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会发光，寂静会说话，沉默胜过千言万语。

——题记

人到中年，我们会越来越强烈的意识到，时间会让我们的一切都归于尘土。我们的长辈一个接着一个的走了，我们同辈中也开始有人在陆陆续续地谢幕人生，我们的人生像一场宴会正在走向散场的阶段，离席的人越来越多。

我们不但一再经历丧亡之痛，我们也还在同时遭遇家庭危机、情感危机和事业危机，自己也开始出现一些神经性症状，我们会阶段性地变得比以前脆弱了许多。尤其是在某一个重要的亲人去世，或与伴侣分手，或自己身染重疾，或家庭矛盾大爆发，或事业遭遇挫折，或感到自己的事业不是自己想做的事业时，我们开始灰心丧气，甚至一蹶不振。

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承担着这个社会上最大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但他们能得到的情感支持却越来越少。年轻时对伴侣的期待正在现实生活中去泡沫化，年轻时的梦想也正在变得日渐遥远，很多人在为五斗米折腰。过去支撑自己的长辈和同辈陆续辞世，也导致我们有苦无处诉。

所以，中年危机也就不期而至。但失去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意味着得到。那个内在的自己，也在中年日渐觉醒。我们会在每个疲惫不堪的时刻叩问自己的内心：我是谁？我在追求什么？这是我想要的生活吗？我想要什么样的陪伴？我的快乐去了哪里？

这些问题我们以前可能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们从小到大，想到的是长辈们期待我们做什么，这个社会期待我们做什么。我们被一个个的理想模型束缚住了，我们曾经为让自己达到这样理想的状态而奋斗不已。

我们内心中其实还有一些另外的东西，那些东西是我们曾经的幻想，但是它们却感召着我们去追逐自己的人生之路。同时我们还有一些在现有的道德规范下见不得光的东西，比如对理想伴侣的渴求，对性的渴求，对放纵生活的渴求，乃至对自残与死亡的渴求，它们从另一面在吸引着我们，让我们蠢蠢欲动，跃跃欲试。

这时候我们开始感觉到，我们当下的生活不是我们最理想的生活，甚至可以说有点儿糟糕。我们开始怀疑生活本身，也开始怀疑社会规范的合理性，怀疑道德对人性的扭曲作用，但是却又畏惧失去现有的一切。于是有的人开始焦虑，有的人抑郁，有的人借酒浇愁，有的人有了外遇，脆弱的甚至自杀。

中年人的生活不只是一地鸡毛，还有一脸疑惑和满心的伤痛。生活中有太多的负累和失望，我们被拖进生活的泥潭之中难以自拔。情绪化的家人让家庭不再是我们的避风港，我们希望躲到一个角落里安静一会儿，也渴望人生能重来一次。

回首来时路，我们觉得自己做过太多错误的决策，但我们也知道，许多决策已经无法更改。我们不情愿的背负着本不应该属于我们的包袱，步履维艰地前行，感觉自己随时都会因为无法承受而崩溃。从生理上来说，我们的性激素也正在下降，我们发现自己从性中也得不到过去能得到的欣悦感。

这时候我们便开始意识到，哦，我的生活是该进行一些整理了，我要放下一些没有必要背负的包袱，我要在这充满挑战性的人生中寻找一些可以让我好受一些的东西。我要抓住一些救命稻草，让我不至于那么失望。

绝大多数人的人生都难以避免这样的一个阶段。其本质其实是，人的一生无法倒着过，所有人都是从不成熟逐渐走向成熟。在不成熟的年龄，我们要做许多重大决定，这些决定会影响我们一生，我们所选择的伴侣和事业是我们很难更改的，我们不得已放弃的爱好让我们失去了许多快乐。

如何走出中年困境？心理学大师荣格在遭遇中年困境时，选择去了一个安静的地方，玩起了儿时的游戏。玩着玩着，他释然了，走出了自己的中年困境。他进一步提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自足圆满的，我们内心深处藏着足以支撑我们一生的力量。但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因为要适应社会的需求，要满足父母、配偶和后代的期待，我们把相当一大块儿的自我丢失了。那些自我就藏在童年之中，如果我们按照自己童年时代完整的需求去发展自我，我们便不会在中年遭遇困境。

在所有的人中，我们首先得陪伴好自己，我们自己也是自己终极的伴侣。我们要重生，就要把自己缺失的部分补回来，补回来了我们就完整了。我们过去一直要求陪伴我们的人为我们弥补自己的缺失，其实那既不现实，也对我们的伴侣不公平，那意味着我们要他们牺牲自己，成全我们。

只有当我们重生，并完整的发展自我了的时候，我们在遭遇至亲丧亡、伴侣背叛、失恋、失业，乃至遭遇疾病等重大打击下，才不至于一击即溃。人首先要在孤单和独处的情况下也能非常快乐，然后才能从容地应对生活和社会。在我们已经很平静和快乐的前提下，有个良伴佳偶是锦上添花。再有三五知交好友，生活的乐趣会更多。这样我们的伴侣和好友也不至于因为我们对他们索取太多而疲劳，我们和他们的爱会更持久。

每个人生下来的需求少得可怜，而且实际上，一个人的生活越简单，越朴素，身体状况也会越好，寿命会越长，生活质量会越高。我祖母生了五个孩子，从我姑姑到我最小的叔叔，乃至我们这些孙辈，都在祖母的影响下，过得极为俭朴，我们的生活堪称苦行僧生活。

但从我祖母到我们这一代，我们的身体健康状况都很好，没有谁夭折，基本都高寿得很。我父亲现在快八十了，虽然也有一些老年常见病，记忆力不如以前好，但还能骑着自行车跨县旅行。而且头脑清醒，耳聪目明，逻辑思维发达得很多年轻人跟不上，分析问题鞭辟入里，看问题仍然能一针见血。而且他能进能退，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令我自愧不如。他的现状使我对自己的老年生活很有信心，我想可能我在八九十岁，也还能运笔如飞，写出比现在更有深度的文章来。

我自己已经四十多岁了，身体状况好过大多数三十岁的年轻人，容貌则让很多人怀疑我不到三十岁。这是简单生活最大的好处，我在学习癌症相关知识时知道，人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是从小培养的。生活越是俭朴，饮食结构越偏向于素食者，患癌的概率越低。通常，对物质欲望不强者，也会更少焦虑，更能专注于自己热爱的事业。

荣格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人要从中年困境中走出，须遵循自己的内心，接受使命感和激情的感召，全身心地投入到理想的事业和生活中去。这是中年人走出困境的根本之路，只有当我们在独处的情况下，仍然能从我们从事的事业和我们的生活中感受到快乐，自足圆满了，我们的快乐才是最可靠的。

因为只要我们活得足够久，我们终将发现，那些陪伴我们的人总会比我们先离开这个世界，他们走了，我们还是得学会独处。如果我们比他们先离开世界，那他们也要学会独处。所以依赖另一个人或另一群人来给我们带来终极的安全感与快乐是不现实的，我们得靠自己。

我们的理想和爱好不但能够让我们快乐起来，同样能够让我们成为一个有价值和魅力的人。我们的价值和魅力能让我们身边的人更加喜欢和我们相处，而且还会以尊重我们个性的方式来和我们相处。因为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出来的个性是如此的鲜明，大家一眼便能识别出来，知道我们的底线在哪里，这种相处才是令彼此最舒适的。

个体摆脱了集体主义，摆脱了社会理想模型的束缚，摆脱了父母的不符合人性的期待，返璞归真，一心去发展自己的个性，最后不但实现了自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魅力，而且也为人类集体创造了真正的价值。这是个人主义最大的闪光点，也是人性解放的标志。

十几年前，一个宫颈癌患者向我寻求帮助。她的病情已很危重，严重的肠梗阻导致她一周多没有大便，剧烈的疼痛折磨得她无法忍受。当时她正在某省的肿瘤医院里住院，住院医要求她做姑息手术以缓解痛苦，改善生活质量。但患者一来没有钱，二来也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手术对她的作用很有限，而且手术后还会有一系列的问题，生活质量未必比不手术好。

我用中医的增液承气汤（斗胆将大黄用到30g）暂时性的解决了她的问题，用药后我一直心中忐忑不安，生怕她出现了意外。但幸运的是，用药10个小时后，这个患者大便通畅了，肠梗阻问题解决了，剧烈的疼痛也缓解了。

这个患者的命运很悲惨，当她确诊为宫颈癌时，她的母亲已去世，她的父亲送了一万块钱到她当时进行治疗的医院后，便彻底消失，手机号码也更换了。她的亲戚们也不肯在经济上帮助她，而她自己几乎毫无积蓄。所以她后续不但没有钱治病，也没有钱生活。

我当时为她组织了两次募捐，解决了她继续治疗的费用问题，也暂时性的解决了她的生活问题。当时，很多人指责她的家人们冷酷无情，我心中确实也对她的家人的做法感到不快，但却无可奈何。这个患者最后甚至希望我再为她募一次捐，把她后事的费用也筹备了。我没有同意，我认为那是她亲人们的责任，不是我们这些网友的责任，我们没有无限付出的义务。

十多年过去了，知道这个患者真实情况的人已经不多了，我认为现在可以来谈论这个问题，作为一个警醒，启迪其他癌症患者。她当时向我求助，提供了她完整的病历资料。我在她病历资料中看到她除了宫颈癌外，也感染了梅毒和其他二种性病。她的宫颈癌是由hpv病毒感染发展而来的。她有些难为情的告诉我，年轻时她遇人不淑，感染了性病。她希望我在她生前为她保密，但是也允许我在她去世后把她的故事写出来，警醒其他女性患者。

她从事的是正经职业，但是更换过多个性伴侣。某个性伴侣是个滥交的男性，在外感染了多种性病，并且把这些性病传染给她了，也把hpv病毒传染给她了。她的一系列行为得不到自己亲人的认可，她的亲人们也为她的各种任性行为感到头痛。同时她整个家庭环境不太好，家人间较冷漠，所以在她生病后，她得不到任何支持。如果不是我们为她募捐的话，她甚至连吃饭都困难。

我不太喜欢用道德的大棒去打任何人，因为我自己也不是道德上的完人，无权指责其他人。对这个患者以及她的家人我都表示理解和同情，我相信这个患者命运之所以如此艰难，必有她不得已的原因。也许她先天基因存在一些问题，也许她也患有某种心理疾病，这才导致她遭遇了这么多的不幸。在临终时刻，她也反思了自己一生的许多行为，并开始忏悔。

她的案例比较典型，这个患者心地善良，在她患癌后，她一直在鼓励其他患者积极抗癌，结下了很好的人缘，一些心理脆弱的癌症病友受益于她，对她很感激。我欣赏她所做的各种公益性事情，不但我，其他知道她的人也都欣赏她善良而又积极的一面，所以我们乐于救助她。

人是非常复杂的动物，用简单的方法去判断一个人，肯定得不出正确的答案。就是用非常综合的方法来判断一个人，也未必能得到正确的答案。这个患者已经盖棺多年，但是我仍然不愿意去给她下任何定论。我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去评判她，仅仅只能说她的命运不好，遭遇了包括癌症在内的许多身心疾病问题。她也确实遇人不淑，在她生病将要离世时，她的历任男友，没有一个来看过她，或在经济上帮助她，他们都躲得远远的。

另一个患者和她患同样的疾病，这个患者向我求助时，正遭遇大出血问题。这种危重的患者，我一般都会密切随访，开方的第二天我去问她服药后的反应如何。患者告诉我，她在等待一个朋友还她钱，她没有钱去买药，同时她向我汇报了我追访的当天的出血情况，比头一天还要严重。

我问她，你的亲人们呢？不能从亲人们那里得到支持和帮助吗？她苦涩地说，她所有的亲人们都早在多年前就和她断绝了关系。我当即给她转了500块钱，让她先买药止血，再不止血她就有生命危险了。这个患者非常震惊地问我，为什么我会相信她并帮助她。她身边没有可信的人，她从来不相信别人，别人也不相信她，她认为这个世界是冰冷无情的。

我告诉她，从我的临床经验以及我在视频中所见她虚弱而惨白的面容，我知道她所言非虚，而且她被子上也血迹斑斑。在那种时候，如果我吝啬这500块钱而不给她及时的帮助，她若就此去世了，我将非常内疚，觉得自己是个见死不救的人。我告诉她不要担心钱的问题，我会用我个人的信誉去为她募捐。这个患者哭了，答应去买药。

