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一个人，才能跟她（他）过一生。

喜欢一件事，才可以做得乐此不疲。

喜欢自己的生活，才会活得幸福。

喜欢，是活力的源泉，是点燃生命激情的火种。

最成功的人生，不是名利双收，富贵具足的人生，而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生活，做着自己喜欢的事，过着自己喜欢的日子。

生命是如此的短暂，又是如此的脆弱，随时都有可能终止。若是期待解决了种种人生问题之后，才能过上喜欢的日子，那喜欢的日子就永远只能是遥遥在望。

人只有将自己调整到自己喜欢的状态后才能容易满足，没有调整到自己喜欢的状态是很难满足的。一个处在自己喜欢的状态中的人，不需要他人的认可和尊重，内心都会充满快乐。

压力不是动力之源，只有发自内心的喜欢才是动力之源。欲望可以带来一时的激情，但是在欲望得到满足或者受到挫败之后，激情便会消失，但是喜欢却能让人持之以恒。只有明白了自己喜欢什么并且坚持在自己喜欢的道路上行走，生命才会变得精彩，因为这样的生命是主动式而非被动式生命。向往主动式生命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

不喜欢一个人而和他（她）生活在一起是对彼此的折磨，不喜欢一件事但是却硬着头皮去做是对自己生命的摧残和浪费。何谓自我？我的愚见是，自我可用三个字概括：我喜欢。

汉文化有两大特色：一是讲面子，二是纷争多。亲戚朋友之间，最好面子，为了装点门面，常常不惜打肿脸充胖子。说到纷争，鸡毛蒜皮的小事情，都会被扯来扯去，汉人互相之间，喜欢争得脸红脖子粗，多数情况下，所争的还是个面子。

斯地斯人，很少有不受此种文化影响的。历数千年而不变的集族群居的居住模式，更是将这种文化根深蒂固到人的脑海深处。如果一个人要想活得洒脱点，要么就是出离尘世，要么就是泼皮一点，对此种文化构成的人际关系网满不在乎。这两种人的本质都是丢得起脸，躲得开纷争。因为他们所选择的人生，在一般人看来都是很丢脸的，很容易引来横飞的唾沫。

所以在中国，易出世故者，难出大成就。很多人指责中国教育毁掉了中国人，但是这教育难道就仅仅只是学校教育？不包括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吗？照我看来，一个人所受的教育中，最重要的还是家庭教育。如果家庭教育这个根子有问题，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就很难有成果。

我自己的亲身感受是，我家人对我的期望和态度，影响我最深也最长久，其他人的态度的影响，会是暂时的和阶段性的，但是家人的影响却是一直持续到他们离开人世或者我自己离开人世的。如果一个人要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点事情的话，就要丢得起脸，躲得开纷争。

我出生在湖北东部一个集族而居的普通农村，我的童年生活很快乐，我和我的发小们在柴垛中捉迷藏、到田野里捕鱼抓青蛙，爬树掏鸟窝，采野果野菜，偷吃村里人种的甘蔗瓜果，那时候中国虽然很贫困，但是人们的温饱问题还是得到了解决，所以大家尽管在体力上辛苦些，精神上没有现在这么大的压力。

我现在住在北京城，很厌倦出去跟人交往，因为每次出去参加各种饭局的时候，如果人数超过了三个，各种攀比斗富现象就产生了，人人都希望别人觉得自己了不起。恕我直言，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这种急于表现的表象，反应的正是大家内心深处的自卑和焦虑。超过三个人的集会，我现在多数时候都会以沉默应对，久而久之，就没有人邀请我参加超过三个人的饭局，因为我是冷场王。

我不是个自闭的家伙，和任何一个人面对面的时候，我都能侃侃而谈，谈话幽默风趣，也有内容，但一旦进入群体交流状态，我就那样一副蔫茄子的状态。回到老家并不比在北京好多少，现在和亲友、同学团聚，如果不是一对一，或者一个家庭和另一个家庭单独聚会的话，我就保持绝对的沉默，或者躲开成人们的交谈，专门去逗小孩子玩。我一辈子都是个孩子王，很招孩子们喜欢，我能和他们玩各种永远也玩不厌的游戏。有本事把他们哄得团团转，可以在半小时内让一群小孩再也不愿意离开我。

我觉得跟成年人集体谈话屁味都没有，我知道看我写的文章中有些人是我的亲友和同学，请恕我直言，我说的谈话屁味都没有的对象，也包括你们这些家伙。因为谈不了几句，你们的焦点就会转移到赚钱买房买车炒股上，你们单调贫瘠到没有别的话题可交流。

这是所谓的社会发展带来的最大的弊端之一，人们对金钱永远充满了狂热的追逐，终其一生，可能都不会放弃对财富的热爱。我当然不会不创造财富，但是将我短暂的一生，浪费在如此单调乏味的一件事情上，想想都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更不用说，为了追逐财富我需要付出的巨大牺牲：内心的不平静，身体的损伤，枯燥而又令人疲惫的工作，各种令人恶心的勾心斗角，一日复一日的在压力重重和忧心忡忡中度过。而如此奋斗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赚取自己其实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多的金钱，将这些金钱据为己有的目的只是为了换取虚妄的自豪感和安全感，仔细一想，这是令人目瞪口呆的事情，但是多数人每天都在过着这种日子，根本停不下来。

人类进化成现在这个德性，只用了几千年。自古至今，人类在大的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我们和我们的祖先一样，都需要吃喝拉撒睡，也都会生老病死。但是在细节上却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这些变化导致我们变得越来越复杂，吃要怎么吃才好吃，喝要喝什么才爽口，拉要坐在什么样的马桶上拉才舒适，都有讲究。就连生老病死，现在也不再是顺其自然，而是努力改变自然规律，以前死就静静的断气，现在很多得在医院里插管抢救，让人在极难受的情况下，挣扎着度过人生的最后日子。以前病了，得了绝症，没人知道自己得了绝症，感受不到恐慌和绝望。现在病了，得了绝症，一纸诊断书开出来，患者立即魂飞魄散，从此惊恐不安，度日如年。

我们太注重细节了，以至于看不到一个立体的、笼统的人生。现代人动辄称呼某某为专家，如果一个人，像我这样的不分种类的乱读书，经常尝试新鲜事物，就容易被人嘲笑。因为这样的家伙，按照大伙儿的标准，必定是个失败的家伙。他们认为，人应该专注于某一件事情，在某一个领域成为专家，死磕下去，一辈子视野就那么狭窄，如此这般，方能成功。

我把我儿子取名为思宇，寓意很简单，让他今后遭遇烦恼时，想一想浩瀚无穷的宇宙，再反观一下渺小得不能再渺小的人类，就会觉得纠缠在这些莫名其妙的偏执、焦虑和烦恼之中，是多么的可笑。

