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可能有很多事情有捷径可走，但是在学医这个问题上，是没有捷径可走的。这些年我在学医上走了很多弯路，现在想起来多少有些后悔，因为浪费了不少时间，错失了一些提升自我的机会。

二十岁左右，我很想从大学退学，再复读一年上一所医学院校。但是当时我家里实在太穷了，我自己在大学里有段时间每天只吃一顿饭。温饱的问题尚且解决不了，总觉得再回去复读考医学院太不现实。

其实那时候回去复读也花不了多少钱，而且我高中的老师都很喜欢和照顾我，复读一年后再上医学院，申请助学金和贷学金，熬一熬也过来了。

三十出头时我又有了再高考一次，去医学院读书的想法。只是那时候觉得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再去考一次大学实在太过奢侈，对家庭也不负责任。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去上了医学院，对家里也未必真的就有多大的影响。

转眼到了四十岁了，我还是想上医学院接受完整的医学教育，做一些更有意义的基础医学研究，以提高自己的医学素养，更好的为患者服务。

这些年我通过师承和自学，在中医上确实小有所成。因为疗效尚可，在一个小圈子内也算小有名气。但是我自己是知道的，我没有达到自己能达到的最理想的状态。

如果我能系统的接受中西医教育，加上我一直孜孜不倦的钻研，我在医学上应该有比现在更深的造诣。相对于那些在严格的考核制度下苦哈哈的接受系统的中西医教育的同仁，我是选择了一条捷径在走。

到了不惑之年，我的意志终于坚定下来，要在严格的考核制度下，去接受系统的中西医教育，以弥补自己在医学知识上的不足。自学和师承不是学不到东西，而是容易东一榔头西一棒头的不成系统。

毋庸讳言，我自己所学虽然多而杂，但是在系统性上差了点。虽然有很多人觉得我的知识结构还算可以，但是我自己对自己的状态是不满足的。我如今可以坦承自己在中西医学识上的不足，也是因为自己的视野渐渐的越来越宽广，看到了自己过去看不到的短处。

学医是很苦的，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医学涉猎的范围之广，知识面之宽，情况之复杂，实践应用之难，是任何一门其他的学科所无法比拟的。所以真正一流的医学家，最终都会成为凤毛麟角的大学问家。

一个人要想在医学领域有所作为，就得有终身学习的自觉和时刻直面自己的不足的勇气与胸怀。我们一生都要在摸索中前行，在挫败中提升自我。

我记得邓小平的儿子写了一篇回忆文章，说他自己四十岁的时候，对邓小平说他想出来做点工作。邓小平默默无言，只是写了两个字“不惑”送给他。邓小平认为他儿子已经到了不惑之年，是可以出来有所作为了。

我现在也到了不惑之年，忽然就放下了很多东西，人安静了很多，愿意遵循自己内心的声音去行事，不再前怕狼后怕虎的有很多顾虑。

年轻时觉得眼前存在的种种困难，如今觉得都不过尔尔。再艰难的路，对一个已经是社会和家庭的中流砥柱的中年人来说，都不过是努力一把就可以跨过去的小坎儿而已，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负重而行。

我不愿意再投机取巧的学一些最实用的知识——虽然这样的学习也很有效果，而是愿意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学习很多看起来无用的知识。过去我为快速解决我面临的各种亟需解决的问题，学习确实急功近利了点。

如今我意识到这种速成的学习法，虽然有很强的实用性，但是打下的地基不够宽，所以难以在它的基础上盖出一座雄伟的高楼大厦来。我如今想去学习大量的过去我认为无用的基础性知识，期望十年后我能在一个更宽广的基础上，大大的超越现在的我自己。

我有个老年间皮瘤患者的爱人，退休前是一家大型央企的管理人员，人生阅历很丰富。今年的某一次他们夫妻俩再次来找我时，我跟他提及我想写些著作，出些学术成果来。他对我说，你不要急，要耐住性子，再多积累一些，到五十岁的时候再出成果不迟。

当时我对他的话不太理解，如今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再多学习一些东西，再沉淀和积累十年，我的学术成果会比现在更有深度。

我为要不要接受系统的医学教育纠结了二十年，一直在自学与学院教育之间徘徊不前。如今意识到自学虽好，但是有些硬性的条件是自学不具备的。比如我要学解剖，连个“大体老师”（供医学生学习解剖用的尸源）都没有，这就是硬伤。

所以我如今不再纠结了，决定从头开始接受系统教育，做了决定后内心平静了许多，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努力了。

前路虽然漫长，但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下去，总有走完的那一天。我不能一直走捷径，也要吃点苦头去学大量的看起来不实用但却很有作用的知识。

总体上来说，我是个积极乐观同时又极有恒心和耐力的人，做事有始有终。虽然过去走捷径，耽误了一些时间，但是现在重新调整人生规划，又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毕竟过去的岁月也没有荒废掉，还是学习了不少东西，实践经验也比较丰富，如今只不过是在这基础上再完善一下自己的知识结构而已。

作为一种传统医学，中医的很多理论是错误的，但是中医治病却有实际疗效。这说明传统中医中有很多实用的东西，但是这些实用的东西，却因为受时代的局限，被错误的解读了。

医学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的，一个时代整体的科学水平决定了这个时代整体的医学水平。众所周知的是，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在这两千多年，社会的进步甚微，无论政治形态还是普通人的意识形态都偏于保守。其影响甚至持续至今，儒家文化圈中仍然有大量的思想守旧者是不争的事实。

中医是一个例外，因为推动中医的变革和进步，不但对政权构不成威胁，反而有利于国计民生。且皇亲贵族同样会生病，历代皇室，夭折的皇子很多，所以大家对医学进步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尽管如此，因社会综合实力的发展受限，中医还是没有办法取得很大的进步。

比如因为解剖学的落后，中医对人体的经络与脏腑的认识很多是错误的。尤其是中医所提的经络学说是大有问题的。中医典籍中言之凿凿的记载的经络，在人体解剖学非常发达的今天，却遍寻不见。这是因为从一开始经络就是类比和想象的产物，而非从真实解剖中观察出的真相，所以不但今天我们找不到经络，将来科学更发达，同样印证不了经络的存在。

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大的错误，主要是因为古代医生不具备解剖学研究的条件。经络是古中医思维的产物而非科学实践观察的产物，主观性太强。最初提出的经络学说在当时可能是一种进步，但是在现在来看就非常落后。

但是经络学说不是无根之水，它是在总结过去医者们实际的针灸和推拿按摩的疗效的基础之上，通过与自然界的一些现象——主要是山川河流进行类比后，产生的一种试图将针灸和推拿按摩功效系统化的理论体系。这是中国古代常用的“取类比象”思维方法。

中医对人体的脏腑的认识也是错误的。由于我国古代医家缺乏人体解剖学的实践，所以中医对人体内部脏腑器官的认识，采用了“察外而知内”的“黑箱”观察法。这在过去对医者理解人体运作的规律有很大的帮助，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方法因为有失精准而难以取信于人。

清代名医《医林改错》的作者王清任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从事过解剖实践的中医。他是个胆子很大的人，他通过对在瘟疫中去世的儿童的尸体和死刑犯的尸体的解剖观察，发现了《黄帝内经》中记载的人体的解剖学知识大多是错误的。他根据自己真实的观察纠正了很多错误的记载，并且根据自己的实践创建了一系列的活血化淤方剂，推动了中医活血化瘀法的发展。

