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多数癌症患者来说，头三年都是最难熬的，确诊为癌症后，内心始终有一块巨石压着。很多患者因此而郁郁寡欢，检查结果稍有风吹草动，便觉得天塌下来了似的。但如果不克服恐癌心理，多数患者会被压力击垮，生存质量和生存期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就像墨菲定理一样，老是觉得坏事有可能发生，坏事就真的会发生。另一方面，有些患者在参加了一些心理互助的活动后，甚至什么药都没用，肿瘤标志物也自动的降下来了。

最近我在武汉，和我老家的一个年轻的癌症患者会面，就和她聊起这个问题。在疫情前，碰到恐癌心理很严重的癌症患者，我会建议他们参加一些由癌症患者自发组建的互助团体，从这些团体组织的活动中去释放自己的心理压力。但是疫情发生后，社会经常处于管控状态，类似的组织已经无法正常运作了，所以这些患者实际上缺乏一个很好的宣泄渠道。

疫情对所有人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而且短期内可能还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癌症患者群体要探索新的释放心理压力的渠道，帮助自己和其他病友克服恐癌心理。同伴教育在癌症患者群体中能发挥重要作用，一些抗癌明星成功的抗癌故事能给其他患者带来信心和希望。所以社会上有些组织什么都不做，专门把抗癌成功的故事收集起来，让那些患者讲述自己抗癌的经历和故事，听课的患者不知不觉便舒缓了自己紧张的情绪。

这类组织很好，有一些已经在网络上开展开了，我也打算在自己的自媒体上陆陆续续的刊登一些抗癌明星的故事。我建议患者们通过病友群去了解和加入这样的组织，释放自己内心的压力。有一些抗癌明星把自己的抗癌故事写成了书，或通过网络发布了他们的抗癌心得，我也建议患者朋友们去看他们写的书和文章，从中汲取经验和力量。

癌症患者的紧张情绪很难在其他群体中得到如此有效的释放，而且一些抗癌明星确实能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抗癌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治疗癌症过程中，身体不可避免的要遭受各种各样的损伤。癌症患者的痛苦，家人体会不了，医生们很忙，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关注患者们的心理健康，只有那些同病相怜的患者们最懂病友们的心。而且加入病友群体还能在治疗方面有帮助，许多专业肿瘤医生和心理医生在病友群体中都有良好的口碑，患者们可以从这些组织中获取这些信息，少走很多弯路。

癌症患者的心理重建是一门重要的课题，国内外医疗界都已经很重视这个问题，但是限于医疗资源匮乏，尚未有特别有效的解决方案。我反倒是在多年的实践中，观察到像新浪癌友圈这种癌症病人自发组织的团体，在这种问题上发挥了医疗机构发挥不了的作用。当然，类似的组织还有很多，各个不同的癌种都有不少自助群。

宗教信仰也是释放患者心理压力的得力助手，大多数有宗教信仰的患者，比普通患者更容易平静下来，有极个别的癌症患者在信仰宗教后甚至奇迹般的痊愈了。虽然我自己不打算信仰宗教，但是我必须得承认，宗教信仰给许多患者带来了很大的精神力量。

宗教信仰也能让一个患者变得更平和，无论是信仰什么宗教，只要是正规的宗教而非邪教，患者都更容易在祷告和宗教经典的指引下变得更容易平静自己的内心。我比较喜欢和宗教徒打交道，因为多数宗教徒具备宽容和自省的精神。这些内在的精神元素能够帮助他们舒缓人际关系的紧张度，对他们求医和获得朋友的帮助也大有好处。但是患者应注意，不要成为狂热的传教者，毕竟很多人对传教活动还是很反感的。

成年的癌症患者也应该尽量有爱情和亲情，伴侣和家人的守护可以为患者提供有力的支撑。所以家庭和睦，情侣关系密切的患者，也较那些六亲不睦的患者的生存状况要好。有些患者在得了癌症后，将自己罹患癌症归因于家人的气恼，而且在这种责备中情绪很不安，这样做弊大于利。宽容和善的对待家人，争取家人的支持更有好处。

积极的重归正常生活对癌症患者来说也很重要，病是需要治疗的，但是不能因此而把生活中的其他项都抹杀掉。我一直鼓励康复期患者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中去，积极的运动，积极的与亲友互动，积极的生活和工作，只是不要再超负荷的工作了。病是越养越多的，人不能太无所事事，无所事事的时候就难免心事重重，很容易疑神疑鬼，最后把自己压垮。

有能力和有条件的患者要积极的阅读癌症相关的科普读物，读得越多，懂得越多，心中的困惑就会越少，对自己的治疗思路也越清晰。实际上在癌症的治疗上，最终的决策基本上都是患者和患者家属来做的。这是一个医疗选择多元化的时代，医生无法替患者做最后的决定。而且按照循证医学的理念，最好的治疗方案是医生和患者协商，最终由患者决定的。

所以在现实中，文化水平较高的癌症患者，总体的生存期明显的长于文化水平较低的患者。患者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但可以克服恐癌心理，还能提升自己在医疗问题上的鉴别力，对最终的医疗决策能起到很大的帮助。

现在有很多发达国家兴起了园艺疗法，癌症患者参与到园艺中，明显的释放了他们的心理压力，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一些发达国家的疗养机构甚至将这些作为重要的替代治疗方案，据说在大幅度的减少了用药量的同时，还提高了患者的生存质量，延长了患者的生存期。这些经验也值得借鉴，我个人的工作压力实际上也很大，我这几年投入到园艺中去，栽花种菜，我切身的体会是这些的确可以减轻我的心理压力。

医患双方都应注意减压，癌症患者很容易情绪化，换个时间段，患者的心情可能会变好。但医生并不清楚患者情绪化是会加剧还是会减轻，所以很容易受到患者的影响，导致自己紧张不安和焦虑抑郁。毕竟医生这个工种特殊，承担的责任大，近年来医患关系又很紧张，医患之间容易因为这种紧张的氛围而发生误判，导致最后治疗效果不理想。所以医患双方都应有自己的减压渠道，尽量以最平静的心情去对待对方。

家属应支持患者采取各种减缓自己的心理压力的措施，即便在旁观者看来，觉得那些措施并不好。比如有些家属极力反对自己家的病人信仰宗教，这并不理智​。宗教是为有宗教信仰需求的人存在的，人没有走到绝境，很难体会为什么癌症患者大多有宗教信仰需求，最好不要以自己的​想法去左右亲人的想法。我看到很多家属好心照顾患者，结果却让患者心理压力更大，这大多是因为不太注意换位思考导致的。

