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毁在两种人手中，一种是仗之招摇撞骗者，一种是无理性的迷信者。中医、科学、各种思想乃至宗教信仰，莫不如此。一个人若没有批判性继承的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学什么都容易学成偏执之徒。

比如中医，其实有大量的糟粕，不过一些铁杆的中医粉，对中医迷信到了骨子里，对中医的一些近乎玄学的理论，也是执迷不悟。身为一个中医人，我在临床实践时，碰到过很多无理性的中医粉，有一些对我们要看现代医学的检查报告非常的不理解，总认为中医应该是靠号脉治病，不应该看现代检查报告。

号脉的确很重要，但是要说号脉比现代医学的检查设备更精准，那纯粹是扯淡。古人早说过：“脏腑而能语，医生面如土。”中医脉诊，不过是在没有办法探测脏腑内真实的情况的时候，古代中医师们根据望闻问切这四诊来收集患者的各种体征信息，然后据此判断患者的病情罢了。这种经验并不是很可靠，单纯的靠其中的一种，那更是不可能。

上海已故名医姜春华教授在世时，曾经准备开展脉诊科学的研究，召集了上海最有名的一批老中医，各自都给同一群患者号脉，然后让他们互相独立的写出自己号脉的结果。最后对比发现，脉诊结论相同的比例不足五分之一。姜春华教授是我国临床疗效非常高的中医界前辈，他因为这种统计数据，决定放弃脉诊的科学研究，转向舌诊的科学研究。姜春华教授认为脉诊太具有主观性，研究意义不大。我认为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是这位中医界老前辈身上最宝贵的品质。

如果要对一些铁杆的中医粉丝谈中医脉诊不靠谱，会遭遇一堆的谩骂。另外有一些，则是喜欢把脉诊弄得神乎其神的，讲起来玄而又玄，无非不过自己受人之愚之后自欺欺人，或者故意哗众取宠，真让他们开处方治病，疗效并不见得高明到哪里去。

不光只是脉诊，中医中的很多理论和记载的一些治病的具体方法，都只能算是臆测或者假说，有一部分则是乱扯淡。中医药是个伟大的宝库，但是正如屠哟哟教授所言，这个伟大的宝库也不是拿来就可以用的。今人要学习中医药，要从中挖掘出有价值的东西。还是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

再比如说佛教的六道轮回、三世因果、福报论之类的观念，实在是很难说服人。就是佛教中被佛陀特别推崇的应该去除的贪嗔痴慢疑这些人性的劣习，我看佛陀自己都没有完全做到戒除。在佛陀的堂兄——提婆达多与佛陀在世界观上有异导致僧团出现认识上的分歧时，佛陀就与自己堂兄撕破了脸，还让阿难等人到处去说提婆达多的不是。可以想见，当时的佛陀是多么的愤怒，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相对而言，孔子这个人就诚实多了，孔子说：“君子之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孔子的意思是说，一个君子需要符合三个标准：“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孔子自己承认自己达不到这三条标准。

而佛经简直就把佛陀捧上天了，认为佛陀所悟的是“无上正等正觉”，正等正觉还不够吹的，非得要加个“无上”。所以我们看到佛教信徒，很多学佛之后尾巴翘上天了，认为自己有了这个信仰之后，了不起，可以睥睨天下。

当然，实际上佛陀本人不可能像佛经中描述的那样爱自吹自擂。偶像都是任粉丝打扮的小姑娘，偶像的历史记录，有个百分之十是真的就不错了。佛陀也不例外，佛教徒一次又一次的结集佛经，佛陀死了几百年后还在那里结集，这种结集就难免添油加醋，文过饰非了。所以佛经中可以一读的内容是不多的，一个人读佛经，若是不去其糟粕的读，不但害了自己，也委屈死了佛陀。

我们中国人对待科学，也是这种态度。开始的时候觉得它是洪水猛兽，后来觉得它无所不能。结果是，学科学也把自己学成了偏执狂。当然，真正的深入去钻研科学的，大多数是很尊重事实的。不过这种人在科学的信徒中也是极为少见的，多数科学粉，最后也是科学迷信者，表现出来的也是愚昧和偏执。

所以现在无论是哪种虔诚的信徒，我个人都会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类人很容易为那些招摇撞骗的骗子所欺骗，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判断力，最后就很容易掉进别人设计的陷阱之中，扑通一声，就为自己的信仰，把自己摔死了。摔死自己也还无所谓，令人讨厌的是，他们时刻不忘同化别人，总在试图以自己的所谓智慧去把其他人改造成与他们一样的人，这就很叫人难受了。

最近我们国家领导人突然一再强调我国要发展社会科学，习近平主席说这是一个可以产生思想也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这说明我国政府也已经意识到了社会有这方面的需求了。但是容我说句有些刺耳的话，老百姓不是发展社会科学和产生思想的障碍，真正发展社会科学和产生思想的障碍在执政者那里。只有执政者能够接受批判，真正的社会科学才能发展起来，真正的对社会有意义的思想讨论才能开展起来。

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好，思想家也好，归根结底都是作家，是要靠自己的文章来影响这个社会的写作者。我们常常说，作家是这个社会的良心。何谓良心？良心是惩恶扬善的行为，作家的作品是要有惩恶扬善的价值取向的。惩恶，需要巨大的勇气。作家进行批评性的写作，常常不是得罪社会上的一些有权有势的人或者集团，就是得罪政府。只有社会法治健全，政府开明大度，能够让作家免于被迫害的恐惧，作家才敢耿直的写作。揭露真相，促进社会的进步，推动文明的发展。

晚上，我一个人到公园里，在斑驳的古塔下的一把长椅上，盘腿静坐。禅定之中，耳边响起一个声音对我说：“志远，跟我回家吧！”

回家，多么温暖的两个字，但何处是我的家？

我曾经以为我明白我的家在哪里，蓦然回首，我真的找不到我的家在哪里。家应该是能让我彻底安静下来，栖息我的身心的地方。这些年，有这样的一个地方么？

我局促不安的行走在这个世界上，诚惶诚恐的活着，生怕因为自己太任性而伤及他人，引来大家的不悦。很长一段时间，无人认可我对自己个性和梦想的坚守，我总得想办法讨好我的亲人们，才能换来自己内心相对的安宁。与其说我是在快乐的奋斗，不如说我是在孤独的死抗。那么，亲人们组建的家庭是我的家么？