佛教管人类这样的生物叫有情众生，这种称呼太诗意化了，有情众生是这世界上最犯二的一种生物，他们总是莫名其妙的把自己折磨得十分痛苦。哲学家叔本华说人只不过比其他生物多了一点点意识，但是这点意识却让人类多了无穷的痛苦。

根据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一个人的社交圈子越多，生活疲惫指数就越高。人类的情绪就像传染病，可以通过人群传播和扩散。发达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人在这样的社会生存，与他人的依存度就会越来越高，社交圈子也就会变得越来越广阔，在各种社交圈子中传染而来的不良情绪也就越来越多，这样的社会其实并不适合人类栖息身心。

所以在现代社会，一个人的财富积累，到了小康这个阶段，幸福指数是最高的，超越了这个阶段，就会因为需要维护的社交活动太多，而导致幸福指数大幅度的下降。这么复杂的研究成果，被中国古人用四个字高度概括了：小富即安。其实中国有另一个成语叫”安贫乐道“，说的是比”小富即安“更爽的人生状态——因为没有太多的牵挂，安贫乐道的人更容易快乐。

但是有多少人满足于只能解决温饱问题的小富呢？更遑论仅仅只能解决生存问题的”安贫乐道“状态。可悲的现代社会里的有情众生们，let us继续挣扎和折腾吧！

这是施一公教授的一篇演讲稿，讲得非常好，兹全文转录以自勉。

全文如下： 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有机会与在座的研究生分享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以前我在讲这一部分的时候会讲得特别长，而今天这部分只有一张幻灯今天，我采用的标题是我5年之前和2010年入学的研究生分享体验时用的标题，“少年壮志不言愁”。这是一首电视剧的主题曲，也是我最喜欢唱的一首歌曲。 我的成长之路 以前我在讲这一部分的时候会讲得特别长，而今天这部分只有一张幻灯片。 在座的有些同学可能还没有想明白以后要做什么，会感到焦虑：如果对科研不感兴趣、没想好未来发展该怎么办? 其实我想讲的是当我在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也就是二十几年前，我也没有想好，也非常迷茫。这种迷茫一直到1995年，博士后完成之后才隐约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才下定了决心。 当时的迷茫来自很多方面，其中就包括大学选择专业。我不像在座的一些人，大学入学时就知道自己想学什么专业，想学经管、建筑、生命、化学、工程，等等。我当时保送大学，报名的清华的第一专业可能大家想不到，是机械系(掌声)。 在报机械系之前还报名了北大的物理系。直到85年5月份清华老师来招生时对我说，生物化学是21世纪的科学(掌声)。我当时是第一次把生物和化学连接在一起，当时突然觉得豁然开朗——原来生物化学是21世纪的科学!于是阴差阳错地上了生命科学这条船。我是数学竞赛河南省第一名，保送到清华，数理能力很强。 在座数理能力比较好的同学可能有同样的纠结，数理好往往学生物、化学不灵。 我曾和生物学竞赛的同学讲，千万不要自卑，数学物理竞赛好的是有小聪明，生物竞赛好的有大智慧。这种说法是有争议的，我今天说的很多内容可能都有争议。 学习数学物理着重思维的严谨，注重推理，而生物不同，这些发生在不同的脑区。我在清华的时候生物学的不好，于是修了数学双学位，通过加强数学物理课程的学习来弥补生物成绩的不足，来让我的成绩排名第一。 所以说，我选专业第一不是凭兴趣、第二不是凭专长，而是凭清华老师的一句话。当然这是一句玩笑了。 那选专业应该凭啥?我告诉学生，凭未来世界的需求。这个世界的发展不以在座的某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媒体宣传为转移，更不以毕业之后能否找到工作为转移。 这个世界的发展中，一半以上的学术问题来自对人类的关注，叫做生命科学。不管国内就业情况怎么样，其他学科情况怎么样，但大生命学科在21世纪是最大的学科。 你们可以去查查，麻省、斯坦福、哈佛最大的学科是什么。我觉得在你选择专业的时候，凭兴趣挺好，没有兴趣的时候可以培养兴趣。有时我在想，人是善变的，你的其他方面可以变，为什么专业是不能变的? 一项业余爱好可能你很喜欢，但天天做可能会使你厌烦。我认为做一件事，完全凭兴趣的话，对我而言不靠谱。大学期间我对生物真的是深恶痛绝，因为学不好。我的遗传学实验、遗传课、细胞学实验、细胞课在班上都是中下。 本科讲完，我来讲一讲海外读博。我在清华提前一年毕业，那是在89年。当时我对学术没有兴趣，而对从政感兴趣。可能有些同学了解，当时我父亲的去世对我的影响很大。 我认为从政可以改变一个社会，可以为老百姓说话、做事。我当时想去从政。而从政又没有门儿，觉得要先去经商。所以当时和清华大学科技批发总公司签订了一个代表公司去香港经商的机会，做公关(笑声)。 你们难以想象吧?看这施老师还挺能说会道的，做公关应该还不错。我年轻的时候比现在强太多了，结果就业合同因故被撕毁。89年7月24纠结一晚后，我决定考托福GRE出国。 在年轻的趾高气扬的施一公心里，出国不是一条路。最终我决定出国读生物学博士。 在霍普金斯的5年读博期间很辛苦，尤其前两年心情很不稳定。由于我数理思维太严谨，常常绕不过这个圈，总觉得学生物怎么这么难。有一门生物学考试三次考试52、32、22分，只有第一次及格，我去求老师放我一马：“我是一个好学生，对学生物还在适应。如果我不及格的话，我会失去奖学金，没有奖学金的话我会读不下去，只能退学。” 他戴着眼镜眯着眼睛看了我半天，好像在看我是不是一个好学生(笑声)。他最后给了我一个B-，我对他真的非常感激。 在普林斯顿做助理教授时，我第一次回霍普金斯讲课的时候，我去拜访这位教授。我问他，您还记得我当时求您放我一马给我及格吗?他说，我怎么能忘记呢! 其实因为我对专业没有想好，在读博的前两年一直非常纠结。平时精力很好，一看文章就睡着;听讲座也是，听了十分钟就睡过去了，大家一鼓掌我就醒了，正好大家一块走。 在座的很多人可能也会这样。我直到博士三年级才出了一点感觉，发现我也能做一点东西;到了博士四年级信心大增，因为结果出来了;到了毕业那年，博士五年级，我感到，原来我也可以在学术界“混”个工作。 博士读完之后，我不清楚我能干啥、也不清楚我会干啥，在最挣扎的时候曾想过转系：转数学系、转计算机系、转经管系，转任何一个系我都觉得易如反掌，因为这些都是能发挥数理长处的地方，但我没有转。因为我在说服自己，也许以不变应万变最好。 如果急急忙忙转系，也许去了之后会发现数学、物理、经管可能更没意思，所以我在说服自己，也许生命科学真的是21世纪的科学呢。就是一种在矛盾中在往前走。