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标准去要求古人，但是作为学医者，我们也不能对这些明显的错误熟视无睹。医疗的核心是安全有效，用不够精准的中医理论指导临床，是一种拿病人的健康和安全冒险的行为。

当代的中医学者有责任承认前人的这种错误，寻求中医药在治病过程中能够起到良好效果的真正原理，总结中医药的不安全因素，为患者提供更加安全可靠和疗效更精准的医疗服务，同时启发后学，促进中医药的发展，让中医药的实用性和安全性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都只有勇于反思自己的错误和不足，而非竭力为自己的错误和不足进行掩饰和狡辩，才能有真正的进步。竭力含糊其辞的自圆其说者，其脆弱的自尊心下掩盖的正是学识和勇气的不足。

中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但是这个宝库也是一个垃圾桶，装进了各种各样的历史垃圾。后人在学习中医药时，应该秉承批判性继承的态度。以独立思考的精神，重实证，轻空谈，不迷信权威，不崇古，努力推陈出新。为中医药的临床疗效寻求更合理和更科学的解释，为后来者用药提供更可靠的依据，促进中医临床疗效和安全性的提升。

这既是在保护患者少受伤害，也是在保护医者的职业安全，因为医疗事故既会给患者带来不幸，也会给医者带来不幸。

虽然完全的精准医学尚不存在，但是医疗界不能放弃对精准医学的追求。人命关天，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对自己的生命越来越重视，对医生的职业素养和技能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这是无可厚非的。安全性差的模糊不清的医疗手段，不受患者的信任是在所难免的。如果中医不正视自己的不足，不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被社会淘汰很合理，没什么好叫屈的。

已故伤寒大家李培生教授认为，一个中医学者，既要是书生，又要是医生。作为书生，就要多读书，多写作，能由博返约，食能消化；作为医生，就要学以致用，服务于临床，替患者解除疾苦。

李培生教授提倡的中医师读书的原则是：基本书籍反复读，实用书籍重点读。基本书籍是指《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医宗金鉴》《温病条辨》《温热经纬》这些中医的经典书籍。为了练好基本功，这类中医书籍，务必要反复熟读，书中的重点内容，要能熟练的背诵。不但初学者应该这样，即便从医多年者也不可以有半点松懈。实用书籍是那些受到很多人认可的医学书籍，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张景岳的《景岳全书》，李东垣的《脾胃论》等，这些书籍，要重点读。有些书籍，如《千金方》《诸病源候论》《外台秘要》等，应该在学好中医基础之后，再反复研读。

我认为李老提倡的这些学习中医的原则非常的中肯与实用，只是时过境迁，李老推荐的这些书单有修改之必要。基本书籍除了中医经典之外，尚需要纳入《实用内科学》《中华本草》《实用中医内科学》等现代经典著作。其中的《实用内科学》是西医专著，在当代，学中医者应该对西医有基本的了解。能将中西医融会贯通当然是最理想的，倘若无法融会贯通，起码也要有一些西医的基本功。博学方能减少误诊误判。医生与人的生命打交道，最怕的就是发生误判。一旦发生误判，不但患者的健康得不到保障，医生自身的职业安全也得不到保障。艺不压身，多学一些东西，不但能使患者受益，也能让我们自己受益。

术业有专攻，现代中医也要分科。我个人挺反感那种认为一个中医师就等于一个全科医院的说法，这个牛皮吹得太大了。人类疾病有25000多种，光记住这25000多种疾病的病名，大概就要记忆10万字以上。人类大脑还没那么发达，任何一个医生，都只可能对少部分疾病有经验。一个医生能精通几十种疾病的治疗就已经了不起了，号称什么病都能治疗的医生，其医术和诚信都值得怀疑。

所以大多数医生最终都是需要在学习完基本功后，逐渐在临床实践中，成为专科医生的。那么一个专科医生除了需要阅读以上的这些经典著作之外，还需要经常阅读专业领域的专业著作。比如笔者研究肿瘤，就要对肿瘤医学方面的专著有所了解，对某些重点的肿瘤医学著作要反复读。这些都应该被当作基本书籍反复阅读，无论是低年资的中医学者还是高年资的中医学者，都不能例外。我们应该把六成以上的阅读时间分配到这些基本书籍的阅读上。

我以前非常的希望自己能够熟悉各种疾病，到了现在这个年龄逐渐意识到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妄想。即便是肿瘤这一种疾病，都需要实事求是的以多学科协作的态度去对待。奢望具备解决所有健康疾病的能力，完全是在自欺欺人。一个人的精力非常有限，现代社会是一个分工协作的社会。我们要勇于承认自己只是这个分工协作的社会中的一环，能把自己专长的问题解决好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虽然患者确实期待某个医生能够全知全能，通过接受某个医生一站式服务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我遇到的患者和患者家属中，甚至常常会有一些人希望我本人一站式服务解决他们全家人的健康问题。但是医生自己应该明白，这永远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没有医生能够厉害到可以解决患者的一切问题的程度。医生若大包大揽的去解决患者的一切问题，是对患者最大的不负责任，因为这是在以不专业的态度来拿患者做人体实验。

李老说医生也是书生，要勤于写作。我对他的这一说法非常认可。医生有向社会进行医学科普的义务。社会大众对医学缺乏了解，对医生这个职业缺乏了解，求医问诊很盲目。也有一些患者思想比较守旧，死守住一些随着社会的发展应该被淘汰掉的观念——比如我上面提到的认为一个中医师是一个全科医院可以治百病的观念，就陈旧有害。抱持这样的观念的人看不到社会的发展，看不到医学的进步给人类带来的积极意义，很害人。我们就有义务对社会大众进行科普教育，促进普通人改进他们的认识。

李老认为医生应该勤读书，勤写作，勤临床，读书增进知识，写作可以帮助医生将学习到的知识内化为自己的个人认识，同时帮助到社会大众。而临床治病，则可以帮助医生从实践中获得真知。这些观点都非常的中肯。

我狗尾续貂的补一句，我个人认为中医学者还要在学习和实践中勤于思考和总结。医学的进步是缓慢的，个人医学素养的提升也很难一蹴而就。日拱一卒，功不唐捐，医者要懂得厚积薄发的道理，要沉潜得下去，守得住寂寞，在读书写作和临床实践中，在思考和总结中，逐渐的提升自我。

老中医印会河出身于医学世家，其父印秉忠是江苏省靖江市的一位名医，是江南孟河学派的创始人费伯雄的第三代弟子。

印会河从小就跟随父亲学医，背下了大量的中医经典。印会河年纪轻轻就随父治病，临床疗效卓著，不到20岁就被誉为江南小名医。

1955年，印会河31岁的时候入选为南京中医学校的师资班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担任南京中医学校（南京中医药大学前身）教学业务组长兼金匮教研室主任。在南京中医学校教学期间，印会河主编了《中医学概论》。后因才能卓越被卫生部列为中医骨干，1957年奉命带领一批中医人才调入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组建内科教研室并担任主任。

后来又陆续担任东直门中医院和中日友好医院的重要领导职务，主编了第五版全国统编教材《中医基础理论》。1983年出版了他多年的临床经验总结的《中医内科新论》。该书后来经过多次重印，供不应求，2010年还出版了修订版。

