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根谭》的作者洪应明，留下来的生平资料不多，只知道他字自诚，号还初道人。他的名和字，大概取自于《中庸》的第二十一章“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这句话。

而其号，则颇有老庄提倡的返璞归真的味道。老子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又说“圣人皆孩之”，又说：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傫傫兮，若无所归。”老庄哲学对于人之初的童心是有偏爱的。洪应明给自己取了一个还初道人的号，可见他对老庄哲学的返璞归真思想的推崇。

所以从洪应明的名字和他为自己取的号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洪先生的志趣爱好，洪先生是一位追求赤子的本真之心的率性的读书人。

洪先生大概生活在万历年间。万历皇帝是明代的第十六位皇帝，万历年间的政治还算清明，由于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都是精明能干的大臣，所以万历年间的国力不弱，经济持续发展，对外战争连续获胜，史称万历中兴。

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本人是一个颇有个性的人。他10岁即位，在位48年，是明代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年轻时创造了万历中兴。但是中年之后万历皇帝因为立储问题遭到满朝文武反对，加上昔日的帝师与宰辅张居正贪腐案发，看透了人性和封建王朝的皇权政治令人无奈的一面，遂对朝政厌倦，执着于开矿赚钱。

万历皇帝二十余年不上朝，朝中六部官员缺一半他也不理会。大臣们批评皇帝的奏章堆积如山，他也不作回应。几乎完全奉行了道家的无为主义。

万历年间出了几个显赫的人物，著名的思想家李贽（字卓吾，自号卓吾老子）就是万历年间的人。李贽才华冠绝一时，文章传遍天下，影响力极大。他极尽嘲讽之能事的批判中国传统儒教束缚人性，阻碍社会发展的一面，被理学家们群起而攻之。但李贽在士林中也受到了极大的欢迎，他的著作甫一问世，便引起了洛阳纸贵的效应。可见当时的人们对封建礼教也是深恶痛绝的，那些生活在封建礼教之下的明朝人，并不像今天一些呼吁恢复封建礼教的人想象的那么幸福。

公安学派的才子袁枚对李贽极为崇拜，千里迢迢的去拜会李贽。袁枚受李贽影响很深，追求性灵自由，终成文坛的一代宗师。

但理学家却纷纷想致李贽于死地。李贽后来不得不剃发出家，以示自己与儒家的决裂。但是李贽对佛教的思想和清规戒律也不尊重，进入老年后，遁迹空门的李贽公然吃肉，授人以柄，遭遇了很多非议。

袁枚劝李贽收敛一点，不要公然吃肉，李贽回复袁枚说自己无肉不欢。我行我素的李贽最后被通州的马经纶接到北京养着，在马府潜心做学问，又对慕名而来拜访他的权贵不爱搭理。如此的个性导致李贽树敌如林，终不免惊动了万历皇帝。万历命有司锁拿李贽入狱，一代文豪兼思想巨擎李贽最后选择了用一把剃刀自杀于监狱中，死前留下一句“七十老翁何所求”。

万历年间，尚有海瑞这样的知名清官。海瑞是一个性格很不合群的人，与群臣矛盾很深，自己成为残酷的政治斗争中的一个工具而不自知。因为性格太不合群，最终也被罢官了。

这是一个被后世的史学家称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是一个差点出现了文艺复兴式的文化运动的时代。

如果不是几十年后清兵入关推翻了明朝的统治，中国或许提前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西方著名的传教士利马窦来到中国并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与中国士林精英广泛结交。

从大的时代背景来看，明朝万历年间，维系朝纲伦常的正统儒学思想不但遭遇到了李贽这样的思想家的批判，便是万历皇帝自己也不怎么把它当回事，仅有少数如海瑞这样的人仍然执着于维护儒教的​伦理纲常。

洪先生所处的时代背景，大致如此。有人考证说洪先生还写过《仙佛奇踪》和《逍遥墟》两书，但是从《菜根谭》里的内容来看，洪先生是一个很平实的人，应该不会给自己的书取这么玄幻的名字。

