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和自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世上有自知之明的人并不多。人类学家们有种观点，人都会认为自己所在的社会的文明是这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即便是落后的食人族，也会认为他们本土的文明才是最好的文明。食人族的部落酋长在接受现代记者采访时，对现代人不吃人肉的做法嗤之以鼻。在他们看来，一旦成为俘虏，最好的选择就是被对手吃掉。

我学了很多年的中医，在中医这个圈子里也略有薄名，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部分保守的中医师和中医爱好者对中医有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自大心理。他们认为中医是这世界上最伟大的医学，可以解决各种疾病问题，比现代医学先进很多。

按照我们传统中医的理论，人之所以患病，不外乎内因、外因和不内外因三种，很多铁杆中医认为现在学习了西医的中医人，用西医的思维来看待中医，否定了传统的这三因，是对中医的大不敬，是中医掘墓人。不过我不敢苟同这样的态度。

像感冒之类的疾病，传统中医认为是由外感六淫：风、寒、燥、湿、火、暑引起的。对世界医学史有所了解的人应该知道，西方的传统医学对这类疾病的病因的认识和中医差不多。

从希波克拉底到盖仑，他们也有一套理论来诠释人类疾病的由来，如果我们仔细去了解，西方传统医学中提倡的体液论和体质论与中医传统理论有相似之处，而且西方传统医学也特别强调平衡的重要性，治疗也是从调节人体寒热平衡着手。

阿拉伯医学家胡奈恩（809-873）在编辑《医学问答》时提出饮食、环境、睡眠、锻炼、排泄和情绪等六种因素与人的健康状态有关，他认为人们要想保持健康，必须要预防机体的自然平衡受到破坏。

这些传统的医学理论与中医传统的“内伤七情，外感六淫，饮食劳倦”等论述大同小异，这种重视人体自然平衡的思想与中医重视阴阳平衡的思想如出一辙。

不过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人们发现了感冒的罪魁祸首是“人鼻病毒”，只要把人鼻病毒从一个人体内转移到另一个人体内，那个人马上也要感冒，而且出现的症状基本都是大同小异，与气候无关。

流感也有流感病毒，最有名的西班牙流感病毒导致了大量患者死亡。我们今天又邂逅了新冠病毒，这个世纪以来，我们已经遭遇了SARS、MERS、Covid-19等三种冠状病毒，我们还为尼罗河病毒、埃博拉病毒、艾滋病病毒、人乳头病毒、EB病毒、肝炎病毒等多种病毒纠缠着。

这些病毒有的可以致癌，如人乳头病毒会导致宫颈癌，每年全球因为宫颈癌去世的患者有几十万，接种HPV疫苗可以让妇女少患宫颈癌。EB病毒会导致鼻咽癌和儿童淋巴瘤等恶性肿瘤，肝炎病毒会导致肝癌。艾滋病毒则可以把人体的免疫系统摧毁，让患者对任何感染都失去抵抗力，艾滋病患者也很容易为癌症所困扰。

这些病毒导致的疾病与外感六淫和内伤七情或中医所说的不内外因不存在任何关系，我们若按照传统的中医理论去为患者进行诊断并按照传统的理论给患者治疗，说实话对患者来说就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这意味着他们要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一个完全不知道他们疾病的病理的人。谁肯把自己的生命作赌注来赌博？

中医界花了几千年的时间才意识到很多疾病是通过人类口鼻传播的，当明代中医学家吴又可提出疫病的发生是因为有感染源在人际间传播时，他遭到了中医界保守派的大肆攻击。

直到现在，中医的经方派还是对后世的温病学派嗤之以鼻，他们根本不愿意看到自己存在的不足，对进步持一种极力抵抗的态度。吴又可这样的有洞察力的医学家比张仲景伟大，但是还是得活在“医圣”的影子下，被人否定。

我因此而很讨厌与所谓的铁杆中医和经方中医讨论这类问题，学习中医多年，我当然很信服中医在治病时的疗效，但是窃以为中医的病因理论从根本上是站不住脚的，是过时了的。我们这些中医的继承者应该与时俱进，研究如何改进中医的不足，提高中医疗病的有效率，而非固步自封，不肯承认别人的优势。

我们亚洲文明历来都有保守的传统，所以在近代，亚洲国家一度普遍挨打，直到西方文明入侵后，才不自愿的接受了一些新的东西。但是在民间从来都不乏保守的力量，很多人头脑简单，不爱学习，举着民族主义和维护传统文化的大旗，拒绝承认自己的不足。并且仗着有同类想法的人数众多，便以为自己有理。这种想法实在很奇葩。

这几天任正非先生接受采访时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华为系统超越苹果系统和安卓系统的时间不会太长，要不了三百年。不知道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是否能从这句话中明白点什么。

中医应该从现代科学中去汲取营养，而非因为现代科学的一些发现否定了中医理论的不足之处就去反对它。我们无法从否定他人中促进自己成长，反倒是可以通过学习他人取得长足的进步。

中国自古至今有种文化自大心理，如今我们讲56个民族是一家，以前这种自大心理则更明显的体现在汉民族的自大心理上。

中国古人常说：“夷狄之有君，不如华夏之无也”，又特别喜欢喊：“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之类的口号。这种蔑视其他文明的心态，导致我们国家一度非常落后，我们在闭关锁国时代被西方列强狠狠的教训了之后，才意识到原来我们的文明不是最强大的。

当然，在现在这个时代，人人手中拿着手机，用着电脑，很少有人再夜郎自大的认为我们中国不需要向其他国家学习，多数人不会同意中国再回到闭关锁国的年代去。少数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偏激的观点虽然甚嚣尘上，看起来似乎占了上风，但是他们其实根本算不上主流，只不过多数人不愿意与这些人胡搅蛮缠而已。

举例来说，在现实中，90%以上的癌症患者会首选西医——包括力挺中医者，然后才考虑中西医结合，只有那些晚期癌症患者在无奈之下才会考虑纯中医治疗。我虽然在研究中医抗癌，但是我不认为患者们的这种选择是错误的。

相对于中医来说，现代医学的诊断更准确。我个人是没有能力通过号脉号出某个患者患了癌症，了解到其病情进展到何种程度的。虽然有部分中医号称自己能百分之百的号出某个患者患了癌症，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我自己没有那样的能力。至于那些号称自己能靠号脉诊断出癌症的中医有没有夸大其词，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说句冒昧的话，多数自大者的知识面都太窄。我曾经追踪过一些特别保守的中医，发现他们中大多数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下，阅读范围就局限于几本书，对这几本书也只是一知半解。

我若作为患者，是不太敢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这样的人的。我自己教育的中医学生，我都要求他们好好的学习各门功课，认真完成通识教育并接受现代医学教育，将来不要因为自己的无知而害死病人。

医学仅为万象世界的一个小小的部分，任正非先生提到的手机操作系统也只是万象世界的一个小小的部分，在这个时代，我们吃喝住行医疗等方方面面，都是无法靠闭门造车式的保守主义来保障的。

人要有自知之明，国家也要有自知之明，自大者的狂热只会让社会整体倒退，不会有什么正面的作用。我相信我身边沉默的大多数们虽然不说话，但是从心底里都在拒绝跟随少数自大者撒酒疯。我们有清醒的头脑，不是谁想煽动就煽动得了的。

西方医学院校使用的权威教科书《西氏内科学》第19版中有这样一个定义：“医生是一种需要博学的人道职业”。

这个定义高度的概括了医学的特性，西方医学院校认为，医生既要具备以生物医学为核心的自然科学知识，也要具备深厚的社会人文学科的多方面知识。所以美国的医学教育体制是先念本科，再念医学院，这点比较符合医学人才的培养要求。

我国目前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我国医学院校现在开展的“5+3”模式的教育有点这个意思。不过我国医学院校无论是在师资方面，还是在硬件方面，暂时都还不具备培养这种理想的医学人才的条件。

我国目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占全部人口的6%左右（有本科学历的只占4%），其中医学人才所占的比例更少。国民能够接受基本的本科教育就已经不错了，如果按照西方医学院校的要求来培养医学人才，我们就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去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实际上我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是不足的。

因此我国培养的医学人才还达不到理想的水平，体现不出“医生是一种需要博学的人道职业”的特征。

早在一千多年前，我国的著名的中医学家，被誉为药王的孙思邈就在其《大医习业》一文中，对医生的学术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孙思邈提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殒。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钻研，始可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并须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

按照孙思邈的要求，当时的医生不但需要熟读中医的经典名著，尚需要精通儒释道乃至占卜和巫术等各种学问。孙思邈本人对儒释道都很精通，孙的《千金方》中还记载了大量的道家祝由术——当然这些东西现在来看有很强的时代的局限性，并不科学。

医学不是单纯的自然科学，医学是需要与病人打交道的综合学科，所以仅仅掌握与生命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深厚的人文社科学方面的基础。