生活总是会让失败来印证旁人对我们的否定，击败我们的自信，也让失败来磨平我们的棱角。我所经历的失败，比常人多多了，因为我从来不惮于尝试。如果说常人只尝试一次两次就罢休的话，我会尝试一百次两百次才肯罢休。

所以，我的家人们要想用我的失败来否定我，证据十分充足。问题是，人总有一些棱角，是怎么磨都磨不平的。而家人们却始终盯着你的那些磨不平的棱角，或明目张胆或用不悦的脸色，来抒发他们对你的不满，那该怎么办？

我一生所挨的批评，我想是我见过的人中最多的。因为我向来与众不同，胆大妄为，说好听点是敢作敢为，愈挫愈勇，说不好听点就是傻楞蠢。所以多数时候，我不得不踽踽独行，或者，暂时痛苦的为外界改变真实的我自己，虚假的活在另一种状态之中。

但是这种改变不会持久，因为过不了多久，我又故态复萌，回归到真实的自己去了，所以，我总是显得那么的善变和摇摆。我多渴望我不善变，能够一直做真实的我自己，渴望身边的家人们也能够接受而非批斗那个真实的我自己。

小时候我挨打的次数，我都数不清。我的父母总告诉我，在这世上，天王老子只是第二，我才是第一。无论多危险的事情，我都敢去做。无论他们怎么打，我都不会屈服。

挨打多了后，挨打了我都不哭，只是傲慢的站着让我的父亲打，有时一边挨打，一边对打我的父亲说：“打啊，打啊，再打狠一点，打死了才好，反正我是你们生的，你想打死就打死吧！打死了我就没烦恼了。”我是在我的双腿被抽出道道血痕的情况下说这样的话的，这种磨练让我可以视肉体的痛苦为无物。我可以睥睨一切打击我的力量，当我真正的决定去做一件事情时，可以做到“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绝。

我的自立意识和自立能力非常强。十岁那一年，有一次我的父母找不到家里的五块钱，那一天是儿童节的前一天，母亲提前给了我几毛钱让我过儿童节，我迫不及待的把它花了，买了香烟，分给了我的叔父和邻居们。结果我的父母从我的行为中判断，家里的五块钱可能是我偷的。

他们赶到我就读的村小，把我从教室里喊出来，让我交出那五块钱。我没有拿，所以不承认，也交不出来。我的父亲找来一根细竹棍，狠狠的打我，那根棍子打断后，我仍然否定我拿了那五块钱，父亲接着找来另一根，又打断了。下课时，全校师生围观我挨揍，那一天父亲应该是打断了好几根棍子。

母亲觉得奇怪，又回去找了找，终于在他们藏钱的地方找到了那五块钱，赶到学校告诉我的父亲，我的灾难才告结束。我的父亲没有向我道歉，只是默然无声，这就是他表达歉意的方式。家父一生，无论做错了什么，从不道歉。我从此被贴上了爱偷东西的标签，后来我的发小们东西掉了，也来怀疑我甚至合伙儿揍我，他们认为是我偷的。我的姨父兼老师的东西不见了，也在课堂上直接问我，是不是我去他们家偷的。

这种羞辱使得我从小学时代开始，就用尽各种办法赚钱，自己想要什么，自己想办法去弄。小时候，我徒手抓过一两米长的大蛇，卖给收蛇人，只因为我想要一支钢笔，我不肯伸手管我父亲要钱。小学时，我站在村门口卖过瓜果，只为我不愿意白吃家里的饭。到了中学时代更是希望早一日脱离家里的经济控制，独立自主，再不受此羞辱。

童年的经历让我在青年时期疾恶如仇，见到有人被人冤枉和欺负时，一定会怒发冲冠，拍案而起，不顾一切的锄强扶弱。这种性格特征使得我一次又一次的成为人群中的领袖。当年很多人以为我是为出风头而这样做，没有人知道，是我内心受过的创伤驱使我，发自本性的同情和帮助弱者。

我找不到另一个和我相似的人。我的行为举止，我的所思所想，在家人看来，都是怪异、危险和不现实的。我常常不得不像孤家寡人一样，面对全家人的责备。他们每一个人都在指出我的错误，共同谴责我的愚蠢和任性。我活了三十七年，从我记事开始，我就不得不生活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中。但是，每当家庭遭遇重大危机的时候，挺身而出的，决不放弃的，必然是我。大家所依赖的经济支柱和精神支柱，也是我。

被谴责多了，我一度怀疑，我是不是真的错了？我花了十年的时间，深度的反省我自己，早晚忏悔，我向所有人认错道歉。但是当我再向前踏出一步的时候，我的家人们仍然告诉我：“志远，你又错了。”其实我最大的错误是，生而有异于常人，生而头角峥嵘，生而无所畏惧，生而激情澎湃，这与生俱来的特性，不但使我不容于众，亦不容于自己的家人。不但使我自己痛苦，也使我的家人痛苦。

有一段时间，我问我的爱人：“是不是我太强的个性和人生追求，让你活得非常的痛苦？”我真的感到很遗憾，我爱上她，娶她为妻的时候，是希望并且也承诺我要给她带来幸福，实际上，却是给她带来的痛苦远远多于幸福。真正让我痛苦的，莫过于我的快乐是建立在她的痛苦之上。

也许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一种状况，长期维持在互相指责和挑剔的状态之中，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把其他人改变成和我们自己想法相似的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付出，在为对方忍受和放弃自己。我们的家人身上，凡是和自己想法不相似的，我们都会认为那是错误的，需要改正的。我们对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的子女，对我们的父母，有种种的不符合他们性情的要求，我们认为我们的要求是为他们好，理所当然的认为我们是比他们智慧的。

但是，谁真正有资格做人生的裁判？是我们自己吗？我们给予我们家人的，真的是爱，而不是精神的奴役？我们考虑过他们内心深处的感受么？我们真的知道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吗？我们有没有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想过？人生的终极意义是什么？是要过一个“正确”的人生，还是要过一个“快乐”的人生？

我读过西方人写的一本书《成长中的家庭》，在这本书中，作者认为，一个人所受到的绝大多数的精神创伤，都来自于自己的家庭。家庭生活中的每一个阶段，会有每一个阶段的创伤。在一个失败的家庭里，家人们精神上所受的创伤最多。

在青春期的时候，我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做过了一连串的玷污了自己品行的事情，使我终生蒙羞。为此，我如饥似渴的去阅读哲学、心理学、精神病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医学类著作，不是因为我要装逼，而是因为我要摆脱我内心深处，隐隐的痛，我要在智者们的指引之下想明白，我是谁？我该如何做我自己？何为正确，何为错误？我要想明白，我为什么是如此的复杂，如此的令我自己不堪重负的一个人。