减轻癌症患者的恐癌心理（甚至包括部分癌症患者家属也有恐癌心理），需要多方面协作。来自家人和医生的关怀，患者自己的自救，社会为患者提供的公益支撑，这些都很重要。我期望我国癌症患者群体能够得到越来越好的照顾，也期望癌症患者和社会大众对恐癌心理有所了解，以宽容和善的态度去为患者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

2021年4月4日，正值清明节，清华大学附属长庚医院年仅27岁的王倬榕医师因为突发脑意外，与世长辞。王医师是北京大学医学院八年制博士毕业生，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病逝前正在清华大学附属长庚医院轮转培训。

4月9日下午，中山大学生命科学院发布讣告，中山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赵勇教授因病逝世，年仅45岁。

昨天晚上我的一位老乡向我诉苦，他毕业于浙江大学，搞生物学研究，读博士和搞博士后研究期间经常在实验室熬夜到凌晨一二点，身心俱疲。本以为工作后会轻松一些，没想到压力更大，他现在在武汉某三甲医院搞科研，做实验，考职称，养家糊口，比以前更累。

他给我转发了一篇文章，根据这篇文章的统计，从2020年9月1日到2021年4月8日，南京大学已经有四名研究生跳楼。搞科研的压力很大，济南某高校有好几位中青年骨干老师找我调理过身体，他们都处在亚健康状态。有一位心脏问题已经很严重的导师，经常带研究生搞科研，通宵不眠，而且这种节奏根本停不下来。

我们片面的强调中国经济和科技快速发展的成就，忽视了几代中国人为中国经济和科技快速发展付出的代价。我的个人感受是，最近的几十年，大多数人都活得太急躁，太有压力了。许多人用透支健康的方式来获取所谓的“个人成就”，这个代价可能有点大。

很多人希望早日取得成就，成为杰出的青中年科学家，或创造巨额的财富——有些人积累的财富可能几辈子都花不完，我真不知道积累如此之多的个人财富有何实际意义。为了获得各种各样的成就，大家像拼命三郎一样的努力，这种做法谈不上理智。

加拿大科学家Oswald Avery在66岁的时候，才把肺炎双球菌转化实验做成功。这个实验决定性的证明DNA为遗传物质的化学表现形式，对生物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Oswald Avery和遗传学的奠基者孟德尔，都属于“厚积薄发，大器晚成”的典型例子。

惭愧的是，“厚积薄发，大器晚成”是我们华夏祖先的智慧，我们这些炎黄子孙却没能好好的继承这种优良的传统。广东人有句俗话说“长命功夫长命做”，我们为那些英年早逝的杰出人才扼腕叹息的同时，也应该对我们整个社会的急功近利心态进行深刻的反思。

王倬榕医生脑意外去世的那天，我在餐桌上跟我儿子谈了这件事情，告诉他，他这一辈子没有任何必要急于求成。我对他不会有急切的期待，如果他今后能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感到幸福，那么无论贫富，也无论有无耀眼的成就，我和他妈妈都会为他感到高兴。

我们不需要他活得出类拔萃，我更希望他能长寿点。他若用一生的时光而非短短二三十年的时光去为社会工作，我相信他创造的价值会更多，也不会因为英年早逝而给我和他妈妈留下巨大的悲痛。

4月9日，在北京召开的2021年体育“十四五”开局之年宣介大会上，我国著名的神经内科专家王春雪教授提到一个观点，她说一个人在中年时期如果行为很自律，很健康，就有很大概率在老年阶段活得有质量。

她根据我国医学界的一项进行了25年的居民健康大样本研究结果，分享了一条“健康大脑公式”，她认为健康大脑=（知识积累+坚持运动）x 时间/欲望节制。她说排除掉可以忽略不计的遗传影响之外，科学知识的积累加上坚持不懈的体育运动，同时适当的控制欲望，日积月累，会让人的大脑发生奇迹——到了老年仍然有年轻的大脑、健康的身体和高质量的生活。

实际上，医学界已注意到，人的饮食习惯、运动习惯、学习习惯和行为习惯是在幼年时期养成的，我们在幼年时期养成的一系列习惯对我们一生的影响很大。现在的中青年身体素质差，基本上都可以追溯到他们幼年时期的系列不良习惯。家庭和社会给他们施加了太多的压力，导致他们没有时间运动，控制不了自己的焦虑情绪，好胜心强，急功近利，进入竞争激烈的社会后，用不了多久身体就崩溃了。

弘一法师曾经说过一句话：“有才而性缓，斯为大才”。我更看好那些性格和缓稳定，好胜心不那么强的人的未来。​他们是真正能做到行稳致远的人，不但将来可能会取得大成就，而且他们的心理和身体也更健康，活得更长寿。

很多人在为未来储蓄养老金，但是却很少有人在年轻时为未来储蓄健康。透支健康，最终储蓄的大部分养老金也不会属于自己，而是输送给医药公司和医院了。反之，如果我们控制欲望和情绪，只做适度的努力，保持有节制的生活习惯，腾出足够的时间来读书和运动，那么即便我们储蓄的养老金不多，可是因为不需要在老年时为健康买单，肯定也足够用了。

5-羟色胺是一种吲哚衍生物，简称5-HT，化学式为C10H12N2O，是由色氨酸转化而来。5-羟色胺最早是从血清中发现的，所以又名血清素。5-羟色胺广泛存在于哺乳动物组织中，在大脑皮层质及神经突触内含量很高。5-羟色胺是一种单胺，也是一种抑制性神经递质，它能影响人和动物的性格。

大脑里5-羟色胺水平过高的人往往有强迫症倾向，他们喜欢整洁，性格小心谨慎，甚至有些神经质。大脑中5-羟色胺水平过低的人往往容易冲动和抑郁，那些冲动的暴力犯罪或自杀者，通常5-羟色胺水平较低。

抗抑郁药百忧解（又名氟西汀，Fluoxetine）就是通过5-羟色胺系统来发挥作用的。百忧解可选择性地抑制5-羟色胺转运体，阻断突触前膜对5-羟色胺的再摄取，延长和增加5-羟色胺的作用，从而产生抗抑郁作用。

百忧解常常被精神科医生用于治疗抑郁症及其伴随的焦虑，尤其适宜于老年抑郁症。也可以用于治疗强迫症（但是药物用量应相应加大）、神经性贪食症、惊恐和广泛性焦虑障碍。

5-羟色胺常常被人戏称为“快乐基因”，当大脑中的5-羟色胺水平较高（而非过高）时，人容易成为乐天派。相比普通人，5-羟色胺水平较高者不容易神经质，个性更随和——而且这种区别与性别、种族、受教育程度和收入状况无关。这种人就是俗话说的“开心果”型人，他们总是易于满足且感觉良好，总能给人带来快乐。历史上那些著名的乐天派如苏东坡、陶渊明、庄子等，可能均属于5-羟色胺水平较高者。

