家里，已是八点甚至更晚，洗漱一下后，结束一天的工作，准备入睡。

睡前，我会半躺在床上看一会儿书，一般这种时候我喜欢阅读不用太费脑子的人文社科方面的著作——我最喜欢阅读的是人类学方面的专著，因为又好看又催眠。晚上九点左右，我便会很自然的入睡了，少数时候也会到十点钟入睡，晚于十点睡觉的时候极少。家里人多数比我睡得晚，我基本上都是在阅读Kindle上的电纸书时睡着的，睡着后电纸书都是家人帮我关的。

我住在国家图书馆附近，疫情前，经常泡在国家图书馆看书。周末或节假日我要给学生上课，不过课程量不是太大。这段时间，每个周末我们基本上会抽出一整天的时间，全家在京郊骑行。

我的中年岁月，没有在麻将桌和无休无止的酒桌上挥霍，我也没有让懒惰和抽烟喝酒的恶习糟蹋掉自己的身体，所以精力很充沛。我自认为自己属于最勤奋的人之一，从高中时代，我便是公认的比一般人勤奋很多的人。

我的很多同学愿意和我同桌，他们希望靠近我，为我的勤奋感染，约束一下自己，提高成绩。但是我更喜欢一个人坐在教室的一角，不受任何人干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学习、阅读、思考和写作。

从上高中到现在，我的生活状态基本上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我热爱阅读和写作，乐此不彼的沉浸在阅读和写作之中。

阅读最大的好处，我认为是它能带着一个人不断的走向比以前更为广袤的精神世界。当我们的视野越来越宽广时，心中的迷惑会越来越少，情绪的波动也会越来越小。

这样的一种状态，我很难用言语去形容，但是我相信这世上一定有很多人体验过，因为喜爱阅读并从阅读中受益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个人是不算老几的。

一个喜欢阅读的人，其实并不孤僻，他无时无刻不在与人交流，只不过交流的对象是那些热爱思考和写作的人。如果一个人既热爱阅读，又热爱写作，那就不但能与无数的作者交流，也能与无数的读者交流，与一般人的区别只是交流的方式有异而已。

很多人会觉得人生很累，但是我很少有这样的感受。一个人只要心如闲云野鹤，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活在这世上都会轻松自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心能空空如也者，时刻都能活得从容不迫。即便偶尔确实疲惫不堪，稍作休整也会满血复活。

也许有人觉得只有一个人衣食无忧了，内心才会如此的悠闲自在。我个人对此是不认同的。我在二十出头的时候，穷得很，真是吃了上顿不知道下顿在哪里。但是在摆脱了最初的一段时间的抑郁焦虑之后（这段时间大概就是孟子所说的“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吧），我便自然而然的进入到了这样的悠闲自在的状态，所以我的感受是心闲与钱财无关。

大概是2000年春节的时候，我身上的钱不足十块，当时租住在北京郊区的一间平房里。下个月的房租和接下来的饭费都无着落，我仍然在悠闲自在的看书和在院子里自找乐子，过得很淡定。

房东的女儿应该是因此而看上了我的，很喜欢与我接近。那姑娘适逢婚龄，我追追她或许能成功。只是那时我心有所属，没有再惹相思——人在热恋的时候，总是很容易做这种愚不可及的事情。萧伯纳曾很懊悔他年轻时错过了一场艳遇，萧翁颇以此为憾。我的遭遇和萧翁有点像，不过我不止错过一场艳遇，而是错过很多艳遇。懊悔多了，也便没那么多心思再懊悔了。

我儿子上幼儿园中班时，我带着他去捡矿泉水瓶。我告诉他，这一辈子，无论如何都不要犯愁，你能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或许就是连饭都吃不上。如果到了这一步，只要你能够勤快点，在马路边拾荒，也能赚到钱买点糊口的食物。没有地方住的时候，我们可以睡桥洞——我虽然没有睡过桥洞，但是睡过火车站的候车室。

人在最艰难的情况下，如果依然能够生活得很放松的话，那么我们在任何一种状态中，就都不会有烦恼。我虽然不是佛教徒，但是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佛陀提倡佛教徒“日中一食，树下一宿”，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非常好。东南亚的很多国家，年轻人有短期出家的传统，可惜我国没有。如果有的话，我也愿意短期出家，体验一下佛教的不三次住宿在同一棵树下，以免对物质生活生出执着和依恋之心的生活。

但是我不大喜欢像真正的沙门一样，靠乞食为生，更不喜欢抛家弃子。我也很难信奉只有佛教的教义才是至高无上的法——学过人类学的人大概都会有这种感受，世界大着哪，各种文化都有其过人之处，还是别自吹自擂的好。精神食粮这种东西，和普通的粮食一样，各有各的营养，人从多方汲取精神食粮，对身心更有益。所以我成不了虔诚的佛教徒。

