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中医漫谈

关于中医的随笔两则

不断有人让我列书单,介绍一下学中医的门径。我半桶水,不敢应承此事,深怕误人也。

我性喜读书,从七岁入学至三十七岁,三十年如一日,手不释卷,大概终生都会如此。

我在学生时代也可以算得上品学兼优,高中时,我的老师不以寻常方法教导我,在我高中时代,我的老师因我考试能各科均可考到第一,数理化可考到满分而特许我不必听课,放任我自学,且极力拓展我的视野,让我一个理工科生广泛的学哲学、心理学、宗教、历史等社会科学,老师的这种特别的教诲让我终生受益,不容易形成偏见,也不容易被人洗脑。

我常见一些理工科尖子生遭遇点人生挫折就想不开,抑郁了或者出家了,这与他们青少年时期缺少人文知识的涵养有关。这类人形成极端人格后,出家后易走向另一个极端。

我少年时好浪漫,青年时喜思辩,中年时重实证,这种转变也影响了我对书的取舍。我少年时读书,喜多喜博喜快,如今越来越喜欢读薄书,喜专喜少喜慢。古人云:真理半张纸,闲言万卷书。已故沪上知名中医姜春华教授曾说,中医在其发展过程中因掺杂了太多的哲学和宗教因素,而渐成诡辨而非实证之医学,致使临床疗效大减,学习时精力浪费严重。我自己读书临床多年,对姜老晚年的感悟有切身的体会。

很多中医学家一生的心血,也只浓缩成极薄的一本小书,但这极薄的一本小书,却耗尽作者一生的神思,书写成作者人亦两鬓斑白,但惠及后世千秋万代。读者要读懂这样凝练的著作并能应用之,并不容易,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自己尚需二十年的成长方可真正的说深入了医学的堂奥。

我这些年,得益于全国各地的病友的帮助,不但学了很多书本知识,也拜了几十位临床医生为师,甚至收罗到一些古本和孤本中医典籍。古人说,读书三年,觉天下无病不可治;治病三年,觉天下无书可读。因为医学实践难如登天,想有较高的临床疗效不容易,一个医生有百分之四十的疗效就了不起了,几乎每个医生都是失败比成功的机会多。所以行医者会越来越谦卑,谈医者易越谈越自大。

我国当代医学家单书健先生说:历来都有一种文字之医,不专门行医治病,只偶尔有幸碰巧治好几例病人便洋洋自得,不可一世,夸夸其谈,认为自己深得医学之奥秘,这种陋习,沿袭至今,而这些人的著作和言论却风靡一时,影响了无数人。

我的一些病人也常让我出书,我都推到二十年后,未经岁月锤炼,我认为我不配著医书,二十年后,我可能会在我写过的医学文章中抽取一些最有价值的编辑成书,那一定是经我反复验证的真实的经验。老中医任应秋先生说,不到六十,未可轻言知医,因为医学靠的是大量可重复性的疗效,靠的是实证研究,靠的是一辈子大量的临床治验。治验少而轻浮言医者,易害人性命也。这大概也正是很多一辈子救死扶伤的老大夫,一生仅薄书一册传世的原因吧。

如今我读医书,不会再愿意浪费时间在那些有太多的无用的空话的大部头上,尤其是那些充斥着大量的靠个人主观臆测而非临床数据实证而来的观点的大部头,我更喜欢读真正的凝练短小的著作。与书的名气相比,我更看重书的作者是不是有求实的治学态度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我无法为您们开出书单,因为我还不认为自己已经饱学到可为人师的程度,仅能以这段自我心路历程的文字,与诸君共勉,算作是对您们的答复。

虽然我是搞中医的,但我觉得很多中医粉很有问题,有点儿坐井观天,他们经常举中医在国外如何被尊崇的例子。所举中医在国外的状况,夸大其词,且就我本人与海外的中医接触的经验来判断,中国大陆的中医水平还是全球最牛逼的,比日本、韩国、美国、澳洲要强很多,毕竟我们基数大,其中出类拔萃者多一些很正常。

中西医各有所长,总体来说,现代医学比传统医学进步,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中医药该与时俱进,不应老是一副遗老遗少的嘴脸,保守不肯进步,动辄把阴阳五行抬出来乱解释一通,跟古人作八股文没什么区别。

我已经错过了学西医外科的最佳年龄,但如果我儿子将来对医学感兴趣,我希望他学好西医外科。同时跟着我把中医内科学好。现代医学无菌手术不知道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只是目前中国医疗界,无论民营医院还是公立医院,都有点儿过度治疗的倾向。中西医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制造二者对立的,都很偏执。而偏执,是人类最大的弱点之一。

我十九岁时第一次处方治学校附近一小餐馆老板娘,治愈其多年的沉疴痼疾,此后愈发好学医,入国家国书馆,遍读古籍医书,钻研儒释道三学,习阴阳五行之术。

近十年临床,渐渐发觉为书所误,遂抛弃各种陈腐理论,专习各类疗效显著的中医医案和验方,临床疗效大增,常只需一至三剂药,即可治愈除肿瘤外的各种久治无效的沉疴痼疾,治肿瘤亦疗效大增,年近不惑,渐入真正的医学之门。

医学,乃实践之科学,非推理之科学也。学医之要,在勤学苦练,日积月累,厚积薄发,从点滴经验学起,而非玄谈清议。世人喜简厌繁,总希望以一简单理论,诠释一切,一旦走上这种误区,不但耽误自己成长,亦会误伤无数人命。谈病易如反掌,治病难如登天。抛弃求实的原则来谈医学者,浮夸之徒也。

