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汹涌，舆论沸腾，世界各国政客们甩锅的甩锅，说谎的说谎，自吹自擂的自吹自擂，新闻看得令人作呕。作为一个小老百姓对这一切无可奈何——我们空有不满之心，但是却又几乎什么都改变不了。我们只是这个时代里一个个渺小的众生，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微不足道。

疫情和经济衰退给我个人带来的最大的好处是我终于有了更多的属于自己的空闲时间。为了远离令人生厌的政治新闻，我关了电视，也不怎么上网，经常骑着车往山里跑。

我住在离北京西山不远的地方，我家离海淀的香山、石景山的八大处和门头沟的群山都不远，无论是骑自行车还是骑电动车到这些地方都很方便。现在我的工作量较之前减少了差不多一半，一周能往山里跑两三次。

我以前特别想闲下来过过山民的生活，只是总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现在终于可以静下心来细细的品味这天高云淡的人生了。山外的是是非非离我越来越远，山里的清凉世界让我的心也安宁了许多。

我经常一个人骑行进某座山里，饱览一顿美景后，对着群山发发呆或看看书，甚为惬意。唯一的遗憾是少了个游伴，不像苏轼和张怀民一起夜游承天寺时，还能发出“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的感慨。

苏轼是个豁达的人，他笔下的生活令人神往。中国古代的文人墨客大多和苏轼一样喜欢寄情于山水，所以他们的田园诗写得很好，山水画也画得很好，这算是老天给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们的一种精神补偿。

几千年来，由于封建政府对知识分子的控制和打压，中国知识分子们活得很憋屈。大家空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为往圣继绝学”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宏大誓愿，却一个个受制于体制，很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大多被迫无奈的成了体制内俯首听命的乖宝宝。偶尔有个把从体制内逃出来的文人——像嵇康和李贽这样桀骜不驯的风流才子，却也因为意识形态问题触怒了当权派而死于非命。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要想逃脱皇帝和权臣们的监视，还真不容易。古代知识分子们命苦如此，若再不寄情山水，简直就了无生趣。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们阿Q式的自我安慰，隐遁山林的知识分子大多是一些不得志或不能适应体制内生活的人，皮里阳秋的庄子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倘若他们能够生活在一个可以“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社会里，不用“低眉折腰事权贵”，他们真的会选择隐遁山林吗？我个人是持怀疑态度的。

政治压迫也并非一无是处，受了政治压迫的中国先哲们在人文哲学上收获颇丰。中国先哲们对生命的终极思考充满了智慧，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闪光的地方。中国哲人对人生和世界看得很通透，对生死很达观，达到了“物我无别，生死一如”的境界。中国人对境界的追求情有独钟，这是西方人难以理解的，在他们看来这种追求虚无缥缈，是属于神秘主义的。但是中国人知道，境界不同的人的生活质量是有天壤之别的。

陶渊明用“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不复独多虑“这样的诗句来表达自己对生死坦然的态度。这种态度很有代表性，从孔子以降，中国多数知识分子都是无神论者，中国哲人是无需借助宗教的力量来帮助自己战胜对死亡的恐惧的。因为他们对死亡根本就不恐惧，他们像庄子一样达观，视死亡为回归到大自然这个终极的家。

中国的知识分子活得很实在，无论贫富，都能自得其乐。自古至今，中国读书人安贫乐道者不计其数，在生活方面，他们是很惬意的。中国古代不但有陶渊明这样快乐的隐居者，也有李渔这样的玩家和苏东坡这样的吃货，还有留下苏州园林的文雅的达官富商们，他们的生活充满了诗情画意。至于像颜回这样的深居陋巷仍然不改其乐的则更是多得难以胜数。

罗素先生到了中国，看着中国人生活得悠闲自适，颇有情调，彷佛一下子就找到了知音，激动得不得了，迫不及待的向西方人推荐中国人的这种不紧不慢的生活态度。那时候的西方就像今天的中国，人们热火朝天的赚钞票，完全没有闲暇时间去享受生命。

只是假如罗素先生看了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和《囚山赋》的话，不知道罗素先生是否还会这样激动。同一个柳宗元写的同样的永州的山水，《永州八记》展现出来的是一副岁月静好的画面，而《囚山赋》则处处透露着作者内心深处难以遏制的抑郁和悲愤之情。

柳宗元之抑郁和悲愤并非为他自己——当柳宗元和刘禹锡同时被贬，看到刘禹锡要被贬到条件艰苦的贵州遵义时，柳宗元竟请求皇帝让自己和刘禹锡互相交换一下，自己代替刘禹锡去受苦，有如此高尚的道德情操的柳宗元之抑郁和悲愤又怎能是因为他的一己之私呢？

多数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像柳宗元一样，在无奈的现实面前克制和隐藏着自己内心深处的痛楚。要说他们没有政治诉求那绝对是胡扯，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受前贤们的精神感召，他们希望”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慨然以利国利民为己任。

只不过向来对皇权看得很重的大一统的中央政府是不会允许他们有太多的个人想法的，尤其容不得他们对皇权的稳定构成威胁。皇帝需要他们为朝廷办事，但是又对他们极为戒备，为了政权的稳定随时都可以牺牲他们。皇帝们理想的臣子是那些必要时可以牺牲自己，同时又时时刻刻能为皇权的稳定而歌舞升平的人，这样的人是最理想的御用文人。

而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则一方面希望知识分子们替他们请命，为他们发声——因为知识分子是夹在普通百姓与皇权中间的一个阶层，既可以接触到皇权，又可以接触到百姓，可以为百姓请命；另一方面一旦知识阶层发动的改革可能威胁到老百姓，让他们稳定的生活有被破坏的危险时，这些老百姓们又会对知识分子们大加挞伐。所以在中国，改革者的下场有时是非常惨烈的，大声疾呼有双重风险。