一个人只要足够勤劳，不管他有求无求，终生都不会有物质匮乏之虞。很多人觉得世道败坏，天道酬勤的规律不存在。我个人不这样认为，在任何一种社会中，天道酬勤的法则都存在。勤劳的人，即便在物质上不刻意追求，亦不会匮乏。

有些人勤劳是勤劳，但是欲望太大，而且也容易嫉妒他人所得，所以总是会对自己的收获不满，会认为天道酬勤是一句空话。鄙人没有那么大的欲望，只要食能裹腹，衣足蔽体就够了，略有丰裕更好，没有也无所谓。所以很不容易对当下的生活感到不满足。

心要想闲下来，其实很容易。心无不足，当下即闲。心闲的人，会觉得人间是天堂，虽然世界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我们有热情去改造它。内心沉重的人则不然，对他们而言，人间就是地狱，每一刻都难熬得很，所以很多人选择了自杀。

若一个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是既勤快又知足，而是既懒惰又贪婪（可悲的是，通常这两者就如孪生兄弟一样，形影不离），那就很悲催了。这样的人，一辈子都难得安宁。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在生活中不惊不怖，内心安宁喜乐。很多人可能觉得每个人的幸福标准不一样，我看未必。窃以为这就是幸福的本质，只是不同的人要借助不同的工具来达到这种状态。有些人误认为他们借助的那些工具才是幸福，这是头脑不清楚，舍本逐末造成的误会，不是事实。

今天孩子开学了，早饭后，我和儿子一起骑自行车到了他学校门口后，我被告知，家长不允许进校。儿子扫了健康码后进校了，我自己则顺便去国家图书馆转了转。我已经有半年多没去国图，虽然它近在咫尺。这两天孩妈和孩子陆续开学了，我们过去半年多的隔离式防疫生活也算告一段落，我的生活也该基本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了。

国家图书馆已经有限的开放，但是需要有预约号和健康码才能进去。而且每天只接待1200人，上午600人，下午600人。看门口那检疫的架势，国图还是在严阵以待的防疫。我在国图读了二十多年的书，非典时期虽然国家图书馆也曾短暂的关闭过，但却不像今年关了这么久，而且这样的防疫政策在北京市估计还会持续很长时间。

因为没有提前预约，今天我进不了图书馆。北京市的防疫工作是常态化的严厉。我骑车到远郊，远郊的农村也紧闭村门，不让外人进入，我们只能在公共道路上骑行。这几天随着北京市的学校陆续开学，我们小区的后门开了一扇小门，允许持出入证的本小区居民出入。一些从外地来北京，想到我的书房里见我的人，到了我们小区，还是要吃闭门羹。

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对我来说，长期不去曾经朝夕相伴的国图，是有点不方便。我曾在这座中国最大的图书馆里享受了二十多年的快乐时光，大概要算国图最忠实的读者之一。

从19岁开始，我的大部分闲暇时光都是在这里消磨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基本上天天都泡在国图里。这里丰富的馆藏极大的拓展了我的视野，也开阔了我的心胸。如果要我去评价读书的作用，我愿意说读书最大的作用是能让人无忧无惧。

我大概要算中国读书人中最逍遥自在的少数人之一，没有就业压力，没有升职压力，没有写论文的压力。在国家图书馆里，全凭个人兴趣，想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想读多久就读多久。这么多年，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去读令自己恶心的书，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写令自己恶心的文章。所以我随时死了都没什么遗憾，因为想过的生活，我全都去过了，不想过的生活，从没勉强自己去过。

从古至今，淋漓尽致的享受过生命的乐趣的人并不多。庄子算得上一个，李白算得上一个，苏东坡算得上一个，我自己大概也算得上一个。多数人要想享受自由，要靠政治制度的开明。但对个体而言，要想享受自由，却可以靠自己实现。即便在一个政治制度不开明的时代，如果一个人有能力战胜自己的欲望，从各种利益纠葛中超脱出来，他一样能够自由自在。

在国家图书馆，我可以收获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是古往今来的才智之士的智慧。我虽然笨拙，但在这么多前贤今哲的著作中，多少也收获了点东西。有这座图书馆，我的耕读生涯才会更有趣。窃以为耕读生涯的最佳境界是耕和读并行，且耕读的收获都足以令人豁然开朗，于世间之事可以达到无惑、无忧、无惧、无嗔、无执的状态。人至此境界，则可以逍遥自在，随心所欲而不逾矩。