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和阴阳五行学说到底有没有实用价值

《黄帝内经》是中医的经典读本,在我们中国,几乎每个学中医的都会被要求读《黄帝内经》,很多中医爱好者在学习中医时,也会被告知,一定要好好读《黄帝内经》。鉴于中国人向来有崇古的传统,很少有人敢挑战《黄帝内经》的权威性,如果一个中医人敢批判《黄帝内经》,一定会遭致很多中医粉丝的谩骂和批判。所以《黄帝内经》对中医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桎梏作用。

托名黄帝这个通天教主而问世的著作多得数不胜数,但是却以《黄帝内经》最为著名。大名鼎鼎的《黄帝内经》,肯定不乏真知灼见,但是其中的糟粕和垃圾,却也是很多的。长期以来,中医界的一些守旧的遗老遗少们,动辄抬出《黄帝内经》中的观点来压制中医界的一些创新性成果,简直迂腐之极,中国人的这种厚古非今的传统,极大的阻碍了包括中医在内的自然科学的进步。

可以肯定的是,《黄帝内经》绝对跟传说中的黄帝没有丝毫关系,只是战国时期的一些方术之士托名黄帝所作,到汉朝初期,又有一些方术之士往《黄帝内经》里添加了一些内容,《黄帝内经》全书的完成,可能经历了数百年之久。

据梁启超、胡适等史学家考证,《黄帝内经》中的阴阳五行等观念,既不是老子的思想产物,也不是孔子的思想产物,只是孔子和老子之后的齐国的驺衍,根据齐国传统的民间宗教中的一些理念,整理出来的一套概念。

梁启超认为:“春秋战国以前所谓‘阴阳’,所谓‘五行’,其语甚希见,其义极平淡。且此二事从未尝并为一谈。诸经及孔老墨韩诸大哲皆未尝齿及。然则造此邪说以惑世诬民者,盖始起于燕齐方士,因其建设之,传播之,宣负罪责者三人焉……,曰驺衍,曰董仲舒,曰刘向。”

梁启超的考证是不错的,在孔子、老子、墨子、韩非子等人的著作中,阴阳五行概念出现得很少。现在很多人把造出阴阳这个概念的黑锅扣到老子头上,实在是很冤枉老子,老子只不过说了类似于“负阴而抱阳”这样的话。阴阳在老子的著作中的含义也远远没有后世那么丰富和神奇,真正的阴阳家的鼻祖是驺衍。

驺衍何许人也?驺衍是战国时期齐国著名的稷下学宫中的风云人物。齐国因为靠海,商业较为发达,所以思想上很活跃。班固的《汉书》中记载齐国“太公以齐地负海潟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辏。……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至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

按照班固的记载,齐国人迂缓阔达,好议论,并且有夸大其词、言行不一的短处。《史记》有类似的记载,”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

也就是说这个齐国,因为是近海国家,工商业较为发达,加上国君喜欢招揽四方奇谈怪论者,所以思想较开放,不过开放到后来,就有些如胡适所说的“想象力往往不受理智的制裁,遂容易造成许多怪异而不近情事的议论。”

同时代人对齐国的这种风气的评价也不是很好,比如庄子说“齐谐者,志怪者也。”孟子驳咸丘蒙时说:“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成语“齐东野语”就是这么来的。齐东野语说的是一群胡说八道,哗众取宠的家伙在齐国稷下学宫一带,臆造各种不切实际的怪论。

齐国的稷下学宫,几乎算得上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学府了,据说聚集有数百上千人。这些人专门在稷下学宫发各种议论,还能食俸禄。稷下学宫造成的好的一面是产生了大量的新思想,最后形成了“齐学”和“道家”思想,坏的一面是也产生了大量的垃圾思想,这些垃圾思想同样被纳入齐学和道家这个大框框里,最终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历两千多年而不衰,至今依然有大量信众。

大家对齐国稷下学宫的这种评论,固然有刻薄之处,但是也反应了一个事实,就是齐东野语,好多是夸大其词的。当时有些君王相信这些方术之士能够找到海上神山,帮助他们成仙。当时燕齐的一些神仙家鼓吹蓬莱、方丈、瀛洲等三神山上有神仙,有不死药,取之可以长生不老。这本来只是渤海上的一些民间传说,但是经燕齐等地的方士们鼓吹后,就有好多的信众,甚至后来统一了六国的秦始皇也相信这些传说,受人蒙骗。

齐国最大的骗子徐市(即徐福)的骗术最成功,他说动了秦始皇,派遣数千童男童女,和一些士兵,由他率领去求仙问道,为秦始皇寻找不死药,结果自己带着这些人东渡扶桑,去日本搞殖民去了。至今,日本依然有徐福殖民的遗址。徐市骗秦始皇,在《史记》中是有明文记载的:

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遣,乃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

这个方士徐市,简直就是胆大包天,骗了秦始皇两次,第一次骗了大量的金钱和童男童女,第二次又骗秦始皇给他派遣兵士。结果是什么神仙也没找到,寻找不死药当然也是个笑话。怕回来受到惩罚的徐市,就来了个溜之大吉,直接带着童男童女和弓弩手们,去日本当土皇帝去了。

但是贪生怕死的秦始皇,还是执迷不悟,又派了燕齐的方士韩终、卢生、候生等求仙,这些方士们都拿了秦始皇的钱,托名求仙,最后不知所踪。

秦始皇最后终于看穿了这帮人的真面目,当时在秦始皇那里邀宠的还有几百个这类方士,秦始皇一怒之下,坑杀了儒生方士四百六十八人,并听取了丞相李斯的建议,焚烧了惑乱人心的诗书百家语,只许留下一些实用性的书籍,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的典故。

那么驺衍等人,究竟是靠什么样的一套理论来蛊惑人心的呢?他们所用的理论体系,就是我们今天所津津乐道的阴阳五行思想,这些思想并非无根之水,他们最初是来自于齐民族的民间神话传说和宗教崇拜。齐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八神将”的崇拜,《史记》的“封禅书”有详细的说明,这八神将分别是:

