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中医漫谈

中医终将在再次崛起,但崛起后的中医一定是创新后的中医

今天,十九大闭幕。我虽然不关心政治,但是内心却确实盼望我们中国能够更强大。而且相信,只有我们国家强大了,华夏文明才会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的国粹中医的真正价值才会被全世界人更深的认识到。

鲁迅说了一句话:“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多年来,因为鲁迅的巨大的影响力,这句话成为反中医者能扛出的最鲜明的一面旗帜,我也曾深受鲁迅这种态度的影响。

如今,我渐渐明白,鲁迅讲这句话,所折射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在近代史上所遭受的那些屈辱,带给我们所有华夏儿女深切肺腑的痛,和来自心底里的民族自卑心理。

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不够强大,所以对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医学缺乏自信。

2017年,我因事要去美国,连续三次去美国大使馆面签,签证都没有通过。每次被拒签后,在美国大使馆门口,我心中都在想,如果我们中国更强大一点,我们中国人想签证到任何地方,都不再困难,因为没有人再会怀疑我们因为贪图他们国家富足的生活而非法移民。

刚好这两天,我老家的一位朋友在写我们县抗日史方面的文章,我看到他收集的各种历史资料,内心深处感受到有种声音在呼喊,我应该为祖国更强大做点什么。

我们县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保卫武汉的重要战场,发生过激烈的战争。白崇禧部两万多士兵,在我县几个镇浴血奋战,阵亡一万七千多人,歼灭日军近一万人,真正是一寸山河一寸血。

小时候,我老家的老人们跟我们讲过这段历史,据亲历过这次战争的老人说,当时白崇禧部官兵,为了保护国土完整,打得极为艰苦。

在我们村附近的一个山头上,一营官兵冲上前线,后方做饭的把饭做好了送上去,结果看到的是遍地的尸体,无一名战士生还。

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师曾经带我们到白崇禧部官兵在我们村附近的一个战场上参观,那时还能从山上捡到不少子弹壳,小时候对这样的历史耻辱感受不深。但是如今读到这些文字时,发自内心的感到伤痛。

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四大文明中,只有我们华夏文明虽然屡经战火的洗礼,但是至今尚存于世。

虽然因为过去的封闭和自大,导致我们华夏文明曾一度落后于世界,但是从大的历史轨迹来看,我们华夏民族尽管也有多次落后挨打的历史,但是每次都能浴血重生。华夏文明一次又一次的复活,在汲取了外来文化的精华后,再次壮大了自己。

从古至今,中医就与华夏文明的命运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华夏文明兴盛发达,中医即兴盛发达。华夏文明衰弱,中医也跟着衰弱。

华夏文明有很强的包容性,一直都能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点,完善自我。我们的中医,并不完全是中国老祖宗创造出来的医学,它一直有从海外优秀的医学技术中,汲取精华。

早在唐代的时候,就有来自非洲的乳香和没药传入中国,成为中药的一部分。红花和曼陀罗这些中药,也是从国外传入中国的,我们也曾从阿拉伯医学和印度医学中学习了不少东西。

人类学中有一种观点,文明就像水,是从高势位往低势位传播。只有当一种文明在综合实力上,领先于其他文明时,这种文明才能向其他文明渗透。

在我们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夏文明曾经一度影响了周边的很多国家。比如盛唐时期,日本和朝鲜等国家派往中国的遣唐使,就是来向学习我们的文化和技术的。

中医书籍是他们从中国带回去的最多的书籍之一,中医也随着这些文化使者的足迹,传播到他们自己的祖国,并且一度成为这些国家的主流医学。

我们华夏文明有落后世界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历史,但是每次我们挨打之后,都会重新站起来。而且每次当我们再次站起来时,我们都会成为比过去更强大的民族。当我们强大时,我们华夏文明的光芒才会再一次展现在世人眼前。

我作为一个理工科出身的人,因为受西方文明的影响,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对中国的传统医学嗤之以鼻。直到我自己身患哮喘,四处求医无效,自己自学中医,解决自己的哮喘问题后,才意识到我过去对现代科学的迷信,竟是如此的狭隘。

这些年我又用中医治疗了很多晚期癌症患者,随着我自己治病经验日渐丰富,治好的病人越来越多,我发自内心的认可我过去很不认可的中医,认识到了自己过去是活在无知和偏见之中。

中医药是个伟大的宝库,在近现代,它与我们民族的命运一样,出现了一个长达数百年的整体的沉沦,致使我们对它缺乏自信。它的再次崛起,有赖于我们新一代的中医人让它更强大。

我曾经参与过网络媒体上的各种关于中医药的论争,但最后意识到,没有中华文明的再次崛起,中医药是无法单独崛起的。

而中华文明的再次崛起是必然的,尽管还需要一些时间。只是再度崛起的中华文明,也会在凤凰涅槃后,进一步的完善自我,从时代智慧中汲取新的营养,从新盛开出更灿烂的文明之花来。

再次崛起的中医药学同样不会是故纸堆里的中医药学。即便偶尔有少数厚古薄今的人存在,但是中医这个共同体,从来没有固步自封过。

整个中医史上,一代又一代的中医人,在继承前人的经验的基础上,不断的创新,累积了许多丰富的临床经验,一直在推动着中医往前进,这是不争的事实。

我相信我们新一代的中医,也会在我们民族再次崛起之时,为医学,为人类,做出新的贡献。

引用爱因斯坦的一句话:“安静而有节制的生活,比始终在不安困扰下追求成功,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喜悦。”

远离纷争,安静的研究医学,从疾病的魔爪中,拯救出更多的患者,并在这种医学实践中,推动中医学往前发展,才是我们新一代的中医人最应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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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中西医之争的看法

中西医之争由来已久,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代就出现了汉方医(中医)和兰医(西医)之争,由于西方文明的传入,尤其是荷兰人带来的解剖学的影响,汉方医的主流医学的地位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明治革新思想家津田真道说 : “所有学问大别之有两种 ,高谈空洞理论的虚无寂灭 ,五行性理 ,或良知良能等说的 ,是虚学 ;根据实象 ,专论实理 ,如近代西洋的物理 、化学 、医学 、经济 、哲学等的是实学 。这种实学如能普遍流传国内 ,明达各种道理 ,就可以说是真正文明 ” 。

另一位日本学者福泽谕吉在其《劝学篇 》中说 : “我们应该把远离实际的学问视为次要 ,而专心致力于接近人生日用的实际学问 ” ,然后评价说 : “从虚学到实学的革命 ,首先是一场观念形态的革命 ,它使人们摆脱了封建的道德教义的束缚 ,树立了崭新的学问观 ,认识到只有科学知识才是真正的学问 ,只有依靠科学的力量才能实现现代化。”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传统医学如汉方医(中医)、韩方医(朝鲜医学)、佛方医(佛教医学),乃至日本人视为其自己的“国学”的日本本土传统医学的地位都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后来汉方医生甚至被禁止行医。

但也就在这个时期,日本出现了浅田宗伯这样的汉方大医家。

后来成为大正天皇的嘉仁太子,刚出生没多久便生命垂危,群医束手无策,浅田宗伯用汉方医学救活了他。

嘉仁太子体质孱弱,几次三番的出现危重症候,浅田宗伯花了两年的时间,把这个未来的天皇的各种健康问题都解决了。

与此同时,法国公使腰背疼痛,屡经西医治疗无效,也被浅田宗伯针灸与中药并用,一周治愈。兴奋的法国公使把自己的治病经历和处方(中医的桂枝加茯苓白术附子汤)译成法文,发回法国,法国报纸报道了这则新闻,惊动了拿破仑三世,拿破仑三世为此赠送了不少礼品给浅田宗伯。

再加上日本的十四代将军家茂的脚气病被西医误诊后,经浅田宗伯诊断后判断为不治之症,后家茂果然很快死亡。浅田宗伯的名声乃大振于日本。

所以一力主张废除汉方医学的明治时期的西医们非常尴尬。

浅田宗伯字栗园,日本人对他的评价有这样一句话:“栗园之前无栗园,栗园之后栗园无。”浅田宗伯自十六岁开始,每天都在学医治病的同时,坚持写作,留下了大量的汉方医学方面的文字,终成为日本汉方医学界震古烁今的一位巨擘。

如今,日本的现代医学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但是汉方医学依然发达。日本人常用的一些汉方药,每年在日本销售量高达数千万到上亿份。日本汉方医学界也名医辈出,汤本求真、大塚敬节、矢数道明等都是名噪一时的名医。汉方药更是成为日本的招牌出口产品之一。

中国近代受日本的影响最大,一方面,日本人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带来了极为耻辱和痛苦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日本人在中国之前经历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的落后挨打的经历与中国极为相似,这个近邻岛国比中国先一步走向现代化,日本的变革也成了中国人学习的榜样。

所以民国以来,中国的中医就像日本的汉方医学一样,遭到了现代西医的猛烈抨击,反中医阵营中,最为得力者莫过于余云岫。废除中医的呼声烈烈,民国政府一度曾考虑立法禁止中医。