常常有读者问我，为什么你的文章写得如此的深刻，为什么我读你的文章会热泪盈眶？因为我是一个病人，我需要在学医、阅读、思考和写作的过程中找到我的病根，找到治愈我自己的良方。我的经历驱使我反思中国的社会和文化，驱使我反思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热土上，所发生的一切不合理的现象背后的逻辑，驱使我去寻求一条解脱自我、解脱大众的道路来。

三十七年了，我把我百分之九十的时间花在了阅读、思考和写作上，这种生活将会持续终生。不谦虚的说，在中国，我再也难找到知识体系庞大和完备如我者，再也难找到性情真实恳切如我者，再也难找到在行云流水的文字中洒脱泼辣如我者。

如今，我只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之中，物质上的清贫，外界异样的目光，亲朋好友们的不理解，道不同不相为谋者的谩骂，于我，皆如浮云。我何人哉？我乃我自己也！在他人的眼中，我是一泡臭狗屎也好，是一个杰出的人才也好，都与我毫无关系。

我的家在哪里？我不必刻意去定位什么才是我的家，心安处即是我的家。天大地大，何处不可以做我的家？灵魂深处自有我的家。红尘世界中的爱恨情仇，是非善恶，贪嗔痴慢，恰如一堆乱麻，亦如一地鸡毛，用一把智慧之火，将一切付诸一炬，所有烦恼，瞬间即灭！何其简单和洒脱！

对一个内心勇敢的人来说，生活永远是豪迈的，即便孤独，也可以是豪迈的孤独。如果内心还有恐惧，那一定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勇敢。

这是我2010年写作的一篇旧作，最近看到社会的各种不公，有相同的感触，整理一下，重新发出来。虽然我现在已经从当初的那个热血青年转为一个温和很多的中年人，政治主张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本文中的主要观念，依然为当下的我所认可。

中国目前有很多的问题，社会不公，法制不彰，恶势力横行霸道，权贵资本家嚣张跋扈，在社会上做着大量缺德的事情，多数老百姓依然是习惯了当沉默的顺民和绵软的羔羊，以至于中国民生多艰，每天都在发生着大量的不幸和不公平的事情，这都是令人痛心疾首的，需要进行国民文化改良的。我亦希望执政阶层认识到种种问题的根源，正在于老百姓的不觉醒，应该允许知识阶层在不造成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大胆的开展社会批评，如果中国的知识阶层不这样做而是长期的唯唯诺诺的话，中国的社会文化永无提升之可能。

以下为旧文：

我们常常热衷于谈论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但是事实却显示，在真正的关系到民生的问题上，这种宏观调控能力却无法发挥作用。这说明政府的背后，是能够左右政府的庞大的权贵资本家集团。无论是人大代表，还是政协代表，成员基本上都有深厚的政治、经济背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阶层的代表，屈指可数。最近政协某官员居然厚颜无耻的说，中国不能让民众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因为民众还不成熟。其口吻就仿佛父母在评价三岁小儿，俨然以人民的监护人自居。

何谓政治？不是一群精英在那里自言自语就叫政治，而是三教九流，贩夫走卒们在共同协商大家在社会上共存的原则的一种机制。是大家对经济和社会利益瓜分的协商机制，不是几个人或者少数利益集团说了算的例行通知。少数几个人或者几个利益集团在那里自说自话，他们考虑问题毫无疑问是在为自己打算。

最可悲的是我们这个国家从古到今，形成的最鲜明的一个特征就是大国懦民。政府和士绅阶层力量庞大，百姓百分之九十九是懦夫。因此力量悬殊，要想改变这个政治格局，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人们常说中国没有启蒙运动，其实春秋时期、明朝末季乃至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国的启蒙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今天来读这些时期的思想家、作家们的著作，十分叹息在中国开展启蒙运动之难。前辈们不是没有尽心尽力，而是呕心沥血，而且人数众多，一股一股的思潮汹涌澎湃，一代一代的有志之士前赴后继。但是风雨过后，在极短的时间内，通常是在一代人的时间内，社会马上又故态复萌，回归到大国懦民的状态之中去了。

我年轻时，有次春节回家跟我的四叔讨论中国是否会发生新的革命的问题，我认为有可能。四叔狠狠的嘲弄了我一番，说儿女哪有不听父母的，中国大多数人是农村人，农村父母有几个愿意子女去造反的，真要造反，父母一句话就能把绝大多数人叫回来。四叔说得多么现实，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言的乡土中国的特征。它再强大，它也只是一个乡土中国，乡土才是他的根，乡土决定了它必定只能按照乡土的思维运转。

乡土的思维是什么？就是我四叔的思维。简单，务实，胆小。不到万不得已，不轻易抛头颅洒热血，若有人那么干，大家伙就一起嘲笑他傻。所以在中国，碰到不公平的事情，多数人选择忍气吞声。

因此我对中国的社会和经济，能否真正的健康发展是存疑的。经济的协调发展，取决于社会各阶层力量的均衡，如果社会各阶层的力量永远是不对等的，那么社会和经济发展也就永远不会协调。因此，那种纺锤形的社会就很难出现。这就注定了中国社会波动性很大，总是问题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后，开始爆发大规模的动乱，动乱过后，短暂的平衡一段时间后再重新积蓄不平衡，直至新的动乱的发生。

就像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所说的那样，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朝代逃过了这一宿命性的规律，从眼下的种种迹象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社会发展也处在这样的临界点，值得高度警惕。

这也注定了中国社会重权谋的传统，权谋之术在全世界都有，但是在中国最甚。大街小巷上的书摊摆满了各种权谋类的书籍。有需求才有市场，权谋这种需求也是被逼出来的。为什么在中国，人人学权谋？这个从叔本华的意识哲学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叔本华说老鹰博兔的过程中，老鹰因为是强悍的侵略者，所以从不伪饰自己的意图。但是兔子因为是弱势的被侵害者，所以兔子非常狡猾，经常装死，在老鹰搏击兔子的最后一刻，突然袭击，给老鹰一个措手不及的打击。兔子的这种诡计，就是权谋。

在中国社会中，力量不均衡是常有的事情，强弱对抗时刻都在发生，所以中国的懦民重视权谋。这就像是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有强势的政府和既得利益集团，所以就必然有老奸巨滑的国民。