一、天主,二、地主,三、兵主,四、阴主,五、阳主,六、月主,七、日主,八、四时主

读过《黄帝内经》的人一看这个八神将就非常的熟悉,因为这种齐民族的民间宗教里的很多观念,在《黄帝内经》中都有相对应的篇章和概念,天地日月阴阳自不必说,这个四时也是《黄帝内经》中重要的概念,《黄帝内经 素问》中的“四气调神大论”篇就是专论四时的。

五行的源头是驺衍提出的”终始五德论“,汉代的刘歆《文选 魏都赋》中有这样的记载:”驺子(驺衍)有’终始五德‘,从所不胜。’土德后,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这个“土-木-金-火-水”的五德终始体系,最后就演变成了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中的五行观念。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

有意思的是,驺衍当初提出“终始无德论”的真正目的,正是为了破除社会上厚古薄今的恶习,促进思想解放,社会进步。《史记》记载:“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然要求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

从这些文字记载来看,驺衍的出发点是相当好的,是为了用阴阳五行这套理论来诠释政治盛衰的规律,要让统治阶层和老百姓有所畏惧,重视道德,不要过得太淫侈。但是恐怕他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这一创举最终为统治阶层所利用,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迷信体系。从最初的政治,逐渐渗透到哲学、医学、占卜星象乃至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黄帝内经》最初的理论源头,正是这种民间巫术。这种在春秋战国时期,为正统的知识阶层不认可的阴阳五行的概念,是被驺衍这个口若悬河的阴阳家,抬上了台面的。从此阴阳五行也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核心理念,并成为中医学中最重要的理论根源之一。它的确对中医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比如形成了中医的整体观等,但为害也是匪浅的。

如此迂阔的理论,所造成的流毒是无穷的。最大的害处就是导致我国过去的两千多年,自然科学发展缓慢,中国的传统医学也与迷信结合在一起,泥沙俱下,两千多年来,真正的医学中的瑰宝往往被这种理论体系和中国的厚古薄今的传统压制得抬不了头。而迂腐不切实际的医学理论则直到今天,依然在大行其道。我们的电视节目中,大学课堂里,乃至街头巷尾,中医教材中,仍然在流布着各种各样的无法实证的中医思想,把中医中真正值得挖掘的东西抛诸脑后。

驺衍的社会地位,还不足以形成如此迷恋众生的迷信体系。只是稷下学宫为了张扬其学说,造出了一个通天教主来,这个通天教主,就是黄帝。如果把托名黄帝所作的著述数目拉出来的话,我们会发现黄帝简直就是古往今来,著作最多的著述家,其著述涉猎的范围之广,只怕古今中外,鲜有其配者。

作伪实乃我们这个民族最擅长的。比如当代的一个叫果卿居士的,就写了一本书《现代因果实录》,在这本书中,各种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的故事被写得有鼻子有眼,有名有姓,结果很多迷信者一看,心情激动,就想找果卿居士所提到的老和尚去看一下自己的因果,来治病或者改变自己的厄运。

这时候这位果卿居士就大剌剌的说,自己只是出自善意,希望劝世人行善,编造了这么一本《现代因果实录》。但是世之愚夫愚妇,依然在有鼻子有眼的,将果卿居士的大作中的故事,煞有介事的向其他信众讲述,用来劝说信众们相信三世轮回因果报应之说。很多佛教教内的同仁,极力维护果卿居士这种所谓的出发点是好的伪造,认为这是在为改变世界做善事。呜呼!一个又一个的谎言,终于构成了迷雾重重、难辨真假的历史的一部分。

如今已经是所谓的民智已开的年代,而果卿居士这种低劣的造假,依然能够俘虏大量的信众。可见在两千多年前,造假俘虏信众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情。随着历史的沉淀,以驺衍为代表的稷下学宫的先生们,乃至他们的后继者们,所造的各种假说,最后就成了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占据着极为权威的地位,在民众中形成了牢不可破的信仰。后来的学者和医者,如果不顺应这种信仰体系的话,必然遭致社会大众的不信任,诚亦悲哀矣!

那么阴阳五行四时乃至后来的月令这些,是不是就一钱不值了呢?那也未必。这些理论,既然能自圆其说,必定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只是把这些理论过度的演绎下去,就犯下了非常巨大的错误。尤其是在医学这个事关人命,必须重视实证,重视疗效胜于一切的领域,单靠演绎推理等办法来构建一个庞大的诊疗体系,那必定是贻害无穷。

驺衍推导阴阳五行理论的最初目的,是没有想用它来指导医学的。驺衍的建立思想体系的方法,是”必先验于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这种方法,就是逻辑推理和类比的方法。我相信学过中医的人,都非常明白这种方法在中医思想体系中是如何的重要。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脏象学说等各种思想体系,正是靠着这种“察外而知内”的方法,也就是现代科学中所说的“黑箱方法”来推导和演绎出来的。

这种思维方法不能说全错,但是用于医学,绝对是不靠谱的时刻居多。清华大学的施一公教授说他自己开始学习生命科学时,始终从数理逻辑中转不过弯来,学得很痛苦,因为一个数学和逻辑学到好的人,总是喜欢用逻辑推理来思考问题,寻找答案。问题在于,医学是一门实验科学,逻辑推理所能推导出来的结论,用于临床治病时,多数时候完全是错的,靠逻辑而非靠经验来治病,会死人的。

日本的汉方医学家汤本求真先生有这样一段经典的论述:“不问何种学术,理论与事实,欲其相应而无毫厘之差如治数学者,只需专为理论之研究而已足,无所用其经验之知识。至于医学,则非单纯之理论所得而解决之,故不得不求之于经验的结合。若理论脱离经验的事实,直可谓之非真正之理论。故当以人体经验的事实为先,而理论为后矣!”

