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气候变暖，科学家们观察到一些动物正在迁徙到较为凉爽的地区，气温持续上升迫使热带森林里的动物们寻找新的家园，它们与其他物种的首次接触将大大提高人类感染新病毒，进而引发另一场大流行的风险。

根据《自然》期刊最新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有至少1万种病毒可能跨物种传染给人类。该研究还预测，到2070年，累积发生的跨物种病毒传播新实例将至少达到1万5000起。该项研究在五年内观察了3139种哺乳动物，用模型推测它们在不同的气候环境下的迁徙，并分析其对病毒传播的影响。参与该研究的科学家认为气候变暖将导致一些人口密度较高的人口中心面临较高的发生瘟疫的风险，瘟疫一旦在这些人口中心出现，将会迅速向全球传播。

另一项最近发表于《科学》期刊的研究则显示，到2300年由于温室气体的过量排放，海洋生物将会大量死亡。若继续按照目前的暖化速度，全球温度将在世纪末上升4.9摄氏度并持续上升，全球的海洋生态系统将经历与二叠纪末的“大死亡”相当的大规模灭绝。

如果我们在大历史观下来看待我们当下的地球人类，我们将会明白我们正走进了一个长瘟疫时代。这意味着瘟疫将会一波接着一波，每间隔数年或十多年出现一波，或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历史上曾经有多次类似的长瘟疫时代，比如明朝末年到清朝初期，就持续发生了一百多年的瘟疫。

通常的规律都是人类进入了一个繁荣发展的时代之后，人口会急剧暴涨。随着人口的暴涨，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近，病菌的跨物种传播变得越来越频繁，瘟疫也就因此而频繁发生。瘟疫肆虐一段时间后，人类因为瘟疫以及由瘟疫导致的战争和混乱造成的死亡率飙升。在这样的灾难模式下，人类的生育意愿会下降——现在是通过医学方法避孕或堕胎，过去不但堕胎，还存在杀婴现象（苏轼就记载了当时的黄州人因为养不活过多的人口而杀婴的现象），人口总数将会大幅度削减，人与自然又能达成一种新的生态平衡。

文明的车轮并不是一直向前的，有时候我们发展的道路会崎岖不平，历史经常开倒车，同样的灾难会不断的轮回。从根源上来说，所有生物的基因都是自私的，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繁殖，各种生物一直都在不断地抢夺有限的生存资源。有时众生会处于相对平衡状态，有时则会处于严重失衡状态，大自然会用一只看不见的手不断调整这种不平衡。所以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哲学家老子就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我们的命运有相当大一部分并不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物极必反，乐极生悲，盛世不常在，顺境也不常在。我们能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取决于大的历史趋势，取决于我们在历史的曲线上所处的位置。无论是人类的祖先还是今天抑或未来的人类，我们生存在这个星球上都会不断的面临挑战。

与蒙昧时代不同的是，今天我们的科技进步了许多，我们不再会像我们的祖先那样对瘟疫一无所知。尽管阴谋论者也总在制造各种混淆视听的谬论，但大多数头脑正常并具备基本科学常识的人还是会知道瘟疫发生的原因的。

眼下也可以说是我们人类在科学昌明发达时代经历的第一个长瘟疫时代，我们比古人多了许多应对瘟疫的工具。

病毒学家可以监测病毒流行的趋势，通过对前哨人员的监控，人类能够及时发现瘟疫发生的迹象，并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不过遗憾的是人类过去并没有特别重视科学家们的警告，也没有重视疾病的预防和控制，在这方面的投入相当有限。由于全球各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一些贫困落后的人口中心仍然会缺乏相应的疫情监测系统。

病原体和免疫学的发展也让人类有了越来越多的应对大流行的工具，比如疫苗和抗体药物，所以一旦瘟疫发生，我们并不会像古人那样束手无策。我们的公共卫生手段也比过去先进一些，能够通过现代技术实现迅速检疫和隔离染疫人口，以此来遏制瘟疫的迅速蔓延。

但最终我们所采取的这些措施也可能会延长一个长瘟疫时代的时长，只是不愿意束手待毙的人类肯定不会在瘟疫面前束手就擒，而是会在搏斗中摸索更好的与瘟疫斗争的方法和经验。我对“动态清零”和“与病毒共存”都持包容的态度，我觉得当下我们经历的一切还只是这个长瘟疫时代的序幕，未来我们在这个长瘟疫时代会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眼下摸索的任何一种抗疫方式，都会在接下来的这个长瘟疫时代派上用场，时间将会对一切给出更公正的评价。

中国的医学家们和历史学家、文学家们对长瘟疫时代的记录很翔实，建安七子的文学作品，以及金元时期和明清时期的医学家们的著作中，都有大量描述长瘟疫时代的社会现象的文字。就连道教全真派的著名道士丘处机的诗歌中也有长瘟疫时代的印记。我们从那些哀伤和惨不忍睹的文字中可以看到历朝历代所经历的长瘟疫时代是多么的困苦，汉代末年的医圣张仲景说他的宗族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死于大瘟疫，建安七子的诗词中动辄可见尸横遍野的景象，建安二十二年的一场大瘟疫则更是直接导致建安七子死亡过半。金元时期的连续不断的大瘟疫让成吉思汗不得不停止战争，明代持续上百年的瘟疫也导致十室九空，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

长瘟疫时代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史的波谷，每种动物都会经历这样的长瘟疫时代，这在生物学上被称为大小年。但是唯有人类是有思维和情感，并能用语言来记录我们自身遭遇的物种，我们的悲欢是有群体记忆的。

有一些同胞会在长瘟疫时代被淘汰，一波又一波的瘟疫就像一波又一波的浪潮，总会冲走一部分人。由血缘和地域关系组成的不同的人类群体会探索不同的求生模式，这些求生模式不一定会受到群体内的每个成员的欢迎，但是每种求生模式都会得到很多有共同需求的人的支持。利益冲突无处不在，在长瘟疫时代这种冲突可能会比以往更激烈，冲突本身又会造成部分新的悲剧。悲剧是我们在长瘟疫时代耳熟能详的词，因为几乎每天都会有悲剧发生。

我不觉得长瘟疫时代会有最优解，任何一种抗疫方案都应充分考虑到自身的弊端，减少对民生的伤害，减少对人类情感的践踏，以减轻人类在长瘟疫时代的痛苦感受。最终大自然会以一种超越人类情感的方式来为我们找到一个最优解，大自然不会顾及我们人类的喜怒哀乐，大自然是无情的，它只执行它内在的规则——它要削减人口，以实现资源和环境的平衡，为实现这一目标，它会不择手段。

生在这样一个长瘟疫时代，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我们对大的历史趋势是无能为力的，只能调整自己的人生预期去适应它。度过这个长瘟疫时代的最温和的办法莫过于人类整体采取少子化的策略，在未来百年逐渐减少我们这个群体的规模，莫让悲剧来得太惨烈。

我认为大多数人在本能上已经做出了这样的选择，所以全球各国的新出生人口大多处于萎缩状态。若从大历史的视角而非以经济学家们急功近利的心态去看这种人口总数下降的趋势，我们不难知道这是减少悲剧的最好选择——与其让我们的后代被瘟疫和战争虐杀，莫若我们自愿少生。

有时我会为敦煌莫高窟和洛阳龙门石窟这样壮观的宗教工程感到震撼，我也会去思考是什么样的动力驱使了人类克服巨大的困难，锲而不舍的完成这样宏大的工程。我想最有可能的答案是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期，人类的死亡实在太过惨烈，以至于人们对宗教的需求空前高涨，这导致了社会大众有巨大的热情去完成这样宏伟的​工程。

今天我们也许不会再需要这样的宗教工程来安抚自己的内心，因为科学已经战胜了宗教，成了​大多数人的共识。但我们​对内心安宁的需求，却与古人并无二致，那么今天我们又靠什么来安抚我们的内心呢？这是个问题。​