我今年四十一岁，正是孔子所说的“不惑之年”。在人间吃了四十余年的饭，摔了不少跟头，“无惑、无忧、无惧、无执”对我来说已非难事。但“无嗔”尚没有完全做到，偶尔还会冲冠一怒并拍案而起。我希望在今后的岁月里，继续在国图过着“山中无岁月，寒尽不知年”的生活，朝着“无嗔”的状态，渐行渐近。

万众秀恩爱的七夕节是我母亲的生日，这个日子实在太特殊了，所以我即便想忘记也忘记不了。每年的七夕，我都会很思念我的母亲，脑海中充满了她的影子。虽然母亲已经离开我快十年了，但是她的音容笑貌，仍然就像在我跟前一样清晰。

我记得母亲喂猪和喂鸡时的情景，母亲把家里养的猪和鸡当人一样对待，喂猪或喂鸡时，她总是喜欢与猪和鸡像拉家常一样的聊天，仿佛我们家的鸡和猪听得懂她的话似的。

我的母亲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农村妇女，她总能在生活中找到快乐。我几乎完全继承了她的这一特征，随时能在生活中找到赏心乐事。

我母亲是养猪和养鸡能手，她养的猪白白胖胖，养的鸡也肥得很。我家的猪和鸡虽然不能听懂母亲对它们说的话，但是却很粘母亲。

一到母亲喂猪喂鸡的时间，这些动物就会围在母亲身边，猪哼哼唧唧，鸡叽叽喳喳，声音都很高，母亲也大声的对它们说：“不要急，不要急！有你们吃的，吵什么吵？”

我们也很粘母亲，傍晚一家人基本上都是围在灶台旁，以母亲为中心，一起准备晚餐。烧火的烧火，择菜的择菜，聊天的聊天，母亲掌勺，这是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刻。

农村的夜生活不丰富，到了傍晚，外面的光线就不怎么好了，大家都会回到自己家里的厨房中，一边等着晚餐，一边聊这一天的种种见闻，时不时的爆发出一阵开心的笑声来。可能每家每户都差不多，一家的主妇在这时候就成了家里的主心骨。

如果时间能够倒退，我希望我能回到童年，在鸡犬之声相闻和袅袅炊烟围绕之下的乡村过着悠闲的日子，不让父母为我们的“远大前程”劳碌奔波。

湖北的天气热，小时候一到放暑假，我们全村人都会从自己家里搬几张竹床，到外面找个通风好的地方露天睡觉。我们整个夏季都是这样睡觉的，很多家的竹床摆在一起，夜里入睡前大家互相聊天，热闹得很。我不知道是我们鄂东的风俗如此，还是整个湖北的风俗都如此，我很喜欢这风俗。

农村的父母们从来不会像城里的父母们那样对孩子睡懒觉感到忧心忡忡，放了暑假，家家户户的孩子都在睡懒觉，父母们知道孩子多睡觉是身体生长的需要。成年男人们一大早便下地干活了，女人们去河里洗衣服。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大多数还是在床上睡懒觉。除了那些酷爱钓鱼的大孩子们会起早去河里钓鱼，其余的孩子们都睡到自然醒。没有培训班，也没人管我们写不写作业。

我父母算是对子女的教育很重视的农村人，连他们都没有管过我的学习，其余的父母就更加不会管自己的孩子。我们真是很幸福的一代人，基本上都是自由生长的，没人逼着我们愁眉苦脸的去学习。

我的寒暑假作业几乎没有一次按时完成了。我四叔家的小说实在太多了，我一到寒暑假就或抱着四叔的小说看，或去钓鱼，四叔也从未批评我们这些做侄子的一句。我上初中的时候，我的语文老师就感叹他自己的阅读量不如我。这得益于我家有两个喜欢买书的人，一个是我四叔，一个是我哥哥，我蹭他们的书读。

母亲从来都没有为我的学习操过心，她根本就没想过管制我们。暑假在家，每天早上五点左右，母亲就起床梳洗，梳洗完毕去菜园里摘菜，去河里洗衣服，洗完衣服回家做饭。母亲做完早饭后，我们才陆陆续续的拆了竹床上的床铺，扛着竹床，搬着被褥回家吃早饭了。

吃完早饭后，父母去地里干活儿，我们在农忙时会跟着他们去干活儿。活儿不多的时候，父母就让我们自己去玩或在家写作业，不肯让我们下地干活儿，怕累着我们——鬼才肯写作业，我们都是把大好时光浪费在玩上了。

我那会儿喜欢钓鱼，吃完早饭后就去挖蚯蚓，挖好了蚯蚓，我就一溜烟儿的跑到河边去钓鱼。一钓就是好几个小时，我钓鱼很专注，尽管钓技一直都很臭，但是每天还是钓得连饭都不肯回来吃。母亲出工时，有时会给我带饭，有时会去河边找我，把我拽回家吃完饭后再放我出来钓。