汤本求真先生本来是一名西医,因为女儿患肠伤寒,经西医救治无效而死亡,从此痛下决心,改学中医,颠沛流离十九年而不改其志,终于成为中医大师,临床疗效卓著。其学医,极为重视实证的经验,而不肯轻易相信各种演绎出来的近乎玄学的医学理论。

汉朝的张仲景被誉为中医的鼻祖,张仲景本人,并非笃信阴阳五行的道家人物,而是一个非常重视实证的医学家。张仲景的著作《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循证医学教材,什么病,出现什么样的症候群,用什么样的处方,服药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反应,一一对应,绝不高谈阔论。方剂名字也大多以桂枝汤、麻黄汤这些药物来命名。至于其著作中的白虎汤、青龙汤等有着道家色彩的方剂名字,据姜春华教授考证,是属于后人擅改的。

按照张仲景《伤寒论》的序言所述,张仲景目睹了自己亲族二百多人死亡的残酷现实,张仲景生前,一定是参与了很多次抢救性的治疗,才会撰写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这样的重视实践而非迷信权威理论的医著。

笔者自己学习中医近二十年,以笔者看来,真正可读性强的医学著作,往往是那些专治某种疾病的小册子,而非《黄帝内经》这样的宏大其事的空谈之作。《黄帝内经》中的一些观念,仅可作参考,指导临床的意义真的不大,若过度迷恋,则非但无益,反而有害。

而中医真正要在二十一世纪发展起来,是需要遵循循证医学的思路,努力形成一套全新的,按照循证医学的思路搭建起来的诊疗体系和处方思路来的。需要尊重事实,提高临床疗效。如果继续沉浸在传统的阴阳五行理论体系中走不出来,只能是逐渐被抛进历史的垃圾篓里。

不出所料的话,鄙人的这篇拙文,又会像鄙人以前所写的各种批判性文章一样,引来大量传统文化的粉丝们,充满了污言秽语的批判。好在鄙人已经久经磨练,对各种批判早已满不在乎。一切随它去吧!

我们该如何向日本人学习中医

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即诬也。

——韩非子《显学篇》

韩非子的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没有经过验证而认定某件事或者某种道理,是一种愚蠢的行为。不能确证某种真理,而以之为依据,是一种扯淡的行为。所以动辄说先王、先圣怎样怎样的家伙,不是愚蠢就是扯淡。这段话实在是骂得痛快。

中国人历来有厚古而薄今的传统,言必称先王。中国的中医,是以《黄帝内经》为理论根源的。有相当一部分人确信《黄帝内经》真的是中国的三皇五帝中的黄帝和他的大臣岐伯所作,实际上,《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不会早于战国时期,作者只不过是在借黄帝的这张虎皮,来宣扬自己的观点。其中不乏正确的观点,也不乏错讹百出之篇章,以之谈玄可以,用来指导临床治病,绝对是不可取的。

中医传入日本之后,日本人以大和民族重视实践胜于理论的精神,将中医改造了一番,成了日本的汉方医学。今天,靠着中国的中医做起来的汉方药在世界上的普及程度,比中国的中医药要广泛得多。日本社会对汉方药还是颇为认同的,就连日本首相安培晋三患溃疡性肠炎,都在服用汉方药治疗。

日本的汉方医虽然认可中国的中医为源头,但是对中国的中医是做了取舍的,而非对中医理论拿来就用。屠哟哟教授在获取诺贝尔医学奖时,也曾有过这种表述,屠哟哟说,中医药是个宝库,但不是拿来就可以用的。从屠哟哟参与的抗疟治疗研究史来看,当时中国组织了大量的中医参与到抗疟研究之中,收集的各种治疗疟疾的方剂有几千张,针灸、艾灸等方法也被应用上了。但是收效甚微,屠哟哟在晋代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找到青蒿治疟的记载,然后屡经实验,才发现了青蒿素,青蒿素治疗疟疾的疗效达到了百分之百,这才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有意思的是,葛洪撰写《肘后备急方》时,也为中国人厚古薄今的传统所困扰,在《肘后备急方》序中,有这样一段话:“苟能信之,庶免横祸焉。世俗苦于贵远贱近,是古非今,恐见此方,无黄帝、仓公、和、鹊、踰跗之目不能采用,安可强乎?”葛洪若知道自己的这本《肘后备急方》在一千多年后,启发了一个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在九泉之下的葛洪一定会很感安慰。

胡适先生在撰写《中国哲学史大纲》时,通过翔实的史料,考证了中国的诸子百家十有八九是伪作,同样是伪作的还包括道教的各种经典以及大量的佛经和中医典籍。之所以会有伪作出现,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很多著者在世之时均威望不高,不得不托言某某先圣所作,以增加其著作的可信度。所以很多医者在撰写自己的医学专著时,都会说自己遇到了某某仙人,得授某某医术,如此这般,老百姓才相信他们。

久而久之,此风一盛,中国的很多医学著作就成了韩非子所指出的“非愚即诬也”的著作。中国的著述者创造了借圣人而为自己立言的恶俗,以至于后世学者,如果没有一双火眼金睛,就很难从前人著作的沙砾中淘出真金来。

孟夫子有句经典名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句话所揭的是中国大量的著述者不诚实的短。日本人研究中医,采纳的正是孟夫子的这种态度。他们从中国的中医典籍中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但是并没有将其中的所有的理论都照搬过去,而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在此基础上,将中医的实践价值进一步提升,用实证的方法去验证中医的实际疗效,通过积累大量的临床数据,得出某种药的适应症范围,将用药依据科学化,将中医的疗效提升上去了,所以脱胎于中医的日本汉方医药才会在日本,乃至在全世界具有强盛的生命力。