印会河是中医界的一个另类，他家学渊源深厚，个人见解精深独到。印会河不肯拘泥于前人的陈规旧习，他主张中医应该向前看，不能向后看，不能把前人的话当作神明，即便是错误的也不敢动一个字。印会河提出：“中医要勇于变革，敢于创新，才能有较快的进步。”

“崇古非今”和“厚古薄今”是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单书健先生在编著《古今中医临证金鉴》时特地提到，从两汉后，中国的儒生墨客逐渐形成了以研究经学，弘扬经书和从经探讨古代圣贤思想规范的风气。这股风气对中医也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宋代以后，严重的束缚了医学的发展。

辨证论治可以说是中医界直到现在仍然固守的传统，很多中医把辨证论治思想尊为中医的核心。但是印会河教授却认为，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是中医和西医都很重视的思想，不过辨病论治是比辨证论治更高级的阶段。

在其最著名的一篇论文《略谈从辨证论治辨病论治到抓主症》中，印会河教授指出：“辨证是基础，辨病是方向。辨证和辨病是认识论的两个阶段。证只能解决疾病的现象问题，只有认识到了病，才是抓到了疾病的本质。”

这是当代中医在认识疾病的思想上的一次重大的突破。但是以印会河教授为代表的锐意创新派，也遭到了大量的中医粉丝的攻击。直到如今，还有很多人认为当代中医学院派把中医带向了没落，学了太多西医的东西，丢掉了中医辨证论治的根本。

我认为印会河教授是摸着良心讲话的中医前辈，我自参加中医临床实践以来，一直也在质疑辨证论治的价值。我不是质疑辨证论治毫无价值，而是质疑中医界夸大了辨证论治的作用，在辨证论治的路上走得太远了，以至于把中医发展得越来越脱离实际，疗效越来越差。

我也遭到了很多人的怀疑和指责，有些人认为我是学理工科出身的，太过崇尚现代的自然科学，所以无法学好中医，因为他们觉得中医的灵魂是中国的古典哲学。请恕我疏狂的说一句，像印会河教授和我自己这样的有深厚的中国古典哲学功底的人，在中医界很少见。很多中医人是不认真读书的，我们是认真读过了，而且也一直在追求中国哲学的最高精神“知行合一”。

我们恰恰是在临床实践中，发现了辨证论治的不足，才指出应该重视辨病论治。在很多复杂疾病的治疗过程中，辨证论治只能解决患者的一些浅表的症状问题，不能解决患者的根本性问题。随着病情的发展，患者终究还是会被辨证论治所耽误，丢掉性命的。

所以在治疗诸如癌症等重大疾病中，中医师应该把更多的精力花在探索辨病论治而非辨证论治上。我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这里我并非是说辨证论治不重要。辨证论治很重要，它在解决病人的一些症状上，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重点研究辨病论治是因为辨证论治存在很大的不足，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患者的问题。可是作为一个临床中医师，辨证论治的功底如果太差，治病的疗效也会很受限。

我对辨病论治的直观的认识，不是受我个人学习自然科学的影响，而是受我从小就见识过的民间青草医的影响。家父自己治疗一些喉科疾病，从来不懂如何辨证论治，但是治愈率却可以达到辨证论治远远达不到的100%，而且疗效之迅速，令人叹为观止。那些看起来很严重的会厌炎和扁桃体发炎之类的急性喉科病，他用民间青草药只要一个晚上就可以治好。

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太深刻，我非常惭愧的说，我自己也治疗过很多种病种，但是我从未达到100%的疗效过。我也看过很多喉科教授治疗喉科疾病的专著和医案，起码在家父所擅长的这个领域内，我认为这些教授的论文和专著都可以烧掉了。因为他们所探索的，都是一些疗效很慢成功率达不到100%的治疗方案，而且花费还很高。

我一直有个愿望，就是把我父亲治疗喉科急症的这种经验用药像屠呦呦教授发明的青蒿素一样，制成现代制剂，推广开来。虽然我直到现在仍然不知道我父亲所用的药中究竟是哪种成分发挥了作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不依靠任何辨证论治思想，所用的方法和药物也单一得很，一点都不复杂。

屠呦呦教授提炼的青蒿素对疟疾的有效率也是100%。这说明只要我们肯探索，很多疾病是可以找到确切的辨病论治的良药的。我们目前还解决不了的疾病，将来也许就能很轻易的解决了。而且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应该是确切无误的。

换句话说，我们终究要克服医学的不确定性，找到可以确定的解决疾病的方案。我们目前还做不到这一点，只是因为我们人类的医学尚处在低级阶段，等到我们人类的医学水平发展到高级阶段，我们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如何推进医学的进步？这需要我们这些临床工作者在实践中不断的探索新的思路，不要只停留在“经典”之中。经典固然要学习，前人的经验要继承和发扬光大，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进步。如果我们不进步，只停留在原地，那么过去解决不了的问题，今天也解决不了，明天还是解决不了。

辨证论治是医学在早期阶段，对疾病发展的整个过程缺乏清晰和明确的认识，产生的一种较为初级的治病救人的思想体系。这套思想体系在一定的程度上仍然有效，但是不足以解决更深层次的问题。死抱辨证论治的大腿，是因为我们缺乏想象力，缺乏创新意识，缺乏向前探索的精神。

今后我们应该重点朝着辨病论治的路上走，进一步的提高临床疗效。诚如另一位老中医张海峰教授说过的那样，过去我们不懂得肾病的特点，误以为把病人的水肿等临床症状消掉了，病就好了。现在有现代检测技术的帮助就知道病人的水肿是消掉了，但是尿蛋白还高，肾病还没好。所以病人后来不是复发了，而是我们用辨证论治为指导思想，根本没有把病人治愈，我们治愈的只是表象，而非解决了患者的本质问题。

辨病论治要求医生对患者的疾病的成因、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有清晰而科学的认识，而非仅仅停留在眼下的“证”上。只有在这种全面的了解的情况下，不断的探索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防范患者的疾病恶化，才有希望解决重大疾病问题。

​治疗得好感冒等自限性疾病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人类面临的更严重的威胁是癌症和糖尿病这类更为顽固的疾病。而且也不仅仅只是能治愈少数个案，还应该朝着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向努力。这些疾病需要我们在前人的基础上，大踏步的前进才能解决。

我经常劝说那些终末期癌症患者家属放弃幻想，多关怀病人，少给病人做无益的治疗，只是很多人在情感上无法接受。

​在医疗界有一句话广为流传：有时候不做什么比做什么对病人更有益。对于绝大多数的终末期患者来说，不做什么的确比做什么更好。

对终末期癌症患者放弃治疗，做好临终关怀，既可避免人财两失，又可让患者少受罪，还可以让患者和患者家属有更多的时间共享最后的亲情时光，这是最理智的选择，只是会对很多人的情感造成冲击。

我家的两位老人，我的母亲和岳父，都是我主动放弃抢救的。岳父身上插的管子，还是我亲手拔的。我的父亲和岳母将来有一天要离我而去时，我也肯定不会做无益的挣扎，延长他们的痛苦。而我自己也会交代我儿子，不要在我弥留之际做无益的挣扎，当大限来临时，要让我有尊严的死去。