在1995年4月12日博士学位答辩以后，我还是不清楚自己会做什么。 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在清华的时候，曾是清华活跃的一分子，小发明协会的副会长，还参与了很多课外活动，做公关，所以我想也许我可以从商。所以我还面试了大都会中国区首席代表的职位，卖保险，而且拿到了offer。 我差点成为中国第一个卖保险的人，当时有六位数的工资。在博士毕业之后我还设立了自己的公司，和两个哥们一起做中美间贸易交流，这个经历也很有意思。 1995年11月我下定决心还是走学术这条路，到现在还不到20年。95年12月我写了一篇日记，我说，该去explore的机会，你也都explore了，现在轮到你静下心来，从此之后不再起二心，好好做学术。我也就是这样做的。 所以我从95年11月到现在，所有主要精力都放在做学术上，我也告诉自己这(种兴趣)一定可以培养起来。在座如果有同学感觉对所学领域没有兴趣的话，我想你比不过我。我是在博士毕业半年之后才开始培养兴趣，现在我的兴趣极其浓厚，到现在可以废寝忘食、可以没日没夜地干，觉得乐在其中。 我觉得兴趣是可以培养的，不是说你天生就有，不是说你听一个讲座突然灵机一动就对一件事感兴趣，我觉得都不是这样。 博士后这几年在外人看来极其苦，其实自己身在其中并不觉得苦，我经常觉得自己不这么做的话就亏了。我确实是这样想的。95年11月到97年4月，我博士后做了一年半，拿到了第一份工作，在普林斯顿做助理教授的机会。 当时挺幸运的。普林斯顿不像哈佛大学那样有很多学院，像医学院、法学院等等，而是只有一个大学本部加一个国际关系学院，很小。我认为普林斯顿是一个学术圣地。这也是为什么爱因斯坦在面临麻省理工、加州理工等美国多所大学邀请的时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普林斯顿，可能去过的人会有感受。 我觉得我挺幸运的，97年4月在普林斯顿开始独立的科研生涯。其实我对专业、对研究曾经非常迷茫，也走了不少弯路，但我觉得我还是走过来了。我也劝在座的同学，当你有迷茫的时候，我建议你们，不要觉得只有把你的迷茫、把你所有问题解决了才能走下一步，我很不认可。 我认可一点：不要给自己理由——当你觉得兴趣不足、没有坚定信心、家里出了事情、需要克服心理阴影、面对痛苦往前走的时候，不论家庭、个人生活、兴趣爱好等方面出现什么状况，你应该全力以赴，应该处理好自己的生活，往前走。不要给自己理由。因为你一旦掉队了以后，你的心态会改变，很难把心态纠正过来。 施一公资料图 认识你自己 同学可能认为老师很自信，我想告诉大家，我求学时的自卑现在已经没有了，只是偶尔有insecurity的感觉。但我求学的过程当中，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到博士阶段，我一直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 可能大家很难想象。举个例子，高中的时候化学老师解释“勒夏特列原理”，我那时候开小差，没听懂。后来看书我竟然也看不懂，觉得崩溃了。我总觉得班上其他同学都比我聪明，真的感到自卑。 放眼望向你周围，当别人和你差不多聪明的时候，你会觉得别人比你聪明。所以当你觉得别人比你聪明的时候，他并不一定比你聪明，不要太自卑。 同时，我还有一个性格特点是好胜。在座的同学可能很多和我一样，如果不好胜、不自强也很难走到今天，但特别好胜、特别自强的人也更容易受打击，也更容易自卑。 高中以来我总是觉得自己不聪明，所以总是很刻苦，总觉得我是笨鸟先飞。举个例子。我什么地方都好胜，在清华体检时，我身高不高，又不能踮脚尖;所以测坐高时我拼命往上拱了拱，结果我身高不到全班前五，坐高全班第一。 当时我还没有想明白，我还沾沾自喜，终于有一项第一了。直到有一位同学提醒我的时候，我突然自卑油然而生。我就问我的教练：“孙老师，我的腿短吗?” 孙老师的回答非常艺术，说：“一公，你训练很刻苦(笑声)，你的身体条件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很不容易了。” 我们家从来没出过运动员，就我一个。我的哥哥姐姐、我的父母都不是运动员，我是二级运动员。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可能和我的性格有关，就是自卑和自信、好胜伴随在一起。 我上初三的时候，班主任老师鼓励我报1500米。当时我写了入团申请书，老师说，表现的时候到了。(笑声)组织在考验你。我就报了1500。运动会前四天报名，报名的当天晚上一激动大腿抽筋了，腿都动不了，比赛的那天才恢复正常。 发令枪一响我领先了整整100米，最后被倒数第二名落了整整300米。(笑声)我在全校、在我们班的鼓励声中跑过了终点。初三的施一公什么都不爱就爱面子，当时在青春期发育、最爱面子的时候在同学面前丢脸了，自尊心受到了打击。 但我那时候很争强好胜。运动会第二天我就开始练跑步。一年之后我的800米跑了2分17，3000米跑了10分35。孙教练让我入选校队，成为一线队员，代表清华参加比赛。其实我觉得，很多情况下，你的个性决定了你的将来。我很自卑，但我又很好胜。 我觉得研究生应该具备的素质 我先说什么不重要：最不重要的素质就是你的智商。无论什么学科，物理、工程、生物、文科，我认为最不重要的是智商。 时间的付出 不要以为你可以耍小聪明，世界上没有免费的晚宴，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所以有时候我很反感有些人说我的成功完全是机遇，这一定是瞎掰。 当然现在一般这样说是为了谦虚，但这种谦虚会误了很多学生。我不信有任何一个成功的科学家没有极大的付出。清华84-86年生物系系主任老蒲，在美国已是赫赫有名的终身讲席教授。 他在美国开组会时教导学生：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最大的诀窍是工作刻苦，每周工作时间超过60小时。我知道你们不能像我一样刻苦，但我要求你们每周工作50小时以上，这意味着如果是8小时一天的话，你要工作6天以上。 你不要以为你早上8点去，晃晃悠悠做点实验，晚上8点离开就可以了。他只计算你具体做实验的时间，和你真正去查阅简单的和实验相关的文献的时间。 哪怕你的吃饭时间、查阅文献之后放松的一小时，都要去除。一周工作50小时是非常大的工作量。如果你能做到，你满足了我的要求，你可以在实验室待下去;如果你不能，就离开实验室。 其实老蒲说的是大实话，是一个真正有良知的科学家说出的话。我想通过这个例子告诉大家，任何人不付出时间，一定不会有成功。 方法论的改变 我的博士后导师是一个独树一帜的科学家，他只比我大一岁半，很年轻。