当我准备为她募捐的时候，另一个和我一起组织这场募捐的医学硕士对我说，他从直觉上觉得这个患者是个性工作者，他问我有没有必要为这样的患者募捐。我对他说，我个人不会在乎她是个什么样的人，也不会先进行道德审判，再决定是否救人。审判患者是法官的事情，与医务工作者无关。医生应遵循的是人道主义救援精神，在疾病面前，任何人都是可恕的。这个医学硕士同意了我的看法，开始和我一起积极为这个患者募捐。我们在她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给了她一些温暖。

这个患者临终前对我说，如果有来生，如果有任何人敢伤害我，她将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保护我。她甚至向我承认了自己性工作者的身份，她一生的作为令她的亲人们远离了她，她向我忏悔她的一生。我告诉她，和我一起为她募捐的那个硕士早就知道了这一点，我也告诉她我们当时决定募捐时的那些谈话。我相信她走上这一条路必有她不得已的苦衷，她的命运已经足够悲惨，所以我希望她宽恕自己。

另一个患者在向我求助期间，偶然发现了她丈夫出轨了。而且她丈夫的情人在急不可待地问她的丈夫，这个患者什么时候能死，他们什么时候能在一起。这个患者看到丈夫手机上的这些信息时泪流满面，她无处倾诉，深夜给我发信息，希望能从我这里得到一些启示和安慰。

我不知道如何安慰她，她的丈夫其实尚属有良心，一直守护着她，积极地为她寻找各种治疗的药物，有些药物甚至很昂贵。因为他们有共同的孩子，感情基础还很深厚。我不能评判他在那个当口的婚外情行为，从道德上去谴责一个人非常容易，但事情背后的原因往往是复杂的。这样的婚姻为什么会走到一方有外遇的地步，肯定不是她丈夫单方面的原因。

这个患者生命最后的这个阶段，一直在为疾病以及自己被背叛的命运而焦虑抑郁，她总觉得自己被抛弃了，痛苦得很。我只能偶尔的安慰她一下，无法为她做太多。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充满了挑战，婚姻也需要夫妻双方善于经营，才能不出问题。我希望她能够从这痛苦中走出来，不过遗憾的是，她始终难以释怀。

很多患者心灵成长得不够好，这是我在临床过程中得到的很深的体会。经常有患者找我就诊时哭哭啼啼，全程都是眼泪。他们倾诉自己的不幸，抱怨这个世界是如此地不公平，指责家人们对她们的伤害，指责他们抛弃了患者。

之前有个晚期肠癌患者向我求助时，诊疗完后，她又占用了我将近两个小时，向我倾诉她一生的不幸。讲述自己不幸的婚姻，她认为她的疾病全部是因为她丈夫和公公婆婆对她不好造成的。她说她在婚姻生活中非常不幸福，家中总是吵吵闹闹，没有宁日。

她愤怒地指责自己的公婆和丈夫，用词极为恶毒。我问她，你平时和自己丈夫和公婆也是这样谈话的吗？她说吵架的时候比这更厉害。我接着问她，如果你们一直都这样吵架，吵到一点感情都没有了，最后又如何能指望得到他们的帮助呢？

这次谈话极为艰难，但是到最后，患者开始意识到自己也需要忏悔。她终于明白了，过失不完全是别人的，自己也有过失。这是一个感性大于理性的患者，她总是在感性的驱动下做决定，包括治疗她的肠癌时的各种决定，也都做得非常的感性。她患癌之初，分期并不晚，但她因为笃信某个中医博士写的对手术副作用夸大其词的文章而放弃了手术，选择了在该中医博士那里治疗。

她患病之初也找过我，我当时极力主张她先手术，再做其他治疗，但是我的建议没有被她采纳。她再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是无药可救了。她很后悔当初没有听我的建议，那会儿她正在满世界的寻找当初误导她的那个中医博士，想报复他。那个博士也逃到了海外，她找不到他。

这是一个典型的存在情绪障碍的患者，要想治疗她的病，从一开始就应该有精神科医生共同参与，不过遗憾的是，我们这个发展中大国的医疗水平还没有达到这一步。

我还见过一个男性癌症患者，临终前一直靠基督教会的教友们支持才能维持治疗与生活的开销。他有家人儿女，但是他们从不给予他任何支持，甚至仇恨他。我通过与他的接触，知道这个人即便别人给予他很大的帮助，他也从来不说一句谢谢。这让我知道为什么他的家人们抛弃他，他缺乏感恩之心，他人的付出被他认为是应该的，哪怕这个人和他仅有一面之缘。

我一直强调肿瘤科医生要学精神病学和心理学，因为我们面临的患者，有许多在确诊癌症前就已经存在精神疾病或心理疾病。另一些则在收到了癌症确诊报告后，产生了精神疾病或心理疾病，我们管这种精神疾病或心理疾病叫继发性精神疾病或心理疾病。

我们得帮他们识别出来，并给他们相关的专业建议，让他们在药物或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下——轻微的则可以靠自己阅读书籍自救，摆脱这些与癌症同时存在的共病。这些疾病的存在，非常影响病人的生活质量，也加快了肿瘤的进展，大幅度地缩短了患者的生存期。

我也一直在提倡患者们学会拓展自己的心胸，忏悔自己的过失，宽恕他人的罪行，与自己，与外界达成和解。如果我们要进一步地从他人那里获取关爱和支持，我们必须首先付出我们的关爱和支持。如果我们要他人停止伤害，我们也应停止对他人的伤害。任何人都应知道，我们自己也是存在问题的，许多看似外界的问题，其实是我们自己的性格缺陷与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

心灵的成长是一辈子的事情，如果一个人不能自省，总是一味的怪罪外界，那他（她）这辈子都很难与外界建立起可靠而紧密的联系。纪伯伦先生有句经典名言，他说他是不会和那种总是以为自己是对的人交朋友的。许多人在生命的重要关头失去支持，都有自己的原因。

当然，在忏悔和宽恕他人的同时，我们也应宽恕自己。可在宽恕自己之前，我们必须得首先忏悔自己的过失，建立起一种发自内心的自律，得到其他人的宽恕。好的人际关系都是建立在互相理解和宽容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的关爱才能被人接受，人家才会回报我们以关爱。

我已经过了那个单方面指责的年龄了，所以我不大愿意就任何事情做道德评判。在我现在这个位置上，我被许多病人信赖，也被他们的家属信赖。他们遭遇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希望从我这里找到答案。我其实只能写写文章，启迪他们默而思之，自己去寻找答案。

失去社会支持，加上患者本人高度情绪化，这些毫无疑问会促进患者疾病的发展，加快他们的死亡。但痛苦通常也是心灵成长的契机，如果我们抓住了这个契机，实现了心灵成长，我们便升华了自己的人生。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包括我们的至亲骨肉和亲密伴侣）有义务无条件地为我们付出，甚至在我们不断伤害他们的情况下依旧无条件的付出。

经常内省和关爱他人是我们救赎自我的人际关系的两大关键，如果关系双方都能做到这一点，这种关系会发展得非常牢固。到了关键时刻，我们的亲人和爱人会不离不弃，给我们最大的支持。社会的人道主义救济固然重要，但是从我们的亲人那里得到的帮助和温暖更重要。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礼记·中庸》

人活在这世上，要有一股中和之气。中者，不偏不倚，不卑不亢也；和者，平和也。只有能“中”的人，才能和。中是摆正我们自己的位置，既不低估自己，也不高估自己，不贬低别人，也不仰视别人，我们便能生出一股发自内心深处的平和之气来。平和是既不妒忌，也不仇恨，不攀比，不焦虑，别人好的一面我们发自内心的赞美，别人不好的一面我们也不苛责。凡事都能淡定从容地去处理，与外界能够和睦相处，但又不必靠献媚外界而活着。这样我们就与自己，与外界都没什么冲突了。

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状态，但是不幸的是，许多人因为种种原因，一辈子都很难达到这种状态。他们或因天生敏感，或因后天养育环境问题，从幼年就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他们或过低的评估自我，或过高的评估自我，或一会儿过低，一会儿过高的评估自我。对待他人，也容易或贬低，或仰视，总处在不断摇摆的状态，很难有稳定的自我，对他人的认知也总是不稳定。

没有稳定的自我，便不会有稳定的情绪；没有稳定的情绪，便不会有稳定的关系。人们常常因为这个原因处理不好自己的人际关系和亲密关系，这样的人，我们统称之为人格障碍患者。

人格障碍患者最大的问题便是不能恰如其分地活在人世间。他们或自恋，或自大，或自卑，或偏执，或冷漠，或残酷无情。总之或与周边的人和社会格格不入，或很能蛊惑人心，操纵他人。他们人格的形成既有先天的基因因素，也有后天的环境因素。

一般来说，一个孩子生来基本正常，父母在子女0-6岁期间，给予孩子足够的关爱和较为正确的照料，对孩子爱的需求回应正常，对孩子的评价客观公正，既不贬低他们，也不夸奖过头，很少有暴力与冷暴力行为，那么这个孩子长大后，就很容易形成稳定而平和的人格。他们身上自有一股平和之气，他们宽容厚道，勇敢自信，不苛责他人，也不苛责自我，这就是一种中和状态。

虽然我们总是说人人生而平等，但是这种说法只是一厢情愿。实际上，每个人遗传的基因不一样，幼时成长的环境不一样，这些决定了一个人在各方面都会有很大的差异。人格均衡稳定的人，一辈子更易取得较大的成就。

对存在各种人格障碍的人而言，仅仅像正常人一样活着，就已经让他们拼尽全力了。他们一辈子都在与自己的情绪和心境作斗争，很难有内心安宁之日，要想让他们像人格稳定均衡的人一样全神贯注地学习和做事，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的谋生能力会被削弱。他们处理不好自己的人际关系和亲密关系，经常遭遇抛弃、离婚和背叛，一生饱受创伤，他们人生的底色是苦的。更有甚者，比如反社会人格者，他们会走上反社会的道路，触犯刑事法规，最终被逮捕入狱。

过度的贬损是危险的，过度的赞美同样危险，前者容易让人自卑，后者容易让人自大，自卑和自大都不利于形成稳定的自我。所以父母和师长对孩子的评价要恰如其分，不轻易否定一个人，给予肯定且准确的评价有利于孩子正确的认识自我。有些父母对自己子女或贬损，或浮夸，这两种过度的评价最终都会导致孩子人格出现问题。人不能正确的评价自我，就很容易走向极端。

过度的关注幼儿是危险的，过度的漠视幼儿也是危险的。当幼儿有情感需求的时候，父母的爱抚、微笑和亲昵行为，能让幼儿有安全感。但父母过多的关注和过度的漠视则会导致幼儿长大后欠缺自立能力和自信，很难有独立的生存能力和稳定的情绪。

6岁过后，一个人的初始人格便形成了，不易再改变。所以中国有句俗话说，三岁看小，七岁看老，一个人这辈子的成就从七岁就已经基本定型了。到青春期的时候，孩子会叛逆，父母得让步，给孩子腾出足够的成长空间，这样孩子长大后才会有进取心。如果我们在这个阶段阻拦孩子做他自己选择的事情，他们长大后便容易处于情绪和心境不稳定的状态。

美国一项大型统计数据显示，一个人在高中时代的表现直接决定了这个人一辈子的成就，他后续上什么大学已经无关紧要了。这是因为在高中时代，我们的人格已经基本完善了。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些人格特质已经较为明显，过了高中阶段，就不具备可塑性了。而一个人最终的成就是由人格决定的。

人格障碍的问题通常不会在年轻时表现出来，人在青春期和青春后期，大都活泼好动，经常与身边的朋友互动，容易受环境感染，很容易出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现象，人格不稳定。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有些孩子形成了某种人格特质，但这种人格特质会否发展为人格障碍呢？还不能确定。

绝大多数的人格障碍出现在结婚生子后，这种时候，人们要处理亲子关系和亲密关系，人格障碍就会成为他们与家人、同事和朋友交流的阻碍。这些矛盾积累到中年时期，就会成为家庭危机的导火索，导致家庭解体，一些严重的人格障碍甚至会诱发精神疾病和犯罪行为。

出现人格障碍者，修复非常困难，患者通常对自己的人格障碍没有自知力。他们有一些明显偏离正常且根深蒂固的行为模式，这些导致他们与周边的人频繁发生冲突，严重的会诱发各种各样的精神疾病。常见的人格障碍有偏执型、分裂型、分裂样、反社会型、冲动型、边缘型、强迫型、表演型以及其他不常见的类型的。有许多患者同时存在好几种人格障碍。

