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大年初一，我给我四叔打电话拜年，顺便和他聊了一些家常。我们家族中有一些涉及到我家的矛盾，基本上都是父亲兄弟四个的积怨引起的。我对我四叔说，因为疫情的原因，我现在不能回家，但是我希望我能代表我自己一家宽恕一切，同时如果我们家人有做得不对的地方，也恳求家族中的其他成员宽恕我们一家，用亲情来消除所有积怨。

四叔对我的表态持非常肯定的态度，他对我说当一个人选择了原谅而非仇恨的时候，自己会轻松许多。我四叔接受的学校教育虽然不多，但是却读了不少书。四叔家是我的第一个图书馆，我在小学阶段就把中国古典文学经典读完了，因为四叔家藏了大量中国古典文学著作。

小学高年级的时候，我又因为我哥哥酷爱买书，把我哥哥当时能买到的世界文学名著也读完了。我们那个年代的农村没有别的精神生活，读书是唯一的消遣，阅读帮我们打发了不少无聊时光。我哥哥实际上也深受我四叔影响，他的阅读习惯也是被我四叔家的藏书培养起来的。

我四叔年轻时脾气不好，他为人过于直爽，又有侠义心肠，所以经常因为一些自己看不惯的事情拍案而起或为那些被人欺负的人打抱不平，有时不惜与施暴者动武。而且因为他习武有成，十里八村很难找到对手，大家都怕他。这让他解决问题的时候缺乏耐心，更喜欢别人听他的。他的目光锐利如电，不要说动手打架，仅以冷峻的目光盯着人家就能让人心中犯怵。

我父亲兄弟四个性情很相近，他们都不是坏人，甚至可以说都充满了正义感，但是却又都不善忍让。我父亲也习武，但是他年轻时就像是家族中的族长，擅长通过说理来为家族成员以及村里的村民排忧解难。他读过一些书，当过几年村干部，在村里德高望重。他从村干部的位置退下来后，村民们有纠纷还是到我家里找我父亲评理，所以他就像村里的法官一样，为大家调解矛盾和裁决是非。在我小时候，我们家里一到夜里就很热闹，许多闹矛盾的村民到我家去请我父亲为他们调解矛盾，我父亲调解后给出的意见总能让大家心服口服。

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我父亲兄弟四个最后都走向了极端，他们在家庭生活中不太懂得尊重别人的想法，都太看重自己的判断和感受了。久而久之就发展成一种威权主义风格，总希望别人服从自己的意见而非倾听其他人的表述。兄弟四个都如此，互相之间的争执自然就多了起来。彼此之间习惯了用威权主义的这一套来交流，经常就要闹不愉快，互相不能原谅。

这样的交流方式在中国司空见惯，可能在全球也是如此，威权主义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总有人以抷救世界的名义对他人横加干涉。这种彼此互不相让，每个人都希望对方服从自己的交流方式最后很容易发展为仇恨和暴力。因为这不是一种基于尊重、理解和宽容的沟通模式，而是一种要求其他人服从自己的命令的沟通模式。

无论这种沟通模式看起来多么正义，其本质都难逃暴力的影子，而且往往交流的双方都错误百出但是自己却没有自知之明。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我们习惯称之为“家长式”管理模式，我们的家长最爱批评的就是自己的孩子“不听话”，他们总要求孩子服从。

从小我就对这种模式很反感，我相信大多数孩子都如此。今天新生代的孩子们敢于反抗自己的父母，所以这种情形似乎在扭转。我是直到三十岁后才意识到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中长大后，我们会不擅长与人沟通和合作，最后都成了单打独斗的英雄，在一起合作时则矛盾重重，互相倾轧——每个人的心中都很容易对其他人产生憎恨心理，总有用暴力语言或暴力行动解决问题的冲动。这实际上让大家都很不舒服，原谅他人虽然会让自己舒服很多，但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做不到原谅别人，因此也就不能放过自己。

憎恨情绪和暴力冲动既会伤害别人，也会对自己造成很大的伤害，许多人因为这种负面情绪过得很不快乐。佛教说人生有八苦，其中之一是“怨憎会”。“怨憎会”是指两个互相憎恨的人在一起，佛陀认为互相憎恨的人在一起时内心中产生的种种痛苦是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之一。

当夫妻两人互相憎恨却又不得不在一起抚养共同的孩子时，婚姻就成了坟墓；当同事互相憎恨却又不得不为了一份工资而在一起共事时，办公室就成了地狱；同学之间互相憎恨就很难和平相处，有时会发展为校园暴力，甚至可能发展为恶性刑事案件，比如马加爵就把自己的同学给杀了；如果我们坐在火车上，我们对面的乘客引起了我们的憎恨，我们整趟旅行就变得很不舒服。

我在三十岁左右总在思考这些问题：为什么人与人之间这么容易互相憎恨？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而非和平友好的相处？答案非常复杂，因为它是多因素而非单一因素造成的。可以说人人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只是不同的人严重程度不一样而已。这既是生物生存竞争的内在法则使然——大家都在抢夺生存资源和交配对象，所以无时无刻不在互相争斗，这种争斗本身会引起憎恨情绪和暴力行为，也有我们人类大脑存在的缺陷的原因。

我们人类有三个大脑，它们是我们在不同阶段进化而来的，如今我们把它们称为大脑的三个分区：大脑核区（掌管生理功能的“生理脑”）、大脑边缘系统（控制情绪的“情感脑”）和大脑皮质（用来思考问题的“思维脑”）。在我们还只是爬行动物的时代，我们只有“生理脑”，地球上的大多数爬行动物依然如此；当我们进化成哺乳动物的时候，我们有了“情感脑”，我们在许多哺乳动物身上可以看到和人类类似的情感反应，比如狗忠诚于主人，狼有攻击性，海豚很友善等；当我们进化为高级智能动物的时候，我们才有了“思维脑”，“思维脑”是我们灵长类动物特有的，人类的“思维脑”尤其发达。

这三个大脑其实在不断冲突，只要我们自己观察一下自己的行为就知道这一点。我们经常出现情感与理智的冲突、本能与情感的冲突或本能与理智的冲突。虽然我们知道憎恨人不对，知道暴力解决问题会两败俱伤，但是许多人仍然生活在憎恨之中，喜欢用暴力而非和平方式解决问题。

我们的大脑边缘系统——也就是我们的情感脑是我们产生憎恨情绪和暴力冲动的根源，我们控制不不了它，就很容易被它所控制。

人类的心理问题和精神疾病大多与大脑边缘系统有关，更确切地说是大脑边缘系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损伤——比如不当的家庭教育或毒性压力就会导致大脑边缘系统受损，一些能够侵入神经系统的病毒或细菌同样能导致大脑边缘系统受损，外伤也会造成大脑边缘系统受损，老年人大脑退化后大脑边缘系统也不能像年轻时一样正常工作。一旦这个区域受损或退化，人就很容易成为情绪化或完全没有情绪反应的动物。精神科、脑外科、肿瘤科、老年科和神经内科的病人大多会出现以上问题。

憎恨情绪能给人的身体造成非常大的损伤，我四叔凭直觉指出恨一个人会让自己很不舒服，决定原谅我们仇恨的对象会让我们自己轻松许多。这句话的背后蕴藏着生物学规律，生物在憎恨或防备其他生物时会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这种高度紧张状态会让我们全身的细胞都疲惫不堪。所以那种容易憎恨其他人的人大多容易出现血压不稳定、心脑血管疾病或癌症问题。

我们的“思维脑”是在我们进化的最后一个阶段产生的，它帮助降低“生理脑”和“情感脑”的本能反应和冲动反应给我们带来的各种风险，改善我们的健康状况，提升我们的寿命。我们与黑猩猩和大猩猩是近亲，我们甚至没有黑猩猩和大猩猩强壮，但是因为我们的思维脑非常发达，所以我们人类的平均寿命几乎是黑猩猩和大猩猩的两倍。思维脑是一些大脑皮质，位于大脑边缘系统上部。大脑皮质越大，皮质外层褶皱越多，智力水平就越高，思维能力越发达。

我们可以通过促进大脑皮质层的发育与训练三个脑区的平衡能力来改善我们控制自己的本能反应和情绪反应的能力。促进大脑皮质层的发育的最佳方法是学习，而训练三个脑区的平衡能力则需要爱的交流与压力管控能力的训练。

两千多年前佛陀就懂得了这个道理，佛教提倡的“常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就是鼓励人通过学习知识和训练自己控制生理反应和情绪反应的能力，来达到用理性控制感性的目的。一个人的理性和感性达到了平衡和谐的状态，生活就不容易混乱，也会降低感染致命病菌的几率和与外界发生冲突的风险，我们正是通过这样的进化过程来延长自己的寿命的。

三十岁后，我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来学习各种与人的生理和心理相关的知识，最终达到了能理解人类一切行为的状态。如果我们能够理解人类的各种行为，知道这些行为背后的生物学原因，明白一切都情有可原，我们就不会再对其他人有长期的憎恨心理，更不会因为这种负面情绪的积压而导致自己生病。

如今我基本上只喜欢阅读生物和医学类书籍，一是因为这与我的工作有关，更重要的是它们让我能够理解自己和其他人的一切行为，能够站在客观的立场，而非像我父亲兄弟四个那样站在主观立场上去看待一切。

这些认知消除了我心中的暴力冲动，也把我从对其他人的憎恨中释放出来了，这是现在我能内心平和，生活轻松的重要原因。

知识确实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内心的冲突，但却不是唯一的途径。从未受过现代教育的人群和部落可能比现代人更平和，实际上全球国民抑郁和焦虑程度最高的国家是一些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如瑞士的抑郁症患病率就非常高，美国硅谷精英阶层的子女的焦虑情绪也更严重。

过度富足和兴奋的生活往往会导致人类失去安宁的内心，现代生活无时无刻不在刺激大脑边缘系统，导致其中的杏仁核、下丘脑垂体和海马体过度疲劳。冥思、禅定和瑜伽之所以渐渐成为新潮流，是因为大家的大脑都不放松。

这就是我们大家正在感受的时代病，焦虑和烦躁不安的情绪如今正在全球蔓延，精神致残的人数前所未有的多，流行病谱系也在发生改变，情绪障碍即将超越心脏病和癌症，成为医疗负担排行榜的榜首。

内心的宁静才是人生幸福最可靠的来源，刺激和诱惑多到了一定程度，人类就不但会憎恨同类，最终亦将厌恶自己。因为人类的基因决定了我们其实都是群居动物，需要靠大家和平相处才会有更安宁的精神世界。如果一个人到成年之后发现自己与爱人和孩子冲突不断，与亲戚朋友矛盾重重，身边的人也总让自己失望和生气，总希望一个人完全独处的话，就很容易精神紧张，时间久了就会疲惫不堪，甚至厌倦生命，选择自杀。

我们在临床上总会遇到一些困惑的家长，他们问我们这些医学工作者为什么自己给孩子提供了最好的教育和丰富的物质条件，也让他们结交了许多朋友，他们的孩子却从内心深处快乐不起来，就像活在孤岛上一样？

答案很简单，现代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充满了噪音，他们的大脑一直都在高速运转，各种教育专家和图书作者都在告诉家长怎么开发孩子的大脑，提高孩子的智商，教育孩子如何爱世界，很少让孩子们有过安宁的时候——而人的三个大脑只有在安宁的时候才会自己协调发展。越发达地区的孩子越是如此，所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精神疾患也更多，自杀率更高。

适度的匮乏和无聊对人的成长更有益，人只有从小忍受过生活不足与无趣的一面，长大后才更容易安宁，更能在简单生活中自得其乐，不假外物即能平静幸福，因为我们在无趣和不足中驯服了自己的情绪脑。

小时候生活丰富多彩的孩子，长大后往往安静不下来，躁动不安的性格特征会伴随他们一生，这会让他们活得非常痛苦，专业的医师亦难以根治他们的精神疾病。内心平静、生活幸福的人往往是甘于平凡，能够在看起来简单乏味的生活中对生命不厌倦的人，这样的人感情也会更稳定，亲密关系也会更好，因为他们更可能与自己心爱的人“相看两不厌”。