《菜根谭》对儒家、道家、佛教，甚至中医的一些思想观念都有吸纳，但是又都不盲从。作者洪应明先生虽然崇儒（从其以“吾儒”、“士君子”、“君子”自命来看，他更偏爱的是儒学），但是对理学家们的自命清高又很是不屑，对寻常儒生追求的功名利禄也并不在乎。洪先生对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多有吸纳，却又并不认可僧道的​人生选择。

《菜根谭》是一部记录作者洪先生对人生各种问题的思考的格言录，他糅合了儒释道乃至中医养生理论的精髓，适合年龄稍大一点的成年人阅读。人在尝过人生的酸甜苦辣后，再来读《菜根谭》，就会别有一番滋味。

洪先生博学多才，见解深刻，文学素养很高，从其文字来看，单就文学水平而言，洪先生并不比苏轼和陶渊明差。他对儒释道医都很通达，更难得的是，他做到了曹雪芹所说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也做到了“文章到处精神老，学问深时意气平”。

读《菜根谭》，能让人感受到洪先生淡定从容，冲正平和的人格魅力，读者也能从他的文字中平复自己的内心。洪先生不爱唱高调，也不爱装神弄鬼，他的思想非常的实事求是和平易近人。

他不是一个清高的人，他说“完美名节，不宜独任，分些与人，可以远害全身；辱行污名，不宜全推，引些归己，可以韬光养德”、“持身不可太皎洁，一切侮辱垢秽要茹纳得；与人不可太分明，一切善恶贤愚要包容得”，这与很多人竭力把自己美化得像神一样的作风大不一样。

这种思想，正是《周易》“坤卦”的“包羞”​思想。贪名也是贪，人生在世，若过度的追求完美名节，不免要堕入精神的无底深渊。洪先生让我们认识到，给自己留点丑名非常有必要。有人看我们不爽，想骂就让他骂去吧，既成全了别人，也放过了自己。

他也不是一个崇尚苦修和枯寂的人，他说“念头浓者，待人亦厚，处处皆浓；念头淡者，自待薄，待人亦薄，事事皆淡。故君子居常嗜好，不好太浓艳，亦不宜太枯寂。”他又说“学者有段兢业的心思，又要有段潇洒的趣味，若一味敛束清苦，是有秋杀无春生，何以发育万物？”由此足见洪先生是一个积极、热爱生活的人。

也正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才能写出“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岁月本长，而忙者自促；天地本宽，而卑者自隘；风花雪月本闲，而劳攘者自冗”、“得趣不在多，盆池拳石间烟霞俱足；会景不在远，蓬窗竹屋下风月自余”这样的妙句。

洪先生的名字和号，大概也只是为了写《菜根谭》这本书而取的，他实际的身份，或许是万历年间的某个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应该经历过很多的沧桑和世事，之后才修炼出如此超然豁达的心态。

他说“人肯当下休，便当下了。若要寻个歇处，则婚嫁虽完，事亦不少。僧道虽好，心亦不了。前人云‘如今休去便休去，若觅了时无了时。’见之卓矣。”

这种当下放下的智慧，大概也只有在经历了期望到失望，再到平淡之后才具备吧？我们每天都在期望解决了某些问题后，自己的心可以清闲下来。实际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后，又会为另一个问题所纠缠，若是指望所有问题都得到解决，才能放下，那么这一辈子都放不下。

他在写《菜根谭》时，显然也已经度过了躁急的青春年华，明白了厚积薄发的道理，所以他说“磨砺当如百炼之金，急就者非遽养；施为宜似千钧之弩，轻发者无宏功。”

对于人生因为偏见而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洪先生也是深有体会，他说“纵欲之病可医，而势理之病难医；事物之障可除，而义理之障难除。”这正是佛家所强调的“知见障”，也是我们日常最常见的固执己见的行为的危害。很多人被一些狭隘的偏见所左右，难以与之有任何共鸣。

洪先生也必是经历了很多的人际间的摩擦之后，才会有“君子宜净拭冷眼，慎勿轻动刚肠”​的感悟。在红尘世界，有时候我们需要学会做个冷眼旁观者，做个沉默的大多数​。

但是多数时候，洪先生更愿意做一个温暖有爱的人。他说“天地之气，暖则生，寒则杀。故性气清冷者，受享亦凉薄；惟和气热心之人，其福亦厚，其泽也长。”