与日本的状况多少有些相似,中国的中医界出现了施今墨、孔伯华、萧龙友这样的大医生,袁世凯、汪精卫等政要的家人得了西医治不了的病,被他们轻而易举的治愈了。

中医元老们纷纷向政府上书,力陈中医不可废除之理由,最终,余云岫、伍连德等人也只好眼睁睁看着中医继续存活下去。

世界上各国都有传统医学,印度的传统医学阿育吠陀甚至被誉为医学之母,直到十八世纪,亚马逊热带雨林里的印第安人的传统医学的手术成功率仍然远远领先于当时巴黎最好的西医院。

但只有中国的传统医学,亦即现在被称为中医的这门古老的医学,仍然有非常强悍的生命力。不但中医师在学习和研究它,无数的西医师也在学习和研究它。

就笔者所熟知的肿瘤医学领域,起码就有孙燕院士这样的西医内科大师和季加孚教授这样的西医外科大师,不但一直都在呼吁中西医应该优势互补,而且自己还投身到中医抗癌的研究之中。前卫生部部长陈竺亦因对传统中药砒霜的突破性研究而摘取了一系列的国际医学大奖。

比较有趣的是,一众反中医的意见领袖中,很少有真正的临床医生。当然,一众鼓吹中医神奇到无所不能的神棍中,也多不是真正的临床中医师。

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我现在越来越多的病人是全国各地的西医介绍过来的。我切身感受到很多临床西医师对中医的态度还是很友好的,我的病人中就有不少的西医或西医的家属。尽管确实也存在不少西医师极为反对中医。

疾病难治,一个临床医生一定对这四个字有切身的体会。只要医生本人还算诚实,我想多数医生都会意识到自己毕生所学,还是存在很大的不足,解决不了患者的全部问题。

经常有我们自己束手无策的患者被其他医生治好了,行医时间越久,这样的见闻也会越多。《易经》的“谦卦”云“谦谦君子,以卑自牧也”,一个傲慢自大的医生,真不是一个好医生,也不是一个诚实的人。多数靠谱的医生还是有“以卑自牧”的精神的。

所以在医学界,中西医并存是不争的事实,中医师和西医师友好合作的也大有人在。同时精通中医和西医的也不少,比如邵长荣教授,就既是中医的肺病专家,又能自己动手做多种手术。

扬西抑中,或者扬中抑西,都只是一偏之见。

中医药在新时代,也不应停留在古老的历史中,不肯前进。中医师或中医爱好者对诸如马兜铃酸损害人体之类的新研究,应予以重视。医术本为救人之术,借助现代科技,促进中医药朝更安全更有效的方向发展,应该受到欢迎,而非一味否定。

学医到了一定的年龄和程度,应该无分中西医,不存门户之见。

至于普通老百姓,信任中医还是信任西医,更多的恐怕还是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而非各种意见领袖的文章。

人的认知各不相同,但每个人的认知皆有其根深蒂固的由来,也非其他人三言两语可以改变得了的。

一个医生,心平气和的接诊信任自己的患者足矣,参与到中西医之争中,纯属浪费时间。自己心存中西医相争之心,也属狭隘。

谨以此文,回复不断的问我对中西医之争的看法的读者。

中医治病三辨:辨人论治,辨证论治,辨病论治

这是我给我的学生们上课时讲的一些内容,现整理出来,撰成文,供大家指正。

首先,医生治疗的是病人,不是病。所以,治疗疾病的第一关就是要辨人论治。

同样的一种病,不同的患者,处方有时是截然不同的,医嘱也是截然不同的,如果千人一方,这样去治病,是治不出好效果的。

我们中国的患者,历来有重药轻医的倾向,所以我们在临床治病时,听得最多的就是患者直接来问,医生我这个病该用什么药?

还有很多患者和患者家属,根本不愿意看医生,只愿意电话或者网络咨询一下医生,我今天哪儿哪儿不舒服了,你看我应该吃点什么药?我家某某某生了什么病,你看应该吃点什么药?或者有些干脆问,医生,你看某某药能解决我的病吗?

我每天接触到的这类咨询者多得数不胜数,你若不回复他们,他们焦躁得很,有的直接骂你医德不好。医德这个词,被滥用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国家立法禁止医生在未见到患者的情况下开处方,正是为患者的生命安全考虑。

现在有些患者挂号看医生,患者本人根本不来,家属带着患者的检查报告直接就找医生,或者直接通过通讯工具一咨询,就要求医生开方治病,这种情况就让医生很为难。

病人都见不到,怎么辨人论治呢?

同样的感冒,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症状,素来健壮的人,和素来虚弱的人,用药就不能一样。当面看诊都未必能用准药,何况在没看到病人的情况下,就随意用药,搞不好病人就会被治出大问题。

所以做医生要把的第一关,就是一定要见到病人才能看病开方,看不到病人,不要轻易给患者用药建议,以免给患者的生命健康造成危害。

我们的很多医学教科书,都会写上这样的一些话:医疗并不纯粹只是一个医疗技术的问题,医疗还与患者接受的教育程度**,**患者的社会背景,患者的个人信仰,乃至患者的性格息息相关,医生行医治病时,首先对患者要有个直观印象,对患者的职业特点,生活习惯和性格特征要有基本的了解。

打个比方说,同样的一种病,不同职业的人得了,作为医生,就要用不同的治疗方案。

比如说癌症,有些工作繁忙的人得了这种病,病了之后不知休息,依然到处奔波,就很容易一边治疗一边复发。这时候我们在治疗患者的同时,就要叮嘱患者一定要多休息,定时作息。

很多应酬很多,经常熬夜,如果不叮嘱患者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即便短期控制住,很快也会复发。对这类患者,甚至有必要开一些安神助眠的药物,帮助他们睡眠,因为他们经常因为业务压力大,焦虑不安,睡眠不足。

而一些退休或者辞职人士得了这种病,他们有大把的时间休养生息,这时候又要多叮嘱患者参加社会活动,甚至要劝说他们去找点有意义的工作做做,别闲在家里养病。

为什么呢?因为据我自己的经验,这种患者一旦闲下来养病,他就全神贯注的死磕着自己的病,结果每天活得忧心忡忡,压力巨大,这也是很容易导致患者病情复发的。

再比如说,患者在炎热地带生活和在寒冷地带生活,外在的气候因素不一样,对人体的影响也不一样,在我们中医,用药就不能不有所考虑。同样的,长期生活在空气湿度较大的地区的患者和长期生活在空气干燥地区的患者,用药也是不同的。

男性患者和女性患者用药也是不一样,情绪乐观的患者和情绪悲观的患者用药也要有所不同,老年患者和年轻患者用药也是不一样的,素来强壮的患者和素来体虚多病的患者,用药同样不一样。

所以我们没有见到患者,没有与患者有直观的接触,没有对患者进行中医的望闻问切的四诊,就不能随便给患者用药。

理想状态下,医生应该对患者的基本情况了如指掌才能给患者治疗。国外每个社会成员,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家庭医生,这些家庭医生对自己的患者的基本情况,就非常的了解。

辨人论治还有一层含义,这也是我跟我的学生们屡次强调的,就是医生要根据自己的生活阅历,判断一下患者的性格特征,判断一下一项医事活动存在的风险。

有些患者或患者家属,可能会给医生带来巨大的职业风险,这样的患者,在治疗的过程中就要格外谨慎。

我曾跟过一个老大夫做临床,我的老师第一天教我时跟我说,医生治病,一定要注意安全,首先要保障患者安全,第二要保障医生自己安全。

我们国内大的舆论环境过于讲究医生要有医德,很少讲医生处理与患者之间的关系时的技巧性的东西,我认为这是个缺陷。

我们中医界特别强调学医要有药王孙思邈的“大医精诚”精神,孙思邈的“大医精诚篇”和“大医习业篇”也历来被很多中医教师当作入学第一课教给学生。

我个人并没有这样做,我反反复复跟我的学生们强调的是既要保障病人的安全,也要保障自己的安全,不能一味的瞎讲慈悲仁爱,要认识到我们医生这个职业存在巨大的风险。

我说实话,我既不希望我自己,也不希望我的子弟们,因为医疗行业存在的天然的风险,而陷入医患纠纷的麻烦之中。

一个医生要学会控制风险,不会控制风险的医生不是一个好医生。培养一个医生的成本太高, 无辜牺牲自己,对社会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接着我来说说辨证论治。

学过中医的,都会知道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是中医论治疾病的两大思想体系。

辨证论治是运用中医学理论辨析有关疾病的资料以确立证,论证其治则和治法,并付诸实践实施的思维和实践过程。

中医辨证论治较为复杂,在中医界争论也很多。但是正是中医的辨证论治思想,最接近现代循证医学的理念。我曾多次强调,不可以不重视中医理论,也不可以过度迷信中医理论,中医理论和其他医学理论没有两样,都只能算是一种有一定合理性的医学假说。

中医的辨证论治思想,有很强的实用性,但是若说靠中医的辨证论治思想,可以解决一切疾病问题,那也是胡说八道。

概括来说,中医的辨证论治有六经辨证、八纲辨证、脏腑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多种辨证论治的方法。