通过学习人格障碍的相关知识，认识到自我行为的不合理性，人们可以改善自己的状况。但一些人格障碍，比如分裂样人格障碍、分裂型人格障碍、偏执型人格障碍等不易改变。如果我们家庭中出现一些沟通较为困难的成员，我们应该学习一些人格心理学的相关知识，了解一下如何与人格障碍患者相处，以及如何帮助他们康复，这可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也能改善我们的家庭生活。

人格障碍患者要想痊愈，需要家庭成员的关心和爱护，也需要家庭成员学习相关的知识。对一些特别的人格障碍患者，家庭成员还可能需要为他们提供长期的经济帮助，因为他们的人格障碍导致他们精神致残，无法像正常人一样工作获得报酬。

人格障碍患者是一群不容易被理解的人，他们的精神世界看起来很神秘，他们对自己的问题也缺乏自知能力，外界通常很容易与他们发生冲突，这导致他们很难得到应有的帮助。他们要想康复，得到家庭成员的理解、关爱和帮助是非常关键的。人格障碍患者还容易给家人造成他们不自知的伤害，有些人格障碍患者的家人甚至活得很痛苦，在自己无法健康的情况下，我们是帮不了我们的家人的，所以人格障碍患者的家属也要注意保障自己的身心健康。

有一种疾病叫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以情绪失调，认知失调，行为失调，自我与认同失调为主要临床特征。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容易陷入情绪的深坑之中，常常与抑郁症，焦虑症，创伤后应激综合症等疾病共病，患者处理不好自己的人际关系和个人感情，时常与周边的人发生冲突。

患者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一日之内，其情绪变化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忽而在高峰，忽而在低谷。一旦患者陷入不良情绪中，他们需要比常人多得多的时间来恢复自我。患者经常活在恐惧之中，最让他们恐惧的是自己会被人抛弃，他们极度缺乏安全感，也不知自己真正的自我是什么。

边缘性人格障碍是各种精神疾患中，自杀率最高的一种病，约有10%的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会死于自杀，还有许多患者有自伤和自我精神攻击等行为。实际上，绝大多数的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心地善良，温柔细腻，在他们好的时候，他们是世界上最体贴的人，对待亲友和配偶是极好的。所以一旦他们做出自毁的举动，会让他们整个家庭陷入极度痛苦之中。而他们的恋人们也经常因为无法理解他们的反复无常而离开他们。

这类患者的先天基因和后天经历对他们的疾病都有重大影响，一般来说，他们都生而脆弱，又经历坎坷，所以很容易深陷在痛苦情绪之中，难以自拔。但令人惊奇的是，许多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到了四十岁后，能够不药而愈。

原因可能是这些患者长期深陷在痛苦之中，这痛苦让他们不断地寻求自救的方法，不断地反思自我的思想和行为，所以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们就痊愈了。痊愈后的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通情达理，和蔼可亲，虽然心中还是有不少悲苦（这是因为他们的人生底色就是悲苦的，他们的一生经历过许多重大创伤），但却善良温和，不再具有挑衅性，与之前判若两人。

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存在生理病变的基础，他们的脑部结构异于常人，他们的杏仁核和海马体比较小，所以他们很容易受不良情绪控制，记忆力也不好。他们很难像正常人一样，对世界有建立在完整信息基础上的整体性判断。他们的前额叶也受损，这让他们总是处在情绪风暴之中。他们的丘脑-肾上腺情绪反应轴比一般人灵敏许多。

我们很容易理解视神经受损的盲人，但却不能理解同样神经受损的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因为他们看起来总是喜怒无常，对身边的人有一定的攻击性（大多只是语言上的），他们的行为让人觉得他们是疯狂的。边缘性这个词是形容这些患者是一种处在神经质与精神病中间地带的一种状态。实际上绝大多数人都会有一定程度的边缘性人格倾向，只是大多数人的临床表现轻微得很，对生活不构成影响，只有约1.6%的人才会被诊断为边缘性人格障碍。

对普通人来说，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的精神世界就像一个谜，专业医生们也对这类患者感到困惑，他们对人（包括对医生）缺乏信任，他们号称咨询师杀手，总是会因为对咨询师不信任而放弃治疗——实际上，如果有一个人让他们长期信任，他们就接近痊愈了。因为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与人建立起长期的信任关系，他们解决不了自己深层次的依恋关系的冲突问题，一旦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他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所以如果一个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一旦有一个可以100%长期信任的人，不管这个人在他们的生活中充当的是什么角色，他们就康复了。

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总在不断地探索，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寻找让他们可以信任的人，以此来医治自己的无所适从。他们敏感的心让他们一旦从他人的行为中，感受到了丝毫冷淡，他们便会迅速逃离。所以他们的婚恋关系和朋友关系很不稳定，他们渴求理解，不过理解他们的人很罕见，他们的精神世界是如此的神秘，以至于许多人在与他们接触的过程中痛苦不堪，包括咨询师。

他们不断尝试新的人际关系环境，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激素水平的下降和阅历的增加，他们开始变得越来越有包容性，可以实现部分接纳。如果这时候他们再遇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理解他们的人，他们就渐渐康复了。他们常常被误诊为抑郁症或躁郁症，也有被误诊为精神分裂症的。

医学界识别这种疾病，只不过是晚近二三十年的事情，直到现在，许多一二线城市都没有能确诊此病的医院。但是一些前沿的研究却一直在进行，临床医生们也找到了许多可以改善这类患者的临床症状的药物和方法，比如稳定心境和抗癫痫药物会有一定的作用，辩证行为疗法也会有一定作用。

从这种疾病的发展历程，我看到了疾病痊愈的希望。任何一种疾病的病因，无外乎先天基因缺陷和后天环境影响两大因素。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自己通过不断地更换生活环境，建立新的人际关系环境来改变自我，加上激素水平的自然消退，他们能够痊愈。当然，如果能够尽早被诊断出来，对患者和患者家庭进行治疗，这些患者能够痊愈得更快，他们不用等到40岁后才自愈，可以在20多岁就痊愈。这会极大的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也不会让他们遭遇重大的经济损失。

我现在做回顾性总结的时候，发现自己曾经遇到过大概四五例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他们的行为通常极为令人费解，他们表现出来的一些症状往往是容易暴怒，厌食或暴饮暴食，嗜睡或失眠，经常哭泣，自残或自杀，酒精成瘾甚至吸毒，有些甚至有性成瘾或性冷淡现象。他们内心极为痛苦但是外人却不知道，他们通过各种出格的行为来缓解自己的痛苦。因为国内缺乏诊断此病的医生，他们的家人们通常极为苦恼，不知如何是好，有一些会带着他们寻求中医的帮助。

实际上这些患者最需要的是理解和陪伴，适度的药物对他们有一定的帮助，辩证行为疗法也有一定的帮助，但是远不如理解和陪伴重要。不过大多数陪伴他们的亲友，最后都被折磨得痛苦不堪。这又会加重患者的内疚和自责情绪，他们无法摆脱疾病，总会觉得自己是家人们的负担，最后会选择自杀来结束这一切。

但我这里要说的是，如果你是一个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且正在自我折磨，请你相信我，你的自杀对家人来说是最难接受的一个结果，这会让他们陷入痛苦的深渊而不是解脱。你一定要心怀希望，相信自己可以康复，熬到40岁后，你将会发现自己有很大的改观。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在正常情况下对自己的家人是非常好的，比一般人好多了。所以一旦他们离开人世，最痛苦的就是他们的家人。

对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来说，认知到自己的疾病非常有意义。一旦他们识别了自己的疾病，知道病因和预后，他们的痛苦就会减轻许多。那些痊愈者的故事会让他们心怀希望。

边缘性人格障碍让我想起了许多其他的疾病，实际上包括癌症在内的大多数难以治愈的疾病，如果脱离了致病环境，同时切断基因引起的细胞过度增殖的信号，理论上说这些患者也是可以痊愈的。世界上从癌症中痊愈的患者也是屡见不鲜的，尤其像儿童神经母细胞瘤这样的患儿，他们中就有不药而愈的个案。

医生在这类疾病上能够发挥的作用很有限，但如果我们能够为患者寻找到有效的促进他们自愈的方法，缩短他们自我探索的周期，将会大大的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比如说，一个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如果在20多岁的时候遇到一个好医生，在医生的帮助下，他们可能只需要五六年时间就走出了困境，将来甚至有希望将这个时间进一步地缩短。那么他们就不用苦苦煎熬到40多岁后，等性激素水平下降才会逐渐痊愈。

我甚至怀疑用于治疗乳腺癌患者的他莫昔芬之类的内分泌药对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会有很好的疗效，因为一些女性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的痊愈通常与停经同步发生或相隔不远，他们疾病的发作也通常是在经期和排卵期。不过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种大胆的猜测，目前还没有任何使用内分泌治疗的方法来治疗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的临床报告。我个人可能会在今后遇到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时，做一些这方面的尝试——新思路总是需要探索出来的。

部分乳腺癌和前列腺癌患者经内分泌治疗后，无病生存期大大延长，有些甚至可以终生不复发，通常这类患者在性激素水平自然下降后，也会有比较好的预后。我很难不将乳腺癌和前列腺癌与边缘性人格障碍相关联，这二者之间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们似乎都与生殖有密切的关系。

通常，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在亲子关系上表现出来的焦虑远远高于正常人，而我的部分乳腺癌和前列腺癌患者也是如此，他们对自己的后代既有很强的保护欲又极苛刻。所以这类疾病可能都是生物在进化过程中，因生殖问题而导致的基因变异引起的。雌孕激素和雄性激素水平的下降，会让这些患者受益。

而且，60%的边缘性人格障碍是遗传的，我不知道他们的BRCA基因是否存在变异，但我知道的是乳腺癌和前列腺癌也普遍的存在遗传现象，部分乳腺癌患者的BRCA基因存在变异，而且乳腺癌患者的情绪化现象也很严重，中医甚至在很早以前就认为乳腺癌患者是与丈夫和公婆关系不睦导致的。

我认为我们将来可以在这两类疾病上做更多的关联性研究，或许会有一些突破。我们也许可以将乳腺癌也当作一种身心疾病来治疗，对乳腺癌患者使用稳定情绪类药物，对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使用抑制内分泌药物。同样，这种思路也可以在卵巢癌和前列腺癌患者身上进行临床试验。这种尝试可能可以同时提高这几种疾病的治疗效果，但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这一推测有待临床实验验证。

小时候，有一次爷爷抓住了一只燕子，拿给孙子们玩。奶奶怒斥爷爷，说爷爷不应该，小孩子万一不小心，把燕子弄死了，就是杀生。奶奶还斥责自己的孙子们不学好，爷爷讪讪地把燕子放了。

爷爷在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去世了，死于脑卒中。爷爷出丧的那一天，我并不真的知道什么叫悲伤，看到堂姐在哭，我也跟着哭。我折了一只纸鹤烧给爷爷，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折那只纸鹤，我们小学时有手工课，学的是做纸模型，那纸鹤就是我做的纸模型。

这应该是我生命中第一次接受到的尊重生命的教育，奶奶对爷爷的呵斥令我印象深刻，我从那时候起，知道杀生是不对的，任何让其他生命体痛苦的事情都是不对的。我奶奶是个佛教徒，我从小和她一起念佛经，她的许多价值观对我的影响很大。

我的太爷爷是个读书人，在我们当地很受人尊重，他留下一个砚台，现在在我父亲手中。父亲常常和我提起太爷爷，说他经常为了公益奔走。太爷爷有两任妻子，第一任妻子因病早逝，第二任妻子跟太爷爷没有生孩子，但是照顾我父亲这些孙子辈，就像照顾自己的亲孙子一样。父亲对自己的这个继奶奶印象深刻，总说她的好。清明节，太爷爷和两任太奶奶的坟都是必须上的。

我父亲本人也很受人尊重，打我记事起，我们家就不断地有我们村里的人进进出出。那时候大家打官司的很少，有纠纷都是找村里德高望重的人调解，我父亲就是村里调解村民纠纷的人。小时候我经常看到村里的叔叔伯伯们在我家大吵大闹，他们大着嗓门各说各有理。我父亲静静地听着，然后帮他们剖析事情的来龙去脉，分析在哪个环节出了什么问题，才会导致纠纷的发生，然后就把纠纷调解了。其实我太爷爷在世的时候，在村里也是这么个角色。