所以这样的一个人，即便他所写的并非字字珠玑，也必定很有见地。他对人生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起码我个人是可以借助他的思考，加深自己对人生的认识的。

儒家的经典《大学》提出”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这样的一种人生理念，这是一种不断的自我革新的精神。三国时的吕蒙说了另一句话：”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之所以要刮目相看，就是因为“士”能“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清华大学的校训为“厚德载物，人文日新”，这个校训充分的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重视自我革新的精神。

在佛教的《金刚经》中，佛陀说众生“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一个人如果在不断的学习和阅历人生，心就难免一直在变化，所以所谓的“我”（自我意识）并非一种永恒的存在，而是在日日新，会不断的发生变化。同样在《金刚经》中，佛陀认为，一个人要想得道成佛，获得最终的精神解脱，是需要从百千万佛，而非一佛二佛处种善根的，这实际上是在说，一个人需要广泛的从很多人那里学习，最终才能让自己的精神世界获得圆满。

在佛说《四十二章经》中，佛的弟子问佛“何者最明”的时候，佛陀说“心垢灭尽，净无瑕秽，是为最明。未有天地，逮于今日，十方所有，无有不见，无有不知，无有不闻，得一切智，可谓明矣”，佛陀是受过宫廷教育，非常博学和好学的一个人。在佛陀的时代，古印度动荡不安，一些智者到丛林之中修行，彼此思想交流频繁，辩论激烈，佛陀在这种环境中，也是经历了一个“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阶段。所以对“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样的自我瞬息万变的状态是深有体会的。

西方的心理学认为一个人的改变，首先要从认知上改变，所谓的改变认知，和儒家的“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是很相似的一种概念，而认知要想改变，就只有靠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这样的方式来改变。

日新，从字面上理解，就是每一天都会有一个新的自我产生，每一天都在超越昨天的我。我个人的体会是，人过三十之后，日新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尤其是当一个人明白了自省的重要性后，就会更加明显的“日日新”。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人，只要想改变，任何人都可以得到改变，只是有相当一部分人，性格顽固，拒绝改变自我。据我的观察，多数这样的人，是不具备反省精神的。

人为什么要日新？这个问题颇费思量，一部分人是因为喜欢思考，所以乐于日新。另一部分人是因为讨厌自己，所以需要日新。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生存能力和适应环境的能力太差，如果不日日新就容易被淘汰，所以不得不日新。更重要的是，在一个不断进化的社会群体中，如果我们不日日新，我们就不免要被群体淘汰。除非一个人已经做好了充分的精神准备，愿意从人类群体之中脱离出来，离群索居，否则的话，我们就不得不面临着我们周边的环境在“日日新”的现实，从而自己也尽最大可能的保持日日新的状态。

一些人类学家认为，人类社会越发展越复杂，社会组织发展的过程中牺牲了人类的个性，割断了旧人类与生俱来的与周边人群相连接的纽带，使得一些相对孱弱的个体在进入社会群体之后，非常的不适应。这是我们整个人类进化的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悲剧，人类的进化是以牺牲一部分弱者为代价的。若想不沦为社会发展的牺牲品，日日新是不可避免的。

在治学上，我是很反对顽固守旧，不肯“人文日新”的复古倾向的。一个社会或者个人过度的崇古和保守，是很难往前发展的。尤其是医学这样的需要不断进步以更好的解决人类身心疾病的学科，如果一味的崇古和保守，就很容易走进困境。

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

志远注：一个人只有不出来做事，不出来发声，习惯和稀泥，才会一辈子只有赞美之声而不受诽谤和谩骂，曾国藩说他自己“几为通国之不容”，世俗的有碍社会进步的力量或曰惰性是非常强大的。任何人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得有受到毁谤的精神准备。

《易》曰：“劳谦君子。有终。吉。”“劳谦”二字，受用无穷，劳所以戒惰也，谦所以戒傲也。有此二字，何恶不去，何善不臻？

志远注：好逸恶劳和傲慢自大，是人性的两大弱点。多数人既懒惰又自大，不肯勤奋学习，努力工作，但是又自以为了不起，这种人是很令人难受的，自己的一生也会虚度。

国藩入世已深，厌阅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国已非一日。偶有所触，则轮囷肝胆又与掀振一番。