在讲病证论治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中医研究问题的一个基本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中医书籍里常常强调的“取类比象”思想,中医的各种辨证论治思路,严格说来,均是这种“取类比象”思想的具体应用。

中医缺乏像西医这样完备的解剖学知识,这是中医的不足,也是中医常遭人攻击的薄弱之处之一。古人通过“察外而知内”的方法,来认识人体内部的变化。

所谓“察外而知内”,就是说通过观察外在的变化,而推测内在的变化。察外而知内思想的延伸,就是通过观察大自然的变化,来推测人体的变化。

这样的认识问题的方法,有一定的科学道理,但是也难免失之于主观臆断。

金元时期的一位名医王好古说:“脏腑而能语,医生面如土”,这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人的脏腑能说话的话,那么那些讲起来头头是道的医生们就要面如土色,因为脏腑可能会告诉这些医生们,他们对脏腑的判断纯属乱扯淡。

所以中医的辨证论治思想,我们学中医的要掌握好,因为它们有一定的科学性,可以指导我们在临床实践中解决部分问题。

但是同时又要对它们的不够完美的一面保持清醒的认识,避免受其桎梏。要随时随地能跳出中医的辨证论治思想的圈子,实事求是的去解决患者的问题。

我下面接着讲一讲中医的各种辨证论治思想的具体内容。

六经论证来自于被誉为中医界医圣的张仲景的《伤寒论》,在《伤寒论》中,张仲景把常见病分为六经病:太阳经、少阳经、阳明经、太阴经、少阴经、厥阴经。

太阳经气主一身之表,所以根据中医“背为阳,腹为阴”的理论,太阳经络就在人身之背,太阳病以头项强痛而恶寒的表证为主。

阳明经主里,其病理机制主要与胃和大肠有关,所以阳明病主要是胃与大肠病。

少阳经络行身之侧,后世医学家认为少阳经属于半表半里,介于太阳与阳明之间,内属胆与三焦,所以有“少阳为枢”的比喻。少阳病多表现为枢机不利的证候。

三阴病(少阴、太阴、厥阴)均属里,太阴病多为脾虚寒湿证,少阴病多为心肾阳虚寒盛证,或肾阴虚心阳亢证,厥阴病多为肝木侮土,犯胃克脾的证候。

这只是简单的划分方法,人体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彼此相连,太阳病可能会引发阳明病,阳明病可能会引发少阳病,类似于这样的情况,在《伤寒论》中叫传经。

由表向理传会越来越严重,由里往表传,说明人体的免疫力和疾病抗争后,病情得到缓解,病人有自愈的可能了。

附带一提,很多患者不太理解中医师为什么强调感冒时要先治疗感冒,不能吃治疗其他疾病的药。这是因为根据传经理论,在患者感冒期间服用治疗其他疾病的药,容易把感冒引起的表邪引入到“里”,导致患者产生各种不可预料的新的病变。

张仲景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把人体各种不同的病症,系统化分为六大类,并给出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疾病的解决方案。

至今为止,张仲景《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的处方,依然有很大的临床价值。我希望在今后有时间就我自己多年来运用张仲景的六经辨证论治思想治病的经验撰写一些文章出来,供其他学习中医者参考。

但是张仲景的六经究竟指什么,历代医学家也是意见纷呈,讼争不断的。《伤寒论》在中医界,就像《论语》在中国古代哲学界一样,地位显赫,每个朝代都会有大量的注家为《伤寒论》作注释,某些医学家的注释与另一些医学家的注释,几乎可以打起架来。

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这六经论证思想本身就有一定的模糊性,尽管它也有很强的实用性。我们依据六经论证思想确实可以治疗很多疾病,但是六经论证思想并不能像某些经方学派(中医界将崇信以《伤寒论》为主的古方派称作经方派)医生所说的那样,可以解决一切疾病。

金元四大家之一李东垣在盛壮之年,遭遇了一场战后的大瘟疫,当时的经方派束手无策,每天京城各大门都有两千多具棺木抬出,可见当时传染病发作得有多厉害。京城里的名医们依据六经辨证论治思想去讨论如何解决瘟疫,苦无良策,这件事对李东垣的刺激很大。

常常有些中医迷认为,这是因为当时的医生们悟性不够,没能参悟到中医的精髓,未能深入堂奥。有些人自以为如果是他自己遇到这种瘟疫,就能应手而愈,我认为这是胡说八道。

而且我甚为厌恶我们中国人动辄祭出“悟性”这么个玩意儿来,动辄以学者悟性不够来为我国传统哲学和医学的不足遮羞。

像医学这样的应用科学,应该清晰、明确、可操作性强,才能算得上真正的精妙。若真的一直强调“医者,意也”,则很难大力发展。

八纲论治是按照中医的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等八种主要的证型来对患者的疾病进行定性分析,并据此处方用药治病。

近代医学家施今墨先生更是在此基础上加上气、血,合为十纲。也有医学家认为应该是两纲六目,阴和阳是纲,表、里、虚、实、寒、热属于六目,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

现代人可能对中医的八纲很陌生,但是这却是中医学的基础。而且它确实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依据中医的八纲辨证思想,确实能解决部分患者的问题。

阴阳是对病的属性的分类。中医认为,凡是疾病的产生,都是由于人体阴阳的偏盛偏衰所致,而医生治病,患者吃中药治病,其根本也在于纠正阴阳的偏盛偏衰。

《黄帝内经》强调治病必求其本,本是什么呢?中医认为这个本是阴阳。这里的阴阳,很难用一句话概括清楚,学者宜熟读《黄帝内经》的《阴阳应象大论》和《阴阳别论篇》等篇章,去理解中医所讲的阴阳。

概括来说,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用以将事物归纳和分类的一种思辨工具,是我们古人认识自然认识自我的一种思维方法。

古人发现,凡事有正有反,大自然有白天有黑夜,有太阳有月亮,人有男有女,方向有南有北,太阳有日出日落等现象。古人就用阴阳这样一对概念来把截然相反的事物一分为二,并通过这种分类方法来认识世界。

具体到我们中医,凡是阳气盛,抵抗力强,发为热证、实证的,就为阳证。阳证患者声音高亢,一派亢盛的体征。凡是抵抗力弱,发为虚证、寒证的,则为阴证。阴证患者呈现的是一派阳气不足的现象。

这里顺便要提及一下,与阴阳这对概念相似,“太过”与“不及(或曰”不足“)这两个概念,在中医理论中也是非常重要的。

正常的人体是平衡状态,是”阴平阳秘“的状态,不正常的人体是阴阳失衡的状态,到了阴阳离决的状态,人就离死亡不远了。

长期工作在抗癌一线 ,我抑郁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抑郁。

我天生的乐观,我的哥哥曾经说我是盲目的乐观主义者,可见我年轻时候心态是多么的阳光明媚。

但是现在我必须承认,我抑郁了。

巨大的工作量,使得我的学习和工作时间几乎是常人的两倍。

体力上和精神上都长期透支,病人越治越多,多到我应接不暇,而且很多病人几乎每天都会不厌其烦的问我很多问题,需要从我这里获取生存下去的勇气和希望。

随着口碑传播,每年有成千上万的患者来找我看病。

有时我一想五年后,十年后的自己,将会因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而为更多的患者和患者家属们包围时,我感到很恐怖。

而我所治疗的,几乎全部是晚期癌症患者,一年都碰不到几例早中期癌症患者。

由于缺乏宗教信仰,中国人普遍的恐惧死亡。重视孝亲的文化传统,让多数中国人在面临癌症这样的重病时,显得很不理性,总是有着过高的期望值,每个求诊者都给我们这些治癌症的医者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今年3月8日,我看到肝移植之父 Thomas Earl Starz博士在美国匹兹堡的家中逝世的消息,当时还看到他在自传中说他讨厌手术,他在给一个患者做完肝移植手术后八个月,那个患者去世了,Thomas Earl Starz博士从此不再做手术。Thomas Earl Starz博士说每次手术前的准备他都会感到恐惧不已。

我看到这个新闻,心有戚戚焉。

我送走了太多的患者,在我的微信朋友圈中,我能看到的最多的就是各种为治疗癌症募捐的文章和各个患者家属发的讣告。有一些尽说大话的医疗界的骗子们,总是乐意吹嘘自己治疗晚期癌症手到病除,但是我在现实中还没有碰到一个那样的医界圣手。

还有很多的我无法满足的咨询者,愤怒的对我骂骂咧咧。他们没有付过一分钱的咨询费,但是喜欢对医生们进行道德绑架,认为我们既然学医了,就应该道德高尚,同情病人,无私的帮助他们。

因为在抗癌的圈子里小有影响力,多时一天数百人来咨询我,即便不吃饭不睡觉我也无法回复完那么多的咨询。

多数患者或者患者家属对医生必须当面看到患者,才能给出正确的诊疗意见这一工作流程不太理解,他们总是急不可耐的希望我能够妙手仁心,不用见面就立即解除他们自己或他们亲人的倒悬之苦。很遗憾,我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不是神。

