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年轻的医学生朋友在我的公众号后台留言，希望我写点学医的经验，我一直不知如何下笔。刚好最近，医疗界丑闻暴露出来了不少。男性有子宫，男性有卵巢这样的连文盲都不会闹出的笑话出现在正规的医学期刊杂志上，涉事的医生、护士和期刊编辑居然能犯这种基本的常识性错误，令人惊诧莫名。走后门进入医疗系统，并成为医学明星和医院高管的丑闻也被曝光，这些甚至涉及某些院士。

部分同仁这两天私下跟我聊天的时候，显得有些灰心丧气，因为这是令整个医护团体蒙羞的事情。这事儿现在也闹到国际媒体上了，毫无疑问影响到我国医疗界的公信力。我们的医护人员的论文不但数据造假，在性别上也能造假，搞出了今古奇观，这样的论文谁还敢相信？

这事情恰好激发了我的灵感，我想就这件事展开一下，写写我对如何学医的一点看法。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在当前，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行业诚信不尽如人意的时代，这种时代背景甚至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行业生态。但即便如此，我个人认为，真正热爱医学事业的人，仍然要坚守底线思维，不受这种大环境的影响。

虽然看起来大环境不太好，医疗界从上到下都亟待革新，但医护工作的本质万世都不会改变，我们是以照护病人为核心的。医生和护士的水平高不高，态度好不好，病人是最清楚的。我个人切身的体验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医护人员能获得病人发自内心的信任和尊重。而病人的信任和尊重才是我们事业的基础，离开这个基础，我们实际上就成了无根之木。而有了这个基础，即便我们没有那些头衔，我们仍然会很受患者的信赖，他们会优先选择我们去为他们解决问题。

所以假如我们热爱医学，就应该把精力投入到提升自己的医术和为病人服务的综合能力上——这些能力也包括建基于同理心之上的理解能力和与病人及家属沟通的能力。这种基础能力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带着问题去学习，我们的能力会在我们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提升起来。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学习原则，这也是我这么多年一直坚守的一个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在问题的指引下去学习。我始终都不太愿意给任何人开书单，一来我不认为自己有资格给其他人开书单，二来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我觉得按照书单去读书，都是在读死书，兴趣缺乏，效率低下。真正有效率的学习是在实践中遇到问题，然后带着问题去查阅各种相关的资料，集中阅读相关的专业文献，并在阅读的过程中结合自己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再在实践中去验证自己的所学所思。

这样的学习方法可以贯穿我们的一生，初中阶段的事情我已经忘记个差不多了，但是我记得我在高中阶段就已经是这样学习了。现在有许多人进入大学后，仍然不知从何学起，总是希望别人能够指点自己，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这样的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太差，几乎没有自主学习的意识。一个年过18岁仍然缺乏自主学习意识和自主学习能力的人是不适合学医的，因为医生们的一生都是在解决各种各样的难题，没有自主学习能力的人来干这份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是不可想象的。

无论我们是否要应对各种考试和日常工作，我们每天都应抽出一定的时间进行这样的自主学习。日积月累，我们积累下来的每一点每一滴最终都会成为我们身上的闪光点。家庭条件再好，但是不具有这些闪光点的人在医疗一线也是混不下去的——当然，如果本就不够热爱医疗，不在医疗一线那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这样的人也没必要来读我的这篇文章，道不同不相为谋嘛。

在医疗一线工作是需要过硬的基本功的，这种基本功不会一下子就获得，这需要我们有日拱一卒，持之以恒的精神，不懈的努力。学医的人最忌浮躁，急功近利是学不好医的，大多数名医性格都略偏沉潜。原因无他，医学领域需要我们长期坐冷板凳。技术过硬的医护人员一辈子都很受尊敬，在物质上也不至匮乏。但我们要想得到这些，首先得肯下功夫去把基本功打扎实。

这打基本功，需要的时间不是一个月两个月，而是十年二十年，乃至终生。我们用不着因为他人走后门而影响自己的心态，靠走后门的人是得不到这些的。我们把眼光放长远点，我们要看到很多人所谓的成就像昙花一样，短命得很，但一个基本功扎实的医护人员的毕生都很有价值。所有投机取巧的事业根基都不牢固，付出大量汗水得来的“内功”却不容易被淘汰。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被人寄予厚望，身边的家人、同学、老师、朋友、病人希望我给他们解决各种各样的难题。我母亲临终前一个月甚至略为悲伤地对我说，她看着我像骡子和骆驼一样，从小就承担那么多的责任，她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毕竟她是我亲娘，她希望我能活得更舒适点，不用背负那么多担子。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我们处在漩涡中心，成为各方的期望，固然有弊，但也能极大地锻炼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人在世上生存，最需要的一项能力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只有具备了这项能力，我们的生存才不至于受制于人，这是一个人获得真正的尊严和自由的基础。

医学生和医生们的一生注定了要有很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假如一个人很怕麻烦的话，那趁早不要步入医学殿堂，不要以医学为终身事业。如果喜欢医学，愿意以医疗为终身事业，那就要乐于去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而非回避。惰于思考，害怕问题，一个人是不会成长起来的。

所以假如你们真的希望从我这里得到一些经验的话，我希望你们得到的是我在这篇文章中强调的这些。这些不是花架子，也不是投机取巧的捷径，这些是需要像《阿甘正传》的主人公阿甘一样，终生坚持的一种适合我们这个职业的学习和思考习惯。

这个月初，我回了一趟老家。老家的一个病人的女儿和女婿通过我内妹找我，希望我帮他们家老人看看。老人癌症晚期，并且有丙肝，已经出现药物性肝损害。前不久，他们夫妻俩带着老人家去武汉，找了个听说很有名的中医师，给开了一堆的中药，让他们回家熬中药给老人喝。

我把老人所有的检查报告都看了，也看了医院给老人开的靶向药、抗病毒药后，让老人家属把老人所有的中药都停掉，并且一年内不要再给老人喝汤药了。除了建议他们用一些护肝药外，不再给他们加任何药，而是将他们在用的药能减的尽量都减掉，只保留关键性的治疗用药。

这是一对很孝顺的儿女，为了老母亲的病，到处寻医问药。看完一个医生后，只要听到熟人圈子里还有哪个医生也是治疗肿瘤相关疾病的，就都去找。一些遵循基本的职业伦理的医生是不会轻易给这样的老人加药的，但是还有一些则不会管那么多，或者他们的学识有限，也想不到这么多。

我跟患者的女儿和女婿说，药物性肝损害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继续这样无休止地找新医生和加药，他们的老母亲离去世就不远了。我问患者本人有什么难受的地方，患者说，之前也不怎么难受，就是喝了中药后，止不住的拉肚子，同时胃口很差，老是恶心想吐。

我建议老人停汤药观察，如果停药后这些症状缓解或消失了，就不用服药处理。如果还没有消失，那么就短暂性的用一些对症治疗的成药，症状消除了就不再使用。而且让她自己今后有点主见，不要女儿和女婿给她找什么医生开什么药就都往嘴里塞，那样只会缩短她的寿命，而且还会让她生活质量很差。老人听完后如释重负，因为吃的各种药太多，她的身体早已不堪重负。

这就是典型的自杀性抗癌，病人已经出现了药物性肝损害，仍然在滥用药，这很容易造成病人过早死亡。通常这类病人不会死于癌症，而是会死于肝衰竭。我不确定她之前看的中医师是否认真和完整地看过她的病历，据老人的女婿说，那个医生的诊所里人满为患，在我老家，通常这样的医生看病是很潦草的。而这个老人的病历资料不少，不仔细看，会忽略掉老人的各种基础疾病。