我没见过自己的太爷爷，对我爷爷的印象也不深刻。我的初始人格是我祖母和我父母培养起来的，但是我父亲的人格又是继承我太爷爷和爷爷的，所以虽然我没见过自己的太爷爷，但大致也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有时我写文章时，会想到太爷爷的砚台。我会遐想一番，我太爷爷当年坐在书桌前，他会如何思考问题？如何思考人生呢？又会如何下笔成文呢？

我父亲的亲兄弟和堂兄弟，大多身上有一股“侠气”，我父亲和四叔还是学过武术的人。小时候我父亲想把我和我哥哥培养成文武双全的人，他教我哥哥和我练武术，我们学的是岳家散手和搏击术。我哥哥对武术很有兴趣，除了父亲教的，他还跟我四叔学硬气功，有一次把自己撞晕了。我对武术一点兴趣都没有，父亲教我们站桩练腿部和臀部力量的时候，只要他一离开，我就偷偷地玩去了，我哥哥则在一本正经的练。

我虽然没有好好练武术，但是却因为父亲的原因，有了尚武精神。我非常的勇敢，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总爱打抱不平，看到一些同学被欺负，我就站出来帮他们，丝毫不畏惧。我老师说我有春秋战国时期的武士道精神，那精神就是荆轲刺秦王的精神——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那是一种为了公义，可以慷慨赴死的精神。

我父亲是整个家族里的顶梁柱，承担着一个家族兴旺的最大的责任，年轻时付出了很多，老年时不免因为觉得家族成员对他不够好而有怨言。但到了七十多岁，他对人间的恩恩怨怨又似乎看淡了许多，变得比以前宽容了。

我继承了父亲的一些特质，总是挑着全家族最重的担子，从十九岁开始便想着要养家糊口，减轻父母的压力。那会儿我还在上大一，家里穷得很，我在学校里一天经常只能吃一到两顿，两个馒头，或二三两饭，加上食堂里提供的免费的菜汤，就解决了自己吃饭的问题。有段时间我没钱到连这样的裹腹条件都达不到，去附近的山上摘没熟的桃子吃，吃得上吐下泻。我把父亲给我的部分钱寄给我家里了，因为那时候觉得父母太不容易了，我想我自己总可以想到办法生存的，不希望再花他们的钱。

所以从19岁到21岁这三年，我经常饿肚子，也睡过街头，过得狼狈得很。但我还是很坚强，没有崩溃到自杀，而是靠着自己一步步地走出了贫困的深坑。那时候我也曾求助过亲戚，其中还求助过被我父亲救了一命的一位家族成员，结果最后导致了他和我父亲反目成仇，骂我父亲。

我现在还记得，我父亲听到他的骂声，很平静地对我说，儿子，和你XX哥说一声，我和你妈妈祝福他一世平安。没有争执，没有怨言，我父亲就说了这么一句平和而又意味深长的话。我到了四十多岁才知道父亲当时心中痛极了，父亲冒着生命危险救下他一命，自己身受重伤，住院很久，最终因为两千块钱反目成仇，所以父亲心中痛极无奈，只希望岁月把一些人生道理教给自己的这个后辈。如今虽然他们的关系又修复了（毕竟有斩不断的血缘关系），但父亲心中的痛还是很难完全抚平。

另一件事情也令我终生难忘，那就是我母亲去世的那一夜，我在母亲的棺木前守灵，我的一个长辈和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在那里希望找我评理，批评我父母。说到怒处，他突然冒出来了一句话，你以为你娘是个什么好人吗？那一刻我的心受到的刺伤不亚于我娘过世，因为我是亲眼见过我母亲是如何含辛茹苦地帮他渡过难关的。

这种伤痛在我和我父亲的一生中有很多次，所以我父亲晚年的时候，开始反思我们整个家族的一些价值观的问题。我觉得从我太爷爷那里，我们这个家族就是一个很有家国情怀的家族，对家庭、家族、国家和社会有一种愚忠思想——这思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

我们不会计较任何个人得失，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为家庭、家族、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而奋斗。长期以来我信奉的是张载的那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心中也一直有“立德、立言、立功”的执念。

我这一生有许多“荆轲刺秦王”的举动。我曾经在从天津到北京的一辆大巴上，看到一对老年夫妻被售票员殴打，头被打出血了。售票员嚣张跋扈，满车的人不敢吭声。我当时随身有一个臂力器，我就用这个臂力器做武器，逼着司机把车往公安局开，让伤人者受到惩罚。

我在学生时代，经常因为看到同学受欺负，拍案而起，不顾一切去保护他们。到了危难时刻，我从来都是挺身而出。社会上有一些不公的事情，我也不怕给自己惹麻烦，写一些犀利的批评文章。

懦弱从来都不是我的选择，但没有一次我是为自己去做这些事。因为我个人处理人际关系的水平向来还算可以，不至于和任何人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愚忠的武士道精神加上天生的勇敢和坚强，注定了我会有这些很冒险的举动。

除了冒险，我还特别能吃苦耐劳，毕竟过了好几年食不果腹的日子，耐受痛苦的神经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寻常的苦楚对我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所以在我四十多年的人生中，大多数时候我都是乐于为家庭、家族和社会挑重担的。

上帝造人是不平等的，有的人天生脆弱，有的人天生坚强。脆弱的人的人生底色是苦的，坚强的人的人生底色是乐的。我总感慨自己是个幸运儿，虽然我的一生过得很坎坷，但是我几乎没怎么觉得人生有多辛苦过。我继承了很多强大的优势基因，我非常抗压，天生具备良好的阅读理解和逻辑思维能力，记忆力也好，上学时常常有老师夸我过目不忘，写作和演讲能力也还凑合。

我父亲至今还保留着我参加奥赛时获得的各种奖项证书。高一结束的时候，我的文科和理科都学得很好，很少有学生如此高平衡，以至于分科时不知如何选择是好。最后由我哥哥帮我选择了理科——我哥哥高考时是我们当地的文科状元，他痛恨文科，觉得百无一用是文科，所以他要我选了理科。

我这些年接触了许多病人，有好多病人因为天生就存在各种弱势基因，所以到了一定的年龄，就罹患了各种各样难以治愈的身心疾病，不但如此，在经济上也很困难。和他们相比，我真是觉得自己天生幸运，虽然家庭贫困，但是因为基因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身心健康有保障。

一个人要想做出点事情来，身心健康真的太重要了。如果我们天生就病恹恹的，我们很难做出别人能做出的成就来。如果有基因缺陷，我们的人生不管开始幸不幸福，走到中途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有时这些困境甚至能把我们逼上绝路。

生物医学的一般规律告诉我们，生物失去健康，大多是先天基因和后天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无论是肉体上的疾病还是心理上的疾病，概莫例外。

人生在世，没有人不会受到伤害。有的人小时候被家暴，有的人被性侵，有的人被疏离，有的人被恩将仇报，生物界就是这样，侵害与被侵害随时都在发生。如果受到的侵害太多，加上先天基因的影响，我们可能会罹患各种精神疾病——最少会出现人格障碍，长大后不能适应社会。

有的人告诉我人生是欢乐的，有的人告诉我人生是痛苦的，有的人告诉我人生是苦乐参半的，有的人告诉我这世界是乐园，有的人告诉我这世界是苦海。四十多年来，我切身的体会是，人类的世界始终就是一个充满了挑战的世界，我们在生存的过程中要遭遇的挑战数不胜数，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上扮演的角色也不一样，强者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总有一些他们深爱着的弱者需要他们照顾。

每个人感知到的人生底色也是不一样的。悲伤的人会觉得人生是苦海，人生的大部分都是苦的；快乐的人会觉得人间是天堂，人生的大部分是乐的。

我属于认为人生大部分是乐的那种人，但我的人生也曾有过太多苦楚，童年曾遭遇过暴力，青少年时期颠沛流离，真正自立起来后，才掌控了自己的人生。痛苦的记忆有许多，如果要诉苦，我可以写出一部厚厚的书，让读者看完后忍不住泪如雨下。毕竟我的同龄人中很少有饿过肚子、睡过街头的。

但我的人生底色是乐观的，我今年一度轻微抑郁，不过我一察觉到自己抑郁了，就立即采取措施，解决了自己的抑郁问题——这句话也有问题，因为我虽然不再抑郁，但也比过去容易感伤一些。直到现在，有时我还是忍不住落泪。

昨天我就在一场宴会上情不自禁地落泪，谈话过程中，我脑海中闪回的许多自己人生痛苦的经历和我这些年所见的病人们临终前悲惨的画面，让我很难控制住自己的泪水。不过流完泪，再到外面的林荫道上走一走，我的情绪就平复下来了，不再悲伤，也不再抑郁。

人生就是一杯鸡尾酒，酒杯里盛装的不止快乐，也有忧愁和痛苦，每个人的这杯鸡尾酒盛装的幸福和痛苦的比例并不完全一样。悲伤和喜悦其实都在同一念中，我们很难分辨出自己的一念中有多少成分属于悲伤，又有多少成分属于喜悦。

真实的人生是苦乐参半的，只是有的人的一生，苦占了太大的比例，而乐却只占了很小的比例，另一些人则相反。有的人虽然物质条件很好，但是天生的存在基因缺陷和健康问题，他们的痛苦也多于快乐；有的人出身贫困，但是基因和后天环境让他们更健康，他们的快乐多于痛苦。

那么先天基因和后天环境就决定了我们的全部吗？答案是否定的。造物主为自己的不公做了一些弥补，他让人间有了智慧这个东西。我们可以通过智慧来改变自己对痛苦与快乐的耐受度和感知能力。实际上是悲是喜，到最后的关键是存乎一心的。智慧可以丰满我们的心灵，它可以让我们对痛苦的耐受力提高，当我们遭遇痛苦的时候，便不那么痛苦了；它也可以提升我们的幸福感，让一缕清风、一片白云、一朵花儿都能给我们带来满满的幸福感。

在一切智慧之中，战胜欲望的智慧是最重要的。我们总是对生活期盼太多，得不到很痛苦，失去了也很痛苦，如果我们的期盼减少，得失都不会让我们感到痛苦。除此之外，理解自我和外界的智慧也很重要，我们的痛苦还来源于我们与自我和外界的冲突，如果我们理解了自我，理解了外界，所有的冲突都会消失。我们的内心会平静下来，我们会在欣赏当下生活的每一个美好瞬间中，获得幸福感。

我们还得学会保护自我免受伤害，学会反思自己的底层思维逻辑——那些我们过去视为不可改变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问题，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得被我们审视一番了。因为它们中可能有影响我们个人幸福的致命缺陷。在这时候，我们便需要吐故纳新。

我至今仍然认为，我祖母和父母教给我的大部分东西都是好的，但是也有一些东西并不好。春秋时期的武士道精神就不是个好东西，一个人为什么要如此冒险，去学荆轲刺秦王呢？行刺成功意义又有多大？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悲壮的后面，是自己生命的丧失和家人无尽的悲伤。我们固然要给英雄以表彰，但是却不应该鼓励每个个体去当这样的英雄。

善待世界没有错，但要建立在善待自己的前提下，或最起码二者要有一个很好的平衡。如果我们无穷无尽地消耗自我去为家庭、为家族、为社会奋斗，终究有一天我们要面临的是自我的崩溃。鼓励个体不惜自毁来成全整体的文化，不是一种尊重人性的文化——尊重生命应包含尊重他人和尊重自己的生命两层意义。

明代思想家李贽算是第一个站出来批驳中国人家国情怀的人，他提出应该以“适己”为人活着的目标，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人首先应该保证自己活得快乐些，行有余力，然后才为家庭、家族和社会适度服务。但李贽走到了一个极端，最终导致他与耿定理等道学家的决裂，他也因此惹来了杀身之祸。

我太爷爷是典型的儒家思想继承者，他的家国情怀一定很浓厚，要不然他的子孙后代不会个性如此鲜明，对家庭和社会有很强的责任感，甚至发展到愚忠的程度。我不是说像那种逼着伤害他人的人去警察局的事情不应该做，而是说好多事情不能做过头，要有个边界。

因为如果没有边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就将被自己的热情灼伤。我们身边的人以及社会上的芸芸众生，会一股脑儿的把各种各样的压力推到我们的头上，最终导致我们崩溃。多劳的能者很多会早逝，因为他们透支严重。