罗素先生曾就忍受乏味的问题有过专门的论述，罗素先生说不能忍受无聊的一代将会是平庸的一代。我曾在一些高材生和海归人士云集的寺庙中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研究，发现去那里寻求解脱的大多是所谓的上层人士。他们前半生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大脑嗓音太多，三个脑区不能协调发展，所以后半生在努力寻求清空自己脑子中的杂念的办法。而他们所谓的杂念，其实不过是自己控制不了的不良情绪罢了；他们之所以迫切的需要解脱，亦不过是从内心深处不希望这些不良情绪继续伤害自己和其他人罢了。

有个抑郁症患者这样描述自己看医生的经历：有一次她去看一个医生，向医生诉说自己的苦楚，医生默默地听她倾诉，听完后充满了同情心的深深叹息了一声。这声叹息让患者热泪盈眶，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理解和关爱，她的病从那一刻开始出现了重大转机。

这个患者之前也找过不少医生，但那些医生认为她既然能把大学和研究生都读完，说明她的病并不严重。那些医生不知道她读大学和研究生付出了多少的艰辛，只是按照常识去判断一个人如果能够完成这些人生任务，说明他还不至于太糟糕。只有这个医生叹息完了后说了句：“你可真不容易，这一路一定付出了许多人想象不到的代价。”这句话让这个患者有了知遇之感，瞬间对这个医生产生了无比的信任和亲近感，之后的治疗就顺畅多了。

任何人都需要有人接纳和理解自己，这世界上哪怕只有一个人接纳和理解我们，我们便不会再有孤独之感，我们会有了战胜疾病的勇气——一个人一旦有了战胜疾病的勇气，治疗就会容易很多。

前不久有个患者的儿媳告诉我，她的婆婆非常执拗，过去一年与自己的儿子打了三次架。对我这个几乎从不与自己的母亲红脸的人来说，母子打架是永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我还是很理解这对母子的行为。

我对这个患者的儿媳说，如果我母亲这样执拗的话，我首先就会想到这可能是因为老人家的下丘脑出了问题，所以存在情绪障碍。实际上这个老人家正是丘脑处发生梗塞，可惜的是家人缺乏医学常识，只想着去扭转老人的坏脾气，甚至发展至暴力冲突，结果把事情搞得越来越糟。当然，从医学角度来说这位老人的儿子可能因为遗传原因和家庭环境影响，下丘脑也存在某种程度的损伤，他才会控制不了情绪与自己的母亲发生暴力冲突。

也许我们的家人存在各种各样的情绪问题，以至于全家人都不能接纳他们，在这样的时刻我们首先要想到的是他们是不是生病了，或者是不是太累了。我们要接纳他们，让他们放松下来，而不是激惹他们的情绪，和他们处于紧张和对立状态。只有当我们接纳他们，体谅他们并且愿意理解、关爱和抚慰他们，他们才会解除“战斗－逃跑”模式，愿意和我们沟通而非对抗。

未成年孩子身上可能也会出现种种不如意的情况，以至于和父母不断的冲突，反抗父母的管制，甚至不理会父母。遇到这样的情况，父母最佳的处理办法就是首先接纳孩子，然后再与他们沟通，而非说教甚至暴力教育。只有当孩子觉得自己被父母接纳的时候，他们才会愿意与父母沟通。当他们觉得自己的父母不理解不接纳他们的时候，孩子们会产生本能的逆反心理。

我的儿子存在偏科现象，文科成绩不如理科，孩妈有时候会焦虑。有一天我感受到她又在为这个问题焦虑了，我就故意在客厅里对孩妈说我们儿子理科成绩既然都很好，数学和物理学得那么出色，说明他的学习能力不差。只要学习能力不差，我们就不需要担心他今后的发展，毕竟他将来在社会上生存时最需要的是学习能力而不是现在的这点成绩。而且我相信学习能力强的孩子学习各门功课都不是难事，孩子目前文科成绩不理想，只是因为还没有找到兴趣点，如果找到了，他一定能学好。

我讲这些话时，我的儿子在房间里能够完完整整的听到，这段话让他大有知遇之感，他因此而愿意与我们沟通而非抵触我们对他的说教。在这种情况下，我告诉孩子文科对一个人非常重要，应该好好学，我以他的师公（也就是我的恩师）的个人涵养为例，我告诉孩子他的师公之所以令我们这些跟他读过书的学生这么尊敬，是因为他阅读了许多文史哲方面的经典著作，这些书滋养了他的心灵，让他成了一个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和智者。我的儿子对我的这段话产生了好感，愿意多花点时间学习文科。实际上孩子的成长要靠自己，父母帮不了他们，我们最多只能启动他们学习的意愿​，在具体学习过程中对孩子指手画脚只会适得其反。

接纳最初源于被接纳，很多患者其实并不是不能接纳别人，而是不能接纳自己，所以才会出现种种情绪问题。而他们之所以不能接纳自己，是因为他们在幼年时期不被父母接纳。他们首先需要有个人接纳他们，把他们从自我囚禁和自我批评的状态中释放出来，然后他们才能接纳自己，再逐步实现心灵成长和自我疗愈，最后才能接纳别人，接纳整个世界。所以被接纳是非常关键的第一步。

一般来说，不被接纳首先是发生在自己的原生家庭中。这种不幸的经历会让一个人毕生都惶恐不安，不能接纳自我，他们总活在自我怀疑和自我攻击之中，这让他们表现得缺乏安全感、信心和耐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倾向，只是有些人比较严重，已经不能正常生活，大多数人还不至于严重到影响日常生活的程度而已。

费孝通先生说再开明的父母一个小时内对孩子的管制也会比一个独裁的暴君一辈子对他的国民的干涉要多，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从父母和长辈那里接受到了大量的否定、反对和批评，如果父母不能以爱和肯定来平衡我们的精神世界的话，将会影响到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悲观和乐观都是一种思维习惯，小时候被肯定的孩子长大后更容易成为积极的乐观主义者，小时候被否定过多的孩子长大后容易成为消极的悲观主义者。积极的人能够更全面的发展，消极的人缺乏活力与动力，发展受阻，而且只要遭遇挫折就很容易陷入抑郁和焦虑的状态。

​没有人的成长过程是百分之百完美的，人总会在环境中接受一些负能量。友谊和爱情是疗愈我们的良药，朋友和恋人给我们最多的就是肯定、赞美、理解、关爱、陪伴和支持，倘非如此，我们就不可能和他们相处太久。这种关爱是平衡我们受过的伤害的重要力量，所以好的爱人是在互相治愈。如果家人相处也能如此和善而不是互相攻击，那么家庭关系就会非常和睦。一家人的心情都会是愉悦的，做事的积极性也会高许多，这样的家庭很容易百事兴旺，正如俗话所说“家和万事兴”。

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人愿意开启积极情感模式，整个家庭都会受益。我们需要接纳、包容和忍耐我们的爱人、子女和父母。有时候这需要我们做出一些付出和牺牲，但这种代价是值得的，因为我们会在不远的未来收获到快乐和幸福。往往一个家庭的不幸是因为所有家庭成员都互不相让，在日常交流中互相攻击所导致的。

悲悯情怀、喜乐的心和优雅的幽默感是维持良好关系的基础，人人都更喜欢与和善可亲和富有同情心的人打交道。佛教以培养人的慈悲心为重要目的，基督教也教人宽容和爱，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去爱别人，不妨从宗教中汲取营养。

生病的人也要学会优雅的活着，我们如何对待别人会导致别人如何对待我们，如果我们总是以消极的态度和语言去影响甚至攻击家人，那就很容易让全家阴云密布。所以尽可能坚强和积极一些，与家人相向而行，共同努力才能营造出良好的家庭氛围。

病人的失态虽然可以理解，但有时确实令人难以接受。我偶尔也会遇到对我充满了质疑，甚至语言攻击我的病人，一般来说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意味着彼此之间无法建立医患关系。即使建立医患关系，医生也会由于担心患者的过激行为而不敢大胆用药，冒着风险为病人取得更好的疗效，而医疗经常需要医生有承担风险的勇气。

如果患者存在经济困难，好好的与医生沟通，绝大多数医生会理解和照顾患者，为患者减轻负担，有时甚至帮助患者募捐。但切忌对医生进行人身攻击，人身攻击意味着完全无法走向医患之间的正向合作。选择了一个医生也要全心全意的信任，医生会从患者的言行中去判断患者的性格及患者对自己的信任度和依从度，并由此来决定为患者承担何种风险。聪明的患者大都和医生成了好朋友，彼此互信，医生也敢放心大胆地治疗他们，医生在医疗行为中适度的勇敢是患者的福音。

索取一定要有度，并且懂得回报。在占用别人的时间和精力时，我们也要有所付出，帮助或关爱别人。单向情感无法持续太久，无论是对家人还是对朋友，我们都要记得享受别人的照顾的时候，也要好好照顾别人；接受他人的帮助时别忘了感恩和付出回报。

我为三千多人提供服务，平时的工作并不轻松，经常有人把我当免费的家庭医生使用，超出我的专业范围的问题也需要我来义务解答，有的人有事没事就想和我聊天排遣寂寞。我的微信又不断有新人加入，所以这类索取过度的人就会被我定期删除。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在自己负担过重的时候为自己减负，这无可厚非，毕竟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

我从自己的这种经历知道，如果我也对别人过度索取，则别人也会在内心中排斥我。我们不要以圣人的标准要求别人而对自己却百般纵容，那只会让我们失去别人的关爱。所以把握好尺度，积极情感才能持久。

首先，我得对健康的人际关系下一个定义，我在这里提到的健康的人际关系是指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我们交往的对象都有益的关系，这里的有益是指对身心健康有益。爱人、家人、朋友、师生、同学、亲戚之间要想能长久地融洽相处，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不给彼此带来太多的负担，同时又能互助友爱。

位居各种人际关系核心的亲人、爱人和至交（这里的至交可以是师生、同学，也可以是知己）则会将爱发展到更深层次——无论生老病死都不离不弃，在最困难时刻互相守望。对每个人来说，这种最核心的人际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它在我们所有的人际关系中所占的比重超过95%。

全球各国的大型流行病学调查数据都支持这一结论：有亲人支持和有亲密关系的人普遍比缺乏亲人支持，缺乏亲密关系的人更长寿。那些有伴侣陪伴的老人们不但寿命更长，生活质量更高，自理能力也更强。

所以当人拥有这样的亲密关系的时候，有无其他人际关系并不重要。虽然每个人实际上都需要这种关系，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并非所有人都能有幸拥有这样的关系。泛泛之交也可以稍微缓解一下心中的寂寞，但是在需要爱人或亲人照料的时候，泛泛之交是无法替代的。因为需要做出重大牺牲的时候，只有那些深爱我们的人才肯为我们付出。

在最核心的人际关系中，爱情又是重中之重。张中行先生说人生最重要的关系莫过于男女之间的关系——当然对同性恋来说，也可以是同性爱人之间的关系。罗素认为人在一生中大多数时候都会是孤独的，爱情的重要意义在于情侣在一起可以驱除这种精神上的孤独。在罗素看来，性爱固然重要，但却并非爱情中的首要因素，互相陪伴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中国人用一句形象的俗语来形容罗素的这种观点——少年夫妻老来伴。

倘若我们核心的人际关系是完整并和谐的，则我们一生的幸福指数会相当高。如果我们核心的人际关系是不完整和不和谐的，则我们一生都难免孤独。

爱首先来自于父母对子女的天然之爱，一个被母亲亲密的爱抚，被父亲充分保护的小生命就像一粒完好无损的种子，最终会长成爱的参天大树。但是一个被父母嫌弃或疏忽的孩子则毕生都缺乏安全感，很难与其他人建立起亲密关系，甚至可能出现一般性的心理疾病或比较严重的精神疾病。

有些人的命运从出生的那一刻便注定了是悲剧，父母不相爱，或孩子不是父母期待的上帝恩赐的礼物——在重男轻女的家庭中，女孩往往会让父母和祖父母失望，这些都会给人留下心理阴影。