花费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去钓鱼，我还是只能钓到别人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鱼，如此臭的钓技丝毫不减我的钓兴——可见钓鱼令我多么快乐，我感谢我的母亲没有剥夺我的这一自由。

虽然钓技很差，但是我摸鱼的水平出类拔萃，在这方面我们村的大人小孩都不是我的对手。每天下午四五点后，我们在池塘或河里洗澡时，我就会在岸边的石头缝里或草丛中摸鱼。每次都能摸到不少鱼，所以夏季我们家的餐桌上从来不缺鱼。

我不怕石头缝里的蛇和甲鱼，虽然被它们咬过，但我还是胆大包天，根本没把这些东西放在眼里。我小时候就是这么愣。

在城里人看来，像我父母这样的，简直要算得上是对子女的教育毫不负责任了。不过我和我哥哥从小学到高中，都经常考第一名。我哥哥是我们市的高考状元。而我在高中时代，参加全湖北省数百所高中联考时，也名列前茅。在我们学校则长期囊括了所有的第一名，每门功课都能考出满分或接近满分的成绩，压轴题也难不倒我。

我无意于炫耀我兄弟俩的过往——实际上考第一名没什么了不起，我们从学校走出社会后，按照世俗的标准，混得并不怎么样，反倒是学生时代背负了太大的第一名带来的压力。我只想籍此说明，我父母是很懂教育的人。我父母总共也就两个儿子，我相信如果他们有更多的儿子，他们一样能够教育好其他的孩子。

所以我现在一直很怀疑北京和上海这些一线城市里的家长们的教育理念，大多数城市家长从来没有想过要尊重孩子们的天性，拼命的压榨孩子的时间，仿佛他们是不用玩的。

我见过太多的孩子得抑郁症——我的工作给了我很多见证不幸人生的机会，只能打心底里同情他们，因为他们的父母真是完全不懂得真正的教育是什么。

我的发小们没有一个得抑郁症，尽管考上大学的也不多——我们那个时代上大学比较困难，录取率没有现在这么高。后来高校搞扩招，考大学才容易多了。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心理素质较好，与我们这帮农村娃没有受太多管束，在该玩的年龄玩痛快了有很大的关系。

父母对我们实在是太宽松和随意了，我中考时虽然考得不如意，但是好歹也进了全市排名第二的高中。我父母当时考虑再三，把我送到我们市最差的高中去读书。父亲说，那里的生活费最低，经济压力最小。我想现在的父母们听到这样的事一定惊诧莫名，眼珠子都要从眼眶中瞪出来了。

我上高一的时候，我们班有几天没有老师上课，原因无他，我的老师们被抓赌的警察一窝端了。他们一起通宵打麻将，被教委和警察联合执法了。他们被放出来之前的那几天，我们只好靠自学。

在这样的学校里，跟着这样的老师读书，高一我们市的几家高中联考，我居然能考第一名。适逢当时我和学校的混混们打架了，想转校。别的高中的领导们知道后，跑到我家中劝说我父母，让我转校到他们学校，承诺学费全免，还给我发奖学金，补贴我的生活费。

我在高二转校了，高中时代我是拿学校的最高奖学金念完后两年的。如果没有这些奖学金，我父母可能还是考虑让我在他们认为生活成本低的学校里读书。我父母的信条是，孩子读书只跟他们自己有关，与外界环境无关。是读书的料，到哪里都能考上好大学，如果不是读书的料，送到再好的学校都不管用。

如今我很佩服我父母的定力，他们虽然希望我考上大学，跳出农门，改变命运，可是决不像北京城那些为择校而发疯的家长们一样。在这种事情上，我父母从来没有忧心忡忡过。尤其我母亲，我记得她很多的事情，但是却记不起她为我的学习操过一次心。

我必须得承认，我继承了我父母的这种教育观念。今年我儿子中考，他自己满心希望考入北大附中，他也有那个潜力。不过中考前他迷恋玩游戏，又因新冠肺炎的影响，无法到校学习，只能在家上网课，上网课时他老是在玩游戏。我虽然看到了也不吭声，只是冷眼旁观。因为压制是压制不了的，强迫他不玩只会适得其反。

青春期的孩子，我就等着他摔个大跟头后，自己完成心智上的成长。以我所知，一旦一个男孩子心智成熟了，进入了高中后，他就会产生难以想象的爆发力——我自己就是这样的。儿子中考成绩如何，能否上人大附中或北大附中这样的名校，我是丝毫不在乎的。