精神层面的超脱不能够修补肉体层面的过劳，无论我们内心修炼到什么程度，我们都是血肉之躯，过度劳累，就会“必蹶上将军”——再勇猛的人，也禁不住家国情怀下，无休无止地的负累。明代大学者归有光到外地当官，家族成员二百多名随行，归有光苦不堪言，因为这是巨大的负担。

所以要调和好我们人生的这杯鸡尾酒，使它的苦乐比例合适，让我们大多数时候觉得人生是快乐的，我们就得从自我的精神修炼和实际的生活和工作两方面进行改变。

我父亲近些年在思考的一个大问题是，我把我儿子教错了吗？为什么每次看到他，他都那么辛苦？他这样做最后收获的到底是感恩，还是恩将仇报？他在怀疑我们的底层逻辑出了点偏差。他的怀疑是对的，我现在也和他有同样的怀疑。我们从传统文化中继承的许多东西，不一定是无害的。

我两岁那一年，把自己的家烧了，家里也因此盖了套新房，这对我来说，似乎寓意着我的人生使命就是破旧迎新。我十岁那一年，陪我哥哥翻山越岭去初中上学，在半山腰上，我们兄弟俩坐下来歇息时，我哥哥对我说：这世界运行的规则，还有这些大人们所说的话，难道一定都是对的吗？我们凭什么要无条件的遵从？这句话影响了我一生，它让我从不迷信任何权威。

凡事只有自己经历过和探索过，才会知道正确的答案是什么。而且对每个人来说，正确的答案是不同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先天条件就不同。我们能挑一百斤的担子，那是我们有这个体力，我们不能因此而指责人家只能挑二三十斤，甚至连二三十斤都挑不了，天生孱弱的人无法与天生强壮的人相比。

在我四十四岁这一年生日将至之时，我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反思，甚至反思到自己的最底层的思维逻辑——人生观和价值观，这种反思让我迎来了一次新生。人只有在思想上不断地吐故纳新，才能真正的将自己的人生调适到最佳的状态。

我会在李贽的“为适己”之论与家国情怀之间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中间态，余生不活得那么累。我还有自己的人生理想没有完成，我不能过度的牺牲自我，搁浅了自己的人生理想。

鸡尾酒的味道在于调酒师的调节，人生的苦乐也在于我们自己去把控。绝对的苦和绝对的乐都是不存在的，悲喜同在一念中，我们无法把它们拆分开，我们能做的是尽量让自己的人生悲少喜多，这就算是善待自己了。

有个患者，加了我微信，我按照惯例给他发了我的《咨询须知》的链接，患者看到咨询需要收费（尽管里面也注明了对贫困者免费），破口大骂：“满嘴的医者仁心，满肚子的男盗女娼。”

一句话都没有交流，直接就这样被辱骂一通，生气不生气呢？应该生气。不过我没有，我原谅了他，也放过了自己。嗔怒之心人皆有之，要说遇到这样的事情不生气，那不太符合生物学规律。但多年的历练已经让我能够接纳这一切，世人皆苦，不管三七二十一，用恶毒言语攻击他人的人，内心深处必有人所不知的苦楚。他们或因先天基因，或因后天的成长环境，形成了某种人格缺陷，这种人格缺陷对他们的生活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我再去责怪他们，没有必要，也不厚道。

佛经中说，“恶人害贤者，犹仰天而唾，唾不至天，还从己堕”。佛陀是贤者，他有那个资格让骂他的人和害他的人在冥冥之中承受上苍回报的代价。我只是个凡夫，没有那个资格。但是我是凡夫中的一个学医人，懂得各种精神疾患和人格障碍患者的许多行为是身不由己的，所以我选择了宽容。因为我们理解别人行为背后的逻辑，只是我们能力有限，不能帮他们拔除心中那些身不由己，不断涌出的恶毒。

对他人行为的深度理解，可以让我们宽容一切，也能让我们获得平静。理解了就不会与人计较了，不会去记恨一个人，不会去盼着他们不好，而是悲悯他们遭遇过不幸，盼望他们早遇良医，将身心之苦一并解除。当然，对这样的病人，我们会设立边界线，不让他们迈过来，避免受到人身伤害。

我也曾一度想过医护人员应受到善待，不应被人粗鲁的对待。但在实践中，我发现这想法很天真。据统计，棘手的病人所占的比例约为15%，任何医生与这样的病人沟通都会存在困难。因为医生所接触的病人中，什么样的人都会有。医生要适应自己的工作，就只能自己心灵不断地成长，多读书，多了解人性。只有我们的学识渊博了，理解了所有人行为背后的逻辑，我们的胸怀才能够宽广起来，在实际工作中不易受到伤害。

在肿瘤医学之外，我也经常阅读心理学与精神病学方面的著作，每读一本书，都会有一定的收获。我们日常接触的病人，大多数存在身心共病的问题，他们可能有生理上的疾病，也可能有心理上的疾病，而且生理疾病和心理疾病互相影响，更加重了他们的痛苦。

他们的苦痛，需要医生去解除。如果我们学的东西多了，对人性了解得更通透了，我们便会知道，有些人焦躁不安，有些人暴跳如雷，实际上都是因为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遭遇过不幸，不会平和冷静地处理事情。所以理解是终极的慈悲，有理想的医护人员是在从事仁爱的事业，我们要真正的将仁爱落实到位，就必须理解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一切不合理的行为。

要理解人们的一切行为，就要阅读大量的文献，了解人的心理，了解人性，了解各种精神疾病和心理疾病。绝大多数健康人是不会存在过激行为的，存在过激行为的人，他们一定遭遇过不幸，形成了某种病态的人格。如果我们能够疗愈他们，我们应该疗愈他们，而不是和他们计较。

这种理想状态对医生的要求太高了，但是没有办法，既然入了医疗行业，当了医生，吃了这碗饭，就注定了要与芸芸众生打交道。而芸芸众生又各有各的特色，我们得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能够辨识各种被忽视的疾病，从专业角度去终极地理解人家和帮助人家，而不是记恨人家和与人家争辩。如果我们反其道而行之，就会容易闹医疗纠纷。

理解他人的行为了，我们就不容易产生嗔恨心。不是不恨，而是恨不起来。这些年，在生活和工作中不断成长的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间还是发生了很多变化。以前是努力克制自己的嗔恨之心，再到后来是嗔恨之心渐渐地淡了，再到现在是基本上没有了嗔恨之心。

而且到了四十岁后，我越来越感受到了理想主义的感召，不自觉地开始追求“止于至善”。因为我们见过太多的痛，生离死别每天都在眼前发生，各种身心之痛让病人涕泪滂沱，我们站在旁边安抚他们，内心很难不受触动。我知道我们的能力很有限，但总希望多阅读一些文献，对疾病多一些了解，多思考一些解决病人苦痛的办法，早日帮助他们拔除他们的身心之苦。

所以我到了现在这个年龄，愈发觉得时间很宝贵，能不浪费还是不要浪费的好，早睡早起，每天大量阅读。我活得有点苦行僧的味道，若非家人需要花销，我自己对物质几近无欲无求，而且非常勤奋和自律。我父亲给我塑造了一个理想主义人格，我母亲给我塑造了一个慈爱的人格，这两种人格合在一起，让我总能不断地鞭策自己前行，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有内驱力吧。

人要怎样多些快乐，少些痛苦呢？年轻人对这个问题有年轻人的答案，我这样的中年人对这个问题也有我自己的答案，我的答案是尽量无私些。

这个答案有假装清高之嫌疑，但是我说的却是内心话。人还是无私一些，内心更容易宽容平和。如果我们有自私的心，我们便会想着占有，想着别人善待我们，想着想着，我们便会深陷欲海之中。欲海就是苦海呀！陷进去了就难以自拔。如果我们无私些，我们便不会有贪嗔痴慢疑之心，没有贪嗔痴慢疑之心，我们内心自然而然就生起了戒定慧。

在《儒林外史》这部小说中，我最欣赏的是虞博士（虞育德）这个人。他不像杜少卿这样的世家子弟，硬要打肿脸充胖子，充当“孟尝君”这样的豪爽之人，把家败光了。虞博士知道保护自己和家人，但他不小气，人家需要他的帮助，他也帮助。他看透了人情世故，但自己却不一点也不世故。他襟怀冲淡，吟风啸月，有自己的精神追求，不容易被一地鸡毛的生活纠缠不清，活得洒脱得很。

他虽然不是个医生，但是我却从他身上学到了为医之道。我们帮助病人的时候，也是既要有边界线，以防被不理智的患者所伤，也要有人文关怀精神，善待所有患者，绝不和人恶语相向。离开工作，回到生活中，还是应该秉承这样的原则去生活，这样生活，才能轻松自如一生。要不然身心负荷太重，就很容易把自己压垮掉。

知人既以为难，自知诚亦不易。

——《贞观政要》

佛言：辞亲出家，识心达本，解无为法，名曰沙门。常行二百五十戒，进止清净，为四真道行，成阿罗汉。阿罗汉者，能飞行变化，旷劫寿命，住动天地。次为阿那含。阿那含者，寿终灵神上十九天。证阿罗汉。次为斯陀含。斯陀含者，一上一还，即得阿罗汉。次为须陀洹。须陀洹者，七死七生，便证阿罗汉。

——《佛说四十二章经》

小乘佛教的最高果位是阿罗汉——实现了自我解脱的修行人叫阿罗汉，但大乘佛教在阿罗汉上还有两个果位，曰菩萨，曰佛。修行人在证得阿罗汉果后，到人世间去度化世人，经历世事，进一步拓展自己的认知，这就叫行菩萨道。走完这段菩萨道，一个人不但实现了自我解脱，还能理解和同情众生，他的心灵会进一步地成长，最终成长到再无任何窒碍的境界，这时他就成了佛。

佛是终极的觉悟者，他能理解一切，宽恕一切——人世间最大的慈悲其实是理解与宽恕。人心中之所以还有痛苦和怨恨，只是因为不能理解一切。如果能够理解一切，他就能够接受并宽恕一切，所有的痛苦和怨恨都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悲悯众生的不易。在佛教，这叫生起了大悲心，人有了大悲心，就会自然而然地愿意去持戒，去忍辱，去布施，自然而然地进入到禅定的状态。

观照是理解的基础，观照既是一个佛学词汇，又是一个美学词汇。作为佛教用语，它是指静观世界，以智慧去照见万物背后的事理，形成正见。作为美学用语，它是指人在超功利的状态下对事物特性进行观察、体验、判断、审视等特有的心理活动。二者基本是相通的。

如果我们每天都能够观照自己的内心，也观照整个世界，探索自己与他人的心灵，我们就会加深对自己和他人的理解，达致内心的和谐以及人际关系的和谐，获取更多的幸福感。年轻时候我们会迫切地需要被理解，但是人过中年，我们最应该做的是理解他人，因为我们已经观照这个世界多年，应该明白一些事理，心智也该成熟些了。

心理学家认为，人的思维和行为习惯早在幼儿期就已经形成。中国也有句老话：“三岁看小，七岁看老”。许多到中年才爆发的人际关系危机，其根源都在0-6岁和青春期这两个阶段。

如果父母在幼儿期给了孩子足够的爱，为孩子提供了一条坚固的情感纽带，孩子就会有很充足的安全感。父母再在孩子青春期的时候懂得向孩子让步，给孩子拓展自由成长的空间，那么这个孩子就是个幸运儿，一辈子不会缺乏自信和进取的精神。人世间再怎么艰难，他都不会有畏惧之心。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幸运儿，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在一项全方位的心理测试中，我的安全感得分是65.5（满分为66），容忍度得分则为满分。这说明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父母给了我足够的爱和保护，也给了我足够的宽容和让步。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有些人非常缺乏安全感。原因在于他们在0-6岁期间，没有受到父母恰当的关爱。

特别喜欢训斥和否定孩子的父母，会在孩子内心留下很深的烙印，使得他们一生都不知道如何正确的去与其他人沟通。他们习惯性的思维模式是对抗和逃避，因为他在六岁之前内心所受的创伤让他们畏惧与人沟通，尤其是对批评性的意见会产生生理性的反应。他们会认为任何指出他们错误的人，都像他们的父母一样，是来否定和训斥他们的。这会导致他们在正常的人际沟通中存在障碍。