医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必须重视实际的临床经验。日本的汉方医学大师汤本求真说:“不问何种学术,理论与事实,欲其相应而无毫厘之差如治数学者,只需专为理论之研究而已足,无所用其经验之知识。至于医学,则非单纯之理论所得而解决之,故不得不求之于经验的结合。若理论脱离经验的事实,直可谓之非真正之理论,故当以人体经验的事实为先,而理论为后矣。”

汤本求真先生的这种重视实践,将临床经验置于医学理论之先的态度,正是一个严谨的医生应该持有的治学态度。医学并非靠逻辑,而是靠人体实验来验证的一门学问。中国人常常过于强调中医的逻辑性、哲理性,而不注重中医的临床实证,久而久之,中医的临床疗效大幅度下降,以至于中医终于有一天发展成了老百姓眼中的有意无意的骗子,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

我们学习中医的,应该向日本人学习这种重视实践,不迷信理论,不轻易的掉进哲学诡辩的圈子中去的精神。医生是长期工作在临床第一线的人,医生不应该总是追求某种思维定式而忽略了实践。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在教弟子时,首先要求弟子牢记药性,而非学习各种医学理论。因为一旦陷入各种医学理论之中,就很容易成为一个为理论俘虏的教条主义者。

我个人一直把医学理论当假说而非真理来学,绝不肯因为那些理论有多权威而“无参验而必之”(不经实践验证就肯定),我必须得是在临床实践中验证过某种理论是百分之百的无误才肯相信它是真理,否则都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参考。

我的这种对一切医学理论存疑的态度,让我能够不存有任何偏见的广泛学习中西医理论,结合临床,从中挑选出可信度较高的去相信。久而久之,便没有了任何门派之见,亦无中西医对立的偏见。医生所患的是自己的见识少,知识面狭窄,临床治病时手段少,病人所愁的是病多病难治,好医生难找。

日本人对待中医的这种态度是非常理性的,在中国,一个普通老百姓可能都能对中医的玄学头头是道,讲自己阴虚火旺、肾虚脾虚,他们从电视中或者街头的极为肤浅的畅销书中学习一点皮毛的术语后,就自以为得窥中医的奥秘,将一种以讹传讹的东西四处传播,以至于中医术语最后大多沦为骗子的话术似的,这样颇不妥当。

家父治疗喉科疾病时,从不号脉,亦不辩证,统统以一味青草药榨汁从鼻子滴入,几个小时即告痊愈,治愈率百分之百。迄今为止,我未能见到北京的哪一个喉科专家,无论是中医教授还是西医教授,能够有如此之高和如此之快的疗效。我曾拜读过我国中医治喉科的大家耿庭鉴教授的喉科专著《耿氏喉科传灯录》,也曾用过其中的方子治疗过喉科疾病,其疗效不但慢而且不可靠。完全的没有办法跟家父在田间地头里积累的这种临床经验相媲美。这种经历更加的坚定了我在学医时对各种医学理论存疑的态度。

对祖先遗留下来的医学遗产存疑,并不是否定它们,而是从中汲取精华,去其糟粕,在实践中发现祖先的理论并不实用,就大胆的改进之,这也并非离经叛道,而是创立新知。我们若没有这种重视实证和创新的精神,我们中国的中医,即便现在受到了政府的重视,得到了政府的力量在推广,最终还是会因为它重视玄学理论但临床疗效却并不高而为老百姓唾弃。

圈圈圈专家如是说

老婆的一男同事,对中医类的电视养生节目很着迷,且与很多北京本地人一样,看了节目之后喜欢去药店里买点“专家”们推荐的药吃吃,养养生。这样的习惯保持了N多年,据说他的抽屉里长年都有这草药那草药的。暑假去体检,肌酐超标,医生提示肾功能受损,没有太理会,过了一两个月,迅速发展到肾衰竭,不得不住院治疗。

北京电视台的那个养生堂节目,只要一播出,推荐了某某药,第二天北京各中药店里这药就会销得很好,一堆的中医爱好者排队买药。我碰到过几次,其中一次是大家抢购鸡爪黄连,场面蔚为壮观。一打听,原来是养生堂节目里的某大牌专家推荐了它。

养生堂那个女主持人,医学素养实在不咋的,也认识不到自己的言论会给人造成怎样的恶劣影响,但是因为擅长煽情,很是影响了一些人,还借此名气出养生类图书赚钱。我上面所说的我老婆的这位男同事,一个苦逼的北京男教师,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去医院看医生,负担不起,相信了类似的电视节目和街头养生书,结果换来了肾衰竭。

另一老太太,相信了电视上的专家所说的健康人身上也有癌细胞的说法,然后又不知从何处得来了那张用白花蛇舌草、半枝莲、铁树叶和大枣组成的抗癌神方,出于对癌症的恐惧,希望借助这个神方来杀杀自己身上的癌细胞,结果吃成了肝坏死。

我接触的很多患者,常常对我说,圈圈圈说,阴虚火旺应该怎么样,阳虚应该怎么样,肝肾不足应该怎么样,让其描述自己的病情,则术语迭出,诸如宫寒、阳虚这类雷得我里焦外嫩的术语全出现。然后用狐疑的眼光看着我,也不知道是不信任我的临床诊断还是希望借此机会考校我。这里的圈圈圈是个泛指的对象,包括各种电视台节目,各种养生大师,各种冠以“国医”、“大医”称号的专家,甚至还包括互联网上出现的各种测人体体质的软件(oh, my god, 太高大上了),或者类似于《甄寰传》这类风靡一时的电视剧里的“太医”。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方舟子这样的反中医的旗手实在太有存在的必要了,虽然热爱中医的我几乎完全的不认可他对中医的论断,但是我觉得他的反中医事业还是让很多人认识到了滥用中医的坏处。