中国社会同样重视关系，攀龙附凤是很多人的愿望。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千百年来不断重复的现实。小市民们趋炎附势的背后，隐藏的是大国懦民们的生存哲学。因为强弱势力太过悬殊，所以等级制度自古至今都根深蒂固的存在于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如果一个人对这样的社会不能适应，则他投生在中国，无论是投生在中国的哪一个朝代，都会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和痛彻肺腑的悲哀，因为他无时无刻不得不深陷在自己所厌恶的环境之中。

人际关系是懦民们在无法与利益集团角力的情况下，融进利益集团的一种最有效的手段。我相信中国的宗族制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宗族制度是懦民们融进利益集团的一种十分高效的制度保障。只要宗族中有一人能够脱颖而出，整个宗族就会受到保护。因此，宗族很有动力去共同培育自己宗族的人才。但是一旦这个人才被培育起来后，那么这个人所要背负的担子就相当重。

据说明朝的大儒归有光搬家的时候，他们整个宗族数百口人也跟着他迁移，原因很简单，因为大家离开了他，就没有饭碗，在受到侵害时也会失去保障。而万历年间的思想家李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不顾自己的妻女，出家避责。当代政治家中，很多人一辈子都不愿意回老家，究其原因，难道没有躲避宗族制度的因素？

对中国的这种大国懦民的本质的认识常使我自己十分沮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志向是改造社会，是希望自己能够从事某种能够在深层次上改变中国社会乃至中国国民的工作，但是在阅读历史和前人的著作和自己实践自己的这一愿望的过程中，我逐渐明白自己的理想无异于水中捞月。就像前人所做过的一样，即便我成功了，也只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对中国社会稍有影响，并不能使整个中国社会发生根深蒂固的改变。

历朝历代，并不缺仁人志士，他们的智慧和能力，都是令人倾佩的。但是他们的努力最终都被湮没在乡土中国的袅袅炊烟中，湮没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屋檐下淳淳教导子孙的乡下老汉的吐沫星子中。这样的国民，真是乏善可陈，他们总在幻想大英雄的出现，总在幻想有人能秉承侠义精神把他们自己从苦海中救出来，但他们自己在别人帮助他们打跑欺压他们的土豪恶霸时，却躲在一个角落里哆嗦着旁观。时刻都在算计着自己的一己之私利，完全的没有公义可言，因此也就很难生活在一个真正公正的社会之中。

在我们中国，现在有一种怪现象，崇高的情感被沦为耻笑的对象。这是我们整个社会精神文明沦丧的一种体现。我们羡慕西方人，羡慕他们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羡慕他们的商人充满了社会责任感，羡慕他们的社会制度包容性强，羡慕他们的公民道德高尚。但是一旦事情轮到自己头上时，我们便耻于为崇高之举，总觉得那是出丑卖乖，或者是别人的事情，与自己无关。

然后我们的社会就发展成今天的这副德行。道德沦丧的莆田商人控制了中国绝大多数的民营、部队甚至一些公立医院；同样是道德沦丧的莆田商人们制造了全世界最多的假货。他们本来应该是值得全社会唾弃的败类和人渣。但是当我们自己的身边出现了这样的富贵的人渣时，我们趋之若鹜，羡慕他们取得的所谓的“成功”，并以能接近他们为荣。

莆田商人只是中国商人的一个缩影。我们曾经热烈的拥抱IT业，曾经激情澎湃的以为IT业代表着高科技，代表着未来，可以引领中国企业走上一条有社会责任感的发展之路。但是众所周知，马云靠容许贩卖假货发家，李彦宏靠与莆田黑医疗勾结在一起欺骗患者致富。事实证明，不管是非知识分子创业，还是知识分子创业，我们都走不出道德沦丧的怪圈。

我们的很多宗教人士，过去仅仅只是社会的寄生虫，如今发展成了社会上的声威显赫的巨骗。他们在欺骗整个社会的虔诚的宗教情感，从中牟取声闻利养，致使本来应该是救济人心的宗教，终于沦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中国近代高僧太虚法师，大概要属最近的几百年中，中国佛教界最伟大和最诚实的佛教徒了。他博览群书，不但学习佛经，还广泛的学习科学知识、人文思想，甚至连言情小说都看，最终成为了最诚实的一个佛教徒。在他的大力倡导下，中国佛教终于一度从装神弄鬼的骗子宗教扭转为关注真实的人生的人间佛教。不过遗憾的是，如今的人间佛教，又重新回到了装神弄鬼的套路上去了。满大街的假和尚在明目张胆的行骗，道貌岸然的真和尚在自欺欺人的行骗。致使宗教的公信力，已经掉进了粪坑。

至于说我们的知识界，现在真是乏善可陈。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历朝历代，都是社会的“清流”，代表着整个社会的良知。为弱势群体大声疾呼的是他们，痛斥社会各种不良现象的是他们，在民族危亡时刻，铁肩担道义，挺身而出，拯救黎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还是他们。书生虽文弱，但是有铮铮铁骨。正是书生们的这种铮铮铁骨，铸就了一个民族的灵魂。当一个民族灵魂丑恶时，书生们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因为正如孔子所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人类学家莫里斯说：“权力即腐败，但这仅仅是部分真理。极端的屈从同样使人腐败。”当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以世道为借口逃避自己的责任之时，我们应该知道，真正的问题出在我们自己的内心的邪恶和软弱上。任何一种世道，都是善恶相争勇者胜的世道，我们不应该把他人的强横作为自己懦弱的借口。知识分子天然的使命就是批评，而不是阿谀奉承。钳口不言者，不过一认识字的懦夫而已。

知识分子应该引导整个社会向善良、向公正、向诚实的一面去发展，而不是自己也参与到集体作恶之中。今天，我们有几个所谓的精英，敢说自己不是反其道而行之？老实说，我们今天的读书人，大多数就只是一群油嘴滑舌、性格懦弱的废物而已。更有甚者，为虎作伥，成为腐化社会的败类。比如各种为虚假广告站台的高级知识分子，比如各种帮助有关部门推卸责任信口雌黄的专家，在过去，人们对这种知识分子的称呼是斯文败类。

至于说我们的很多政客，进了监狱的和没有进监狱的，身居其位时，多数喜欢张口就是为人民服务，内心实际上是为人民币服务。所以一个清廉的政治环境，始终是难以达致的。黎民百姓所受的种种苦楚，实在是拜这些尸位素餐者所赐。

这个社会是如此的压制人性善，以至于人性恶明目张胆。渐渐的，我们每个普通老百姓，身上体现出来的，更多的也是人性恶。今天的中国，是全社会性的广泛的腐化。农民种的粮食我们不敢吃，药商销售的药材我们不敢用，建筑商盖的房子我们住得提心吊胆，生病了怕进医院，就连出门，都怕呼吸外面的空气。众生共同造业，我们自己也参与其中，最终造成的结果就是人人害人人，人人害自己。