我们一天会接收到多少条商业广告？海洋地理学家雅克 · 库斯托为我们做了一次有趣的实验，他在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在巴黎散步的过程中，记录自己会遇到的广告次数。他说：“每当我遇到人们向我推销我不需要的东西的时候，我就按一下计数器，结果一天下来，我总共按了183次。”在大学营销学课堂上，教营销的老师挥舞着手臂，激情澎湃地对学生们宣讲：“如果你们要想说服他人购买你们推销的产品和服务，你们必须得想尽办法让他们处于激动状态——让他们感动、兴奋、紧张、抑郁、焦虑或恐惧，因为人在平静的状态下是不会有掏钱购买的欲望的。”我们今天的社会已经陷进了消费主义的深坑，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被各种各样的广告包围，许多人在向我们推销商品和服务。我们常常在他人的说服下突然觉得自己确实需要某种商品或服务，真正掏钱购买了之后，就会把这些东西搁置在一边，过段日子便忘记了我们购买过它们。各种节日更是消费狂欢时刻，情人节和妇女节的鲜花价格飙升，我们要不要给自己的伴侣也买一束价值288、388、588、1888、16888的鲜花，以表示我们在意她们？如果不买的话，她们会不会失落？会不会跟我们闹情绪？别人的孩子穿着Nike和Adidas甚至更好的球鞋和运动服，我们要不要也给我们的孩子买一套？同学买了辆豪车，我们是不是也要买一辆？我们要不要住进更宽敞和更舒适的房子里？深夜，我们在为自己的赚钱能力不足而焦虑不已，难以入眠。我们抱怨命运对我们不公，想尽各种办法去赚钱，即便节假日也无心休息。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去锻炼身体，也没有时间陪伴爱人和孩子出去看看风景。生活中尽是压力重重的事情，我们内心充满了沮丧的情绪，久而久之我们抑郁了。我们抱怨一切，抱怨家人对我们不够体贴，甚至也抱怨马路上的路人们太吵。消费主义就像一只无形的手，把大多数随波逐流的人拿捏得死死的。国家在制定各种各样刺激消费的政策以促进经济的发展，缓解政府的压力；商家也开展各种促销活动，叫卖声伴随着歌舞表演刺激我们的耳朵和眼球；左邻右舍买到了新的东西总不忘向我们炫耀一番，这令我们感到自己很失败。雅克 · 库斯托是个书呆子，他在《消费者社会是我们的敌人》一文中浪漫的希望政府和社会能够建立起抵抗消费主义浪潮的机制，殊不知消费主义正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政府若不依靠消费主义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政权就会岌岌可危。抵御消费主义浪潮的只能是我们个人，不可能依靠社会的力量。我从不参加同学聚会，也拒绝加入各种同学群，甚至讨厌那些爱炫耀的人到访我家——我曾“不近人情”的把熟人中那些搞传销和爱炫耀的人从自己的通讯录中拉黑了，让他们无法联系到我。只为我不想和他们一样沉浸在消费主义的漩涡之中，不愿意和他们为伍，不愿意让他们焦虑的情绪感染我，我的生活不需要这些噪音，我不认为这些熟人是值得我珍惜的朋友。疫情发生后，推特上兴起了一股浪潮，我不记得这股浪潮具体名字是什么，大致的主题是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拒绝浪费它。现在欧美和亚洲许多国家的职员掀起了一波辞职浪潮，原因无他，疫情让这些人认识到了过去为了迎合消费主义而去过的生活太辛苦，太不值得了。如今他们想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他们不需要那么多钱，不需要工作得那么辛苦，不需要为孩子购买昂贵而又不值得的附加教育服务——众所周知，这种教育服务非但不能带来实际的效果，反而让孩子活得更痛苦。在商业时代，医疗也是一种消费，而且是一种高消费。各种各样昂贵的医疗服务都会有人愿意购买，但是治疗效果可能还不如自己调节饮食和作息规律后达到的效果好。但又有谁愿意沉下来想一想呢？在这个充满了广告噪音的时代，我们的智商明显不够用，总有人能够利用人性的弱点来说服我们购买商品或服务。我们最宝贵的时间就这样浪费掉了，生命是什么？生命其实就是属于我们的每一分每一秒时间。生活压力大是我在工作中遇到的最多的字眼，但是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么大的压力？真的是我们吃不饱穿不暖吗？对当下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温饱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在于我们无法让自己的内心安宁下来，无法让自己从消费主义的陷阱中逃脱。如非绝对之必要，我现在不消费。对我来说，除了食物是绝对之必要外，其余的都已经不是绝对之必要了。衣服不用买了，衣柜里的旧衣服足够穿，一部手机我可以用十年不用换。我经常穿着二十块钱一双的老北京布鞋，这鞋子还挺耐穿。清淡饮食也花不了多少钱。我不必被这个充满了噪音的社会牵着鼻子走，任何传统或新造的节假日对我来说都是普通的日子。这个世界上有一群人在过这样的生活，他们甚至尽可能的少用电和燃气，这样的话他们的花费就更少，对地球也更友好。不跟随潮流走，不被消费主义浪潮淹没，我们才能有真正的自我，也才能活得更轻松愉悦。大多数人活得太被动了，因为他们一生都在追逐各种各样的潮流，他们被大环境牵着鼻子走，他们无法忍受周边的人看不起自己——实际上没有人真正的关注我们，只不过我们自己觉得他们在耻笑我们而已。如果一个人能够成功抵御消费主义，他的压力起码减轻三分之二。那些心无旁骛的学者和科学家们之所以比大多数人优秀，只不过是他们不受消费主义影响，躲进了自己的书斋，把世界隔绝在外，沉浸在自己的事业之中了而已。我们大多数人的智商不比他们差，普通人不及他们的是抵御外界诱惑的定力。

最近，俄乌战争爆发后，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一个阵营支持用战争解决问题，另一个阵营呼吁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仔细去分析，支持战争解决问题者抱持一种悲观主义思想，认为事情已经糟糕到不用战争解决不了的程度。反对战争者抱持一种乐观主义思想，认为和平手段可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这两者的各种看法都截然不同，所持的价值观也完全不一样，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他们的选择迥然有异。

在我看来，人应该是积极的，心态应该是阳光的，待所有人都应和善而非仇恨谁到要用武力解决问题。我认为“博爱众生，生命至上”这种理念不应该只是医生们的价值观，而应是全民的共识。铭记历史，忘记仇恨，这是更进步的历史观。人类的文明是向前发展，而非往后退的。战争这种非理性的暴力行为在任何年代都不应该引起欢呼声，在文明的二十一世纪，人们应该学会对话解决问题。各囯领导应该竞相为本国民众带来福祉，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好，而非在国内贪腐横行，民生凋敝，矛盾尖锐的时候就发动战争，转移矛盾，否则老百姓有权推翻他们。老百姓只想平安到老，不想看“英雄”和“大帝”们表演。

人都只为自己认为实现得了的理想奋斗，不会为被自己认为不可实现的目标努力。所以乐观主义者为一个积极的目标奋斗，悲观主义者为一个“现实”（实则为消极）的目标奋斗，结果二者都达到了自己的目标。于是他们也都通过实践证实了自己心理预期的正确性，就更加确信自己的思维是理性的。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思维惯性，实际上，在我这样的乐观主义者看来，悲观主义者的理性是残缺不全的。

我们的世界有时候会被悲观主义者主导，比如引爆二战的那群人说到底都是一些悲观主义者。有时候又会被乐观主义者主导——比如结束二战的那群人，我们看到他们身上闪烁着美好而积极的人性的光辉。

在我看来，我们不应该只是消极的极端民族主义者，而应该是积极的国际主义者和人类主义者。如果所有的民族都只关注自己本民族的利益，而罔顾正义，那么最后就无所谓正义，国民们就会成为对其他国家的国民的灾难麻木不仁的好斗分子。极端民族主义者既然眼睛盯着本民族利益，凡是对本民族的利益有影响的事情，不管对其他民族的人是不是残忍的，都不在乎，那就是功利主义者，功利主义者的眼中只有功利，没有真正的正义。