我们人类的17号染色体上有一个与5-羟色胺相关的基因，名叫5-羟色胺转运基因。在这个基因的上游有一个激活系列，这个激活系列是一段22个碱基的序列，重复14次（短序列）或16次（长序列）。大约1/3的人有2个拷贝的长序列，这让他们在关闭基因表达方面会略微差一些，这就意味着他们的5-羟色胺转运蛋白会更多，他们大脑中的5-羟色胺水平会较高。

所以有些幸运儿生下来就是乐天派，无论一个人出生于什么样的家庭，只要他具备这样的长序列，他们都比其他人更容易快乐和满足。这样的人真是上天赐福之人，他们不需要像其他人那样奋斗，也能获得很高的幸福感。我本人可能属于这样的幸运儿之一，我的母亲和我都是天生的乐天派，即便一贫如洗仍然能够无忧无虑的活着，我可能从母亲那里继承了这种基因。

5-羟色胺能生成褪黑素，部分抑郁症患者嗜睡，与其体内的5-羟色胺被过多的转化为褪黑素有关。如果一个人不同寻常的嗜睡，是需要引起注意的。有意思的是，中医的少阴证的主要症状之一就是“但欲寐”（精神萎靡不振并嗜睡），这与抑郁症患者的症状很相似，笔者用中医治疗少阴证的麻黄附子甘草汤治疗过嗜睡乏力的有抑郁症状的癌症患者，有一定的效果。

另一些抑郁症患者可能因为5-羟色胺水平本来就过低，导致褪黑素生成之源匮乏，所以会烦躁不眠。笔者曾用中医治疗少阴阴虚导致的“心中烦，不得眠”的黄连阿胶鸡子黄汤治疗过这类失眠症，也有效。鸡子黄即蛋黄，属于高胆固醇食物，高胆固醇饮食能提高大脑中的5-羟色胺水平。

以上经验供大家参考，麻黄附子甘草汤和黄连阿胶鸡子黄汤的有关医理和药理仅为本人推测，尚需进一步的研究，也需要更强有力的数据证明。

很多人喜欢吃零食，部分原因或与5-羟色胺有关。吃一些含有碳水化合物的零食能够快速促使胰腺分泌胰岛素，胰岛素快速分泌会将更多的色氨酸输送到大脑，色氨酸再在大脑中转化成5-羟色胺，使人产生愉快的感觉。有些抑郁症患者会有暴食的倾向，因为暴食能够缓解抑郁情绪。

而那些降低血液中胆固醇的药物和饮食（低胆固醇饮食）则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它们会降低大脑中的5-羟色胺含量，导致人更容易冲动和抑郁，做出一些反社会的事情来。综合所有的研究结果，人们发现在降低胆固醇的治疗过程中，心脏病的发病风险降低了14%，可是因为暴力而死亡的风险却明显的增加了78%。

所以治疗高胆固醇患者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普通的胆固醇水平正常的人也并不适合采用低胆固醇饮食来减肥。胆固醇也并非越低越好，胆固醇低于正常值的人往往性格极端，容易冲动和抑郁，他们好斗，自杀和暴力犯罪的风险较高。胆固醇过低者自杀的可能性是胆固醇较高者的4倍。

5-羟色胺水平较高会让人看到事情积极的一面。作家卡夫卡有句经典名言——每个困难都能战胜我，这是典型的5-羟色胺水平过低者的语言，他们往往看到事情消极的一面。对那些5-羟色胺水平较高者来说，这句话通常会被改成：我命由我不由天，或者“我能战胜每一个困难”。

由于心态积极，5-羟色胺水平较高者的事业也往往更成功，寿命也更长。笔者多年来一直与各色各样的癌症患者打交道，发现在癌症患者群体中，那些协会组织中或网络上较活跃（而非极端）的人（他们往往是这些组织的领袖或精神领袖）的寿命更长，因为这类人都属于5-羟色胺水平较高者。遭遇癌症的打击，5-羟色胺水平较低者会迅速崩溃，但是5-羟色胺水平较高者则会乐观对待，积极应对。

5-羟色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地位有关，动物实验显示，猴王的5-羟色胺水平较高，但是将它从猴王的位置上拉下来，让它受其他猴子控制时，它的5-羟色胺水平急剧下降。在大学生社团里做的一些实验显示，社团领导者拥有高水平的5-羟色胺，但是被免职后，他们的5-羟色胺就会随之下降。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的权力欲如此之强，因为掌权确实能令人更快乐。一般而言，自尊心越强，社会地位越高者，5-羟色胺水平也会越高。

许多掌权者或学术精英退休后开始变得比以前更抑郁，最典型的案例是澳大利亚最年老的科学家——104岁的David Goodall教授，他因为太过年迈被学校解雇后，精神抑郁，最终选择了安乐死。如果他还能在学校里继续工作的话，他或许不会选择这条路，所以我常劝说癌症患者回归社会并工作。

社会行为可以改变5-羟色胺的研究颠覆了大多数人既有的生物观，当人们发现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可以改变5-羟色胺水平的时候，人们不再被“生物决定论”和“基因决定论”所控制，抑郁的人可以通过提高社会地位和改变社会关系来改善抑郁症状。实际上有很多情绪抑郁者在宗教团体和一些公益性社会组织中变得活泼开朗起来，这是因为他们在这样的团体里受到了承认。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被社会认可是获得快乐的重要途径。积极心理学之父塞利格曼教授研究发现，那些在公益事业中获得社会赞誉的人变得比以前更快乐，所以俗话所说的“助人为乐”符合生物学规律。除此之外，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与心仪之人相伴终身，均能让一个人大脑中的5-羟色胺水平升高，这样的人也容易获得幸福。

当然，5-羟色胺并非越高越好，如前所述，5-羟色胺过高者容易罹患强迫症。5-羟色胺过高会导致交感神经兴奋，而植物神经会受到抑制，从而出现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一系列症状，如心悸、胸闷、乏力、出汗、头晕、头痛、失眠、焦虑、烦躁、抑郁、腹痛、腹泻或便秘等。

近年来有些学者在肝癌和肝硬化患者的血清中也检测到过多的5-羟色胺，甚至有人建议将5-羟色胺作为肝癌的一种肿瘤标志物。肝癌患者的5-羟色胺水平过高或与胆固醇有关，不过相关研究尚未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

最近几天的空余时间，我终于读完了周有光老先生的口述自传《逝年如水》。这是一位百岁老人在平静的叙述往事，他经历过清末民初的系列历史事件，也经历过日军的轰炸、国共战争、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在战争年代失去了亲生女儿，儿子也被流弹所伤，肠子都被射穿，差点儿一命不保。