有一次我应一个患者家属之邀到桂林去看一个患者,另一个患者的女儿见到我,对我说,她还没有看到互联网上关于我的负面评价。我想这是时间还没有到,随着找我的患者和患者家属的增多,铺天盖地的谩骂迟早会到来。因为我能力有限且分身乏术,无法满足所有患者和患者家属的期望。

每天我要面临的是这个世界上最艰难的人们,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亲人们正在遭受晚期癌症的折磨,一些焦虑的患者或者患者家属,将他们内心正在遭受的痛苦向我们倾诉和宣泄,有一些甚至对我们这些医者采取过激的方式来排泄自己内心的压抑感。

这些都不可避免的影响到我了。

我也没有办法有一个像样的假期,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甚至没有一天可以真正意义上的歇下来。即便我终于可以抽出一天时间来陪我的家人旅游,在旅游的途中,我的手机也会响个不停,我的大脑必须不停的思考,以帮助患者和患者家属解决他们此起彼伏的问题。

我常常不得不中断自己的休假计划,提前回到工作岗位中来。

即便如此,我还是不得不经常面对我的治疗没有效果,患者病情进展的现实,经常要接到一些生命垂危的患者的家人打来的电话,他们急躁的向我求助,声音里充满了焦虑,悲伤和绝望。

我需要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的打击,每次都能在我心中留下一个阴影,时间长了,这些阴影越来越多,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选择究竟是对是错。

每次一个患者经我治疗无效,病情进展时,我都会从心底里感到愧疚。但是医学就是这样充满了不确定性,尤其是对晚期癌症的治疗,更是失败多而成功少。

我有一些从医的同行,他们从来不敢碰晚期癌症这类重大疾病,因为这是一个充满了死亡气息的领域。

我们与偶然医治一两个晚期癌症患者的医生不一样,作为一个专门研究癌症治疗的学医人,这一辈子恐怕都要殚精竭虑,难得安宁。

也经常有患者来向我哭穷,在求诊的同时告诉我,他(她)已经因为治病而家徒四壁了。听得多了,我一听到有人来告诉我这些,就本能的想逃避。

没有人能够强大到可以每天面对这样绝望的群体。有时听着这些不幸的人的倾诉,我脑海中会一阵一阵的掠过一些自杀的念头,也许只有死亡才能帮助我结束这种生活。不是我没有同情心,我现在真的很想躲避这些求助者。

我需要调整我自己,我需要大幅度的减轻自己的负担,我的生活需要一些阳光。

总有一些患者来告诉我,他们把我当作他们最后的希望,希望我一定要救救他们。

作为血肉之躯,有情众生之一,我无法面对这些期望值过高的患者或者患者家属们,于是很多时候选择了回绝,因为我不想自己活在谎言之中。生死离别这样的不愉快的场面,还是经历得越少越好。

也有一些患者家属希望我能够帮助他们隐瞒他们的家人,我很理解他们的做法,但是却不愿意参与到这种不管是不是善意的欺骗之中。

在家里我越来越不喜欢说话了,丧失了对生活的热情,甚至也丧失了我持续了二十多年的对写作和阅读的热情。以前觉得很美好的事情,比如栽花种草,如今也令我感到索然无味。

作为一个学医的人,我知道,这些都是抑郁的症状。

当医生难,在中国当医生尤其难,在中国当一个令成千上万的患者和患者家属满意的医生更是难上加难。

多年的劳累,已经让我自己得了很多的慢性病。为了抢救重病患者而不断的奔波劳碌,压垮了我自己的身体。

而更可怕的是,一个人一旦在医疗这个领域积累了一点声望之后,就再也难以从中脱身。

我曾几度试图从医疗行业脱身而出,但是身不由己,无论我走向哪里,无论我改行做什么了,慕名而来的求诊者都能找到,除非我的生命终结。

在全球各地,医生这个群体都是抑郁症高发的群体,也是自杀率最高的群体之一,以前我对这些调查数据无感,因为那时我的生活还没有如此之多的阴霾。

如今,我不得不承认,我自己也是众多的陷入抑郁情绪的医生之一。

我会努力调整好自己,继续用我所学到的专业知识来帮助病人,我也不希望这样的一篇文章,日后被我的亲友们当作遗书来看待,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够继续陪伴我的孩子健康的成长,陪伴我所爱的人度过余生。

但是我希望,我的患者和患属朋友们,在万分焦虑的时刻,也设身处地的为我想一想,克制一下你们自己的情绪。

因为我以及我的很多同行们所承受的压力,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医患互得对癌症治疗效果的影响

上海已故知名老大夫裘沛然先生曾说,医患互得是疗效的重要保证,并且撰长文对医患互得进行了详尽的描述。

中医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中也多次强调医患关系对疗效的影响,提出了“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此之谓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治疗疾病,关键在病人自己,医生只是起辅助作用,如果医患之间不能建立起良好的互信关系,患者不积极应对自己的疾病,病是治不好的。

癌症这类疾病,治疗更是如此。癌症是大病,癌症的治疗,不但需要医生和患者在互信的基础上密切合作,还需要患者家属的参与,这三方有任何一方出现问题,治疗效果都不会很理想。

所以我一直特别强调癌症患者应该对自己的病知情,因为这是患者求生成功的重要保证。

常常有癌症患属出于种种原因隐瞒患者,不肯把患者的真实病情告诉患者,这种做法是不理智的。而且说句实在话,没有任何一个人比患者本人更重视自己的生命,只有患者自己知道自己患了什么病,他们才能守卫自己的生命。

患者不但应该知情,而且还应该对自己的疾病的预后有清楚的了解,患者知情后,在专业医护工作者的帮助下,建立起战胜疾病的信心,才能更好的配合医生的治疗。

据我自己与上万的癌症患者打交道的经验,癌症患者知情后,多会主动去了解自己患病的原因,了解预防癌症复发的知识,主动积极的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个人目前所见到的知情的患者,真正被自己的疾病吓死的不多,但是社会上各种以讹传讹的文章总在宣扬有多少比例的癌症患者是被自己的疾病吓死的,这种文章很误导人。

在知道自己患了癌症后,患者肯定会遭受一定程度的精神打击,但是人类出自天性的求生本能,多会使患者在遭受最初的打击之后,逐渐冷静和理性起来,积极的学习抗癌知识,改变自己的行为习惯,这些对患者的康复有很大的好处。

癌症患者本人采取的各种措施,在癌症的康复过程中所占的比重是最大的,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患者自己的配合和主动积极的寻求各种康复办法,癌症是无法取得理想的疗效的。

到现在为止,我见过大量的患了癌症后长期生存的患者,其中有部分是我自己治疗过的,也有很多是通过各种关系认识的。这些患者无一例外都对自己的病情知之甚深,他们中有一些在被确诊为癌症时,已经是晚期。

这些患者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自己所患的疾病有很深的了解,有一些掌握的知识甚至比一些专业医生更全面。医生们多会局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但是患者却多会主动学习与自己疾病相关的一切领域的知识。

比如很多西医可能一辈子都不愿意去了解中医抗癌的相关知识,而多数中医师也很排斥西医,但是在大部分患者这里,就不会有中西医之争,患者多属实用主义者,只要对自己的康复有作用,他们都不排斥。

很多患者甚至在癌友群体中主动积极的去学习狭义医学之外的有关康复的知识,比如宗教知识,心理学方面的知识,以及一些自然医学方面的知识。

这些知识都对癌症的治疗有一定程度的辅助作用,这一点可能很多临床医生不太愿意承认,但是就我个人的见闻而言,我可以肯定的是患者的这种广泛学习抗癌知识的行为是有益的。

癌症患者的康复,还需要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环境,其中最主要的是家庭环境要温馨,家人之间的相处要尽量互相友爱,言辞平和,不要频繁爆发激烈的人际冲突。

这一方面固然需要患者自己调节好自己的心态,另一方面也需要患者家属调节好自己的心态。尽管对癌症的发生与人的情绪是否有关,在医学上尚存在争议。但是在癌症康复的过程中,精神的轻松和愉悦,肯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笔者自己诊疗过的超过一半的患者处在激烈的人际冲突中,总是有一些患者家属背着患者跟我诉苦,患者性格如何暴戾,生活习惯如何不好,他们觉得患者是会听医生的,所以他们希望我们在给患者治病的同时,也劝说患者本人能够改一改脾气和行为习惯。

多数时候,这是相当可笑的。据笔者本人在临床过程中观察,来诉苦的患者家属,性格缺陷一点也不比患者本人强多少,甚至可以说比患者本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行为和语言均非常极端,自私自利,甚少考虑过别人的感受。

曾有一个患者的四个姐妹在患者就诊于笔者时,都来找过笔者。知道笔者的电话和微信后,只要自己心潮一动,随时随地就会毫不顾虑笔者本人是否正在忙于工作的拨打笔者的电话或者微信弹出视频请求。

谈话内容基本上都是互相抱怨,各种诉苦,诊费则互相推诿,没有一个人肯出。这种病人和家人接触多了之后,我才知道作为一个医者,轻易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给病人或者病人家属是一种很不理智的行为。