张岱年先生在其《传统文化的反思》一文中写道：“我认为文化的内容包含不同的层次，至少有两个层次，一是高层文化，即学术思想，包括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等；二是底层文化，即社会心理，包含大多数人的通俗观念。中国传统的高层文化的核心是儒家和道家的哲学思想。中国传统的底层文化即是世俗的价值观与二千年来小农经济所养成的风俗习惯。在历史上，哲学家的思想与社会中一般人的意识，既互相影响，又有很大的区别。二者往往有很大的距离，例如，儒家宣扬‘安贫乐道’，道家更是唾弃富贵荣华，而一般人所追求的还是富贵荣华，升官发财。”

张岱年的这个总结一针见血，部分热血沸腾的知识分子很容易成为社会各阶层利用的对象，一旦大家看到了他们身上的某种东西可能对自己有利或者有害时，那这些人就高度危险了。

所以从古至今，中国知识分子从骨子里又都对无情的政治很厌倦，时不时的想”倦鸟归林“，希望回归故里过着与世无争的耕读生活。

苏轼从四十岁开始，便不断的给皇帝上疏，口口声声的称自己年纪大了，身体越来越不行，要告老还乡。乌台诗案后，陷入文字狱（文字狱真可以算得是中国人的第五大发明，以之对付政敌无往而不胜）里的苏轼看穿了政治鬼把戏后更是如惊弓之鸟，巴不得早点儿脱离政治，过着“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自在生活。只是上船容易下船难，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们除了“学而优则仕”，并无太多的出路，这才有“人生识字忧患始”的感叹。所以苏轼直到死，也不能完全“忘却营营”，终其一生，都无法“夜阑风静彀纹平”。

苏轼一辈子都活在牢笼里，苏轼只能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自得其乐，苏轼的自由恰如胡适晚年的感悟一样——不觉得不自由，也便是自由了。

按照胡适的这个标准，人一生能享受到的自由时光实在太短了，只有身与心都能由自己支配才能算得上真正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时光又能有多少呢？所以一个人能灿烂时还是应该尽量灿烂，莫要到了老弱病残时空余恨。

我生活在中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我身上的东西也很复杂。我有时会热血沸腾，有时又会胆战心惊，有时能平静如水，有时又愤懑填膺。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终于也学会了回归自然，在山水之中自得其乐。

近日游山玩水时写了一首小诗，谨以此诗为本文结个尾：

青山绿水常自在，蓝天白云不参禅。

世人烦嚣无休止，虫鸣鸟啁乐陶然。

送儿子上学的路上，我对儿子说，爸爸很抱歉，多年来和这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一样懦弱和自私，对社会上的种种不公作壁上观，对社会制度的改进毫无建树，所以没能给他们这代人创造一个美好的社会环境，以至于让他们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在惶恐不安中度过。

我鼓励他将来寻找一片他自己愿意去那里生活的乐土，我的职责是为他提供他需要的成长条件，哪里有他想要的幸福，哪里就是他的家乡。他是新时代的地球人，不是民族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要有开阔的心胸和眼界。

我是他的父亲，我坚决的保护他不被任何人和机构洗脑，不让他成为没有独立灵魂的工具。我保护他的方法就是培养他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我要把他培养成一个既有自己灵魂又有生存智慧的人，有勇气也有谋略，而非一个很容易被人蛊惑的缺乏思考能力的人。

我希望他长大后能生活在一个大同世界里。

我对未来保持乐观的态度，我相信这世界会向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我们今天还很不满意的世界会在不远的将来发生很大的改变——但这需要我们努力去推进社会的发展。

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人类在历史上从未像现在这样的通过技术实现互联，技术的日新月异会让信息在这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中自由流通。我们有自己的鉴别能力，任何人试图用谎言来欺骗我们都会是徒劳，我们会用自己的智慧去开创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未来的世界将不同于过去和现在的任何一种社会，人类的智慧和勇气会帮助我们战胜种种困难，我们终将生活在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里，不再会因为有些人的贪得无厌而不得不忍受不公和恐惧，也不再会因为愚昧和无知而充满暴力和偏见。

我们要好好的活着去享受这样的未来，我们也要努力而智慧的奋斗去创造这样的未来。人类从蛮荒时代走到今天，我们这个族群的生存史是一部艰苦卓绝的奋斗史。在这条奋斗的道路上，我们还没有取得最后的成功，还需要一代代人继续前赴后继的努力。

我相信这一天并不遥远，也许在我有生之年我是能够看到世界进入大同状态的。到那时我们的社会大众会有共同的价值观，并自愿而非被迫的在这种共同的价值观的指导下和谐相处。

我不会与这个社会上的不公合作，也不会向任何不义的力量屈服，终我一生，我都会对外发声。也许我不会激烈到要去抛头颅洒热血的牺牲自己，但是我不会对不公平的现象坐视不管，任由那些靠侵犯其他人的利益生存的人继续猖狂。

我还是年轻人，而非老态龙钟的人，四十岁正当年，一点也不老，我还有足够的活力去奋斗，也许到了八十岁我还是喜欢奋斗。我不指望其他人为我和我家庭的未来奋斗——每个人想要什么样的生活都需要靠自己奋斗。我一定要挣脱这社会试图束缚我的所有牢笼，自由自在的飞翔在我自己的蓝天下，不允许任何人侵犯我的尊严和利益。

我也鼓励我的同龄人们对未来保持信心，我相信大多数的同龄人和我的想法大同小异，因为我在实际生活中也接触过很多人，我从与他们接触的过程中能够感知到他们内心深处的渴望。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阻挡千千万万个众生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让我们一起努力吧，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子子孙孙一定要生活得比我们更幸福，我们要为他们将面临的未来世界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因为这个原因，我不愿意再无所作为，我要和那些与我有共同愿望的人们团结在一起，成长为一股新的力量，一起抵制那些试图消灭我们的梦想的人的威胁。

唯有我们觉醒了，愿意为我们自己的未来努力奋斗，我们才能有成功的希望，我愿意为实现理想去奋斗和等待。那些腐朽的力量会在历史的进程中被埋葬，人类的阳光时代也必会到来。只要我们内心足够勇敢，就没有人能使我们屈服。

上午我送孩子去上学，送完孩子后就想出去走走，于是骑着电动车往西山方向去了，乱转了一大圈后到了西山森林公园。由于防疫的需要，进公园要出示健康码和测体温，手续太繁琐，我就没有进去。我顺着公园外的一条无人的山道往上走，走着走着，无意间走进了西山骨灰林。