许多人不知不觉中，在进行自杀性抗癌。另一种自杀性抗癌是倾家荡产式抗癌，这也是我这些年见识得比较多的一种情况。就在今天，一个中年肺癌患者的妹妹告诉我，他们家已经做好准备，为她哥哥的抗癌不惜卖掉住房去筹措资金，也要用上最好的药。

因为癌症病人的增多，癌症治疗的药费，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这些年都在水涨船高。非但如此，还有层出不穷的高昂的新的治疗方案——很多方案甚至还不成熟，就已经噱头十足。这让癌症成了患者家庭的无底洞，也成了不少人眼中的唐僧肉。

我善意地提醒这位妹妹，让她考虑平衡的、可持续的医疗决策，优先选择医保内的治疗方案。如果她头脑发热，一心想救哥哥，那么她们一家就很容易掉进各种陷阱之中，最终她哥哥的寿命可能反而会减短。其实成熟的抗癌方案很多是被纳入医保范围之中了的，癌症是一种慢性病，病人不会那么快就去世，一发现就进入终末期的病人就算倾家荡产地治疗也会时日无多。

多数癌症患者和他们的家属有充足的时间去选择自己家庭负担得起的可持续的医疗方案。如果开始就贸然卖房举债抗癌，整个家庭都将被拖入泥潭之中，难以自拔。到了后续真的需要用钱的时候，反而拿不出来。所以采取一种平衡的，对家庭生活不造成重大影响的治疗方案，平稳地进行长期的治疗，病人的寿命会更长，心情相对也会轻松一些。否则的话，全家都会在精神上和经济上承压，病人自己也会很有负罪感，这反而会降低病人最后日子的生活质量。

过度激进的治疗决策还会导致许多家庭破裂。我见过许多亲人患癌，最后家庭分崩离析的案例。我们常常说大难临头各自飞，在重大疾病面前，亲人最后见死不救，夫妻反目，亲属关系破裂，固然有人性的弱点在作怪，但激进的医疗决策也是重大的诱因之一。

人在危难时刻，情绪往往容易被放大，极易失去理智。此时，其他家庭成员理性的劝说，会被视为冷漠，这会引发争吵。很多癌症家庭最后因为这个原因爆发家庭矛盾，不但为疾病所折磨，还鸡犬不宁，甚至家庭破裂，这都是很不理智的。这甚至可以说是扩大性自杀式治疗，不但影响到病人持续地治疗，而且还会毁掉一个家庭的幸福。

医生应成为患者和患者家属理智的底线，要帮助陷入狂热状态的患者和患者家属冷静下来。现实中许多医生守住了这一底线，但确实也有许多人没有守住这一底线，这造就了许多悲剧。也许是因为我年龄越来越大了，也许是因为我见到的悲剧太多了，所以我现在变得比以前更加的不忍心看到患者和患者家属往各种坑里跳。总是会善意地提醒他们，药物入口一定要谨慎点，同时也要捂紧自己的钱袋子，做长远的打算。抗癌之路漫长得很，不要一开始就摔了个大跟头。

治愈你的是上帝，我只是一座把你带到上帝眼前的桥梁。

——韩国某医生

我在北京某国际门诊工作期间，我的一位上级领导跟我说过，有位韩国名医曾说过上面这句话。这句话在我脑海里留下的印象很深刻，我会时不时地想起它。年纪越大，阅历越丰富后，我对将医者比喻为通向上帝的桥梁的说法越发认可。

今天上午我去我们辖区派出所办理户籍手续的时候，遇到一个在派出所歇斯底里大发作的年轻女性。她在办事的过程中，可能觉得办事的民警说话态度不好，而且要求她签署的文字声明太繁琐，心中恼怒，与经办民警发生冲突。

经办民警是个女民警，刚开始的时候还敢为自己辩解几句，但她的辩解就像火上浇油一样，导致这位来办事的女士情绪不断升级，愤怒的她一边咆哮着，一边手拿相机拍摄，扬言要保留证据。她的情绪实在太有震慑力了，派出所里所有的民警和保安都不敢和她多说一句话，生怕引火烧身。

首都的民警文明度在全国基本是首屈一指的，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民警其实已经是弱势的一方。经办民警后来被吓得一句话都不敢说，任这位女士肆意发泄其心中的怒火。这位情绪高亢的女士不断地要求派出所领导出来，她要当面投诉。陪同她来办事的是她的妈妈，那个妈妈也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显然，女儿在家里可能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这种易激惹的情况，她也害怕。

易激惹是精神障碍患者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我无法由一件小事来判断这位女士是否存在精神障碍，但多年来与大量患者打交道的经历还是让我意识到，这位女士此时需要有人帮助她平复自己的情绪。

于是我上前去和她沟通，希望她能担待些，战火就这样引到我的身上来了，这位女士马上用手机来拍摄我。我和她说，任何行业的窗口服务人员的工作都很难做，请她对这位民警老大姐包容些，多些理解和原谅，有些繁琐的手续是统一规定的，民警也无法更改一字。另外，她这样在派出所里闹，也阻碍了其他人在这里办事，耽误大家的时间。

这些话虽然未能完全平复这位女士激动的情绪，但是总算是缓解了眼前令人尴尬的局面。在我的安抚和劝说下，这位女士也从情绪爆炸的状态中稍稍冷静下来了一些，单独去找派出所领导“投诉”了，其他人的业务才得以办理。

派出所里的几个民警因此而对我产生了一些好感，主动问我要办什么手续，想替我办。那位被投诉的女警则尤为感激，实际上我要办理的业务就是由她负责，她为我办手续时对我很好。

很少有人能与易激惹（过度情绪化）的人打交道，和他们的沟通需要特别的能力，有时只有精神科医生或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能够与他们沟通，因为只有这类专业人员读得懂他们的逻辑。其实大多数易激惹的人也活在苦恼之中，易激惹的特征早已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苦不堪言，他们与外界总是冲突不断，他们的人际关系因此而很糟糕，这同样令他们自己痛苦，只是发作的当下他们是无法自控的。

普通人是深入不到这些人的精神世界中的，易激惹者也无法让普通人知道他们自己的心声，他们与外界就像隔着一道厚厚的墙，她们在墙里挣扎。有很多时候易激惹者对自己冲动的行为非常懊悔，但却又对自己易激惹的生理特性无能为力。他们高敏感和低耐受力的特征可能是与生俱来的，他们的生理结构与普通人有一定的区别，在暴怒的那一刻，他们正承受着连他们自己也承受不了的某种生物化学反应，他们眼中的世界与一般人是不同的。

普通人和易激惹者之间需要一道桥梁，借助这道桥梁，他们彼此能更好地理解对方。精神医学存在的价值就在于此，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咨询师担任的就是这种搭桥工作。人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与生俱来并难以靠自己的力量改变的。基因的组合存在多样性，人在成为受精卵的那一刻，手中持有的彩票就不一样，幸运儿中了大奖，不幸的人一生注定要与身心疾病共存。

医者的一项很大的社会责任就是要不断地向社会大众科普，解释这种差异性的生物学基础和病理学特征，促进特殊人群（这些特殊人群中也有很多还算不上精神障碍患者）与一般人群之间互相理解，彼此沟通，改善大家的生活质量。这世界永远无法根除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或许，认识到人类冲突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人自身无法克服的生理性或病理性反应引起的，能让大家都好受点。

下午我打车去一家医院，从医院回来的时候坐的出租车是由一个女司机开的。这位女司机在医院门口接上我之后，就说她自己刚从附近的另一家医院拿到自己的体检报告出来，就在滴滴上接到我的单子。她的心绪很不平静，她需要找人倾诉，哪怕只是找一个普通的乘客。