我儿子中考失利，没能考入北大附中，一下子就蔫了。但是其实成绩并不坏，超过海淀区优质高中分数线十几分，进了海淀排名前十的一所重点高中。

当孩子情绪低落时，我跟他谈了自己中学时代是如何度过的。并告诉他，整个初中阶段，他的同学们都在打鸡血，我不但不让他上培训班，反而限定他十点前必须入睡，作业能写完就写，写不完就算了。我也很少禁止他玩，我相信他玩痛快了，摔跟头了，清醒了，到了该奋斗的年龄，就会开始自动自发的奋斗，上升的空间很大。不必为中考不如意灰心。

我相信他在遭受了挫败后，会奋发图强，这种自动自发的发奋能产生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如果这样的教育理念是一场赌博的话，那我愿赌服输。他爷爷奶奶就是这样教育我们的，我如今也这样教育他。

我很积极乐观，这与我母亲给了我充足的母爱有很大的关系。而我能顺其自然的生活至今，也与我父母那种顺其自然的教育态度有关。很多人错误的认为，等孩子高考结束，上了大学后，他们自己就会学会快乐生活。这种观念错得一塌糊涂，快乐生活这种能力也是需要从小就锻炼出来的。

而且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项能力，比上一所好大学重要多了。这项能力只能从小培养，如果幼时被剥夺了快乐，很多人一辈子都不会快乐。

从生理学角度来说，掌控人的快乐情绪的多巴胺的分泌，也与人的生物钟一样，一旦形成规律，很难被改变。现在每年都有那么多的青少年自杀，大家把它归罪于网络的不良影响，真是完全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

我有个卵巢癌患者，去年把她的儿子带到我的书房里来，找我谈心。原因是孩子上大学后发现自己喜欢的是别的专业，想回去复读，重新高考一次，考入理想的大学和理想的专业。我忙不迭的支持这个孩子，劝说这位对我很信赖的大姐和孩子的外公不要纠结（孩子的外公也是我的患者），而应该为孩子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感到高兴。

今年高考结束，这位大姐告诉我，她的孩子如愿以偿的考入了自己理想的大学。这消息比我把她的病治得效果不错更让我高兴，我喜欢看到年轻人按照自己的心愿去求学和生活，这才是真正的幸福人生嘛！

人不如苍蝇，苍蝇虽号称逐臭之夫，但是它毕生都是在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哪怕那东西是一坨大便。人却未必有这福气，大多数人早在年轻时就已经被压制和压榨得不行，还没成年便丧失了对生活的热情。

悲夫！为抢占一时的先机，多少人丧失了本来很有趣的灵魂？人一生且长着呢，何必急在一时？安享岁月，静待花开，不是更好吗？

白隐禅师是日本临济宗中兴之祖，白隐禅师修行地附近有一户人家，这家中有个少女，未嫁而与人有私情，生下了孩子。这件事情令她的父母非常愤怒，少女的父亲追问谁是孩子的生父。少女被逼得没办法，又不敢道出实情，只好说孩子是她和白隐禅师生的。

少女的父亲怒气冲冲的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去找白隐禅师，怒斥他道德败坏，并把孩子给了白隐禅师，让他去抚养。白隐禅师只是哦了一声，说：“是这样的吗？”也不辩解，就把孩子抱来抚养了。因为这件事，远近的信众不再尊重和信任白隐禅师，庙里的香火冷清了许多。但这一切对白隐禅师毫无影响，他默默的四处化缘，含辛茹苦的养育着孩子。

一年后，这个少女终于受不了良心的谴责，向父母道出了实情，告诉他们谁才是孩子真正的父亲，当然不是白隐禅师。少女的父亲听后大感羞惭，跑到庙里去向白隐禅师道歉，并带回孩子。白隐禅师又是哦了一声，淡淡的说了句：“是这样的吗？”

《寒山拾得问对录》中有段对话，寒山子问拾得曰：“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如何处之乎？” 拾得笑曰：“只要忍他、让他、避他、由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

寒山子和拾得的对答，白隐禅师真实的做到了。对白隐禅师私生子这件乌龙事件，人们给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我个人认为白隐禅师能做到这一点，实是因为他已经修炼出了莫大的定力，加上他很慈悲的缘故。一个人修炼到了这种境界，人世间即便如火炉，他亦能如处清凉之地一样，在这红尘世界中安之若素。

近读嵇康的传世名作《与山巨源绝交书》，颇为嵇康的才气折服，但亦深为嵇康刚而易折的秉性感到惋惜。嵇康倘若有点刚柔并济的能力，有白隐禅师的定力，绝不会被杀。

《与山巨源绝交书》是嵇康在好友山涛（山涛字巨源）向朝廷举荐嵇康，让嵇康接任自己的职位后，写给山涛的一封绝交信。

嵇康秉性爱好自由，不喜束缚，无心于仕途，“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只希望过着自由自在，耕读传家的生活，把自己的一对儿女养大成人。嵇康认为山涛不了解自己的性情，把自己往火炉上送，枉为知己，所以心生愤怒，写了这封绝交书。