人贵在反省,家中亲人得了癌症这样的重病后,无论是病人自己还是家人,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忏悔自己的过失,尽量少去指责别人,改善家人之间的关系,那么无论是对患者本人的康复,还是对家人的幸福,都有很大的帮助。

诿过于人是最不理智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一定要积极的解决问题。

曾经有个肠癌肝转移的患者,就诊于笔者时,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控诉自己的丈夫和婆婆如何在精神上虐待自己,她认为自己的病是自己结婚一年多,被自己丈夫和婆婆施加的种种精神虐待造成的。

我不得不告诉患者,像她那样的肠癌发展到肝转移,绝非一年两年的功夫,向她普及这一医学常识,希望她能放下心中的种种怨念,心态平和下来,积极的寻找真正的致病原因,对症下药的解决这些问题。

这样的矛盾激烈的人际关系,对患者的康复是百分之百有害的。患者本人和患者家属,应该尽量静下心来,解决这个问题。给患者营造一种和睦放松的人际关系环境,让患者心情舒畅,帮助患者康复。

另外不得一提的还有患者以及患者家人与自己的医生相处的问题。

医生在癌症的治疗过程中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一旦患了癌症,患者选定了一个医生后,可能需要与这个医生终生合作,直至患者或医生身亡为止。

多数长期生存的患者,都会有一个长期合作的医生,频繁更换医生绝非患者之福。

我曾见过某肝癌患者,一个月要更换好几个医生,自患病后,四处寻访名医治疗,治疗一周无效便大骂该医生徒有虚名,再去寻找下一个医生。其结果便是他的病情发展迅速,终至于很快便不治身亡。

医生的名气重要不重要呢?重要,也不重要。一个医生在医疗战线上混了一辈子,仍然得不到患者的认可,是很悲哀的,说明其疗效很差。但是,那些靠着各种广告吹捧起来的名气,却又多是徒有虚名的。患者或者患者家属求医问诊时,最好是融入某个患者群体,去考察某个医生在这个患者群体中的口碑,真正的名气应该是建立在口碑而非广告的基础之上的。

我见过的多数生存期较长的患者,最初就诊的时候,他的主治医生可能都算不上名医,资历浅,名望低,但是治病足够耐心,其疗效反而比那些大名医好多了。

患者选择一个医生后,在与医生接触时,应该尊重医生。只有真正的尊重医生,才能得到医生放心大胆的治疗。

我本人对那些对我陌生的患者,和对我不够尊重的患者,多是不会轻易接诊的。有些患者不知从哪里知道我,然后找到我,在网上向我咨询时,连我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要求我给他们发简历或者问我是干什么的。过去我时间充裕时会回复这些咨询,现在基本是不予理会。

因为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这样的医患之间,不太可能建立起良好的互信关系和合作关系。

另一些患者和我预约后爽约,并且告知都不告知一声。这种情况医生不等患者到诊,万一患者到了,医生要挨骂。而苦等不来,患者和患者家人不但连道歉都没有一声,多数连理会都懒得理会医生一声。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通病,我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现在舆论动辄指责医生缺乏医德,但很少有人关注过,求诊者有时也是毫无基本道德可言的。

这样的患者我本人现在是直接拉进黑名单。无论什么原因,基本的礼貌是要懂的。如果连基本的礼貌都做不到,只能说彼此医缘太浅。

还有一些患者,过度的防范和计较医生,这样的患者,也是很难和医生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的。

我相信在当前的医患关系紧张的大环境下,不止我自己,多数医生碰到这些类型的患者,都会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当然,那种把治病当作做生意的莆田系民营医院除外。

我见过的多数的真正的把治病当作理想来追求的医生,不但很有责任心,而且还很有同情心,对贫困患者能援手时都会援手,而且还特别顾及患者本人的尊严,照顾患者的自尊心。但是这有个前提条件,就是患者本人和其家人也非常的尊重和信任医生。

癌症患者的疗程很长,医患之间需要相处很长一段时间。治疗癌症,需要医生呕心沥血。要想取得好的疗效,必定需要医生认真对待患者的疾病。对于医生来说,治病是其职业,但是患家为人做事,也需要凡事合情合理。言行过分了,医生是不可能真心去为某个患者呕心沥血的治疗的。

我最初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时,一腔热血去治疗癌症患者,后来经历多了,也便随缘多了。很多没有跟我打过交道的患者和患者家人,最初见我时甚至觉得我挺不好说话的。

这也是阅历多了后,我个人为了提高自己的时间利用率,而采取的不得已的措施。我现在是挑着病人治,而不是所有的有求诊意向的病人我都肯治疗。我认为拒诊部分不太可能磨合得好的患者,既是对患者负责,也是对医生自身负责的行为,同时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也是避免医疗资源浪费的最佳选择。

建立在坦承相待的基础上的互相理解与体谅的医患关系是疗效的重要保障

有一次应邀去一个看一个外地的患者时,我遇到一个年过七旬的患者家属,在沟通时,这位大叔跟我说,我的期望也就是减轻一下老伴的痛苦,癌症都到了晚期,一定要医生把她治疗得怎么样,那也是为难医生了。

听到他的话,我非常的感动。这是我听到的最贴心的话之一,因为他的这种态度,我也就敢放开手脚对他的老伴进行治疗,疗效还算可以。患者家人的这种长者风范,令我很宽慰。

另一些患者家属,则常常问出令我跟本不敢接答的问题,比如说,他们想知道我是不是有办法能够解决掉患者的痛苦,如果有办法的话,多久能解决掉患者的痛苦,鉴于医学存在天然的不确定性,我想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无论是年轻大夫还是年长大夫,碰到这样的患者或者患者家属,大概都只会在内心里苦笑一声吧?

还有一些患者的家人,对患者本人隐瞒真实病情,比如一些癌症患者的家人,往往因为种种原因对告知患者真实的病情有所忌惮,他们不但要求医生能够解决他们的家人的问题,而且在其家人因为不知情而对自己病情反复而对医生产生恼怒和不信任情绪时,把一腔怒火全部洒在医生的身上。

笔者本人曾经去南京一个癌症引起的肝腹水患者家中为该患者看病,患者的两个女儿只告诉患者她所患的是一般性的“肚子胀”。老太太当着我,把南京本地的给她治过病的医生骂了个遍,说一个简单的肚子胀也治不好。

笔者开的方子有一点不良反应,老太太即十分生气,其女儿也跟着特别生气,各种尖酸刻薄的话全部朝着我扔过来。实在无奈,笔者退掉了患家支付的少得可怜的一点出诊费,从此以后把这家人的所有成员都拉黑了,请他们另请高明了。

因为有一点虚名在外,笔者曾经就职于某医院,一患者来挂号时,前台挂号的护士要求先挂号后就诊,患者家属一定要先对本人当面“验验货”后再付诊费,前台的导医护士不肯带患者和家属到我的诊室去,该患者家属居然大闹起来,使劲踹门。

也有一些患者,根本不提前打声招呼,直接闯入我的私人场所,要看看我本人长啥样,作为一个年轻的中医人,我对此不以为怪,只是在内心深处已经把这样的患家列入了一个特别的名单里,能不接待就不接待。根本不沾患家一分钱,惹不起这些大爷们,但是躲得起。

医生和患者,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合作关系。在患者把生命和健康交付给医生的同时,医生也把自己以及自己家人的安全,交给了患者和患者家人,自古至今,医患纠纷从未间断过。

我曾经跟过的一位老师在第一次带教我做临床时,就跟我说,当医生有两件事情很重要,一是要保障病人的安全,二是要保障医生自己的安全。我的老师接着跟我说,她在医学院接受教育时,曾经在一本国外的医学教材里,看到一篇文章告诉医生诊室的门应该如何开,在受到患者袭击时,应该如何迅速逃跑。

而另一个我曾经希望能师从他的老医生,在见第一面时,更是直接拿出了自己因为医疗事故而被判刑的判决书给我看,让我选择行医这条路,就一定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要小心谨慎。

美国医学界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棘手的患者约占全部患者中的15%,这些棘手的患者因为种种原因,会非常粗暴的对待医生。也就是说,即便医生做得再好,仍然无法满足这些棘手患者的要求。

医患纠纷这个问题在全球普遍存在,只是在美国这样的法制环境较好的国家,医患纠纷通常是通过法庭来解决,美国每年有大量的医疗纠纷官司,有些律师就专门做这项生意。

实事求是的说,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多数医护人员,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然后才是治疗病人。我现在常常直接或者间接的拒绝很多人的求助,一是时间上确实安排不过来,二是其中有一部分是出于自身安全考虑,不肯接诊。

我国居民对医学疗效,往往是从虚构的电视剧里了解到的,一些造神的电视剧简直把治病吹嘘得太简单了,比如《神医喜来乐》这样的神剧。以至于很多人误认为,只要找到了好大夫,再绝望的疾病也是可以治愈得了的。

有一次一个患者的女儿跟我说,她觉得只要找对了大夫,她的患了晚期胃癌并 出现了肝转移的母亲一定是可以救治得了的,她认为我就是那种可以救治得了她母亲的大夫,我当场否定了自己有那么神奇。