我们常常高喊以德治国，从古至今，德从来不能治国，以德治国的几个朝代，最终都道德沦丧得不堪入目。德只能治心，治国要靠法制。如果法制真的落实到位了，人性恶会被最大程度的遏制，在这种环境下，德这种美好的、崇高的情感才有生长的土壤。否则空喊以德治国，不过在制造新的假大空文化而已。

严复先生说：华风之弊，始于作伪，终于无耻。这十二个字，高度的概括了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劣根性——虚假和无耻。西方人与中国人打交道，最令他们感到困惑的是，他们很难从一个中国人所说的话中辨别出哪些是真话，哪些是客套话，哪些是假话。我们普通中国人，在一般的社会交际中，能有百分之四十的话是真实不欺的就非常不错了。要想在失真如此严重的话语中辨别出真心话来，那真是相当费脑子。

当假话说多了，成了习惯后，假话张口就能来，自己所听到的也大多都是假话，我们就习惯了不相信人，所以在中国这个社会环境中，我们一般是以恶度人，最后人和人之间，无耻的人性恶占了主流，美好的人际间的情感特别难得。我已经脱离社交活动多年了，原因无他，在每一场社交活动中，我都不得不听大量的废话、客套话、假话，我实在受不了。我这种状态，被蔑视为与社会脱节。这操蛋的社会，我实在没有兴趣浪费我宝贵的时间，与它周旋。

所以我埋头做学问去了，选择了学医，学习古典哲学和行医与写作。不过可笑的是，在我读书的时候，我仍然不得不遭遇和在社会上与人交往时遭遇的同样的恶心问题。我们大量的著述者，也就是中国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们，秉承了我们这个民族的顽固的作伪的传统，所著述的著作，造假的太多。

医生的医论医案造假，害的是后世所有的学医的人。至于佛经、道教经典，那更是造假的重灾区。清朝曾经流行过一段时间的考据学，假如没有考据学的流行，中国的古书几乎没有可读的价值了。因为后人伪造的占了绝大多数，即便不是后人伪造的，原著的本来面目，也早已被人改得面目全非。

我的狷介令很多人感到不舒服，因为我这个人的个性非常的较真，不肯轻易相信各种造假的学说。尤其在我学医之后，更是孜孜不倦于求实，一个医生如果脱离了求实的精神，将是患者的灾难。我虽然对佛学感兴趣，但是现在基本上不踏足任何佛教组织，亦不与佛教信徒来往，越虔诚的信徒，我越是避之如蛇蝎，实在是受不了这帮被伪经、伪师们洗脑后的呆子们。佛陀是活的，但是佛陀的后世弟子们，多是被洗脑的死魂灵。不客气的说，大量的佛教信徒学佛把自己学成了废物。跟他们交流，多数时候会感觉屁味都没有。

所幸的是，一直有一批性格耿直的家伙，在孜孜不倦的求实，他们的著作还值得一看。在汗牛充栋的书库中，总可以找出这样的一些值得一看的著作来。我现在的阅读，就是在沙里淘金，寻找这类书来读。这种书是可以让人心智健康的成长的，我给我儿子选择可读的著作，亦是秉承这种原则。

我经常写作，因为厌倦了作伪，所以我写作，一直秉承求实的态度。不谦虚的说，在中国当代的网络作家中，写作的文章的阅读量比我的文章的阅读量多的作家并不多。但是以前我厌倦了出名，多年来习惯了在一个笔名小有名气后，即悄然隐退，隔一段时间再换一个笔名出来重复这个过程。此中的乐趣妙不可言，实在难以与外人分享。

我想这大概是与我少年时期，实在太头角峥嵘有关。整个学生时代，我几乎一直都是处在叱诧风云的状态，这曾经给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苦恼，让我一度患了多种心理疾病。之后对名利厌倦的程度，就有如一个同性恋者，对与异性过性生活一样。

叵耐这破社会，要想在其中有一番作为，留下一些美好的东西，没有名利，简直寸步难行。所以在将近不惑之年，我终于决定重新踏入这社会，以出世间的心态，在这世间做一些事情。原因无它，人到中年，随着自己的孩子的长大，开始意识到，每个人对这个社会都是有一份义务和责任的。如果我们继续躲避名利，自得其乐，我们的孩子们，将不得不生活在他们的不作为的父辈们，造就的肮脏不堪的社会中，受到各种伤害。

所以我冒着再度被各种苦恼纠缠的危险，重新站出来，用我的文章，呼吁这个社会里的每个成员，多点崇高的情感，少做点肮脏的事情，为我们自己的后代，净化一下社会环境，不要让他们生活在一个污秽不堪的世界里。

居卑而后知登高之为危，处晦而后知向明之太露，守静而后知好动之过劳，养默而后知多言之为躁。

——摘自《菜根谭》

“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这是钱钟书的人生伴侣杨绛说的一句很令人感动的话。大千世界里的芸芸众生，活在这世上，各有各的诉求，各有各的需要，也各有各的信仰和各有各的认知。我们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无论是否出离尘世，在浩瀚的宇宙，无限的时空之中，我们都是一粒微不足道的微尘。凡夫是这样，伟人也不过如此。能够活在自己的灵魂深处，幸福不向外求，幸福就容易获得了。

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也不可能有两个性情完全吻合的人，追求终极的理解他人和被他人理解，都是徒劳的。一个人要习惯在多数时候，我们得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得其乐。偶尔有一二知交好友，聊上几句，解解闷，幽默一下，那就是交流的乐趣。再多求，希望有个两情相悦的二人世界，就要看自己是否有福分了。

每一年我都会沉思一次，大概都会发生在春夏之交，每次沉思一两个月，思考自己遇到的各种人生问题，写作一系列的文章，留下沉思的所得，每次沉思都会不同程度的给我自己带来一次提升。这样的沉思一般或因外缘，或因自己内心的躁动所引起。今年的这次沉思，至此基本结束了。有一些以前没有想明白的事情想明白了，以前没有放下的执着放下了。

这次沉思的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有了知足的心，老子说“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恒足矣。”知足，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见好不求才叫知足，在一无所有中知足才叫知足。知足是以泯灭一切欲望为前提的，是一种不求任何结果的状态。一切顺其自然，缘来不拒，无缘不求，缘灭不苦，才能叫知足。