四野茫茫，风声猎猎，蓝天白云下，极目所望，皆无人烟。我站在西山骨灰林门口，心中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异样感。

人活着时有千万种想法，死去只有一把骨灰，埋在土里，做了山中植物的营养，成为草木的一部分，日夜与这蓝天白云和繁星明月为伴。是生而为人，尽享七情六欲好呢？还是化为泥土，守着这片山林好？还真不好说。

世人多贪恋生畏惧死，又太执着于“众生相”，总觉得“人”才是最好的存在方式，不能接受自己转换为另一种形式存在。所以一般人到骨灰林这种地方，心中多少有些发毛。但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一具臭皮囊，终究要回归太虚。若能参透生死，无物我之区别，视生死为如一，顺其自然而生，顺其自然而死，又何足忧喜？

记得我母亲将要离世时，我小姨哭着问我：“外甥呀，这要怎么办才好啊？”那时我竟能平静的安慰她：“人死之前不知自己什么时候死，人死之后已经没有知觉，不知道自己死了，难过的只有一瞬间，不要太看重那一瞬间。活着的时候好好活，死了也就一了百了。”

虽然母亲去世后我也悲痛欲绝了一段时间，但是在她即将离开人世而我又知道医学对她无能为力时，我和母亲的心态都坦然了。

我是个无神论者，但是我的母亲是有神论者。我对生死的分野看得不是很重，能平静的接受死亡。而我母亲则因为宗教信仰的缘故，确信自己死后还可投胎，可以和她深爱的家人们再相逢，也没有恐惧和悲伤。所以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不管信仰的是什么，只要对人的身心有益，都是好事。

我父亲与我和我母亲都不同，他是一个夹杂在无神论和有神论之间的疑神论者。有时他相信有鬼神，有时又不相信。他既不像我完全的不相信，也不像我母亲完全的相信。但他对传统的丧葬仪式有他的执念，如果死后没有一具棺材，他会觉得少了点什么。所以他这几年心心念念的就是想为自己备下一具棺材。

最近父亲回老家，回家之前总是念叨着他自己的棺材还没准备好。等他回家隔离了十四天后我们通电话时，我对父亲说，有空时去镇上的店里看看棺材，选一具符合自己心意的，让人送上门来，把这个心愿实现了，免得下次再出门时老惦记着这件事。然后父子俩讨论了棺材的价格，父亲和我的意思都是生前厚养，死后薄葬，棺材不必买太好的，够用就行。如果不是老家有需要棺材的传统，我大概是连棺材都不会给父亲买的。

并非我不爱我父母，他们在世时我都尽心尽力的去让他们活得开心一些，生活质量好一些。但是大限到了时，人力是挡不住的。再说人去世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形式存在于天地间而已，人死后家人所做的一切都微不足道。顺其自然，适度的悲伤是不可避免的，我只做这不可避免之事，其余皆属不必要之累赘，省之可也。

我哥哥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我母亲去世时他诵经，将来我父亲百年后估计他还是会诵经，我若死在他前头，他或许也会为我诵经。他自己往生时，最希望得到的可能还是有人在旁边诵经助念，他的期望是大家都能往生佛国。因为有佛教信仰，他对死亡也没有执念。

我缘分浅，虽然我对佛教的研究比我哥哥早，读的佛教书籍比他多，家中也摆有佛教摆件，但是我对佛教始终达不到信仰的程度，成不了他那样虔诚的佛教徒。我一家人虽然各有各的信仰，但是大家求同存异，亲情并没有受到影响。可见不同信仰的人只要不强迫其他人和自己信仰相同，也是可以和谐共存的。

我们大家都是可怜的有情众生，生死不由我们自己主宰，几乎每个人死亡前都需要有力量支撑我们战胜对死亡的恐惧，所以对他人的信仰还是包容和尊重些好。

我自己死后是不希望有葬礼的，学医后我签署了遗体捐献意向书，我的遗体如果有医用价值，最好是被人拿去用了。如果我儿子一定要为我办葬礼，我希望他把我的骨灰浅浅的埋在树底下，连盒子都不要。这样我的骨灰中的某些成分就能以最快的速度被树木吸收为营养，我也能成为树木的一部分，又能以“树”这种生命形式回归到大自然中来，不亦乐乎？

我常常劝说部分患者和患者家属不要太纠结于生死问题，按照佛教的“因上尽力，果上随缘”去做是最好的。身体有病了，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尽心尽力去治疗，医疗是个无底洞，并且医生们都心知肚明医疗不是越贵越有效，不必强求超过自己经济能力的医疗服务。能够留得住生命固然好，实在留不住也不必太执着。太执着于生死，人生最后的这段日子就过得太悲伤，也太没质量了。

我近期刚读完张大庆教授写的《医学史十五讲》，了解到欧美古代的医生大多是在宗教场所行医的，他们一面为患者治病，一面尽力安抚患者的心灵，同时还要给患者和患者家属做死亡教育，让患者和患者家属能够接受死亡。到了近现代，医学越来越独立为一门只解决人的身体疾病的技术类专业，遂使医疗变得越来越冷漠。而医生们也对患者家属的过度反应很难接受，殊不知正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医疗脱离了它本应在的轨道。

张教授在《医学史十五讲》中提到的统计数据显示，医学中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治疗是无效治疗，太多的无效治疗加上冷冰冰的医疗模式，必不可免的会导致患者与患者家属心生不满，这正是现代医疗的症结所在。医疗界为人民治病，医疗界自己的病又该如何治疗呢？

最近的这些年，医疗界开始认识到医学是一种“生物-心理-社会”的综合性学科，强调医生们要接受人文教育，既要学习治疗病人的医术，又要具备对病人进行精神安抚的能力，为病人做好人道主义关怀工作。近年来美国医学院的入学考试题目中，心理学知识占了四分之一，可见我们又回到了古人摸索的医疗模式中去了。

十多年前有个热心的患者家属把他家先祖手抄的医书借给我看了看，看完后我问他们家还有没有其他的手抄本，他又把他先祖手抄的佛道两教的经书借给我看了看，内容基本都是民间办丧事时的那些唱诵词。原来他的先祖既是医生，又兼为人做法事。