从九十年代初起的十年中，他以通讯作者的身份在实验室做出了30篇《自然》《科学》的文章，是世界上一顶一的高手。 我进入他的实验室之后，满怀希望要向他学习，希望跟他学方法论、学习思维方式、学习批判性思维。但后面发生的事情让我非常纠结，让我这才意识到，真正的批判性思维、真正的方法论应如何养成。我讲的例子都非常极端，希望大家不是简单地接受，而是去思考，因为对你的专业不一定适用。 我举个例子：理科老师会讲，要广泛阅读文献，知识要宽广，要知道现代科学进展到哪儿了，要泛读，等等。其实我在霍普金斯做博士生的时候老师也是这样讲的，要读《Nature》，读《Science》，读一些刊物，我也是这样做的。 到他的实验室后，我觉得我的表现欲很强，想让导师知道我以后想做教授。我如何让导师知道我很能干、很有见解呢?下一篇《Nature》出来的时候我仔细读，等我有很深的见解之后，去找导师讨论讨论，就能显得我很有见解了。 所以有一次《Nature》发了一篇领域内的前沿文章，我就去找导师，可是导师说：“这篇文章我还没有读呢，读了以后再说吧。”我想导师可能最近比较忙，没有来得及读。当时我有点功利，想着我是不是白读这么仔细了?(笑) 过了一个月我又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已经发表了将近一个月了，也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我们领域内的文章。我又想跟他讨论，导师脸一红说，这篇文章我还没有读呢。(笑声)我当时开始怀疑，他是不是不读啊?(笑声)我没敢问。 等到96年下半年，一位鼎鼎大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访，邀请我的导师进行1小时的一对一学术交流。我的导师让秘书回复，他那天恰好出差不在。可是讲座那天，导师很早就来了，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解结构、看结构、分析结构，在写文章。 我当时非常疑惑。按照中国人的习惯，这样的人来了，你为什么不去“套磁”?你还不去表现一把?于是我问导师，像这样的人来了，你为什么不和他交流?导师的回答非常简单，他说我没有时间。 任何东西都可以再生，时间不可以再生。我当时大胆地问他：你读文章有时间吗?(笑声)他说我不读文章。我想和大家说，大家在读博士时要读文章，但现在我已经不读那么多文章了，更依赖于会议、电话、面对面等现场交流。 当时我又问：不读文章如何养成科学素养?他说科学素养的养成和读最新的文章没有任何关系。科学方法论的养成和科学史有关，和重大发现的数据源有关，与科学进展到最前沿的知识没有任何关系。 科学知识的最前沿只是在你做研究的时候让你知道，在领域内你所处在的境地是什么样的，你是否在科学前沿，你是否在做别人已经做过的东西，仅此而已。所以说好的研究生课程不一定是告诉你科学最前沿的内容。 我在普林斯顿期间，普林斯顿最有意思的课是“人和遗传学”，里面最后一篇文章是90年代初期的文章，讲整个人和遗传学的发展历史、过程和一些关键的发现是怎么来的。 最新的发现只是你在做研究的时候和你的领域内直接相关，而和你方法论的养成确实没有关系。我问导师，那你写文章的时候怎么写?他说我在写文章的时候会读一些文章。他讲得很实在。我希望大家能够问为什么，不要简单地接受一些习以为常的东西，你需要挑战过去，要有批判性思维。我在博士后的两年里收获巨大，我学到了如何在实验室里真正地攻坚克难。 建立批判性思维 除了方法论的改变，还包括挑战学术权威。我的博士生导师在33岁已是正教授、系主任。他在开车时想象出Zinc Finger的结构，这是我们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重大凭大脑想象出来的结构。 他在晚上做梦的时候也在思考，他的每一天都充满思考，那时，我在上博士三年级的，我很怕他。他有一米九三，一百公斤，力大无穷。有一次我们超速离心机的盖子拧不开，他去直接把转轴给拧断了。他经常说，“怀疑是科学发现的推动力”。 有一天我们开组会，他看起来特别激动，说今天我给大家演示我的一个想法，希望大家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提出来。他开始画了一个长方形。中间加一个隔断，左面是氧气，右面是氮气，看到他画出来的图和列出的公式，我想他是想证明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的过程。他开始写公式，满满一黑板的推演之后，一步步证明出热力学第二定律是错的。当时我们都震惊了。 可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认为我最好的一门课是物理化学，朱文涛老师。朱老师理论基础非常扎实，当时教我们的时候也很认真。所以我在他写出的公式里面发现了三处错误。 当时我不敢提啊，但是后来一想，那的确是有错的时候，我哆哆嗦嗦的举起手说，我想说有第一处错误。这是，我对面的师兄说“哪儿有错?啊!哪儿有错!”我哆哆嗦嗦说完，所有同学都说我错了，但是我们实验室的小老板说，我觉得一公讲得不错。 其实，我发现Jeremy M.Berg，在我说出我的第一句话时，他的脸就红了。这时我们实验室在争吵，老板说今天的组会到此为止。大家觉得我顶撞了老师，没人理我，中午我都一个人吃饭。 下午一点，老板找到我说，你学士是在哪个大学念的，我说Tsinghua University，是我们国家最好的大学。他说我不关心你来自哪个大学，我关心的是你学的非常好，老师一定是一位大家。 我的本科老师的理论功底很深厚，所以讲的很透彻。在此之后，我们研究所的同事见到我便会主动给我打招呼，这让我慢慢的有了自信。 在我找到职位的时候，他们都对我说“Congratulations!”这段公然鼓起勇气，用自己所学纠正系主任兼实验室导师的学术错误的经历，在我科研路上给予我无限自信，至今对我仍有很大影响。 我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志存高远，脚踏实地。我在科学网的微博上面写了一些对研究生如何提高自己写作和阅读能力的博文。你要时刻记住，你认为自己行，那你就一定可以。同时还要记住，不可知足常乐! 我认为的科研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让我能够无忧无虑地去思考和解决一些科学问题。但是，我们也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我们的研究是希望能够回报社会，为人类做出贡献。 最后，我祝愿大家能够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坚持走下去。