健康的民族主义者应该是通过自己的积极奋斗，努力促进本民族的​各项事业发展，提升本民族的福祉，同时又能够对其他民族的人遭受的灾难深表同情和乐于帮助的人。结束二战的正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既做利己的事情，身上又有利他主义精神。这些人是一群积极乐观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是在灾难发生后拯救世界的良药。诺贝尔奖之所以授予理想主义者，也是因为人类中的大多数人其实是在鼓励这样的理想主义精神的。

战争一度使我非常郁闷，但是我很快就又恢复了乐观，无论今天我们遭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我相信大多数人还是​会认识到暴力手段只会引发更多的暴力和仇恨，不会解决任何问题，最终还是会走向和平，我们也会为那些无辜的死难者​讨回公道，制止住暴力。

​科学家和医生应该不应该关心政治？我常常听到一些声音告诉我，你好好学医和搞科研就行了，不要关心政治​。这句话实际上是我国传统文化熏陶下的一种独特的扭曲的价值观的反应，这种价值观可以用文采斐然的话来形容​——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

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人间盛产对他人的命运漠不关心，甚至蘸人血吃馒头的看客，​久而久之，大家习惯了麻木不仁。我在很多重大灾难爆发的时刻，都没有袖手旁观过​。虽然个人力量微薄，但是我也知道​我发出的声音可以加强与我持相同的价值观的人群的声音的响亮度。我们不能因为害怕别人反对我们而退缩​，如果我们认为某些原则不应被侵犯，就要站起来说出来。

据我所知，爱因斯坦、费曼、白求恩和罗素都是和平主义者，毕生都在做自己的研究的同时呼吁和平，反对战争。​爱因斯坦甚至和罗素签署了“爱因斯坦－罗素”宣言，在全球发起反战运动。

在一些持相同价值观的人看来，爱因斯坦、费曼、白求恩和罗素做这样的事情非但无损其科学家、哲学家和医学家的形象，反而得到了更多的尊重。因为他们不是对他人的苦难麻木不仁的人，不是拿别人的痛苦当赏心乐事来​调侃的人，不是只管自己吃饱喝足，不管他人死活的自私的人。

我国古人说上医治国，医者对所有的生命都是一视同仁的，医生应该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不可能美化任何一场战争。不管这战争是哪个阵营发起的，我们一律反对。​

二十一世纪是对话的世纪，没有任何人的生命应该遭到其他人的践踏。如果停留在历史中不断的冤冤相报，全球​没有谁的生命会得到安全的保障，因为人类历史写满了仇恨，我们应该战胜仇恨而不是被仇恨战胜。这就是我的立场，不会因为任何原因​发生动摇。

我们无法追求持不同价值观的人认可我们——尤其是那些好战分子，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也很难说服每个人同意我们的​主张，但我们可以大声呼吁，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如果所有的和平主义者都因为​担心遭到攻击而噤声，好战分子将会更加有恃无恐，​世界会乱成一锅粥。我们必须站出来，让热衷于战争的人感受到来自我们的力量不那么好对付，唯有如此才能减少战争。

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和平能给所有人带来更大的福祉，人类的幸福不应该以利益来衡量，更不应该靠战火来维系。​寻求战争之外的办法解决问题才是人类应该努力的方向，战争只会造成苦难。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其他人丧失生命，在战火中流离失所。

尽管有许多人试图阻止我们发出这样的声音，但是我们无所畏惧，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加入到和平主义者的阵营​，用我们的力量来阻止战争。一人之力虽微弱，无数的和平主义者​站在一起组成的力量却不容小觑，​我对此坚信不疑！

普京治国无能，反腐失败，导致俄罗斯经济萧条，卢布贬值，民生凋敝，他还尸居其位，篡改宪法，想赖在总统位置上一辈子。他镇压反对派，发动战争，被其国内许多人反对，动辄使用警力欧打关押平民百姓以维稳。这样一个独夫民贼，居然也有很多人支持。可惜其做梦都没想到，他自以为发动一场闪电战就可以让人屈服，结果却遭到顽强反抗，人家也不同意任何武力压迫下的“城下之盟”，闪电战遂转为消耗战。俄罗斯被制裁得一塌糊涂，俄罗斯国内各大城市反战游行大爆发，内忧外困，拖累全球，制造无数悲剧。历史再次证明独裁者的危害是巨大的，愿所有人不必活在独裁者的统治之下。

俄罗斯这几届领导人一届不如一届，把前苏联留下的一点家底都快败光了。国内民众怨声载道，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坐拥全球最大的国土资源，GDP却不如我国广东一个省，沦为二三流大国。徒有全球第二多的核武器，但缺乏正确的发展方向和领导力，内政外交一塌糊涂，权贵资本为所欲为，政府官员贪渎枉法，只好靠发动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可惜普京集团太高估自己的力量，也太高估国内民众对他们的支持度，低估了国内外人民被战争点燃的怒火。

俄罗斯对中国坏事做尽，占我海参崴，分裂我外蒙古，中苏交恶的时候，威胁要以核武器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轰炸。普京一面大卖武器装备给印度，分裂我藏南，一面大演政治秀，洗脑我国人民。这种人的把戏终会被揭穿，自作孽不可活，且看他以疲弱的国力能拖延战事到何时。我大胆的判断在这场战争中，普京什么也捞不着，只带走天怒人怨，让他自己四面楚歌而已。

只可惜了乌克兰和俄罗斯百姓为这种独裁者的私欲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普京发起核威慑，以为全世界会怕他，但普京若敢发射第一颗核弹，第二颗核弹的滋味就将是他自己和他的家人去品尝了。核弹在发射之前是核威慑，发射之后就是核自杀。所以在这场战争中，普京全程不理智。他的所作所为，只能说明他已经疯了，长期统治俄罗斯导致他个人膨胀得对世事缺乏正确的判断力。

有人说如果不是普京，俄罗斯将会如何如何悲惨。说实话，这样的话十足的无知。俄罗斯掌控着全球第二多的核武器，一头猪当总统也没人敢把俄罗斯怎么样。至于说中国要靠俄罗斯庇护，那更是笑话，历史上每次俄罗斯帮中国后，都要从中国割走一点领土。中国国力稍弱时，俄罗斯更是对中国虎视眈眈，中国的邻居中，只有俄罗斯割占中国领土最多，也从不归还。

乌克兰只有几千万人，俄罗斯欺负到乌克兰头上，乌克兰人也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奋起反抗，保家卫国。中国14亿人，经济体量已经是全球第二（甚至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从人民币购买力来说，中国的经济体量实际已经是全球第一），还有核威慑力，这样的大国，自己不发昏，有人敢欺负？这都是被迫害妄想症在作怪。经济上互相拉锯扯皮，那都是商业竞争而已，依靠智商和实力去对付就行了，不必上纲上线。时间和火候到了，该得到的自然会得到，不该得到的也必有自己的原因。

中国要认清普京的嘴脸，不要被他绑架和利用，卷入到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之中，损害自己的国家利益，影响自己的发展。这种破坏和平，践踏他人生命的战争，也只有嗜血分子喜欢罢了。

要想了解俄罗斯这个民族的性格，先得了解俄罗斯的地理特点。俄罗斯虽然是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但是其四分之三的国土并不适宜人类居住，俄罗斯大多数国土属于苦寒之地。西伯利亚地区广袤的土地上，平均每平方公里分布的居民不到一人。这个地区是人类最难发展起来的地区之一，人烟稀少导致这里的物流成本非常高，商业发展受到了致命的影响。

寒冷的气候对俄罗斯民族的影响是深远的，伏特加酒是俄罗斯的民族标签，这或许与酒能驱寒有关。俄罗斯小说家笔下的主人公很多常年处于醉醺醺的状态。酗酒对俄罗斯人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冬季的俄罗斯经常有冻毙于街头的醉汉。

俄罗斯的假酒很多，所以俄罗斯殡仪馆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家人因喝假酒同时去世。俄罗斯曾经一度禁酒，但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民俗在俄罗斯很难根绝，只要稍一放松，嗜酒的俄罗斯人便会依然故我。