有一次我老婆去看一个老中医,老中医给开了一个大处方,然后对我老婆说,放心的吃吧,中药又没什么副作用,这都是些对身体很有好处的补药。我拿到方子还没走出他的视线就撕了,我看到了老头子强压着恼怒的脸色。医生若利用大众对中医药这样的迷信的观念来传播谬论,是毫无道德可言的。

现实中碰到这类动辄引用圈圈圈如是说的患者,我在说服一番后依然能感受到他的深深的疑惑的时候,都会礼貌的婉拒了。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可能也仅仅是一个存在于华人世界的社会问题,因为在西医大行其道的国家里,中医“大师”们是没有市场的。

我自己也正在成为“圈圈圈”之一,我经常在网络上发布各类关于中医的文章,有些患者可能也会将我的言论上升到“圈圈圈如是说”这么高大上的台面上,这令我内心不安,焉知今后会不会有人因为迷信我这个圈圈圈所说的某句话而牺牲掉自己的健康呢?

不要那么容易迷信,亲们!

肿瘤医生岂止只是一份职业?

肿瘤医生面临的是一个个高度紧张的家庭,患者生死悬于一线,担忧过度的家人们早已脱离了正常的生活轨迹,肿瘤医生是他们最后的救星。如果能够给他们带来得救的希望,也就拯救了患者濒临崩溃的家庭。职业操守问题对于肿瘤医生来说尤其重要,因为肿瘤医生面临的任务真的不是单纯的医治患者。

人在面临生死考验时,很容易陷入极端的状态,一个治疗肿瘤的医生,若是利用患者的这种心理,对患者进行钱财方面的敲诈,是很容易达到目的的。但是,此举对于大多数贫困患者来说,不亚于害命。因为患者的疗程通常很长,当一种治疗方法失效时,患者钱财也被医院掏空了的话,患者就没有能力再尝试另一种治疗方法,也就失去了可能得救的机会。

我希望在我人生责任完成时,可以不必再为稻粮谋,能够完全投入的去治疗肿瘤患者,尽可能的减轻患者的花费,以帮助更多的贫困患者争取到得救的机会。一代名医姜春华曾说,一个人学医,只有当其根本的目的是救死扶伤,而非靠行医发财,才能把医学好。我对他的说法深表认同。医治成功一个顽症患者,所获得的精神愉悦,远非金钱所能买到的。

这些年我一直在治疗肿瘤患者,我的母亲也是肿瘤患者,目睹一个个家庭因为肿瘤而一贫如洗,很多家庭最后人财两空,我对肿瘤患者这个群体充满了同情。总是不断的从各种医学典籍中学习,尽量为他们寻找最便宜又最有效的医疗方案,久而久之,患者与我建立起了非常友好的关系。但这种行医风格与这个时代显得格格不入,我自己的生活不免过得比以前拮据多了。但我对自己的这种选择丝毫不后悔,因为我从中得到了我要的快乐。

从事中医研究重要的不是争论而是前行

中医在现在这个时代所面临的质疑和争论是非常多的,每个在中医领域内耕耘的,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质疑、非议和争论,到天涯、猫扑这类论坛上一看,无数人想将中医灭之而后快。中医界内部的争论也是极其剧烈,中医是要复古还是应该现代化?经方派和时方派以及各种医生创建的自己的门派究竟谁的观点对?这些争论一起,就跟武林豪斗一样。

而一个中医师出来行医,面临的非议之多也是数不胜数的。处方被同行非议,被患者和患者家属怀疑,疗效不如意,各种不利的消息纷至沓来,很容易把一个学医的人打垮掉。

真正打不垮的,能够在最后的战场上剩存下来的,只有那些对中医疗效有切身体会,而又热爱中医的人。这些人在经历各种世事,沉淀下来后,会成为中医界的中坚力量。唯有不畏非议之中医学者,最后能成为中医的集大成者。

医学很尴尬,因为医生的临床疗效不是百分之百,放眼全球,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临床疗效能够达到40%以上的医生,都是不多的。临床疗效能够达到百分之五十的,可为医界精英。而在晚期肿瘤、哮喘、乙肝、中风后遗症等世界医学难题领域,多数医生的临床有效率都很低,这是最容易受到非议的领域,而人类医学偏偏又存在太多的这种医学难题。

患者和社会大众对医学缺乏了解,对临床疗效期望值过高,而医生不能达到患者的预期,之后患者和患者家属对医生心生怨言,甚者打医生杀医生,都不足为怪。医生要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才能做到对这些不在乎,一如既往的在医学领域前行。因为医学总须有人投入心血去研究才能进步。

当此时代,中医受到怀疑是非常正常的,中医中的糟粕本来就很多,去芜存菁,推动中医的发展,才是真正有志于中医事业的人应该做的事情。而这,需要很多人投入毕生的心血,钻入中医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之中,日积月累的打下深厚的基础,才能量变引起质变,最终将中医这么古老的医学的精髓保存下来,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为一个中医的实践者,我对中医的作用毫不质疑,除此之外,关于中医乃至今后关于我个人的种种争议,我均一笑置之。短暂的人生,终究不是为了跟人斗嘴生闷气的。

与抗癌七年的西医专家李大夫的一席谈话使我获益良多

原文撰于2012年8月

昨天再到抗癌七年的淋巴癌患者原朝阳医院的西医专家李大夫家,探望李大夫,向她学习西医,在她家逗留了六个小时,直到凌晨一点钟才离开,打扰了老人家的休息,实在是抱歉,李大夫昨天给了我很多启发。兹一一整理,以供其他病友参考。