在诊疗过程中，医生需要与患者进行沟通，我国当前医患纠纷高发，既与我国医疗资源紧张有关——多数医生的工作量都远远的超过了负荷，也与我国医生普遍的缺乏人文社科方面的素养，缺乏与患者沟通的能力有关。

在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里，医生都应是学识最渊博的一群人。过去甚至认为医生是“长者”——学问渊博而又德高望重的人，这对医生的要求就很高。我国清代名医叶天士不但医术高明，也因为学识渊博和为人公正而成为乡里有名的乡贤，大家有人际纠纷也去找他调解。

对医生来说，活到老学到老不是一句虚话，有些医生说自己三个月不学习，都不敢上临床。我个人的感受是，一天不读书，心中便会惶恐不安，深怕自己在临床中犯错误。清代名医徐灵胎说自己睡到半夜，在床上想起自己对某个病人的处置可能不妥，马上便要翻身起床，挑灯夜读。

所以学医是苦差事，只有真正热爱医学的人才会心甘情愿的在这场苦差事种苦中作乐，不断的总结经验，学习新知，提高自己。

​1940年，陈高佣曾出版过《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陈高佣从《资治通鉴》和《古今图书集成》等古代著作中整理出了一份中国瘟疫编年史。

本文根据他的整理，列举出公元前243年-公元1911年中国发生的瘟疫史。

当然，这份编年史不可能记录下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瘟疫，肯定会有遗漏。

公元前243年，瘟疫波及全帝国。公元前38年，瘟疫、饥荒和洪涝灾害共同造成河南、山西和山东等地受灾严重。

公元16年，瘟疫导致大规模的侵入南方的胡族损员百分之六七十。公元37年，江苏、江西、安徽、浙江和福建等地流行大瘟疫。公元38年，浙江等地流行瘟疫。公元46年，饥荒和瘟疫造成蒙古十死六七。公元50年，瘟疫流行。

公元119年，浙江等地流行瘟疫。125年-126年，河南等地流行瘟疫。151年，河南、安徽、江西等地流行瘟疫。161-162年，瘟疫连续流行两年，仅新疆和青海等地的军队中，就有百分之三四十的士兵死亡。171年，瘟疫流行。173年，瘟疫流行。179年，瘟疫流行。182年，瘟疫流行。185年，瘟疫流行。

208年，瘟疫流行，湖北等地的士兵死了三分之二。217年，瘟疫流行。223-234年，瘟疫流行。275年，瘟疫流行，河南等地死了数万人。291年，河南等地流行瘟疫。296年，陕西等地流行瘟疫。297年，河北、陕西和四川等地流行瘟疫。

312年，瘟疫、蝗灾和饥荒接踵而来，华北和华中人口几乎死绝，陕西纳税人口只剩百分之一二。322年，瘟疫流行，损伤人口百分之二三十。330年，瘟疫流行。350-351年，瘟疫流行，河南等地爆发农民起义。353年，瘟疫流行。379年，陕西等地瘟疫流行。

423年，瘟疫流行，华北和河南等地百分之二三十的人口死亡。427年，江苏等地瘟疫流行。447年，江苏等地瘟疫流行。451年，江苏等地瘟疫流行。457年，江苏等地瘟疫流行。460年，江苏等地瘟疫流行。468年，全国范围内流行瘟疫。在该年第二次爆发于河南、河北、山东、湖北和安徽等地时，造成了约十四五万人毙命。

503-505年，华北地区瘟疫连续流行三年。510年，陕西等地瘟疫流行，造成2730人死亡。529年，陕西等地瘟疫流行。546年，江苏等地瘟疫流行。565年，河南等地瘟疫流行。598年，瘟疫流行。

612年，山东等地瘟疫流行。636年，甘肃、宁夏和陕西等地瘟疫流行。641-644年，瘟疫连续流行四年，波及山西、河南、四川、安徽和东北等地。648年，四川等地瘟疫流行。655年，江苏等地瘟疫流行。682年，河南和山东等地瘟疫流行，尸骨遍野。

707-708年，河南和山东等地瘟疫流行两年，数千人死亡。762年，山东等地瘟疫流行，死者过半。790年，江苏、湖北、安徽、浙江和福建等地瘟疫流行。

806年，浙江等地瘟疫流行，死者过半。832年，江苏、四川和云南等地瘟疫流行。840年，浙江和福建等地瘟疫流行。874年，浙江等地瘟疫流行。891-892年，江苏、安徽和湖北瘟疫流行，湖北十死三四。

994年，河南等地瘟疫流行。996年，江苏、江西和安徽等地瘟疫流行。

1003年，河南等地瘟疫流行。1010年，陕西等地瘟疫流行。1049年，河北等地瘟疫流行。1052年，江苏、安徽和湖北等地瘟疫流行。1054年，河南等地瘟疫流行。1060年，河南等地瘟疫流行。1094年，河南等地瘟疫流行。

1109年，浙江等地瘟疫流行。1127年，河南等地瘟疫流行，死者过半。1131年，浙江和湖南等地瘟疫流行。1133年，湖南和浙江等地瘟疫流行。1136年，四川等地瘟疫流行。1144年，浙江等地瘟疫流行。1146年，江苏等地瘟疫流行。1199年，浙江等地瘟疫流行。

1203年，江苏等地瘟疫流行。1208年-1211年，安徽、河南、浙江等地瘟疫流行四年。1222年，江西等地瘟疫流行。1227年，华北的蒙古驻军中瘟疫流行。1232年，河南等地瘟疫流行，50天内死亡9万多人。1275年，瘟疫流行，死者不计其数。

1308年，瘟疫流行，浙江等地死亡二万六千多人。1313年，河北等地瘟疫流行。1320-1321年，河北等地瘟疫流行两年。1323年，河北等地瘟疫流行。1331年，河北等地瘟疫流行，百分之九十的人口死亡。

1345-1346年，福建和山东等地瘟疫流行。1351-1354年，瘟疫流行4年。波及山西、河北、湖北、湖南、江西、绥远和广东等地，淮河流域驻军死伤过半，湖北山西部分地区十死六七。1357-1362年，瘟疫连续流行6年，波及山东、山西、河北、陕西、安徽、浙江、广东等地，仅1358年，就造成20多万人口死亡。1369年，福建等地瘟疫流行，尸横遍野。1380年，浙江等地瘟疫流行。

1404年，河北等地瘟疫流行。1407-1408年，湖南、江西、四川和福建等地瘟疫流行，仅1407年就死亡78400人。1410年，山东和福建等地瘟疫流行，山东死亡6000人，福建15000户消失。

1411年，河南和陕西瘟疫流行。1413-1414年，浙江、河北、河南、山西和湖北等地瘟疫流行。1445年，江西和湖北等地瘟疫流行。1455年，山西、浙江和甘肃等地瘟疫流行。1461年，湖南、湖北、广东和山西笌地瘟疫流行。1471年，贵州等地瘟疫流行。

1475年，江西和福建等地瘟疫流行。1480-1481年，福建、江西和贵州等地瘟疫流行。1486年，福建等地瘟疫流行。1489年，湖南等地瘟疫流行，阖村阖城尽死于瘟疫，基本不留活口。1492年，浙江等地瘟疫流行。1495年，东南地区瘟疫流行。

1500年，广西等地瘟疫流行。1504年，山西等地瘟疫流行。1506年，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和云南等地瘟疫流行，死亡率极高。1511年，浙江等地瘟疫流行。1514年，云南等地瘟疫流行。

1516-1517年，湖北、福建等地瘟疫流行。1519年，浙江、河北和山东等地瘟疫流行。1522年，山西等地瘟疫流行。1525年，山东等地瘟疫流行，4128人死于瘟疫。

1528-1529年，山西、湖北、四川和贵州等地瘟疫流行。1532-1535年，陕西、湖北、湖南、浙江和福建等地瘟疫流行四年。

1538年，广西等地瘟疫流行。1543年-1545年，山西、河南和福建等地瘟疫流行。1554年，河北等地瘟疫流行。1556年，福建等地瘟疫流行。1558年，贵州等地瘟疫流行。1560-1563年，连续4年，山西、湖北、福建、江西等地瘟疫流行，部分地区约百分之七十人口死亡。

1565年，浙江和河北等地瘟疫流行。1571年，山西等地瘟疫流行。1573年，湖北等地瘟疫流行。1579-1581连续3年，山西等地瘟疫流行。1582年，河北、山西、四川和山东等地瘟疫流行。1584年，湖北等地瘟疫流行。1585年，山西等地瘟疫流行。1587-1588年，山东、山西、陕西、浙江、河南、和江西等地瘟疫流行。1590年，湖北、湖南和广东等地瘟疫流行。1594年，云南等地瘟疫流行。1598年，四川等地瘟疫流行。