在我出生的年代，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因为那时候大搞计划生育。中国人又有生儿子传宗接代的传统，所以农村许多家里偷偷摸摸的生了几胎女儿，还想继续生儿子，这些家庭中的女儿没有得到善待。父母和祖父母对女孩的照料不够，她们长大后普遍地缺乏安全感和自信，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另外，男女两性在人际关系中的角色也不同，女性需要承担更多的照料家人——尤其是照料子女的责任。这导致妈妈们普遍更焦虑和抑郁，我国焦虑症患者中男女比例约为1：4，抑郁症患者中男女比例约为1：2至1：3.女性所患的肿瘤也与情绪关系更大，男性癌症则与不良生活习惯的关系更大。

人在不同的年龄段会呈现不同的人际关系特征。在幼儿阶段，除了自己的父母，孩子们都会喜欢去寻找同伴一起玩。玩伴充足的孩子长大后人际交往能力更出色，玩伴不多的孩子长大后不太擅长社交。在农村——尤其是一些大的村落里长大的孩子往往更有亲和力，原因即在此。

我始终认为最好的幼儿园就是农村，在农村长大的人很少患心理疾病。农村儿童得到了更多的保护和陪伴，不过遗憾的是我们人类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抛弃了这种最有效的幼儿抚养模式。现代都市里的幼儿园太喜欢教孩子们各种规矩，而忽视了孩子们天然性情的发展。所以许多孩子们长大后郁郁寡欢，不知道如何开发新的兴趣点。

在青少年阶段，人会结交大量的朋友，这既能促进自己心智的发展，同时也可以从这种人际交往中打下未来事业的基础。中青年人在工作中逐渐会认识一些意气相投的朋友，也会结交新朋友。但是一般中年以后，结交的新对象就越来越少了。根据社会学家的研究，一个人一生不同阶段结交的亲戚和朋友的数量最适宜的数目是150左右。超过了这个数量便会成为负担，实际上扣除掉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同学和老师后，我们一生真正需要结交的朋友非常之少。

与数量众多的人交往会让一个人精疲力尽，因为人际交往也很耗费精力和财力。朋友最多的人往往和谁都不够亲近，因为好的关系需要精力维护，朋友很多的人很难抽出时间维护一段更牢固的友谊。

人到一定的年龄后就会自觉地砍掉不必要的人际交往，以抢救自己宝贵的时间和有限的资源，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朋友太多的人不一定快乐，反而可能发自内心的厌倦社交活动，因为那些无聊的交际会让人觉得很累，与新的交往对象之间的磨合不会像与老朋友相处那么令人轻松愉悦。

“相识遍天下，知交无一人”是人生的悲剧，这诗固然是佳句，但是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去看，诗的作者是个心理存在缺陷的人。如果某个读者对这样的诗深有同感的话，那说明这个读者也是心理存在缺陷的人。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在人群中找到与自己有共鸣的朋友或爱人，如果知交无一人，说明这个人不善交际——要么性格太挑剔，要么存在沟通障碍，所以需要不断的寻找新的关系来弥补心中的不足。这意味着有这种想法的人心智不健全，如果问题严重到会影响生活的程度，就需要去看心理医生。

精神上的对话总是在两个性情相近的人中发生的，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在两个不同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中长大的人不太可能实现良好的沟通。与那些和我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不一致的人沟通往往会给我们带来痛苦而非快乐，那样的人际关系也是冲突多于共识。冲突太多会给一个人造成精神压力，那些被迫应酬的人往往最后都会罹患身心疾病。有些人一生的交往对象不止一千人，最后却疲惫不堪和无比寂寞。

无法处理好人际关系的人大多有不幸的原生家庭和教育背景，或受过重大精神创伤。医生或许能治愈他们，或许不能治愈他们。希特勒和丘吉尔都属于这种人。丘吉尔一生都在辛苦的与自己的抑郁症做斗争，希特勒长期使用精神类药物。我们当世的政客中也有一些人处于这种状态，只是他们的健康问题被当作隐私保护起来罢了。但是专业医生还是可以从他们平时的一些细微末节中察觉出他们存在什么问题。比如某个总以硬汉的形象出现在全球公众眼前的政治人物，他的办公桌长达六米，任何人在他的办公室见他都得在六米之外，这种细节在心理学家看来显示他心中非常缺乏安全感，担心别人杀他。

疗愈一个人的身心疾病是这世界上最难的事情，仅仅发现他们的问题就很耗费一个医生的心血，更遑论疗愈。理想的治疗方案应该包括为患者调整人际关系在内的各种措施。这种调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纠正患者在与他人相处时的错误习惯，另一方面需要与患者家人沟通，调整家属与患者之间的关系——好的人际关系总是双方相向而行的结果。而良好的人际关系对患者的康复至关重要，亲人们不但可以给患者提供经济支持，还可以给患者提供精神支持和情感陪护，帮助患者去完成一些他们做不到的事情。

人世间堪称完美的人际关系很少见，一个人要心智成熟到一定的程度时才能处理好自己的各种人际关系。一个人心智成熟后，待人接物总是温和与友善的，因为温和与友善的态度可以避免各种冲突。温和与友善是一种可习得的性情，如果父母性情温和友善，子女可能性情也会温和友善；如果老师性情温和友善，受其影响的学生的性情也会温和友善；如果夫妻双方中的一方的性情温和友善，相处日久，另一方也会变得温和友善。

攻击性很强的人和那些对他人生死与痛苦漠不关心的人往往在成长过程中疏于照料，没有人关心过他们，或者他们曾遭受攻击和仇恨教育，所以他们内心中缺乏爱的能力。爱首先来自于被爱，一个初生婴儿是没有能力为自己的父母付出的，只有父母为他们付出和爱抚他们，让他们感知到自己被爱和被保护，他们才会学习到爱别人和保护别人的能力。我们从一个人爱另一个人的细节中可以看出他们幼年时被父母照料的影子。

生命早期的一些影响确实根深蒂固，因为它从本质上来说是在一个人缺乏辨别能力的时候，让人从环境中习得了一系列的习惯。但这种影响却也并非不可以清除，通过“行为－认知”训练，一个人是可以改掉自己的性格的。这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然而这种事情每天都在真实地发生着。

有些人非常痛苦，他们希望摆脱自己的精神痛苦，他们便会自动去学习和探寻自己的痛苦之源。他们渐渐便能找到这些痛苦的源泉，认识到自己身上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下定决心去改正，养成新的习惯。性格这种东西听起来似乎很玄乎，其本质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系列的思维和行为习惯而已。

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在工作中帮助他们的患者分析他们性情形成的原因，认识到问题之所在，然后再帮助他们养成一种新的习惯——对大多数人来说，经过专业和集中的训练，一个月即可养成一种新习惯。少数人可能需要更长时间，但是如果下定决心去培养一种新习惯，最多两年就可以了。所以如果一个人真的想要新生的话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也是可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

宗教在这方面能发挥不小的作用，有许多人在信仰某种宗教后，性情大为改变，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宗教环境中习得了新的思维和行为习惯。但是也有些人在信仰某种宗教后，变得更为偏执，这与宗教环境中缺乏对某个具体对象的针对性策略有关，所以有些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经常发生自我冲突和自我攻击行为的人真正需要的是精神科医生的帮助。

惊蛰这天，我扛着铁锨去我租的小菜地翻地去了。干了一会儿活儿后，身心舒畅。最近天天看俄乌战争和核威慑的新闻，心情很郁闷，劳动了一下午后，这种郁闷的心情一扫而光。

劳动确实很减压。本来今年不打算继续租地种菜，因为我在准备重新高考，复习很占时间。但是这一下午的活儿干完后，心情舒畅得让我又下定了决心继续种菜。考试复习固然重要，身心健康更重要。我对名利和社会身份标识不是那么看重，更重视生活质量。到了我这个年龄，接触了那么多垂死的病人，什么事情都可以放下了。有社会身份固然好，没有也没啥。

疫情加战争让全球大多数人这段时间都很郁闷，我看到外媒在欧洲采访，欧洲的老百姓说自己很恐惧。我国媒体没那么开放，对这类问题很少采访，所以我国居民就算心情郁闷也不会有公开报道。主流媒体只关注正面消息，他们想证明我们生活幸福，没有痛苦，并不敢去涉足这样的话题。这可以理解，不过大家都心知肚明这只是掩耳盗铃式的自欺欺人。

核威慑让全球人感受到了压力，核威慑的时间越久，这种压力就越呈现毒性压力的特征，所以那些发动核威慑的人是全球大多数人的公敌。

当初研发核武器的科学家们一定没有想到有一天核武器会成为某些战争狂人威胁全球的工具，如果他们知道有这一天，应该会拒绝研发这样的武器，因为科学家大多有良知。参与研发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有许多，大家当时一腔热血想结束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却不曾预料到以后有人可能会利用核武器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们生活在一个并不完美的世界中，也许还有一个并不完美的家庭，或一份并不完美的工作。这些外在的环境和我们内在的因素共同作用，就可能会给我们造成毒性压力。承受毒性压力时间久了，人就会生病，超过一半的癌症患者在生活中长期承受毒性压力，约有三分之一的癌症患者同时有抑郁症倾向。癌症是一种多因素诱发的疾病，毒性压力是其中之一。毒性压力还会造成精神疾患，如抑郁症、焦虑症、恐惧症和强迫症等，心脑血管疾病和高血压等也与毒性压力有关。

所谓毒性压力（toxic stress），是指强烈的、频繁的或者长期存在的压力。比如低质量的看护、混乱的家庭环境、工作环境、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或持续的生存威胁等均可以导致身体遭受毒性压力。毒性压力会影响大脑的发育，激发大脑物理结构的改变。承受毒性压力时间久了，就会罹患各种疾病。

与毒性压力相关的概念有两个，一个是可承受压力（tolrable stress），另一个是正向压力（positive stress），这两者不至于致病，正向压力更是人进步的动力。

可承受压力是指压力虽然强烈到可以影响大脑物理结构的程度，但是它们持续的时间短，或者可以被亲友的支持缓解。正向压力是指短期的和适度的压力，比如我们在学习和工作中会承受一些并不严重的压力，这些压力能够提高我们学习和工作效率，让我们成为一个高效的人，这种压力对人很有好处。

所以也并不用对所有的压力都忌惮，在养育孩子的时候，我们要放手让孩子去面临正向压力，同时要避免孩子承受毒性压力。如果孩子遭遇了较强的压力，我们要善于缓解孩子的压力，使之成为可承受压力。

对自己也一样，一定不能让自己压抑太久。超过两周的较强压力（达到让人持续不开心的程度就算较强压力）就会成为毒性压力，不管这压力是劳累造成的还是精神刺激造成的。所以我们在生活中要善于休息，也要有减压项目。

一个人兴趣爱好越广泛，相应的减压项目就越多。工作之外，最少要有两三项业余爱好。因为只有一项业余爱好，我们可能很容易对它产生厌倦心理。如果有两三项爱好的话，我们就可以在不同的爱好中切换，不容易产生厌倦心理。我的爱好比较广泛，种菜、养花、弹琴、骑行、读书、写作，我还一直沉浸在爱的激励中，所以我自己不太容易出现毒性压力。

当然，这不是说我这辈子就没有过毒性压力，实际上我也经常可能会有毒性压力。比如某个重病患者生命受到威胁，而我又刚好接手了这个患者，那么那段时间我可能就会有毒性压力。亲人或爱人生病，我也可能会有毒性压力。我曾经斑秃过几次，但是每次一有斑秃的迹象出现，就引起我警惕了。斑秃说明有毒性压力，出现这种苗头就要立即调整工作强度和生活节奏，并适当服药（对我个人比较管用的是中成药二至丸），每次我都可以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把斑秃治好，这些毒性压力就转化为可承受压力了。

有些人则更容易产生毒性压力，比如那些对自己要求很高，人生计划太苛刻的人就很容易长期沉浸在毒性压力之中。人生计划最好随意点，我实际上不太喜欢制定详细的人生计划。我觉得一个人有人生方向就够了，不必制定太较真的人生计划，一切顺其自然最轻松。

我们可以选择一项自己热爱的事业作为人生方向，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就够了，三年规划、五年规划或者各种大目标都是画蛇添足——我一辈子都不喜欢在体制内工作，因为体制内有太多的年度计划。最好也不要经常更改自己的人生方向，这不利于积累经验。人在世上生存，从事自己最有经验的工作是最轻松的。古人说常立志不如长立志，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我不喜欢跟着潮流跑，跟着潮流跑太累了，有个固定的人生方向就不必在乎外界如何变化。