面临癌症这种威胁到人的生命的疾病时，有很多时刻需要我们在理智与情感前做一个抉择。是该听从情感还是该听从理智，我个人认为应该听从理智。在理智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给予患者情感上的抚慰，是我们能为自己亲人们做的最好的临终关怀。

我一听到有人叫我神医或者有神化我的倾向时，马上就要给他们泼瓢冷水。老实说，我怕的就是这种失去理智，对我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的患者和患者家属。尤其是一些终末期的癌症患者的家人，无论我如何强调我对他们家人的病已经没有办法了，这些患者家人都喜欢给我戴顶高高的帽子，希望我能够慈悲为怀，救他们的家人。

当然，给患者和患者家属提供精神上的安慰也是医生的社会职责之一，但是若这种精神安慰是建立在有意或无意的掩盖事实真相的基础上，我们就不得不担心事后患者家属会有激烈的情绪反应了。

若是患者家人有清醒的理智，对患者的预后有充足的心理准备，这时候我就很愿意为患者家属提供精神上的安慰，指导并帮助他们走过这段最难熬的日子。否则的话，我一定会让患者家属知道即将会发生的不幸，让他们不要回避现实。这看起来或许有些冷酷，但是却是正确的。

当家人患癌时，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方案，最终由谁决定，这也是一个理智和情感相冲突的问题。

我一般首先尊重患者本人的意愿，然后才会考虑患属的意见。在癌症治疗的问题上，医者只有提供信息供患者判断的义务，没有为患者做决策的权力。因为治疗决策涉及到的问题很多，患者与家属的个人信仰、教育背景、人生阅历、经济条件都会对决策产生影响，这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问题。

任何一个当事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认知和选择，有时家庭内部成员的意见会大相径庭。我个人面对这个问题时的做法是，当家庭成员之间的意见纷争很大时，尤其是患者本人不同意以中医治疗时，我选择退避三舍。此时即便患者家人们特别希望我能以中医为患者治疗，我也是​坚决不涉足的。

患者去世的时候，我们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和患者家属打交道，所以患者家属对中医的认知，患者家属性格是否温和理智，这些对医生决定自己是否接手一个病人，接手的话参与到什么程度，都会产生影响。

长期以来我一直在被患者和患者家属选择的同时，也认真挑选患者和患者家属，真正被我接纳的患者与患者家属也不多。只有当大家的三观相符，性格相投时才能有好的治疗效果，所以当我知道某些患者和患者家属与我不太可能建立起好的合作的时候，我会主动退出，不浪费患家的钱财的。

最近，有个神经母细胞瘤患儿的父亲问我，他看到和他孩子一起在某医院化疗的患儿们爆发性的复发和死亡，这让他感到胆战心惊，他问我怎样才可以降低这种复发和死亡的概率。

这个问题是很多癌症患者想知道的，也是我自己一直在探索的方向。说实话，医生和患者相处和沟通的模式，的确对疗效有一些影响。但是医疗存在天然的不确定性，也不是说医生全力以赴的去为患者服务了，就一定能够确保患者有较好的疗效，只有部分幸运的患者才会有很好的疗效。

那么医患应如何共同努力，才能提高治疗成功的概率呢？

首先，医生和患者要建立互相信任、互相尊重的关系，彼此间能坦诚直率的沟通，且能保持紧密的联系。

虽然我这些年治疗的癌症患者中，也有几例患者除了面诊外，平时几乎是零沟通，但是效果却出奇的好，但是这只是极少数案例。大多数患者的疗效是在频密的沟通和密切的观察的基础上得到保障的。

在《沉默的羔羊》中，女主人公史达琳着手调查野牛比尔的案件时，她的上司对她说，她应该先去了解一下那些受害者，熟悉她们成长和生活的环境，建立起对她们的“感觉”，才能帮助史达琳更好的破案。

医生治疗疾病，也是需要建立起对患者的“感觉”，才能更好的为患者服务，为患者摸索出适合患者的个性化的治疗方案的。我治疗得比较成功的患者中，大多是和我关系密切的病人，这是客观事实。

我很惭愧，在病人日渐增多的情况下，我确实没能做到对每个病人有“感觉”，也只有那些令我印象深刻的病人，我才在不断的想着如何解决他们的问题。很多跟我只有过一次联系的病人，基本上都被我遗忘了。

我有一些顾虑，我相信也是很多医疗界的同仁共同的顾虑。医疗行业自古有医不叩门的规矩，有很多患者看我们一次，但是未必信任我们，我们自己主动联系患者，显得有对患者和患者家属“安利”，把看病当作一场“买卖”之嫌，所以我们一般都是等患者和患者家属主动向我们反馈情况。

而有些患者和患属在向医生反馈情况时，可能怕打扰医生，担心得罪医生而望而却步，最后导致医患之间的沟通不够平滑。再加上医生的工作的确又很忙，总还有不少人希望找医生闲聊，占用了医生本来应该用来救人一命的宝贵时间。最后就会导致医患沟通不足，医生不能及时的了解到患者每一阶段的变化，错失了最佳的调整治疗方案的机会。

我希望和我自己的患者和患者家属们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些共识，病情未稳定下来的患者，每周最少要保持和我沟通一次。对这类沟通，我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但我希望患者和患者家属主动联系我，而不是我去主动联系您们。一来我确实记不清楚每个患者的情况。二来我不知道有些患者是否已经对我失去信心，另寻高明去了。毕竟我是个普通的人，不是神，没有能力把每个患者治疗得有效果。如果患者已经更换医生，我再联系患者并不妥当。

我也会尽量缩减自己的病人数量，控制普通咨询者对我的时间的无意义的耗费，腾出精力来满足我的长期患者们与我保持频密沟通的需求，提高疗效，尽力挽救生命。毕竟，对一个医者来说，生命是第一位的，唯有严肃认真的对待自己的工作，为患者的生命站好岗，才能成为一个称职的医者。

好脑瓜不如烂笔头，我今后将会为自己的工作记备忘录和日志，认真记录和每一位患者和患者家属沟通的日期和情况，记录下来还有哪些患者的哪些问题是我没有解决的，养成更好的工作习惯。无论患者家庭是贫穷还是富贵，只要发自内心的信任和尊重我，我都会一视同仁的对待。

医学上的天才或许有，但我自己肯定不是；神医或许有，但我自己肯定也不是。在治疗疾病的问题上，我个人认为天赋异禀不如耐心细致来得可靠。多数情况下，医生只有密切的关注患者，频繁的与患者的互动，才能提高疗效。

我得做一些自我检讨，最近一两年我收治的病人数量太多了，导致我的工作也有开始朝着流水线作业方向发展的趋势。有很多患者出了门，我就再也不记得他们长什么样子了。这不是我想要的医疗模式，也不是我过去为患者服务的风格。我今后会严格控制患者数量增长的速度，把已经在接受我的诊疗服务的患者照顾得更好一些，对已经没有希望的患者的拒绝更彻底些。

但是也希望有些患者和患者家属懂得适可而止，有些问题是世界医学难题，尤其是终末期癌症患者的一些问题，是医学解决不了的难题。我会努力为患者寻找解决方法，与此同时也需要患者家人们保持理性和克制，不要因为这些问题解决不了而心生抱怨和不满。