志远注：中国儒家的中庸之道，佛家的以和为尚的文化，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就成了一种和稀泥的流弊和恶俗，这种流弊和恶俗，倡导所谓的宽厚和和气，不分是非黑白，结果就导致中国社会，恶势力猖狂，令真正的有志之士愤慨不已。

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揄修袂而养姁步，倡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感激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国藩昔厕六曹，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次骨。

志远注：只要是在治世，中国社会就容易进入忧容苟安的状态，“揄修袂而养姁步”形容的是所谓的文化人，故作高雅，穿着宽袍大袖的衣服，走路时带着一副大师的庄严威仪的气象，像极了表演和伪装。这种人不但自己对现实世界中的苦难麻木不仁，在其他人为现实世界的苦难打抱不平时，还站在一旁摆出一副智者的模样，嘲笑那打抱不平者幼稚可笑，我见太深。志远在网上写作多年，每多呼吁之时，就会遭遇一批这样的宽袍大袖或者手拿佛珠的手串男手串女，站出来自以为是的说三道四，颇能体会曾国藩的这种心境。

以勤以本，以诚辅之。勤则虽柔必强，虽愚必明；诚则金石可穿，鬼神可格。

志远注：勤劳是治学和做人的根本，中国人勤劳，楚人尤其勤劳。人要做成什么事，最可靠的是自己勤劳的品性，没有这种品性，想实现任何长远的理想，都是很困难的。但是仅仅有勤劳还是不够的，人还得诚实，唯有本性的诚实，而非机诈，才是长久的安身立命之道。

凡道理不可说得太高，太高则近于矫，近于伪。吾与僚友相勉，但求其不晏起、不撒谎二事。虽最浅近，而已大有益于身心矣。

志远注：大道理不容易落实为实际行动，就像大目标不容易实现一样。给自己制定的原则太难实现，就容易变成虚伪之一种。所以曾国藩与僚友之间，只以不睡懒觉和不说谎两事相互勉励。就这两条，世上不知多少人做不到。一日之计在于晨，很多人的晨光是在赖床中度过的，闻鸡起舞者，世上没有几个。好多人口口声声自我标榜是老实人，但是每一天都会说很多很多的谎话，多数人说谎，总是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为借口，其实只不过是自己战胜不了自己的人性恶而已。江湖之上，说实话也死不了人的，反而是诚实者能够获得大家长久的信任。

凡专一业之人，必有心得，亦必有疑义。

志远注：为学既要博学，又要有专长。只专注于一项者，很容易因为门户之见而见识狭隘，有个博学的底子在，能够触类旁通，用他山之石以攻玉。只是要做到既有博学的底子，又有专长，需要人付出一般人付出不了的努力。但是只要肯付出这个努力，必定会有大收获。

士人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三者缺一不可。

志远注：人要有志向有理想，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有志向有理想的人常常遭到嘲笑，这是很可笑很荒谬的恶俗文化之一。一群庸俗之人，自己不敢攀登理想主义的高峰，又嫉妒那些理想主义者，为了平衡自己的自卑心理造就了这种扯淡之极的社会文化。只有志向和理想，才可以让一个人超越世俗，不落入下流。人还要有见识，只有有见识的人才知道世界无比之大，而自我无比之小，不至于狂妄自大的认为自己肚子里那点东西天下独尊，唯有如此，才能永不满足的求知。人也要有恒心，世上没有容易成就之理想，只有在无数次的失败之中，依然坚守自己的理想者，才能走到最后。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

志远注：何谓庸人？何谓才人？我们多数人既非庸人，亦非才人，中等才智者是人群中最多见的，我想我自己也只能算是中等才智者，即便有一寸之长，那也是汗水换回来的。每天凌晨三四点钟，万籁俱寂，多数人还在睡觉的时候，我已经坐在书桌前读书，很多人去交游娱乐之际，我在研究和写作，节假日依然在治病。我的一点微不足道的成就，是需要这样的辛劳换回来的，那些大成就者，付出的就更多。何谓傲？有人以为自信是傲，谬论也。傲是觉得自己已经很牛逼，不肯进步之谓也。那上进而又自信之人，非傲也。