拒绝与孩子亲昵的父母则会在孩子心中留下另一种阴影，他们的孩子会感到自己不被爱，长大后在亲密关系中，他们也总是怀疑自己的伴侣不够爱他们。所以他们需要伴侣不断的向他们表达自己的爱意，需要伴侣不断地强调自己是爱他们的，他们才能稍稍心安。伴侣稍有疏忽，他们便会认为自己失去了伴侣的爱。他们一生都深受抑郁与焦虑折磨，难以对伴侣建立信任，难以建立长期关系。

在青春期被父母否定和打压过的孩子，一辈子都在不断地自责中度过，他们努力讨好别人，以求得到关爱和宽恕。其余的伤害还有很多，相应的都会形成某种人格障碍。

心理学将这些视为人格障碍，佛教则将这称为意识障。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不管如何命名，这些人都不可避免地在认知上出现了一些偏差，有些偏差很难被改过来，这会影响人一生的幸福。除非他们和一个深爱他们的心灵大师结婚，否则他们很难被理解。

那些被正确抚养的孩子，进入青春后期后，就开始在事业上不断进取。但是那些存在人格障碍的人，则一辈子都受困于自己的各种障碍，饱受挫折，在情感和事业上很难一帆风顺。

这与许多癌症形成的原理颇为相似，其实际都属于表观遗传变异。大多数癌症是在生命早期，体细胞受到了环境影响，发生了系列变异，久而久之，那些变异后的细胞就永生化并不断分裂增殖，形成肿瘤。心理上的障碍和肉体上的肿瘤在本质上是没什么区别的，心理障碍也有物质基础，也会引起系列的生化反应。而且肿瘤细胞的永生化现象似乎在心理障碍患者身上也存在，导致心理障碍患者迁延不愈的一些神经递质，很难消退。

在荷兰脑科学家迪克·斯瓦伯（其代表作为《我即我脑》）看来，杀人犯都是无罪的，应该被释放。他们杀人是因为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大脑发生了某些不可逆的改变，而这种改变是外界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并非他们本意如此。他认为杀人犯基本上都是一些人格障碍患者。

迪克·斯瓦伯因为发现了同性恋是基因变异导致的，提出宽容同性恋的主张后，他家门外站满了抗议者，许多人希望他闭嘴。当他提出杀人可被宽恕时，更是难以得到社会大众的谅解。不过单从科学的角度来上来说，他也许是对的——当然，我们永远都反对任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

一个人如果不断地在探索，不断实现自我成长，那么他不应该再希冀其他人能够完全理解他，而应该尝试着去理解其他人。因为他的认知已经超越了绝大多数人，他不可能再被人全面的理解。但他有能力继续学习和探索，去理解并帮助其他人。

脑科学家、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哲学家、宗教家们一个共同的责任便是为促进人们的互相理解而在心灵世界进行深入地探索，一个和平的世界只能建基于理解和宽容的基础上。两个人之间高度默契的爱，也只能是建立在理解和宽容的基础之上。

我们的一生都不会停止成长，因为我们的心灵世界还有太多未知的奥秘。我还在继续探索，也许直到临终前，我的探索也未能画上句号。在我看来，通过观照和探索来认识自我，理解他人，是一件既有趣，又很能促进我们内心的平和的事情。

8月19日，起床后，我去香山脚下的菜园里干了会儿活儿，那种时不时忧伤的情绪没有再出现。眼前还有一堆的事情需要处理：工作、生活、家庭、情感、老人的病、子女的教育，以及家人之间一地鸡毛的恩恩怨怨，每个问题都很棘手。它们就像漩涡一样，形成各种朝向不同的力量，而我自己，就在漩涡的正中央。这一切都在等待着我来处理。

我母亲说我是活了几世的人，命大得很，很多次都从致命的灾祸中逃脱。但她还漏了一次没说，那就是我小时候的一次溺水事件。有天正午，我在我们村的河中央溺水了。我会游泳，但正如老话所说，善泳者溺，那一天我在水中抽筋了。四周无人，呼救都来不及，我在慌乱中呛了好几口水。最终我沉下水底去，在水底里摸到一块大石头。我抱着那块大石头，靠它来把我稳定在水底，然后选定一侧河岸的方向，一步步地在水底里从河中央走向河岸，我因此而得救了。

人生的十字路口就像是溺水现场，漩涡中的各种力量试图把我们推向各个不同的方向。当此之时，如何决断呢？我想唯一可遵守的原则就是良知，认理不认人，同时平衡好各方的利益，安抚好各方的情绪。掌握这个方向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从我父亲那里耳濡目染而来的。小时候村里很多人闹纠纷，到我家去找我父亲评理，我父亲就是按照这一原则来协调各方的关系。

概言之，我们要行一切善，去一切恶。善意可作为化解恩怨的终极法宝，而作恶只会带来一时的快感，却要遗留巨大的后患，它会使得恩怨无穷无尽地延续下去。要想平衡好各种关系非常不容易，在漩涡正中心的人，只能在良知、爱与理智的指引下前行，不能靠情绪来解决问题。情绪不能解决问题，情绪只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中年人最大的奢侈就是生病，无论是身体上的疾病还是精神上的疾病，都会对自己和身边的人影响巨大。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言，每个人都是社会上的一个零件，有他独特的社会功能，如果一个人因为生病停顿太久，那些依靠我们运转的其他零件就无法正常工作。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快速康复，就要快速康复起来，不要拖拖拉拉，医者的一大职责是为患者寻求快速康复之道。

我一直主张癌症患者尽早回归到生活，回归到社会中去，继续扮演他们的角色，实现自己的价值。对其他疾病的患者来说，也应该如此。我在知乎上看到有部分躁郁症患者吐露心声，说他们自己其实是在拒绝康复，因为他们不愿意承担他们要承担的家庭和社会责任，毕竟承担是一件辛苦的事情。

但我不喜欢躲在抑郁症这个挡箭牌下太久，人抑郁了不易被察觉，这是真的，一旦察觉，就应该马上治愈。对训练有素的医生来说，这类爆发性的抑郁，治疗起来就应该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我其实已经抑郁了大半年，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严格来说，少于一年的抑郁算不上抑郁症，只能算是假性抑郁，真正的抑郁症是持续一年以上不能缓解的抑郁。

抑郁症和抑郁症是不同的，有些抑郁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比如边缘型人格障碍等），会导致患者终生难以痊愈，只能最大可能的调适自己的生活状态，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对于这类患者来说，选择合适的生活环境与陪伴对象，比个人努力重要多了，因为他们已经无法通过个人努力达到目标。

正常人在这个社会上不能缺席太久，缺席太久，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一团糟，恶化的生活又会导致疾病的进一步加重，也会遭受经济财产的损失，形成恶性循环。印度古医学阿育吠陀就特别强调这一点，它认为人的康复必须与实际的经济生活同步进行。疾病摧毁的不仅仅是人的身体，也摧毁了家庭的正常功能，自古至今，医生所救的从来都不只是一个个患者的生命，而是一个个家庭的幸福。所以人们常说，疾病常有，良医不常有，能够药到病除的良医一直都是人类的福音。

但医生不好做，在我对外宣布我轻度抑郁了之后，好几个医生和护士朋友联系我，纷纷表示我写出了他们自己的心声。自2019年底发生新冠疫情以来，好多医生累垮了，他们中有几个处在重度抑郁中，有一些则已经抑郁很久了。

我们互相感叹，我们算是幸运的了，还有些同仁已经因为这该死的瘟疫去了另一个世界。我们总算是留下了一条命，抑郁了还有康复的机会。那些离世的，就只能给自己的家人们留下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痛。其实未来十年，另一场大型瘟疫可能不可避免，今天我们痛定思痛，未雨绸缪，为未来提前做些规划，到时候也能少受不少罪。

有些人问我为什么能那么快摆脱抑郁，冷静下来。这与我个人的经历有关，我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同时也花了很多时间按照佛教的六度（持戒、忍辱、布施、精进、禅定、般若）来修习。虽然说有各种各样的解脱法门，但智慧是排在第一的。智慧到了，其他的各种辅助手段是可有可无的。在西医看来，抑郁症的根治靠的也是认知的改变，而非其他。

禅宗历来都认为，彻悟只在一瞬间，一瞬间彻悟了，人就可以像桶底脱掉，桶内所装的烦恼一下子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过这一瞬间彻悟的功夫，却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

一个人智识（智慧和知识的综合体）达到了一定的程度，自我修复能力就会非同一般，所以平时提升自己的智识是非常重要的。怎么去提高？阅读、思考、实践、反思、归纳、纠错、再实践，如此循环往复。把这套完整的程序内化为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必修课，我们才能真正高效的提升自己的智识。智识是一个人精神的根基，根基不到，很多事情是无法强求的。

我也还有一堆的问题需要解决，但是把情绪稳定下来，恢复到正常的状态，树立了这样的一个“在良知、爱和理智的指引下前行”的处事原则后，一切就都简单了许多，生活立即变得有序化，头脑也清楚了。也许有许多因素我们无法掌控，许多结果会与我们期待的不一致。这些都没有关系，遵循这种原则，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能收获多少就收获多少，遵循“因上尽力，果上随缘”的原则行事，不做过高的期待，信奉“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就没什么好遗憾的了。

很多朋友祝我快乐，在他们看来人生可以简单的分成快乐和不快乐两种状态。其实还有一种状态也很常见，那就是平静，它介于快乐和不快乐之间。这可能是我暂时或者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更愿意守住的一种状态。因为我的人生在未来几年，会发生一些可以预见的丧亡事件，能够平静就很不错了。

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蕴炽盛，人生的八大苦，大多集中在中年人身上。如果说中年以前，我们的人生是在奔赴一场盛宴，到场的嘉宾越来越多的话，那么中年以后的人生就像席终人散，嘉宾们纷纷离席，每走一个，我们身边的人就又少了一个。

中年人在经受八大苦的洗礼之后，如果还能心静如水，淡定从容地过完余生，就已经很好了。我们需要的不再是高亢的音乐盛典，我们需要的只是一支可以伴我们入眠的小夜曲。

沙门问佛：何者多力？何者最明？佛言：忍辱多力，不怀恶故，兼加安健；忍者无恶，必为人尊。心垢灭尽，净无瑕秽，是为最明。未有天地，逮于今日，十方所有，无有不见，无有不知，无有不闻，得一切智，可谓明矣。

——《佛说四十二章经》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但是人类处理悲欢的智慧是相同的。

在高中时代，我的恩师教我读书的方法，与现行的常规教育模式截然不同。他有许多藏书，他经常从自己的藏书中挑出一大抱书来，放到我课桌前，把那些书留给我随手翻阅。他没有对我提出任何要求，只是精心挑选一些适合当时的我阅读的书，让我自己再去做二次选择。喜欢的就留下来读，不喜欢的就放过去。每周他会给我拿一次到几次书，我也经常把不想读或者读完的书还给他。

这个读书方法是我们师生之间的默契，我的恩师一直强调，教育不应该有功利性，阅读是丰满自己心灵的过程，心灵的需求只有心灵自己知道，随心所欲地读书，效率是最高的。我的老师对我几乎是没有任何要求的，他唯一的期待就是我能博览群书，学贯中西，成为集大成者。

我高中毕业后，一直坚持这样的习惯，但现行的教育制度并不支持这样的学习方法，所以我也不认可它，于是便脱离了教育系统，从大学退学了。

我成了我的恩师的教育理念的实践者，19-41岁期间，我在国家图书馆读书的时候，涉猎的范围极为广泛。医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宗教、心理学、人类学、情报科学、信息科学、文学都去涉猎，国图阅览室和借书库许多书架前都有过我的身影。当一个人放弃学历、职称而去读书的时候，他的阅读就纯属由爱好导向，而非由功利导向。

我从19岁开始在国家图书馆读书，此后在国图用我老师的这套方法读了二十多年的书。与此同时，我还经常逛各种书店，看到心仪的书就买回去。现如今我的藏书有很多，我不怎么去图书馆了，偶尔去图书馆，还是按照这种随心所欲的方法来读书。我从不强迫自己为了某种目的——比如考试或考证，而去读指定的，也许自己并不喜欢的书。

我不知道还有哪一种读书方法比这种读书方法更优胜，也许将来有一天，人类的教育终于返璞归真，回归到我使用的这种最简单的方法。一个人的求知欲是内生的，在求知的过程中，他想要什么，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所以教育的最佳状态，是应该由学生来主导学习方向，而非教育家或教师。