酒精改变了俄罗斯国民的基因，我们知道醉汉大多冲动好斗，俄罗斯人冲动好斗是全世界闻名的。我们常常说俄罗斯人是战斗民族，此言非虚。自古至今，俄罗斯人都习惯了四处劫掠，所以俄罗斯成了全世界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中国的大片领地也被俄罗斯抢过去了，海参崴（俄称符拉迪沃斯托克）就曾是中国的领土，在满清时代为中国吉林将军管辖的领地，外蒙古也是在俄罗斯的胁迫下从中国独立出去的。百年前俄罗斯分裂中国，抢夺中国领土的招术，与今天俄罗斯分裂乌克兰，抢夺乌克兰的领土的招术如出一辙。这是俄罗斯这个民族形成的思维惯性，历史学者一般认为这是居住在苦寒之地的游牧民族觊觎居住在平原地带的农耕民族的生存资源所致。

中国辽宁阜新、河北辛集、河北枣强大营和浙江海宁等地的商人对俄罗斯人性格的了解很深，因为这些地方盛产皮草。俄罗斯人对皮草的消费占了他们产出的一半以上，许多中国的皮草商人常年在俄罗斯的中国城做生意。俄罗斯人不像中国人这样勤奋节俭，大多数俄罗斯人比较懒惰且不爱储蓄，他们有钱就花光，因为俄罗斯经济发展迟滞，通货膨胀严重，卢布贬值的速度很快，存钱很吃亏。经济状况不好，加上俄罗斯人嗜酒如命，导致俄罗斯的治安不好，中国城的商人经常被俄罗斯流氓抢劫。俄罗斯的警察对这种现象基本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俄罗斯被抢，报警作用不大，中国商人碰上这种事情大多也本着破财消灾的心理，不大计较。

经济萧条导致俄罗斯出现许多社会问题，俄罗斯生育率逐年下降，青壮年因为生计的问题移民国外寻找发展机会，以至于俄罗斯的人口减少速度越来越快。2021年，因为经济因素和疫情的影响，俄罗斯人口下降幅度达到历史最高。

俄罗斯人精神障碍的发生率在全球也位居前列，早在2004年，俄罗斯有关专家就进行了一项长达5年的调查研究，该项调查研究显示，俄罗斯人因为生活问题困扰和社会压力等方面影响，心理状况明显恶化，约有380万俄罗斯人存在严重的心理问题，约占俄罗斯人口的2.6%，另有1400万人需要接受不同程度的心理治疗，精神致残的俄罗斯人较之前增加了50%左右。由于存在酒精依赖问题的人太多，俄罗斯人患抑郁症、焦虑症和恐惧症等常见精神疾病的比例偏高。

普京曾经想尽办法提高俄罗斯的人口出生率，但普京为促进人口出生率升高的一揽子计划仅仅减缓了俄罗斯人口出生率下降趋势几年，此后俄罗斯人口出生率再次进入下降的快车道。俄罗斯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其经济发展迟缓的状况也让这个国家对海外移民失去吸引力，所以俄罗斯人口下降的速度让该国领导层很头痛。

俄罗斯领导人大多性格强势，远的不说，近代的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叶利钦、普京等都是这种性格的人。这让俄罗斯习惯了以盛气凌人的方式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所以俄罗斯在外交上经常陷入困境，这大大地削弱了俄罗斯国际合作和经济发展水平。在全球大国中，俄罗斯的经济衰退令人印象最深刻。伴随着经济衰退而来的是社会的不稳定，俄罗斯在近年来腐败横行，民生凋敝，治安越来越差。

这个日渐衰落的帝国犹如一只焦虑的困兽，在近代左冲右突，希望找到突破口，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社会稳定性。但是情况不尽如人意，国内的矛盾需要转移为国际矛盾，国际矛盾又会激化国内矛盾。表面看俄乌战争是北约的步步紧逼造成的，实际上俄罗斯最大的问题是自己的经济萧条导致的祸起萧墙。

俄罗斯这个民族在发展经济上存在天然的劣势，他的地理环境让俄罗斯的商业很难发展起来，轻工业需要密集劳动力，这对俄罗斯来说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而且俄罗斯地处寒带，国民并不像中国人这样勤劳，大多数俄罗斯人都比较懒惰，得过且过，过不下去的时候就去酗酒或抢夺。

俄罗斯侵占中国的海参崴，分裂外蒙古时也口口声声称中国对俄罗斯构成了威胁，实际上无论满清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当时都自顾不暇，很难威胁到俄罗斯。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俄罗斯的资源和人口紧张问题导致俄罗斯内政不稳，俄罗斯需要发动侵略战争来缓解自己的国内矛盾。

今天的俄罗斯继承了俄罗斯的历史基因，俄罗斯人不但好战而且善于战斗，也很善于伪装。普京这一次就出色的表现出了俄罗斯人善于伪装的特点，全世界大多数人都想不到普京在步步紧逼，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之后还会发动战争。普京之前也曾信誓旦旦的表示俄罗斯不以入侵乌克兰为目标，只要求乌克兰答应其条件。但就在乌克兰同意谈判的时候，普京发动了战争，这一点就连普京的许多幕僚也没有想到。

这可能与普京个人的性格有一定的关系，普京出身克格勃，已经习惯了兵不厌诈的行事风格。特工出身的人的承诺不太可靠，他们也不容易相信人。如今回头去看，我们会发现普京对中国和印度都是既质疑又拉拢。他出席冬奥时，与我国达成系列协议，也是为了战争爆发后有条退路可走。但普京又拉拢印度，向印度出售高端武器，让中印两个存在领土争端问题的大国陷入紧张与对立之中，以钳制中国，所以他对中国也是既想合作又不信任。

如果从精神病学与心理学的角度去看普京的成长经历与其面临的现实压力，我们有理由怀疑普京受到了焦虑情绪与恐惧情绪的折磨。普京曾因担心国内政局不稳会让他及其家人陷入危险之中而寻求立法保护自我，这反映了普京内心的焦虑不安。普京的精神健康状况日后或有更多的内部资料出来，后世的精神科医生会根据这些资料对其有更准确的判断。二战结束后，人们也曾发现发动战争的希特勒存在精神疾病（躁郁症或精神分裂症），长期服用兴奋剂和抗精神病药物。被迫应战的丘吉尔是著名的抑郁症患者，墨索里尼也有躁郁症倾向，所以普京就算存在精神健康不良状况亦不为奇。

俄乌战争是普京转移国内政治压力的一个好机会，但是风险也很大。如果俄乌战争能以闪电战的形式展开和结束，而且乌克兰愿意屈服，普京将会获利颇丰。但如果俄乌战争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则俄罗斯将会在这场战争中大伤元气。兵凶战危，打仗从来不只是前方在打，更重要的是后方的钱粮要跟上。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封锁制裁和乌克兰人长期的游击战和街头巷战，会让经济萧条和疫情严重的俄罗斯陷入更大的困顿之中，国内反对普京的力量趁机崛起，普京的麻烦就大了。

俄罗斯的核武器数量位居全球第二，但是恐怕不是普京可以轻易动用得了的。即便他手中有核按钮，底下人在执行核战的命令的时候一定会考虑要不要跟着普京一起与全世界同归于尽的问题。特朗普执政后期，美国军方就在考虑不能任由任性的特朗普发动战争。俄罗斯统治阶层也不是铁板一块，内部反对普京发动战争的声音并不小。普京反贪和防疫无力，经济萧条和通货膨胀已经让俄罗斯人很痛苦了。如果俄乌战争再将俄罗斯拖入更深的泥潭之中，俄罗斯老百姓将会实实在在的感受到痛苦指数上升。普京面临的国内压力远比国际压力大，他所能做的事情也很有限。

所以这一场战争赌博对俄罗斯来说是福是祸，暂时还说不清楚。乌克兰和北约并不傻，他们可能更希望将俄乌战争拖成持久战，对俄罗斯造成巨大的经济消耗。乌克兰在短期内大概率不会接受普京的城下之盟，也许这场战争会让俄罗斯什么都捞不着，反而经济更萧条，民生更凋敝。

其余国家有没有必要跟随普京趟这趟浑水呢？普京当然希望多拉几个帮手，但是我认为其余国家对俄罗斯的支持都是有限的，不会为了俄罗斯而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与整个世界交恶。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普京对其他国家心存狐疑的同时，其他国家也会对普京有所保留，普京的政治智慧有限。