一个人说话，如果首先考虑的是立场，那么这家伙适合当政客，因为他会受到很多立场相同者的拥戴。一个人说话，如果首先考虑的是理智，那么这家伙适合当学者，缩到一个角落里，随时等着被政客批判。

在中国，人们习惯用“站对队”来形容一个人立场正确。你为谁说话，你的立场是什么，是人们考虑要不要和你在一起的前提条件。至于你说得在不在理，这并不重要，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味比真理和正义本身更重要。

我已经很多年不写与政治沾边的文章了，因为这东西很肮脏。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很少有几个是在理智的发言。所以当我们跟随他们起哄的时候，很可能我们会沦为他们的工具。对一切事情，我都已经习惯了观察一段时间后再作判断。

更令人恶心的是，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选择了 一个立场之后，心知肚明自己说的有些话言不由衷，但是为了博取信众，依然信口雌黄，自欺欺人，这就是政客。虽然他们不一定占据着朝野的要津，但是有了信众，他们与那些在朝的政客没有什么两样。一切政客进行政治表演的背后，都有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倘若没有利益的诱惑，一大把噱头十足的“公知”都不会积极得像二十岁的小青年荷尔蒙高涨时一样的兴奋。

我以前在经济和政治领域所写的文章很多，看的更多。时间长了，对公知有了很强的免疫力。有一个叫牛刀的家伙，因为立场正确，选择了站在人数最多的草根阶层，一直喊破嗓子说房价高了，在房价还在低位的时候迷信他的人很多很多。时过境迁，房价一路飙升，很多人眼睁睁的错过了最佳的购买房产的机会。

自从阅读了勒庞的著作《乌合之众》后，我不再愿意在一些哗众取宠的作者写作的文字上浪费哪怕一秒钟的时间。一个理智的写作者和阅读者，应是个孤独的人。因为理智的写作和阅读，都需要缜密的思维，而不是情绪。大众喜欢阅读有情绪的文字，思辨性很强的文字令人昏昏欲睡。所以一旦你决定要思考，就要学会热爱孤独。孤独的写作者，只为自己写作，不为媚任何读者而写作，无论他是雅还是俗。考虑作品的市场的作者，是一个好商人，不是一个合格的思想者。

文字本身是不带任何色彩的，但是运用它们的人让它们有了色彩。文字不会说假话，人会。在人群中倾听别人说话，我们常常要为分辨其言语的真假而烦恼。尽管百般防范，但是还是有无数的人要中招。擅长察颜观色和巧舌如簧的推销员们，总能因为巧妙的站对队而打动听众的心，最终把听众拉到自己的队伍之中。

群众是最容易被操纵的。但是这一本质并不被群众认识，亦不被群众承认。群众的另一个称呼应该是群氓。勒庞说，当一个人投身到广大群众之中的时候，智商会直线下降。从众行为和从众心理总能让人们变得无知且无畏，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我们是渺小和软弱的，所以有时不得不籍对群体的迷信来为自己壮胆。那些远离群众的人是有福气的，因为他们得以规避因为迷信而犯傻。

政客和商人们都喜欢利用人性的弱点，寻找合适的机会捞一把。不管是叫马太效应也好，还是叫羊群效应也好，其本质都是一样的——人类天性中就具有难以挽救的理智缺陷，他们迷信权威，迷信群体的判断和力量，大多数时间都不会独立思考，一半是因为不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另一半是因为强大的从众习惯在起作用。

可供操纵的社会规律和社会群体就此诞生了，我们为那些站在我们的立场上讲话的演讲者噼里啪啦的鼓掌，鼓完掌后，我们收获了什么？演讲者收获了什么？解决复杂问题，要靠大脑，而不是情绪。

所有的成就，都不会是靠运气得来的，人类的智慧，是日积月累、集腋成裘式发展而来的。要想在任何领域上取得一点成就，都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因而，一个要想在某个专业领域上取得成就的人，就必须得有管理自己的时间的能力。管理大师德鲁克曾说，当代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最糟糕的一点就是很难有效的管理自己的时间。

因为摆在我们眼前的诱惑实在太多了，每天，社会交际、阅读新闻、观看电视和电影、玩玩游戏都会占用我们大量的时间。时间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一经浪费，就不会再有了。一个人若想在专业领域走得更远一些，就要看牢自己的时间，不要让它就这么被挥霍了。

研究型人才，是不适宜从事交际性的工作的，无论他是否擅长交际，都不应该过多的参与交际。交际注定了要牺牲一部分时间和精力，而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时间和精力如果过多的被牺牲，所要研究的问题就难以得到充分的关注。

我是到了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到中年，看到了身边的长辈们纷纷离去后，意识到自己也时日无多，再不认真做点事情，就年华虚度了。所以我越来越厌倦交际了，从各种交际圈子中退出，安静的退居到一个角落里，读书、思考和写作。

人生在世，最宝贵的莫过于自己的生命和时间，把这宝贵的资源花费在不重要的事情上，是对自己不负责任的行为，总有一天会后悔的。

2007年，我在天涯上以“柴生”为笔名进行写作，那时我的学识和个人涵养都很浅，引来很多纷争。其中一位学识和修养过人的网友“00小虎00”一直在旁边护持和指导我写作，指点我读书和做人，补充我欠缺的知识。

他见我与人争论心生烦恼时，在旁边告诉我要“述而不争”，“说者自说，听者自听”，那时候我二十多岁，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很是爱慕虚荣，争强好胜。我努 力想做到“述而不争”，但是却做不到。但是这四个字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以后每次我在网络上或者在现实中跟人开始发生争执时或者争执过后，脑海中就会冒 出这四个字来。

这以后我的生活有了很多剧痛的生离死别的经历，我自己开始忏悔自己以往的种种过失，心态渐渐平和，但是还是难以做到“述而不争”，不过争得越来越少了。到了现在，我基本上已经可以做到述而不争了。

有一次我在龙泉寺开会，贤书法师主持这次会议，开会时大家差不多产生争论时，他始终微笑着，安详而又不失幽默的提醒大家，不要滋生烦恼，在他的主持下，这次会议没有出现纷争，大家讨论问题都很平和，效率很高。

那次会议让我看到了一个修行到位的僧人，是如何做到述而不争的。那次会议我打断过别人的话头，后来我自己想起来就觉得惭愧。虽然没有争起来，插话这种不礼貌的行为也是不应该出现的。

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不向周边世界发出声音是不大可能的，而一旦发话，多数时候会有人向我们表达不同意见。有些人表达方式比较礼貌，另一些人表达方式不够礼貌。这时候是该与人发生争执还是该温和或者沉默应对？这考验的是一个人的修为。

事实是，争不一定能让另一个人改变他的看法，不争不一定不能让另一个人改变他的看法。述引起的争，有时是我们自己错了，有时是别人错了，有时是双方都没错，只是站的立场不一样。

在龙泉寺我学到的另一课是师父学诚法师常常说的一句话：“你有没有替别人想过呢？他既然那样看待问题，必定有他的道理。”这样的思维，很能熄灭人与人之间的纷争，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宽容。