他自己年轻时为抑郁症所折磨，六十多岁时被关进牛棚，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还做过前列腺切除手术。病痛和苦难岁月没有打垮过他，他顽强的活到了112岁。而且成了我国为数不多的博学鸿儒，爱因斯坦亦愿与他交谈。周有光老先生一生热爱读书，另一位百岁老人杨绛曾说，烦恼的人大多读书太少，却想得太多。信夫！文化的力量不在于其能让人富贵，而在于其能让人活得从容大度。我强烈建议大家看看周老先生的这本书。

热爱读书的人很多很高寿，比如另一位长寿明星郑集教授也活到了110岁，钱钟书先生的伴侣杨绛也活到了105岁，季羡林教授和任继愈教授也都活到了九十多岁还耳聪目明。这些长寿的学者有个共同的特点是既博学又豁达，他们的人生中也有坎坷不平之事，郑集教授六十多岁的时候也和周有光先生一样动过一场大手术，杨绛也曾经历过丧女之痛。

内心的伤痛和疾病都曾折磨过他们，不过他们最后都能心平气和的接受现实，没有因此而整日沉浸在烦恼之中。他们的文章我都读过，文如其人，从他们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来他们都是性情豁达之人。季羡林教授在文革时被北大的同事和学生们折磨过，文革结束后，他没有和任何人计较过，在工作中也不曾给这些昔日的仇人们穿小鞋。

季老说，他理解那些人在特殊年代的做法，换了他自己也未必能做得更好。这种大度的气魄，让他少生了许多闷气，情绪得以保持稳定，对他的健康大有裨益。而季老的涵养，与他渊博的学问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季老的文章写得风淡云轻，但是字里行间的那种深厚的学养却令人折服不已。

周有光老先生一辈子屡遭逆境，日军侵华，日军的飞机轰炸的时候，把他家炸成了废墟。文革时，他的家被红卫兵抄了，人被下放到宁夏平罗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那时候他已经六十多岁，在地里干活累得晕过去了。

这些没有让周老变成一个怨天尤人的人，他在104岁时写《窗外的大树》一文，记载着自己老两口子在一间只有9平米的小书室里其乐融融的度过的恬静的日子。他用的书桌已经风化，有时会刺痛他的手心，他就用透明胶贴补一下。经此一补，书桌光滑无刺，他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继续他的研究和写作，欣赏着窗外的鸟儿们自由自在的生活，十分满足。别人说他的书室太小，他说“心宽室自大，室小心乃宽”。

郑集教授是我国普通化学的奠基人，他一生的遭际和周有光老先生相似，他们都经历过那段最苦难的岁月，目睹过战争和动乱，经历过多次的破产，也都遭遇过疾病的折磨，但是他们都达观得很，而且淡泊名利。郑集教授百岁之后，把自己的房产卖掉，钱捐出来设立奖学金资助贫困学生。

这些老先生们一辈子都很平实，从来没有故作神秘，而是诚实的做学问，不装模作样，也不夸大其词。我喜欢他们的这份真诚和朴实，深受他们的精神力量的感召。

每个人的一生都难免坎坷，没有谁会一帆风顺。我们活在大千世界上，难免会遭遇各种不快。追求绝对的宁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多读些书，是有利于一个人保持心平气和的状态的，而情绪稳定的人更长寿。

抑郁症越来越多了，而且越来越年轻化，我的读者中有不少人自己或者家属是抑郁症患者。他们忧心忡忡，认为这种疾病无法治愈——当然，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典型的抑郁性思维，抑郁症患者是很悲观的。

实际上，这种病不但能够痊愈，而且一旦痊愈后，患者的内心会比一般人强大多了。我举两个曾经为抑郁症折磨的名人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一个是我曾多次提及的活了112岁（1906-2017）的知名学者周有光先生。周老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他是个大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一生的成就是很多人难以企及的，周老早年从事教育工作，后来又成为经济学家，中年之后又成了语言学家，晚年研究人文，又成为思想家。一生出版过30多部专著，发表论文300余篇，他敢于说真话和实话，深受学界敬重。而且也是我国学术界寿命最长的学者，比排名第二的郑集教授（1900-2010）多活一岁。

周有光先生非常的豁达开朗，但是在其青年时期，周有光先生为抑郁症困扰过很长一段时间。在其著作《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中，周有光先生曾提及过这一段历史。最后他是怎么从抑郁情绪中走出来的呢？他自己也说不明白。但我看他的文章，大致的了解到，他是在和他后来的爱人、当时的女友张允和恋爱，以及跟他的朋友一起从事当时很被中国知识分子看好的“民众教育”这样的工作的过程中，逐渐摆脱抑郁症的纠缠的。

抑郁症对周有光先生不只有折磨，同样有很大的帮助。正是因为深受抑郁情绪的折磨，所以周有光先生有了读书解惑的动力，这让他读了许多的书，奠定了他一生的学业的基础。我接触过很多抑郁症患者，他们大多聪慧得很，而且也很善良和好学。他们的阅读量比一般人要多一点，因为他们很烦恼，需要从阅读中找到从烦恼中解脱的出路。

青年时期罹患抑郁症的这段经历让周有光先生获得了许多常人不愿意花费力气去获得的智慧，这种智慧对他后来的人生帮助很大。此后他虽然遭遇过不少打击，但是从未崩溃过。人一旦从某种疾病中痊愈，就会对这种疾病产生免疫力，这是一种医学常识，这种常识对抑郁症同样适合，这​是抑郁症患者一旦痊愈后，内心会很强大的原理。

另一个曾经罹患过抑郁症的名人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年—1970年）先生。​他是分析哲学的创始人，1950年罗素先生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也是二战时期一位著名的活动家，他毕生都在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深受敬重。

有些人对罗素先生的影响力可能不太清楚，但是大家对爱因斯坦是很熟悉的，罗素和爱因斯坦两个人是莫逆之交，爱因斯坦甚至把罗素当作自己的精神导师，爱因斯坦直言不讳的表示罗素先生的著作是他的最爱。冷战期间他们两人以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联合发布了“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宣言对核武器对人类带来的威胁深表忧虑，呼吁世界各国领导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冲突。我国许多知名的作家都直言自己深受罗素的影响，比如现在读者数量众多的王小波先生就是罗素的忠实读者和粉丝。

罗素年轻时也曾经罹患过抑郁症，当时罗素觉得活着毫无意义，有自杀的念头。直到有一天，罗素先生热爱上了数学并沉迷其中，这才从抑郁症中摆脱出来了。爱读书的人都知道，罗素先生的杰作《西方哲学史》《幸福之路》《自由之路》仍然是畅销不衰的经典名著。