我有个经验，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想一年内把它做好，那肯定压力重重；如果想一个月内把它做好，那不但不现实，而且会让我们被焦虑压垮。我是做终生打算，总在憧憬未来的日子会如何好过，在这种憧憬中就不会对当下感到不满了。我只要一想到现在努力积累，未来自己会多么快乐就开心得很，所以我哥哥总说我是个无可救药的盲目乐观主义者。

实际上，我是在放弃短期计划，执行终生规划。短期计划总是容易让人肾上腺激素飙升，压力重重，这样的计划不美好。什么叫功利主义者？其本质就是短期主义者，也就是俗话说的盯着眼前利益的人。如果我们坚持一个长期方向，我们的心态就会平和很多。我们会不紧不慢地把要做的事情分解成若干可以轻松完成的小目标，人在执行小目标的时候，不会有压力，也不会焦虑。

将一个个小目标汇聚在一起，不知不觉就实现了我们的心愿。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话管这叫“厚积薄发，大器晚成”，这正是我老师当年对我的教诲。另外，最好不要设置终极目标，人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追求终极目标并不现实。持这样的人生态度，不容易有终生性的毒性压力。有许多人很急躁，结果一辈子大多数时候生活在毒性压力中，并因为毒性压力失去了宝贵的健康。

除此之外，人际关系也很重要。罗素先生说，除了身体健康之外，建立在互助友爱的基础之上的人际关系是人生最重要的快乐之源。人要想没有太多的毒性压力，一定要有人替我们分担。如果有人替我们分担，那些可能成为毒性压力的强烈压力或长久压力就能转化为可承受压力。活得太孤立的人到了晚年很容易患阿尔兹海默症，因为毒性压力会导致人的大脑萎缩。

对于如何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这个问题，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但是据我所知，最好的维护人际关系的办法是无条件地去爱和关心别人，而不是计较和挑剔自己所爱的人。

不管我们爱的那个人是我们的人生伴侣或亲人，还是我们的老师或同学，抑或是同事与朋友，我们都应无条件的去爱他们，同时接纳他们的一切特征而非试着让他们去改变自己来适应我们——爱是理解和支持，而非占有和禁锢。违背这一原则者通常不是在爱一个人，而只不过是索要另一个人对自己的关怀和迁就而已。

我们不要做挑剔的人，也不要和挑剔我们的人做朋友或恋人，与我们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我们尽量多理解。如果处理不好家庭关系的话，可以去寻求家庭咨询师的帮助——心理咨询师中有一种专门调整家庭关系的家庭治疗师。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恋爱关系、师生关系和朋友关系是存在的，我对自己的这些亲密关系都感到很满意，愿意为自己的朋友、老师、亲人和爱人打满分。

我初中时有个教我语文的老师告诉我一条人生经验，他说“来说是非者，即是是非人”。一个人如果在我们面前说别人的坏话，这个人一定不值得交往。因为他也会在别人面前说我们坏话，我老师说人的行为具有一贯性。

我听了他的话后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我现在也依据人的行为具有一贯性这个原理来判断是否要和一个人建立起友好关系。比如，某个人如果有一次漠视他人生命的表现，我就不会与他们结交为好友，因为他一定还会在另外的时刻漠视其他人的生命。人是隐藏不了自己的，一个人语言、神情中透露出来的信息能够让别人对他们有正确的判断。

当然，我们也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因为人是会改变的，有些人就可以改变过来。只是在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上可能不容易改变，这与人在生命早期受到的环境影响有关。专业的心理医师都不一定能矫正某个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更别说普通人了，所以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三观不合的人要远离是有道理的。

误交损友，在婚姻大事上找到的不是Mr或Ms Right，而是Mr或Ms Wrong，都会是人的痛苦之源。这会让我们与特定对象在一起时产生毒性压力，不合适的婚姻和友谊会给人带来持久的毒性压力，需要尽早结束。

做好这几点，我们就能让毒性压力见鬼去。

我们村有个智障儿童，他们的父母是近亲结婚，所以生出来的孩子先天存在智力缺陷。我以前回村的时候每次都能看到他在村里到处晃悠，从垃圾堆里捡东西吃，但是他也没傻到不知道回家的程度。

前几年我有一次回家探亲的时候，没有看到他。我好奇地问我父亲，这个智障孩子是不是去世了。我父亲告诉我他没有去世，只是他的父亲把他带到很远的地方——据说是新疆，遗弃了他，然后自己一个人回来了。

这事情让我感到有些难过，但是村里人大多对这件事情没什么看法。我们大家也理解这对父母，因为他们一共生了三个孩子，只有一个孩子是正常的，照顾两个智障孩子让这对父母不堪重负。除了遗弃掉的这个智障孩子之外，他们家里还有一个智障孩子，我们甚至怀疑他们今后会不会把剩下的这个智障孩子也遗弃掉。

我虽然对这孩子被遗弃感到难过，但是很难去指责他的父母，也觉得自己无权指责，因为同在一个村，我从来没有去帮助过这家人。大概是从小就习惯了他们的生活状态，所以也以为他们已经习惯了，以为他们对这样的生活状态不感到痛苦。实际上那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深入到这对父母的内心中去，无从了解他们真实的感受。

铁链锁女事件发生后，我就想起了这个被遗弃的智障孩子，所以我一直都不知道该如何去评价这一引起社会轰动的事件。因为那个被锁的女子从医学角度来说，她的精神分裂症是娘胎里就有了的。从成为受精卵的那一刻，她的一生就注定了是悲惨的，父母双亡后，被遗弃是她难以避免的厄运。

中国有几千万的精神致残患者，许多都流浪在全国各地的街头，从垃圾桶里捡东西吃，随时可能因为中毒或感染某种病菌而死亡。我们经常在街头看到这样的人，相信大多数人对这些人的反应都是麻木不仁，很少有人想过他们需要帮助。这些人最初大多也是被家人遗弃掉的，如今他们流落在街头，都成了来历不明的流浪人口，连姓名都无人知晓。

小时候我们附近村有两个精神致残者，到处捡东西吃，每到一村，村里的孩子们都追在他们后面唱童谣，嘲笑和辱骂他们，还有人用石头木棍扔他们，大人们看到了也就在旁看热闹取乐。如今我自己从医，回忆这样的往事，不记得自己是否跟着他们起哄，如果参与了就真应该忏悔。大的环境缺乏对病人的同情心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悲哀，无知和麻木让我们特别残忍而不自知。

对病人的歧视是无处不在的，我们不止对病人存在歧视现象，也存在性别歧视、地域歧视、文化歧视、民族歧视等种种歧视现象。这与多数人一向对自己的认知是相反的，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自己是好人而不是坏人。原因就像罗素先生所说的那样，人们都对舆论有恐惧心理，谁也不希望自己被人说成是坏人，所以大家总是努力的认为自己是好人，以此来安慰自己。

我接触得最多的就是病人以及病人家属，常常有人说，医生是把生死看透的人，但很少有人知道医生也看穿了人性。只要从医十年以上，而且平时观察仔细，一个医生大概可以练出从三言两语就看穿一个人的灵魂的本领。

我们见证过太多的遗弃事件。每年我大概都会接触不下十例被亲人和爱人遗弃的患者，能收留和帮助的我基本上都收留和帮助了。我身边也有几个朋友，一直在和我一起做这样的帮扶工作。

我曾治疗过一个年轻的宫颈癌患者，她确诊为癌症的那一天，她唯一的至亲——她的亲生父亲给她送了一万块钱后，从她的世界彻底消失了，手机号码都换了，直到她去世都没有再联系过她，家里的亲戚们也都躲得远远的。所以有人跟我说唯有父母对子女是完全无私的这样的话，我也只是付诸一笑。最后这个患者是我当时组建的一个病友组织里的病友们合力捐款治疗她，患者去世后，她的亲人们开始出现了，来查她银行卡的余额——那些我们捐给这个患者治病和生活的钱，争着分她的遗产。

我治疗的另一个女患者，病重的时候丈夫偷情，和偷情对象微信聊天，期盼妻子早点死掉，被妻子发现。患者内心难受，只好找我倾诉。这类现象实在太多了，很多人在家属患癌后想尽办法离婚以逃避责任，热恋时的所有誓言在遭遇真正的不幸时都可能让现实挤兑得很尴尬，这就是真实的人间。我有两个出家的朋友，出家前都是医生，见多了这些负面现象后，他们抑郁了。

我经常做一些患者家属的工作，让他们对患者好一点，但有时会让患者家属感到很恼怒。有很多患者家属抛弃自己的亲人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很穷，有些患者家属年收入过百万，房产好几套，但是对自己患病的亲人仍然是想尽办法躲避和抛弃。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些家属本身也存在心理问题，他们可能因为先天基因和后天环境的影响，处于“贫穷妄想”的状态，拥有再多的钱都没有安全感，总觉得自己的生活惨不忍睹，这是抑郁症的一种表现形式。

还有一些患者与他们的家人则互相仇视，完全没有爱。我儿子曾经养过一窝仓鼠，我得以有机会观察到一种在动物中存在的现象。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只养了两只仓鼠，它们的食物很充足，仓鼠表现得活泼可爱，互相之间也没有争斗。后来仓鼠繁殖了许多后代，抢食物的时候就异常激烈。

有一次我们外出了几天，外出前给仓鼠放了一些食物，以为足够它们吃的。孰料等我们再回来的时候，有些仓鼠已经被另外的仓鼠吃掉了，只剩下一些残骸。人和仓鼠在基因上相似度高达99%，仓鼠间存在的行为在人类社会也广泛存在。当生存竞争过度激烈的时候，人类很容易从和平友爱的相处模式转为互相仇恨的相处模式。

仇恨情绪在人类社会普遍存在，也有许多人在利用这种情绪。政客、商人乃至一些精神不正常者，他们经常煽动大家的仇恨情绪，仇恨情绪就像汽油一样，只要有人一点燃就会着火。

纳粹和日本的军国主义是典型的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煽动起来的仇恨情绪，我们今天很不幸的看到在全球各国都广泛的存在这样的仇恨情绪。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一党专政的国家，都有严重的民族主义和仇恨情绪。我们虽然说一直在反对纳粹主义，但是纳粹思想总是阴魂不散的跟随着人类，所有的发动战争的檄文都能闻出希特勒的味道来。

毋庸讳言，仇恨情绪在我们中国网络上泛滥成灾。有些人认为这是因为仇恨教育的结果，这的确是原因之一，但是并非全部。我访问得了全球各国的互联网，我发现美国的仇恨情绪也极为严重。推特上仇恨言论泛滥成灾，和中国的微博不相上下，特朗普主义兴起的背后原因是美国铁锈地带那些失落的人群们的仇恨情绪无处发泄。

阅读两本书有助于了解美国仇恨情绪泛滥的原因，一是华裔美国学者许倬云写的《许倬云说美国》，二是美国的一个律师JD.万斯写的《乡下人的悲歌》。这两本书对美国社会那些从中产阶层掉入底层和从底层奋斗到中产阶层的人的生活有详细描述，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大多数美国人的精神世界。说到底这些仇恨情绪的背后仍然是生存竞争压力。

中国网络上泛滥成灾的仇恨情绪的背后也是生存压力，我是中国最早的一批网民，二十多年前就上网，我的QQ号码是五位数，只有真正的骨灰级的早期网民才有这样的QQ号。我对中国网络上仇恨情绪的变化有深刻的认知，二十年前虽然网络上也存在仇恨情绪，但是没有现在激烈。现在我国互联网上的仇恨情绪已经到了非常极端的程度，它让很多人丧失理性，活得焦虑和抑郁。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网络上的偏见和误导性的假新闻多得数不胜数。

我平时都只读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因为在华文媒体中，大概也就《联合早报》客观理性一点吧，不带那么多的情绪。虽然我也能看到《美国之音》和BBC以及国内媒体的报道，但是我对这些泛滥着极端言论的媒体报道都不感兴趣，因为真实性太差。处于交战状态的媒体一定都是存在偏颇的，只有旁观者才有理性可言。社交媒体我则基本上全部断绝了，社交媒体中煽动性的情绪化言论更加泛滥成灾，因为它比传统媒体少了一层约束。