由于社会变迁太快，变化的幅度太大，多数现代人都不太适应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的生活，不同程度的出现各种心理问题，严重者会陷入精神困境之中。现在有种观点认为，传统文化可以解决现代人遭遇的精神困境。我个人的意见是，传统文化，如中国的国学等确实可以适度的中和一下现代人遭遇的各种焦虑、浮躁等问题，但是其作用是有限的。

一种文化适应的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传统文化的产生有其时代背影。现代社会的整个社会基础与过去已经大不相同了，所以有些执着于在传统文化中寻求精神上的解脱的人，很容易从一种偏执陷入另一种偏执，沉溺在传统文化之中，出现种种新的精神问题，难以自拔。

迄今为止，人类的进化出现了几次重大的转折，每次转折都是难以逆转的。人类从原始社会走出，逐渐发展为互相合作的狩猎猿，再从狩猎和采摘这种靠天吃饭的社会转向农耕社会，又从农耕社会转向以城镇为中心的工商业社会。在这种进化的过程中，人类天性中的很多东西，被束缚和改造，这种束缚和改造是一种违背人性的过程，所以常常有人会怀念旧人类的生活模式，这并不奇怪。我们今天羡慕《老子》的思想，但是老子在世时，羡慕的是更古老的“上古”时代。

人类社会发展客观上必定会造成对人类天性的摧残的后果，但有一个现实是，我们无法逆转到远古的从前去。人类从丛林走向乡村，再从乡村走向城市，城市又越变越大。人类要想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就必须得与他人合作。社会越发达，分工越细，我们需要合作的对象就越多，我们面临的人际关系也就会越来越复杂，这从客观上导致我们现代人，每天大脑里都会充斥着各种令人难以分类的杂乱无章的信息，我们容易在这么复杂的生活中迷惘。

老子描述的“小国寡民”的理想国，也许是最适合人类栖息自己的精神的地方，也许不是。因为在乡村中生活过的人都会知道，乡村生活一样存在很多的问题。严格说来，自人类的欲望产生之日始，人类的内心就没有完全安静的时刻。今天的人类没有办法从社会里完全脱离出去，把自我绝对孤立起来。即便是在深山老林里修行的和尚道士，亦不能例外。他们也需要与外界发生物质交换，甚至需要向外界索取供养，去维持自己肉体的基本需要。今天，相当一部分的宗教人士索取供养的方式，已经和骗子们行骗的手段高度相似了。吾之大患，唯吾有身。只要这个肉身没有死亡，我们就必须得与它的各种欲望作一辈子的斗争。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传统文化对中和心理问题，解决人类的精神困境，的确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全球各地的传统文化，其核心内容，概括起来，其实只有两个字：节欲。无论是中国的儒释道，还是西方的基督教，抑或是伊斯兰教，说来说去，东绕西绕，其目的归根结底，都是在劝诫人类节欲。

自我内心深处的欲望是人类共同的敌人，从古至今，人类均在为欲望所折磨，在这一点上，传统文化的确有其永恒的意义和存在价值。人类社会的一切规章制度，诸如法律、道德、社会的公序良俗、宗教的戒律等等，都在指向节欲这同一个方向。欲望不但会造成心理疾病，还会造成身体受损，在酒色场所纵欲过度导致很多人暴病而亡，还有很多慢性病也是因为纵欲过度引起的。

孤独会让人类因为太过封闭而陷入枯寂，群体生活又会让人类因为欲望受到刺激而身心难安。人类精神真正要想得到解脱，或许只能靠练就出色的平衡能力，既能保持适量的社会联系，又能保持一定程度的孤独，折衷二者而生存在中庸之道上。

冯友兰先生说，西方哲学是否定的哲学，而东方哲学则是否定的否定的哲学。东方哲学之于西方哲学，就如老人之于青年人，是高一层次的哲学。此一说法非常之令人费解，没有一定的哲学功底简直就不可解。

西方人急于创立新说，屡次重大科学革命，均始于西方。相对而言，东方人看起来很守旧，因此社会制度稳定不变长达两千多年。梁漱溟先生曾说，中国文化有两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方，一是长达数千年不变的封建社会制度，二是没有宗教的人生。