我在青年时期，也曾饱受抑郁和焦虑情绪的困扰，当我读到罗素先生的《幸福之路》（傅雷译）时，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最近有一个中学老师请我为中学生开一张课外阅读的书单，我第一时间想到的书有两本，其一就是罗素的《幸福之路》，另一本是流沙河的《庄子现代版》（这本书是流沙河先生文革之后写的，不但诙谐，而且融合了庄子和流沙河的毕生智慧）。

周有光先生和罗素先生不但摆脱了抑郁症，而且都高寿得很。周老活了112岁，罗素也不差，活了99岁，差一岁就是一百岁了。而且这二老的文风都清新自然，还幽默得很。

从这两位百岁老人罹患抑郁症和摆脱抑郁症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两点：一是抑郁症是可以战胜的，据我所知这两位先生甚至都没有经过正规的治疗，他们都是通过阅读加内省的方式，改变了自己的认知，进而战胜了抑郁症；二是抑郁症对人不完全只有害处，抑郁症同样是人进步的契机。周有光先生和罗素先生正是在抑郁症的激发下，对人生和社会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最终不但战胜了抑郁症，还增进了自己的学识，成为了博学多才、心胸豁达、著作等身、深受敬重的大学者，一辈子对忧愁免疫。

​所以我劝各位抑郁症患者和患属不要悲观的认为抑郁症会折磨一个人一辈子，也不要觉得抑郁症一无是处。病树前头万木春，就如佛教说的“烦恼即菩提”一样，抑郁情绪也是人增长智慧的最佳助手之一。

3月26日，周五，一个确诊胆管癌已三年多的大姐来找我。她是大连的一位护士，大我12岁，干了一辈子的护理工作。我治疗了她三年，最近她的癌症复发，转移到肝脏。好在她的身体状况还不错，我需要为她找到新的应对之策，帮她摆脱癌症的魔爪，多活几年。

这是疫情下很不容易的一次会见，大连和北京已经轮番爆发了好几轮疫情，阻断了我们之间的会面。疫情前她每隔三个月会来看我一次，那时候虽然她也很担心自己的病，但是我们能够及时的沟通。每次沟通除了帮她解决一些问题外，还能和她拉拉家常，给她一些鼓励。现在和一年多前相比，简直是恍若隔世。

大姐临走前对我说，这场病让她的性格改变了很多。经历了这次复发，她突然明白了，自己过去背负了很多不应该背负的东西。这些东西给她带来了不少坏情绪，现在她明白自己应该放弃这些。而当她意识到并决定放弃时，她的内心轻松愉快了许多。

大姐过去很好强，为生活、家庭和工作付出了许多，太劳累，积累的负面情绪太多，工作强度太大，以至于把自己的身体拖垮了。现在她终于明白过去所追求的许多东西原来非但没有太大的意义，而且还很有害。罹患癌症后，她开始与自己的内心对话，这种对话让她从过去对人生的错觉中醒悟过来了。但还有许多人仍然活在这种错觉中，以幻为真，忙忙碌碌。

她走后，我整理了一下我的书房，做完消毒工作后，一个人安静的坐在窗户前，望向远方。北京城正下着细雨，窗外的鸟儿叫得很欢快，马路边上的樱花落下片片花瓣，洒满一地。

我为春天里这极为平凡的一幕深深感动，这就是我看到的真正的生活，自然而又简单，没有太多的附加其上的“意义”和“价值”等概念。当我静下心来欣赏这一切的时候，我心中充满了平安喜乐，无比满足。幸福就是如此简单，无需具备任何“意义”，也无需实现任何“价值”，不需要任何修饰。

我是个每天都会和自己的内心对话的人，我多年如一日，经常问自己：“这是我真正需要的吗？那是我真正需要的吗？”绝大多数时候，答案都是否定的，得到否定的答案后我就不会去折腾。所以我的内心没有那么多的杂念和负担，能够心无旁骛的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很少受到外界影响。

正中午的时候，一位大我9岁的老大哥联系我，由于彼此很投缘，他已经把我网站上所有的文章都看完了——老实说我现在没有耐心看完一个像我这么高产的作者的全部文章，不管我对他有多喜欢。意犹未尽的他希望看看我在2015年8月份前写作的文章，碰上这样的知音型读者，我很感动。

他是一家央企的高管，在阅读我的文章后，产生了点触动，很想慢慢的离开职场，以后多学点东西，多与自己对对话。他说他已经认识到了内心的丰盈才是最顶级的财富，他也想回归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中去。

记得之前看过杨绛先生在百岁之后写的一篇文章，大意是说她在生活中逐渐明白，外面的世界原来并不重要，人寻寻觅觅，最终都是要回归到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去，过自己认为舒适的日子的。

古往今来，这么想的人不在少数，起码明代思想家李贽也是这样想的。李贽这个人说话很直白，他说：“士贵为己，务自适。如不自适而适人之道，虽伯夷叔齐同为淫僻。不知为己，惟务为人，虽尧舜同为尘垢秕糠。”在儒家思想统治下的重视“君臣父子”的纲常社会中，李贽这种叛逆思想很扎眼，所以很多卫道士围攻他。但是很多人喜欢李贽，包括袁枚和毛泽东。

人是不是“贵为己”？这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问题。大多数人的一生都不可避免的在同时做利己和利他的事业，李贽也不例外，李贽一辈子也不是全部在为己。他为官时，总想着造福一方，帮助老百姓；他辞官不做，专事著述后，也总是想着革除旧思想之弊，促进中国社会改革，改进中国人的生活质量。所以他不是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士贵为己”。当然，他确实一直在追求“务自适”，活得洒脱自在。他只不过错误的把“务自适”等同于“贵为己”了，为强调个性的重要而忽略了人的多面性。

就像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那样，我们每个人从一出生开始，便会成为社会这架大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具有天生的“功能性”。无论我们的父母生我们是为了什么目的，我们的出生都被赋予了某种“功能”：或者是传宗接代，或者是养儿防老，或者是稳固父母的两性关系，或者是给家庭带来希望和快乐，我们很难从这种宿命中逃逸出去。我们成人后也需要付出劳动，做利益他人的事情，才能获取养活自己的全部资源。

在我看来，成为社会这架大机器上的某个零件不是一个大问题，只要我们把握好尺度，就不会因此而不幸福。如果我们完全的不作为，我们会成为社会的负担，我们会因此而失去尊严和独立性，缺乏安全感。​但过犹不及，如果我们过度的强调自己“功能性”的一面，不断的在社会上奋斗和追名逐利，就做不到李贽所说的“务自适”，最后坑苦了自己。有的人因此而失去健康，有的人因此而失去自由。