从营销学的角度来说，平静的受众是不会购买广告中的商品或接受作者的观点的，只有让受众处于各种各样的激动状态（如恐惧和惊慌），才能让受众购买商品或服务。我的文笔很好，但是文章点击量一直不怎么样，原因无他，我没有卷入到种种情绪化炒作中去。这种情绪化炒作非但对受众有害，对作者自身也有害，只是许多人认识不到这一点，或者虽然能认识，但是在欲望的控制下已经身不由己了。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二十年前我依托国家级平台研究过一个重要的课题：不可持续性发展将引发人类的生存危机。二十年前许多学者已经预感到人类社会将出现各种各样的社会危机和环境危机，但是那时候有许多学者乐观的认为，人类可以通过约束自己的行为来改善这一切。

不过我经历了二十年的见闻，发现如今这些危机比过去严重多了。根本原因在于过去二十年人口一直在增长，过剩的人口在抢夺不足的资源，自相残杀就不可避免。可能一直要到人口进入下降通道，这些社会压力才会逐步缓解。

我们活在这样一个消极情感泛滥的年代，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像我这种与人的生死打交道的人，更是频繁的接触负面事件，内心不够强大的人很容易垮掉。我是通过更深的理解世界万物运作的背后规律来避免这些消极情感对我的不良影响的。

如果我们认识到了这些事情背后的规律，知道它们深层次的原因，就很容易原谅和宽容一切，愿意接纳这个世界。虽然我们仍然有去改善这个世界的愿望，但是也不会太着急了，毕竟自然规律并非人力可扭转。

美好的人生是为爱所激励，为知识所指引的人生。——哲学家罗素

2002年，我23岁，在国家发改委主导的一个与“资源-人口-环境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项目中任主笔和统筹，大量阅读与气候变化、森林和湿地保护、荒漠化、水土流失、生物多样性保护、空气污染、水资源污染、能源危机、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等相关的文献。经常往各个部委跑，开会，要资料，要数据。

2004年，我25岁，为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撰写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报告，同时在为央视撰写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解说词。我依托国家级平台，连续三年多从事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工作，与许多学者和官员交流合作，掌握了这个领域的全面信息。我这样的“笔杆子”在体制内是稀缺人才，很多人想提携我作为他们的左膀右臂，替他们撰写各种文章和材料，只是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活。

我二十多岁时精力旺盛，记忆力很好。当时我做的项目是一个上百人的团队在做，我是这上百人中的“文献数据中心”。我快速阅读了半屋子的文献，并将这些杂乱无章的数据系统化和条理化，大家要想了解某方面的全面信息都会来问我，因为在那个团体里，我的知识结构最全面，记忆力也最好，我们团队的组织者常常说我一个人能顶十个人用。我还负责搭建整个框架，撰写大部分的稿件。

我记得我当年看到的一些数据令人触目惊心。有数据显示养活当时的全球人口需要一个半地球——如今起码需要两个地球；还有数据显示因为人类活动造成的破坏，导致我国每年新增的荒漠化面积相当于一个大县的面积。

2022年我43岁，度过了我在北京20余年来见过的第一个昆玉河不结冰的冬季。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这样的异常让我预感到今年的气候灾害将比去年多很多。随着疫情的发展，我国的“清零政策”也将不得不面临终究会放弃的局面，到时候社会肯定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核战争的阴云也笼罩在全人类头上了。

这几年的悲剧性事件会前所未有的多，但这只会是开始，人类或将经历一个长达百年的人口递减过程。只有留下现在一半左右的人口，才能达到与环境和资源和谐相处的条件。未来，战争、瘟疫、灾难以及少子化将结合在一起，使人类人口逐渐递减至可以维持生态平衡的水平。

百年在进化史上只是弹指一瞬间，生物学上的大小年规律告诉我们，当一种生物过度繁殖，破坏了生态平衡后，这种生物就将迎来一个数量锐减的“小年”。如今全球各种战争、灾难与瘟疫，以及年轻人被内卷得拒绝生育的现象，归根结底还是生物学内在的大小年规律使然。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提到的这种理论，我们乡下人常常用直白的话这样来说：人太多了，天要收走一部分人。

我在清华大学“荷塘月色”水域看那里多得数不胜数的鱼拼命抢食的时候，想到我们今天的人类其实也很像那密密麻麻的鱼，在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争夺的过程中，尔虞我诈者有之，大声喧哗者有之，大打出手者有之。贪婪者占有几辈子都用不完的生存资源仍不收手，弱势群体饥寒交迫。人们焦虑不安，互相仇视，缺乏友爱之情。我们不能怪鱼缺乏仁爱之心，在“荷塘月色“那鱼挤鱼的水域里，食物是稀缺资源，鱼只能凭本能去抢夺生存资源。人在本质上也如此，只是每种文化的最高境界都是指向战胜人的本性，用爱来代替仇恨，避免恶性竞争。

爱既多又稀缺，因为大多数的爱仅限于口头表达，并不走心。在我们这个时代，性已泛滥成灾，随之而来的性病也如此，但爱却很宝贵。执所爱之人之手与其共享每一刻美好的时光，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幸福的事情。“与子偕老”就要看运气了，因为在这样的年代，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顺利的活到老。

我在中年时期见证了自己二十年前研究的一个大课题——人类的不可持续性发展终将引爆生存危机，不知道这是幸还是不幸。

我在年轻时接触这种关于人类命运的大课题让我对今天所发生的一切有充足的心理准备，我知道这些坏日子终究会到来。鲁迅是弃医从文，而我则是先弃文从商，再弃商从医。我曾做过几年国际贸易，在三十岁前解决了财务自由问题。之后回归到自己热爱的医学事业中，从容不迫地研究医学。

如今我对人生很淡定，因为年轻时该去经历的都经历过了，所以了无遗憾，不需要再向自己和外界证明自己有存在的价值。我现在就像罗索说的那样在爱的激励和知识的指引下活着。

2012年清明节，我在老家陪我母亲晒太阳。我母亲此生最后一次和我畅谈，母亲对我说，儿啊，娘没爱够你！她流露出她对这个世界的眷恋之情，一个多月后她与世长辞。我有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母亲，她一辈子给我留下的最大遗产是爱的能力。她富有同情心，只要看到别人遭难了就难过，对那些缺乏人照料的孩子，不是自己亲生的她也肯抚养。

今天我与一个被家人以种种理由放弃的患者家属沟通，他向我阐述了所有的困难，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他们管不了病人，只能顺其自然。听完后我默不作声了一会儿，然后对患者家属说：好，从此你家病人就是我的亲人，我来负责治疗和照料他，这责任我来承担。我不觉得多的是负担，我认为多的是一个亲人。我给予这个信赖我的患者爱和关怀，他会同样回报给我爱与关怀。而且多年来由于我的这一作风，我身边的一些好友也自发的和我组成了一个团体，帮扶一些特别困难的患者。

很少有人能理解我母亲给我留下的这份精神遗产的宝贵性，我母亲几乎从来不仇恨任何人，她总是对受难者充满了悲悯之心。我从小受我母亲影响很深，小时候我很难对其他人记恨超过一天，如今则是很难记恨一个人超过一秒。但我乐于不断的给出爱，我也收到了太多的爱的回报。这些爱的回报让我活得特别有力量——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爱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会感到慌张。我的恩师们至今都对我念念不忘，我的同学中大多数还是像当年那样待我很友善，亲友则公认为我可信可交。像我这样的人是无所畏惧的。

我不认可任何建立在仇恨基础上的价值观，对那些试图用仇恨情绪来同化我的人，我总是敬而远之，尽量不和他们浪费口舌。两个出发点截然不同的人是不会有同样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很难在精神上进行对话。很多人心中的仇恨使得他们很难安宁，而我则很容易安宁下来，我活在爱与被爱的环境之中自得其乐。仇恨是一种负担，它使人沉重，甚至会扭曲人性。我选择铭记历史，忘记仇恨。铭记历史是为了保持警惕之心，避免悲剧重演；忘记仇恨是为了不成为仇恨的囚徒，避免冤冤相报，一个冤冤相报的人间永无安宁之日。

经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会选择学医行医？他们认为我应该去做更大的事业。对这个问题，我统一的回复是当医生让我感到很舒服。实际上医学所提倡的博爱众生，生命至上的原则和我的价值观高度吻合，帮那些信赖我的病人减轻痛苦能让我获得莫大的快乐，救助那些陷入困境中的患者更是让我觉得自己无愧于母亲的教诲。

从小我就有与众不同的勇气，我在学校里看到其他同学被人欺负，不管这事与我有关还是无关，我都会站出来帮助弱者主持公道，哪怕自己会因此而挨揍。其他人大多胆小怕事，与自己利益无关时都会作壁上观，与自己利益有关时则争破头。他们长大后和我的差异就越来越大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因为各种利益与人起纷争，有时他们会在这些纷争中扭曲人性。而我始终还是坚持儿时的风格，一直都有基本的同情心和同理心。

因为这个个性，我在初中时被选为班长和学生会主席，高中时成了全校的精神领袖。如今在我的患者群体中也有很好的口碑——当然也有一些人对我心怀不满，这个我并不觉得意外，也不觉得难过，毕竟任何人都无法令这个多元世界里的每个人都满意，那些与我们价值观相反的人很讨厌我们。

这个时代确实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风险，但是一个活在爱中的人是不惧怕这些风险的。因为我们知道有许多人和我们以各种各样的爱建立起牢固的纽带，我们不会放下他们不管，他们也不会在我们受难时袖手旁观。

许多人不发声只是因为自愿或被迫成了沉默的大多数，毕竟我们的言论环境不是那么宽松友好，是被人为操纵的。但这并不代表大多数人认可那些流行的极端言论，我从小就知道沉默的大多数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只是他们缺乏公开表达意见的勇气，而且他们也形成了一股不容任何人小覤的力量。他们默默地支持和保护着像我这样看似另类的人，把我们而非那些极端主义者当作真正可信赖的朋友。我们的言论环境让那些极端主义者误认为自己好似有许多同伴，但其实如果能让所有人都畅所欲言的话，他们将会发现原来实际上他们自己才是少数派，大家心中对他们的不认可只是不在口头上表达出来而已。

在这种环境下，健康、爱、友谊和知识就显得弥足珍贵。

我知道危机时代已经到来，但是每天我还是会骑着车去山脚下锻炼身体，坚持看书学习，坚持爱他人，坚持快乐生活。罗素先生说，对一个身心健康的人来说，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人际关系是最重要的快乐之源。而建立在仇恨基础上的团体则一有机缘便会互相倾轧，因为仇恨是一种习惯性情绪，总在折磨人。渡尽劫波爱还在，人间三月仍芬芳。只要有爱在，就没有什么可畏惧的。爱终能化解一切纷争，爱是最好的救赎。

佛教常讲慈悲，儒家提倡仁爱，道家推崇不争，医学的宗旨则是“博爱众生，生命至上”。许多人以为自己受传统文化熏陶，热爱儒释道，殊不知只是叶公好龙，既不懂儒释道的精神，也无法知行合一，只不过嘴上说说而已。

佛教说人要“常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心中没有贪婪、嗔怒、仇恨、痴迷、执着、傲慢等不良情绪的人是有福的。慈悲生安宁，智慧驱烦恼。人间已进入多事之秋，瘟疫、灾难、战乱胶结在一起，许多人会意外丧生。活着的每一天有爱相伴，不被疾病、仇恨和烦恼折磨，才是最美好的事情。

生物学家们发现，对人的发展，乃至对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基因和环境的影响力各占一半。我们实际上可以利用基因和环境的这一特点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调节自己的健康状况。

举例来说，我们可能天生的缺乏运动细胞，我们的基因决定了我们不爱运动。但是如果我们身边的朋友们都爱运动，我们选择的生活方式需要多运动，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后天的这些环境因素来改变我们先天基因的不足。