可见自古至今，医者要治疗的从来都不只有人身体上的疾病，还有人脆弱的灵魂。芸芸众生一辈子只在自己的至亲骨肉去世时才需要直面生死，只有医者天天在直面生死，所以医生是有必要对大众普及死亡教育的呢。

前段时间人心惶惶时，我收到了一份礼物——我的一个相交多年的患者给我送了一个“空灵鼓”，鼓上还刻了我的名字。

这是一种新乐器，声音空灵悦耳，很好听。疫情汹涌，她希望这个空灵鼓能给我带来一些欢乐。我很喜欢这个乐器，虽然没有耐心去认真学习，但是空灵鼓有个好处，闲下来时随便敲敲也能清心除烦。

几年前这个患者是个对西医很恐惧的中医粉，患了乳腺癌后，听信刮痧可以治疗乳腺癌，坚持了很久，但是肿瘤越刮越大。

我们相识后，我跟她做了很长时间的思想工作，让她放下对西医的偏见，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治疗她的乳腺癌，不要排斥手术和化疗，因为她的肿瘤在我看来还是有手术机会的。

我的思想工作做得还不错，她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接受了我提出的方案，治疗效果令人鼓舞。之后即便是在西医治疗期间，她也会经常征求我的意见。这份信赖令我很感动，加上彼此年龄相差不大，有很多共同语言，我们日常交谈很轻松也很投缘，我有时有些图片需要处理作也会找她帮帮忙。相处几年，我们的关系就像老朋友一样。

所以这次疫情期间，她送给我这么一个消愁解闷的乐器，之前她也曾送给我一些别的礼物，我都用等值的药品回赠她。在与朋友相处时，我更喜欢给予，不喜欢受惠。当然这也是一个毛病，彼此相处得来的朋友赠送礼物，如果老是不乐意接受，也会让人不愉快。因为很多人都以给予为乐。

患难见真情，在这样困难的时期，彼此之间的关心爱护很能温暖人心。这段时间不止她一个人给予我这样的关心，总有患者担心我在疫情的冲击下撑不下去，在给我付费时主动多给一点。而我想得更多的是少收他们一点或不收费，因为和他们相比，我的压力小多了。

前两天我老家的一个长辈联系我，主动问我生活上有没有困难，如果需要他帮助就告诉他，他可以给我帮助。我忙不迭的说不存在任何困难，我生活上确实也不存在困难，即便是存在，我也从未想过去啃老。论辈分他是我师叔，我也一直把他当叔父，应该是我孝敬他而不是他帮助我。

上次我写了篇文章说今年我可能也会做些调整后，文章刚发便被我的一个多年老友看到，他马上就给我打电话，他同样担心这疫情会影响到我。

我其实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我更希望的是自己能在这种时候帮助别人，但令我想不到的是很多人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

这些令我很感动，大家的举动让我看到了有人在和我互相守望。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多年来坚持的为人处事的原则得到了他人的认可。所以困难时期他们会想到要帮助我，尽管他们自己肯定也受到了疫情的影响，过得比以前困难一些。

我希望这个社会上的所有人都有人和他们守望在一起，哪怕是彼此相濡以沫也比一个人扛着全部压力好。我看到英国政府说，这是英国三百年来遭遇的最困难的时期。我们政府虽然不会这么直白的向国民喊话，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遭遇的困难非同一般。

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如果说我身上有什么闪光点的话，我觉得就是有点孟子说的“恻隐之心”。多年来我不是没有心胸狭隘的时候，也不是没有因为判断错误而拒绝病人的时候，但多数时候我还是本着这种“恻隐之心”去为人处事。

或许正是这点恻隐之心让我身上还有点人性之光，让与我接触过的人愿意把我这种不爱交际的人当朋友，愿意在困难时期与我互相守望。

医者是最能见证人性的，在与疾病和死神做斗争的工作中，医者对人的至善与至恶都司空见惯了。真实世界的医疗环境非常复杂，医者每天都是在高风险中度日，随时都可能被传染上某种疾病或被患者和患者家属杀害。所以从古至今，医生们行医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们时刻在观察人和观察疾病，小心翼翼的从细微末节中去评估与他人接触的风险。

我对有暴力倾向的患者和患者家属是极为谨慎的，多数被我婉拒的患者和患者家属都有暴力倾向。有时候我分不清他们只是因为看不惯我个人的表现而有暴力倾向还是一贯都有暴力倾向。但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无论他们属于哪一种，我在嗅出火药味后都会小心翼翼的与他们周旋，想办法脱身。在发生了那么多伤医事件的社会里，我们不能迂腐的认为所有人对我们都是友善的。

除此之外的任何患者都能引起我的同情心，人生最大的不幸就是为病痛所折磨。医者不单单只是帮助病人治疗身体上的疾病，我们还有关心和爱护患者的义务。我们比患者的至亲骨肉更理解患者肉体和心灵所承受的痛苦，因为我们对疾病的了解比他们多得多。

我选择学医就是为了与那些信赖我的病人们互相守望，从这种互相守望中我能收获到的快乐远远多于财富带给我的快乐。

曾经有几个年老的医生问我，为什么我年纪轻轻却有很多患者死心塌地的追随我，我回答说或许我的性格决定了我是天生的医者。我的这个回答并非敷衍他们，有的人就是天生的医者，因为他们生而具备同理心和同情心，对他人的痛苦能感同身受，患者需要关爱，冷冰冰的医疗并不能减轻患者的痛苦。

生死之外的一切事情皆属小事，在每天都与生死打交道的我们的眼中，目前的困难确实也不算什么，但有人却承受不了。我希望活在这个多元的世界里的每个人都能有人关心，也都能关心别人。外面的风雨再大，只要有朋友和家人的关心，就不再那么可怕。

有些原始部落根本不知道贫穷为何物，当我们文明世界的人与他们谈论穷的时候，他们非常不解的问：“为什么一个人会穷？难道他们没有朋友吗？这世界上怎么会有穷人？”