她告诉我，去年11月份，她的体检报告显示她的肺部有一个小结节，今年四月份这个结节快速长到1公分多，她正在吃中药治疗自己的肺结节。我就她的肺结节问了她几个非常专业的问题：边界是否清晰，边缘有无毛刺，是磨玻璃影还是实性结节等等。她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一个专业人士，于是把自己的情况一股脑儿的告诉我，请我帮她分析，并给她一些建议。

我听完她的陈述后告诉她，她的肺结节大概率是一个高危结节，因为我们判断一个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其中有一项标准是观察它的倍增时间，高危结节在30-400天内可能会增长一倍以上。肺部高危结节有可能是良性的，也有可能是恶性的。即便是恶性的，目前阶段大概率也是早期，这种情况下，首选方案是手术切除，并对结节做病理分析。她问我北京哪些医院适合她去就诊，我向她推荐了北京肿瘤医院、医学科学院附属肿瘤医院、朝阳医院以及原307医院等医院。

女司机告诉我，她是在体检中心检测出来的，最近也在尝试挂号，但是好医院一号难求。打开预约挂号的app，半个月内的号瞬间都被抢光，她非常的沮丧和无奈。这个肺结节让她特别有压力，最后我教了她一些特殊的就医方法，比如通过夜间急诊先住进呼吸科或胸外科病房，在住院期间进行全面的检查，根据检查结果决定下一步的医疗措施。

我给她的最主要的建议是尽早找医院手术，因为如果存在癌变的情况，趁早手术，她的生存期会长很多。等我下车的时候，她想从我这里了解的一些医学常识和下一步的就医建议，我都已经给她提供了。女司机非常感激，但同时也忐忑不安。此时此刻的她需要一座甚至多座帮助她通向得救的桥梁。出现在她身边的每个医者都是这样的桥梁，每个人渡她一段，或许能够把她带向得救的彼岸。

我这两年以往更热爱自己的职业，也更珍惜自己的羽毛，谨言慎行但又很积极诚恳地与人进行真诚的沟通。因为我知道，这一生一世，我还能充当许多人的桥梁，帮助他们走向彼岸。我不敢拿自己去冒险，也不敢损毁自己的羽毛，因为那样做，会让这个世界少一座有点作用的桥梁。

对我们这些热爱医学的人来说，也许终究有一天我们会明白，我们对他人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又很难有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最应该发挥的作用就是桥梁作用，在特殊人群与正常人之间搭建桥梁，为患者搭建通向得救的桥梁。我们应知道自己该站在何处，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不越俎代庖，但也不无所作为。这个度，把握好了，我们便成就了患者，也成就了自己；把握不好，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2024年5月30日下午，一个多年前认识的肺癌患者的遗孀突然告诉我，原新浪癌友圈资深元老，网名广品山人的胃癌抗癌明星去世了。我赶紧去点开山人的微信头像，看了一下他的朋友圈，果然，昨天晚上他的儿子发了讣告。

讣告内容如下：“先父曹道君（广品山人的真实姓名）于公元2024年5月28日病故，享年五十九岁。先父生于一九六五年五月初十，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在汕头海关、汕头特区晚报、汕头都市报、新快报、信息时报工作。父亲是一个真实、纯粹、善良的人，他一生寄情于哲学与文学，病痛侵袭多年仍然无法磨灭他对文字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已经把我的微信发现页中的朋友圈屏蔽了有段时间了，屏蔽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微信好友有好几千人，每天大家分享的东西太多，我不想受到过多的干扰。所以未能第一时间知道广品山人去世的消息，真是很遗憾。

我们都戏谑地称广品山人为“校长”（抗癌大学校长或曰雁大校长，因为新浪癌友圈把癌友们形容为一个雁群，大家一起飞翔，共同取暖，所以又把癌友圈称为雁大），我与校长交情不浅。我们初识于2011年，那一年，我治疗过的一个胃癌患者的女儿对我说，你一定要去新浪博客上认识一个叫圣地没牙的恶性黑色素瘤患者，他多年来靠着中医抗癌活着。

我的母亲当时也处于生死之关键时期，我对一切抗癌方面的知识都很感兴趣，于是就去看了圣地没牙老哥的博客，并且和圣地老哥一见钟情，成为莫逆之交。再通过他的博客知道了新浪博客上有一群癌症患者在写博客分享抗癌经验，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博客圈，叫新浪癌友圈。

这个癌友圈每年还组织线下的圈庆，来自全国各地的癌症病友、患者家属和抗癌志愿者、医生参加圈庆。我分别于2013年和2016年参加过两次圈庆，一次在河南新乡万仙山，一次在天津。广品山人是癌友圈的核心性癌友，他几乎是每届圈庆都参加的。

我之前的写作风格颇喜恶搞，在第一次见到山人校长前，已经跟他在文字上你来我往，恶搞了很久。其中有一次，我提到我当年高中分文理科时，被家兄以一句“百无一用是文科生”直接否决了选文科的路。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山人校长从此就拿这个梗来和我开了好多次玩笑，说我笑话他这个学中文的北大才子“百无一用”。

山人校长和我一样是湖北人，因为老乡的关系，我们很亲近。早期我们在新浪博客上互相写打油诗打趣对方，后来我们加微信了，又在朋友圈里经常写打油诗打趣对方。要论写打油诗，我们真是棋逢对手，你来我往，没完没了，颇为有趣。

2013年我们第一次在河南万仙山的圈庆活动中线下见面了，当时校长的体质还算不错，和我并肩登山，健步如飞，虽然那时的他已经是个有十年抗癌史的老癌患者。那一年的圈庆，从北京去的乳腺癌脑转移考拉大姐在圈庆现场突然昏厥，差点去世。我临时用一根大头针当针灸的针具用，刺她的少商穴和商阳穴，死死不松手，总算是把她救过来了。

后来在天津的圈庆上，我又见到了山人校长和考拉大姐。校长还是那么风趣幽默，考拉大姐则一改2013年圈庆时的情绪高亢的状态，一脸安详，静如处子。考拉大姐告诉我，从万仙山回来后，她复查了一下确诊为脑转移，但此后再无任何治疗，只是一心念佛，居然5年过去了，安然无恙。这种经历，我在癌友圈也就见到她一例。

我在万仙山时和山人校长说，这种圈庆活动如果不做好应急准备工作，很容易出事。以后再组织的时候，务必选择一个就医急救方便点的地方，不要再在这种山疙瘩里，万一再有这种事情发生，后果真是难以想象。山人校长深以为然。

今年在嘉庆的圈庆，考拉大姐和山人校长也都还参加了，因为疫情的原因，癌友圈的圈庆中断了五年。我在杰人天相（另一位癌友圈的资深癌友）的公众号上看到他分享的圈庆照片，照片上，考拉大姐头发已白，而山人校长则瘦骨伶仃，已近风烛残年，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时日无多了。圈庆结束没几日，就传来了校长去世的噩耗。

山人校长这次从广州去嘉庆参加圈庆，可能也知道这是自己最后一次参加这种圈庆活动，在圈庆活动上，他仍然一如既往地鼓励癌友们坚强，勇往直前，他花了一个多小时讲了许多令人感动的话。他是个热心公益的人，我与他交往的十三年中，目睹了他作为癌友圈的重要精神领袖是如何鼓励大家乐观抗癌的。他有二十多年的癌龄，有丰富的抗癌经验，对癌症患者的心理非常了解。