嵇康的这封《与山巨源绝交书》与其说是写出来与山涛绝交，不如说是写给当权者看，让他们知道自己无心于仕途的志向。山涛是个很可靠的朋友，嵇康在心中非但没有认为山涛不可交，反而在临终前向山涛托孤。

嵇康亦自知自己的秉性很有问题，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阮嗣宗（阮籍）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耳。至为礼法之士所绳，疾之如仇，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资，而有慢弛之阙；又不识人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久与事接，疵衅日兴，虽欲无患，其可得乎？”

这说明嵇康对自己过于刚直的秉性之害有深刻的认识，只是嵇康是性情中人，要改过来实在是太难。嵇康在临终前给儿子写的遗书《家诫》中，透露出希望儿子不要学习自己刚直不屈的作风的遗愿来。

苏轼说：“退之（韩愈字退之）有言：我能诘曲自世间，安能从汝巢神仙。如退之性气，虽出世间人亦不能容，叔夜（嵇康字叔夜）悻直又甚于退之也”。苏轼的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韩愈的脾气也是刚直不阿的，这种人即便出世间，也无法为众人所容。而嵇康的脾气，较之于韩愈，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嵇康被杀，也是命中难逃的一劫。

嵇康是个才华横溢的人，又性情恬淡，一心只想远离朝廷的是非之地，甘于当老庄门徒，但是最终还是因为性格过于耿直而为当权者所杀。正如他自己所说：“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这种脾性，即便是想成为一个出世间的隐士，也难免要为世所忌。佼佼者易折，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嵇康的死，实种祸于此。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这样评价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绝交》，实志高而文伟。”大凡才华过人者，本已为世所忌，如果脾气再过于刚直，就很容易为人所害。嵇康虽然超然物外，亦不免死于非命，诚亦可悲矣！

但人若没点嵇康的率性天真，就活得既假且累。如果既能像嵇康一样放浪形骸之外，又能像白隐禅师那样的有非凡的定力，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中都能安身立命，那就非常完美了。

我爱看金庸的小说，因为金庸先生刻画的人物形象很真实。人间就是一个江湖，但是归根结底，这个江湖还是源自于我们的内心。如果我们心中没有波澜，外界再大的风波也影响不到我们。

在金庸先生的《雪山飞狐》中，有个人物叫毒手药王，他的法号本来是一嗔，后来修炼着修炼着就变成了微嗔，再修炼着修炼着就变成了无嗔。他的师弟叫石万嗔，石万嗔卷入了很多是非，无嗔大师则成就了正果。

我以前也喜欢与人斗，也有嗔，现在渐渐的可能已经修炼到了微嗔的境界——偶尔嗔怒一下，旋即放下。也许再过些年，就可以进入到无嗔的境界。佛教劝人要“常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在佛家看来，嗔怒看似是别人招惹我们引起的，其实质是因为我们的戒定慧功夫不够，如果戒定慧功夫足够的话，贪嗔痴都已经熄灭了，那么就没有人能够让我们嗔怒了。

对待一些来找事的人，多数时候我会一个字都不回应，直接拉黑了事。佛教可能不提倡这么做。佛陀希望度化众生，对上门找事的人，佛陀也希望感化他们。好在我不是佛教徒，对拉黑人不会存在心理负担。

事情不像佛陀想的那么简单，人和人之间的差异，不容易消除，我个人认为道不同者不相为谋是最好的。据我所知，历史上的一些有名的佛教徒，和一些异教徒辩论的结果不是谁感化了谁，而是谁被谁杀了。佛陀和他的堂兄弟提婆达多也是势不两立。

古印度有个传统，辩论输了的一方，要或自杀或自残以谢罪，也有人因为辩论被杀。所以一些知名佛教徒，比如龙树的弟子提婆，也遭了这种厄运，死于在辩论中败在他手下的外道之手。这个传统很不好，即便不能和而不同，大家彼此各行其道也可以啊，何必在肉体上消灭掉对方？

人都是好争斗的。国与国如果不争斗，一个国家的内部就会分裂成若干个群体，这些群体之间会争斗；如果一个国家内部没有争斗的话，那么家庭内部就会争斗，家庭成员之间争个你死我活的事情太常见了。中西医会争斗，中医内部的各门派之间会争斗，某个门派内的成员之间也会争斗。

老子的《道德经》中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不过能做到不争者，凤毛麟角也。我在生活中，遇到的争斗数不胜数，自己以前参与的争斗也数不胜数。慢慢的我就成了老庄的门徒，修炼这不争的本领，尽量不与人争斗。退避三舍，做好自己的事情。