李大夫的病情最近有所发展,但是人的精力一点也不见差,体重也丝毫未减,CT检查显示淋巴肿瘤在发展,唯一的症状是便秘,我用中医骨伤科手法中的晃动法为李大夫按摩腹部十来分钟,然后教李大夫易筋经的起式,张至顺道长金刚长寿功的起式,以及我自己摸索的缓慢下蹬起立式等几个简单的调节肠胃的运动方法,不到一个小时,李大夫即去了趟厕所,大便通畅。

承李大夫错爱,李大夫已经把我当作关门弟子一样的教了,并把她自己的癌症的治疗托付给我。昨晚给李大夫开出了第一张处方,阳和汤加味肉苁蓉,这是与李大夫此前接受的治疗方案截然不同的治疗思路。李大夫此前接受的治疗大多是疏肝解郁、清热解毒、活血化瘀、舒经通络的治疗原则。我则尝试用全生派的温通与托毒排脓法给李大夫治疗。

李大夫一定要我给她处方,我十分的没有信心,对李大夫说,此前的医生治疗的疗效很不错,维持了她七年多的高质量的生活,我治疗的把握很小,尤其与此前她找的专家疗效相比,恐怕要差很多。李大夫却鼓励我大胆的开处方,即便治疗不好,就当拿她做试验好了。这令我十分感动。李大夫已经搬家到我家附近,两家的距离步行十五分钟可到。到李大夫家向李大夫请教和照看李大夫都十分便捷。这恐怕是我继先慈之后,最方便诊疗也最信任我的一个患者了。

李大夫昨天教了我四个多小时的神经内科疾病的诊疗技巧,一个退休十多年的医学专家,由于对医学的热爱,直到现在,每天都在读书、剪报、做笔记,看着李大夫翻出她近期做的一大堆的笔记,我深受感染,此种治学态度,正是一个高明的医生所应具备的。

李大夫早期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当时的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录取分数线在北京大学各专业中是最高的,可见李大夫的智力是超乎一般人的,而其直至如今仍然兢兢业业的治学态度,恐怕也是从小就养成的习惯使然吧。无怪乎李大夫在其擅长的职业病领域内是中国首屈一指的专家,以前只要有重大的工业污染引发的伤亡事故,李大夫都会是卫生部组建的处理事故的医疗组的核心成员。

李大夫的祖父是一个传奇的针灸医生,他六十岁才开始学医,每天拿牛肉做针灸试验,此后就靠着高超的医术,养活一家六口人,一直到九十高寿才辞世,辞世前人很健康。可惜的是医术无人继承,李大夫在北京大学医学院所学的是西医。

此后我们探讨起以毒攻毒治疗癌症的办法,李大夫告诉我她工作期间接触到的一些白血病患者,在接受了砒霜治疗后,由于砷中毒,皮肤都发黑,在她那里接受排砷治疗。但是这些患者如果不接受砒霜的治疗,却又性命不保,所以这些患者就不断的吃砒霜,不断的接受排砷治疗。

李大夫跟我说,中医抗癌,过去以毒攻毒,不懂得在治疗后要排毒,排毒的手段也不发达,所以有时候副作用会导致病人有很多的后遗症,如果能够借助现代医学的一些技术,以毒攻毒治疗后进行排毒治疗,病人的生存质量、生存期都会大有改善。这是我以前从未想过的事情,恐怕这也是目前尚没有多少人研究的方向。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医研究出来的八味肾气丸,就饱含这种补泻一体的治疗思想,补肾之余,不忘泻肾中之浊并顺便把补肾药附子的毒性从小便中排出,这不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吗?然而这一治疗思想在治癌领域,并未被细化。李大夫由于有实际的临床经验,对此深有体会。鼓励我朝着这个方向费点心思去研究一下,说不定开辟出一条崭新的治癌之路,为癌症患者带来希望。这于我,真有振聋发聩的启示作用。

我现在习惯用运动疗法来代替药物缓解患者的部分症状,李大夫以其丰富的临床经验,告诉我若干由于运动过度和一些落后的中医手法按摩造成的损伤性疾病,列举了运动疗法对颈椎、腰椎、骨质疏松症患者的损害,告诉我运用这一疗法时必须注意它的弊端。大大的弥补了我临床经验的不足。

各种治疗方法,有其有益的一面,亦有其有弊的一面,如果决定攀登医学的高峰,就必须仔细研究种种利弊,如此才能减少误治的概率,提高疗效,真正的解除患者的痛苦而不至于留下后患。

李大夫于我,已经是真正的老师,以前很多医学研究生希望列入李大夫的门墙之内,都难有机缘,而我因缘际会,竟然能够以一本佛经与李大夫这样的良师结下如此深厚的缘份,这也是我的福气。但愿李大夫能够健康长寿,而我也能够有机缘从李大夫处学习更多的临床心得。

中国为什么在中医药出口方面一直处于劣势?

中医是中国祖先发明出来的,在中国具有最广泛的影响力,但是中国的中医药出口占全球中药出口市场的百分比是个位数,日本、韩国和印度的中医药出口市场份额比中国为高,尤其是日本,占据了中医药出口市场的绝大多数份额。

中医在日本被称为汉方医学,曾经一度,汉方药是日本人治病的主要手段,直到被日本人称为荷医的西医传入中国后,汉方药的地位才逐渐式微。但是中医药作为一种有确切疗效的医疗手段,并没有被日本人抛弃。汉方药在日本仍然有很大的市场,就连日本首相安培得了溃疡性肠炎,也是在接受中西医结合治疗,在服用西药的同时,安培也在服用汉方药。