我记得2013年我们初次见面后，在登山的路上，山人和我一路畅谈，他说他自己以前是个很内向的人。得了胃癌后，他反思自己得癌症的原因，把他自己的整个性格都改变了，从此变得积极乐观和外向。他和我一样从农村走向大城市，他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因为家庭贫困，很自卑，有焦虑感。但癌症改变了他，向死而生的他成了癌友圈最积极乐观的人之一，积极工作，积极生活，积极社交，积极组织公益活动。患癌后他也在创作与癌症相关的文学作品，这二十多年的时光，他不曾虚度。

人在面临生死威胁的时候，会迸发巨大的精神力量，发生常人想象不到的巨变。我在癌症圈子里见识过上万的癌症患者和癌症患者的家属，这种阅历让我对人性有了比一般人深刻得多的认识。无论一个人患癌前多么的坚强，患癌后都将承受非同一般的压力，这种压力会导致很多人崩溃。

我见过因为不堪重负而自杀的患者，也见过自杀的患者家属，直到今天，我仍然需要不断地在他们中间做自杀干预工作。第一次遇到一个曾向我求助过的患者女儿自杀后，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走出她的死亡带给我的阴影。

所以我从接触癌友圈的第一天开始，便非常喜欢这个由癌症患者、患者家属和一群志愿者组合而成的很纯粹、很善良，又很积极乐观的组织。此后我源源不断地向寻求我的帮助的患者和患者家属推荐这个圈子，直到疫情发生后才没有继续，因为那时不但新浪网解散了博客群，癌友圈也不再有聚会了。

癌症患者和癌症患者家属需要这样的组织来提供精神支撑，癌友圈不但能够交流治疗信息，更重要的是一群同病相怜者可以走到一起抱团取暖。那些积极乐观的抗癌明星们一直都在鼓励着大家。我国的精神医学和心理咨询业现在都还处于较为薄弱的状态，癌症是能摧毁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重大疾病，我们其实非常需要更多这样的组织来帮助癌症患者和癌症患者家属。

山人校长以资深传媒人的身份在新浪癌友圈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大家公认他是领头雁之一。他的组织能力和亲和力为促进这个民间公益组织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以身说法的抗癌经历也给许多癌友和癌症家庭注入了信心和力量。所以他的生命意义得到了外延，他虽已和我们阴阳永隔，但他参与培育的这个癌友组织还会继续向前，他积极乐观的抗癌精神以及他与癌症抗战二十多年的经历，也都会成为癌症圈子中的一个象征性的标志。

人们会记得记者曹道君先生，也会记得抗癌大学（雁大）的领头雁广品山人校长。校长英灵不远，想必也能感知到老弟我为你撰写的这篇回忆文字，会在去往另一个世界的路上，一如既往地带着贵校老校长胡适之先生那种“朋友式的微笑”看着我们。

我已经见惯了死亡，也在与癌症相关的各个领域进行着不懈的探索。校长生前曾说过，我这个人比一般人能坚持，肯吃苦学习各种知识，迟早有一天，我会成为贯通中西医和精神医学的好医生。但惭愧的是，我深入到与癌症相关的多个领域进行了一番探索后，经常体验到的是一种令人绝望的悲伤。人类为了解决癌症这种顽症，已经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却收效甚微。

我反而觉得像校长这类人对癌症群体的意义更重要，在癌症未能被攻克之前，确诊为癌症后，患者和患者家庭如何保持较好的生活质量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去关注的重大课题。在我们这个时代，有约三分之一的人将死于癌症，一半以上的家庭要与癌症短兵相接。确诊癌症后，我们该如何应对？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自己或亲人的生死？我们该采取哪些行动去降低癌症的发病率？

对癌症的关注，绝不应该只局限于癌症的治疗。有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促进预防医学的发展。癌症发生后，患者和患者家属要遭遇的是令人精神幻灭般的打击，大家在遭遇这种打击时，普遍很少能够得到足够的来自亲友和社会的支持，与癌症相关的社会组织能够为患者和患者家属提供大量的支持，我们应该鼓励这样的组织的发展，做好人文关怀工作。

忝为山人校长的知交之一（他太有亲和力，知交太多了，我这样的小老弟不算老几），我相信促进社会各界关怀癌症群体，一定是山人校长的重要遗愿之一。我已经过了不惑之年，半年前的一场车祸差点让我一命归西，如今的我对生死看得很淡。山人兄的去世虽然令我难过了一会儿，但同时我也为山人兄能离苦得乐，得到解脱而感到高兴。

到了终末期，癌症患者的灵魂被囚禁在一个痛苦的躯壳里，当此之时，死亡是一种比苟活着更好的选择，山人兄想必也已看淡和放下了。但即便我们这些人都看淡了生死，放下了对生死的执着，我们都还是盼望着这个社会能够变得越来越美好，人间能变得越来越和善，对深受疾病之苦的人能多些人文关怀。因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们还要生活在这个社会之中，我们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对人类的后代都还有爱。我们盼望着我们受过的苦，他们不再承受。

学习的医学和生物学知识越多，我看待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越趋近于中性。何谓中性？大概就是不想做任何道德和价值评判。以前我也曾经有一套善恶是非的标准，如今这套标准渐渐地越来越淡，以至于无限的趋近于无了——之所以说是无限的趋近于无而不是完全的无，是因为几十年的惯性作用，偶尔条件反射式的有那么一瞬间会对当下发生的事情有评判。但很快理性就会告诉我，这样做是不对的，也是完全没必要的，是在犯错和自寻烦恼。

在一个医生的眼里，这世界上几乎不存在无病之人。我们了解的病种越多，我们识别其他人身上存在的身心疾病的能力就越强。常人所看到的是是非非和善善恶恶，在医生眼里可能就要与某种疾病的病理反应挂钩。

一个人焦躁易怒或畏惧退缩，我们会想到TA的神经系统可能受到损害而不是想到TA的人品存在什么问题。这就像看到一个人弯腰弓背，表情痛苦时，我们可能会想到TA的脊椎或腰椎受到损害了或阑尾炎发作了一样。看到杀人犯的新闻，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去想为什么这个人会发展为杀人犯，是他继承了反社会人格的基因还是因为他在儿时受到了虐待以至于有暴力倾向？

继续深入学习和接触各种人后，这种对疾病的刻板的认识也渐渐的淡化了。因为如果你想更深入的了解各种身心异常反应，就要深入到各种各样的“患者”群体之中，去倾听他们的心声，理解他们的脑回路。久而久之，就会与他们产生同理心，理解他们真正的感受，并不再希望以一种“他者”的视角去评判他们。每个人在自然规律的作用下，都有其自己的一套生存法则和行为逻辑，这些是生物对环境的反应，尽管有时令人难以接受，但也情有可原，因为它们不是人的自由意志能左右的。

当然，理解他们真正的感受并不代表我们能走进他们的内心，获得他们的信任，以及与他们建立起较好的关系，帮助到他们。有些身心上的问题从客观上是无法被解决的，这些问题带来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也是无解的。比如偏执型人格障碍患者根深蒂固地对这个世界缺乏信任，它又像其他的A类人格障碍一样，是几乎不可被治愈的。再高明的医生也无法帮到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是尊重自然规律，不去做强求性的改变。

我如今不愿意给患者贴上任何标签，我想将来医学更发达点，或许可以用不同的生物学特征这类字眼来代替疾病这种专业词汇。因为事实确实如此，所谓的“病人”与那些所谓的“健康人”（实际上世上几乎找不出来一个完完全全的“健康人”）相比，只不过是存在某些不同的生物学特征而已。比如说癌症患者只是其身上有一部分的体细胞凋亡的方式不同于非癌症患者的细胞，再比如说精神障碍患者也只是脑部结构存在一些不同于多数人的特征，这些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一些生物学特征。