但是真正让我做到述而不争的，是我认识到“己过如山”这一点。近几年，我常常检视自己的言行，查自己的问题。开始的时候自查出的问题一大堆，渐渐的一条一 条的改正，后来的言行出的问题就越来越少了。我自己既然是一个不完美的人，我是没有资格要求别人完美的。有此一念，我现在很少与人发生“争”。我应对 “述”引起的“争”，如果我认为自己并没有错的话，就会接着“不争而继续述”。如果他人终能接受，也许就接受了，如果不能接受，那是彼此还不能建立真正有 效的对话，是不必勉强的。

如果对方来势汹汹的话，我就沉默以对。来势汹汹这种事情既然自己以前也做过，也就不必因此而苛求别人了。我们自己把这种坏毛病戒掉需要很长的时间，别人戒掉这种坏毛病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们应该宽以待人，相信他人终有心智成熟的一天。

佛陀要求学佛的人持戒，以戒为师。盖因每个人都有各种不良的“习性”，这些“习性”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与我们每个人的成长环境和经历有关。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习性”的拔除，需要一个人觉察到自己的习性，进而反思自己的过错，然后还需要对自己进行严格的持戒训练才能最终将不良习性改掉。这不是一 件容易事，需要时间、人生阅历还有从各种渠道学习得来的智慧的共同作用才能实现。

所谓同气相求，思想的传播，只能是在他人有意愿接受的情况下才能成功，而他人之所以愿意接受，一是我们的思想可能和他们的认识部分或者全部吻合，二是他们对我们的学养认可，愿意和我们一起切磋，共同进步。

这两点依赖的都不是争，争，是只能带来烦恼，不能解决问题的。一个好的朋友或者老师，都会让人有如沐春风的感受。观念的交流，靠“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更有效，毕竟，这与利益的争夺是两回事。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美国《独立宣言》（1776年）。

热爱东方文化的人常常自诩东方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古老，更有智慧，他们甚至相信，最终拯救世界的，必定是东方文化而非西方文化。这是一种坐井观天式的文化傲慢，是不了解西方文明，尤其是美国文化本质的狂妄之言。

在文化人类学界有这样一种观点，人类文化就像水，会从高势位向低势位漫延，处在低势位的文化，势必被处在高势位的文化浸润和改造。整个人类史上，也的确存在这样的现象。但是这种观点在当前时代，则因自由主义的影响而受到了质疑。

以美国为例，美国这个国家充分的捍卫个人自由，美国社会的包容性使得美国文化呈现出了人类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多样文化共同繁荣的现象，美国也从这种文化多样 化中获益匪浅。美国公民的宽容精神和人文关怀精神也是领先全球的，这都得益于美国对公民个人自由的保护。美国从立国开始，即明确的将政教分开，废除贵族制度，强调人人生而平等、自由。这就摧毁了权威主义生存的社会基础。

美国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国民是各种宗教信徒，但是美国的宗教信仰不同于我们中国的宗教信仰，在美国，宗教信仰被认为是个人的，而非组织的。美国的新教徒虽 然也会去宗教场所参加一些宗教活动，但是他们绕开了牧师，只直接面对上帝，这使得美国的专职宗教徒的权威大大下降。信仰个人化，保留了宗教信仰净化心灵的 同时，也最大程度的解放了美国人的心灵。正如杰斐逊所言：每个人的灵魂都交由自己来照料。

美国人之所以如此处理信仰问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最初来到美国的很多欧洲人，是受到欧洲传统教会迫害的新教徒，他们因为不迷信权威，而惨遭权威迫害，一些人甚至被迫害致死。这些新教徒们曾经的遭遇，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还广泛的存在。

从这些细节，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的缔造者们花费了很多的心血，以最大程度的保障美国人的各种自由。当然，美国人的自由是建立在自立的基础之上的，在美国， 一个人不自立，而靠其他人的接济生活，是一种耻辱，会受到社会的歧视。这与我们东方略有不同，我们甚至对部分不靠自立生活的阶层，比如政治特权阶层、宗教 僧侣阶层非常崇拜。

从根本上来说，这还是与我们文化基因中固有的服从权威的意识有关。我个人认为，这点固有的权威意识，是祸害中国几千年的罪魁祸首，我们的文化一直笼罩着复 古主义的阴霾。我们不假思索的相信传说中的圣人的语录，我们把孔子、老子、释迦牟尼、黄帝这些历史人物高高的供在神龛之中，对他们顶礼膜拜。刻意使自己的 一言一行符合他们的要求。多数人虽然在心中也会隐隐约约的觉得，他们的所言虽然确有不少真理，但是却也不乏谬论，但是在整个舆论氛围造成的服从权威的环境 之中，很少有人敢于公开表达出自己真实的想法。久而久之，服从权威就成了我们这个社会固定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直接遏制了各种创新的尝试。

我对中国的诸子百家，对古印度的哲学，对佛教、道教均有过不同程度的研究，对中医更是着力甚深，不谦虚的说，我现在的医术最少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我深知东 方古代文化和科技的优势和劣势所在，我从这些学问中汲取有益的成分，但是却始终无法做到虔诚信仰。原因无他，因为我也同时在接受西方哲学和现代科技文明。 而且，因为医学重视实践的特殊性，临床疗效常常要打很多医学理论专家的耳光，一个学医治病的人是最不容易迷信和崇拜权威的，倘若不如此，他的患者就将死伤 无数。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国外的很多优秀的东西，比如美国的新教，传到中国来就变样了。这是事实，因为我们的文化土壤和美国是不一样的，我们至今仍然迷信 权威。在中国的寺庙，对法师们的个人崇拜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由这种个人崇拜发展而来的迷信，扼杀了所有创新的可能。中国其他宗教其实都处在差不多的 状态之中。

我们这个社会环境，导致我们生而迷信。所幸的是，从九十年代开始，中国的思想逐渐开放，成长于九十年代后的中国新生代，虽然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过度溺 爱而滋生了许多性格上的毛病，但是天幸的是，从他们这一代开始，权威主义正在逐渐褪色。由于出版事业的发展，到了九十年代后，文化多样性在中国有了基础。

我常常感慨，我自己小时候，是缺乏我儿子今天所具备的读书环境的。我的父亲压制我们兄弟俩，不让我们读闲书，我那会儿读各种在我父亲看来是“杂书”的书， 均是冒着被我父亲责骂或者痛殴的风险进行的。我到了初中的时候，教我语文的老师对我直言，他读的书没我读的书多，他因为这一点而对我充满了厌恶之情，在他 的眼里，我是个不务正业的学生。