知足不但只是停留在对物质生活和对友情、亲情、爱情上的知足，还包括对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方面的知足。知足是一种恒定的状态，不以变换对象，变换领域而发生改变。若在某一方面知足了，但是在另一方面不知足，那还是不知足。

人知足了，也就有了自知之明，不会狂妄自大，也不会妄自菲薄。躲在一个角落里，安静的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爱自己爱的人，享受灵魂深处的快乐。不求闻达，不求外界的承认，也不在意外界的否认，不求鲜花和掌声，也不在意谩骂和批评。以如此心态，平静的过完此生，这样的知足，才是彻底的知足。

人最难战胜的一个人是自己，而非他人。把自己浮躁的心惩治下去，一沉到底之后，就会发现这世上没什么能够困惑得了自己的了。位居卑位，韬光养晦，安静沉默，将自己的人生期许降低到损无可损的地步，也就可以在任何一种状态都能安之若素了。彻底知足所需具备的智慧，几乎是通晓一切至深妙理的智慧。

这次沉思的另一大收获是，在不会出现损伤生命这类严重后果的情况下，不对这世界上的任何人和任何事情，采取哪怕一丝一毫的干涉的态度。参预世事，是我以前的人生态度。不参预世事，是我现在的人生态度。勤奋努力，有所作为，仅仅只为发展和改善自己，以求有利于自己和有缘人。

多姿多态的世界，有多姿多态的众生，众生中的每一员，都会有他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这些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态度。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是非对错的标准，既不在别人手中，亦不在我们自己手中，我们的尺子只能用来裁度我们自己的世界，别人是不会用我们的尺子去裁度他们的世界的。所以尊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差异，是一个人与外界彻底和解的前提。

若以自己的信仰为唯一的真理，就很容易犯下偏执的毛病。偏执一起，就不免总是想要去改变其他人，改造世界。一切人中，我认为自以为是、好为人师者，是最令人讨厌的家伙。这样的人如井底之蛙，既无自知之明，亦不知道世界之大，自己肚子里有点东西，就以为自己是宇宙中最尊贵最正确的，最终极容易成为偏执极端之人。

人只有打开眼界，才能知道自己所知的是多么有限，而自己未知的是多么的无限，有了自知之明后，就不那么容易看人不顺眼。人不应该进入一个封闭的组织里把自己的这种偏执强化，同类人的认可，常常会增强一个人对某种信仰或者某种认知的信赖和荣誉感，从而不容易发现自己的盲区，阻碍一个人成长为一个广学博究、包容大度之人。

我认为，研究任何一门学问，都需要深入进去后再跳出来，深入是为了了解，跳出是为了更加的了解。深入是为了了解它的好处，跳出是为了了解它的不足。迄今为止，人类所有的智慧结晶均是存在不足之处的。一个人太拥抱某种理念或者信仰，注定了就要中它的毒，为其所蒙蔽而不自知。

唯独肯定了某种理念或者信仰后，再否定它，才能从中汲取精华，去其糟粕。质疑精神是求实的基础，缺乏自我质疑精神，就会被各种自圆其说的谎言欺骗，陷入偏信偏执的状态，最终无法成就出宽容和谦逊的心态。傲慢是偏见的孪生姊妹，有偏见者，必有傲慢。有傲慢者，必有不能容纳之人和事。

承认世界多姿多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知道自己的不足，知道自己没有能耐穷尽一切智慧的领域，知道他人有他们自己的过人之处。欣赏与自己不一样的他人，承认自己不了解的世界。

所以，自己的世界是自己的，他人的世界是他人的。诚如杰斐逊所言：每个人的灵魂都交由自己来打理。不活在别人的世界里，不对其他人评头论足、指手画脚，自己的世界也只容纳自己或一二知交，足矣！

胡适先生去世后，蒋介石给胡适送了幅挽联：

适之先生千古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中正敬挽

这幅挽联是对胡适先生一生最精辟的概括，胡适行文时激扬文字，慷慨洒脱，但是在自己的人生大事上却恪守了封建社会的种种伦理道德，不敢越雷池一步。

胡适批评儒家的愚孝，对卧冰求鲤这样的所谓孝顺之举，不屑一顾。孔门弟子中，胡适独喜欢具有叛逆精神的子张。但是在自己的婚姻大事上，胡适却顺从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只因为不想违逆自己的母亲，在美国与自己的老师之女热恋的胡适，放弃了自己的爱情，回到中国，与母亲早年定下的小脚女人江冬秀结婚。

学问渊博的胡适，讲学和写作旁征博引，气势磅礴，气度不凡，在中国高树新文化运动旗帜，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极力呼吁中国人解放思想，拥抱自由，然而自己却不肯成为自由主义的践行者，死板的恪守着封建伦理。应了钱钟书先生和他的妻子杨绛开玩笑时说的那句话：理论都是不实践的人制定出来的。

胡适一生，在感情问题上，辜负过三个女子，这三个女子中，以与胡适有过一段婚外情的曹诚英的下场为最惨。曹小胡适十一岁，是胡适的知音，对胡适极为仰慕。胡适也炽热的爱着曹诚英，甚至一辈子都忘不掉这段情。但是当胡适想拥抱爱情，向结发妻子江冬秀提出离婚时，江冬秀激烈反对，拿出菜刀，要把胡适的两个儿子杀了，然后自杀。文弱书生胡适傻眼了，其实曹诚英与胡适刚在杭州度过一段神仙眷属般的岁月，二人还有了爱情的结晶。胡适只得让曹选择了堕胎，然后把曹送到美国去留学。

江冬秀记恨曹诚英的夺夫之恨，在曹走出阴影，与另一青年才俊恋爱后，江冬秀到男方大肆宣扬曹诚英的种种不端行为，导致男方单方面退婚。此后曹诚英一辈子命运畸零，痴情的曹诚英死后还留下遗嘱，让人把自己葬在胡适家乡的路边。

胡适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功不可没，但是对包括曹诚英在内的几个对自己痴情的女子，却是背负着沉重的感情包袱的。这大概也是因为胡适太看重自己的精神导师的形象造成的吧？

同一时代的张学良就比胡适要泼辣得多，赵四小姐与张学良相爱后，张学良在经历过几番挣扎后，硬是把赵四小姐带到了自己身边，一面维持着与结发妻子于凤至的婚姻关系，一面与赵一荻（赵四小姐）生死相恋，直至最后终于感动了于凤至，默认并接受了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恋情，还与赵四小姐相处得极为友好。