同时我也希望得到一些普通读者的理解，很多读者希望和我谈人生、谈理想、谈宗教、谈哲学。我偶尔会写一些人生感悟和读书心得，是希望对缓解我的患者与患者家属的紧张情绪有所帮助，并不是希望和任何人高谈阔论。如果我沉浸在高谈阔论之中，就会有很多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人的生命流逝。有些人甚至因为我拒绝与他们交流而对我心生怨恨，严重的还会谩骂以泄愤，这样做过分了。

第二点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患者与患者家属不要把康复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医学，自己也应该做好自己该做的功课。

比如一些神经母细胞瘤患儿，沉浸在对他们的病情有危害的电子设备中；一些癌症患者，依然故我的抽烟喝酒；一些肝脏的原发或继发肿瘤患者家属，不遵医嘱的给患者食用油腻难消化的食物；一些过度肥胖的癌症患者，一直都不肯控制饮食和加强运动以减轻体重；一些癌症患者和他们的家属，依然故我的爱发脾气，把家庭环境搞得一塌糊涂。诸如此类的对患者的康复很有害处的行为，都是需要患者与患者家属自己去修正的。

很多癌症患者和家属认为只要医生开对药，就能解决他们所有的问题。其实不是这样的，癌症的康复，固然需要医生的帮助，也需要患者能遵医嘱，调整好饮食习惯、运动习惯和生活习惯，改善自己的人际关系，调整自己的心态。只有在医生的指导下，全方位的改进自己，才可能战胜癌魔。

有时一些患者和患者家属让我哭笑不得，比如某肝癌患者的家人，我一再告诉他们不能让患者过食油腻，不能吃难以消化的肉食，但是他们自己就是不肯听。结果给患者吃肉后，患者完全无法消化，腹胀难忍。这时候又来问我这是怎么回事。这就让我非常的无奈了。

社会上有股嘲讽医嘱的风气，尤其是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中，这股风气更严重。他们会指出某某怎么吃怎么喝，还是很高寿。的确，这种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一些人具有长寿基因，无论怎么吃喝玩乐都能长寿。但是这些人基因好，是大多数人比不了的。医生研究出来的一些规律，是从大数据里得来的结论，对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这些规律是行之有效的。如果因为某些个案而去嘲讽医学，那最后受害的就是患者自己了。

第三是对治疗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对医生要保持足够的耐心。

我有个卵巢癌患者，在西医那里化疗，ca125在下降，但是下降的速度在减慢。患者心里焦急，对医生的治疗方案开始变得不太耐烦，要求医生更换方案治疗。结果医生很无奈，迫于压力，更换了方案。之后ca125不但不再下降，而且急剧上升，患者的肝功能也被破坏得一塌糊涂，不得不去专门的肝病医院进行保肝治疗了。

说实话，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能够在中晚期癌症的治疗中取得一些疗效，都是很不容易的。患者和患者家属要对此有理性而清醒的认识，不要求全责备，也不要操之过急。一旦有效，就应耐心的治疗，不能因为自己心急就随意更改方案，那样做多会造成悲剧。

我这里的另一个卵巢癌患者，和我上面所说的这个卵巢癌患者是互相认识的。她在我这里进行纯中医治疗时，ca125开始时下降得特别明显，后来下降的速度就有所放缓，但是依然在持续下降。这个患者很淡定，就一直这么治疗着，如今一天天的见好。

我算是见识较多的了，看过各种不同的癌症患者的医案。有很多医生在医案上无奈的写上“应患者家属要求，加用某某药”。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他们耐心很有限，总在指导我如何治疗他们的病，这就令我啼笑皆非了。我内心里非常希望他们能够另请高明，不要再来为难我了。治疗他们时，我会变得特别谨慎。

安全有效是医疗行业追求的终极目标。癌症疗效的取得非常的不容易，患者和患者家属急迫的心情虽然可以理解，但是往往很坏事。医患关系是很敏感的，因为人命关天，谁也不敢在其他人的生命面前大包大揽，当患者和患者家属态度激进的时候，医生就只能退却，最终往往会发生悲剧。

第四点说起来可能不太好听，但是却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在治病的过程中，患者与患者家属尽量不要向医生过度的哭穷，博取医生的同情。

我不是说医生不应该同情患者，在现实中往往这种同情很坏事。我是一个对贫困患者很有同情心的人，因为我自己曾经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所以有些患者一在我面前哭穷，我就大动恻隐之心。

我过去一年犯下的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拼命的为患者节约治疗费用，努力把癌症患者的医药费往下降，我理想中的标准是把儿童患者每月在药品上的花费降低到1000元左右，把成人患者每月在药品上的花费降低到2000元左右。十年前我母亲在世时，我每个月为她花的医疗费大概在1－3万人民币，十年过去了，物价通胀，我现在却在想努力把病人们的花费降低到我自己母亲当年的十分之一。

因为我花自己的钱为我母亲治病时，我不会觉得有负担，我花病人的钱为病人治病时，我在精神上有很大的负担。结果就是有些病人，本来可能还有救，最后因为我怕花了他们的钱，导致他们没救了。这实际上是等于放弃了病人。

几年前我有个卵巢癌患者，经我治疗后，效果很好，肿瘤缩小明显，但是因为她的家境困难，我考虑着把她吃的西黄丸等名贵药减去了。结果就导致她的病情迅速反弹。

现在大家有种偏见，认为中医药就应该便宜，有些患者就诊西医时，几十万的花费也认了，就诊中医时，几百块钱都会觉得肉痛，实际上很多名贵的中药和中成药的费用都不低。有些患者和患者家属在我面前哭穷多了，影响我对整个患者群体治病时的心态，导致我任何名贵的中药或者中成药都不敢轻易开。

我自己现在在努力的改正这一点，对一些家庭条件不是太困难的患者，该用一些名贵的中药或者中成药，还是应该用的。治疗癌症，承受一定程度的经济压力是客观事实，患家对此应该有心理准备。当患家叫穷时，没有几个医者敢冒着日后会被患者家属追究责任的风险为患者开贵一些的药。

医患沟通并不是那么困难，关键在于医患双方均能做到换位思考，以心换心。若夹裹着社会成见，互相勾心斗角，互相猜疑，最后治疗就会成为一场医患之间的防守战，是会耽误患者的病情的。

最后说句心里话，医患相依相存，我这些年一直在癌症的刀尖上滚爬，没有我的患者和患属在我背后的默默支持，我也难坚持下来。我近期也一直在努力把自己调适到最好的状态，去打一场又一场最难打的仗。

今生我们有缘以医患关系相聚在一起，也是命运安排我们彼此相守，我希望我能与我的患者和患属们友爱、和谐、互相支撑着前行。战胜癌症是我们共同的愿望，我们应该汇緊彼此的力量，一起带着希望和信心前行。

​我希望通过本文，让您们对我有更多的了解，知道如何与我这样一个不擅口头表达的人更好的相处。我的口才确实远远不及我的文才，所以我更愿意用文章而非口头表达与您们实现更有效的沟通。

很多癌症患者到了最后时刻才会找中医治疗，其实真正的到了用尽了西医的办法后再找中医治疗的癌症患者，中医也不会有好的疗效了。尤其是那些被西医的手术和放化疗、靶向药物损伤了身体的患者，​实际上已经没有了任何寻求中医治疗的价值。