我国就更不会趟浑水了，我们在历史上吃俄罗斯巨亏的次数太多了，在海参崴和外蒙古的问题上我们吃过大亏，上世纪中叶中苏交恶的时候，我们又吃过大亏。我国现在的领导层大多亲历过这些事情，不会那么快就遗忘掉这些，更何况印度人正在用俄罗斯人卖给他们的武器对中国的藏南地区虎视眈眈呢？普京会愿意放弃对印度的这种支持以证明其对中国友谊的纯度吗？

战争没有赢家，在战争中死难的人都是无辜的，战争只会让仇恨越结越深，不可能让人因为屈服而消除仇恨。笔者希望有关方面认识到战争的危险，如今的世界已经临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核战一触即发，制造这样的危机是对全人类不负责的行为，做出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是不理智的。

俄罗斯的问题既有国际社会对其长期的封锁的原因，也有俄罗斯这个民族自身的问题。归根结底，诱发战争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全球发展的不平衡。纵观整个人类发展史，每次瘟疫发生后都会有战争爆发，这是因为瘟疫加剧了社会发展不均衡问题。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世界领袖们也许需要认真的考虑一下均衡发展的问题，如果长期以来都各自为政，对那些落后地区和贫困阶层的痛苦麻木不仁的话，最终可能谁也难逃动荡的影响。覆巢之下无完卵，战火一旦点燃，熄灭它就不容易了。​

和平来之不易，这不是一句空话。

强大的感召力有治愈作用，这是确切无疑的。

周有光抑郁成疾，投身事业，收获爱情后，不治而愈；张允和抑郁成疾，而且经历丧女之痛，和周有光相爱，不治而愈；费曼抑郁成疾，但因为热爱量子力学，并和妻子相爱，不治而愈；罗素抑郁成疾，因为突然有一天发现数学的美妙，醉心于数理逻辑研究，不治而愈；美国前总统卡特癌症晚期，治疗后热情似火，投入到为穷人建房的事业之中，癌细胞消失；如果仔细研究佛陀释迦牟尼出家前的成长经历和思维特点，也可以知道他抑郁了，但是后来他沉浸在思考和布道的事业之中，从抑郁情绪中解脱出来了。

我不否认现在的医学和心理学研究成果，但相对于复杂的人体而言，目前的医学还不发达，心理学则更不完美。医学和心理学研究的治病方法有辅助作用，但与大自然的进化力量相比，这些不值一提。爱情和对事业的热爱可以产生强大的感召力，足以摧枯拉朽，使人新生。而这些只是进化力量的一部分，进化力量无处不在。

进化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人类总是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顽强拼搏，进化出新的能力，战胜各种困难和疾病。所以当我们追求痊愈的时候，要有大开大阖的思路，只有这样才能突破内心深处的无能为力。我见过很多人愁容满面，忧虑重重，但是他们若擦干泪水，站起身来，忍着痛投入到一场爱情或他所热爱的事业之中，他们所忧虑的问题或将迎刃而解。

人的内心要蓄积能量，要相信爱和自然进化的力量，疾病往往能促使一个人新生。无论是身体还是大脑，都有新生的希望。我们在与精神痛苦搏斗的过程中，大脑发育了，佛教常说烦恼即菩提，这符合大脑发育的生物学规律；我们在与身体痛苦搏斗的过程中，身体再次发育了。人作为生物体，天生具备在恶劣的环境中调整自己的能力。生命在地球上的演化史正是在各种环境挑战中不断调整自我的过程，旧的我会离去，新的我会产生。新生是真实不欺的，不管你对生命的新生有无感知，它都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

我认识一个脑转移的癌症患者，她的案例我曾多次提及。她的网名叫考拉，北京人，是新浪癌友圈的知名网友之一。我曾经在新浪癌友圈在河南新乡组织的一次圈庆活动中抢救过当时突然进入昏迷状态的她。五年后我们再次在天津召开的另一次圈庆活动中相遇时，她特地感谢我对她的救命之恩并告诉我过去五年她没有做任何治疗，但是她的病情被控制住了，她的身体状况平稳。到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这个患者仍然活着，而我抢救她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我曾觉得她的经历不可思议，但是在我学习了脑科学的有关知识后，我知道这是因为她新生了。她笃信佛法，念经拜佛，这种虔诚的信仰确实让她得到了平静。五年后我们再次相遇的时候，她的面容比五年前平和了许多，这种巨大的改变不容忽视。她的大脑产生了一些以前缺少的神经递质，因此诱发神经元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并且最终也诱发了她的遗传密码发生了改变。被甲基化的基因组出现了逆转现象，成功的去甲基化了，抑癌基因被激活，所以癌灶被控制，这种改变正是生物学中的表观遗传现象。

我如今也逐渐了解到一些神经母细胞瘤患儿在医院放弃治疗后，奇迹般痊愈背后的生物学原理。他们同样可能是大脑里的神经递质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最终诱发他们的神经元新生了。当神经元新生时，这种神经系统的肿瘤便不再能发挥儿童肿瘤之王的邪恶力量，摧毁这些小生命。这些自愈的案例告诉我们，细胞的癌变也许是可逆的，癌变并非一条单向公路。同样，其他病变也可能是可逆的，认为其不可逆转或许只是因为我们太缺乏想象力。

庄孔韶教授在《人类学概论》中提到我国云南地区某些少数民族用本民族的传统宗教来为族中吸毒成瘾的成员戒毒，戒毒效果并不比戒毒所差，而且副作用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古老的宗教中蕴藏着强大的精神摄受力，足以让被损害的大脑得到新生，重新恢复健康。其他宗教（如基督教和道教等）也许也有同样的作用，但是我对那些没有深入的研究和实践，不便妄言。

如果你也像我一样阅读过这些书籍，阅历过这些世事，你的大脑中也会对这些现象有了新认识。这认识会让你突破大多数人心中的成见，更接近事物的真相。毕竟生命科学领域还存在太多未知，人类已了解到的生命奥秘只是冰山一角，我们丰富的想象力可以帮我们探索出更多的新方向来，当然这些需要更严谨的验证。

现代医学提倡的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但真正能运用这一模式对患者进行身心灵全方位的治疗的医生寥若晨星，这是因为每个医生的所知太有限。我每年约读50－100本书，完成40－80万字的写作，从大学出来后在国家图书馆读书二十载，以至于不知不觉间，国家图书馆的一位副馆长也成了我的读者。以我的学习速度，我认为我在55岁后有可能初步实现能同时对患者的身心灵发挥作用的目标，至于把这一综合的医疗手段用到炉火纯青，则终我一生亦不能做到。当然，更为关键的是患者自己要有意识地从这一医学模式中去疗愈自己，任何医生的努力都代替不了患者本人。

所以每天早上起来时，要记得微笑着对自己说：身边的这一切多美好啊。阳光明媚，春暖花开，人们大都很友善，身边可交的朋友也很多，值得阅读的书籍和令人心旷神怡的风景都不少，感谢父母给了我们生命，让我们能欣赏这一切美好，这样想我们的内心会有平静的幸福感流淌。这种积极的心理力量在积累了一段日子后，便会产生不可思议的作用——当然所谓的不可思议只是因为我们的知识还存在缺陷，想象力也不够丰富，当我们不缺乏知识和想象力时，过去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便会得到合理的解释。

脑科学研究的成果告诉我们，即便我们只是在假装微笑，但是当我们做出了微笑的动作的时候，我们大脑中的神经递质也能发生改变，那些主管快乐的神经递质会分泌出来，驱除我们内心的烦恼和忧伤。

平静可以治愈焦虑，喜悦可以治愈忧伤。当我们心头涌起一种焦虑和忧伤的念头时，试着让自己冷静三秒，在心中平缓的默数一二三并深呼吸，在这三秒钟想一想，对同一件事，是不是可以有另一种视角让我们平静和喜悦？如果我们想不出来，可以向身边朋友求教，或者暂时搁置这件事情，等到今后再来想。换个时间段，对同一件事情，我们会有与现在不同的看法。《金刚经》中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人的想法和感受瞬息万变，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改变的。