当代作家张贤亮有一句很精辟的话：思想使人懦弱，本能使人坚强。

胡适和张学良，在处理感情问题时，一个凭思想，一个凭本能，谈不上孰对孰错，但是与他们相爱的女人却有着冰火两重天的人生结局。

婚外恋这类事情，最好的情况是不要发生，万一发生了，在萌芽状态时能斩断就斩断。但是若是一场斩不断的生死之恋，就该干脆脸皮厚一点，宁愧对天下，莫要愧对自己的爱人。因为天下人是不会真的在意我们自己的感受的，可是刻骨铭心相恋的人，却大不一样。

深爱着胡适的曹诚英，一辈子都不能走出痴恋胡适的阴影。胡适即便不和曹诚英在一起，但是实质上一辈子还是起码有江冬秀和曹诚英这两个女人客观存在的。张学良虽然背负着道德的十字架，但是赵一荻的一生却是幸福的，于凤至也没有受到亏待。天下人的笑骂，且由他去吧！

胡适在感情问题上的懦弱，使胡适成为文化界的笑料，此为适之先生人生最大的败笔。设若当初先生慨然拒绝了母亲安排的这场包办婚姻，无论胡母，还是江冬秀，虽然伤痛一时，但是大概也是会理解适之先生的。在后来与曹诚英生死相恋后，适之先生若能再大胆一些，学学张学良，大概也不至于害得曹诚英一辈子命运畸零吧？若是太在意自己的操守和形象，当初又何必与曹诚英热恋一场，还让人怀孕了，让人从此难以自拔呢？

婚姻和爱情，从来都是令人类最棘手的问题。费孝通先生研究社会学和人类学，当房东因为费孝通先生的老婆要在自家出租房临产，触犯了当地的风俗习惯，撵费孝通夫妇走时，费孝通先生作为一个社会学者，深知风俗习惯是社会功能结构的一部分，深表理解，携妻去了宾馆。但是当钱钟书去世后，暗恋杨绛的费孝通，还是大胆的去追求杨绛，尽管最后被拒绝了。可见在爱情这个问题上，这位结构功能学派大师，也未能真的愿意遵循世俗的规则。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或许，当爱恨情仇不能被割断时，痛痛快快的爱一场，反而比因为要顾及社会舆论而自我折磨，同时折磨自己所爱的人，更好一些吧！这也许正是胡适的友人们，乃至后世的很多评价胡适的文人墨客们，对胡适感到遗憾的根本原因吧！

而适之先生笔下所批判的种种，或多或少，有一些自我批判的影子吧！一个作家有感而发，这感慨可能首先是针对自己的。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孟子

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先生说，一个经济人的动力来源，首先是来自于利己主义，但是最终这种利己主义基本都会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发展出利他主义来。这种从利己发展到利他的过程，大概是正常社会里的多数人都会经历的。诚如孟子所说的另一句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人源之于天性的恻隐之心，让多数人在经济条件宽裕时，愿意帮助值得同情的人。

如果一个人再往前走一步，就会从救人发展到救世。人类最令人动容的莫过于救世情怀，这种情怀是一种美好的情感。今天我们所说的很多的概念，比如人道主义精神，人文关怀精神，宗教关怀精神，社会责任感云云，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救世情怀。

这种救世情怀，是人类精神世界中至善的部分。人类学家莫里斯认为，人的这种美好的精神，是从原始狩猎社会的部落人在狩猎过程中的互助精神发展而来的。单独的个人是无法战胜自然界的各种挑战，不容易在严酷的大自然中生存下来的，只有当大家团结互助时，才能够从大自然中获取食物，抵抗猛兽。这种精神，甚至在动物界都是广泛存在的。也就是说，人是要在与其他人的合作之中才能生存下来，而在合作中，互助精神是至关重要的。

客观来说，一个人在没有完成自救之前，首先要做的是救己，而不是救人和救世。就是佛陀这样的救世主，也是先要解决自己的精神困惑，之后才能出来给信徒指点迷津。而在经济上的施舍，也是要建立在自己有的基础之上的，诚如佛陀自己所言：“贫穷布施难”，一个人穷，要想在财物上给予他人帮助，是办不到的。一切高尚的慈善之举，都是建立在自己有的基础之上的。

救己固然重要，但是在今天这个分工很细的社会，如果缺乏救人和救世的精神，一个人想救己是很困难的。因为社会分工越细，也就意味着一个人要想维持基本生存，需要与其他人建立的互助关系就越多。在一个互助的世界里，自私自利者是会被社会淘汰出去的。所以，在教育理念先进的西方国家，父母从小就会教育自己的子女学会帮助其他人。

马歇尔还说了另一句话，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两件事莫过于发展经济和信仰宗教。但是二者之间，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又要落后于信仰宗教。说这句话的马歇尔是生活在一个有着广泛的宗教信仰基础的国度，而且是生活在一个宗教信仰相对来说还较为淳朴的时代。如今时过境迁，即便是在一贯有宗教信仰传统的国家里，宗教信仰在新生代中的影响力也已经大大不如以前。

至于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如梁漱溟先生所言的存在两个极为奇怪的现象——“一是历数千年而不变的封建社会制度，二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生”的国家里，宗教信仰所能发挥的作用就更是薄弱。更不用说华人世界存在另一个如严复先生所言的劣根性——“华风之弊，始于作伪，终于无耻”。在我们这样的一种文化土壤之中，宗教徒的信仰最终常常沦为他们诓人钱财的工具，这就更加的降低了宗教信仰在救济人心中的作用了。

宗教信仰，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以救世为主要价值观的精神哲学。今天，普世价值观的流行，逐渐代替了旧的宗教信仰。不过因为缺乏像传统宗教训练那样严酷的训练，所以，很多以所谓的普世价值观为个人信仰者，通常都会出现言行不一的现象，在利益的诱惑之下，很容易放弃自己的信仰。

传统宗教信仰有其不利的一面，就是过度的桎梏人性。人类最近几百年来，辛辛苦苦的开展的宗教解放运动，就是为了把宗教信仰中桎梏人性的部分，从人类的精神世界剔除出去。存在主义、人本主义哲学思想的出现，正是为了解决宗教信仰产生的这一流弊。但其自身却也产生了另一些流弊，比如性泛滥、家庭观念淡漠化、犯罪、吸毒、颓废等极端行为越来越多。这就导致人类社会一直在新思潮和传统理念之间不断的摇摆和挣扎。