日本人对中医现代化的研究与中国中医同行不一样,日本人基本不再开发新的中药方剂,把精力集中在传统方剂的疗效的研究上。日本人对中医的一些临床有效的药物和方剂的疗效进行跟踪访问,统计出中医药的有效率和副作用,按照循证医学思想,来推广汉方药,结果很成功。

而中国中医界多年来孜孜不倦的在开发新的中药制剂,每年中国研制的新的中成药上千种,可是市场份额却不大。中国新研制的中成药在循证医学数据收集和市场营销方面能力的缺失直接导致中国的中医药事业难以发展壮大。

我的一个朋友,只研制出了一种中成药,用于治疗白癜风的,多年来一直孜孜不倦的推广这种外用的中成药,市场营销做得非常不错,推广得极为成功。而另一个我熟悉的老中医,据我所知,他研制的一种外用膏药,治疗颈椎病、腰椎病的效果也很好,但是推广起来却相当吃力。

推广的过程肯定是一个营销的过程,现代化营销一直是中国中医同行的短板,如果能够把这一短板做好。牢把安全有效的关,中医药没有理由发展不起来。

病人比疾病难治多了

治病既久,与病人打交道多了,有时不免一声长叹:病人比疾病难治多了。尤其是来找中医治疗的病人,治疗起来更是难上加难。

病人难以建立对中医治病的信心,此是最大的一道难关。常常有病人中医治疗半途而废,有时倾注心血预备把一个病人治疗得更理想,病人却悄悄的飘然而去,一场善意的期待立即打了水漂。临床时间长了,从病人的只言片语和点滴行为中就能感受出来。

虽然有些病人仍然虚与委蛇,但是我是能敏锐的觉察出来,患者已经另请高明了,之所以仍然寒暄,不过为了多条备胎,以备不时之需而已。

病人的性格各异,有些病人特别性急,对重大如肿瘤之类的疾病,期望值不切实际到希望一个月就把它治愈。虽然我追求速效,但是实在是难以满足这一期待。有些病人刚刚吃药几天,时刻关注着肿瘤的一举一动,稍有变化,内心立即波澜壮阔。这种不切实际的期望常常导致病人贪功冒进。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来找中医治疗肿瘤的病人,是已经到了西医无法收拾的地步了。这类病人十个中有九个会在短期内死亡,然而一旦开始了中医治疗,则又希望马上治好。尤其以年轻病人为甚,他们低估了肿瘤的治疗难度。医生抗癌常常是竭尽全力,也只不过能取得点滴疗效,这显然是不能满足病人的期望的。

因此,病人就像走马灯似的更换着医生和医疗方案。这样的病人,十个有九个迅速死亡。无他,每一个医生或者一种疗法对他而言,都会有一个摸索的过程,一点一滴的时间加起来,就已经到了病人的死期了。

我深知其中之弊。但是面对病人我选择沉默不语。因为我可以肯定的说,对来找我的病人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者,我是不可能治好他们的,我所能做的就是改善他们的生存质量,延长他们的生存期。我这一辈子可能会治好少量病人,但是那绝对是寥若晨星的概率。既然如此,何必阻挡病人其他的求生选择?

癌症病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的理智是有限的。有一些病人明明已经取得了十分显著的疗效,但是另外来了几个病人一说别的疗法很好,就马上心动了。我对这类病人现在都是立马恭送。因为我自己没有办法为他们打包票,但是别人则不一样,他们喜欢信心十足的告诉病人,XXX已经被他们治愈了。这样的话最能令病人中毒的了。爱找谁就找谁去吧!拦阻了之后万一治不好他,我如何交代?病人会说我耽误了他尝试别的方法。

还有一些病人视医嘱为无物,极度无知的期待疗效迅速,离谱的擅自更改治疗过程。这使得我认识到治疗疾病和治疗病人是两回事。治疗疾病比治疗病人容易多了,病人或者病患家属可不像疾病那么好对付的。

我喜欢寻找理智的癌症病患或患属,与他们结下医缘。因为他们思想成熟,高度理智,与我的性格吻合。治疗他们不会使我觉得有压力,实际上这类病人的治疗效果是最佳的。他们与医生配合得相当好,有时虽然看起来很凶险,却转危为安。另一些不理智的病人,看起来短期疗效出色,但是因为病人或者病患家属毛毛躁躁,一个躁进的行为就足以令前功尽弃。

有时我写医嘱写得手酸胀难忍,看到病人视医嘱为无物,心中不禁很失落。这类病人我治疗了一段时间后不免心灰意冷,不愿意再治疗。医嘱与医药一样重要,是因为医嘱是配合治疗的最重要的有关事项。病人不遵医嘱,医生的医疗会立即打水漂,治疗过程就变得特别的反复无常。

比如说出血患者,医生会嘱咐不要吃辣椒,不要用力大便,如果患者不当回事,则立即可能会再次出血。腹胀的患者医生嘱咐不要乱吃易导致便秘的食物,而患者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则刚刚疏通的脏腑用不了多久就会再次堵住。医生的医疗过程,会有全盘的计划,但是患者错误的认为,治病靠的就是药,只想着吃药就把病治好。殊不知,药的作用有限,而病的威力则无穷,有一些行为躲避尚恐不及,反而迎头赶上,这不是为难医生吗?

我最初始的愿望是想做一个好医生,帮助患者从癌魔之手逃生,不过慢慢的,我对自己的这种期待就大幅度减小了。古话说得好,医不叩门,医生是不应该去求着患者的。

医患之间,一旦出现信任危机,医生首先应该退让一步让贤。其实对癌症患者来说,生存的黄金法则只有一条:一旦某种治疗方案见效,一定要坚持下去!听从专业医生的安排,而不是自己的想当然。

我渐渐明白为什么有些医生最初都会是一腔热血,逐渐都会麻木。可叹很多患者的死亡,实在不是因为他们的疾病,而是因为他们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