我接触到的90%以上的癌症患者，均属于在西医那里已经山穷水尽后，再来找中医治疗的。而且不管他们之前对中医是如何的怀疑，到了最后时刻，都会对中医寄托很大的期望值。

以病入膏肓之躯，怀不切实际之望，正常的吃喝拉撒睡都已经不行了，仍然希望治愈，这很不理性，对中医也很不公平​，接诊的中医承担的风险也特别大。

以前我对这类患者，经常抱着同情的态度去帮助。但在实践中发现，其实中医对这类患者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所以现在会直接告知患者家属选择放弃，或者另寻高明。

因为医者明知效果欠佳，还让患者花钱吃中药，让患家人财两空是很不合适的，这会埋下医患纠纷的隐患。医者要对医患纠纷有敬畏之心，才能不遭遇医患纠纷。通常中国人求医的时候是一种态度，治疗无效或者病人亡故的时候又会是另一种态度。一个人学医，要时时记住这一点。

医者最好是事先告诉患家实话，该拒绝的就拒绝掉。患家实在还想治疗，可以请他们另请高明，不应该贸然冒险去治疗，尤其是对不熟悉的患家更应小心谨慎。当然，对那些彼此熟悉，期望值合理，只是寻求临终关怀治疗的患者和患者家属，还是不应该拒绝的。毕竟治病救人​、缓解患者的痛苦是医生的天职。

中医治疗对哪类癌症患者有意义，又对哪类癌症患者没有意义呢？或者说什么样的患者可以寻求中医的帮助，什么样的患者应该放弃寻求中医的帮助呢？

以我个人的经验，癌症不分早中晚期，只要患者正常的饮食起居还能基本维持住，寻求中医治疗就都有意义，而且其中有部分患者是有希望被治愈的。但是当晚期或终末期的癌症患者正常的饮食起居已经不能维持了，而且屡经手术、放化疗或靶向药物的治疗，出现了很多的副作用时，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对这类患者都没什么好办法。

当此之时，患者和患者家属应该接受现实，放弃治疗或者寻求姑息治疗，​这才是最理性的选择。到了这种程度，仍然希望医生能够给患者起死回生，做不到便骂人家医生的娘，这样的患者和患者家属，每个医生都怕。

很多人理所当然的认为，把病人送到医生那里，医生就应该能够帮患者解决问题​。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医学没那么牛逼，很多问题是医生解决不了的，医生能解决一半的求助者的问题就已经了不起了。而且有时候医生非但不能解决患者的问题，治疗还会给患者带来难以预测的副作用​，医疗天然的存在风险。

有些不地道的医者吹的牛皮也太大了。比如有些人胡扯什么“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这种神化医学的言论，无论是神化中医还是神化西医，或者神化什么新的抗癌疗法，都很不地道。这些人要么是无知者无畏式的自大，要么就是别有目的的想骗人钱财。毕竟，垂死之人的钱是最好骗的。

现在西医占据主流地位，一些西医由于个人的知识和人生阅历有限，对中医存在很大的偏见，动辄发表偏激的言论去禁止患者和患者家属寻求中医的帮助，这也导致了很多患者错过了最佳的​中医治疗的时机。

从广安门中医院的统计数据来看，80%以上的到该院就诊的癌症患者，都属于晚期或者终末期患者，其实这些患者，大多没什么治疗价值了。作为中国最权威的中医治疗癌症的专科医院，收治的病人都只能是这种状况，可见这个问题具有普遍性。

而且以我在实践中接触到的患者和患者家属来看，多数已经到了最后阶段的患者，即便是求助中医，也是抱着狐疑的态度来求医，开了中药后，还是回去继续寻求西医的帮助，把中医当作可有可无的辅助​。对他们来说，看一看中医，只有心理安慰的作用。有些人的背后，还有着强烈反中医又自以为是的家属，医生不小心接诊到这样的患者，是有很大的风险的。

​这一类患者，中医当然帮不了他们什么忙。遇到这类患者，我总觉得有种被羞辱的感觉。

另外就是很多患者在进行中医治疗时期，无论是治疗有效还是无效，都很容易放弃中医，再去寻求所谓的高科技的帮助。​治疗无效放弃中医也就罢了，有部分患者，明明吃中药治疗的效果非常好，但是仍然觉得中医治疗会耽误他们的治疗时机，治着治着，又因为看到一些资料或者听身旁的人的一些说法，发现了新希望，去看西医了。

所以我个人现在选择患者时是越来越慎重了。真正经过我认真挑选出来的患者，大多数在中医的帮助下是获益了的​。

虽然彻底根治癌症的希望不大，但是还是有很多癌症患者在中医的治疗下，获得了很好的生存质量和很长的生存期，这对一个中医来说，就是最大的回报。有此成就已足够，何必求毕生所作所为均能十全十美呢​？

王永炎院士向中医界发出“读经典，做临床”的倡议，认为要想培养出优秀的中医人才，就要重视“读经典，做临床”，这诚然是很中肯的建议。

但是世易时移，我个人觉得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下，这六个字还不够，还应加上“学新知，重安全”这六个字。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一部分中医同仁在“读经典，做临床”上走向了一个极端——太唯经典是从了，以至于出了很多的医疗事故。

我经常关注中药副作用的新闻报道，这几天就看到东北某医院，一下子有三个患者同时因为服用过中药白鲜皮，造成肝损害入院。

白鲜皮是这个季节常用的一味治疗皮肤病的中药，因为内服白鲜皮而造成肝损害的报道已经屡见不鲜，但是还是有很多中医在使用时不小心，造成患者肝损害。

化疗、靶向药物或用中医以毒攻毒治疗癌症造成轻微肝功异常尚可理解，治疗皮肤病导致患者肝损害，损失就大了。因为这种病本来是可以通过更安全的办法解决的。

过去，科学不发达，这类副作用检查不出来。现在的医学条件比过去好，中药副作用很容易被检查出来，我们用药就要与时俱进。否则的话，不但病人不安全，医生自己也不安全。吃出事故了，就容易成为医疗纠纷。

细辛在张仲景的《伤寒论》里经常出现，小青龙汤、麻黄附子细辛汤这类经方中都用到细辛。但是细辛有强致癌作用，动物实验证实它能导致肝脏癌变，在人群中的追踪调查也显示中国很多肝癌患者有滥用细辛史。用细辛治病，固然可能解决患者眼前的问题，但也给患者种下了很大的隐患。

一些人总是因为它是经方用药而对细辛推崇备至，而且主张学习张仲景大剂量用细辛，这就害人不浅。医圣张仲景若是在现代按照他的方剂行医治病，不知道要出多少医疗事故，只怕早被患家骂为庸医。

网上很多文章，一看就是不怎么做临床工作的中医爱好者写的。我对大多数的中医爱好者不太感冒，学成半吊子，完全不在乎医疗的安全性，鼓吹一些自己都一知半解的观点，害人不浅。若让他们大量的临床治病，估计他们的头都要被患家打破。

经常有人向我吹嘘他们敢把斑蝥用到多少只，这些人真是胆大包天，完全意识不到自己是在草菅人命。斑蝥甲基素对人体的损害是不可逆的，且不说一旦用过量会死人，即使没用过量也后患无穷。