但老庄的思想一旦走到极端，也会成为流弊。比如众所周知，我们中国人喜欢的“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就是从老庄的哲学思想中演化而来的。这为中国的很多丑恶的东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最终害了所有人。

所以这个不争还是应该有个界线的。我个人把这个不争仅限于私人事务领域，努力做到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不争就好，事涉公共领域，还是应该争一争的。当然这点也不容易做到，要不与人争，一方面要提高自己的智慧和包容心，另一方面也需要尽可能的减少人际交往。树欲静而风不止，往往不是我们要争斗，而是别人像好斗的公鸡一样找我们斗，不和他们斗，他们还不乐意。

不过当一个人降伏了自己的内心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争斗是可以根除掉的。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好胜心和攀比心消除掉了，是与人发生不了争执的。不想争斗的话，躲避和忍让是最好的处理方法。

我其实并不孤僻，上学时交游甚广，但是这些年自己挂了张孤僻的招牌，拒人于千里之外。无他，不喜欢争斗也。人与人开始的交往莫不是觉得相见恨晚，但是两个相见恨晚的人，交往着交往着，也很容易发展到恨不得杀了对方的程度。

所以古人说“靡不有始，鲜克有终”，又说“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我已经有快二十年没有交特别亲密的新朋友了，有些读者想和我亲近，也被我拒于千里之外。吃到鸡蛋了，不必一定要和母鸡做朋友。君子之交淡如水，保持一定的距离，友谊反而能弥久而长青，走得太近，想绝对无争斗，很不容易。

星云大师说，他这辈子跟谁都不是很亲近，这就是老和尚的高明之处。本焕长老晚年了还要到法院去起诉一个居士，据说是因为这个居士借了本焕长老的钱不还，本焕长老就吃了与人太亲近的亏。

我不是和尚，我有几个亲近的亲友，但是不多。这样挺好，既不是一个人独来独往，又不会有很多的酒肉朋友，不至于和人生闲气。再把自己的涵养提高一点，在和外人有限的接触中，尽可能的退让和适时的沉默，就基本上不会有人际间的冲突了。

出家沙门者，断欲去爱，识自心源，达佛深理，悟无为法。内无所得，外无所求。心不系道，亦不结业。无念无作，非修非证。不历诸位，而自崇最。名之为道。

饭恶人百，不如饭一善人；饭善人千，不如饭一持五戒者；饭五戒者万，不如饭一须陀洹；饭百万须陀洹，不如饭一斯陀含；饭千万斯陀含，不如饭一阿那含；饭一亿阿那含，不如饭一阿罗汉；饭十亿阿罗汉，不如饭一辟支佛；饭百亿辟支佛，不如饭一三世诸佛；饭千亿三世诸佛，不如饭一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

——摘自《四十二章经》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如此评价纳兰容若：“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笔写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不但文学创作如此，便是为人处事也是一样，凡沾染世俗太深，过于教条主义者，便很难得自然之趣。华丽的辞藻和巧言令色的背后，正是一个假字。

我初读《四十二章经》，便喜欢上了这部佛经，尤其喜欢佛陀提倡的“无修无证”和“非修非证”的理念，佛陀兜了一个大圈子，冥思苦想了多年后，终于想明白了，还是啥都不想，“无修无证”或曰“非修非证”的自然状态的人最好。我之所以喜欢这种思想，大概是因为我是个懒人，很不喜欢辛苦的修行。我师教我：“自然而然，方为高明。”自然而然是否如我的老师所说的“高明”不可知，但是自然而然最省心省力却毫无疑问。对一个懒人来说，万事顺其自然是最省心的选择。何谓自在？我理解的自在为顺应自然法则，饥则食，渴则饮，困则睡，不多思，不多求。

​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中的《上古天真论》篇说：“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中古之时，有至人者，淳德全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此盖益其寿命而强者也，亦归于真人。其次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被服章，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其次有贤人者，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

《黄帝内经》的这一大段话，是中医养生学的精髓。一言以蔽之，写这篇《上古天真论》的作者，提倡的是一种顺应自然法则，寡欲少求，心平气和，能和光同尘，却又不染世俗之风的生活方式。

现在有很多人给自己冠上了中医养生大师的头衔，用这段话去检测一下，我们就知道这些人大多是伪大师。他们只不过是一些挂中医养生的羊头，卖他们自己的狗肉的追名逐利之徒而已。

我没有精神追求，如果一定要说我有什么精神追求的话，那我愿意说我的追求就是“偷懒”。我想“偷懒”到什么程度呢？不愿意操心，不愿意着急，不愿意思考（这一点看起来真有些口是心非啊！），不愿意蝇营狗苟，不愿意勾心斗角。总之呢，是希望“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操心费力的事情越少越好，最好是一件都没有。