但是今天，我的儿子从小就有了整整几书架的各种杂书陪伴。他的父亲不再限制他的阅读范围，而是鼓励他博学多闻。有时候我与一些九十年代后成长的读书人交流 的时候，会感到紧张，因为我发现，虽然在我的同龄人和比我大一二十岁的那一拨人中，我堪称最博学多知的一类人，但是与新生代年轻人相比，我则开始显得孤陋 寡闻。这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后生可畏的感觉吧。

一个人要做到不傲慢，不迷信，不偏见，不愚昧，舍弃博览群书，广阅世事之外，无更好的途径。个人的文化多样性和丰富的人生阅历，均有助于破除偏见和迷信。 以我个人多年所见，性格偏执者，多属于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接触某种文化之后，就甚少再涉足其他。结果他们所看到的世界，就不可避免的存在各种局限。这类 人是最容易成为狂热份子的。在各种文化论战中，互相对垒的双方，均不可避免的存在这种缺陷。

几乎所有的人类文化均是有益处的，这是不可否认的，因为毕竟一种文化的产生，并非无源之水。它们多是在人类生活的经验之上，经过思考，提炼出来的精华。但 是，任何文化又不可避免的存在历史的局限性，这是由我们人类自身的局限性决定了的，古往今来，无论一个人的智商有多高，他均无法涉足人类的一切智慧领域， 大概未来人类之中，也不太可能出现这样的人。所以每个人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均不过像盲人摸象一样，只摸到了其中的一部分，摸不到它的全部。

要克服人类由自我局限带来的短视和偏见，唯有敞开胸怀，承认不足，博学多闻，吸纳各种文化的精华，这是当今世界，各个国家都在努力的方向，只是开放的程度 不一而已。美国在制度上对此保障得最好。当然这种相对优势的优越性，现在也在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使得环境优越性越来越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全球有识之士， 从个人认识上，早已经不受政治框框限制，最大程度的自由发展了。毕竟，无论你走到哪里，自我修养靠的均是自己个人的努力。

在东方人的眼里，西方文化就像一个毛毛躁躁的小伙子，热情有余，智慧不足，它们活力十足，洋溢着青春的动力，但是却不大关注人年龄大了之后，不可避免的走 下坡路时，自我心境的调适。东方文化在这方面的确存在很大的优越性。一百多年前，罗素先生到中国来讲学，看到中国人安详、平静的生活之后，就像发现了文化 新大陆一样。彼时的欧美，处于热火朝天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高潮之中，人们热衷于竞争，很少关注心灵的安逸自适。欧美人到了老年之后，就不可避免的落寞，感到 自己退居二线，成了社会的累赘。东方社会，尤其是儒家文化圈，受孝道精神影响，老年人所受到的尊敬令罗素这样的大思想家羡慕不已。

百年过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受全球一体化的冲击，东方社会也开始步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大潮之中，昔日悠闲的中国老人们，还得在农田或者工地之 上挥汗如雨，且不得不忍受着与儿女分离，成为留守老人的寂寞和凄凉。而西方社会，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则因为财富积累已经到了可以满足社会所需的程度，社 会制度和福利日趋完善，可以享用的文化产品日益丰富，晚年越来越幸福了。

在我看来，文化无所谓古老还是年轻，亦无高下之分，只要适合某个人当下的需求，那文化就是有益的。文化是由人类创造，为人类服务的，而不是人类为文化服 务。人是文化的享有者，而非文化的奴隶。倘若一种文化或者信仰，让我们活得疲惫不堪，我们首先应该想到的是抛弃它们，寻求其他的精神食粮，而非与自己过不 去，要把自己改造得连自己都适应不了自己。文化就像我们吃的菜一样，是我们生活的必须品，它的作用就是让我们从人生的疲劳之中得到休息和舒缓。

如果一个人像人类学家泰勒那样，研究过七百多种不同的原始文化，著成《原始文化》这样的巨著之后，就不太可能再唯我独尊的认为，他自己所喜爱的文化，是这 世界的救世主。百年来，人类学家一直在尝试弥合各种文明之间的裂痕，让它们能够和谐共存。其根本原因在于，人类这种愚蠢的生物，竟然会因为试图改变其他同 胞大脑中的想法而大动干戈，杀人如麻，血流成河。这不仅仅只是已经发生过的历史，而是我们现在仍然在目睹的现实。

我们活，也要让别人活。这据说是美国开国者们最初缔造美国宪法的一个最基本的共识。这个共识的达成，需要所有人具有自我约束的意识。如果某个人或者某种信仰，自认为自己应该凌驾于其他人或者其他信仰之上，那么就不太可能达成这种共同存在、共同繁荣的现状。在美国，最受人鄙视的，不是信仰了某种观念的人，而 是歧视他人信仰的人。

美国很多人相信重生。他们所相信的重生是在精神层面的，他们体验过精神上的重生。他们因为信仰而努力改造自己，自我完善和自我约束，而非自高自大，固步自封，今天的美国人中甚至有很多人同时信仰好几种宗教，当然，当代美国人中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乐意将之定义为信仰宗教，而更愿意将之定义为精神追求。

丰子恺先生在解释其师李叔同（亦即出家后的弘一大师）出家的因由时，曾经说过，人活着有三个层次的追求，最低层次的是对物质的追求，再高一层次是对艺术的 追求，最高的一层次则是对精神生活或曰灵魂生活的追求，弘一大师是因为上了这人生的第三层楼，所以剃度出家了。人本主义哲学家马斯洛则将人类的需求分成了 五层（亦说六层），大抵的意思和丰子恺是相似的。

这种分层级的思想也是具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的。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人类的需求在人生不同的时期和阶段体现不一样，这并不奇怪，也无高低层次之分，一定要 去划分成高低层次，不免有满足虚荣心的嫌疑。修行得道的高僧饿了几天几夜之后，多数也要露出对饭食的追求甚于一切的本来面目。我们中国历史文献中常常记载 的“易子而食”，在我们这种物质丰饶的年代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在大饥荒年代，人和人饿得没办法的时候，居然会做出互相交换儿子，吃人肉的地步。所以人的需求，是随境况的改变而会随时改变的。

我个人很不喜欢跟复古主义者十分呆在一起，倘若他们愿意与时俱进，把他们所崇拜的那些伟人的知识，进行改进的话，我还是愿意坐下来和他们交谈的。否则的 话，我就想寻找各种借口逃避他们。尤其是当他们虔诚的崇拜他们的权威并希望将其理想普及到全天下的时候，我就希望急速离开。倘若我们中国人不是如此的迷恋 于权威崇拜，我们的生活水平大概也不至于到今天还这么低。