这种反问令现代人十分尴尬与惭愧。我们人类生而具备团结互助的精神，原始部落里因为有朋友的互相守望，居然没有穷这个概念。反倒是现代文明让这种团结互助精神变得难能可贵了，希望在当下的这种困难中，我们能重拾我们人类文化基因中与生俱来的这种守望精神，珍惜友谊和亲情，大家一起共度难关。

昨日花开满树红，今朝花落万枝空。滋荣实藉三春秀，变化虚随一夜风。物外光阴元自得，人间生灭有谁穷。百年大小荣枯事，过眼浑如一梦中。——丘处机《落花》​写这首诗的丘处机道长是中国道教全真派的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丘处机道长是一位武艺高强、侠肝义胆的武林高人。现实中的丘处机道长并非武学高手，但是却因为修为很高，受到了南宋、金朝、蒙古帝国统治者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共同的敬重。丘处机道长74岁高龄时，为了拯救天下苍生，跋涉35000里，远赴西域劝说成吉思汗下达“止杀令”，结束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当时正处在战乱频仍、瘟疫流行的乱世，连年的战乱和瘟疫导致人口锐减、十室九空，普通老百姓的生命很脆弱。丘处机所见所闻，比我们今天的所见所闻还要悲惨，所以他内心深处的感受想必是既无奈又悲凉的。作为一个著名的道教思想家，丘处机道长对生死看得很透，对世事无常也有深切的感悟。所以他的这首《落花》与佛家对世事无常的感叹颇有相似之处，丘处机道长对当时金国、蒙古和南宋之间的战争厌倦透顶。但是他的恻隐之心让他无法对生灵涂炭的现状熟视无睹，所以他不远万里的奔赴西域，去做成吉思汗的思想工作，既为缓解军队中的瘟疫出谋划策，也力劝成吉思汗体察上天的好生之德，不再屠戮苍生。“百年大小荣枯事，过眼浑如一梦中”，对成吉思汗和南宋的皇帝来说，帝位和权力很重要。但是对一个出世间的道士来说，这些都如过眼烟云一般的微不足道，真正重要的是天下百姓的生命。在金庸的小说中，丘处机是一个民族英雄，痛恨金人。但在真实的历史中，丘处机并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对天下苍生一视同仁。他不希望南宋百姓死亡，也不希望蒙古战士死亡。丘处机努力以其医术救人的同时，也以其个人的道德感召力和思想魅力，说服当时最强悍的统治者放下屠刀。新冠肺炎发展到今天，已经是危及全人类的巨大危机，这是二战结束后人类面临的最大的一次世界危机，其影响绝不逊色于两次世界大战。到我写作这篇文章时，因为新冠肺炎而死亡的人数已经破万，最终死亡的数字肯定远远不止于此。不管死的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罹难的其实都是我们的同类和同胞。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的沦陷，惨不忍睹的伤亡，这些对大多数人的冲击都很大。我相信普通老百姓中没有那么多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更多的是充满了恻隐之心的善良之人。不过打开我国的一些新闻app，在新闻评论区，我看到最多的是对其他国家沦陷的叫好声。这些叫好声的背后，是一个个心怀仇恨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可悲的是，这些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的认识水平很有限。他们不明白瘟疫不长眼睛，如果其他国家最终无法控制住疫情的话，瘟疫会像海啸般的倒灌中国。全球若有超过一亿人感染新冠肺炎，中国根本就无力阻挡疫情的倒灌。发展到那么严重，中国再次沦陷不可避免。今天幸灾乐祸者，来日会死不瞑目。欧美国家股市的狂跌对我们也不是好事，这意味着我国的经济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海外市场萎缩，我们的很多国民都要失业。不止中国网民如此。全球各国人民中都不乏心胸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有些政府首脑和外交官们也在发出鼓噪声，制造民族对立和仇恨情绪，转移视线。他们以邻为壑，互相攻讦和伤害，甚至罔顾人道主义精神，挥舞制裁的大棒，在最需要同舟共济的时候，表现出的却是最狂热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精神。我为死难者伤怀的同时，也为我们人类陷入互相仇恨和对立的状态而难过。大疫临头，这么多人的死难仍然无法让人类化干戈为玉帛，同舟共济。试问，全球化时代谁能在瘟疫中独善其身？我们这个时代也没有一个像丘处机道长这样的德高望重的长者能够站出来化解各国之间的矛盾，制止人类的自相残杀。病毒在人类的混乱无序中趁虚而入，杀人如草不闻声。瘟疫造访千门万户，虽然暂时还没有达到曹植笔下的“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的状态，但是若继续发展下去，是有可能每家每户都会有人死亡的。一百年后，我们的后代如何看待我们今天的这种狂热和偏执？如何来评价我们今天各个国家的政治人物的一举一动？我们自己看得很重的“百年大小荣枯事”，在他们眼中也许只能用荒唐和可悲来形容。武汉的长春观是丘处机道长的道场之一，观名就是以丘处机的号“长春”为名的。刚刚结束不久的世界军人运动会是在武汉召开的，而这次疫情最初的爆发地也是在武汉。军运会快结束时，我正在武汉，也正好去了长春观。还写了一篇《长春观访道医不遇》的文章，发布在我的公众号里。那天，在武汉的某位大领导也正好在长春观方丈室里与方丈攀谈。我衷心的希望全球各国的政治领袖和老百姓能在长春真人丘处机的精神感召下冰释前嫌，共同抗疫——眼下，新冠肺炎病毒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如果我们四分五裂，最后败在病毒的手中，全球直接和间接死难者将会是一个极其恐怖的数字，而且会不会因此而发生战争还很难说。难道我们真的愿意看到这样悲惨的结局？真的愿意我们的亲人甚至我们自己也死于这场瘟疫之中？放下仇恨，共同抗疫，再不能拖延了，不要错过最后的遏制瘟疫的机会。丧钟会为我们每一个人而鸣。