林语堂先生则认为东方人，尤其中国的汉人，有一种老滑的品质，此品质被视为成熟的标志，为人人所景仰。父母在教育子女的时候，时时刻刻都会将这一品质列为内在的做人标准。因此在中国，老滑的处世哲学大受欢迎。

究竟这样的一种文化是好还是坏呢？在今天这个科技发达，经济统治一切的年代，这种文化常常被作为批判的对象，遭到新时代的菁英份子无情的挞伐。

上世纪初，罗素先生到中国来讲学，亲身感受过中国人的生活态度后，极为震撼，因此对东方的智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罗素先生看来，彼时的中国，虽然穷困潦倒，到处挨打，但是中国民间的普罗大众的生活态度，实在令人艳羡。

尤其是在正被工业化和城市化运动搞得焦头烂额的西方社会呆久了后，乍一到中国，感受着老百姓这种怡然自乐的生活，颇觉执着精神乃是人生的痛苦之源。

罗素先生是西方文化的反省者。西方文化主要受基督教义影响，文艺复兴后，基督教的新教兴起，新教 的理性主义和批判精神大行其道，垄断西方精神世界数百年之久，并逐渐因其高势位优势，向全世界各地蔓延，此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今天。新教徒对于事业的执着精 神，使得西方科学在最近的几百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但是这种执着的追求是不是就意味着人类幸福了呢？罗素先生并不以为然。一百多年过后，罗素先生曾经到访过的中国，正在步向他曾极度厌恶的欧美发达国家的后尘，城镇化和工业化运动如火如荼，乡村在大批量的消失。

东方的精神哲学也开始从大众市场走向小众市场，成了学者书斋中的研究对象。这些研究者本人所 过的也不再是传统的读书人所崇尚的质朴生活，他们生活在光怪陆离的城市里，混迹于世俗人群中，一面讲授着庄老的哲学，一面走向灯红酒绿的物质世界，所言与 所行严重脱节。以至于真正的精神哲学早已名存实亡，能够令天下人景仰的精神领袖凤毛麟角。

我们走进了一个否定的世界，还没有从这个否定的世界里走出，走向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否定的否定的世界。我们急于创新和批判，但是缺少对这创新和批判本身的批判。我们努力奋斗，但是缺少对奋斗目标的严肃思考。我们竭力向前，但是缺乏对前方的真正的认识。我们一路追寻幸福，可是总是与幸福背道而驰。

大哲学家叔本华在听到别人提到其思想实为庄子思想的翻版时，极力厘清自己与庄子的种种差异之处，以证自己是创新家。叔本华先生晚年最喜欢做的事情乃是剪报，将各种报端上赞誉自己的报道收集到一起，每天读一遍。从这一点上来说叔本华与庄子的境界相去太远，内心强大的庄子是完全不需要靠这种精神鸦片来麻醉自己的。一代伟人爱因斯坦似乎亦不例外，为证明相对论为其首创而不断辩解。

而中国自古至今不乏佚名氏，很多人避名利如避蛇蝎，《黄帝内经》肯定不是黄帝的著作，而只是秦汉时期的医学思想的汇总。号称华佗所著的《中藏经》亦非真正的华佗著作。考古学也已证明《道德经》亦非老子时代的作品，更应像是后人的托名之作。

这样的人生态度大相迥异。谁更幸福呢？我认为是秉承中国古典哲学精神的中国人。其超然物外的胸怀，乃是在否定人世规则的基础上，顺应自然和生命的选择。顺生这种思想正是整个东方精神哲学的精髓所在。

东方的精神哲学，是深思熟虑的精神哲学，是在全面的权衡生死，权衡名利之后，超乎寻常的淡定 的精神哲学，所以它能够被誉为“否定之否定”的哲学。杜甫的名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也只有在中国这种文化环境中才能产生。这样的理性是 比新教徒的理性更高一层次的理性。再过一万年，它仍然是颠仆不灭的真理。

而庄子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思想，实在足以囊括整个宇宙的一切终极真理。在一个没有极限的世界里，我们一直在追求极限，并以此为豪，沾沾自喜于自我所获得的功名利禄，终身受其束缚。人类的傲慢和愚蠢，莫过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