1601年，山西和贵州等地瘟疫流行。1603年，浙江等地瘟疫流行。1606年，浙江等地瘟疫流行。1608-1613年，6年内瘟疫不断，在云南、福建、陕西、浙江和山西等地流行。1617-1618年，福建、山西、湖南、贵州和云南瘟疫流行，山西等地尸横遍野。1621-1624年，湖北、云南和广西等地瘟疫流行。

1627年，湖北等地瘟疫流行。1633年，山西等地瘟疫流行。1635年，山西等地瘟疫流行。1640-1641年，浙江、河南、河北、山东和山西瘟疫流行，尸横遍野。1643-1644年，陕西、江苏、山西和内蒙等地瘟疫流行。1653年，内蒙古等地瘟疫流行。

1656年，甘肃等地瘟疫流行。1665年，山东等地瘟疫流行。1667-1668年，甘肃和河北等地瘟疫流行。1670年，内蒙古等地瘟疫流行。1673年，东北地区瘟疫流行。

1677年，江苏和陕西等地瘟疫流行。1680-1681年，江苏和云南等地瘟疫流行。1683年，湖北等地瘟疫流行。1692年，陕西等地瘟疫流行。1693年，山东等地瘟疫流行。1694年，浙江和海南岛等地瘟疫流行。1697-1698，江苏、江西、山西和山东等地瘟疫流行。

1702-1704年，广东、内蒙古、河北、山东、陕西、浙江和海南岛等地瘟疫流行3年。1706-1709年，湖北、广东、广西、河北、内蒙古、江西、甘肃、山东、江苏、安徽、浙江、陕西、福建等地瘟疫流行4年。1713-1714年，广东等地发生瘟疫。1717年，浙江等地发生瘟疫。1721年，陕西等地发生瘟疫。

1722-1724年，浙江、河北、山东等地发生瘟疫。1726年，江苏、浙江、陕西、山西、河北、湖北、安徽以及长江东端瘟疫大流行。1733年，江苏等地瘟疫流行。1742年，安徽等地瘟疫流行。1746年，湖北等地瘟疫流行。

1747-1749年，河北、山东、江苏和江西等地瘟疫流行。1756-1757年，江苏、安徽、福建、浙江和江西等地瘟疫流行。在西部边境的新疆也流行瘟疫，凡是感染者无一例外死亡。

1760年，山西、浙江和甘肃等地瘟疫流行。1767年，浙江等地瘟疫流行。1770年，甘肃等地瘟疫流行。1775年，河北等地瘟疫流行。1783年，浙江等地瘟疫流行。

1785-1786年，江苏、安徽、山东和河北等地瘟疫流行。1790年，甘肃和云南等地瘟疫流行。1792年，河北等地瘟疫流行。1793、1795和1797年，浙江等地三次瘟疫流行。1798年，山东等地瘟疫流行。

1800年，浙江等地瘟疫流行。1806年，河北和陕西等地瘟疫流行。1811年，甘肃等地瘟疫流行。1814年，湖北等地瘟疫流行。1815-1816年，江苏、安徽、山东和河北等地瘟疫流行。1818年，山东等地瘟疫流行。

1820-1824年，连续五年瘟疫流行，波及江苏、山西、浙江、河北、山东、云南、山西等多地。1826-1827，山东等地再度瘟疫流行。1831-1836年，连续6年瘟疫流行，波及浙江、湖北、山西、山东、河北、江苏、甘肃、广东等多地。

1839年，河北等地瘟疫流行。1842-1843年瘟疫流行，波及江苏、湖北、江西和浙江等地。1847-1849年，瘟疫流行3年，波及陕西和浙江等地。1853年，河南瘟疫流行，一万多人丧生。

1855-1856年，甘肃和陕西等地瘟疫流行。1861-1864年，瘟疫连续流行4年，波及山东、湖北、江苏、浙江、河北、山东、山西等地。1866年，甘肃等地瘟疫流行。1867年，山东和河北等地瘟疫流行。

1869-1872年，瘟疫连续流行4年，波及湖北、河北、陕西和浙江等地。1895年，河北等地流行瘟疫。1911年，东北地区再次流行瘟疫。

以上这份编年史，主要是从史书中采集而来的信息。一般来说大型的瘟疫都是由各种寄生物——病毒或细菌引起的。

通过这份编年史，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一些传染病流行时，通常会连续流行好几年。一轮又一轮的感染人群，直到人口锐减后才告停止。严重时，人口会减少80%以上，并会诱发剧烈的社会动荡。

从这份编年史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英国专家的“群体免疫”的提法很荒唐。如果按照他们所谓的“群体免疫”的做法，新冠肺炎反复流行几年，最终可能会导致全球人口锐减一半以上，才能形成所谓的“群体免疫”。

所以实际上我们人类应竭尽全力与新冠肺炎病毒作战，任何人都无法置身事外。新冠疫情若失控，或许会造成人类瘟疫史上最大的一次伤亡。因为新冠肺炎已传遍全球，而且在医疗挤兑的情况下，死亡率可高达5%-10%。

当然，一些科学家认为瘟疫是大自然削减人口的最有效的办法，是生态系统实现自我平衡的一种手段。如果我们这次抗击新冠肺炎失败，的确会大幅度的削减全球人口。

《瘟疫与人》一书的作者威廉 • H • 麦克尼尔说：“技能、知识和组织都会改变，但人类面对疾病的脆弱，则是不可改变的。先于初民就已存在的传染病，将会与人类始终同在，并一如既往，仍将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

我们希望二十一世纪的这场百年一遇的大瘟疫能够被遏制住，如果它最终失控，后果不堪设想。希望以我们今天的全球治理水平和科学技术条件，我们能够战胜新冠肺炎，而非任其屠戮。

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我衷心的希望全人类团结在一起，不要再冤冤相报，互相残杀。否则的话，新冠肺炎会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有人的噩梦。

昨天来了个淋巴瘤患者，这个患者很了不起，自学中医，不但把困扰自己二十多年的老毛病治好了，还治好了身边的一些熟人的病。只是不幸的是，一些小毛病治好了，但是他却被恶性淋巴瘤打倒了。

我看了一下他自己治疗自己的方子，虽然不能确定他给自己用的药是否与他罹患淋巴瘤有关，但是以我自己所了解到的药学知识来判断，他长期用的部分药物属于致癌物。

比如他用了几个月之久的代赭石，这种药有致癌的副作用，在《中华本草》和《中药大辞典》这类权威的辞书中，注明了代赭石有致癌的副作用，不可以久服。

我当场把《中华本草》翻开让他看“代赭石”这一条文，看完后他的心情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我也跟他讲了龙胆泻肝丸等药导致了大量的使用者罹患泌尿系统癌症，细辛等传统中药有致肝脏癌变的副作用的案例。还告诉他，他给自己用量过大的杏仁中所含的氰化物毒性很大，长期使用副作用大，听完后他对自己过去对中医的信仰动摇了。

我这些年遇到了很多这样的中医爱好者，他们对中医药知识知其一，不知其二，停留在一知半解的水平上。偶尔用中医药解决了某个问题之后，便对自己和对中医信心十足。

还有部分特别崇拜古中医的人，对我们这类主张中医应该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的新中医人不屑一顾。总是有人热情的教诲我要像他们自己一样，好好的学古中医，他们认为上古的圣人属于不可超越的巅峰。

如今我碰上这样的人，一般都是秒删了。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有多落伍，但是却好为人师，与之争论，纯属浪费生命。

医疗的核心是安全有效，临床治病既要有疗效，又要安全，为了做到这一点，学医者应该尽可能多的了解自己所学的药物和方剂的作用和副作用。如果一听到有人提中医药的不足，马上就反应过度，而不是冷静的接受这些批评中合理的部分，那不但对病人很不安全，对医生自己也很不安全。

中医药要进步，不能止步不前。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去研究中医药的药理和毒理，非常有必要。尤其是对毒理的研究，更是重要。过去出了医疗事故问题可能不大，但是在现代这个科学昌明发达的年代，因为对中医药的毒副作用缺乏了解而出了重大医疗事故，那就是大事了。

医生都是越当越胆小，治疗的病人越多，经历的世事越多，阅读的文献越多，懂得的医学常识越多，就越知道不能拿人命当儿戏。年诊疗量超过1000人次的医生，必定会知道这个道理。只有那些总共没有治疗几例病人的中医爱好者，才会对此没有深刻的感受。网上鼓吹中医无所不能者，大多属于此类人。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人是为了敛财而有意为之。

用药必须兼顾有效性和安全性，对于一些非致命性的疾病，如果安全性很差，那么即便有效，也不要轻易尝试。

学医人不可以不懂药，更不可以对现代科学有一种仇视或蔑视的态度。医生是与人的生命打交道的，学艺不精者，很容易草菅人命。

我每年都会遇到数百例自用各种中药或中医方剂出问题的患者和患者家属，他们向我求教如何解决他们自己滥用药导致的严重副作用——多数情况已经是回天无力了。这些患者或者患者家属，基本都属于平时自信满满的半桶水式的中医爱好者。