周有光百岁时已经不能外出太远，但他坐在家里，透过阳台，看窗外的一棵大树上百鸟齐鸣，猜测那些鸟儿都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它们飞行的路上都看到了什么。这种联想让他兴趣盎然，愉快得不得了。快乐是如此的简单，幸福随时笼罩他的内心。

每个新的一天，都愿你有好心情，去欣赏生活的美好。当你走在路上，看到情侣们手牵着手走在一起，心中默默的祝福并感谢他们吧，而不是对他们的行为产生厌恶心理。因为我们期望自己有幸福美满的爱情，我们理所当然也希望别人幸福美满。看到别人幸福了，我们为他们感到高兴。同时这也使我们想起自己美好的爱情，我们因为相爱而忘我的投入，也曾和自己的恋人这样手牵手走在一起，并希望永远都能如此。所以我们也应理解并祝福其他的有情人，并感谢他们让我们心中涌起了对自己爱人的绵绵爱意。

爱是幸福的，也是温暖的，爱给人带来内心的愉悦和安宁。如果我们也有一个知心爱人，我们想和对方倾心相爱，白首不分离，那么就更不用羡慕、嫉妒别人，因为我们是满足的。如果没有，那就勇敢地去寻找一个。如果已经失去了爱人，而那爱人值得我们珍惜，那就在脑海中继续与他（她）相伴。如果那失去的爱人给我们带来了痛苦，那么我们就反省一下自己在相爱的过程中是不是也有问题，是不是对另一半的要求太多，不懂得尊重他们，未曾接纳他们本来的样子？如果还可挽回，改变自己去挽回恋人。如果不可挽回，勇敢的开启下一段恋情，以爱疗伤。

如果有伟大的使命感在感召你，那真是要恭喜你了。因为你已经从一个只关注自己个人的爱恨情仇的小我升华到一个关爱众生的博爱主义者，就如美国前总统卡特和佛陀一样，有了牺牲精神，愿意为众生的福利去奋斗。毫无疑问，这种博爱精神将疗愈你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因为当你把自己的时间奉献给帮助他人的事业时，你的大脑已无闲暇为自己的那些小烦恼发愁。而且，在为大众奉献的过程中，你内心的力量会变得非常强大，不再有困难能战胜你。

我不是智者，不是心理治疗师，不能给你太多的启迪和陪伴；我也不是手到病除的神医，无法疗愈你的疾病。但是我相信你内心中一定有足够的智慧和力量，只是它们在沉睡，一旦唤醒了这智慧和力量，你便能疗愈自己。所有的疗愈都是靠自我完成的，佛陀说这叫自渡。

我们会教孩子咿呀学语，也会教他们拿起筷子吃饭，还会教他们穿着和走路，教他们读书写字。但有意思的是，虽然世界卫生组织把心理平衡作为健康的四大基石之一（另外三种分别是适度运动、合理膳食和充足睡眠），却很少有人专门去教孩子如何修炼自己的精神，以让他们的内心始终处于安宁的状态。这或许是因为精神修炼是最难的事情之一，就连父母和老师自己都搞不定，所以大多数人教不了孩子如何进行精神修炼。

我在少年时代是有自己的精神导师的，我认为这是我比一般人幸运的主要原因。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一个教语文的老师被调到一所高中去教书，他搬家的时候，家里的藏书用大卡车装。这一幕对一个求知若渴的乡下少年产生了强大的精神冲击力，从看见那一幕开始，我就梦想着有朝一日能跟着这位学富五车的老师读书，接受他的教诲。

我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得偿所愿，忝列恩师的门墙之下，并受到了他的青睐——在他所有的学生中，我受惠可能是最多的，因为他为我花费的心血是最多的。如今我已经成年，明白了他在教我的时候，对我的观察细致入微。他根据我的特征，引导我别具一格的读书，打开了我的视野，拓展了我的心胸。与此同时，我还经常找他谈心。对我来说，他是当之无愧的智者，足以解开我心中的种种困惑，甚至能洞悉我的未来会如何发展。

知徒莫如师，他对我的指点非常到位，我总是感叹他提前几十年就能看到我未来的样子。我的老师是一个博学而又谦逊的人，他与那些欺世盗名的伪大师完全不一样。他是一个很内敛的人，即便在教诲自己的学生时，也从不张扬，更不居高临下，他总是以春风化雨的方式把一些枯燥的道理娓娓道来。

有许多读者对我说，我的文风让他们感到很舒服——当然也有许多读者对我很不满，这与我的能力有限有关。对那些喜欢我的文章的读者，我很想说的一句话是，我的文风中隐藏的那种令他们感到舒服的东西是我老师的人格魅力，但受限于我的能力，我还未能继承和展示其十分之一。

我的老师有一种智者特有的谦逊，他从不居功自傲，虽然职业为教师，但是却不好为人师。他教诲学生时总是很细腻的照顾学生的自尊心，让人如沐春风。他不胡说八道，更不装神弄鬼，讲话极为严谨，经常只用一两句精简而又文采斐然的短语勉励我们。这些精简的短语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后才说出来或作为评语写在我们的作文本上，我们能看出来他用心很深，我的很多同学对他赠送的这些短语终生难忘。

我最初的精神修炼是在跟随他读书时完成的，从高二到高三，他都是我的语文老师，他不但教我语文，还为我这样一个理科生打下了扎实的文史哲功底，教我做人。他践行了韩愈在《师说》一文中提到的“人师”传道授业解惑的宗旨，当之无愧的成为学生们的精神导师。

所以我们作为他的学生是非常幸运的，我们在学生时代有精神修炼的机会——当然，也并非所有他教过的学生都能有这样的机会，还有一些学生对他并不敬重，不愿意接受他的教诲，也就错过了修炼自我的机会。人世间入宝山而空回的事情时有发生，这并不值得奇怪。

精神修炼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非一两年就能完成。精神修炼最重要的作用是促进人的心智的成长，一个好的精神导师能给我们开一个好端。佛教说邪师说法，如恒河里的沙一样多，这世上也有很多伪精神导师在将人带入歧途。在现实生活中，因为被各种人洗脑而误入邪教或一些不良组织的人也数不胜数。

所以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所遇到的精神导师对他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一个好的精神导师可以给人塑造美好的灵魂，是当之无愧的灵魂工程师，而一个坏的精神导师则可能会把人带到地狱之中。

从学校出来后，我仍然保留了跟随我老师读书时养成的阅读、反思和写作的习惯，一直到现在，二十多年来，几乎无一日间断过。除此之外，我每天还会不定次数的面佛静坐几分钟，与这些泥塑的佛像默默对话。这些很能帮助人平静自己的内心，所以渐渐的我的内心世界澄明清朗，再无困惑。

最近这些年，陪伴我最多的是这些佛教大师的雕塑，我每次面佛静坐时，都会从他们那里收获到一些安静的力量。他们安静的脸上看不出一丝波澜，他们内心的平静来自于他们洞悉一切的智慧，他们慈祥的面容中也看不出他们对这个世界和他人有丝毫的怨恨之情。

他们达到如此从容淡定的境界的秘诀可以用十个字来概括：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他们将精神修炼的方式概括为六度（六种途径）：持戒、忍辱、布施、禅定、精进、般若。坚守一种简单的人生观和生活方式，在生活中持之以恒的重复和强化它们，形成很强的摄受力，可以让人生出无穷的精神力量来。这是佛教徒特有的自我修炼的方式，它与有神论没有关系，即便一个人完全不接受佛教的六道轮回等有神论观念，也不影响他照此方法进行精神修炼。

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六道轮回，我是致力于科学研究的无神论者——真正的科学精神与有神论是很难兼容在一起的，但是我喜欢与佛为伴，也喜欢借鉴佛陀自我修炼的方式。