现代的斑蝥制剂，都是用去甲斑蝥素制成的，副作用就小很多。有些学中医的，硬是不顾患者的安危，大剂量的用原药材斑蝥，结果造成很多的患者死亡。

最近有个被狗咬了的患者，因为其姐姐是民间中医，所以找他姐姐用中医治疗，结果吃了七只斑蝥中毒身亡。这篇新闻报道出来的时候，我就想这个做姐姐的心中不知该作何感想。

最近有另一个民间中医，给一个面瘫患者使用马钱子，结果一次性的用了几个马钱子，直接导致患者死亡，这个中医也因此而锒铛入狱。

更有甚者，前不久广东某民间中医，给一个腰痛患者用了自己用钩吻制作的一种药粉，患者服用后感到严重不适，去问该医生。该医生为了力证自己的药没有问题，自己服用了一勺，结果很不幸的自己中毒身亡。

《笑林广记》中有个笑话，说某人“初从文，三年不中；改习武，校场发一矢，中鼓吏，逐之出……..，乃学医，有所成。自撰一良方，服之，卒。”这个中毒身亡的民间中医，可以说是《笑林广记》这篇文章中的主人公的现实版。

有一大批的以传统文化卫道者自命的中医爱好者，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信心满满的以为自己学到的才是真正的中医，是从读经典读出来的真中医，并摆出一副蔑视天下人的嘴脸，到处抨击其他人学的中医西化得厉害，不是正统中医，是数典忘宗。

我很怕和这样的人打交道，从他们的话中闻出了这种味道就会退避三舍。

我经常看到一些大剂量使用黄药子、急性子、狼毒、芫花、大戟之类的药物的抗癌方子，常常患者服药不到一个星期，就出现血尿、浑身浮肿、黄疸等肝肾严重受损的症状。我实在是佩服这类人的胆量，他们似乎根本就不怕吃官司坐牢。

人类对传统药物的认识水平，一直在提升，但是偏偏就有人不肯学习新知，总觉得学这些没用，是西化得太厉害了，违背了中医经典，不是真中医。

真中医是什么样的水平呢？历朝历代的皇帝身边，有全国水平最高的御医，但是看看皇帝们活过了多久，再看看皇帝的儿子们夭折的有多少，我们就知道纯中医的最高水平能高到哪里去了。说实话，古代一个皇家贵族，享受的医疗服务质量，不如现代一个贫民。

如果全国的中医师都如此的排斥新知，那在我们现在这个医学水平大幅度提升的时代，中医就要被淘汰了，因为出的医疗事故太多了。我也能理解为什么部分西医对患者用中药很抵触，因为只要去医院的肝病和肾病科室里看一眼，我们就知道有多少中医药的受害者了。

我家人今年年初因为胆结石入院，我在某医院的肝胆外科就遇到了一例服用中药治疗月经不调导致严重肝损害的患者。

该患者一路从地方医院转院到北京的三级甲等医院，因为当她出现了严重肝损害时，给她开方的中医束手无策，地方医院也没能耐把她的肝损害治好。现代医院里的西医见多了这种事情，能不反对中医？

所以“读经典，做临床”这个口号已经过时了，我们现在应该在读经典的同时，也要广泛的学习新知。不学习新知，医疗安全无法保障，做临床就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了。

7月13日，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2019年第4期药品质量公告》，公布51批次药品抽检不合格，据《公告》显示，80%以上的不合格药品是中药，中药饮片和中成药都有大量不合格的产品。

百度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CFDA）历年的药品质量公告，几乎每一年的数据都显示，超过80%的不合格药品是中药。

其中2017年，82%的不合格药品为中药。2018年的不合格药品主要集中在中药材、中成药及化学药。其中，中药材不合格2385批次，占比72.98%；中成药不合格613批次，占比18.76%；化学药不合格253批次，占比7.74%。

有着两三千年历史的中医药，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居民保健和治病的重要助手，频发的药品质量问题，不容忽视。用不合格的药材给患者治病，不但不能解决患者的问题，还有可能给患者的身体造成伤害。

长期以来，在我国居民中广泛流行的中药无毒副作用的错误理念，也让不少患者和患者家属不找中医师面诊，就滥用中药，有些造成严重的后果。

我国著名的中医药教育家张廷模教授曾呼吁大家建立起“中药有毒，无害用药”的观念。不过遗憾的是，打开电视，还是能轻而易举的被各种“纯中药制剂，无任何毒副作用”的广告洗脑到。

普通中国居民对滥用中药会造成严重后果几乎毫无概念。除了滥用抗生素外，我国居民也大量的滥用中药。我每年接触到很多用中药、针灸和艾灸，出现严重后果的患者。

据中新社报道，中华医学会行为医学分会主任杨志寅主任表示，中国每年5000万的住院病人中，有250万人是因为滥用药而入院治疗的。另外，中国每年滥用药致死的病人数是20万左右。

用药安全关乎每一个患者的生命健康权。我经常碰到一些素未谋面的患者，要求我在微信上给他们开药治疗。尽管他们中有相当多的人所患的疾病不是我所熟悉的，但是这些患者仍然要求我“医者仁心”，给他们开处方用药。无论如何解释这样做不安全都无济于事，很多人觉得这种解释是推脱。我当然是拒绝的，因为一旦发生医疗事故，我的麻烦就大了。

对于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用道德绑架的办法，强制要求我“医者仁心”的咨询者，我一般都是删除掉。尽管他们中不少人会因为不理解而对我谩骂不止，我也只能是忍受谩骂，骂不还口，躲开他们，息事宁人。相比起出了医疗事故后有被判刑的风险，我宁愿挨几句骂。

我虽然能理解一些患者急切的希望解决自己的问题，不惜滥用药。也不惜拿自己的健康冒险，连基本的诊疗程序都不遵守，直接就以身试药或者让人给开方。但是对他们的这种不理性的行为却不愿意迎合，也不愿意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去冒险为他们表演他们理想中的“医者仁心”。

滥用药是不安全的，中药也不是无害的，尤其是现在的中药，不合格的产品如此之多，滥用就更加的危害匪浅。

据我所知，很多中医效方，若按照药材批发市场上的精品药材来配制的话，其成本价较现在的很多厂家生产的成药的零售价要高好几倍。

比如川贝如果用最好的松贝母的话，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含川贝母的中成药的售价都比成本价低。很多中成药之所以能够以较低价格售出，是因为在制药的时候，采用的原材料都是低劣的次品和边角料。

我在给自己家人治病时，同样的一张方剂，自己选购质量较好的药材制药的话，会非常有效，但是购买一些中成药厂家生产的成药去治疗却无效。

有时同一张处方，患者甲和患者乙采购药材的渠道不同，疗效就迥然有异。有些患者在一些廉价药店里采购的药材，服用后还会有不小的副作用。

中药缺乏统一的规范和有效的管理，这是中医发展中面临的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因为中药没有统一的规范和有效的管理，就很难保证中医治病的疗效和安全性。

有很多患者信任我，把对药材的把关的问题交给我。但是说实话，我毕竟不是老药工，也很难鉴别药材的优劣。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帮助他们从口碑最好的药店里选药。

另一方面，一些陈旧的理念仍然在我国居民中广为流传，导致很多人对一些特定中药的毒副作用了解甚微。

如中国人普遍认为何首乌是一味无任何毒副作用的补药，但是自2006年英国WHRA首次发出何首乌伤肝的警告之后，国内外先后有150多例何首乌导致肝损伤的病例被报道出来。