我希望大家谨小慎微，要用某种药或方子时，应尽可能多的查阅文献，对某种药的正面和负面的评价都应该仔细看一看，弥补自己临床经验的不足，不要滥用药造成严重的后果。

这个冬天，各种传染病来得有点猛。

先是内蒙古出现了零星的鼠疫病例，接着兰州闹了布鲁氏病，最近，武汉的不明原因引起的肺炎又搞得人心惶惶。还有从去年开始，一直到今年都没有结束的非洲猪瘟，也在影响着大家的生活。

当然，最令人头痛的还是病毒性流行感冒，每到冬季和春季，流感都是高发期。现代社会人口流动性大，大多数人居住在城市，很难避免在人流集中的地方活动，所以，每次流感总是会传染很多人。

中医对传染病早有认识，中医的伤寒学派和温病学派都是以研究传染病为主的。从古至今，传染病都非常常见，俗语“人瘟”即是指各种传染病。

中医预防传染病有两个大的原则，一是“虚风贼邪，避之有时”，二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所谓“虚风贼邪，避之有时”，指的是要躲避各种恶劣的天气和传染源，古人早已认识到不正常的气候和各种传染源是传染病爆发的两个重大的诱因，要避开它们。

所以《黄帝内经》的《四气调神大论》篇提倡“冬三月，此谓闭藏，水冰地坼，无扰乎阳，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温，无泄皮肤，使气亟夺，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逆之则伤肾，春为痿厥，奉生者少。”

冬季要做好保暖工作，要躲避大风酷寒。不要有太多的剧烈的户外运动，不要扰动自己的“阳气”，因为中医认为卫阳之气是人体抵抗外邪的最可靠的屏障，如果扰动自己的阳气，就会给病邪制造趁虚而入的机会。

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是指要提高人的免疫力，我们的免疫力提升了，就能够抵抗各种传染性病毒的侵袭。传染病流行时，也有很多人不会被传染上，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身体免疫力强。

而提高免疫力的关键在于规律作息，一定要有充足的睡眠。我儿子从上幼儿园到现在，很少请过病假。每次流感大流行时，他们班一大片的同学被传染上，但是他很少被传染上，而且他还不打流感疫苗。原因无他，只因为我在家里强行的设定了一项原则：全家人必须在十点前睡觉。

因为这一硬性的规定，我儿子也养成了不拖拉的习惯，他的作业总是能在八九点钟之前就完成。

再加上只要家人感觉身体有不适，我就会立即处理，感冒初起时，处理起来很容易，一般只需要一顿药加上一晚上的睡眠就能解决问题。所以多年来，我们家人很少为感冒所困扰，至于肺炎，则是保持着零记录。

我之所以不管我儿子今后愿不愿意当医生，都要求他必须跟着我学医，原因就在于我不希望将来他成人后，家里人会因为各种小毛病鸡飞狗跳。

我看到我身边很多家庭，一到传染病大流行的季节，家里都忙成一团，老老小小，这个病刚好，哪个又病倒了，这都是因为自己不懂得中医养生之道。如果懂得一点养生之道，相信会好很多。

医学是最难学的一门学科，比单纯的学中医或者单纯的学西医难度更大的是贯通中西医。虽然现在有很多医科大学都设有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同时教中医和西医的知识，但是这个专业的设置并不成熟。多数医院也不设置中西医结合科室，所以这个专业的学生就业成了老大难的问题。

​我国目前的中西医结合专业只不过是相当于一个中医大专加上一个西医大专叠加在一起而已，既没有把中医学精通，又没有把西医学精通。绝大多数中西医结合专业毕业的学生无论是中医功底还是西医功底都不够深厚，所以在就业时反而不如纯粹的中医专业或者纯粹的西医专业的毕业生受欢迎。

但是在历史上，是有一些特别厉害的贯通了中西医的大家，他们无论是中医的学术水平还是西医的学术水平都非常高。我有一个老师既完整的接受过五年中医教育，又完整的接受过五年西医教育，读完了中医和西医本科的全部课程，他的水平就高出一般的中医和西医很多。

花十年的时间去接受中西医基本的本科教育，然后还要花上最少十年的时间的深入探索，才可以成为一个贯通中西医的专业医生。要想成为贯通中西医的大家，则最起码还要花费一二十年的时间去提高自己。

日本的汤本求真医生就是一位贯通中西医的大家。汤本求真（1867-1941），是日本著名的汉方医学家，他的代表作有《皇汉医学》和《日医应用汉方释义》。

汤本求真早年因为父母之命在日本金泽医学院学习西医，明治三十四年毕业。在医院里工作一段时间后，自己开了一家诊所。明治四十三年，汤本求真的长女患了肠伤寒，用尽各种西医的方法抢救无效死亡。

丧女之痛让汤本求真精神崩溃了好几年，后来他读到他的老师和田启十郎所著的《医界之铁锥》，受到启发，开始发奋学习中医。此后他颠沛流离了十八年，穷困备至，但是仍然没有改变他学习中医的志向。

经过多年的苦学，这位曾经的西医，终于成为一名贯通了中西医的大家，撰写出了《皇汉医学》这样的影响力长盛不衰的中西医结合的杰作。汤本求真也因其学术成就和高超的医术而受到了后人的尊敬。

民国时期，汤本求真的《皇汉医学》对中国的中医师们影响很大，《皇汉医学》也是我国著名中医学家恽铁樵、胡希恕、刘绍武等人案头必备的参考书之一，《皇汉医学》直接启发了他们的治学之路。

我国著名的经方医学家胡希恕先生曾说“所阅之书既多，则反滋困惑而茫然不解。后得《皇汉医学》，对汤本求真氏之论，则大相赞赏而有相见恨晚之情，于是朝夕研读，竟豁然开朗，而临床疗效从此大为提高”。

国学大师章太炎也曾高度评价汤本求真的《皇汉医学》，章太炎在看到《皇汉医学》后说：“仲景若在，则必曰吾道东矣！”

丧女之痛，颠沛流离之苦，磨练了汤本求真深沉炼达的性格，深厚的中医学和西医学功底，几十年的学习和临床经验的沉淀，让汤本求真的这部著作直到现在仍然灼灼生辉。

我国医学家陆渊雷也是一位贯通了中西医的大医家。陆渊雷先生名彭年，字渊雷，上海浦东川沙人。生于清光绪甲午年（1894），逝于1955年，享年61岁，比另一位贯通中西医的恽铁樵先生小16岁。

陆渊雷学问渊博，笔力犀利，时人曾称其“渊博而有雷声。”陆渊雷先生少年时代喜好科学，十岁之前读私塾，学习诸子百家，十岁开始入读新式学堂，学习科学。1906年就读于宋江中学，1912年考入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从游朴学大师姚孟醺，并从章太炎学习国学。他不但广泛的学习了历史、地理、物理、天文、数学等学科，还通晓英、法、德、日等多国语言。

从师范学校毕业后，陆渊雷曾经在武昌高等师范学院、南洋商业专门学校、暨南大学等多所学校任教。与此同时，他因为酷爱医学而深入学习中西医，后来医名鹊起。

1928年开始，陆任教于章次公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后又任教于章太炎任首任院长的上海国医学院，陆渊雷在上海国医学院任教务长。

上海国医学院的办学宗旨为“发皇故义，融合新知”，陆渊雷先生在上海国医学院率先提倡在学习中医的同时，也学习理化、解剖等西医课程，陆渊雷誓言改良国医，汇通中西医。

1925年，恽铁樵创办了中医函授学校。陆渊雷见恽铁樵学识过人，遂报名跟恽铁樵学医，恽铁樵先生见陆渊雷有深厚的中西医功底，遂邀请陆渊雷协办中医函授学校。民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伊始，这两位中西医汇通大师的门下人才济济，成了中国中医界的一支强劲的生力军。

我国当代著名的医学家姜春华教授和沈自尹院士就是恽铁樵和陆渊雷中西医汇通学派的杰出代表人物。

姜春华教授出自中医世家，自幼随父学习中医，后在陆渊雷门下学习中西医。姜老创造的“扭转截断疗法”在经历了几十年的临床实践后，被证实为非常有效的一种疗法，这一疗法突破了传统温病学派的局限。

沈自尹院士在解放前开始学习西医，1955年从医学院毕业后，他在上海华山医院工作，成为了一名西医师。后有一次医院的党支部书记找到他，对他说：“当前西医普遍存在歧视中医的不良倾向，没有深入研究过中医，却要否定中医，这是不科学的态度，派你去学习中医，就是要发扬中医的精华，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