孩妈这个月的工资下调了，公积金也迟迟没有发，我的收入也下降了一半以上，我们还有欠款和房贷要还，所以经济上也开始拮据了。新冠肺炎对普通家庭的影响，正在日渐显现。

但是我们不是最惨的，还有大量的失业的人，他们的日子更难过。

​我在把家中各种以前买了后都不怎么用的家伙什都找出来，把本来准备扔掉的物件也都留下来，物尽其用，不再像去年一样的随心所欲的购物和买书。

弘一法师跟随印光法师学佛时，印光法师一言一行都足以为人师表。弘一法师对印光法师的节俭印象深刻，尤其是印光法师说的：“要惜福啊！”，更是令弘一法师感动。弘一法师出家后一粒米都不会浪费，毛巾和牙刷都是用到旧得不能再旧了仍然在用，一床被子补了又补。

我小时候过的生活也很节俭，一是因为家里穷，二是因为我祖母创导的家风就是节俭。我祖母是像印光法师和弘一法师那样惜福的人，一粥一饭都会很珍惜，从不肯浪费。

我不提倡像我祖母那样的基本不消费，在有能力的时候，还是应该消费。消费可以给其他人创造就业机会，为其他人解决养家糊口的问题，所以消费不是在挥霍，而是在积德。

但是如果我们确实没有能力再像过去一样消费，就要学会节俭着过日子，度过眼前的难关。世界经济萎缩已经是现实，萎缩多久还不好说。我比较关心的是我的亲朋好友中有哪家揭不开锅了，如果有人揭不开锅了我就会考虑把我的粮食分给他们一些。

周济亲朋好友就不只是个惜福的问题，而是还有惜缘的成分在。我比较喜欢独处，正常情况下不喜欢去打扰自己的亲友。更不喜欢去揩油蹭光，因为趋炎附势的巴结是一种我很讨厌的攀缘行为。但是在大灾大难时救济亲友就很有必要，灾难前救人一把是惜缘而非攀缘。

从社会学的角度上来说，人都不会是完全孤立的动物，即便是我这样喜欢独处的人，也绝不是孤立的。如果我真的没有任何亲朋好友的话，我的精神世界也会坍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温情，需要爱，需要亲友的支撑。

有能力者周济亲朋好友是最有效的社会救济手段，各种机构赈灾都不可避免的存在效率和公正问题，但是赈济亲友却能避免这些问题。

前不久孩妈的学校向她们这些教师募捐支援湖北，孩妈想多捐一些，我让她别多捐，捐个基本数就行了，有钱支援一下娘家。

我们自己就是湖北的灾民，整个家族那么多的人受灾。直到现在，我的亲友中还没听说谁收到了救灾款或救灾粮。

我捐的钱不知道他们怎么分配的，也没人向我解释。与其让人家不明不白的分配我们的钱，不如我们自己明明白白的分给亲朋好友。

我在这场瘟疫开始的时候曾经整万的捐款，但是在红十字会的丑闻出来后有点儿后悔自己太冲动。

像我们这样的自己家族中那么多人受灾的普通湖北人，这样捐款说实话从效率上来说大打折扣，我们买点米分给自己的亲人更实在。

我偶尔也会写点从国家和全人类层面的宏大叙事性质的文章，但最终落到实处的生活却是和自己的亲朋好友互相抱团取暖过日子，我相信多数人也都是这样。

活下去是我们在这场瘟疫面前的唯一的渴求，我们真正能够帮助到和真正能够帮助我们的人很有限，这些人与我们的缘深得很，要珍惜。只有人人都珍惜了这些缘，我们大家才能携手共度难关。

人身难得，生命很宝贵，求生欲很强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我们赞美那些不怕死的英雄，但在我自己看来如果英雄们在救人时也爱惜自己的生命更完美，我们学医之人在救人时就特别提倡保护好自己再去救别人。

这次有人跟我说，是政府救了我们，我不大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是我们所有人自救成功。全球各国政府都只是在拿了我们老百姓的税收后做了应该做的事情，而且有些事情还没做得完美无瑕。

对我们这些学医的人来说，在瘟疫面前，我们是救人的，要说我们是被救的，没有医生服气。抹杀我们医生的功劳，把我们医生的奉献转给其他人是既丧尽天良又愚昧无知的行为，政治领袖都不敢这样做。

我的家人也是我自己在保护，我早在1月中旬就对他们示警，所以我的家人和朋友们没有一个感染。而且我不止在救自己的亲朋好友，因为我的提前示警，起码有很多人受益匪浅。

据我所知，武汉市的很多医生都提前对自己的亲友示警了，所以武汉市的很多市民其实也做了防范。只是因为我们学医的能力有限，声音只能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传播，而且还有人被压制和打击了，所以作用有限。

我知道的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员因为在我的微信中看到我的示警而提前在本地采取防控行动了，也救了他们本地人。

这些在无意中因为我们的行为而得救的人也和我们有一定的缘分。所以我们每个人尽职尽责，就会有人获益，这也是冥冥中在惜缘。

灾难终会过去，社会是会进步还是会倒退，最终取决于我们这个社会上的每个人。困难日子是要过一段时间的，那些能够与我们同甘共苦的人，都是值得我们珍惜的人。那些趁火打劫的人，也都迟早会被抛弃。

很早以前，我就喜欢罗素。

这个睿智的哲学家，几乎把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都看得透透的了。更令人喜欢的是，他还很喜欢数学。他的成名作除了《幸福之路》《自由之路》和《西方哲学史》外，还有《数理逻辑》。

当然，一百年过后，很多现代的数理逻辑学家对罗素的《数理逻辑》并不那么推崇。不过作为一个把人文和数学结合得这么好的学者，罗素所做的很多工作是其他人无法超越的。

我喜欢罗素，我喜欢的中国作家王小波也很喜欢罗素，还有很多人很喜欢罗素。

罗素睿智、幽默而又博学。他说他曾经患过抑郁症，直到有一天，他迷上了数学，他的抑郁症便不治而愈了。他全心全意的投入到数学的学习中去，学着学着就忘了烦恼。

我把他的这一方法推荐给一个抑郁症患者，结果遭到一顿臭骂，因为那个患者平生最恨的就是数学。

1920年，罗素应梁启超的邀请，到中国来讲过学，他来中国后，被中国的道家哲学迷住了。

我也喜欢数学和哲学，尤其喜欢道家哲学，所以我无法不喜欢罗素。

我在高中时代，数学学得非常好，几乎每次考试都考满分。而且因为喜欢钻研，还把高等数学中的容斥原理给推出来了。

我是通过做一道排列组合题，推算出容斥原理的。当时把我数学老师激动得不得了，他以为我在数学上有了新发现，觉得自己的学生是个数学天才，立即把我的演算过程寄到一些数学期刊去，希望能发表。编辑回复他，你的学生证明的是容斥原理，并不是什么新发现，我的老师很失落。