物理学家费曼在《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一文中说，真正热爱科学的人是从骨子底里具备质疑精神的人，一个热爱科学的人对政治和宗教都会产生质疑，不可能像政治狂热分子和宗教徒一样迷信某种政治理念或宗教中的神。但一个热爱科学的人的精神世界和一个宗教人士的精神世界却也有许多相通之处，费曼说之所以存在这些相通之处，是因为宗教研究的范围很广泛，宗教教义中除了有神论的内容，还包含了许多其他的东西，比如伦理道德。

清教徒或苦行僧身上具备的那种毅力，也正是科学家们所需要的。爱因斯坦直言，倘若科学家们没有这种精神力量，他们不可能达到科学的巅峰。因为攀登科学的高峰需要历经无数磨难，人要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才会无视这些磨难，爱因斯坦把科学家的这种精神形容为宇宙宗教精神。

佛教包罗的内容则更为广泛，佛教吸纳了古代印度医学（古代印度医学被医学界称为医学之母）和哲学中的许多东西。佛教教义中的许多东西可以在印度的阿育吠陀（即印度医学）和古印度的众多奥义书（印度古典哲学著作）中找到源头，所以它是印度文明的结晶。

印度文明作为四大古文明之一，和我们华夏文明一样有许多瑰宝。佛教教义中的许多东西是印度人在战争、疾病和灾难中摸索出来的人生智慧的结晶。它不是佛陀一个人的杰作，佛陀是个集大成和创新者，他的创新是建立在他对印度古代学术的继承的基础之上的。世界十大哲学家中，佛教大师占了两个席位（释迦牟尼和龙树），可见佛教哲学的影响力是深远的。

人类在漫长的生存斗争中形成的文明包罗万象，文明的各个分支又互相渗透，有一些东西具有很强的穿透力，它们能穿透各种壁垒，在许多完全不同甚至互相对立（比如科学和宗教）的领域内同时存在。之所以存在这种现象，费曼教授解释为这些相同的部分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在我看来，除了符合自然规律，它们还契合人性。正因为此，它们才具有穿越时空的能力，历久而不衰。这些人性深处的东西超越党性和派性而存在——毕竟，党派和派系都难逃党同伐异的狭隘性。

如果一定要把我的老师在儒释道中做一个划分的话，我觉得勉强可以用半儒半道来形容——他实际上既不属于儒也不属于道，他博学多才，贯通中西，知识面很广，难以用任何流派来限定他。而且他还很爱自己的学生，以得天下之英才而育之为乐。不过在我读书的时候，我的老师很少阅读佛教的书籍，但近年来他阅读了一些。在我高中阶段，他除了向我们介绍过弘一法师李叔同的一些作品外，很少向我们介绍其他佛教大师和他们的著作。他从他家中拿过很多书给我读，其中没有佛教方面的著作。

但是我的老师却教给了我一套很好的读书和鉴别书的好坏的方法。我在他的影响下，学会了不分类别的阅读，这就像一个人吃菜的时候不偏食一样，只有这样读书，才能减少偏见。正是在他的影响下，我对任何流派的著作都不排斥，也不迷信，不轻易给自己贴标签。也知道了那些把文章写得佶屈聱牙或夸大其词的人并非有多高深的学问，只不过是在装神弄鬼，故作高深罢了，真正的大师们的文章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而又实事求是。

好的书和好的文章就像营养丰富的饭菜，可以滋养人的心灵，让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日渐丰满。我们从这些书籍和文章中采撷精华，并将其纳入到我们的灵魂之中，日渐做到知行合一。不知不觉间，堪称perfect的精神修炼工作也就完成了。完美的精神修炼是人生难得的杰作和享受之一，完全不输于人取得的其他成就，如创造财富、文艺创作和发明创新等。而且在多数时候精神修炼和人在其他方面的成就是齐头并进的，二者之间颇有相得益彰之效。

一个人精神修炼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三种和解：一是与自己内心的和解，二是与他人的和解，三是与整个世界的和解。这三种和解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如果我们实现了这三种和解，我们的心理便能始终保持平衡状态。一个实现了这三种和解的人心态平和，不急不躁，不愁不怒，无争无怨，不卑不亢，既不亢奋，亦不消沉，静如处子又生机勃勃，做事有毅力，这谈何容易？

世卫组织虽然把心理平衡列为四大健康基石之一，但据我观察，就连世卫组织的最高领导人和世卫组织的许多顶级专家也很难平衡自己的内心，现实世界中的各种问题经常让他们焦头烂额，医生群体中抑郁症患病率也高于一般人。反倒是宗教人士中有一些人却确实已经做到了心理平衡，所以他们的确是当之无愧的心灵大师。

如果医学界承认心理平衡是健康四大基石之一的话，便不应该轻易给宗教徒们的精神修炼方法下不科学的论断。毕竟，人的健康和幸福才是终极目的，用的具体方法是什么并不重要。人类在千万年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并经无数人淬炼过的精神修炼方法，必有其可取之处。摘下有色眼镜去看它，才能看到它的美好之处。

人类是从动物进化而来，其心智进化的过程就像人们新发明了一种工具，它还有各种缺陷，用起来也不是很顺手。人类特有的心智有缺陷——其中一点就是它会被自己的迷信思想蒙蔽和迷惑。科学方法的发现最终为它找到了一条出路，使其能够反映客观世界，这样科学家才能朝着某个研究方向迈进一小步，取得些许的进步，而不是一直兜圈子，止步不前。

——费曼

物理学家费曼有本演讲与访谈集，中译名为《发现的乐趣》，里面收集了费曼在各种场合的采访纪录和演讲稿。这本书的内容涉猎很广，有费曼讲教育的内容，也有费曼讲其科研经历的内容，还有费曼对科学与人类社会的各种思考，非常值得一读。

大多数人喜闻乐见的是费曼开保险柜恶作剧这种趣闻轶事，很少有人愿意花点时间去了解费曼的思想，费曼的思想深邃而又有趣，能给人很多启发。

费曼是一个个性十足的科学家，从小就在他父亲的教育下对科学（尤其是物理和数学）充满了兴趣。他的父亲很擅长教育，在费曼对他父亲深情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慈祥而又循循善诱的父亲。

在费曼小的时候，费曼的父亲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上的故事来教费曼。与一般的父母做法不太一样的是，费曼的父亲善于引导费曼观察和想象这个世界。在讲到恐龙的尺寸时，费曼的父亲并没有停留在书本上所说的恐龙的头有多大多宽，身体有多高多长上，而是用具体的物象来进行对比。他告诉费曼恐龙的身高大概相当于自家院子的二层楼那么高，头比家里的窗户要大。费曼的父亲经常带费曼到树林里散步，散步的过程中看到某只鸟，他不但告诉费曼这只鸟的英文名叫什么，日文名叫什么，中文名叫什么，拉丁文名叫什么，还对费曼说，你知道这只鸟叫什么并没有什么用，关键是要观察这只鸟，所以他带着费曼仔细的观察鸟的各种特点。

正是在父亲的启发下，费曼从小就学会了对这个世界进行细致的观察。不但如此，父亲的教育还让费曼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心和兴趣。费曼沉浸在对知识的探究的乐趣之中，一辈子都活得很开心。

一个艺术家对费曼说，你们科学家很无趣，看到一朵花的时候，想着的是如何层层剖析这朵花，而我们艺术家却能欣赏到它的美。费曼斥之为胡说八道，费曼说，花的美丽你能欣赏到，我们也能欣赏到。

除了肉眼所见的花的美，我们还能看到花朵中存在于更小的微观世界的美，我们能看到花朵细胞内部的美。能够想到花朵之所以有颜色，是为了吸引昆虫为自己授粉，这就意味着昆虫也能看到颜色。那么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低级动物也能感受到美吗？诸如此类的微观世界的问题只会增加花的美感和神秘感，会让人们对花更加兴趣盎然，惊叹不已。这种乐趣，正是让费曼一生沉浸于其中的发现的乐趣。

从费曼的这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父亲在费曼幼年时期对费曼的教育的影子，也能看到一种好的教育方式对人的一生会有多么深远的影响。我遗憾的是看到费曼的这篇访谈晚了点，如果早些年我就看到了，我想我一定会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时借鉴费曼爸爸的做法。