如果一个人生来就很自律，那么他受环境的影响可能会比较小，他可以在不良的环境中坚持自己的选择。人的自律精神的确有可能是天生的，我见过戒烟最成功的人是我的父亲，我母亲中风的那天，我师哥把我父亲叫到医生办公室里对他说，我母亲好转过来后，不能再生活在一个有二手烟的环境中，我师哥希望我父亲戒烟。从医生办公室出来后，我父亲虽然因为戒断反应非常煎熬，但是他真的从此没有再抽过一支烟。而我的自律精神也是极为少见的，如今我在我儿子身上看到了同样的现象，他进入青春期后期，自律能力比一般人强多了。所以我在想，我们家族中的这种自律精神确实是先天基因决定了。

如果一个人不具有自律精神，很容易受环境影响的话，那么他就要考虑学习“孟母三迁”的精神，选择一个非常适合自己发展的环境，让环境来影响自己。广场舞是非常典型的受环境影响的例子，很多人过去不爱运动，但是在参加某个广场舞组织后，爱上了运动。

我在癌症患者这个群体里发现，有些患者参与了某些由癌友组织的抗癌乐园（这种抗癌乐园全国各地都有）后，情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过去不爱运动的，现在跟着大家坚持运动；过去有许多不良习惯的，在抗癌乐园的群体影响力下，也逐渐改掉了自己的不良习惯。这些人在受到环境影响后，普遍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有许多行为习惯和生活习惯很难靠我们个人的力量去克服，但是在加入一个同类成员组成的群体后，在其他人的帮助下，我们可以克服以前克服不了的不良习惯。

学生中天然的就分两种，一种不受环境影响，能自学成才，另一种很受环境影响，在一个更好的环境中会发展得更好。我们固然要想办法提高孩子的自驱力，让他们学会自动自发地去学习。但是也要看到有些孩子存在先天不足的问题，需要环境带动他们学习。总体来说，大多数学生都是在先天基因和后天环境双重影响下成才的。

我接触的问题家庭很多，我发现这些问题家庭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这些家庭中已经形成了固定的交流模式，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经常互相指责和抨击，而不是善于发现对方的优点，赞同对方的观点。通常这样的家庭问题重重，家长和孩子的心理都不健康，而且这种模式还很容易代代相传。一些通过婚姻与这样的家庭结合的成员会倍感痛苦，久而久之，他们也被同化了。因为在这样的家庭中，好好说话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当然这不是说家庭内部的环境就完全的不可改变，当一个自律精神非常强的人决定改变自己的家庭环境的时候，他通常都能做到这一点。某个家庭中，只要有一个成员决定改变，而且坚持不懈，一般一两年的时间里，这个家庭就能形成一种新的氛围，家庭成员们会养成新的习惯。或者，当一个人参与了某个团体，从这个团体内习得了某种习惯后，他也容易以身作则，把这种习惯带给他的家人。现代心理咨询师中也有一些专门从事家庭关系治疗的心理咨询师，他们通常也需要通过一段时间的干预，才能改变一个家庭的交流模式。

人的自律精神也跟年龄和阅历有关，摔的跟头多了，吃的亏多了，自律能力自然而然就增强了。我个人相信那些有自律基因的人，他们的祖先一定是栽了许多跟头的人，正因为栽跟头多了，所以知道自律的重要性。所以一个人自律的先天基因形成的条件和后天的自律精神形成的条件是一致的——这个必须得是一致的，否则的话就不符合生物进化理论了。

我在治疗癌症的过程中发现除了需要用药物控制患者的病情外，还需要矫正患者的行为习惯和性格特征，而要成功的做到这一点，真的需要费尽心血。因为基因和习惯的力量太强大了，有些人因为基因和幼年形成的习惯，已经形成思维定式了。我们每次矫正他们的行为和思维习惯时，他们似乎总有恍然大悟的感觉，但是下次再遇到同类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习惯性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又在发挥作用。这其实需要患者本人有意识地去运用我介绍的这些方法去改变自我。

中国古代有句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讲的就是这一点。不过我在实践中发现，秉性虽然难移，但是不是不可移。有许多人还是成功的把自己的秉性移除了，移除这些秉性的办法就是通过自律和他律。自律靠的是自律精神，他律靠的是环境影响。自律与他律的结合，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的。而且，的确对人的身心健康的影响很大。

圆是自然界广泛存在的一种几何图形，沿着一点（圆心），以一条线段为半径画出一个图形，这就是圆。我们用圆来象征着世间最美满的状态，我们希望一切圆满。古往今来的数学家们也在为圆着迷，他们一直希望用数来计算出圆的周长和面积，但这是非常难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似乎永远都无法求出圆真实的周长和面积。

我们现在通用的圆的周长和面积的计算方法是阿基米德发明的，阿基米德是一个经常走路失神的蓬头垢面的数学家——那些热爱思考并经常沉浸其中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大多是这种不修边幅的形象。他为了解决圆的周长和面积的计算问题，竭尽全力。直接计算圆的面积的方法没有，但是阿基米德发现可以计算出圆的最近似的正多边形的周长和面积。

阿基米德发现如果在圆周上定位六个距离相等的点，再将这六个点连接成一个六边形，那么这个六边形就刚好是一个边长与圆的半径相等的正六边形，这个正六边形的边长和面积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它的周长等于圆的直径的3倍，也就是C＝3d（d为圆的直径）或6r（r为圆的半径），这个周长就与圆的周长有些接近。

如果用同样的方法将圆周分成12段完全相等的弧，将这12个点连接成正十二边形，计算的结果就更精确。以此类推，可以把圆无限地分成越来越接近圆的正多边形。最后求出这样的正多边形的周长和面积就非常接近圆的周长和面积了。

阿基米德的这种思想就是微积分中的微分法，阿基米德最后得出了著名的圆周长的计算公式和圆周率，也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用的C（圆的周长）＝πd，其中的π为圆周率，d为圆的直径。这个公式也可以表示为C＝2πr，r为圆的半径。

阿基米德用他的这种切分法和勾股定理，借助圆内接96边形和圆外接96边形，计算出圆周率π是一个介于3+10/71和3+10/70之间的数字，也就是说3+10/71<π<3+10/70。我们今天所取的π只是一个近似值，就是3+10/70，亦即22/7，通常我们把它精确到小数点后四位数，按照π＝3.1415来计算。π是一个无理数，我们用现代的计算器来计算π，已经可以计算出小数点后20亿位数了，但这还不是它最后的结果。

实际上我们圆的周长和面积的公式中的圆周率π本身只是一个近似值，而非圆周率本身，而这个近似值又是无穷的，我们在数轴上都无法给圆周率找到一个准确的点。以人的智慧，或许我们永远也无法求出圆的周长与直径和半径之间的准确关系了。

数学是不完美的，数学中的微积分是为解决无穷问题而诞生的。而现代科学是建基于微积分的基础之上的，无穷给了我们巨大的想象空间。正如阿基米德所言，直觉和想象力在数学研究中是不可或缺的，阿基米德希望，在现在和未来的几个世代中，某些人会利用这种（直觉和想象力结合的）方法，找到我们尚未掌握的其他定理。

如果你热爱数学，喜欢微积分，你会发现微积分的影子无处不在。庄子说“至大无外，至小无内”，这就是微积分的思想，因为微积分是专门研究无穷问题的。当人们以为原子是物质最小微粒的时候，科学往前进一步发现了量子，那么量子是不是物质的最小微粒呢？不好说，可能像庄子说的那样“至小无内”，以后也许还会发现比我们现在发现的最小的粒子更小的微粒存在。

我们以为科学是准确无误的，圆周率给我们泼了一瓢冷水，科学也只是一个近似准确的大概数字。真正准确的数字可能是一个永远都无法计算出来的未知数。世间没有一样事物堪称真正的圆满，如果我们要追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追溯到无穷尽的深渊之中。

佛教哲学提出了一个缘起性空的概念，“缘起”和“性空”是并存的，佛教认为万物的本质是“性空”，但是因为宇宙中的一切都互相交织，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因缘，这些因缘就让本性为空的万物，有了各种各样的“性质”。然而这些“性质”并非万物本来的自性，万物的自性是空性，是不存在的。佛教的这一哲学理念研究的也正是无穷现象，为什么古往今来那么多高智商人士喜欢研究佛教哲学，因为佛教对无穷现象的研究是非常深入的，它实际上也是微积分思想的另一种体现。

我们想要的圆满是无法计算出来的，甚至可以说是空无一物的。人世间那么多的完美主义者所追求的完美状态其实就是一个无法计算出精确值的圆，是一个永无休止的无穷，是不存在的虚幻的目标。所以完美主义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病态，完美主义者是一群毕生都无法达到自己的目标的精神障碍患者。与其说对完美的追求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不如说是一种无知和病态的行为。

我们得破斥了完美主义，内心才能真正的安宁下来。我们只有放弃了对完美主义的追求，才能更加接近真实的人生；我们也只有放弃了对别人的近乎完美的苛求，我们才能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我们在亲子关系中，如果秉承完美主义，我们的孩子将有可能罹患可怕的焦虑症和抑郁症，并有可能在生命的某一天自杀身亡；我们对医疗的效果如果抱有错误的完美主义幻想，我们也只能不断的体验失落；我们若追求一份完美的爱情，我们终将发现这世界上找不到我们想要的爱人，我们会不断的错过那些真正温暖的爱人。

费曼说微积分是上帝的语言，上帝的语言最大的两个特点是无穷无尽和不完美。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是非常智慧的一个人，他看到了生命的有限和知识的无限，认识到了有穷和无穷，所以他放弃了对无穷的追逐，他因此而变得知足常乐。

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我们人类基因组中的那些基因，有的已经在自然界中演化了几十亿年，有的也许是刚刚才进化而来的，未来还会因为环境事件进化出新的基因来，这也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以人类有穷的智慧和人类这个物种有限的生存史，我们无法去了解生命的全部奥秘。万物在生生不息中不断地循环和进化，终极的答案是不存在的，是虚空。

无论是数学还是哲学，抑或是生物学/医学还是宗教，最终都殊途同归的指向无穷无尽。我们眼中的不完美的现实即是最真实的存在。日本医生兼作家日野原重明说，我们人一生都是在和脑海中那个完美的自我斗争。不但别人达不到那种完美的标准，我们自己也达不到那种完美的标准。人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对自己、对爱人、对家人、对朋友、对他人、对社会都不求全责备，才能真正地放下心中的巨担，过上轻松愉悦的生活。

后记：今年春节，我花费了很多时间专门就抑郁与焦虑情绪阅读了一些书籍和写作了一些文章。这是因为我在工作中接触到的癌症患者和患者家属，大多存在焦虑和抑郁的问题。有些人是在遭遇癌症之前就已经存在焦虑和抑郁问题，焦虑和抑郁情绪可能还是他们罹患癌症的诱因之一；也有一些人是遭遇癌症过后，生活发生了巨变，逐渐被焦虑和抑郁情绪吞噬。

我一直想就这个问题展开一些研究，以期更好地帮助患者和患者家属。在发达国家，癌症患者和患者家属通常都有心理医生帮助。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有限，了解癌症患者和患者家属群体状况的心理医生也比较稀缺，癌症患者和患者家属的心理问题实际上很难得到缓解。

肿瘤科的临床医生们都很忙，而且术业有专攻，大多数肿瘤科医生并不懂精神卫生知识，甚至他们自己也因为接触到的不幸事件和负面情绪太多而陷入焦虑和抑郁之中。我熟悉的肿瘤科医生中有两人自杀，一人成功，一人未遂。还有几个要好的同仁已经离开了这个岗位，或去其他压力较小的科室，或彻底离开医疗行业。我自己也曾三度因为压力过大而斑秃，所幸的是自己都把它治好了，如今心理承受能力也比过去强了许多。把人家的生死扛在自己肩膀上的人，从来都不可能真正的如闲云野鹤般轻松自在。我们只能在工作中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个人修养和心理素质，以更好的履行与苦难共存的职责。

我一直有整理一些关于焦虑与抑郁情绪方面的文献资料，撰写系列文章的想法，只是总是很难抽出大块时间来完成这个计划。如今也算马马虎虎地完成了它，实现了心头的一大愿望。虽然系列文章写成以后，自己总觉得挂一漏万，对自己所写的文章不大满意。但正如本文标题所提倡的精神一样，我也应放弃对完美的追求，至此也该在这个问题上告一段落了。