我认为我自己的这一生是非常幸运的，找遍全中国，可能都没有几个人能够像我一样，自由自在而又快乐地在书海中遨游半辈子。这样的读书会使人收获大量的最适合自己的东西，在关键时刻，我们所学过的一切都会发挥作用。

我从七岁开始，学习佛经。十九岁开始，研究精神病学。七年前，我开始深入地研究抑郁症，并且帮助抑郁症患者从抑郁症中解脱出来。对于抑郁症，我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都非常丰富。我对精神分析学派、认知疗法、宗教训练这一整套的疗愈抑郁症的程序都不陌生。

在我作为旁观者去帮助抑郁症患者的时候，我收集了大量的对付抑郁症的方法，在我看来，抑郁症是可以用一剑斩断三千烦恼丝的方法来彻底根治掉，而且速度也应该非常快的。

人之所以抑郁，是有某种应力在发挥作用。我们站的姿势不对，我们的身体内部就会产生某种应力，时间长了，这种应力的副作用很大，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高低肩、长短腿等一系列的脊柱疾病问题。

根治抑郁症，关键就是要找到这种应力，然后把它释放掉，一旦做到了这一点，抑郁症就治愈了。很少有疾病不是在生命早期就已经萌芽的。生物学上把生物在生命早期受环境的影响，发生的一些变化，叫做表观遗传变异。通常，它都是一些甲基化过程。举例来说，一个从小就习惯了吃腌菜之类的高致癌物的人，实际上在童年时代就种下了癌症的根子，只是要到成年后才发病。

抑郁症也是如此，所以精神分析学派会特别重视到童年去寻找抑郁症的病因。一个人在孩童时代受到了某种压抑，就会形成一种不健康的行为或思维习惯，一旦找到了这个病因，就能根治掉抑郁症。但是这个寻找病因的过程并不简单，它需要一个人具有强大的内省能力。内省是一项特别的能力，并非所有人都具备。

而且抑郁症的病因相当复杂，也并非只有童年伤害这一种病因。一些特殊的天才，他们具有非常强的冒险和探索精神，在他们进行冒险与探索的时候，他们也会产生抑郁现象。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丘吉尔和费曼。

丘吉尔一辈子都为抑郁症折磨，他是一个热情洋溢、精力充沛的大冒险家和演讲家，他的演讲极有感染力，能够打动许多人。他所做的许多决定，比如敦刻尔克大撤退，都是非常大胆，又极有远见的伟大决策。他那篇著名的让英国人热泪盈眶的演讲，与敦刻尔克大撤退这一决策珠联璧合，对二战的最终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丘吉尔说：“ 这次战役尽管我们失利，但我们决不投降，决不屈服，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战斗，我们将在海洋上战斗，我们将充满信心在空中战斗！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保卫本土，我们将在海滩上战斗！在敌人登陆地点作战！在田野和街头作战！在山区作战！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投降。即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敌人占领，并陷于饥饿之中，我们有英国舰队武装和保护的海外帝国也将继续战斗！”

这篇演讲是如此地铿锵有力和鼓舞人心，他竟是出自一个抑郁症患者的口中。丘吉尔同样令人心神荡漾的作品还有他的长篇巨著《英语民族史》，如果我们看过这本书，再来看唐德刚、黄仁宇、许倬云，乃至汉学家史景迁与撰写了被誉为当代《史记》的《世界文明史》的威尔·杜兰特等人的著作，我们便不难发现，丘吉尔才是他们这些人的鼻祖，他们的著作或多或少都有丘吉尔的味道。

很少有人有丘吉尔这样的天赋和魄力，他既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又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把英语运用得出神入化。丘吉尔抑郁是真的抑郁吗？还只是一个天分极高的人，活在人群中，注定了要不被人理解，这不理解又会导致丘吉尔这样的人经常陷入痛苦之中呢？或者说一个像丘吉尔这样具有创造力的人，本来就很容易陷入激情澎湃和深深的忧思交替之中？

同样，费曼抑郁的时候，是真的抑郁吗？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他为人类第一颗原子弹的创造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当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在广岛上空腾起的时候，他陷入了深深的抑郁。那一刻的费曼看不到希望，他看到的是人类亲手建设起来的桥梁和高楼大厦，最终都将毁于原子弹，人类文明也终究会毁灭于核弹的悲惨前景。

这悲观的预期导致他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趣，忧伤时不时地袭击他，他花了很久才从这忧伤中走出来。那么是费曼杞人忧天，还是真的有一天费曼所担忧的会成为现实，而他只不过像先知（有抑郁气质的人，通常真的像先知一样有预见性）一样，预判了这一结果呢？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只知道，在费曼抑郁的时候，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冯 · 诺依曼几乎也陷入了同样的状态之中，这位伟大的天才最终用一句：“不要把全人类的责任扛在我们自己的肩上”来开解自己并安慰费曼。

现行的解读抑郁症的各种著作都谈不上完美无缺，约有20-40%（之所以统计数据会有这么大的偏差，是因为人们至今都没有搞清楚抑郁症）的人在一生中会遭遇一次或多次抑郁，持续不断的忧伤会袭击他们，把他们击垮在地。

我有足够丰富的知识储备，这些知识使得我可以举重若轻地解决自己的抑郁症问题。

8月17日晚上，当我从楼上往下看，看北京城的万家灯火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再忧伤了。此前折磨我很长一段时间的疲劳感和忧伤感忽然一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又能感受到人间的美好，并由衷地发出赞叹——窗外的夜色真美丽啊！

我再也没有哭泣的欲望了，我又发现了思考的乐趣——费曼的一生，绝大多数时候沉浸在思考之中，对他来说，思考就是快乐之源，所以他用《思考的乐趣》来为自己的书命名。这世界上有一群人最大的乐趣就是思考，我虽然没有办法与丘吉尔和费曼这样的大人物并肩，但有幸与他们有共同爱好。

在这之前，有很久一段时间我丧失了一切兴趣，我的生活没有支点。但是在8月17日晚上，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状态之中，沉浸在思考的乐趣之中，平静而又愉悦。因为我终于用智慧的灯照亮了我内心深处每一个黑暗的角落，无明尽时，安宁即至。

我从小就非常有冒险精神和探索精神，我三十余岁时，有一次和我母亲在一起聊天，我母亲对我说，你都不知道自己的命有多大，你是活过好几世的人了。1岁多的时候，放火把家烧了，差点害你和你哥葬身火海；五岁到七岁时，淘气得要死，从各种高处往下跳，头摔破了好几次，至今还留下了几处疤痕，以至于小时候人家都笑话你，叫你疤子；刚上小学，就去徒手抓各种蛇，吓得我心惊肉跳；在小学时，总是带着一个锄子到处挖掘，挖出了一个废弃的沼气池，差点中毒死了。你比一般孩子难养多了，不要怪你爸小时候惩罚你，我看你受到的惩罚还不够，仍然是一点都不怕死。

我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怀疑我家根本不是我放火烧着的，而是我哥哥干的。但是如今不得不相信家里人的说法是对的，从性格特点来看，这种事情就应该是我干的而不是我哥干的。我一生都充满了好奇心，也敢于冒险做各种创新性的尝试，从小到大没有按部就班地成长过。

观照自己的从前时，我不得不承认，我是一个很另类的人，与这凡世中的绝大多数人有着根本的区别。认识并承认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准确的定位自己，我们才不至于精神错乱。

其实小时候我所受的伤害算不了什么。我二姨父对我也很好，这些年他对我的评价高到我无法承受，他甚至认为像我这样既孝顺父母又聪慧的人，在我们县很难找出第二个，而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冤枉我偷了他们家的东西。我们村村长的儿子，和我打完架不久，就和我玩在一起了，我们后来甚至成了关系最亲密的发小之一。他的身世很可怜，没有过几天辉煌的日子，他的妈妈便因病去世，他妈妈去世的时候，他才上小学二三年级的样子。他爸爸再婚后，他后妈对他并不好。有时他会向我哭诉自己的不幸，而我则在旁边默默安慰他。

众生皆苦，人人皆有值得悲悯的一面。我没有记恨任何一个人，我父亲若知道我当时的遭遇，我相信最先站出来为我撑腰的，一定会是他，只是我不告诉他而已。这件事也让我学会了坚强和独立，所以从好的一方面来说，它也是我成长的资粮。

我之所以去回忆这一切，只是因为从医学角度来说，我们所受的一切窒碍，看似今日才发生，其实早就已经开始了，只是以前没有积累出足够的当量，还不足以爆炸。就像两个恋人分手，看似在一瞬间，但离别其实早已开始。如果我们不找出问题的根源，我们无法彻底治愈疾病。有许多疗愈，都只是表面上的掩盖，待到时机再成熟时，还会复发。要想彻底根治抑郁症，必须得一路追问到底。

那么追到底的时候，你又会发现什么呢？嗯，我个人发现了一切皆是空无一物。佛教的缘起性空理论，很好的解释了人世间的一切恩恩怨怨。万物的原始皆“空无”，因缘和合才会产生“有”，但这“有”其实属于因缘和合而产生的“假有”，不是真正的有。

从直观上来说，上述一段话可以通俗理解为：这都算个屁呀！但我们内生的一股应力就是在这种屁大一个事儿中产生的，而且长期未被消除掉。一旦消除掉它，我们就痊愈了。是的，我这几天所做的一切，正是为了消除自己身上的这股“应力”——找到它，凝视它，理解它，它就消失了。

我并不是一个严重的抑郁症患者，因为我是个幸运的人，我父母爱我，我读书的时候遇到的老师爱我，我一生都不缺乏安全感，我有很强的自信。但是我知道很多严重的抑郁症患者是没有这些的，他们必须得有很多爱的滋养才能康复起来。

我母亲一生都没有直呼过一次我的名字，她对我的称呼只有两种：细的（黄冈话中小的意思）、细儿（黄冈话中小儿子的意思）。小时候我非常贪玩和调皮，经常在外玩得饭都不记得回来吃。我母亲就满村地喊：“细的勒——，细儿勒——，别玩了，回来吃饭啦！”她那悠长的声音，我至今记忆犹新。如果我正在和人玩弹珠，我听到这声音，就会和人说：“这盘玩完了不玩了，我娘喊我回家吃饭了！”

我母亲的这种亲密，让我从小就知道我不是一个人，我背后还有我娘。我如今想起来，我也从来没有直呼过我儿子的全名，一直都是称呼他为儿子或崽。这可能也是从我母亲那里继承而来的。这亲昵的称呼的作用非常大，当世界上有个人这样称呼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安全感会很强。我们会知道，在那个人的眼中和心中，我们不是一个名字，不是一个符号，而是和他血肉相连的一种存在。许多人在亲密关系中甚至接受不了恋人的爱称，可能根源在于他们幼时缺乏这样的情感纽带。

抑郁症其实并不难治疗，难的是患者欠缺的情感纽带和自身的知识储备，如果情感纽带牢固，知识储备足够，抑郁症可以在被确诊后，短短几天内痊愈。如果这些都缺乏，那么治愈抑郁症就需要靠缘分和时间了。

今天我很平静，不再莫名忧伤，抑郁症量表测试结果为6分——0-11分均为健康状态。我对最近写作的几篇文章很满意，我以前一直不太满意自己写作的文章，但最近我的写作似乎进入到了最好的状态。

行文至此，我的耳边又响起了我娘的呼唤声，我又仿佛回到了儿时，听到了母亲那悠长的声音从远处传来：“细的勒——，细儿勒——，别玩了，回来吃饭啦！”

再见，抑郁症先生！我娘喊我了，我不和你玩了，我要回家吃饭了。谢谢你来找过我，促进了我的成长。

昨天我发了一篇《我轻度抑郁了，需要调整自己的生活状态》的文章后，收获到了许多朋友的问候，这真的让我非常感动。但我现在不宜被打扰，所以我不做太多的回应。

有很多朋友为我的状态担心，为我出谋划策，我很感谢大家。我进一步的说说我现在的状态吧，其实通过我自己用药调理，我目前的睡眠和饮食已经恢复了正常。只要有时间我就会去菜园里干上一会活儿，累出一身大汗。我骑行在路上，风驰电掣，活力四射，躯体症状实际上完全消失了。

我如今仅剩的状态，我想用一句古诗来形容：“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但我想以开放的心态而非封闭的心态来面对自己的一切，因为我要从这种状态之中逃脱出来。我可能暂时不爱与人交流，但是你们可以通过阅读我写作的文章来了解我情绪的流动。