费曼的爸爸还在费曼小时候教育费曼不要向权贵低头哈腰。他爸爸是做制服生意的，他对费曼说，像教皇这样的大人物，脱了制服与普通人没什么两样。费曼在他爸爸的影响下，一辈子都不崇拜权威。众所周知，一个人要想在科学上有所创建，就要摆脱对权威的迷信和崇拜。

费曼后来从事原子弹的研究和开发工作，在科学家团体内也表现得很有个性，敢于发表自己的不同于众的看法，甚至直斥自己的顶头上司的想法是疯子的想法，完全错误。倘若费曼从小就学会了唯唯诺诺，他一定不敢这么做。令人欣慰的是，费曼身边的人都能欣赏到费曼的才华，不以费曼的不恭敬为大逆不道。尤其是费曼的顶头上司，他甚至不断的提拔费曼担任更重要的工作。

在美国原子弹研发基地的一次科学家交流大会上，大物理学家玻尔演讲时，其他人都不敢质疑玻尔的权威，只有初出茅庐的费曼表现出了质疑精神。玻尔在演讲完后，撇开所有人，找来费曼，和费曼交流，费曼对玻尔意见中不对的部分，毫不客气的驳斥，当时已经是几乎无人敢质疑的物理学界泰斗的玻尔不得不因为年轻的费曼而不断的修正自己的主张。这说明玻尔也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他不听马屁精们的话，反而对反对他的意见更感兴趣。

从费曼的这些行为中，我们同样能看到他父亲幼年对他教育的影子。费曼对穿在身上就让自己变得高人一等的各种制服都不屑一顾，他不爱慕虚荣。费曼被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后，发现所谓的院士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在一起开会，决定还有谁有资格成为院士这种无聊透顶的事情，就辞掉了院士的头衔。即便是对他所获得的诺贝尔奖，费曼也以特别平常的心态去看待。他感谢科学界承认他的发现，但是同时也不觉得自己的这些发现有什么了不起的。

与光辉灿烂的学术明星生活相比，费曼更喜欢捣蛋。他一生都在发明各种无伤大雅的恶作剧手段，其中最为有趣的就是他发明的破译各种保险柜密码的绝技。在原子弹基地工作时，费曼在给妻子和父亲通信时，来往的信件都会被审查委员会审查，以防泄密。为了逗乐，费曼与妻子和父亲用密码写信。他的童心一生都未泯灭，这是他能始终快乐的源泉。

费曼对这个世界的深邃的思考也令人受益匪浅，他对科学既热爱，也抱持一种经常反思的态度。当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爆炸后，费曼甚至陷入了抑郁状态。他和他的同事们意识到，现代科学造出了一个可怕的东西。

对科学的进一步的反思让费曼发出了警告声，他认为将来这世界上最可怕的可能不是物理学带来的副作用，而是生物学带来的副作用。他担心有朝一日人们会利用生物学知识制造病毒，残害人类。他也担心生物学家们终有一天会研究出长生不死的方法，这样地球就会陷入劫难之中。

不过对费曼的后一种担忧，我有不同的意见。我认为多细胞生物不可能长生不死，尤其是我们人类这种身体内有多达数十万亿个细胞的多细胞生物，细胞在分裂和分化的过程中，完全不可能做到不出任何错，只要有细胞出错，我们就避免不了患癌和死亡的结局。所以费曼是在杞人忧天——费曼不是没有杞人忧天过，原子弹爆炸后，他曾经认为人类不久就要毁灭。

费曼对这个世界上无处不在的迷信和思想控制很反感，他认为只有科学家们不遗余力的科普，才能减少迷信和思想控制。对这一点我深表认同，科学常识就像光，当它照亮了原来黑暗的地方，那些需要借助黑暗才能生存的迷信和思想控制便会失去生存机会。只是这条路还很漫长，需要无数代人的努力。

中年以后，费曼意识到人没有责任替整个世界背负使命，这种意识让费曼轻松了许多。最早是冯·诺伊曼告诉费曼不要活在这样的压力之中，后来费曼在生活中逐渐意识到了放下这样的包袱才能更轻松。许多人都有一种很强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让人压力重重。我也是在中年时期才意识到没有必要给自己设置人生使命和任务的。

费曼的一生都走在一条很少有人走过的路上，他的质疑精神让他有了创新的意识和能力。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让他们接受自己所学过的所有知识和所有的人生经验都不可靠这点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科学家毕生都要有这种质疑一切的精神，因为只有质疑一切，我们才能发现例外，只有发现了例外，我们才能打开一扇又一扇的门和窗，看到更广袤的世界。

任何人选择了和费曼相似的人生之路，都要有足够的勇气活在孤独之中。我的恩师前一段时间可能觉得我很孤独，送了八个字安慰我——踽踽独行，一路风景。我觉得这八个字用来形容费曼的一生更贴切，我也愿意用这八个字来勉励自己，告诉自己在前行的道路上，不要害怕孤独。

100年后，当我们的子孙后代翻阅我们今天的历史时，他们会怎样看待我们今天在新冠疫情中所遭遇的一切呢？当我想起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仿佛看到了100年后的某个下午，一个热爱思考的人，坐在阳台上，晒着太阳，对100年前的这段历史若有所思。

他或许会想，这真的是一场不可避免的灾难吗？还是一场原本不应发生的灾难？抑或想，人类社会在21世纪20年代，为什么会缺乏团结、宽容和友爱精神？为什么会愚昧到在灾难面前也不能携手共进？也许他对今天世界上的各个领袖人物有比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客观得多的评价，因为到那时候，今天所有的有权有势的人物都已经尘归尘，土归土，无需再为任何人遮掩什么。该谁承担的历史责任，就得谁去承担。我们知道，过去从未有人逃得过历史公论，未来也不会有。同样，我们这个时代的小人物们，也有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瘟疫的魔盒是人类共同揭开的，我们与野生动物靠得太近了，我们威胁到它们生存的同时，也会受到它们的威胁。我们的所有作为最终都会形成反作用力，作用于我们自身。

我刚刚重温爱因斯坦的《我的世界观》，在爱因斯坦的这本书中，我看到了他所处的时代存在的问题与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非常相似，爱因斯坦在《宗教与科学势不两立吗？》一文中说：“虽然宗教规定在个人与团体之间应充满兄弟般的友爱，但实际景象更像是一个战场，而不是一个管弦乐队。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任何地方的指导原则都是牺牲自己同胞为代价的无情争夺。这种竞争精神甚至在中小学也盛行，它摧毁了人类友爱和合作的一切感受。”

我对与新冠病毒相关的任何新闻都不会感到诧异和震惊，因为我知道病毒还会变异，会继续摧毁我们构建的一道道防线，纷争无助于人类解决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个共同的问题。我在观察人类还需要多久才能真正的携手，共同对付病毒，人类并非生而愚昧，也不会永久愚昧下去，当教训足够深刻的时候，人类这个整体就会聪明起来，会为了保全自身而不再自相残杀。

人类很有意思，我们一直都是各种各样的病菌和精神病毒的传染链，病菌和精神病毒一旦在人群中流行开来，便会形成巨大的破坏力，摧毁我们肉体和精神上的健康，动摇社会长治久安的根基。

正如爱因斯坦所言，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得到了其他人的许多帮助。所以无论我们多么自私，我们终究都得做些利他的事情才能保证自己生存下去。

眼下就是如此，人类如果没有利他精神，病毒的传染和变异便可能会一直进行下去。脱离了利他精神，科学和金钱在瘟疫面前都会无用武之地。因为病毒会一次次的从人类的短板处攻破人类构筑的防线，让人类之前所做的许多工作的效果大打折扣。只有当人类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病毒才有被控制住的希望。否则，无论我们对病毒的新变种认识多么及时，都会无济于事。因为我们面临的这个敌人，变异的速度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快。

我们生活在大自然中，难以避免的会感染各种各样的病菌，其中有一些就会成为致命的威胁。我们在这种致命的威胁中，难以独善其身。唯有和邻人们团结一致，共享全部的抗疫资源，才能将威胁到人类生存的病原体控制住。如果我们仍然像战场上交战的各方一样剑拔弩张，我们或许可能一直都走不出眼下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