实在说,我个人取得的每一次看似不错的疗效,都既有我自己呕心沥血,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诊疗的因素的同时,又有患者本人的运气因素在内的。

我不认为这世上有神奇的医生,我倒是见识了很多自吹自擂的“神棍”,曾经有几年,我以戳穿他们的谎言为乐,其中有几个神棍,被我抓住了治死了人的把柄,同时其个人信息也被我收集到了,对我极为忌惮。但是后来我也不再热衷于干这种事情,因为一是发现这类神棍几乎越来越多,二是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每个疗效卓越的医生,靠的都是大量的阅读文献和与同行交流经验,在临床治病时审慎仔细的诊疗,以及不辞辛苦的对患者治疗后的反应跟踪了解,绝非什么神奇的不可告人的秘诀。

一个患者要想把病治好,是需要与自己的医生建立起牢固的信任,对医生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效果充分的理解和包容,才能得到医生的细心仔细的治疗和长期的跟踪服务的。

即便是对感冒这样的小疾病,任何医生也都是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可以把患者治好的,更不敢向患者保证在多长时间内可以见效。我自己学医以来,最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医学天然的存在不确定性。每一次处方,医生自己都会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一直要到看到患者病情有好转后才能放下心来。

倒是象古人所说的那样,有一些愚人,学医三年便敢目空一切,以为天下无病不可治,真正的临床治三年病后,会发现自己狗屁都不是,太多的病治不了,过去读的书基本上都成渣渣了。

曾经有一个肝癌患者找我,告诉我他此前到处找中国的各种治肝癌的名医,每个医生处治疗一个星期左右,没有明显的看到自己的肿瘤缩小他就骂人家徒有虚名,听完他的唠叨后,我决定自己还是不献丑了,因为我知道下一个他要骂的人会是我。所以与其寒暄一番后,告诉他我本人学验俱浅,请他另请高明。

曾经有个病人跟我说,医生要有医德,病人也要有病德。我是第一次听人用病德这个词来形容病人,但是细细一想,她讲得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胡搅蛮缠的患者,实在无异于自杀。没有几个医生敢于冒风险去对这样的患者施治。

如果把自己,把自己的家人当上帝去求医,那肯定是错误的。有一些患者或者患者家属极尽自我保护之能事,对医生的尊严和人身安全肆意践踏,其结果就是他们成了医生眼中的令人头疼的帮助对象,不得不小心翼翼的跟他们打交道,能不冒的风险尽量不冒,最后实际上处于一种怠工的状态。

这对患者来说,绝对是最糟糕的局面。医患对立,医生看似处在强势地位,但是在中国实际上是处在绝对的弱势地位。

患者的数量天然的就比医生的数量多,而且一个患病的人本质上是一个落难的人,很容易引起社会各界的廉价的同情心------这个廉价的同情心意谓,公众喜欢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同情患者,与此同时并不从医疗技术上和经济上帮助患者,而是寄希望于医生这个群体能够象慈善家一样帮助患者。

这就不难理解,舆论对医患纠纷出现时的态度了。

我们生来应该明白,人生中有些事情的本质是残酷无情的。受疾病的折磨即是其中之一,即便是亲如父母,也难以帮助我们解除疾病之苦。医者父母心,那也只能说医者的心肠当如父母一样,而不是说医者就有能力百分之百解决患者的问题。在遭遇疾病的折磨时,应该尽量避免抱怨他人。

笔者前段时间去山东时,顺路看了一个不到三十岁的癌症患者,患者问我,为什么他得了癌症?我跟他说,像他这种年龄得癌症,更多的原因是因为人类这个物种,在大自然中进化时,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造成的,从基因上就不是最优的基因,所以在进化过程中被淘汰势所难免。

这样的解释虽然看似残酷无情,但是有助于患者认清现实,端正态度,不怨天尤人,从而对治疗更有益。

我曾接诊的另一个肠癌肝转移患者,自己找自己的病因,把自己得病归结于自己的丈夫和婆婆对她的伤害。其结婚不过一年多,据我所知,肠癌要发展到肝转移,是经历了很多年的慢性发展才会到这一步的。

当时这个女患者在我面前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控诉丈夫和婆婆如何欺负她,我作为一个旁观者,看到的是患者本人尖酸刻薄的一面。我只好不怎么客气的指出这一点,告诉她应该首先学会善待他人,然后才能得到他人的尊重和爱护。

中药到底要用多大的量?慢性病宜轻,急性病可轻可重

日本人说,中医的不传之秘在于量。中药的用量决定了临床疗效,但是这个用量很难掌握。

曾经有个医生给患者开了一张方子,患者按照医生的方子吃药后无效,后来患者有点不耐烦了,把医生开的药三贴药一起煎了,再服用取得了立竿见影的疗效。

我国温病学派名家赵绍琴教授,生平用药的最大特点就是方小量轻,所以与他同时代的名医秦伯未对赵绍琴教授的评价是“平正轻灵一良医”,从赵绍琴的医案里,很少看到赵绍琴教授开大剂量处方的纪录,然而其临床疗效却非常出色。

日本的中医名家汤本求真和大塚敬节留下的医案中的处方,用药量之轻则更是令我国当代的一些提倡用重剂治病的中医师,诸如李可等知名中医大跌眼镜,汤本求真和大塚敬节等日本汉方医学家开出的处方中,附子等药的用量常常不过1克到3克,有时甚至只用0.5克,其疗效也是很出色的。

我曾一度喜欢用重剂治病,重剂用药,往往可以在患者临近死亡时,发挥到起死回生的作用。笔者近几年,经常参与告病危的患者的急救工作,用中医的汤药时,剂量有时大得惊人,但是疗效也十分出色,多次在各种其他中西医急救办法不能凑效的情况下,把患者起死回生了。

但在治病的过程中,我也犯下了用药过重,以至于患者服药后,出现严重副作用的情况,减轻药量,反而取得了非常不错的疗效。这些实际的经验告诉我,用药的剂量不好掌握。

附带一提,李可大师素以用药剂量大而著称于世,他在世的最后几年,治疗的很多患者也出现过非但没有治好病,反而有严重的副作用的情况,笔者本人当时接触过不少这样的被他治坏的患者。

有些中医师认为,现在的药的质量欠佳,所以用轻了没有疗效,我有一度也这样认为。

但是我的患者天南地北,到处都有,我开出处方后,他们多数是在他们本地的药店或者中医院购药的,只要方子开得不错,多数情况下,即便剂量很小,疗效还是很出色。

我甚是怀疑,各种宣扬现在的药材质量不可靠的文章多少有些哗众取宠,同时也有为临床处方水平不高推卸责任之嫌。

以日本人的精细,对中药临床用量的问题如此看重,必是因为日本人在研究中医时,确实注意到了中药的用量与疗效关系太密切,所以才会发出中医的不传之秘在中药的用量这样的感叹。

经过多年的临床实践,我虽然尚不敢说掌握了中药临床用量的诀窍,倒是也摸索出了一些可供参考的规律来。

一般慢性病患者,用药时量是尚轻不尚重的,因为慢性病没有办法像急性病一样取得迅速的疗效,患者必须长期吃药,所以药的用量太大,很容易伤及患者的脾胃肝肾等器官,反为不美。

即便是补益类的中药,用于慢性病患者,也是要尽量使用小剂量的。中医古方中的一些补益类方剂,如八珍汤、十全大补汤等,实际单次用量都非常低。按照古代医书上的记载,用量多在10克以内。

虚损类疾病,是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调理过程的。慢性病造成的体虚的患者也容易出现虚不受补的现象,所以临床用药时,从轻用药,更为有益。

对急性病,比如大出血类的疾病,用止血药时,可以考虑大剂量使用,笔者曾参与过一些肺癌、胃癌患者大出血时的抢救工作,这类患者服用常规剂量的中药不能见效,用西医的止血手段也无效,但是将中医的止血药白及用量提高到30克时,止血效果就非常明显。

笔者在读已故上海知名中医刘民叔的医案时,看到刘民叔采取了另一种方案,他每次用云南白药等止血药的量很轻,一次用0.1到0.5克,但是用药时间间隔非常短,刘民叔采取每隔15分钟给药一次的办法,给一个患胃癌的老僧止血,连续治了个把月,也获得了不错的疗效。

而李可生前,最著称于世的,就是他对很多病危患者,尤其是心衰患者的急救的疗效非常出色,李可临床用附子等药,用量常突破100克。

这两种用药思路,都是和常规的用药思路不一样的,可供急救医生参考。

当然急性病也分很多类,并非所有的急性病,都适宜用大剂量用药的方式急救,大剂量用药时,安全性很差,很容易出医疗事故,如果一个医生用药经验不足,小剂量用药可能不至于对患者身体造成较大损伤,但是大剂量用药,风险就高多了。

所以从安全起见,大剂量用药还是要小心的。笔者个人采取的方法是,先从小剂量用起,或者多煎少服,一边给药,一边观察患者的反应,如果反应较好,副作用不大或者没有,就不断的加量,直至解决患者的问题。