我之所以希望用这种眼光来看待“疾病”，是因为我希望从心底里去把各种各样的病患中性化。因为有许多疾病都存在污名化的现象，这种污名化现象导致病人受到了恶意的对待。现代医学的发达促进了大家对各种疾病的深入了解，但与此同时也造成了许多新的精神问题。一个被诊断为癌症的人拿到诊断书的那一刻就像被雷电击中了一样，一个双相型情感障碍患者被诊断出来后，身边多数人也会从此把他当另类孤立起来。

我们谈医源性的伤害，大多数时候指的是手术刀、辐射线之类的对身体有破坏作用的东西给身体造成的伤害。但我们忽略了一个最大的医源性伤害，那就是随着医学知识的普及，许多病人和病人家属在了解自己的疾病之后，出现了继发性的心理障碍。他们对疾病的恐惧心理严重的破坏了他们的生活，他们身边的人对疾病的一知半解也导致这些患者们从此可能不得不活在歧视之中。

我遇到大量的恐癌者，他们反反复复陷入惊恐与焦虑之中，生怕自己得了癌症，反复做检查——有些最后真的因为检查时受到的辐射过多而得了癌症。我也遇到许多患者家属咨询我癌症会不会传染（正确答案是癌症不传染），因为他们家人中有人得了癌症，他们害怕被传染，从此与患者形成了一层以前不曾有过的隔阂。还有一些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属在得知自己的亲人患了精神疾病后，开始有意识地与病人保持距离甚至抛弃他们，使得他们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我想这个社会要想不形成新的歧视与隔阂，最终还是需要人类共同把各种身心疾病问题中性化，把它们归类为生物学特征，而不是疾病。实际上，大多数疾病本质上就只是异常的生物学特征导致的对环境的不适应。

举例来说，反社会人格者的基因和行为方式几乎就是天生的，他们无法与这个社会相融合是一种巨大的不幸，他们自己也不愿意继承这种不好的基因。我相信将来有一天人类的文明会进步到对“罪犯”也怀有基本的同情心，废除死刑，尽可能地创造条件避免他们伤害其他人。人类的医学将来也有望发展到在人出生之前就利用基因剪辑技术，把那些严重影响个人幸福和社会安定的基因移除的程度。

从人道主义立场来看，许多罪犯最应该被送入的是精神病院而非监狱。当然，现阶段的精神病院的自由度和舒适性未必比得上监狱，而且现代精神病院也会要求病人做些力所能及的手工，这与监狱里的犯人们要踩缝纫机很相似。犯人进监狱坐了几年牢可能就出来了，但许多精神病患者进了精神病院，一辈子都可能出不来了——他们要走出来，需要医生和家属同意，而非法官判决。

大多数疾病是人类这个物种在进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的基因多样化现象。人类的肤色、相貌都会有很大差异，其他方面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异又何足为怪？每个生物的身上都存在遗传和变异现象，我们既像我们的父母，又不像我们的父母。我们从我们的父母身上继承了许多基因，但我们在自己的生活环境中又发生了许多变异。有些变异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和幸福，有些变异不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和幸福。这些变异导致我们每个人都存在一些突变型基因，只是有些突变型基因不致命，另一些则可能会危及我们的健康和生命而已。

当我们从科学的视角而非道德的视角去看待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变得心平气和。我们不会因为某些人的生物学特征所致的种种与我们不同的行为而生气，我们知道这些只是他们的生物学特征所致的各种自然现象。如果这些现象可能会对我们自己造成伤害，我们可以采用一些应对措施保护好自己就可以了，完全不必因为这些现象产生不好的情绪反应。

当知识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我们的认知和心态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我们不再会以简单的是非善恶的标准去衡量他人的各种行为，我们会深思这些行为背后的生物学机理和自然规律，这会让我们不再容易愤愤不平，也不再容易冲动。我们会更理解别人的行为，更同情别人的不得已之处，这会帮助我们与外界和解。人一旦与世界达成了和解，也就不会再那么痛苦了。

我家附近三级甲等医院很多，其中颇有一些医院是外地患者来北京就诊时的首选。我们一家都办了北京市的医保，过去总觉得自己得了很多外地患者享受不了的医疗福利。但最近我们回顾了自己一家人以及住在我家附近的一个老同学一家人在我们这附近的某家知名三级甲等医院就医的经历，发现真正被这医院解决的问题不到我们遇到的问题的五分之一，大多数时候都是一再误诊与毫无疗效。

这让我感到既吃惊又失望，扪心自问，全国各地向我求助的患者在我这里得到的有效的帮助可能也不多。学医到现在，我对医学的作用常常持怀疑态度。不但癌症这类非自限性疾病难以治愈，绝大多数自限性疾病也很难靠医学来解决，起码我自己的很多问题是靠休息来缓解的，缓解不了的，时间长了，自己也适应了这些疾病，学会了与之共存。

我并不认为这种现象只在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存在，通过我认识的患者，我对像美国、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的医疗状况也知道一些。有些我熟悉的患者到发达国家去治疗，整体的治疗效果反而不如在国内，不但他们的癌症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他们出现的一系列的常见临床症状也得不到缓解，反而是他们在国内治疗的时候，因为与医护人员之间不存在语言沟通障碍，治疗效果更好。

这不是说没有幸运的患者的病能够被医生们治好，而是说在现实中，太多的患者处于无效治疗的状态。找医生看病花了钱，但是病却治不好，这是现实生活中的常态。可能绝大多数的年过四十的人都需要与一种或多种慢性病长期共存，适应带病生存的状态。我自己是与多种慢性病共存了很多年的，虽然我仍然在努力学医，但始终还有一些自己的健康问题是我解决不了的。

无论是现代医学还是传统医学，其最大的作用大概都只不过是对症支持治疗而已，对症支持治疗说白了只是一些缓解患者痛苦的暂时性手段。缓解患者的痛苦不等于治好了患者的病，我们常常说治标不如治本，但老实说能确切的治本的医学还没问世，真正在发挥治本作用的是大自然。

我们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免疫系统和自我康复能力可以帮助我们根治掉一小部分疾病，这些算得上是治本了。这类能自我康复的疾病，我们习惯的称之为自限性疾病，这些疾病的康复是我们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最优解。但还有许多疾病是大自然也无法解决的，这类疾病就是我们常说的非自限性疾病。患者罹患这类疾病，最终基本上都要与疾病长期共存，医学能在患者最痛苦的时刻减轻患者的痛苦就已经不错了。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医学也并非一点作用都没有，只是它的作用远没有我们期待的那么大。

所以我现在学医，变得现实了许多，我就老老实实的学习一些对症支持治疗的技巧，不去奢求治愈。治愈自限性疾病的是自然规律，不是医学技术，非自限性疾病绝大多数又是治愈不了的，每个被治愈的非自限性患者都是幸运儿，他们的疗效就像买彩票中奖了似的有运气因素存在，医生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我特别喜欢韩国一个医生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治愈患者的是上帝，医生只是在患者与上帝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

我现在也特别害怕那些满怀治愈的期望来找我的患者和患者家属，经常有患者问我，你治愈癌症的成功率是多少，我会告诉他们无限接近于零。我从不觉得那些偶尔治愈的患者真的就是我治愈的——况且，他们的一生还很漫长，未来是否会复发属于不可知之事，所以从医者的角度来说，更科学和更理性的态度是慎言治愈。我们鼓励患者积极乐观，期盼奇迹，但不能夸大失实，误导他们。