所以，在纷扰的世界中，拣其要者而守之，舍弃掉各种浮华不实的东西，对任何一个人和家庭来说都很重要。社会在演化，人类的生存方式也一直在演变，我们只有适应这种演变才能生存下去。在这个分工协作的社会中，我们和他人互相依赖，我们需要为他人做些付出才能生存下来。可是我们也不能为了适应社会而完全扼杀自我，倘若我们那样做了，我们就真的成了社会这架大机器上的一个纯粹的零件，得不偿失。​

袁世凯称帝时，他的儿子袁克文写了一首诗《感遇》讽刺他老爹鬼迷心窍，这首诗中最广为流传的一句是​：“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这是把苏轼的《水调歌头 · 明月几时有》中的那句“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巧妙的改了一改，应时应景的讽刺了一下自己的老爹。

可惜袁世凯连自己的儿子的劝告都不听，开历史倒车，搞封建复辟​，硬要当皇帝。他刚登基，梁启超一篇万字雄文就引起了全国人对袁世凯的声讨，梁启超的学生蔡锷在云南树起护国军的旗帜，更是渔阳鼙鼓地动来。​搞到袁世凯众叛亲离，皇帝美梦只做了83天，就身败名裂，一命呜呼了。

古今中外，多少聪明才智之士，最终都不免在“不胜寒”的高处折戟沉沙​。所以《周易》的乾卦中有“亢龙有悔”的说法，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也说“亢则害，承乃制”，老子在《道德经》则直言不讳的说自己“不敢为天下先”​。

人总是希望攀高望远，殊不知爬到高处时，风险很大。风口上的猪是飞得起来，但是摔下来下场也很惨。《菜根谭》中有句话说得好：“居卑而后知登高之为危，处晦而后知向明之太霭；守静而后知好动之过劳，养默而后知多言之为躁”，一个人站在聚光灯下滔滔不绝的时候，是很难意识到自己的光环下埋藏着数不尽的祸根的。佼佼者易折，越是优秀的人，越遭人嫉恨。行差踏错一步，便会有人想把他们推向万丈深渊。

苏轼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爬得高，摔得惨。但是苏轼这个人有个过人之处，他是真正的能做到得亦不喜，失亦不忧的人。成为文坛领袖时，苏轼没有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落魄潦倒时也没觉得日子多苦楚。他有很强的适应环境的能力，无论是把他贬到黄州，还是把他贬到儋州，他都能安之若素，写出来的文章始终那么清新脱俗，脍炙人口​。

所以苏轼成了许多人的偶像。漫步西湖苏堤，可以想见当年苏公在这人间天堂潇洒自如的模样​；在黄州赤壁寻踪，也可以遥思苏公当年在此写下“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时的超脱身影​；在海南儋州，苏公对他弟弟说：“人生到处何所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人，能不登高时还是不要登高的好，居卑微之位，习韬光养晦之术，未必不能​有所作为。一旦登高，成为灯塔​，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实在无可避免的登到了高处，那就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识，也要像苏轼一样，提升自己适应顺逆境的能力​。不要一个风吹浪打就不堪一击，皮实点​才能活得久点。苏轼的政敌们个个对他恨之入骨，但是又拿他无可奈何。苏公心理素质好嘛！

中医有个病名叫“失荣”，所谓“失荣”，是指一个人往日享尽荣华富贵，由于命运蹉跎，突然陷入贫困潦倒的状态，于是郁郁寡欢，愁出来的一种病​。这种病相当于现代医学所说的恶性淋巴瘤或者淋巴转移瘤，多属晚期癌症。一个人精神上抗击打能力太差，是能影响到身体健康的。

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中都蕴含了丰富的人生哲理，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生活在红尘世界，要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思想库中的工具越多，应对世间的智慧也就越充裕。人生难免有高低起伏，但是心情要始终保持平衡。世卫组织推荐的健康生活的四条标准中，心理平衡是其一。

对待生活，不必有过高的期望值，万事顺其自然，追求出人头地是要付出代价的。万一已经不由自主的身陷在名利场中，那不妨学学苏轼，淡然得失，​豁达自在，亦可以避免因为世事的坎坷起伏而影响自己的身心健康。

今天中午，我工作结束后去我的小菜园里浇菜，顺便摘了点菜回来。在回来的路上，我骑在自行车上，突然莫名其妙的处于十分消极的状态。觉得人生毫无意义，也觉得自己的工作和写作毫无价值。甚至想到孩子即便考入他理想的大学，学成出来后所做的任何工作，也是毫无意义。这样一代代的繁殖下去，只不过是在重复这毫无意义的人生罢了。

这种消极情绪跟随了我一路，回家后也未曾缓解，吃过饭后，我还是闷闷不乐。我自己在想，这或许就是人到中年的现实状况吧，青少年时代对人生所有的美好的憧憬，到了中年都变成了干巴巴的现实，没有一点鲜活的色彩。

吃完饭后把所有的事情抛开不管，痛睡了一觉，直睡到下午三点多才醒来。醒来后继续赖在床上不起来，工作也不处理，半睡半醒的拖到快四点钟，终于算是完全醒过来了。醒来后洗漱一番后，浑身的能量又都回来了，上午的那种消沉情绪一扫而光。

我这几天接触了几个令我束手无策的癌症患者，也接触了两个抑郁症患者。今年的情况很特殊，全国各地的医保资金都很紧张，能从医保里开出来的药是不多的。有些患者的经济条件又非常不好，我想帮助他们，但是却苦无能力——每个癌症患者的治疗费用都是个无底洞，在这无数个无底洞跟前我也只能有心无力。

还有几个癌症患者遭遇了家庭问题，给家人治病的压力，加上今年特殊的年景，导致他们的配偶支撑不住，要和他们离婚。这也令我颇为难过，因为这种心理打击往往会导致患者的生存期缩短。我的儿子在学校里也和同学发生了点小矛盾，这些因素加起来压得我有点难受。所以几乎很少有消极情绪的我，也消极了。

也许我在这之前就痛睡一觉，就不会有这种消极的情绪。人不能让自己的精神和体力透支，透支了就有点麻烦了，长期透支就有大麻烦。

我认识的一个癌症患者的儿子，顶着压力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最近一次，突然因为心律不齐被120急救车送到急救中心去了。从急救中心出来后，他对我说他上120急救车的时候，都用眼色向他老婆交代后事了，他现在对健康的感受很深刻。他比我还年轻，所以他从急救中心出来后，就再也不熬夜工作了。

我也不想再不受控制的增加自己的工作量，尤其是太劳心的脑力工作。人确实不能把自己搞得太疲倦了，一旦疲倦超过了一定的程度，就会影响到自己对生活的热情。没有了这个热情，就会像没有了阳光，生活会变得很灰暗。我想很多人走进抑郁状态，或许与他们长期的超负荷的学习和工作有关吧！所以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学会在疲劳之前休息。