帕斯卡说，人类是这样的一群动物，他们要通过证明自己的邻人是疯子的方式来证明自己是正常人。一个人总是很难深入到另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中去，另一个人所有的在我们看来不能被理解的行为，我们都会本能的把它当作疯狂的行为。这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劣根性。在一种极度的利己主义者看来，那些有救世情怀的人不是在装清高，就是在发神经。

而我们华人的以利己主义为基本特征的圆滑的、世俗的理智，绝对堪谓世界一绝。因为自小缺乏宗教信仰的熏陶，我们天生的喜欢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喜欢以恶度人。如孔子和墨子这样的利他主义者，总是遭遇许多“见识高明”的“世外高人”的嘲笑。

所以我们这个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是令人悲哀的。我们常常出现集体的堕落，一个社会阶层一个社会阶层的堕落，乃至所有社会阶层都堕落。我们始终停留在救己的低级的社会发展阶段，很难提升到救人、救世的高级社会发展阶段，我们对崇高的情感，不是怀疑就是嘲讽。

我们的医院拼命的压榨病人，我们的病人追杀医生，我们的助人者常常要受到被自己帮助的对象的攀诬乃至于陷害，我们喜欢所谓的不装逼的痞子文化。种种令人心寒齿冷的社会现象，不一而足。

我们应该努力改造这个社会，使之从如此低级的阶段往更高级一点的阶段发展；应该教育我们的子弟，多一点救人救世的情怀，少一点自私自利，多一点良善，少一点丑恶。让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儿女活得有人格一点，让我们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一点。我个人认为，这个目标就是我们知识分子的使命。在我们为自己的使命努力的时候，无论要遭遇世俗社会怎样的嘲讽，我们都该坚持下去，而这，就是我们知识分子应该坚守的品行。

已知诸相皆非相，欲待无情却有情。

——李慎之

非撕心裂肺之痛不足以摧伏四魔，非肝肠寸断之苦不足以灭尽五毒，人生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炽盛，逐一饱尝后，乃可以将世间诸烦恼聚而歼之。但凡有一苦未尝够，便还有一份执着在。

除烦恼贼，能毕其功于一役者，必因已久经磨难。剿山中贼易，剿心中贼难。盖因山中贼是外人，心中贼是自己。

驱劣马入夹道，使之努力突围而出，亦可成就为良驹。鲁钝之人，置之死地，也能茅塞顿开。所以烦恼即菩提，磨难是资粮，快乐的参天大木，多生长于痛苦的土壤之中。

无常世界，有情众生。人活在世上，不可能没有情。对待情，拿时要拿得起，放时要放得下，拿得住时要拿住不放，拿不住时要放下不拿。如此，才不会为情所困。

功名利禄，顺其自然而得之者，来亦不拒，得亦不恋，失亦不恼。强而得之者，多违背性情，且后患无穷，得亦难守，不如无求。

生死一如也，要想了生脱死，就要视死如生。生时乐生，死时乐死。生时不求死，死时不恋生。浩瀚宇宙，苍茫大地，何处不是我的家？万物无来亦无去，来去只在心意间。

人世已无我，则我之苦何在？诸相皆非相，无真亦无幻，飘渺无一物，瞬息可万变，便想执着，能执什么？

在无常的世界中，痴心、迷心、贪心、嗔怒心、恐惧心、攀比心、虚荣心、厌离心……，凡此种种心，皆不如一颗平常心。

吃喝拉撒睡，该干什么时就干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缺什么时就买什么。觉悟过后的生活也不过如此而已，不多一事，也不少一事，唯心中已不留丝毫烦恼。

缘来惜缘，福来惜福。不糟蹋，不践踏，不破坏，不贪恋，不强求。

凡事因上尽力，果上随缘。不求事事如意，但求无愧于心。直心作道场，实语即法言。心中有灵山，何须向外求？

慈悲喜舍，随顺众生。不入红尘，不出世间。与俗同乐，和光同尘。超然物外，只在内心。

看淡生老病死，放下爱恨情仇。不慕荣华富贵，不离芸芸众生。

慈悲可济苍生苦，妙智善解一切惑，大肚能容天下事，胜愿终成菩提心。

如是思维，渐得解脱。

心安茅屋稳，性定菜根香；世事静方见，人情淡始长。

——摘自《明心宝鉴》

我曾以为自己已经戒掉了浮躁，凡事不再急躁了。但是这两年还是发觉自己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大，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定力。经历了一些世事后，方始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自我在这个过程中也再成长了一次，人比以前淡定和安静了许多。

人总要在挫折中才能更好的成长，成长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就能安居在茅屋之中，吃着菜根也会觉得是人间美味，心不再向外求，这种状态，古人称之为性定。性定之人，处世之时会安静许多，选择交往对象时会慎重，并且会恪守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古训，与人保持一种不远不近、若即若离的状态，这种友谊最是长久。朋友之间，走得太近了，彼此对对方就难免会有过高的要求，难为对方，久而久之，友谊就会令人感到疲倦，交情也就断了。

世间一切烦恼的根由，都在于人内心中的五毒：贪、嗔、痴、慢、疑，贪是贪婪，嗔是嗔怒，痴是痴情、痴迷，慢是傲慢，疑是多疑。人只有戒掉自己心中的这五毒，才能真正的成为性定之人，能够安于任何一种生存状态，而内心丝毫不乱。也只有戒掉自己心中的这五毒，才能洞明世事，不为外界所惑，活在自我内心的快乐之中。

而要戒掉自己心中的贪嗔痴慢疑，就要“寂而常照，照而常寂”的修炼自己，在内心寂静的状态中观照自己和外界，通过观照自己和外界，将内心修炼到更寂静的状态。观照是一个佛家词汇，它是让人在禅定的状态之中，去默默的思考，并在这种思考中忘我。禅定的状态是因人而异的，有些人需要打坐才能禅定，有些人，行走坐卧均能禅定。所谓禅定，按照《坛经》所载：“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也就是说只要做到了超然物外，内心不乱，就是达到了禅定的状态。

人不难于在风平浪静的生活中超脱，而难于在风波不息的生活中超脱；不难于在安静的环境中心静如水，而难于在嘈杂的环境中心静如水；不难于在某一时刻物我两忘，而难于在每时每刻都能做到物我两忘。要想在风波不息的生活中超脱，在嘈杂的环境中心静如水，随时物我两忘，就得靠着岁月的打磨，逐渐达到性定的状态。

我不敢吹这样的牛皮，说我自己已经达到了性定的状态，但是我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正在努力修炼自我，使我自己往性定的状态一步一步的靠近，我希望能够早日知行合一，成为一个更安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