更重要的是，理性地认识到我们自己只能带病生存，尽量延长生存期和改善生存质量，并学会适应疾病，能让病人和病人家属避免盲目决策，实际上这也能最大程度地造福患者。得病了，与其给病人虚假的安慰，不如给病人理性地指引。让病人认清现实，学会与疾病共存，能最大程度地延长病人的生存期，减轻病人身体上的痛苦和心理上的煎熬，也能让病人少花许多冤枉钱——医疗是个无底洞，不知道多少人把全部身家填进这个无底洞中，最终人财两空。

有一本中文译名为《病者生存——疾病是如何延长人类的寿命》（英文书名《(Survival of the Sickest》）的书，我常常推荐患者朋友们去阅读。它的作者是美国神经遗传病学和进化医学博士沙伦·莫勒穆和美国白宫的高级顾问乔纳森·普林斯，这本书是从进化医学的视角去看待疾病。虽然阅读它并不能帮我们治愈我们的疾病，可是却能让我们学会如何与那些不可治愈的疾病共存。与寻求治愈相比，学会与疾病共存既现实又有用许多——药物治愈不了的疾病，的确需要用思想来辅助治疗。

昨天，我的一个胃癌患者的儿子给我发了他自己的一份体检报告，咨询我他下一步该怎么办。彩超结果显示他的甲状腺有多发结节，大者已经超过1cm，结节的形态不规则，考虑为C-TIRADS 4b类结节。我告诉他这需要穿刺做病理，先确定这个结节是良性还是恶性，然后再做打算。

TI-RADS分级是根据甲状腺结节增大的程度和甲状腺恶性肿瘤的风险进行的一种分级，3级以下为良性，3级有2%的可能是恶性。4级很敏感，4级又分4a、4b和4c三个级别，4a类结节有10%的可能是恶性的，4b的恶性概率约为10%到50%，4c的恶性概率约为50%-90%。所以TIRADS 4b类的甲状腺结节需要穿刺活检，通过病理检测来判断是良性还是恶性。若为恶性，应尽早制定综合的抗癌方案。

这个患属只比我大两岁，今年2月19日他还带着他的母亲到北京来看我。他的前同事的父亲四年前确诊为胃癌后不愿意进行西医治疗（因为患者的老伴确诊为肠癌后采用西医治疗，生存期不到半年，这对他整个家庭此后的医疗决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找我治疗过，治疗的效果很好，复查时肿瘤已找不到，生存状态至今都很好。所以他和他的母亲很信任我，千里迢迢的从丹东到北京来见我。

万万想不到的是两个月后，他自己的体检结果会是这样。他只比我大两岁，他对他的母亲很孝顺，他母亲是在2018年查出胃癌的，这些年他一直带着母亲四处求医问诊。我们虽然没有详细地谈论他过去五年的经历，但是我从他母亲一大堆的体检报告和住院报告中是能够知道这对相依为命的母子在过去五年过的是什么生活的。

因为他正在经历的一切，我也曾经历过。只是我比他幸运一些，我在照顾我母亲的时候虽然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身体也拖垮了，但是没有到他这么严重的程度。我和他，两个年龄相仿的中年男性在这种时候真是不知如何交谈是好。在指导完他下一步该如何做后，我想说几句话安慰一下他，但是又觉得语言真是太苍白了。只能对他和他母亲的不幸表示惋惜，他的答复也很简略，仅说了“人生”二字，千言万语，无限感慨，都浓缩在这两个字中。

这就是人生。“人生”二字蕴含的滋味是什么，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尤其是对癌症患者和癌症患者家属来说，人生的酸甜苦辣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说出来又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呢？

我已经遇到太多陷入困境中的癌症家庭。疫情前，我的一个肺癌患者的老伴和女儿相继诊断出膀胱癌和脑瘤，全家覆没。当他们全家人的检查报告都放在我眼前的时候，我的心沉甸甸的，很不好受。我用我个人的影响力，为这个家庭募捐了几十万人民币，我自己也分几次捐了几千块钱给这个家庭。虽然只是杯水车薪，但也算是给这个陷入巨大不幸的家庭带来了一些实际的帮助，更重要的是，这个绝望的家庭在那一刻振作起来了。

不幸经常会接二连三地打击同一个家庭，前不久向我求助的一个神经母细胞瘤患儿的母亲，自己肾衰竭了。她请求我帮助她解决肾衰竭的问题，我没有这个能力，只能建议她到肾内科去。我看到她和她孩子的体检报告时，内心也很难受。我提出免除她孩子全部的诊费和药费，并且向她提议，用我的个人影响力为她的家庭募捐。

遇到特别困难的家庭，我偶尔会通过个人的影响力募捐，一次还是能募到几十万善款的，只是我轻易不动用读者和病友们对我的这份信任。有很多病人都值得同情，但是我的时间和能力很有限，所以只能优先照顾那些实在走投无路的病人。我的这些提议都被她婉拒了，这是一个很坚强的母亲，她只接受减免部分费用，她说如果我完全不收费，她今后将无法开口向我求助。至于募捐，她暂时不想接受。有些癌症家庭虽然陷入困境之中，但却依然自立自强，这令我极为钦佩。

在肿瘤患者和患者家属这个群体中，我们能够见到的真的是最悲惨的人生。绝症是命运之神下给人类的判决书，自收到这份判决书后，绝大多数患者和患者家属都会陷入抑郁、绝望与痛苦之中。肿瘤医生的职责不仅仅是要延长他们的生命，还需要把他们从这种抑郁、绝望与痛苦之中拯救出来。

我正处于近乎脱产的学习状态之中，这种状态要持续五年以上，可能要到2028-2030年才会结束。我对自己目前的水平和能力是不满意的，我希望通过数年的脱产式学习，提升自我，掌握更全面的医学知识，给癌症家庭带来更大的帮助。太多的癌症家庭陷入的不只是健康困境，还有经济和精神困境，他们需要最经济实惠而又有效的抗癌方案。一个医者只有掌握最全面的肿瘤医学方面的知识，才能给癌症患者制定出真正有价值的，又最经济实惠的抗癌方案，所以我们要不断提升自我。

绝大多数的癌症都是不可治愈的，带癌生存的患者们和他们的家人未来的人生之路是医生应该考虑的重要的问题。良好的医患关系建立在医生和患者彼此信任和理解的基础之上，医生要想得到患者的理解和信任，首先得有专业的技术素养和为病人及病人家属着想的职业良知。当一个人的人生因为疾病而变得阴沉灰暗时，与他们接触的医生若缺乏同情心和同理心，就很容易酝酿出严重的医患纠纷，许多医患纠纷的悲剧都是这么造成的。

我儿子不太想学医，我对他的选择表示理解和支持。我自己年轻时因为家庭贫困，家人体弱多病，在街头流浪过，睡过桥洞和候车室，甚至要过饭，深知底层人民之苦。这种人生阅历能帮助我在医疗活动中，对陷入困境中的癌症患者和癌症家庭产生天然的同情心和同理心。

所以我常常对家人说，我走上医学这条路是天意如此，我儿子生活在一个中产家庭中，他是体会不到我能体会到的这一切的。没有相似的人生体验，又怎能与我们要服务的对象产生心灵上的共鸣与共振呢？因为同样的原因，我不相信现在正火爆的AI技术能够替代得了医生，尤其是对病人们的人生感同身受的医生，因为医疗永远都不会是干巴巴的技术性问题。