这位前半生接受的是系统而严格的英美式正规教育的西医师，就这样拜在姜春华教授的门下，学习中医。姜老尽心的教，他也尽心的学。姜老在华山医院的办公室是一间木结构的平房，夏天天气非常炎热，姜老常常用冷水浇一下头，就坐下来教他中医。

学习中医需要有古文基础，沈自尹先生为了过古文关，自己背诵《古文观止》，跟着姜春华教授学习《伤寒论》《金匮要略》《黄帝内经》《千金方》《外台秘要》。

姜春华教授以其扎实的中医功底，引领沈自尹院士步入中医之门。师徒二人潜心钻研，1959年，他们同时获得了卫生部颁发的金质奖章。

跟随姜春华教授学习中医后，沈自尹院士就开启了中医的科学研究之路，并最终成为了当代中医藏象理论研究大师。因为出色的成就，他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19年3月7日，沈自尹院士逝世，享年91岁。

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也曾大力呼吁中医要走科学研究之路，施老生前一再上书政府，呼吁中国建立中医科学院，以科学的态度去研究中医，揭开中医疗效的科学原理。他的门下同样出了两个贯通中西医的大家。一个是他的女婿兼弟子祝谌予教授，一个是张仁济教授。

祝谌予教授19岁时师从施今墨先生学习中医，六年后得其真传。施今墨先生鼓励他留学日本，学习西医，融汇中西医于一炉。于是祝谌予教授东渡日本，系统学习了4年西医。回国后开业行医，应用中西医两种医学为人诊治疾病。

1957年祝谌予教授担任北京中医学院教务长，长期从事课堂教育与临床教学工作，参与制定全国中医学院教学大纲和课程设置等工作，提出中医教学应早临床，多临床，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观点。

70年代他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主持开办了10期离职西医学习中医班，培养了大批中西医结合骨干力量。1975年他又担任北京协和医院中医科主任，潜心研究糖尿病的中医药疗法，颇有建树。

张仁济教授是祝谌予教授的同门，但是他走的路刚好与祝谌予教授倒过来了。张仁济教授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系，后东渡日本深造，学习西医，并且立志在西医上有一番建树。

1941年，张仁济教授自己患上了非特异性肠炎，每日腹泻不止，搞得精疲力尽，痛苦万分。他自己治不好自己，向北京各大医院的名医求治无效。

后来有人向学习西医的张仁济介绍了北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张仁济教授遂半信半疑的前去找施今墨求治。服用了施老开的三副中药后，张仁济的非特异性肠炎治愈了。

这使得这位曾经很歧视中医的西医高材生惊讶不已，他经过思考后认识到要想在医术上有所创新，有所作为，必须通晓中医中药，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几经周折，他拜入了施今墨先生门下，步入了中医殿堂。

张仁济教授后来成了我国中西医结合治疗癌症的大家，由于他同时通晓中医和西医，所以医术过人，求其诊治的患者很多。他也把自己花费毕生的心血研究的成果毫无保留的贡献给了世人，其著作《中医治癌新路》曾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

《扁鹊传》说：“医之所病病道少”，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医生最大的毛病是医术有限。因为医术有限，就无法为更多的病人解除痛苦。学医人的理想境界是不固守门户之见，既能精通现代医学，又能精通传统医学，取长补短，更好的为病人服务。一个医生若能做到这一点，则是病人之福。

从古至今，的确有很多杰出的医生做到了这一点。马不扬鞭自奋蹄，一个真正热爱医学的人，是愿意克服重重障碍，去深入的学习中西医知识的。我辈学医人，实应向这些前辈学习，而非固守中医或西医的门户之见，炫耀自己之长，攻讦他人之短。

2019年的最后一天，我决定盘点一下我自己这一年在医学上的收获。我想把这篇文章分成两部分来写，一部分写写我在医学研究上的收获，另一部分写写我对我国医疗体制研究的收获。

首先我谈一谈我在医学研究上的收获。

过去的这一年，我的工作量比上一年增多了不少。接触的患者比2018年多了30%左右，所以有机会在几种癌症上进行比之前更深入的探索。但是遗憾的是我所接触到的癌症患者大多是屡经其他中西医治疗了很长时间的晚期和终末期患者，所以整体的治疗效果欠佳。

我的治疗有效率大概只有30%左右，把患者治疗到减瘤或者无瘤状态的成功案例更少，不足10%。对大多数患者治疗仅能达到维持患者带瘤生存，减缓患者肿瘤生长的速度，延长患者的生命，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的目的。

当然，从总体上来说，按照现阶段的世界医学平均水平，对晚期癌症也只能达到这样的治疗效果。

我公布这些数据，是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新患者向我求助时能够正视这一点，不要对我本人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慎重就医。

我治疗成功了一些癌症患者，在一些癌症群体中，有很多人在以讹传讹的夸大我的疗效，导致部分患者就医时期望值过高，这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所以我一直坚持自己发声，不希望各位求医者视我为无所不能的神医，我没有那么大的神通。

我会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在抗癌的路上前行和探索，但是可能还是达不到令患者和我自己满意的高有效率。即便如此，我也不会停止我的探索，人类抗癌事业需要我们这些人继续前行，为后人铺路。我失败的教训可供后人汲取，成功的经验也可供后人借鉴。

过去的一年，我一直在坚持医学科普方面的写作，基本上做到了每天写作一篇文章，全年约写了三百篇文章。我对自己的毅力比较满意，一个中年人能做到我这个样子确实需要非凡的毅力。我能成功的克服惰性，始终写作原创性的科普文章，我相信这是大多数人做不到的。即便一个专职的作家，一年写作的文字也未必有我多。

我的儿子上初一时，有一次写作文说他的父亲在他的祖母因病去世后，产生了与鲁迅不一样的想法，觉得治病救人比写作更重要。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一直在坚持治病救人的同时坚持写作，这是因为我觉得治病救人和写作同等的重要。

我在一个圈子内不断的写作，旨在提高大家对疾病的认识、对医疗的认识和对死亡的认识。随着临床实践经验越来越丰富，我对医生这个职业的理解更深刻。医生不仅有治病救人的责任，也有帮助大家战胜对死亡的恐惧和帮助大家减轻丧亲的痛苦的责任。正如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上所写的那句经典名言一样，医生的工作性质是“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

另外，在这个医患情绪对立严重的时代，也应该有医生像我一样站出来，真实而理性的写出医生们的心声，让社会各界能够听到。增进社会大众对医生和医疗事业的理解，改善医患关系。同时也让执政者们能够看到医生们面临的困境，在医疗改革时考虑医生们的感受，创造更好的医疗环境。

中国年诊疗量是90亿人次，没有一个好的医疗环境，所有人都会受影响。医疗是民生事业，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四大主题，这四大主题都与医疗息息相关。近十年我国医疗环境有恶化的趋势，应该遏制这种趋势的发展。

而遏制这种趋势的发展，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医生有责任向社会科普，社会大众也有责任提高自己的科学素养，提高自己对医学的认识。医疗界还有责任采取行业自律措施，摒弃一些破坏医疗环境的同行，净化自我。

这是我不间断的进行医学科普的目的。

2019年我也公布了我的很多经验方，这些经验方是我在临床中有过实际疗效的经验方，虽然这些经验方的疗效不是百分之百，但是的确帮助了不少患者，我毫无保留的把它们都公之于众了。

有些读者告诉我，他们采用我的经验方解决了他们的问题。我对此很高兴，在未来的岁月里，我还会继续探索癌症的治疗，只要有安全性高，效果还算可以的经验方产生，我还是会继续公之于众。

至于一些安全性不高，需要医生密切观察的有风险的方子，我还是会继续监控着使用，不随意公布，避免对一些盲目自救的患者造成误伤。医疗的核心是安全有效，医者的职责是要兼顾安全性和有效性两个方面。

千百年来中医的过度保守阻碍了中医的发展，终我一生不会有秘方带进棺材，最终我自创的验之有效而又安全性很高的方子，我都会公之于众。

接着我再写一写我对我国医疗体制的研究心得。

作为一个中医药抗癌研究者，我写一些在中医药抗癌方面的医学研究的文字可能大家能理解。但是写一些对医疗体制研究方面的文字，或许就有人不理解。

中国即将进入癌症爆发高峰期，预计将来每三个国民中，便会有一个死于癌症。单纯的靠医生在医术上的研究无法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尚需要政府在医疗体制上做进一步的改革，才能更妥善的解决这个几乎会影响到每一个中国家庭的问题。

因为我经常的想办法开能让患者从医保里报销的药，以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毕竟癌症患者需要长期的治疗，患者家庭经济负担沉重，所以我对医保政策非常关注。

有再好的医术，没有医保政策的支撑，很多癌症患者的治疗还是会因为经济原因中断。所以行医久了，我便不自觉的关注了这些问题，研究我国医疗问题。我希望能够发出自己的呼吁，呼吁国家在对医疗体制进行改革时，看到我这样一个基层人员在医疗实践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和思考，制定医改政策时对我们的呼声有所回应。