我学过中医理论，从《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难经》以及金元四大家的医著和温病学派的名著这些必读经典著作，到历朝历代的中医学家的 医论和医案，都曾经非常刻苦的读过。与此同时也接受现代西医的教育。我学医的目的非常的强烈和明确，那就是要救治我自己的娘。除了学医，我还遍访名医，中 西医都求助过，但是无论是自己的实践还是目睹他人的临床疗效，我都没有看到那些迷信者、盲从者和牛皮大师们所标榜的神奇疗效。只看到法国哲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描述的，盲从的信众们是如何的篡改现实，造就神话的真实面目。如今，我的医术已经达到了多数中西医专家束手无策时，我还偶尔能取得较为突出的 疗效的程度，可是我自己心知肚明，这东西也就不过如此而已。

您有没有站在他的立场上想一想呢？他那么想肯定有他的道理。

——学诚法师

在人类学中，有一个“他者”的概念。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属于不同的两种文化，两者互为他者。他者的视角，是否有助于彻底了解一种不同于自己的文化背景的文 化，历来均有争议。人类学家一直在试图尽最大的可能，从他者的视角，把一种文化研究透彻。一个人类学家对他的研究对象进行研究，是要做很久的田野调查工作 的。费孝通先生在研究一些地区的社会文化时，每次田野调查要做好几年，甚至十几年。无怪乎费老自己曾经挺自信的说，像他这样的学者，中国每五十年最多产出 一个。

我以前工作时，有一个比我年长的同事，有一次我在他面前评价另一个同事时，他对我说，不要急于给别人下结论，了解一个人最起码需要五年的时间。如果考虑到每个人都不会是静止不变的话，用五年的时间去了解一个人，还是比较短的。

我在北京龙泉寺学佛时，很多人向我提及龙泉寺的方丈学诚法师最常说的一句话：“您有没有站在他的立场上想一想呢？他那么想肯定有他的道理。”这话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龙泉寺整体的道风是提倡宽容、和解精神的。我虽然对学诚法师的三世轮回等思想不认可，但是对学诚法师倡导的这种宽容的道风很是倾佩。

人与人之间的摩擦是难以避免的，发生摩擦，遭人误解和辱骂时，如果能够像人类学家那样的去做做田野工作，像学诚法师提倡的那样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想一想，多数时候能够心平气和。

佛经中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一个人若想达到这样的一种境界，就需要有一种站在自我之外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的勇气和精神。我们的言行是否真的有问题，他人的言行是否有其道理？他人之所以有一种火爆的性格是否是他自己的意愿？佛法强调缘起性空，任何一个人，成就什么样的一种性格，有什么样的 一种言行习惯，都必定有外因的作用。我们是否理清了这中间的因果关系呢？

荣格说，一个人的行为由四种因素决定：直觉、知觉、情感和思维。很多人在我们看来也许是存在各种问题的，但是这种问题也不是无源之水。也许其根源是其父母教育方式的不当，或者社会文化的习染，这些因素共同导致某个人在我们自己看来，是“不完美”的。但是，我们自己在他们看来，同样是“不完美”的。如果我们抛弃我们内心深处的“偏见”，从一个完整的视角去看待另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可能能够最大程度的理解这个人，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

“无我”这样的状态，说起来是玄而又玄的。但是借鉴人类学的这种他者的视角来看待这个概念，就有些接近了。一个人类学家对某个地区的文化下结论之前，会收集这个地区的每一个领域的细微末节的信息，然后综合的分析这种文化的成因的。

很多次，我在网上发表文章，写着写着，就有人呼吁我站出来作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称呼，让我感到很迷茫。什么叫公共知识分子？公共是不是说我自己拥有了一定的代表权？代表谁？谁让我代表？我一直对自己的言行的价值持谨慎评价的态度，也许我的话就是一坨屎。我不认为任何一个人具有代表其他人发言的权利，尽管我坚决的捍卫每个人的发言权。在我这样一个自由主义者看来，这世 上不应该有啥公共知识分子，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可以你言我语，吵成一锅粥，互相发难、互相质辩。

当然质辩双方得具有真诚的态度，彼此进行有意义的辩论和探讨，那才是对双方都有益智作用的一种交流行为。如果质辩变成了诡辩或者人身攻击，或者一方以独裁者的架势，要求另一方闭嘴，那就没啥交流的意义和价值了。对于真诚的质辩对手，我是由衷的尊重和感佩的。但是对于胡搅蛮缠的狡辩对手或者以一个虚假的身份进行无端谩骂的人，我一般不屑于理会。任其嚷嚷就是了。

这个社会应该是一个群言的社会，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发表自己的或精彩或不精彩的言论，只要其言论不涉及违法犯罪，其说话的权利就要像伏尔泰所说的那样，得到誓死的捍卫。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最后会沦为某个群体的代言人。因为这世界上不可能所有人都会认可我们的发言，只有那些认可我们的言论的人，才希望我们代 表他们发言，那些不认可我们的言论的人，巴不得我们早点闭嘴。一个人一旦成了公共知识分子，最后就特别的容易为其拥戴者绑架，这些拥戴者需要公共知识分子 一直站在他们的立场上，用他们喜欢的口气，或者按照他们理想的模式发言，我进行网络写作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对此是深有体会的。

所以我多数时候会以一种不在乎任何人的态度写作，我就是我，我只代表我，我是个个人，不是什么公共知识分子。我不站在任何其他人的立场说话，我只说我自己想说的话，除了我家人和朋友偶尔可以约束我说话之外，任何其他人要求我怎么说话，我都不会在意。

每个人的权利都需要自己维护，有时候我会为部分弱势群体仗义执言几句，那一定是因为我深深的体会到了他们的苦难，对他们产生了深切的同情，而且确实看到了他们所受到的伤害是不公正而他们自己又是无能为力的，这时候我会站出来替他们说几句话，甚至有时会为他们大声疾呼。除此之外，我不会为任何人说话。每个人的权利要自己争取，每个人的立场只是他们自己的立场，无人有权要求我始终和他是同一个立场。

我之所以秉承这样的态度，是因为我看到，包括古今中外的各种伟人、圣贤在内的任何人的言论，从本质上说也都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个人的立场，当其言论被广泛化为社会上的一种准则时，其危害就立即体现出来了。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一个人的言论，一旦成了大一统的言论，那最后就会产生专横独裁。如果其言论中有瑕疵的话，那么这种专横和独裁就非常的害人。

没有谁能保证自己的言论是恒久不变的真理，整个人类一直都在孜孜不倦的探索真理，但是真理总在被更新。旧的所谓真理，如果仍然试图一成不变的影响社会，那就危害很大。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对自己的言论并不会有一种唯我独尊的狂妄认知。凡是对于自己的言论或者信仰，有一种狂妄认知的人，我个人都会避之唯恐不 及。

既然是这样的心态，怎么可能乐于去当什么公共知识分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