昨天跟父亲视频时，父亲跟我说，村里有些年轻人春节后出去务工，现在又回村了。因为今年外面的活儿不好找，能找到的活儿工资低，四五十块钱一天的工资，在外连基本生活都难维持。父亲又说，最近，我们那里出现了他一辈子都没见过的景象，乌鸦铺天盖地地飞来，遮云蔽日。鄂东地区以往很少有这么多的乌鸦，这是气候反常的迹象。人类活动给地球造成的气候危机，让敏感的鸟类不同寻常地迁徙。湖北等地去年遭遇特大干旱，长江都干涸了，村民吃水很困难，庄稼收成很差。春节我们回家过年，家里的水井打不出水。这都是很少见的极端气候事件。很少见的鸟类突然多起来了，可能是去年干旱的结果，也可能预示着今年的酷暑季节气温会更高，天气会更干旱。父亲对我说，儿子，你今后不要只研究癌症，也顺便帮帮人家解决一下其他问题。好多病人很可怜，能帮帮他们时就帮帮他们，很多家庭现在承担不起治疗费用，尽量帮人家节约治疗费，就当积德吧。吾父年近八旬，在这灾害频频的年代，生此悲悯之心，耳提面命，教诲我怜悯苍生之苦，这令我很感动。他终于能理解我为何如此酷爱医学。父亲年轻时有机会从家族中的长辈那里继承医术，我村最好的一个骨伤科老大夫喜爱父亲的聪慧，认为他是本村最能继承其医术者。只是我父亲要养家糊口，不肯从其学医，而是去学了其他手艺——当时的乡村医生看病都是分文不收的。学医之人最大的任务就是修补他人破碎的人生。灾难、疾病和社会上的种种不公，导致许多人的人生破碎，身心受损，唯医者能减轻他们的痛苦。许多人学医，首先是因为自己和自己挚爱之人遭受身心之苦，才萌生了学医自救和救人的念头的，然后才将这救死扶伤的心愿拓展至其他人身上。我的前半生嫉恶如仇，矢志维护人间正义，对那些滥用暴力和职权给他人制造痛苦者，恨不得手刃之。这多少与我母亲有关，我父母早年为了供我兄弟俩读书，在外经商，被一些贪官污吏盘剥，母亲还遭到殴打。这让我特别希望长大后为他们这样的人伸张正义，至今我仍然痛恨滥用暴力和职权者。我一生不畏强横，遇到暴力分子和腐败分子，总以不惜与之同归于尽的勇气，与他们周旋到底，从小到大都是如此，所幸的是屡屡得胜。实践证明无论何人都怕亡命之徒，当一个人无惧一切又不顾一切时，其他人就不得不屈服。三十岁前后，我毅然放弃一切，改而学医，也与我母亲有关。母亲遭疾病折磨数十年，苦无良医可救其苦厄，终至于抱病撒手人寰。父亲在母亲亡故后，每次提起自己当年未能学医之事，都很感遗憾。除暴安良和悬壶济世是父亲的两大夙愿，也是我的两大夙愿。我现在从医，得到了不少患者的认可，这让父亲多少感到安慰些。人毕竟只有一条命，以一己之力除暴安良，所能帮助的人是有限的。但学医之人却可以救许多人，尤其在灾年，学医之人能发挥的作用更大。疾病是永恒存在的，人这种多细胞生物，身上有数十万亿细胞，每个人身上的细胞数约为地球总人口数的万倍，总会有一些细胞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出问题。一有难以治愈的疾病，很多人的人生就彻底毁了。痼疾对人的伤害比暴徒更厉害，暴徒的伤害可能只是一次性的，痼疾则时刻伤害着人体。学医救人，也是与暴徒作斗，只是这暴徒是疾病。父亲的教诲我自当遵循，一个时刻不忘教育自己的孩子与人为善的父亲是这世界上最好的父亲。我遇到的很多父母是教育自己的孩子不择手段，罔顾他人死活，捞取个人利益的。这样的父母最终害得子孙遭祸，因为父母为子女铸造的性格最终会决定他们的未来。这世间的争斗无不是因为利己和利他行为引起的，利他以利己者，少祸多福；仅利己而不利他甚至害人者，少福多祸。虽然我有心听从父亲的教诲，但也自知能力不足。只能一边从医，一边继续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水平，尝试着按照父亲的教诲，帮助更多人解决他们的痛苦，修补他们破碎的人生。我们自己的人生破碎过，尝过这种滋味，便不会忍心看到别人人生破碎而坐视不管。我历年来其实也并不是只收治过癌症患者，对熟悉的人所患的其他疾病，我也是治疗过的。只是我知道自己并非万能的，所以对自己研究不多的疾病，不敢多碰。担心浪费了患家的钱财，耽误了他们，自己也落下埋怨。只是在患者屡经其他医生治疗无效时，才硬着头皮给人试一试。我父亲这种叮嘱也是有道理的，一个人学医，不应该学得太片面。尤其在这种气候危机和传染病多发的年代，许多疾病不但让我感到棘手，也让其他医生感到棘手。每个医者都往后退缩，就没有人照料患者了。就像新冠后遗症，现在很多医生都怕接手，我也怕。因为这个疾病是新出现的，没有现成的可以参照的治疗方案，容易给医生造成压力。但有些患者的后遗症非常严重，以至于患者无法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不治疗也不行。过完年后，陆续有一些感染时间超过半年以上，仍然很痛苦的早期新冠患者找我治疗他们的后遗症。这个群体不被社会所重视，实际上受新冠后遗症折磨，以至于丧失劳动能力，人生破碎，活得很痛苦的人不在少数。总得有学医之人与这些患者站在一起，帮助他们，和他们一起与病魔搏斗的。我父亲的期望也是无数被疾病折磨得无处求助的患者的期望，医者有职责回应这种期望。医术的内涵很广，一切能缓解患者身心之苦的办法皆可称之为医术，从医者不应将自己的工作局限为单纯的技术性工作，更不能局限为只能缓解某种疾病部分痛苦的技术性工作。如果那样做，就背离了医生的社会职责。现代医学院所教育出来的大多数医者，可能都背离了这样的社会职责，只有一技之长，难以全面解决患者的问题。今天我们从医，未来我们的子孙不一定会从医，但他们肯定会有得病求医的时候。医生们代代相传的，或许更应该是我父亲所提的这种精神。以这种精神来从事医生这份职业，才能在医术上追求止于至善的境界，博采众长，精益求精，真正达到救死扶伤的目的。​