我今年明显的感到医保内的药品价格在猛涨，最典型的是北京同仁堂的西黄丸。去年的时候医保定点医院开出的价格还是334一盒（3x10g）的西黄丸，今年涨价到约1200元。常用的复方斑蝥胶囊等抗癌药也在涨价。我国政府一直在喊减轻癌症患者的经济负担，但是实际上患者的经济负担在增加，住院时也多出了各种各样的新的收费项目。

其背后真正的原因是医保资金吃紧。那么医保资金为什么吃紧？

一方面癌症等慢性病的治疗太耗费金钱了，医保资金是有限的。这些大病重病患者，每个人耗费的金钱可能是他们自己一辈子都挣不回来的，所以多数癌症等重大疾病患者只能靠医保基金救济。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能够征收的医保费用很有限。我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些地方的农村青年骂政府每年收他们几百块的新农保医疗保险费，他们觉得这简直是在抢他们的钱。但是一旦他们得病了，他们又觉得医疗部门应该免费给他们提供服务，甚至希望自己能消耗掉几十万上百万的医疗资源。

可见我国医疗卫生工作面临的阻力有多大，大多数人都希望全民免费医疗，希望自己不用付出便可以获得高质量的免费医疗。很多人怀念几十年前中国的近乎免费的医疗服务。

我是经历过早期的廉价医疗的时代的人，深知我国早期的廉价医疗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有多严重。

举例来说，如今我们注射用的是一次性针头，我小时候注射用的都是共用针头。卫生所里用一个铝制的饭盒煮一煮，就算是给针头消毒了。

今天中国出生于七八十年代的一批人中得乙型肝炎的特别多，很多人的乙肝就是被这么传染上的。

河南驻马店的一些村子，因为卖血补贴家用时，血站采血时用的就是共用针头而导致整个村的人几乎都得了艾滋病。我们真的要回到那个廉价医疗的年代吗？作为一个被共用针头传染上了乙型肝炎病毒的人，我想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医疗就不寒而栗。

我出生在农村，我小的时候，我们村70岁以上的老人是不多的，80岁以上的老人几乎没有。现在有不少90岁以上的老人，70岁的老人在农村大多还种着地，我国居民的人均寿命在大幅度的提升。过去无法抢救过来的脑卒中患者，现在多数能够抢救回来。

所以过去的廉价医疗是以牺牲人的健康和寿命为代价的。那时候的医疗卫生水平很差，现在大家一面希望医疗水平高，一面又希望医疗费用低，这种想法很自私，很有问题。

人的自然寿命只有38岁，现代人在努力将人均寿命延长，可是每延长一岁的人均寿命，需要投入的医疗资源都是巨大的。我们不能一面希望自己活得长，一面希望不用付出。

我国很少有人向医疗卫生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事业做捐献，没有多少有钱人肯做医疗研究方面的慈善投入。我国的基础医学研究比发达国家落后，很多医疗设备和药品不得不从国外进口，需付出高昂的知识产权费。这些都在提高现代医疗的费用。

如果我们要享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我们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医保资金吃紧的另一大原因是医疗体制改革失败，医疗领域贪腐横行，有蠹虫们在发病人们的灾难财。

我国政府习惯了家长制管理模式，至今仍然是“大政府，小社会”，这也难怪我国公民总是有巨婴心态，希望政府解决他们一切的问题，因为政府已经习惯了大包大揽。

我国药品采取的是政府集中招标模式，这一模式导致了大量的腐败行为产生。过去讲药无十倍不卖，现在比这个更狠。一些常用药品，民营医院采购时几毛钱一支，政府部门集中招标采购时要花费十几块二十几块一支。

而且政府集中招标模式还导致大量的安全无效但是利润奇高的药品流入医疗系统，这些药用来治病有疗效才怪。

老百姓钱花得越来越多，病却没有治好，不怨恨医生怨恨谁呢？医生们在医学院里宣誓学医时，打死也想不到自己走上工作岗位后会成为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打工仔”，成为他们敛财的工具。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对医疗事业的放权一直不肯一放到底，不肯把权力放到医生自己手中，实际上真正的把权力放到医生自己手中，数百万医生为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进行竞争，中国医疗反而步入了一种良性发展的状态。

如今医疗腐败是不争的事实，这种腐败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在腐败，而是数百万医务工作者都跟着在腐败。因为无法体面的赚到养家糊口的钱，大量的医护工作者不得不被捆绑在这条利益链上，受害的当然是中国的医疗。

在这种大环境下，我国几乎没有人在沉潜着做医学研究。​我希望我国政府重视这个问题，我也希望我国老百姓重视这个问题，敢于向政府要回属于自己的权力，督促政府改革。我更希望我们医疗战线上的同仁们，勇敢的站出来，对不合理的制度说不，改变现状。

今年我为自己的一些个人事务到处奔跑时，一度很沮丧想放弃。我的一个长辈对我说过一句话，你自己的事情还是要你自己争取的。我因为他的这句话而获益匪浅。

我也把这句话送给所有人，我们自己的权利，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去争取。如果我们坐视不良的体制侵蚀我们的切身利益，那能怨谁呢？

我一直在奋斗，从未止步。在未来，我个人将毫不犹豫的努力争取自己的权利，绝不容任何不合理的机构和人干涉我的自由，侵害我的权益。这个社会用温水煮青蛙的模式煮了很多人，但是幸运的是，没有煮到我。

每一起伤医事件过后，医生们都应该从这些血的教训中有所反思，思考如何改变当前的医疗体制，改善服务质量，提高自己的职业安全系数。

中国医疗正在失控，失控的医疗所伤害的既有医生，也有患者。

中国医疗失控的原因有很多。

我认为首当其冲的原因是新中国建立时，“国父们”在设计政治制度和医疗制度时，欠缺前瞻性眼光，中国如今的很多问题的病因都可以溯源至此。

建国70年了，我国的法治水平还是很低下。至今仍然处于有法不依的状态，近十年来，我与医院和医疗管理部门打交道较多，所见所闻，都是人治大于法治的状态。在我国想按照国家法律条文去办一件事情，几乎等同于笑话，必须得靠人际关系才能办下来。

这样的社会有法律又有何用？正因为失去了公平和公正，所以很多底层人士才抱着同归于尽的心态去破坏社会的安定团结。他们遵循的是吴思先生总结出来的“血酬定律”，以各种各样的潜规则来代替本应为大家共同遵循的法律法规。

我们只要研究这些年发生在中国的暴力伤医事件，就会发现那些暴力伤医者和大多数的刑事犯罪分子以及连环杀人犯具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他们处在社会底层，生活充满了挫折，改变命运的希望渺茫，对自己的生命和他人的生命都持一种极度漠视的态度，所以他们才会制造各种恶性事件。

民航总医院暴力伤医事件发生后，有不少人向我转发最新通过的防止医闹的法律条文，我看后不置可否。

我不是那些刚进医学院没多久的小青年，我是社会阅历丰富的中年人，这种解决不了问题的条文对我产生不了什么触动。我认为在中国社会大环境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之前，医患纠纷没有办法靠这几条法律条文来改善。

而且我甚是怀疑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出现恶性程度更高的由医疗纠纷诱发的事故。医院作为一个人群聚集的场所，一旦发生重案大案，那将会惨不忍睹，伤亡一定会很大。请恕我乌鸦嘴，我认为中国的大环境和医疗环境不改变，这样的恶性事件迟早会发生。前几年一些极端犯罪嫌疑人向手无寸铁的中小学生和幼儿园儿童下手，就是一些很值得警惕的先例。

作为一个学医的人，我知道预防疾病比治疗疾病更重要。解决社会问题和治疗疾病没有什么两样，也是预防比惩戒更重要。惩戒并不能减少犯罪，改进社会环境，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减少贫困人口才能缓解部分陷入困境中的人的极端情绪，降低犯罪率。

我们是否有勇气和能力去改进整个社会环境呢？是否可以建立起一个和谐指数较高，贫富悬殊较小和法治环境良好的社会环境呢？我们是否可以重建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呢？这是值得所有人思考的一个问题。所谓的医患纠纷只不过是社会畸形的一个侧影。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中国屡次发生的伤医事件中的凶手，几乎没有一个想着自己还能活下来的。对一个亡命之徒来说，法律条文只不过一纸空文而已。我们真正要做的是要让人们不乐意去做亡命之徒。只有当他们的生活有奔头时，他们才不会去当亡命徒。