容斥原理对很多人来说是个陌生的东西，简单的说，它是在计数时，要实现没有重复，也没有遗漏，穷尽一切可能的精准，用中国的古话说叫算无遗策。

为了使重叠部分不被重复计算，人们研究出一种新的计数方法，这种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先不考虑重叠的情况，把包含于某内容中的所有对象的数目先计算出来，然后再把计数时重复计算的数目排斥出去，使得计算的结果既无遗漏又无重复，这种计数的方法就被称为容斥原理。

我记得当时我们做了这样一道题目，编号分别为1、2、3、4、5的五个小球，要放入编号为1、2、3、4、5的五个盒子里，小球的编号不能和盒子的编号相同，问总共有多少种放置方法。

这道题目看起来非常简单，但是要计算准确却很难。全校师生都对这道题目放弃了，我这个人比较喜欢死磕到底，那几天下了课就研究这道题目。

后来就推算出来了准确的数字，整个证明的过程就是把五个球放入五个盒子的全部放置方法算出来，然后再把各种违背了题目要求的放置方法排除出去，最终就得到了准确的数字。

道理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对一个高二学生来说，运算起来就很复杂。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典型的数理逻辑问题。

我上高中时，我们学校的几个数学老师都很喜欢我，每次考试时就指望我能把最后的一两道压轴题做出来，因为有些压轴题，他们自己也做不出来。

我们隔壁班一个数学老师，深以我不是他的学生为憾事，好几次考试前在路上遇到我，就对我说，周志远，这次压轴题是我出的，看看能不能考倒你。他当时特别喜欢在各种书上找一些刁钻古怪的难题当压轴题来考我。

我讲这段往事有自我炫耀之嫌疑，不过我这个人厚颜无耻，也不在乎你们怎么看我。

其实我是想通过这件事情来说明，一个人要缜密的思考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等我出了社会后我才知道，解开那些数学难题并不是最难的事情，最难的事情是认清这个社会，认清人心。

我刚到医院工作的时候是个小年轻，但是我们同事中有几个上了年纪的主任医师，在共事的过程中，他们都感叹我的思维缜密。所以我很快便被推向院长级别的管理位置上，但是我还是经常会有考虑不周的地方。而且我也实在不喜欢中国医院里的工作氛围，所以最终选择了辞职。

我儿子从两三岁开始便喜欢听我讲故事，每天晚上，他都要听着我讲故事睡觉。我讲完一个又一个，但是他还是会搂着我，央求我继续再讲最后一个，有时候讲着讲着我自己就睡着了。

我给我儿子讲的故事全部是我自编自创的，故事中充满了数理逻辑思维。

比如我会问他，猴爸爸带着猴儿子去钓鱼，上午猴爸爸钓了多少条鱼，猴儿子钓了多少条鱼，下午父子俩又各钓了多少条鱼，中午猴妈做饭时做了多少条鱼，晚上又做了多少条鱼，而且那天猴妈妈还送了多少条鱼给邻居，最后他们家中还剩下多少条鱼。

我儿子只在三四岁的时候就能把这些复杂的运算搞定。在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妈妈正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清华大学的那些逻辑题难倒了他妈妈，但是我儿子没有一道题答错了。

我为什么要这样来培养我儿子？因为我不希望他今后是个糊涂蛋。我要他从小就学会思考。考试能考多少分我根本不在乎，从小到大我没关心过他的考分和成绩排名——当然孩子也争气，多数时候考试都是名列前茅。尤其是数学，从小学到初中，他都被誉为数学王子。

而且这孩子还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很强的语言表达能力。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寻找我讲话中的漏洞，找出来了就攻击我，我们在家经常以此为乐。

世界上漏洞无处不在，只要我们足够警觉，擅长思考，总能把各种漏洞都找出来。

我以前在医院从事管理工作的时候，要做的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寻找漏洞，防患于未然。如果我不够敏锐，我就不能胜任我的工作。

王小波喜欢罗素也是有原因的，王小波的父亲是著名的逻辑学教授，王小波自己是一个幽默而又不失理性的自由作家。我和王小波这样的人，从本质上来说和罗素是同一类人，我们很容易在很多问题上产生共鸣，我是同意苏格拉底说的未经思考的人生不值得一过的。

不过这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不可能把数理逻辑思维深入到骨髓，更不可能用数理逻辑思维来指导自己去认识和分析世界。

恕我直言，全球各国朝堂上的衮衮诸公，有这种清醒头脑的也不多。所以现在的很多国际问题，最后都可以归结为各国首脑的脑子短路的问题。

不过政治是需要顺应大多数人的呼声的，而大多数人又是法国哲学家勒庞眼中的乌合之众，所以政治家不可能和我们这些人一样追求理性，他们需要口号来笼络和统治人民。

我们这类人最后都只能成为自由学者，罗素生前遭到了很多的打击和压制。至于王小波，我不说大家也知道，他的著作很长时间不能被出版。

但是“王二门下走狗”（王小波粉丝的自嘲式自称）之多，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王小波于嬉笑怒骂之中透露出的理性之光，照亮了很多人的人生之路。

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用自己的大脑去认识世界，而不是用眼睛和耳朵。也有责任去甄别各种外来信息的真假，倘若不能做到这些，死了也活该。

我喜欢金庸先生借岳不群之口说过的一句话：江湖上的风雨，吹打得别人，就吹打不得他令狐冲么？

我们生存在自然界，在大自然的种种风险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大自然淘汰得别人，就淘汰不得我们自己吗？