这从表面上看起来是不容易办到的，起码此时此刻我在键盘上敲打着这篇文章的时候，便是在思想。我每天忙忙碌碌的，也不能说不是在做事。但是细究之，却是做得到的。一个人虽然在思考问题，但却不为思考所累，心做到了“外离诸相，内不生乱”，纵使在用脑思考问题，也算不上“思想之患”。生命在于运动，人的筋骨还是动动好，这种对健康有益的动算不得“劳形”。若为追求多得而不辞辛劳的苦干，那才是劳形于事了。用句时髦的话说《黄帝内经》中所说的“劳形于事”叫过度疲劳，搞不好就会过劳死。

我也不愿意当任何宗教徒，虽然总有人误会我为宗教徒。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在本质上，我都与宗教徒八杆子打不着。不能因为我写文章引用几句佛经和基督的语录，就硬把一顶宗教信徒的帽子戴在我头上。我认可佛陀和基督的部分思想，对他们的另一些思想很难苟同。我尊重他人的宗教信仰，绝不敢冒犯他们的信仰自由，但自己却不愿意当任何教主的徒子徒孙。我保留自己独立思考的自由，不会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任何一个教主去打理。我喜欢杰斐逊的那句经典名言：“每个人的灵魂都应交由自己来打理。”

人的天性是向往自由平等，而排斥任何拘束和教条主义的。之所以有太多的人丧失了这一天性，那是社会把人改造成这副德性，跟大自然无关。我们是自然之子，造物主把我们造出来的时候，给了我们十足的爱好自由平等的天性，也给了我们一颗简单淳朴的赤子之心，只是在尘世中习染了太多的流俗后，人才逐渐异化成现代人的样子。

当现代人遇到了原始的巴布亚人，并希望把现代人的种种荒谬可笑的社会规则灌输给巴布亚人，让他们对所谓的上层人士谦卑有礼时，巴布亚人傲然挺立着说：“我们是人，人走路时总是腰杆笔挺的。”当入侵者试图以手中的武器威胁他们时，巴布亚人说：“是的，你们有枪炮，但是我们手中的弓箭你们看到了没有？这些强弓利箭想来你们是不会使用的。我们能使用…….”

我因此而无比的喜爱巴布亚人，如果现在有一座孤岛，上面只生活着这群可爱的巴布亚人，我想去那里生活，并和他们称兄道弟。同时想办法和他们一起制造出足以防御现代人入侵的尖端武器，和他们一起捍卫自己与生俱来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在自由面前，不向任何强权让步。巴布亚人身上流淌的是一种自在天然的人性，未曾被现代社会中的种种虚伪的规则污染。

我们现代人成了太多东西的奴隶，权利、金钱、地位、职位、虚荣、教主、上司、政客，甚至各种媒体和广告，这些都能奴役我们，控制我们的大脑，独立而完整的人格成了稀罕之物。

经济学家科斯在活到100多岁的时候，感慨自己寿命太长，开了句玩笑说：“我想上帝太忙，把我遗忘了”。我希望自己也属于被遗忘的一族，不过不是被上帝遗忘，而是被“上帝之手”遗忘。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说，我们这个社会是一架机器，冥冥之中有一只上帝之手把人改造成社会需要的各种用处不同的零件。我希望这只上帝之手把我遗忘掉，我只想和巴布亚人一样当个天然的自由人，自由人变成社会零件就太悲哀了。

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说，人从采集狩猎社会过渡到农业社会，再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都是极不情愿的。因为这种所谓的社会进步让人丧失了太多的自由，违背了人的天性。人类社会的技术进步促进了生产率提高，这确实起到了养活更多人的作用，也导致人口爆炸式的增长，但是这进步对人类的幸福所起的作用却并不大。我认可他的这种观点，我们生活在后工业时代的人类，已经不太懂得自己作为自然界的自由民的完整意义。

我们生下来难道就是为了被修理成社会这架大机器需要的各种标准件？抑或是被某种思想或教义洗脑掉，成为其奴隶？那只无形的上帝之手，随时都想把我们每个人关进社会这个大樊笼之中，让我们成为社会流水线上的一个零件，绝大多数人被它关成功了。社会用各种规则把人们驯化为听话的好零件，久而久之，零件们也便习惯了不自由，丧失了自在天然的人性。

我愿自己一生都不必因为有任何追求而丧失自己自在天然的人性和独立自主的人格，大自然是我的家，也是我最后的归宿，我的心声可以向它倾诉。我无须得到任何人的认可，无须为顺从各种社会规则而违背自己的天性，也无须为证明自己或追求所谓的“开悟”而“修行”和“证道”。因为天地生我们，从来就没有要求我们非得如何活着不可。既然如此，那何不选择按照自己的意愿，洒脱自在的活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