真正让我感到愤怒的，不是伤医的亡命徒，而是我们这个泱泱大国一面在为盛世歌舞升平，一面不断的产生这样的亡命之徒。这些亡命徒走到亡命的一步，是有深层的社会原因的。

大家在指责看病难和看病贵，指责医闹的时候，只不过都在像鸵鸟一样回避那些根本性的制度问题、政治问题和民生问题。回避我们因为失去了公平和公正，被扭曲了的文明生态问题。中国民间戾气为何如此深重？当政者和普罗大众都应该反思一下。

所以各位同仁，我们学医行医，是不能一辈子都像活在象牙塔里一样的。我们如果对整个社会环境一无所知，就会失去应有的警惕。我们应该明白我们现在的社会环境是比较恶劣的，有部分人是处于极易被激惹的状态。行医环境不好是客观事实，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要有鉴别极端人士和预防发生伤医事故的能力。媒体一通又一通的煽情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煽情过后，我们还是要面对形形色色的来历不明的患者的。

医学从来都不只是一种治病救人的技术，医学涉及到的面很广，医生要有很好的鉴别能力和协调能力，也要有很强的风险意识和规避风险的能力。如果不具备这些能力，对潜在的危险产生不了足够的警惕性，那么事故就很容易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中国如今的看病难和看病贵问题是一个伪命题。相比较全球各国，我国的医疗服务质量和医疗服务价格都是很亲民的。但是普通民众还是认为看病难和看病贵，而普通医生的收入也不高。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是因为我们新中国建立的时候，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我国政府把当时分散在社会各处的医生们都汇聚到医院了，制定非常优惠的医疗价格。所以导致我国人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享受的是比现在便宜很多的公有制的医疗服务。

如今国家鼓励私有经济的发展，社会各界都在拼命的发财致富，物价和房价被哄抬起来了，又没人给医生送房子送柴米油盐，但普通民众享受廉价的医疗服务已经成了习惯，让他们付出比过去多很多的钱治病时他们就抱怨起来了。

我今年四十岁了。我亲眼目睹了这些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变化最慢的，变化得最荒唐的是医疗。长期以来我国医生的诊疗费低得可怜，中国医生的挂号费是对中国医生不折不扣的侮辱。中国政府和中国民众根本就无视医生们寒窗苦读时付出的心血，剥削医生们很多年了。

我们将人道主义情怀强加之于医生的同时，让医生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状态，他们要养家糊口的话，不得不靠诊疗费之外的收入生存。而且由于医生们被集中在医院里进行统一管理，中国的医生还不得不屈服于医院的管理层。这几年又提倡把医院私有化了，所以医院又多了个资方的背景。

全球大概只有我国等少数几个国家有这种现象，大量的医生聚集在医院而不是当自由职业者——据我所知很多国家的医生们是自己在自己的公寓里或者诊所里自由执业。解放前北京城四大名医，都是自由职业者。他们没在医院，而是在自己家里或者诊所里开医寓。他们建立了自己的个人品牌，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个人品牌，医生们能够自动的根据患者对他们的评价来调整自己的医疗服务价格。

如今自由执业的医生被患者们当作江湖郎中，多数患者对他们充满了狐疑。作为自由职业者的医生们会努力提高自己的医术和服务态度，作为医院职工的医生们却不敢违背上级领导的命令。最终我国医疗事业不是按照市场规则来办事，而是按照领导的意愿来发展。

这些年，一些并非从医的商人们开始染指社会办医这块大蛋糕。我若是愿意和我的一些商业头脑发达的商人读者见面的话，我可以天天听到一堆的如何切入大健康产业的高谈阔论，很多人在拉我去切大健康产业这块大蛋糕。

我认识一个人，之前是个行贿包工程的，还因为行贿被政府处罚过。突然得了个脑瘤后，脑洞大开，觉得医疗产业是块肥肉，于是乎琢磨几个月时间，就口口声声不离大健康产业。他就这样转行来搞医疗，并且就这几个月时间，他就敢宣称自己找到了抗癌的有效方法，攻克了癌症。

不幸的是前不久他的脑瘤复发了，我不知道他现在状况怎么样。我认为这种人还是没有折腾能力的好，如果他能折腾的话，真不知道要在大健康领域搅出多少浑水来。

我曾经与一些日本医生和美国医生共事过，由于语言问题和日本医生沟通不多，但是和美国医生沟通得还是蛮多的。那些医生发达的商业思维令我很是叹服，但是他们的医术和医德也同样的令人敬佩。我国医生们耻于宣传自己，耻于以商业思维去经营自己的个人品牌。

像我这种擅长玩自媒体的医者也容易被人斥为太有功利心——对不起，我这一辈子可能都会这样。因为我经营起自己的个人品牌后，我就可以摆脱医院管理层对我的束缚，我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本心去经营我自己一生的医路生涯，我不必仰人鼻息的活着。我也不必在领导们的淫威之下，不顾患者的死活和感受去剥削他们，给我自己树敌如林。

我有个皮肤科医生朋友对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医疗是能赚钱的，但是医疗应该赚的是慢钱，而不是快钱。他这句话一针见血。医生也要养家糊口，不应该耻于谈论赚钱。病人也并不反感医生赚钱，对治他们病和救他们命的医生，病人发自内心的愿意用金钱来表达感谢。只是不要赚得太黑了，别把人家的血吸干了。赚合情合理的钱，没有病人会挥刀砍医生。

但是哪家医院不想赚快钱呢？赚快钱就意味着要过度的盘剥患者，过度的盘剥患者后，临床一线的医生们能不危如累卵吗？我在医院工作过，而且是当的很多医生羡慕的院长级别的管理者，我是因为受不了资方要求赚快钱的压力而辞职不干的。

对我们这些有志于终生从事医疗服务的人来说，我们在乎自己的个人品牌，在乎自己的形象，也在乎自己的安全。只是嗜利的投资方在乎的是迅速回笼的资金。

前不久北京一家原本属于公立医院，后被民间资本收购的民营医院的院长因与资方在管理权上发生冲突而自杀，我看到这条新闻时心有戚戚焉。

我自己是选择辞职而不是自杀，我觉得这个自杀的院长好傻，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换个地方行医就完事了。学医人是手艺人，腰缠万贯不如一技在身，医术过硬，还怕生存不下去吗？何必自杀？

据新闻报道，这家医院被资方收购后，原本在股市上亏得一塌糊涂的投资方迅速咸鱼大翻身，因为这家医院成了他们极为可观的现金池——在商人的领导下，医院他妈的太能赚快钱了。大家骂医院黑心，医院是真的黑心。只是可怜的一线医生们成了黑心的资方的替罪羊而已，大老板们没有被砍杀的危险，一线医生们却很容易命丧黄泉。

医疗的核心资源应该是医生，我们空谈了这么多年的尊重医生，与此同时，我们把医生们像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圈养在笼子里，用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限制他们自由行医权和自由裁量权。诚亦可叹矣！

大多数医生都不傻，他们在临床治病的过程中能够感知出来哪些患者是安全的，哪些患者是危险的，哪些患者是宽裕的，哪些患者是窘迫的。只要是给医生们自由，他们能处理得非常好。国家不必老抱着家长制管理模式大腿不放，这样只会导致医疗环境越来越差。

在中国数百万学医从医者中，我自己属于少数的另类之一，大多数的医生们都是被体制束缚得死死的书呆子。我是那只逃出了笼子的猴子，当然我也担心如来佛们要把我这种猴子重新压入五指山下。

我国中央政府现在看样子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愿意放猴子们回归山野。

只是一来社会思维定势已经形成，过去几十年三级甲等医院名医汇聚一堂，基层医院优质医疗资源匮乏，自由执业的医生被杀得片甲不留，这种医疗资源过度集中的现状已经让中国医疗苦不堪言。中国几千年来自然形成的健康的医疗生态在政府的管制下元气大伤，现在要改变民众就医的习惯，很不容易。

我估计即便政府现在把政策放开了，要想恢复一个较为健康的医疗生态，也需要一到两代人的时间。医疗生态自己不健康，又怎能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呢？

二来中国基层的公务人员们大多懒政惰政成习惯了。前不久我看到人民日报批评某地的工商局因为懒惰成性，硬是让一个经营状况很好的酒精制造企业倒闭了。企业主活生生的被“办证”拖死了，终年57岁，几百人失业。这种现象在中国基层比比皆是。再好的医疗政策，遇上不肯作为的基层政府大爷们，也只能望洋兴叹。

我不是初出茅庐的愣头青，所以政府的一纸空文无法哄得我高兴。我也不是只知道喊喊杀杀的愤青，深知中国改革现在进入深水区，不是喊几句口号就能够把现状改变得了的。但愿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社会能够在深层次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吧！也但愿因为生活的不幸而成为亡命之徒的人少一些。我同情被杀害的医生们，也同情早就被社会杀害的亡命之徒们。

作为一个关心国计民生，关心医疗事业发展的中医人。我很是希望能以和平的方式来促进医疗的改革，很是希望朝堂上的衮衮诸公们能够放我们这些热爱医学的学医人一条生路，还医生以自主权，把我们脖子上的绳子松一松，让我们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命运。