2023年1月30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报道提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不久前举行了一场全球伦理讲座，议题为“如何公平公正地分配医疗资源”，主讲人是美国医疗政策学者、奥巴马时期医疗改革顾问Ezekiel Emanuel教授。Ezekiel Emanuel教授说，长期以来，生物伦理学着重于研究个人知情同意权、临床关怀等议题。然而，全球新冠疫情爆发预示着生物伦理学未来必须更加注重个人、团体和国家之间的资源分配问题。当救命资源变得很稀缺时，医生和学者们不得不面对许多资源分配上的两难局面和伦理难题。这个问题能够被列为一个重大课题，说明我们这个时代，公共卫生资源已经稀缺到了不容忽视的程度。许多病人都需要医疗资源来缓解他们的痛苦和拯救他们的生命，但是他们却无法及时获取这些救命资源。疫情尚未结束，医疗挤兑的现象在各个国家仍然时有发生，医护人员疲惫不堪已成常态。很多病人无法得到及时的诊治，还有很多问题属于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暂无有效的解决方案，这种状况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就连新加坡这种号称医疗资源很发达的国家，每轮疫情高峰期，急诊病人都需要平均排队6-8个小时才能见到医生，其他国家和地区就更不用说了。在这样的时代当个医生并不容易，昨天我收到丹东一个神经内科医生给我快递的一箱子她们本地特产丹东红颜草莓。收到后和她说了几句感谢的话，作为同仁和朋友，我们倒是都非常理解此时此刻的对方。换在以前，我们可能会多聊几句，但是昨天她说了几句话后就告诉我，她已连续上了36个小时的班，要去补充睡眠了。这段时间神经内科的患者特别多，每年春节到清明节期间，脑卒中的患者都比平时多，今年加上新冠的影响，就更多了。连轴转基本上是这个时代的医生的常态，我素来很谨慎，我以前在一家医院工作时，一个退休返聘的主任医师对我说，虽然医生们都很严谨，但她当了一辈子医生，还没有看到谁比我工作时更严谨。在她看来，我在工作中出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这段时间我频繁出错，在生活和工作上都如此，因为我们已经没有精力像过去一样深思熟虑了。但病人并不完全理解这一点，有些病人恨不得连药店门朝那个方向开都要医生给他讲得一清二楚，无休止的占用医生的时间，至于其他病人的死活，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所以医患之间时有冲突发生。世卫组织统计的数据显示这三年全球超额死亡人数为2000万左右，这个数据令人触目惊心。一些国家报告的数据还不够真实，漏报了不少死亡人数，真实的超额死亡人数肯定比这个数字要高许多。医生和医疗机构在这种情况下该作何选择？拯救谁，放弃谁，谁能做决定？我记得2020年时，意大利的医疗界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意大利病人数量太多，许多患者只能在医院外的帐篷里躺着，呼吸机紧缺，需要用呼吸机的病人却很多，医生们面临着应该将这些救命资源分配给谁的难题。许多病人们的期待还停留在疫情前，他们希望医生们能够耐心仔细地为他们提供诊疗服务，回答他们的问题，但这种愿望是非常不切实际的。即便是过去素以温情著称的日本医生们，在疫情到来时也无法再像以前一样有余暇去温和有礼地为患者们服务了。疫情前日本医生的温情是建立在患者数量相对较少，医生们有大量的空余时间的基础上的。疫情比战争的破坏力大多了，每轮疫情造成的重病患者数量都很多，医生无论怎么透支自己也无法满足全部的社会需求。而医生和护士们也都是人，也需要休息。药品匮乏也让医生们失去了应对疾病的武器，不止中国存在药品供应不上的问题，疫情高峰，美国和新加坡的退热药照样紧缺。我在瑞士和澳洲的朋友，感染新冠和出现新冠后遗症后，都只能自己在家里硬扛，无法就医，因为预约医生的时间太难了。香港前段时间的数据显示，现在按照正常程序预约医生进行常规就诊，需要等待一两年的时间。有些晚期癌症患者如果按照这种方式来就医，还没等到见医生，就先去世了。我们在过去三年执行动态清零政策和现在放开后，都出现了不少因为无法及时就诊而去世的病例，这是个时代问题，无人能解决。渺小的人类在自然灾难前有许多无能为力的时刻，我们目前只不过是正处在这样的时刻而已。我认为在这样的时代如何分配医疗资源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无论如何分配都谈不上公平公正，总会有许多人因为缺少医疗资源而缩短寿命。因为一个常规的社会不可能，也没有财力去培养足够支撑传染病流行期的医疗需求的医护人员。放眼历史，任何一个传染病流行时期，医护人员都是紧缺的。而且通常传染病流行时期，最容易被传染病致病或致死的首先就是医护人员，因为他们最容易被感染。所以每轮疫情高峰期，医院都面临着大量减员的情况。能够解决这个医学伦理问题的或许只有时间，只有等传染病浪潮过后，社会才能真正的恢复正常，过去我们提倡的医学伦理也才能恢复过来。现在谈既​有高质量又能人性化的医疗，实在是一种奢谈。

清代名医徐灵胎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来形容自己给病人治病时的心情，我想绝大多数的临床工作者都会对此深有同感。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哪个医生不怕患者出意外呢？但医疗风险客观存在，医疗行为是一种可能给患者带来创伤和损害的行为。患者不治疗可能会死亡，治疗也可能会受损害，有些患者甚至可能死在手术台上。而且在治疗的过程中，患者也可能会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比如饮食起居不当，或气候变化导致患者突发其他疾病，瘟疫流行导致患者感染了传染病，或者有一些其他的可能给患者的身体健康带来风险的行为，这些随时都可能危害患者的健康，甚至威胁到患者的生命。所以密切观察，监测医疗过程中的不良反应或突发症状，权衡医疗措施的利与弊，是医生和患者时刻都要面临的问题。医生们都是越当越小心的。古人云，医不叩门，医生不能主动找患者，请求为患者治疗。因为万一治疗过程中出了意外，主动请缨的医生的责任更大，患者和患者家属怪罪起来，无法交代，也问心有愧。医不叩门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麻烦。因为这个原因，经常有熟人让我主动去联系他们介绍的患者，给他们治病，我从来都不会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做。但从事医疗事业，仅仅不叩门是躲不开无处不在的风险的，患者的体质差异，以及医疗本身存在的天然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都决定了我们在治疗患者的过程中，很难完全避开风险。风险固然不可避免，但是却可以尽可能的降低到最小。医患双方密切观察患者在治疗期间的变化，是降低医疗风险最有效的办法。患者要积极的向医生反馈治疗期间的各种不良反应，而且反应得越早越好，一有苗头就采取应对措施才不会酿成严重后果。医生也要耐心地从患者那里听取患者的反馈，并认真思考治疗期间出现的各种状况的原因，寻找解决方案，不能有丝毫含糊。守卫生命的责任很重大，患者的生命安全始终都是第一位的。我的一位老师在带我做临床的时候，经常向我碎碎念：患者安全，医生才能安全。她满头白发，做了一辈子的临床工作，这句碎碎念已经融入到她的血液中了。我以前不大理解一些有经验的医生宁可牺牲疗效，也要确保安全，开太平方的行为。觉得医生那样做，对患者不公平，会耽误患者得救的机会。但如今对这样的行为却非常理解，能稳妥安全地治疗患者时，就应尽可能稳妥安全，宁可见效慢一些，疗程长一些，也不要拿患者的生命来冒风险。除了小心谨慎，医生还要努力提高自己的见识和水平，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降低风险。一定不要学一点皮毛就自高自大，也不要有门户之见。从医者要广泛地学习中西医和生物学知识，博采众方，精益求精。医生这个职业，需要终生不断学习，既要专精，又要见多识广。我对当前许多中西医互相诋毁的行为是不认同的，西医要学点中医，中医也要学点西医，中西医都要好好学学生物学和其他的基础科学。这既是对患者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只有多学习，才能有更好的识别疾病的能力。我们在临床工作中要有识别疾病的能力——有些疾病是我们所擅长的，可能就好识别，但是有些疾病不是我们擅长的，就不太好识别。如何提高识别疾病的能力？这要多阅读文献，多学习其他医生的经验，学得越多，临床识别能力越强，临床过程中出事故的概率就越小，服务的患者和医生自身也就越安全。如果我们不了解疾病，就可能误诊或漏诊——临床误诊率是非常高的，有统计显示，门诊误诊率超过50%。大量的医患纠纷是因为误诊和漏诊产生的。所以降低误诊率和漏诊率，不但能够及时的帮助患者解决他们的问题，也能提高医生的职业安全系数。即便一个医生能做到以上的这些，可能在他一辈子的职业生涯中，还是很难完全避开风险。因为在医疗行业里，不存在100%的安全，也没有百战百胜的医生。这就需要社会大众提高科学素养，了解医学的特性，能理解医疗工作的不易，对医生多一些宽容。唯有如此，医患关系才有可能更和谐，医生也才能更好的成长，更好的为患者服务，帮助患者守卫他们的健康和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