每天，忧伤会不定时，不定次数的袭击我，毫无预兆，让我经常流泪。当忧伤来袭时，我立即对整个世界失去了乐观的看法。我以前对绝大多数事情都持乐观看法，我对身边的人充满了爱意，对亲密对象总会不惜用一切的语言和行动来表达我对她的绵绵爱意。

这些让我充满了力量，我不但精力充沛，活力四射，而且积极向上。但当忧伤来袭时，我的世界阴雨绵绵。这时候，我陷入到秦观的词“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所描述的那种境界之中，难以自拔。以前路边的一朵花，一片漂亮的落叶都能让我很开心，但是现在任何事情都会触发我的悲伤。

我与年底疫情爆发前判若两人，在疫情爆发期间，我累到吐血，最多的时候，每天有超过一千人向我求助。一个医务工作者每天面对一百个求助者，就足以累到虚脱。十倍于此的量，真的可以摧毁一个人的幸福感。当时我能感受到惊恐、悲观和绝望的情绪在包围我，我奋力与这种大的社会氛围抗争，帮助别人解除身体与心灵的痛苦。

那段时间，睡眠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每天能睡一两个小时就不错了。我处于奋不顾身的状态，在自己感染后，只休息了几个小时，就起来照顾家人，照顾病人，后续我的咳嗽一直折磨着我。我忘记了生活中一切重要的日子，心中只有那场波及所有人的瘟疫。

2月份的时候，我还没有休息过来，我的亲戚把我带入另一场令人绝望的折磨之中。我不得不去了解我过去从未了解过的刑事案件，他的罪名是寻衅滋事罪——但实际上后来一个北京警察和一个东北警察的哥哥都告诉我，当时我缺乏社会经验，如果我有足够的社会经验，被逮捕入狱的不是我的亲戚，而是来北京诱捕他的地方警察。那个东北警察的哥哥还告诉我，他弟弟就是民警，他弟弟的同事到北京截访，上访者（正常的上访是宪法支持的公民权利）向北京警方报警，他弟弟的同事锒铛入狱。

营救过程是艰难的，因为与公权力的对抗很困难，滥用职权的警察也提心吊胆，担忧我对他采取措施，跟我的家人们勾心斗角，威胁我，告诉我，如果我再继续干涉下去他就来逮捕我，把我当做同案犯。我当然不害怕他，但却担心影响我儿子的高考。亲戚进了看守所后，就一个劲儿的打电话要求家人营救他出来。但他还是足足被关了两个月才被放出来，而且是在认罪认罚后才被保释，至今仍然在保释期内。

我在每日繁重的工作之余，为了这件事情操碎了心。而且这件事情也让我们一家人丧失了过去的安全感，我儿子直接的反应是不再想在国内读书了。他高烧了一周——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高烧这么长时间，之后的考试一次不如一次，完全发挥不出正常水平。

我的重点于是转移到为孩子做心理建设，找境外合适的学校，最开始想到的是香港的学校，后来就想去其他国家。这仍然是一件非常耗费心血的事情。家庭关系与亲密关系也在这种时候不止一次地亮了红灯，我还得准备自己的高考，这些使我疲于应命。

时过境迁之后，回首过去的这大半年，我才发现自己原来承受了这么多。紧接着暑期，系列家庭矛盾和情感矛盾开始爆发，几乎没有一个人想过，我应该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我的生活不断地被噪音塞满，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好久没有像过去一样爽朗的大笑过，我笑的时候，嘴角总是带着淡淡的忧伤。我才知道，我像一根弹簧，被拉过度了，恢复不到原来的状态。

再到后来我感到自己麻木了，我很痛，却不知道为何这么痛，也不知道这些不良的情绪的出口在哪里，我有一种被“冻住了”的感觉。我突然惊醒，这种“被冻住”的感觉就是抑郁症的临床特征。我开始寻找量表做测试，发现自己的得分是25分（12-25分为轻度抑郁，大于25分为中度或重度抑郁）。

8月11日我在摄像头上敏锐地发现我父亲有点异样，五分钟内我就买好了回家的车票，我要回去看看他，回去后检查发现他果然脑梗了。8月12日我在我母亲的坟前放声大哭，那一场痛哭让我的情绪找到了一个出口，它奔腾而出，汹涌澎湃，一发而不可收拾。血缘关系让我父亲第一时间敏锐地意识到我过得不开心，在那天上午，我们去药王庙的路上，我父亲开始对我进行谆谆教诲，他说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让我爱惜我自己，不要活得太累。

我在母亲的坟前感受到了母亲对我的爱，在与父亲一起在药王庙散步时，感受到了父亲对我的爱和理解，我的情绪开始一点点地从谷底向上回升。我知道我必须奋力挣扎，才能够把忧伤驱赶走。我为忧郁症患者做过治疗，知道他们很容易把自己封闭起来，一旦封闭起来，痊愈将会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我必须给我自己开一张口子，我要让我的那个内在的自我展示出来，被人看见。要让人知道我的边界在哪里，要对自己的生活有掌控感。倘若不这样，我将会被忧伤吞噬掉。

我该感谢自己的地方太多，我一生是如此地勤奋，每天都在阅读，每天都在接触各种各样的病人，所以极容易发现自己患病的信号，同时也比绝大多数医生更清楚如何拯救自己。我也几乎每天都在写作，我虽然拙於言词，但是只要提笔写作，便能流畅地表达出我自己内心世界中所思所想的一切。

多年来我还保持良好的运动（或劳动）的习惯，这习惯的力量甚至让人在陷入忧伤的状态之中，还能够继续高效率地运转，而非飞速滑落。还有我母亲给我的优良基因，它让我对抑郁有一种天然的对抗力量，我坚决不容它侵蚀我太久。一旦发现，我就要粉碎它。

所以不出意料之外，当我再次检测时，我的抑郁量表得分很快急剧下降到13分（当然，这个数字在近期可能会反复波动），已经接近痊愈了。只是我暂时还不能摆脱忧伤时不时地袭击，我看到每个病人的艰难都容易为他们难过到接近呜咽的程度。

我从老家回来，在路上，与四个神经母细胞瘤患儿碰面，那些可爱的小天使的遭遇让我立即陷入到忧伤的状态之中，不能自拔。看完病我迅速到郑州东高铁站，把自己的眼泪释放出来。

这种情绪激越的状态，显然还是不正常的，尤其对从事我这种工作的人来说，如果这么容易感伤，我每天都将被自己伤害到。我在服用了逍遥丸和二至丸后，情绪稳定了很多，外界的刺激不再让我有形之于色的表现。虽然内心中还会波澜壮阔，但总算好了很多，我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让它不再肆无忌惮地到处奔腾不息。

我知道，抑郁情绪的爆发有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如果没有内因，仅有外在的压力是不足以让一个人陷入抑郁状态的。所以这段时间，我进入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度思考之中，探索自己灵魂深处的伤痛。如果灵魂深处没有伤痛，像我这种儿童期有充足的母爱的人，不至于崩溃。

有一天，我突然就看到了童年时期的那个正在哭泣的我自己。那一刻我受到了很大的震撼，记忆就像潮水一样涌来。虽然这记忆可能因为年代久远而不太真实，但是却非常完整且合乎逻辑。

那时候我刚上小学不久，临近六一儿童节的一天，我家里有五块钱不见了。那一天我三叔和四叔都看到我在外买烟抽，我还像个大人似的把烟分发给他们抽，他们告诉我父亲我在抽烟。我父亲很生气，觉得我在学坏，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就想到，我买烟的钱可能是偷家里的。

我小时候实在太顽皮了，不到两岁把自己家里的房子烧了。后来又贪玩，玩拖板车，把我爸置办的一辆板车毁掉了。还经常把凳子倒过来，将凳面着地，把它当滑板车用，从很高很高的坡上往下冲。有一次直接把自己的脑袋磕破了，我四叔和四婶看见后，立即把我送到医院里急救。我是那么的敢于冒险和探索，像我这样的孩子，教育起来一定会是一件令父母非常头痛的事情。

所以我父亲当时想好好地教训我一下，让我这辈子长点记性，永远都不要做贼，不要去拿自己不应拿的东西。他在学校操场附近，狠狠地打了我一顿，让我把没有花完的，偷的钱交出来。我没法交，因为我买烟的钱是我父母提前给我的六一儿童节过节费，才几毛而已，一盒烟那时候只要不到一角钱。

我父亲气不打一处来，用细细的竹竿抽打我，在我的腿上打出道道血痕。旁边的邻居看到父亲打狠了，一边对我父亲说，孩子被打成这样，还不承认，那一定是没有偷。一边拦着我父亲，同时大声对我喊：“快跑啊，志远！快跑！别在哪儿死挨着了。”

被冤枉的我就在那里倔强的一动不动，任我父亲继续打，心中愤愤不平可又无法辩解。后来我母亲在家里找到了那五块钱，原来是被我父亲藏在桌子脚下，那是他习惯藏钱的地方，他忘了，他找不到，就自然而然地想着那钱是我偷的。

当天父亲就追悔莫及，晚上在我的床前，几乎是流着泪向我道歉。母亲更是摸着我腿上的道道伤痕心疼不已，我只呜咽着，什么话都不说。

这件事带来的连锁反应是我父亲始料未及的，我的语文老师是我的二姨父——我二姨和我妈妈嫁到了同一个村子里，隔了几天后，他就在全班同学前指责我去他家偷练习本，他的理由是连你父亲都说你是个贼，你就是个贼，不是你偷的是谁偷的？我哭着辩解，但无人相信。后来我们村长的儿子的一块钱丢了，大家也纷纷指责我，说那钱就是我偷的，几个孩子还围攻我，打得我鼻血直流。

我无由辩解，只是从那以后，性格变得异常坚强。几乎所有的伤口都靠自己去舔，一切事情都靠自己努力去争取，从不劳烦其他人。从高中开始，就靠奖学金度日，尽量不用父母的钱。而且对自己在道德上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做了一点错事都很难原谅自己。宁可牺牲自己，也绝不伤害其他人。加上我祖母对我进行的忍耐教育，这些共同塑造了我的个性。

我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一生做事都如此奋不顾身的利他，对弱者有如此强烈的同情心，很少有过利己的时刻。我为这次的回忆痛哭了好几次，我把我心中那个受了冤枉，还倔强地站立在那里挨打的小男孩释放出来了。

我没有恨过我父母，在这件事情上同样不记恨，我知道我父亲是为了培养一个品行优良的孩子才这么做的，实际上他也成功了，我在成长的过程中一直品学兼优。他们为我能走出农村付出了许多，当时我家条件艰难，但我父亲毫不动摇自己的决心，省吃俭用，供我读书。他们也给了我十分充足的爱，我其实并不缺乏安全感。只是我受过的这一段伤害发展至此，他们不知道。

我是一个不知道如何去保护自我的人。有一天我的恩师对我说，志远，你一生都孜孜不倦，像太阳一样发出光和热，但是老师和师娘也希望你能像月亮一样柔美。他能看出我的问题，但是看不出我的问题所在。不过我的恩师是个有大智慧的人，他对我说，你经历大悲大喜，大是大非后，会大器晚成。

对于我自己来说，最近这一年毫无疑问是一次巨大的心灵激荡，我在这场激荡之中再次成长。在我发现自己抑郁之后，我马上明白，除了我自己对自己进行深度观照，没有任何人能够帮我走出这漩涡。因为我父母把我生得太过聪慧，培养得太过勤劳，很少有人有我这么大的阅读量。就连把我一手栽培成现在这样的恩师，也已经很难再对自己的爱徒施以援手了——人类心灵深处的奥秘，不是那么容易被探索出来的。所以我这样的人，只有在外力激发下进行自救，才能成功。

日本百岁医生日野原重明说，他一生都在探索自己的内心，到了一百岁还会发现自己身上存在很多奥秘，经常会有新发现。人生就是如此，痛苦是为了帮助我们成长的。

每天我都在努力击退我心中的忧伤，我知道这只是应激性的情绪障碍，只要被发现了就很容易被扫荡掉，它不会像那种先天性的抑郁症那么难治疗。但我也知道，它在现阶段可能会导致我的认知出现偏差，使我对各种关系出现悲观的预期，伤害到爱我的人。所以我将尽量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通过写作来抒发自己的心意，为自己建立起护栏，重构自己的人生，学会保护我自己。

与此同时，也为抑郁症的疗愈保存一个样本。我是天生的医者，有责任在疗愈自己的同时，疗愈他人，这是我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