要想不被大自然淘汰，那还真得有颗足够警觉和理性的大脑才行。要不然，我们就不得不为人类种群在进化的过程中不断的改良基因做贡献——蠢死掉。

民航医院的杨医生被害视频流出，杨医生同事的笔记也流出了，看到这个视频，看到这份笔记，我哭得一塌糊涂。

我很久没有这么伤心的哭过了。

我相信和我一样痛哭流涕的，还有很多医生。

哭过之后，我的医生梦破灭了——那个曾经让我激情澎湃的梦想，在这残忍血腥的现实面前破灭了。

我知道我的绝大多数患者都是很好的人，但是我不知道自己在遇到9999个好患者后，遇到的第10000个人会不会是如此凶残和疯狂的人。

我不想下一个倒在血泊之中的人是我自己，我也不想下一个倒在血泊之中的人是我的学生。

我仍然会教我的学生们医学知识，毕竟这可以帮助他们今后更健康的生活，但是却并不那么希望他们今后从医。我也仍然会不断的丰富自己的医学知识，因为这可以让我自己和自己的亲友们少受点罪。我还会继续走在医学科普的路上，为提高大众对医学的认识而努力。

但是在自己是否继续从医和我教的学生今后是否要从医这个问题上，我犹豫了。在是否要再去读医学院的问题上，我也犹豫了。

在这个极端的时代，在这个有大量的人为杨医生被杀害而欢呼雀跃的时代，我想起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凡是愚昧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和看客，病死多少都不必认为是不幸的。所以我们第一要着，就是改变他们的精神。”对那些疯狂和冷漠的人，我只能抱持这样的态度。

我看到了仇恨和冷漠，也看到了被严重市场化的医疗机构令人无法接受的一面。医生夹在医院和患者之间，里外不是人，这就是中国医疗的现状。一腔热血去学医的人，最终都不免要对这种现状深深失望。

这个社会问题真正的症结在哪里，全国人民都心知肚明，症结自己也心知肚明。只是积重难返，尾大不掉，14亿人民没有能力改变现状。上医治国，我们这个国家确实缺乏上医。

孟子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中国有数百万医生立在危墙之下瑟瑟发抖，他们战战兢兢的在保障着14亿国民的健康。医学院校的录取分数线越来越低，因为肯报考医学院的学生越来越少了。

或许，黎明不远了吧，因为现在的天实在太黑暗了。

2019年12月26日，一大早我就来到了北京航空总医院。几十个小时前，这里发生了一件杀医案。一个95岁老年患者的家属，把一个上夜班的急诊女医生杀了，被害的杨医生经抢救无效死亡。

我相信全国的医务工作者看到这条新闻，心情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我的情绪也很低落。我赶到这里来，一是想看看能否找到杨医生家人的联系方式，能不能为他们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二是希望自己能够亲临现场感受一下这种极端的杀害医生的事件，提醒自己今后更加谨小慎微的对待医疗，避免发生医患纠纷。虽然刚刚发生过这样的惨案，但是医院里的诊疗工作还是在正常的开展，只是这里的医务人员们大多内心沉重，情绪低落。杨医生被杀后，各大媒体都报道了她遇害的消息。网络平台上有很多偏执的仇医者，完全罔顾杨医生一条条活生生的生命被无情的剥夺的现实，罔顾杨医生家人的悲痛，居然在大声叫好。这无异于在向杨医生再捅一刀，也无异于在向广大医务工作者的心上再捅一刀。我们生活在一个戾气深重的时代，社会被撕裂了，各阶层存在严重的对立情绪。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医生充满了仇恨，各种对医生偏执的谩骂声不绝于耳。也有人通过网络对我施展过语言暴力，之前我一直忍气吞声，昨天杨医生被杀的事情发生后，我开始奋起反抗，为自己维权。医务人员一味软弱忍让，只会助长部分人嚣张的气焰。我在我自己工作的地方放了足够的武器，有任何人敢挑衅我，我都会让他付出代价。当然，也有很多理性的网友强烈的谴责这种杀医行为，大多数人还是认为这种漠视他人生命的行为必须要付出代价。医患矛盾在最近的十年愈演愈烈。仅仅本月内，就有两位医生被杀。2019年12月3日，湖南衡阳的一位乡村女医生也被杀害。12月5日，杀害该医生的同村单身汉汪某落网，据落网后的汪某交代，其之所以杀害该女医生，是因为她提醒他去做体检。汪某偏执的认为，政府要求村医为村民提供的每个月一次的体检和拍照会让人身体变差。这种令人无法理喻的杀人理由，断送了一个女村医的生命。但是网络上也有很多人在为这位女村医被杀欢呼叫好——这种变态的群体心理让我觉得毛骨悚然。我有一个患者是护士，她安慰我说这种恶性情况是小概率事件。不过我不这样认为。几年前我在我师兄的办公室和师兄聊天，我们聊天的过程中，有个没有挂号的病人家属直接找到师兄位于住院部的办公室，对我师兄愤怒的说：“X医生，我已经找过你好几次了，你为什么不肯给我开证明？”这个患者家属希望我师兄给他开具一张他的家人罹患精神病的证明，但是我师兄是神经内科的医生。师兄只好跟他解释，他应该去找精神科医生开证明，这种病神经内科医生开的诊断证明是无效的。这位患属完全不听解释，因为在他的印象中，精神病就是“神经病”，神经病就应该找神经科的医生开证明。被师兄婉拒后，这位患属十分愤怒，几乎是在咆哮。我们师兄弟俩面面相觑，只好都默不作声。我在想的是，如果当时我师兄出了什么意外的话，大概网上的舆论也会有罪推定的认为我师兄该杀。我认为这两个被杀的女医生都相当的无辜，而且令人心酸的是，不断加剧的医患矛盾正在伤害医生，也在伤害其他无辜的患者​。因为当医生这个职业不再安全时，曾经满腔热血的去学医的人，自己都得如履薄冰的活着，哪里还敢冒风险去治疗有风险的患者呢？有一个人死，便有一家人哭。马上就要过年了，两位被害的医生的家里从此少了两个至亲至爱之人，也少了很多的欢乐，这个春节对他们家来说是哀痛的。希望今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悲剧。​谨以此文，祭奠这两位被害的女同仁。愿您们在另一个世界，​再不用如履薄冰的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