这段时间的写作也促进了我自己的反思，我的父亲其实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存在道德洁癖。我在青春期后期出现的精神压力过大的情况，既与自己当时的学习压力和早恋压力有关，也与我父亲的性格有关。而我自己也多多少少继承了我父亲的这一性格特征，对自己的要求极高，有过人的自律精神，但我这种人的弊端就是可能会让身边的亲人感受到压力。我因此而向妻儿道歉，所幸的是他们觉得我还算温和，对他们并没有造成大的伤害。至于生活中的磕磕碰碰，则所有人都在所难免，他们并未对我有太大的意见，这让我稍感安慰。

李宗吾先生写《厚黑学》时曾说，他不是在骂别人，而是在骂自己。我写文章，大多数时候也不是在批判别人，而是在批判自己。我所批判的问题很多都在我自己身上存在，我总是在反刍自己成长经历的过程中完成自己的思考。批判别人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对别人的情况不了解，可能纯属冤枉人家；二是批判别人总容易让人不爽，易引发纠纷，所以不如批判自己安全。在自我批评的时候，如果其他人发现自己或多或少地存在我的一些毛病，他们愿意以我为鉴，也反思一下自己，我就心满意足了。

所有事情都有两面性，即如完美主义，它既是人类精神障碍的源泉之一，也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之一。它是我们在千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应激机制。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任何一种在进化过程中产生的基因都是生物在生态圈中生存的过程中，演化出来的最优解决方案。

所以我们对各种现象应该持二分法去看待，既批判它不足的一面，也承认它有益的一面。即如我自己，倘若没有完美主义倾向，亦不会读那么多书，写作能力也提升不到现在这种程度。但过于追求完美，则又会导致许多人陷入精神障碍中，甚至会精神致残，最终意志瘫痪，成为家庭和社会的负担。

我国古人在协调“过与不及”的问题方面有惊人的成就，我们的祖先发明了“中庸之道”——“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优质文化遗产之一。所以我希望读者朋友们在阅读我的文章的过程中，能够秉承中庸之道，把握好尺度。现实世界不像理想世界那么纯粹，还是有许多需要“模糊处理”的地方，不必太认真。既要有否定的精神，也要有否定之否定的精神，这也算是我对破除完美主义最后的注解吧。

患者的情绪问题受到了中医的高度重视，从古至今中医都将患者的情绪作为发病的内因，但是遗憾的是中医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专著，却缺乏精神医学方面的专著。这或许是因为人的精神世界太过奥妙，很难被早期医学家研究透。

传统中医将疾病的因由总结为三条：内因、外因和不内外因，并认为内因为主。关于内因，说法有很多，但是较无争议的说法为人之七情和正气虚弱，后者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免疫力低下。中医常说一个人患病主要是因为外感六淫（又名六邪，指六种极端气候：风、寒、燥、湿、暑、火）和内伤七情。人在外感六淫和内伤七情之后，会产生痰饮、瘀血、滞气、寒邪、热毒等病理性产物，最终这些病理性产物胶结在一起，导致人的机体出现了种种疾病问题。

中医的七情即七种情志：喜、怒、忧、悲、思、恐、惊，中医认为七情通于人的五脏∶喜通心，怒通肝，忧通肺，悲、思通脾，恐通肾，惊通心与肝。故七情太过，则伤五脏。七情内伤，则有所亏损，治疗起来就很不容易。甚至有些医学家还说，情志过极，非药可医。

七情的问题几乎每个中医师都会讨论，历史上那些有名的中医学家的著作中很少见到不提及七情的，中医的许多方剂和药物也有疏肝解郁和安神养心的作用。不过有意思的是，中医在骨伤病、眼病、妇科疾病、儿科疾病、呼吸疾病、脾胃病、虚损病、外科疾病等绝大多数疾病方面都有专著，甚至连麻风、天花和肺结核这种单一病种上也有专著，但自古至今，却一直都缺乏精神医学专著。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中医的精神医学方面的内容散见于各医家的著作之中，只不过专门的成系统的精神医学方面的著作却确实没有。

中医虽然也认识到人的不良情绪与疾病存在重要的关系，发现不良情绪可以诱发痈疽（肿瘤）、中风（心脑血管疾病）等重大疾病，但对人的不良情绪的来源却知之甚少，也言之甚少。治疗人的情绪障碍方面的方剂和药物很有限，缺乏相关的系统性研究。

当然，在五六十年前，西医对人的情绪障碍问题所知也很有限。西方的心理学虽然起步较早，但早期的心理学和精神医学根本称不上是科学。以至于当有人推荐弗洛伊德获诺贝尔奖时，遭到了爱因斯坦等人的强烈反对。最近的半个世纪，由于现代科技的发达，人们可以通过脑部的核磁共振等手段来研究人的意识与大脑之间存在的各种关系，精神医学才真正地迈入了科学时代。相关研究显示，恶性肿瘤和心脑血管疾病确实与精神障碍存在一定关系，但我们现在也仅仅把这扇门打开，里面的内容仍然没有完全研究透。

传统中医认为人的思想意识是由“心”主宰的（“心之官则思”），我们要知道中医脏象学说中的“心”不能等同于现代医学中的心脏。它只能说是一个模糊的功能性概念，它既包含了心脏的部分功能，又包含了大脑的部分功能，甚至还包含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难以用现代医学去解释的功能。而我们现在所说的精神和意识领域的一些内容，传统中医又把它归结为心之外的许多其他器官的功能，如传统中医认为胆的功能中包含判断和决策（“胆为中正之官…..决断出焉”），还认为脾主思虑肝主意志等等。

如今我们知道以上的各种与思维和意识相关的功能基本上都是大脑的功能，是在大脑的各个分区中完成的——也有一些研究显示肠道的益生菌与人的情绪也有关，还有一些研究显示把大脑分区的做法不科学，大脑是整体在发挥作用。所以如果我们要研究中医治疗情志病（精神疾患）的各种方法，最好同时对脑科学有深入的研究。

中医在历史上摸索出了许多卓有疗效的治疗人的情绪障碍的药物和方剂，中医的针灸疗法更是对脑神经和全身神经的恢复很有帮助——这一点已经得到了世卫组织的认可，针灸在治疗中风后遗症上的疗效就是典型例证。如果我们因为它的理论与现代科学格格不入而轻视它的作用，那也是一种偏见。人类在与疾病搏斗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在当时解释不清其原理，但是却卓有疗效的方法，我们应该继承这些治疗方法。

中医治疗情志病的方剂和药物也是散见在各个医生的著作之中的，如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和孙思邈的《千金方》中就有“百合狐惑病”和“妇人脏躁”之类的疾病，这些疾病与现代医学中的抑郁症、躁郁症等情绪障碍疾病有相似之处。笔者用张仲景的甘麦大枣汤和孙思邈的淡竹茹汤治疗产后抑郁症，就有一定的疗效。也有很多医生用大小承气汤治疗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等兼见便秘症状的患者，能够缓解患者急性发作的病情，这些治疗经验也很宝贵。

但中医因为对精神医学的理解不深入，往往把患者的自行缓解误认为是用药治愈了。比如抑郁症这种病，患者在一次发作自愈之后，可能会有非常长的一段缓解期，有些患者的缓解期可以长达20年以上（相关数据可见Aaron T. Beck和Brad A. Alford合著的著作《抑郁症》）。抑郁症通常的规律是无征兆的发作，发作开始时甚至连患者和患者家属都不知道，然后在发作一段时间后，又无征兆的自行缓解。有些女性患者的抑郁发作可能与排卵期和月经期等生理期有关联。

抑郁症患者大多存在乏力、轻生、失眠或嗜睡、厌食或暴饮暴食、情感淡漠和无性欲（爱无能和性冷淡）、自罪感、头痛、便秘等症状。如果我们用补中益气汤之类的方剂解决了患者的乏力症状，用承气汤之类的方剂解决了患者的便秘症状，用酸枣仁汤之类的方剂解决了他们的失眠症状，又恰逢患者自行缓解并进入一个很长的缓解期，我们便会误认为我们用中医治愈了患者。

但实际上这些患者并没有被治愈，我们只是恰巧解决了他们的躯体症状而已。当然，这种躯体症状的解决对患者从抑郁发作状态中走出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可以缩短其抑郁发作的时间。

真正要治愈抑郁症、焦虑症和精神分裂症患者，还需要结合认知和行为疗法。认知和行为疗法的作用甚至大于药物的作用，有很多患者是不必非得依赖药物才能治愈的。患者的认知障碍是客观存在的，并非缓解其躯体症状就能解决掉其根本问题，而且有些躯体症状本身就是由情绪障碍引起的。有些患者的认知障碍是从幼年时期就开始出现的，对其认知障碍的纠正需要做很多工作。这些需要患者自行阅读有关书籍，也需要亲人的安慰与陪伴和心理咨询师的专业治疗相结合，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因为我国社会普遍的存在对情绪障碍问题的无知和误解，所以在现实中，精神障碍患者大多不知道自己存在精神障碍问题。由于对精神疾病或心理疾病存在病耻感，大家也羞于向精神科医生求助。实际上我国精神障碍患者数约占总人口数的十分之一，精神致残已经成为致残的首要原因。比如一些患者性冷淡（抑郁症的典型症状之一就是儿童期对玩具缺乏兴趣，青少年时期凡事都感到很无聊，成人后无性欲），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抑郁症患者，他们不会向精神科医生求助，只是不再过性生活，久而久之甚至认为这是一种高尚的行为。这些人如果结婚了，对自己的伴侣也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折磨。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些抑郁症患者家属吐槽，他们被压抑得也得了抑郁症。

我在农村见过一些抑郁症患者，他们经常郁郁寡欢，偶尔精神失常，大家都只是把他们当作脾气不好的人来对待，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生病了，有些甚至指责他们无病呻吟。约有20%的人在人生的某一阶段或某些阶段会患抑郁症或抑郁症反复发作，这个比例非常高。真正得到治疗的抑郁症患者仅占少数，大多数患者都是自己在默默无言地承受着。这世界上哪怕有一个人能够理解并关爱他们，他们的痛苦也将大大降低，遗憾的是多数患者缺乏这样的照护者。

全世界大多数提倡禁欲主义的宗教创始人或许都存在抑郁的问题，也最能吸引抑郁症患者成为他们的教徒，他们认为性是罪恶的，禁欲是高尚的。但有意思的是，一些人投身宗教事业后，抑郁症不知不觉间痊愈了（抑郁症治愈率有30%左右），然后他们又发现自己对性颇有兴趣，再也守不住戒律清规，于是就犯戒了。这在任何一个宗教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一些德高望重的宗教领袖可能在青少年时期存在抑郁症，毫无性欲，但是在从事宗教工作后，抑郁症痊愈了，又有了性欲。最后因为社会成见，要求他们禁欲，他们便偷偷摸摸地过性生活。事迹败露后，就成了丑闻。其实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这意味着他们康复了。

我相信随着医学的发展和科普工作者的努力，将来我们的社会在这个问题上一定会更宽容一些。宗教人士如果抑郁症痊愈了，完全可以既过正常人的生活，结婚生子（就像日本的和尚可以结婚一样），同时又以其丰富的宗教方面的专业知识继续去帮助和引导信众——毕竟宗教需求客观存在，而训练有素的宗教人员其实并不多。宗教也能解决很多社会问题，我曾见过不少患者被家人抛弃，但是却有许多教友在照顾他们。仅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就得承认宗教的社会价值也是巨大的。不过违反法律，违背他人的意愿进行的性侵犯就要遭到法律制裁和社会讨伐了。

说到宗教，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领域。费曼在《宗教与科学的关系》一文中尝试着在这看似对立的二者之间进行对话，不过这篇文章在我看来还不完善，费曼没有认识到宗教在医学上的实用价值。而且，因为费曼偏科严重，对文科一向心存偏见，所以他也没有认识到宗教的超越道德的社会价值。