有一些患者甚至因为服何首乌不当而导致死亡，不久前就有一例何首乌致死的女患者家人状告开方的医生的新闻报道。

很多中国人对于古代经典有一种至死不渝的迷信。但是即便是《神农本草经》、《雷公炮炙论》和《本草纲目》这样的药学经典中，也有不少不容小觑的错误。一些剧毒药如汞制剂、马钱子等，在这些著作中都被标注为无毒药品。

而张仲景经方中大量使用的细辛，经现代毒理实验证明，的确有强致癌作用。80%以上的实验小鼠，因为使用细辛而导致肝脏癌变。

一些流传甚广的偏方也害了不少人，比如半枝莲有肝毒性，但是很多癌症患者和患者家属不明就里，因为一张白花蛇舌草和半枝莲抗癌的偏方而滥用药，根本不搭配任何护肝药就长期滥用，致使部分患者出现严重肝损害。

很多患者或患属用所谓的偏方治疗自己或家人，虽然看起来解决了某个问题，却带来了更严重的其他问题，这种顾此失彼的滥用药，非常可怕。

总有人在攻讦现代中医药的教育和新的中医药教材，鄙视现代中医学习过于“西化”，觉得中医应该回到“经典”中去。但殊不知，正因为有了现代药理学和毒理学的知识，才避免了大量的伤亡事故。

中医应与时俱进，而非故步自封。屠呦呦教授也正是在现代药理学的帮助下，发现了青蒿素，抷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自古至今，没有一个中医能救这么多生命。

纠正这些明显的错误，很容易遭到一些人的攻讦。很多人一旦爱上了中医，就罔顾这些基本的事实，不允许任何人对中医有批判性的意见。中医药要进步，就不能对这类问题熟视无睹。

中医要健康的发展，就应当允许对包括中医经典、中药的毒副作用在内的中医药常识的质疑。唯有在质疑中不断的验证和改进，才能更好的为患者服务。

医学是实践的科学，学点理论就纸上谈兵，觉得天下病都极容易治疗的人最可怕。医疗太特殊，因为医疗是人命关天的事，我最怕与那种罔顾事实，轻率谈医的人打交道。我觉得他们自己学医把自己治死掉，反倒是造福于民的好事。

真正的临床中医工作者应该把重视用药安全，作为自己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来抓。因为用药不安全，会导致患者不安全，而患者不安全，医生的安全就没有保障可言。

世易时移，当今社会环境下，医生不重视用药安全，就是在拿病人和自己身家性命冒险。

如何服药，应该由患者本人来掌握，而不是由医生来决定，起码在中药的用药问题上，应该遵循此规律。因为患者本人才是自己生命真正的守护神，只有患者自己最能了解自己身体的变化。

我曾见过不少患者，找某个中医师开了药方后，就一年不间断的服用中药。其结果是很糟糕的，有些患者吃药吃到后来不但吃不下饭，连水都喝不下去。方子是好的，但是这样粗犷的服药方法，再好的药，也会对身体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

所以我本人接诊患者的时候，经常叮嘱患者，服用药物的量和次数一定要量力而行。而且每服药3－5天，要休息1－2天。任何时候，都要记得，保住胃口，比吃药更重要。

如果感觉胃口受损，用药量就一定要往下减。汤药吃了胃不适，一天的药量，可以分成两天或者三天吃。成药如果服用后胃不适，单次用量要往下减。无法耐受汤药，可以要求医生开成药。无法耐受成药的患者，可以要求医生开汤剂或者将成药粉碎，用温水冲服。

如果医生开药很多怎么办？可以将不同的药，分成单双日服用。我个人开药多是多，但是经常就采用这种单双日分开服药的方法，所以患者每天服用的药物的量不多，对胃的损伤很小。某些药我让患者单日服用，某些药我让患者双日服用。一来可以减小各药对患者身体的伤害，二来可以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

据我所知，一些已故的中医名家也喜欢采用这种分单双日服药的方法。比如山西已故名老中医门纯德门老生前就经常给一些患者开A、B两张处方，A处方单日服用，B处方双日服用。已故的北京中医药大学方鸣谦教授，对一些危重症患者开处方，也喜欢用这种方式。

重症患者，尤其是晚期的癌症患者，单纯靠一些简单的方剂，很难解决问题——当然，也确实有少量的患者服用一些简单的方剂解决了他们的问题。不过多数时候，是需要用较多的药物治疗的。即便是医圣张仲景，也有不得不大量用药的时候，经方中的鳖甲煎丸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那么这些患者在服药的时候，就尤其要注意技巧问题。如果是很多药开在同一张处方中，那么单日单次用量就要控制在患者身体可耐受的量上。如果是不同的成药，可以将各药分成不同的日期服用，每次服用量可以用到核定的，同时患者的身体又能耐受的最大量。

医生开医嘱时，也要灵活。我开成药，服用量总是开成一个范围值，而不是一个固定值。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对药物耐受度也是不同的。患者可以在一个范围值内，循序渐进的增加用量，如果没有不适，可以增加到最大量。

另一方面，对需要长期服药的患者，我们要考虑到小剂量毒药的长期蓄积的毒性对患者身体造成的影响。有些患者，开始的一段时间服用某些药物没有副作用，服药时间长了，又有了副作用。

这个就需要医生叮嘱患者，注意观察自己身体的反应，同时建议患者定期去医院检查一下肝肾功能。肝肾功能出现异常时，要及时调整用药方案，避免对患者的肝肾造成更严重的损伤。

古代中医另有一种用药经验，也非常值得推荐。在使用一些药性较猛的丸剂时，会让患者从最小用量，逐渐加量，服用至便溏后，再减少到最小用量，再逐渐加量。这样小心翼翼的不断加量的办法，既可以保证用药的效果，又可以保证用药的安全性，真正的实现了医疗安全有效的治病的目的。

另外李中梓治疗积聚类疾病（类似于今天的消化道肿瘤）时，另有一种经验，他用半个月左右的以毒攻毒和攻下类的药物后，停止使用以毒攻毒和攻下类药，后半个月他用一些补益类的药物调理患者的身体，等到患者正气恢复，他再用半个月左右的以毒攻毒和攻下类的药物。他用这种方法治疗生命垂危的重病人，也能有效。

李中梓的治疗方法，很像现在西医给患者做化疗的思路。化疗一般也是用几天的化疗药后，让患者的身体恢复一段时间后，再进行下一个疗程。李中梓的治法，凸显了一个真正的临床大家的风范。

但是现在中医治疗癌症，住院治疗的患者很少。患者和医生的距离也很远，所以医生照护患者很难再像古代一样方便。过去的患者，大多数是就近就医，医生可以随时观察到患者的身体反应，及时的调整用药方案。现在很多患者是慕名求医，有的患者看一次医生要千里迢迢的跑很远的路，就只能自己学习一些用药的技巧。

如果患者本人能够学习到李中梓的这种治疗思路，就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将医生开的各种扶正药和祛邪药，择机使用。

我很反对患者家属向患者隐瞒其真实的病情，因为只有患者自己才是自己生命真正的守护神。当患者知道自己真实的病情后，他们除了配合医生的治疗之外，自己也能灵活的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随时调整用药方案，这对患者有利无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