当然,用药的根本还在于用准。赵绍琴教授曾说他的父亲,清朝最后一任太医院院长赵文魁先生在教他学医时,特别告诫他,用药治病,就如给锁找钥匙,用的是巧劲而不是蛮劲,只要用药准了,就会如找对了钥匙,轻轻一拔,锁就开了一样,很轻松的就能把病治好。

不过我相信即便是赵文魁先生复生,也不能保证自己每次都能轻松的找准那把疾病的钥匙,所以真正的“平正轻灵”的境界,也不是那么好达到的。一个临床医生,要常在用药用量上动脑子,长期积累,就会渐渐的形成自己的有效的用药思路。

医生的服务费涨了,但还是没有涨到位

北京的医疗改革终于启动了,取消了挂号费,设立了医事服务费,不过网上叫骂声一片。

我的这篇文章从标题到内容,可能都是要遭骂的,但是我并不在乎。中国的医疗事业要想往前发展,必须得尊重知识,尊重医护人员,这种尊重,在经济回报上要体现出来。

提高医生的服务费,让医生光明正大的靠着自己的知识和技能生存,才能让医生不必靠卖药和开检查单生存,不做一个令患者憎恶,令自己讨厌的人。

中国目前的诊疗费用中,医生的价值根本体现不出来,即便是新改革的价格体系,医生的真正价值还是体现不出来,与国外同行相比,差距非常大。但是即便如此,还是被骂得一塌糊涂。

要改变这种现状,尚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中国医生的诊疗费,在未来的几十年时间中会逐渐提升,直到提升到一个合理的价格标准上,才会真正的实现高水平的医疗。

我们在医生的挂号费上,仍然保留着大锅饭时代的思维习惯,认为医生理所当然的应该廉价,应该道德高尚的为全社会服务,不计较报酬。

让某个医生做到道德高尚不难,让全国数百万医护人员做到道德高尚,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改进医疗服务,只能靠制度,靠价格体系,不能靠道德说教。

中国的医护人员缺口非常大,相对于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我们的医护人员远远不够,而且更严重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优秀的人才大多不肯进入医疗行业。

医学是世界上最难的一门学科,在发达国家,只有最拔尖的人才才可以考入医学院,但是我们的尖子生都去学更赚钱的专业去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医疗行业吸引力不够,报酬低,工作量大,职业风险高。

我上学的时候,我们学校里最优秀的学生,进入医疗行业的没有几个,倒是当时成绩中等或中等偏上的,学医的有一些。我说句不客气的话,这种天赋上的不足,不是后天努力改变得了的。如果一直持续这种现状,我国的医疗事业就只能停留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我自己在中学时代,属于高平衡的尖子生,倘若不是我母亲身体不好,我大概也不会学医。我在学校的时候,属于解压轴题的高手,每次考试的时候,总有那么几道压轴题,按照我们学校老师的说法,是专门为我出的,他们就想考考我,看看我是不是解得出来。

那时候我自己常常因为解开了某道数理化方面的压轴题而飘飘然,觉得自己了不起,我们黄冈地区出题向来以难到变态而著称于世,解开那些压轴题对一个学生来说,确实很有成就感。如今我学医治病,觉得解决每个患者的问题都比当初解压轴题难多了。

研究医学需要智力,一个国家整体的医疗水平的提升,需要一群高智商的人投入其中,如果一个国家的医疗事业糟糕到高智商者望而却步,这个国家的医疗水平就上不去,最终害的是所有的国民。没有高水平的医疗技术,怎能为生命保驾护航?

我们没有尊重知识的传统,在我国盗版不算事,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极低,像医生这种需要读大量的书的知识分子,本应该受到应有的尊重,不过在现实中,我们的医生的挂号费低廉到完全看不到这种尊重的存在。不但如此,我国目前舆论环境,对医生是羞辱和谩骂居多。

试问,在这样的环境下,有廉耻的人真的愿意干医生吗?不要喊几句空口号就以为能哄得大家去干这种又苦又累又操心的工作。聪明人干什么都能赚钱,何苦一定要干这种既累又不体面的工作?

如果能够体面的赚到钱,我想医生们不会厚颜无耻的去开高价药和检查单拿提成。

我国居民也还没有买医疗保险的习惯,我曾在某贴吧看到一个帖子,里面有个人站出来骂现在农村合作医疗交的钱多。老实说,该地农村的收入状况我是很清楚的,存款在五万以下的家庭屈指可数,但是每年一个家庭千把块钱的医疗保险费用,就引起群情激愤。

按照我们的思维习惯,居民应该免费医疗,医生的服务费应该低廉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我在北京的一家美式诊所干过,见识过美国医生和日本医生在中国行医时收取的诊疗费,对中国患者来说,那诊疗费是天价。我的一个同事,美国的一个牙医,给一个患者做了两个小时的植牙手术,收费26万人民币。

我觉得这些医生的收费很贵,但是人家早已习以为常,因为他们在美国在日本就是这样收费。所以这个诊所虽然设在北京,但是只对老外和中国的富人阶层开放。人家的医疗技术确实好,看病也非常仔细,一个患者过来,很少在半个小时内看完。

我在这家诊所工作的时候,诊所的投资人之一,一个美国医生,对我一个小时收几百块钱到上千块的服务费感到十分的惋惜,他认为我的服务费最少应该提升五到十倍,但是我已经因为这么高的服务费遭致骂声一片。

有一次一个鼻炎患者在网上找我,我告诉他我的收费标准,这个患者破口大骂,骂完了感觉还不解气,现在都过去了好几个月,他每隔一段时间还要在网上通过各种渠道骂我一顿,我也只能遥祝他早日康复了,同时我也庆幸我没有给他看过病。

我一直奉行只开方不卖药的原则,顺便一提,美式诊所里是不设药房的,医生只处方,药都是患者自己去药店买。对一个除了这点费用之外,别无收入的医者来说,我不觉得自己的收费有多高。我知道国内的同行在治病的过程中,绝大多数都会通过其他途径创造收益,收入比我高很多。

美式诊所的花销,总费用不比国内医院高,一些出国治疗的患者,甚至花费远比国内低,原因无他,医生们的阳光收入已经足够了,他们不会再在药品或者检查上敲诈患者。

我以研究癌症为主,开出去的药方很便宜,以现在的物价水平,很少有患者一个月的医药费超过五千块,多数一个月的平均花费在一千块到三千块左右,有些甚至一年的花销不到一万块。治疗的一些小毛病则多是开几块钱一剂的药,有时甚至是几毛钱一剂的药。

我个人认为这是很有良心的一个价格,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一听我收取的服务费就吓住了,这我就没有办法了。

我们中国人,物贵人贱的思维,已经固化了,要想改正过来,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如果一个医生一个小时的时间,还不如我们冬天买的一件毛衣那么值钱,那只能说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中国医疗行业的从业人员数远远不够,这是个事实。当下的中国医疗行业,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很严重。如果我是卫生部长,就算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被全国人骂死了砍掉了脑袋,我想我还是会坚持矫枉过正的进行一系列以医为本的改革,尊重医护人员,保护医护人员,形成良好的行医环境,吸收优秀人才加入到医疗事业中来,才是提高中国医疗事业的关键所在。

至于我自己,无论多少人来骂我,我都会坚持我自己现在的模式,并且如果有可能的话,还会推广它。因为我知道,这才是正确的医疗服务模式。

每个中医师的成长之路都不容易

我国金元时期的一位伟大的医生李东垣,收了一个叫罗谦甫的徒弟,收徒时,李东垣问罗谦甫:“汝来学觅钱医人乎?学传道医人乎?”罗谦甫回答说:“亦传道耳。”

对罗谦甫的底细知之甚深的李东垣听了罗谦甫的回答,收了这个徒弟。罗谦甫追随李东垣学医三年,有一天,李东垣给了罗谦甫二十两银子,对罗谦甫说:“吾知汝活计甚难,恐汝动心,半途而止,可以此给妻子。”

罗谦甫辞而不受,李东垣对自己的弟子说:“吾大者不惜,何怜乎细?汝勿复辞。”

这段文字记载了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东垣是如何培养一个医术继承人的,收徒的时候,严格筛选,选择了罗谦甫这样一个至纯至孝之人。罗谦甫是李东垣的一位挚友向李东垣推荐的一个有志于学医的学徒,人品和心性均佳,智力也非同一般。

李东垣认真考察了罗谦甫后才决定收他为徒,罗谦甫学医三年,李东垣担心罗谦甫会因为生计问题半途而废,非但不收罗谦甫的学费,反而给了罗谦甫白银二十两,让罗谦甫拿去养家糊口。

我自己现在连犬子一起,共收了三个徒弟,我无法知道他们是否会半途而废,从收徒之日始,就决定不收他们分文学费。很多人不懂为什么我会这么做,中医之道已日渐衰落,传承乏人,免费授业,尚且很难有人坚持到底,收费授徒就更加的容易半途而废。

李东垣这个人,据他同时代人的记载,是一个出身豪门的读书人,因为自己的母亲患病,家里四处延请名医诊治,直到他母亲去世,尚没有一个医生说明白了他母亲得了什么病,李东垣愤而弃商学医,终于成为中医脾胃学派的开山祖师。