很多宗教都能治愈心理疾病，而且其效果比现代的精神科医生常用的行为认知疗法更好，并且不能排除一些宗教训练对根治成瘾性行为（如戒毒）和治愈癌症这类重大疾病也有意义。当然，中度或重度患者必须以正规治疗为主，否则很容易出现生命危险。笔者很想以后有空时就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然后狗尾续貂，将费曼那篇文章未能尽善尽美的地方完善一下。

中国古代医学与传统的道教和佛教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常常说中医博大精深，中医是哲学与医学的结合体，甚至说中医是道医，这些说法并没有错。《黄帝内经》中包含了大量的精神医学方面的内容，虽然它不是一本精神医学方面的专著。《黄帝内经》提倡的“恬淡虚无，病安从来”的人生观以及该书《上古天真论》篇中的许多其他内容都可以说是预防医学方面的杰出理论（尽管也有错误，比如该书不提倡冬季运动，如今我们知道运动应该不分季节，长期坚持）。《黄帝内经》中的许多哲学思想对维持人的心理平衡很有好处，也堪谓真知灼见，我们可以认为这些是最早的认知和行为疗法。

而佛教则更了不起，佛教的六度是一种比行为认知疗法更为完善的心理治疗系统。佛教的六度包括持戒、忍辱、布施、禅定、精进和般若，这六度几乎涵括了现代精神医学中的认知和行为疗法的所有内容，并且比之更科学。

佛教的一些群体性活动是“生物－心理－社会”医疗模式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社会，佛教徒通过布施（以各种方式行善）来与社会建立起友好关系，这对改善心境障碍者的生存状况、社交能力和提升他们的自我价值感都大有好处。美国心理学会主席塞利格曼研究助人为乐活动的心理治疗效果，得出了助人为乐确实能够使那些沉闷和忧郁的心理疾病患者更快乐的结论。这种结论早在两千多年前，佛陀和耶稣等宗教家就已经给出并付诸实践了。

但我个人对佛教的某些观念不完全认可，我的身心基本健康，性欲正常，对爱情持肯定态度，心态积极乐观，既有自知之明但也很自信，活力十足，不师心自用也不崇拜任何权威，一直都不卑不亢的活着。我的恩师是我当之无愧的精神导师，但他是个温和的谦谦君子，教诲我时从不居高临下，相处时始终坚持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原则，甚至更愿意跟我以兄弟和朋友的关系而非师生和父子的关系相处，他是那么的平易近人和可爱，我因此而愈发敬爱他。所以受他的影响，我不可能成为任何一种宗教的教徒，也不可能服膺任何权威。我愿意借鉴佛教心灵成长的方法，而对其教义中的一些内容则持保留态度。

况且，我就像爱因斯坦所说的那样，在实践中认识到这个世界是可以用科学思维来理解，并且充分享受这种理解带来的乐趣的那种人，所以我不会接受有神论。当然，我也不打算冒犯任何佛教徒，谁知道究竟是我的看法是对的还是他们的看法是对的呢？我是一个很开放的人，从不认为自己比别人更正确。我只坚持自己的人生态度，但对其他人的选择不做任何评价和否定。

如果我们能取其有利于自己的那部分，而搁置自己不认可的那部分，则佛教的六度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心灵成长的方法之一。当然我觉得更好的心灵成长的方法是爱、运动和广泛的阅读。我与罗素先生对爱情的认识高度契合，我们都认为爱情是最强烈的力量之一，人在有了自己的灵魂伴侣时，心灵能不断成长。不过这需要运气，并非所有人都能找到自己的灵魂伴侣。除了爱情，对家人和朋友的爱，以及对社会大众乃至整个生态圈的博爱精神，也有助于一个人建立起健全的人格。只是我得承认，我无法在博爱这个问题上做到尽善尽美，有时我也会比较自私，优先保护自己。话说回来，自我保护也是生物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本能之一，并没有什么可指责之处。

今天我们知道所谓的心灵成长其实是大脑的全面发育，人在成长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大脑的发育受到了影响，有时甚至造成了脑损伤——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脑损伤不仅仅是指大脑受到了外力冲击或长了肿瘤，精神创伤和压力（尤其是慢性压力）也会造成脑损伤，而且是最主要的脑损伤的原因，童年的不幸往往会造成一个人出现严重的脑损伤。但造物主如此奇妙，它并没有关闭进化之门，它让我们的大脑终生都能不停地发育，所以脑损伤随时都有康复的可能，人人都可能实现灵魂的觉醒和心灵的康复。

目前，现代医学治疗精神障碍的手段也无非不过药物加认知行为疗法而已，有些药物是解决躯体症状的（如便秘、失眠、乏力、厌食），有些药物可能对心境障碍有作用（如碳酸锂等有稳定心境的作用）。

中医在几千年的实践中也摸索出了一些解决这类躯体症状的方法，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发展出了许多疗愈身心的内容，甚至连陶渊明的诗和苏东坡的词都有疗愈情绪障碍的作用，这些丰富的非物质遗产是可以古为今用的。所谓文化，绝大多数都是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生存经验的结晶，所以说文化有疗愈身心的作用并不奇怪。

我经常被患者问到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他们情绪不稳的问题，也经常被患者家属请求开点药缓解一下他们家人的情绪问题。对这个问题，我很难作答，因为古往今来，心病都是最难治疗的。脑损伤的恢复和心智的成长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医生、患者、家庭和社会都尽力而为才能让患者康复。

医生要想帮患者解决这个问题，确实得如我的老师当年所说的那样，要“博古通今，贯通中西”，自我心智得成熟，对世界的认知要达到一种通透和圆融的状态，看透红尘后还能热爱红尘和生命，心甘情愿的作为一个平凡人，在这个世界上和光同尘的活着。只是要做到这些，却又谈何容易！

佛教中有句话说，菩萨畏因，众生畏果。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菩萨因为智慧过人，能从因看到果，所以菩萨很怕种下恶因；众生对事物的因果关系缺乏了解，所以总是要到果报来临，才知道害怕。

这句话在亲子教育这个问题上也是成立的，很多焦虑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能力出众的天才。实际上这只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天才们的精神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当他们知道很多天才的精神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他们不会再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天才。

我曾用这样的例子来开导一个向我咨询亲子教育问题的家长，我告诉她，我小时候曾经和一个因为事故而断了双臂的学长同校读书，他用脚写字，用脚吃饭，他的脚简直比别人的手还灵活，写出来的字比我写的字还漂亮。那么，你愿意自己的孩子失去双臂，锻炼出这样出色的才能吗？她说那当然不愿意，她更希望自己的孩子双手双脚完好无损。

这说明这个妈妈有正常的思维。我们对自己肉眼能见到的东西很容易做出准确的判断，但是对那些我们肉眼见不到的东西就不一定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很多天才的大脑的发展都是不平衡的。

提起牛顿，很少有人不赞叹他的伟大。但是牛顿是个早产儿，他还没出生，父亲就离开了人世，他的母亲在他三岁时也抛弃了他。近几十年来脑科学迅猛发展，让我们知道了人为什么会早产。胎儿和母亲之间有个默契很深的“协议”，当胎儿消耗的能量占了母亲的能量的15%的时候，母亲和胎儿的大脑便会同时分泌催产素，胎儿便会分娩。早产儿往往是因为在娘胎里发育就不正常，以至于过早地消耗掉母亲15%的能量，所以会提前分娩。早产儿的催产素水平低于正常出生的人。

催产素是人与人之间保持良好的亲密关系的润滑剂，催产素的分泌并不会因为生产结束而结束，在人的一生之中，催产素都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催产素水平较低者终生都很难与人建立起亲密关系，他们的感情世界一片荒漠，而且催产素水平过低的早产儿很容易罹患精神分裂症。牛顿不幸的是，他最后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晚景凄凉的牛顿最终只能在宗教中寻找慰籍。

而爱因斯坦这样的伟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去读读爱因斯坦的传记，便会知道爱因斯坦的精神世界并不像他取得的成就那样令人羡慕。爱因斯坦也存在某种遗传缺陷，以至于很难处理好自己的亲密关系，晚年的时候很孤独，他的孩子还得了精神病。

常常有人说天才的另一半是疯子，虽然这种说法过于绝对，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一个人在某些方面有超常的发挥，往往意味着他们在正常人看不到的地方有重大的缺陷。这是进化的规律，拉马克说长颈鹿的颈之所以那么长，是因为它要够得着树叶才能有充足的食物来源，是环境逼迫它进化出这么长的颈。这种表观遗传学的理念一度成为科学界的笑柄，一些傲慢自大的科学家还嘲笑拉马克说，那是不是把老鼠的尾巴切断了，它们不用尾巴，它们繁衍的后代也会没有尾巴？不过现在表观遗传学的观点得到了证实，人们意识到了拉马克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些嘲笑拉马克的科学家如今成了真的笑柄。

人可以用各种手段逼迫孩子成长成一个在某些方面特别优秀的人，但其风险也是巨大的，因为这可能意味着我们的孩子不能均衡发展，等到他们成人后，他们会出现系列的身心疾病。

我们所获得的总是与我们的付出成正比，这是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老生常谈。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是一个深度思考者，我们便会进一步想到，我们的需求是有限的，人并不需要获得太多资源就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有时候那些多余的付出纯属浪费，不但如此，过多的付出通常还会对人的身心构成伤害。

当我们焦虑和急迫的希望孩子出色的时候，孩子也许会出色，也许不会。但是父母焦虑和急迫的情绪却会困扰他们终身，他们成年之后，也会陷入焦虑、急迫和抑郁的状态之中。

万物相反相成，凡事有利必有弊，优秀也是一把双刃剑。我不会为任何被人追捧的天才喝彩，因为我不知道这种喝彩声对他们来说是好还是坏。杨振宁先生最得意的学生张首晟曾被杨振宁认为可能获得诺贝尔奖，但是不幸的是他其实是一个重度抑郁症患者，2018年12月1日他自杀身亡。在他生前，为他喝彩的人很多，只有他自己在夜深人静，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承受的压力是多么大，内心是多么疲惫。

我曾在北京的某个寺庙里做了一段时间的义工，认识一些在那里出家的高材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出家前的成就令人羡慕。但他们未能感受到幸福和快乐，所以他们希望从佛陀留下的智慧中去寻求解脱。这些人迷茫而又单纯，很容易被人欺骗。后来这座寺庙的主持出了性丑闻，他们再一次遭遇了精神上的重大挫折，他们以为找到了一个可以依附的良师，结果却成了他性侵的帮凶。

相比起在某些方面特别优秀来说，人的均衡发展更重要。我的恩师常对我说，幸福难以有固定的标准，幸福感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人有幸福感，那么无论他的生活状态如何，他都能感受到幸福。他的教诲总是那么言简意赅却又深入人心，让我终生都难以忘怀。

中国目前有4600万的抑郁症患者，存在焦虑障碍的人数则是抑郁症患者数的2倍多，有约1亿人存在焦虑问题，每年有约25万人自杀。如果你已存在焦虑和抑郁的状况，并且尤其对孩子的教育焦虑不已的话。如下四本书可能对你有所帮助：

1.《获得性无助》（作者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塞利格曼），获得性无助是塞利格曼教授在心理学方面原创性的发现。他在电击狗的动物实验中发现，每次电击时让狗难以逃脱，时间一久之后，狗再被电击时虽然也发出痛苦的呜呜声，但是不再试图逃跑，因为狗已经习惯了悲观沮丧和无助的状态。塞利格曼因此而揭开了焦虑障碍和抑郁障碍形成的原理。

2.《焦虑症与恐惧症手册》（作者为艾德蒙伯恩，目前该书最新版本为第六版），艾德蒙教授是焦虑症与恐惧症方面的权威，他的这本书已经成为焦虑症和恐惧症方面的经典著作。

3.《自驱型成长》（作者为威廉 斯蒂克斯鲁德和奈德约翰逊），该书将脑科学和教育学的有关知识结合在一起，对亲子教育问题有深刻的研究，是预防孩子罹患心理疾病的佳作。

4.《伯恩斯焦虑自助疗法》（作者为戴维伯恩斯），该书深受焦虑症患者欢迎，该书是焦虑症患者在日常生活中自我康复的指南。对承担不起昂贵的心理咨询费的患者来说有一定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