要想接受并理解抑郁症患者，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很多抑郁症患者的家属，往往都认为这些抑郁症患者只是在“作”。看起来他们的确像是“作”，因为他们的抑郁情绪说来就来，毫无征兆，既没有理由，也不分时候。上一刻还晴空万里，下一刻可能就陷入深深的悲伤之中，消极得令人难以忍受。但这就是抑郁症的特点。

澳大利亚作家马修·约翰斯通曾经将抑郁症比喻成一只无时无刻不守侯在患者身边的黑狗，一不留神它就要把患者拉进消极悲伤的情绪之中。对于抑郁症患者来说，最折磨他们的是无尽的孤独感。他们感觉不到这个世界上有任何人能够理解他们，即便是最爱他们的人，也仿佛只能站在另一个遥远的世界，与他们隔海相望。所以绝大多数的抑郁症患者，最终都会走进极度消沉的自我封闭的世界里。

我最初对此有深切的体会，是因为我接触到的很多癌症患者伴有抑郁情绪障碍。据统计，恶性肿瘤患者常见的精神障碍包括焦虑障碍，抑郁障碍和谵妄，患病率的范围约在10-30%。终末期恶性肿瘤或某些恶性肿瘤类型的患者抑郁患病率更高，终末期患者谵妄高达85%。焦虑和抑郁会导致因恶性肿瘤死亡的风险增加27%。（相关数据见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心理学专业委员会组织编写的《中国肿瘤心理治疗指南》）。

如此普遍的抑郁现象让我不得不关注和研究抑郁症。我试图通过我的写作让我服务的患者和患者家属明白何为抑郁症，以及如何缓解抑郁症患者的抑郁情绪。因为恶性肿瘤患者的问题需要从多学科着手去解决，大多数的恶性肿瘤患者出现精神障碍问题后，非但得不到帮助，反而会受到照顾他们的亲人的谴责，因为他们的亲友不能理解抑郁症。

抑郁情绪不是患者本人所能控制得了的。关于抑郁症的来源，医学界至今仍无明确的说法。只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患者长期的容易受负面情绪的影响。我们在生活中经常看到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对自己的一切都感到不满，总是怨天尤人，哀叹自己的不幸。不管他们拥有多少财富，他们始终都很难感到幸福。这些人或多或少的都存在抑郁情绪障碍，一旦他们的生活出现重大变故，比如亲人的丧亡，子女教育的失败或自己身患重大疾病，他们便开始出现中度或重度抑郁障碍。

除非家属与患者之间有深厚的爱，否则的话，抑郁症患者很容易因为其情绪易激惹的特点把人际关系搞得一塌糊涂。他们可能把自己的疾病归咎于所有与他们有关联的人。比如我曾经遇到过一个肠癌患者，她在我的对面坐下来后，一直向我哭诉着是她丈夫和婆婆合力把她折磨成癌症患者。她在患病前与夫家的关系就处理得不好，生病后更无法处理好这种人际关系。

抑郁症患者的情绪敏感且不受控制，当他们悲伤时，他们完全无法抑制自己，无论旁人如何去安慰，他们都很难从抑郁情绪中走出来。如果家属中有人指责他们在“作”，他们就更加悲观和绝望。通常，抑郁症患者总是喜欢强化对自己的负面印象。

陪伴抑郁症患者，需要的是耐心，我们可以告诉他们我们一直在陪伴着他们，哪怕是默不作声的向他们表示支持，也会让他们好受一点。陪伴者要适应抑郁症患者的不高兴，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他们不必每天都保持快乐以取悦他人。一般来说，只要极度的抑郁情绪得到了舒缓，他们自己能一点点的从抑郁状态中走出来。家属也不妨请患者列出一些容易让他们感到快乐的事情的清单，在他们抑郁情绪爆发的时候，为他们做点他们快乐的事情。不过最需要的是给患者一些肯定的力量，要告诉他们，他们存在很多优点。

我个人通过观察发现，那些家长喜欢用贬损语言来刺激自己的子女的家庭中，抑郁症较为多发，而且通常是家族成员中好几个人都会处于抑郁或焦虑状态。一些家属总把发生在家庭内部的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反反复复拿出来吵，且喜欢以点带面，从一件事情带出一大片的大道理来否定他人。在这样的家庭中，成员们更容易抑郁。

中国人对抑郁症既处于无知的状态又有很强的病耻感，这导致很多中国家庭无法正视抑郁症的存在。我们至今对精神疾患仍然存在歧视现象，通常，各种精神障碍患者都会被我们当做“疯子”看待。而“疯子”在我们中国文化中，是一个骂人的词汇。这导致中国的绝大多数的抑郁症患者受到歧视，且不敢就医，无法得到医生们的专业帮助。

中国的肿瘤患者更是很可怜，目前我国大概还有一半的省份，根本没有专门为肿瘤患者设立的心理门诊。我通常会建议那些情绪不好的患者参加各种抗癌组织，因为在那些抗癌组织中，他们能够得到部分帮助。

我国的很多肿瘤医生也没有时间去阅读肿瘤社会心理学科方面的文献资料，在临床上通常仅仅为患者提供简单的医疗服务，不愿意过多的涉足患者的精神世界，也无法缓解患者的抑郁和焦虑情绪。这往往会导致治疗障碍重重，患者的依从性较差，且很容易因为患者和患者家属的情绪波动而产生医患矛盾。一些调查研究显示，肿瘤患者的亲人们更容易为抑郁和焦虑情绪控制，尤其是患者的伴侣，他们甚至比患者本人更易焦虑和抑郁。

我遇到过很多患者或患者家属处于抑郁或焦躁的状态，在很长一段时间，这样的遭遇也令我自己心理不适，但是渐渐的我对此习惯了。一般来说，医生在这种时候，如果可以的话，多给患者或患者家属说一些肯定的话，帮助他们度过精神上的难关，会令患者和患者家属获益良多。对患者去世后，家属在居丧期的极端行为要表示理解和忍让，不要与患者家属发生冲突。一般来说，居丧期过后，患者家属的极端情绪都会缓解过来。

阅读与抑郁症相关的文献和科普读物，对抑郁症患者与患者家属很有帮助，与精神科医生建立联系也能帮助到患者。但抑郁症患者非常独特，他们不一定依从某个精神科医生，比如我本人接触到的一些抑郁症患者，对我的依从可能比对精神科医生的依从度更高。如果可能，我建议与抑郁症患者接触较多的肿瘤科医生们能够补充一些抑郁症相关的知识，阅读一些医学文献，在关键时刻，我们的一句话可能就能挽救一条想轻生的生命。