李东垣的弟子罗谦甫后来也成为一代名医,李东垣去世后,罗谦甫视李东垣的遗孀如亲生母亲,带到身边奉养老人并给她送终,罗谦甫还将李东垣的学术思想整理出来,流传后世。使得李东垣的医术,直至今天,仍然在造福人类,我们常用的补中益气丸等知名的中成药就是李东垣所创的名方。

日本的汤本求真医生,在学中医之前,是一名西医,因为自己的长女患了肠伤寒,经西医救治无效死亡后,愤而改学中医,此后颠沛流离了十八年,终于成为一代中医大师。在日本,他是近代汉方医学的翘楚,他所付出的代价是十八年颠沛流离的生活。

我国的很多知名的中医专家,如张仁济,沈自尹院士等,均是从西医转学中医的。

张仁济是北京大学医学系出身的,在日本留学多年的西医,因为自己患了溃疡性肠炎,遍寻京城各大医院里的知名西医,久治无效后,因人介绍,就诊于曾经的京城四大名中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只吃了三贴中药后就根治了,从此拜施今墨为师,改学中医。期间艰苦,不言而喻,正是因为亲身体会到了中西医的疗效后,才坚定了他学习中医的决心。

而同样从海外留学归国的沈自尹院士,也正是在已故上海知名中医姜春华先生旁边侍诊多年,亲眼见证了姜春华先生出色的疗效后,方始心悦诚服的改学中医的,并且成为当代中医脏象学说的一代大师。

中医不被看好,是一个事实。施今墨先生曾经忧虑一百年后,中医是否还会有立足之地。

如今看来,他的忧虑不无道理,随着现代科学思维渐渐一统天下,中医正在被严重边缘化。虽然中国政府最近通过了《中医药法》,确定了中西医并重的发展方针,但是现实中,每年新增的注册中医师的数量正在呈递减的局面。

我现在带的学生,超过了十二岁我就不收。原因无他,我觉得真正能够耐心的学习中医达十年以上者,今后方能成为一个很好的临床中医师,开出去的处方方可有疗效。而要学习十年以上,大概也只有这些未成年做得到。

有不少的成年人想跟随我学中医,我认为都不现实。年过二十岁者,是要面临现实的生存问题的,哪能花费十年以上的时间去耐心的学医呢?

过去我也曾短暂的在网络上开过一段时间的中医药方面的课程,结果发现有人学习了几个月,粗通皮毛之后,就出去给人开方治病,仔细一想,这是极为恐怖的事情,生命岂是儿戏?

所以后来我中断了这样的教学,也不再收那种玩票式的学中医的成年人为徒。现在很多粗略的学习了一点中医皮毛的人,给自己或者自己的家人朋友处方治病,治出一堆的问题。

学习中医既要有广阔的视野,又要有扎实的功底,真的不是几个月的时间,几年的时间就可以速成得了的。一个智力中上的人来学中医,十年的学习,仅能入门。

惭愧的说,直到现在,我自己也只是停留在一个入门的水平上,离我想要达到的炉火纯青的境界,还有很远的距离。除了小时候耳濡目染的知道一些青草医的知识外,我真正的接触中医是始于1998年的。从1998年到现在,也有二十年了,但是二十年的时间,仍然太短暂。

我在我自己的儿子之外,收了两个徒弟,一个徒弟的父亲因为严重的过敏性鼻炎,在北京找了很多知名专家治疗无效,最后经我用了五贴中药汤药根治了,这位父亲曾经很看不起中医,从此之后对中医的看法大变。另一个徒弟自身就有不少的顽固的小毛病,多次在我手中应手而愈。

我之所以只收这样的人为徒,是因为中医在我们这个时代,十分的尴尬。很多人认为中医落后,不能治病,所以我选择了从我的患者和患者家属中收徒,唯有他们,切身体会到了我的疗效后,方能对我传授给他们的医术产生坚固的信心。

至于我自己的儿子,从出生到现在,因疾病而进医院的次数屈指可数,基本都是喝我给开的中药应手而愈的,所以他对中医药的疗效,不会产生丝毫的怀疑。

这三个小徒,乃至于我今后可能还会因为机缘而收的新徒弟,他们若选择了以中医为终生的事业,必不会是一片坦途。我比他们的父母还要担忧他们未来的生计问题。

我希望有人来继承我的医术,但是跟随我学医的这些学生,即便不是我自己的孩子,带他们十年八年,我与他们的父母,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了。等他们长大后,若行医环境不理想,他们的生存问题难以解决,我是会为他们担忧的。

所以我教他们的第一课,不是中医,而是《周易》的乾卦和坤卦,以及佛教的《四十二章经》的一些重要章节,并且要求他们在理解后背诵下来。

有一些人会感到奇怪,这跟中医有什么关系呢?我的解释可能会令很多人感到好笑。学习这些,对理解中医的理论知识没有太大的帮助,但是对锻炼自己的抗打击能力很有帮助。

中医已经被时代的口水淹没,在这个时代,各种各样的意见领袖,都以反中医为荣,学习中医,就要做好一辈子与各种冷嘲热讽打交道的心理准备。

乾卦的自强不息,循序渐进,厚积薄发,莫与人争的精神,坤卦的厚德载物,闭嘴远祸的精神,乃至于佛教的忍辱负重的精神,都是一个中医人必备的精神武器。打好基础,学好中医,到真正需要的患者中间去,解决患者的健康问题,是比口水战重要得多的事情。

我因为渐渐闯出了一些薄名,通过治疗过的患者口口相传,生存已经不再艰难了,心态也日趋稳定,但我更希望的是,无论是我的学生们,还是那些年轻的新中医人,都能够走过这些荆棘,走出一条坦途来,让古老的中医,因为其实际的疗效,而为更多的患者信服,重新焕发生机。

疾病是如此的无情,也是如此的棘手,人类累积至今的任何对付疾病的经验,都不应该被抛弃。

学中医,要“理解并记忆”

我现在学医行医,很多时候病人跟我开玩笑说,他们更想见的是作为一个作家的我,而不是作为一个医生的我。他们诧异于一个学医的文笔能如此流畅,还有一些人则希望我教他写作。这方面的能力,我实在是无需太自谦了,但这份功底是我花了三十年打下来的,是教不会的。我中学时代受教于恩师李立新时,为写出一篇达到他的期望的文字来,整天五六个小时的练笔,写的东西不好,觉得愧对他,手握笔的地方写变形了,至今仍然是畸形。其实那时我不止写作能力得到了锻炼,因为学习很刻苦,各科都考第一。我读医书很多,在熊继柏老大夫的文章中,读出了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感觉,他说:学医要吃大苦,既要聪明,又要勤奋,熟背医书,再加几十年的临床实践,才能成就为一代良医,善哉斯言,信不诬矣!这应是我们学医之人,对我们自己的最好的要求。

我的哥哥小时候过目不忘,比我聪明多了,但现在记的东西就没有我这么多,而且我这把年纪了还在背书。我七岁时为我祖母威逼利诱,她让我带她诵读各种佛经,因为她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到处请人抄经回家自己念,我刚会查字典时,她就让我教她念经,老人家记性不好,往往我背诵下来了她还念不通畅。这为我打下了扎实的佛学功底,也为我培养了背诵的好习惯。我的儿子从四岁开始,我教他背书,佛经、四书五经,乃至各种经典片段都会选点给他背,并讲给他听,还要他熟悉后讲给我听,当然,背的内容于考试和升学毫无益处。他妈妈总担心他语文不好,我一点也不担心。孔子说他十五才有志于学,小时候孩子可能都贪玩,但是根基只要打下去,等孩子长大后,有兴趣开始研究学问时,就会一鸣惊人。我是个理工科生,但不谦虚的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科生没法和我比阅读量和写作能力。

学中医一定要背书,第一次见我的学生和学生家长时,我就跟他们说,学医,要打下扎实的基础,有五个字最重要----理解并记忆。我当场大段大段的背书给他们听,我要求他们的孩子要能背到我这种程度,甚至超越我。学习其他知识你可以只理解不记忆,但学医不行,学医一定要既理解又记忆。如果没有这个毅力和能力,就不要学医了。熊继柏说他一辈子也没学多少东西,只不过把几本书背得滚瓜烂熟了,所以临床疗效很高,这是实话。不会背书,是当不好中医的。

有个老兄问我是不是经方派,我说我不是,他一脸鄙夷的看着我,他以自己为经方派为傲。于是我提议我们一起背《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我整篇整篇的背得没有一个错漏字,轮到他时,结结巴巴,背不上几句,灰溜溜的走了。以前我在龙泉寺,有佛教徒认为我对佛教了解太浮浅,我于是也跟他提议背佛经,选了几本佛经,我就大段大段的背给他听,背完后让他背,一句也背不来。当然我能背书,主要得益于我良好的记忆力和比一般人多得多的学习时间。永远不要只学了点皮毛,就自诩为某某派某某宗,其实可能连自己自诩的那点东西都没弄明白,何来资格看不起其余的门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