世界卫生组织（WHO）根据流行病学发展趋势做出了一份关于疾病负担的报告，该报告预计到2030年，单相抑郁障碍、缺血性心脏病和道路交通事故会是疾病负担最主要的原因，单相抑郁障碍将由现在的第三顺位上升到第一顺位。大多数人不会关注这一数据，也不太明白这对自己意味着什么。

所谓的单相抑郁障碍，就是俗话说的单相抑郁症，我们通常提及的抑郁症，绝大多数属于单相抑郁症。与单相抑郁障碍对应的还有双相抑郁障碍，二者的区别是单相抑郁障碍患者没有狂躁发作的症状，双相抑郁障碍存在狂躁发作的症状，双相抑郁障碍又被称为躁郁症或狂躁症。

单相抑郁障碍患者，典型的症状就是抑郁、焦虑和激惹。患者沉浸在抑郁之中，感到世界已变得毫无光彩，死气沉沉。病态心境可伴有自罪自责，往往有自我贬抑想法。无法集中思想，犹豫不决，对日常活动兴趣减少，对社交丧失兴趣，常常感到无助和失望，反复想到死亡，严重者会自杀。

世卫组织进一步预计，到2030年，单相抑郁障碍约占全部疾病负担的四分之一左右。这会催生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抑郁症患者大多处于失能状态，他们不但无正常的谋生能力，还需要长期治疗。到目前为止，抑郁症仍然是无法根治的疾病。

为什么在文明越来越发达的时代，人类的心灵却越来越脆弱了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是这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今天癌症和心脑血管疾病、肺阻塞疾病成为困扰人类的最主要的流行病，十年后，抑郁症就会成为更令人头痛的流行病。

很多家长在憧憬着孩子的美好未来，但是可能令他们做梦都想不到的是，他们的孩子长大成人后，会是一个抑郁症患者，丧失了工作能力，也丧失了生活的乐趣。

我们生活在过度竞争的时代，起跑线被拉得越来越早，孩子们在年纪轻轻的时代，就已经对人生充满了厌倦情绪，长大后了无生趣。富裕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已率先进入抑郁症大爆发的时代，发展中国家正在紧随其后。

人是社会化的动物，人类的流行病受社会的影响。从预防流行病的角度来说，只有全社会改变行为模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流行病问题。单靠医疗卫生机构解决流行病问题，只不过是在扬汤止沸，而非去薪之举。

单相抑郁障碍与现代化文明的关系至为密切，越早实现现代化文明的国家，单相抑郁障碍越普遍。为什么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和良好的经济条件反而造成了更多的抑郁症患者？这是一个特别令人费解的问题。我们今天的文明璀璨夺目，人类的精神世界丰富多彩，相较于我们的祖先来说，我们的生活条件已经大大的改善了，但是却越来越多的人感受不到人生的乐趣。

诚然，单相抑郁障碍一直都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中国古代医学特别强调“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等七种情志活动）为致病之内因，七情之中除了“喜”之外，基本都属于消极情绪。

抑郁对人身体的不良影响向来为中医所重视，中医病名“失荣”（晚期癌症出现体表淋巴结肿大）即形象的将此病的病因归结为人在失去了往日的荣光后，精神抑郁导致的，事实上C型性格（即抑郁型性格，此类性格以害怕竞争，易生闷气，逆来顺受为主要特征，多因过早的进入过度竞争并在竞争中受挫而导致）者确实更容易患癌症。

中医妇科学中更强调妇人以肝为先天之本，认为妇女易抑郁，一些妇科专家（如陈自明和刘奉伍等）强调治疗妇女的各种病都应兼顾妇女肝气郁结的特点，为患者开一些疏肝解郁的药。

我在近五年来，感受最强烈的一点就是接触到的抑郁症患者越来越多，见过多起因抑郁症而自杀身亡的案例。而且抑郁症患者普遍的呈现低龄化的特点，癌症患者中兼见单相抑郁障碍的特别多。

罗素先生曾经说，中世纪时代，人类的精神生活很枯燥，没有什么精神生活。所以他小时候郁郁寡欢，直到有一天他在数学中找到了乐趣，这才结束了抑郁的状态。而我们这个时代，人类的精神生活丰富多彩，每个人能够接触到的文艺作品和新鲜信息都是海量的，结果反而物极必反，出现了不堪承受的状态，印证了老子哲学中的“多则惑，少则得”的观点。

抑郁症最严重的国家芬兰正在改革目前全世界各国都普遍使用的按照学科教育的教育方式，芬兰的教育素来驰名全球，很多人羡慕芬兰人的教育，但是殊不知芬兰的自杀率也领先全球。在芬兰，单相抑郁障碍很普遍。

如果越来越发达的文明，并不能给人类带来幸福，反而造就了越来越多脆弱的心灵，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检讨一下我们很多人盲目崇拜的现代文明呢？我认为有识之士应该先于社会大众看到未来的幸与不幸，为解决社会问题寻找方案。

我们应该对文明有摧残人性的副作用这一点有深刻的认识，对人类引以为傲的现代文明和教育有所反思。培根曾说人类对知识与技能的追求，不应该是“为了自得其乐、争强好胜、高人一筹、追名逐利、争夺权位，或其他任何类似的卑微目的，而应该是为了改善生活。​”我们的文明如何改善我们的生活？我们需要的不止物质和精神上的富足，还需要心灵上的安宁。我们不能以不断的刺激人类神经的方式来教育自己的孩子和促进经济的发展。

营销学教材上有这样的说法：人类只有在处于极端的情绪状态（如悲伤、恐惧、愤怒和欣喜若狂等）时才会有购买的冲动。被消费主义牢牢控制的现代社会，正陷入无数巧舌如簧的推销员们制造的躁动不安的情绪之中。

海洋地理学家雅克 · 库斯托曾经做过一次试验，他带了一个计数器，用于计算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他在巴黎散步的过程中，遇到的推销的次数。每当有一个业务员向他推销某种东西时，他就按一下计数器。结果一天下来，他按了183次计数器。

显然我们不需要那么多东西，我们绝大多数人拥有的东西都远远的多于我们真正的需求，但是我们仍然在不停的购物。我们的神经早已经被熟读各种营销宝典的广告商和推销员刺激得停不下来。我们的孩子也不一定需要考入清华和北大，但是各种人生导师在用他们雄辩的口才在说服我们把孩子的潜能逼出来。

谁的灵魂真正的由自己主宰？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不过是广告商、​推销员和各种人生导师们的玩物而已。

​愿大家摆脱灵魂受制于人，受制于社会的命运，让自己和自己的孩子们不受到单相抑郁障碍的折磨，能够在快乐生活中感受到生命的愉悦，看到见星空，看得见大海，看得见高山，看得见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