真正勒死医生的凶手，是制度，不是其他。

前两天有个患者来找我，这个患者是辽宁人，一家人都是知识分子。在其患肺癌后，经熟人介绍，认识了一个据说有藏传佛教上师身份的神秘的中医。在网上一查，也能查到这个人的信息，此人的个人描述很神奇——这年头，弄几个网页介绍自己实在是太容易了。

患者非常高兴的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高明的神医，神医也信誓旦旦的说自己能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把患者的肺癌治好。患者听到这样的承诺很高兴，于是放弃了规范治疗，耐心的吃了三个月这位神医的药。

药费每个月约两万五（约等于我给十个同类患者用的药费，当然我每个月开两三千块钱的药也还有很多患者叫苦不迭，这个我能理解，毕竟中国穷人居多），神医说他的药非常名贵，疗效很好。

三个月后，花了小十万的药费，患者的病情加重，去医院复查发现病情迅速进展。这时才猛然醒悟，自己遇到的可能不是一个神医，而是一个神棍。只是为时已晚，她的肺癌已经转移到骨头上了。

于是患者到北京协和医院求诊，医生把她好一顿批评，批评她耽误了自己的治疗。给她用上了靶向药物，终于控制住了患者的临床症状，癌指标也开始往下降。

此患者有个病友是他们本地的一个医护人员，这个病友患晚期胆囊癌，术后经我治疗了两年余，生存状况尚算良好，所以介绍这个患者来找我。

患者于是开始关注我的公众号，阅读我写的各种文章。对中西医的认识也渐渐的理性起来了。进行靶向治疗后希望笔者在中医上也给予其帮助。

我遵循效不更法的原则，要求患者继续以靶向药为主。在靶向药有效的阶段，中医药只作为辅助手段。等靶向药失效后，再以中医药为主。

患者接受了我的方案。吃一堑长一智，她再也不敢相信那些神乎其神的“神医”了，在如今的她的眼里，这些人是不折不扣的骗人的神棍。

昨天另一个患者来找我，这个患者是三阴乳腺癌终末期，已经出现骨转移、肺转移、脑转移、肝转移，并且有腹腔积液和盆腔积液，消瘦，纳差，眠差，问答无力，无法走路，靠家人用轮椅推着四处求诊。

患者的家人在使用我公开的我自己常用的消除积液的经验方后，病情有好转——据说在服药前患者已经奄奄一息，进入弥留状态。所以他们觉得我也许有办法给这个患者创造奇迹。

我看完后告诉患者家人，这个患者的情况极为严重，如果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属肿瘤医院或者北京的另两家肿瘤医院那里还有适合该患者的西医方案的话，要与之结合起来。我坦承自己能力有限，对这样的患者是没有办法的，只是会尽量减轻一下她的痛苦。

但是患者的家人在交谈中告诉我，他们在网上看到某某神医说西医都是脓包和饭桶，没有中医治不好的病之类的鬼话。从交谈中我大致的了解到患者家人受这类言论影响后产生的过高的期望值，这个期望值是我达不到的。所以我认怂了，告诉他们我的能力有限，帮助不了他们。

咨询了两个小时后，患者家属要求付费——这一点必须给患者家属点赞，因为他们知道尊重医者的劳动，毕竟我耐心的给他们看了快两个小时，也给了他们很多的建议。

不过我拒绝收取他们的费用，这是我一直在坚持的原则，对那些严重到我没有丝毫信心的患者，我不会也不敢去收取他们的费用。

所以我自己一直坚持先看病后收费的原则，如果患者情况严重到我无能为力，我会坚持把诊疗工作完成，但是拒绝收费。人家慕名而来求我，我即便无能为力，总也要为他们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大老远的来找我，一顿折腾也花费不菲。

其实对那些看完病后不愿意付费的患者，我也是一概都不收取任何费用，并且礼貌的送出门的。只是我这么多年碰到的不愿意付费的患者并不多，应该肯定的是中国的医患纠纷虽然多（每年60多万起），但是多数患者和患者家属都是通情达理，懂得尊重医生的。

这是我这里几乎没有医疗纠纷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医师很少遇到医患纠纷的重要原因。客观地说，西医帮我们扛住了很多的压力。我也看患者们的检查报告，这些检查报告对我很有帮助，但是那些检查都是西医开的，患者花费的大笔检查费和我关系不大，所以我躲开了很多的医患纠纷。

我一直认为中西医不应该互相拆台，中医攻讦西医，西医攻讦中医，都是在加剧已经很紧张的医患关系。

对部分动辄把现代医学贬斥得一文不值，把中医的疗效吹嘘得无所不能的所谓中医神医，我本人是丝毫都不相信的。但是患者爱听他们的话，尤其是无法接受死亡的患者和患者家属们，特别容易着了他们的道儿。

其结局往往和我在本文开头所提及的那个患者一样，这些听信这类神棍式言论的患者和患者家属，最后也只有追悔莫及了。

盼望奇迹是每个受到死亡威胁的患者和他们的家人们的自然反应，很多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也把一些神医的医术吹嘘得像神仙一样，以至于大众们信以为真，相信世上真有那样的奇迹。

实际上真正临床经验丰富的医生（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会清楚，医学对很多患者的病是无能为力的。每个医生手中都会有特别成功的案例，但是还是有大量的问题是医生解决不了的。

我的公众号和博客里经常有一些神医来踢馆式的发表他们的高论。曾经有一次有个“神医”留言号称世上根本没有癌症，所谓癌症，只不过是一群骗子在骗一群傻子而已，他治疗癌症就如治感冒，可以手到病除。

当然，这样的留言我一概都屏蔽掉了，这种大骗子是什么话都说得出口的，我是不会让他们在我的一亩三分地肆意猖狂的。

求医要理性，择医要谨慎。当医生也要理性和谨慎，要能控制得住自己的物欲，面对不理性的患者或者明知其结局会是人财两空的患者，要尽量避免让他们遭受重大的经济损失。否则的话，我们的职业生涯就有危险了。

医生吃点亏不要紧，美国医生Dennis A. Casciato编写的《临床肿瘤手册》中特别提到，临床中，大概有15%的患者属于棘手患者（闹事的患者在全球各地都广泛的存在），这些棘手患者很容易造成医患纠纷。在接诊这类患者时，医生应小心翼翼，谨慎以对，宁可吃亏，也不要给自己留后患。这就是我们选择的这个职业的天然特点，我们只有适应它才能当好医生。

我也非常的期望学医的同仁们无论是说话还是写文章，或者发表演讲，都不要夸大其词——患者们之所以会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与一些“神医”爱浮夸是有关系的。

​最近因为降温和甲型流感的流行，很多人感冒了。体弱和年高的癌症患者在这种流感季节，要做好预防工作，避免到人群集聚的地方去。

有很多癌症患者不死于癌症，而死于流行感冒。笔者的一个卵巢癌患者，河北邢台人，经治疗后卵巢癌一直控制得很好。但去年冬季没有做好预防工作，被传染上了甲型流感，后竟死于甲流引起的肺部感染，十分可惜。

冬季降温时，年纪较大的患者和身体虚弱的患者，应尽量避免外出，在室内也要做好防风和防寒工作。家中有人患感冒后，应该做好隔离工作。

冬季不要太劳累，无论是做家务或是工作，抑或是到公园练功，都应适可而止。只要略感劳累，就要找避风处休息。稍有劳累，人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癌症患者的免疫力本来就不如常人，所以劳累后特别容易感冒。

如实在没能躲开流感，那么在出现极轻微症状时就要服用抗流感的药物，切不可抱侥幸的心理。感冒初起时一般只需要吃一两顿药就能治好，但是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就要一周甚至更长时间才能痊愈。

对付流感，我一般建议患者服用奥司他韦或新康泰克（因为便宜和方便，而且不需要中医辨证），并多喝热水。

如果是因为风寒引起，可以自己在家速以大葱的葱白10-30厘米或者四季葱一把，生姜5-7片，熬成热汤，趁热服用，服用后卧床盖厚被休息。用这个方法捂出一身小汗（出汗后要及时擦干）即可避免一场严重感冒。

感冒后应该停服除感冒药之外的中西药，因为感冒是一种起病急骤，症状容易很严重的疾病。感冒期间服用其它药物，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所以我本人一般会嘱咐患者感冒发烧时停药，联系医生，寻求进一步的用药指导。

冬季也是脑卒中（中风）高发季节，由于天气严寒引起血管收缩，所以人的血压在冬季会比其他季节高，很容易出现脑卒中——脑溢血或脑梗。我自己服务的癌症患者中，每年冬季都会有几例出现脑卒中。

一旦发生脑卒中，患者的生存质量就会迅速下降。癌症患者有不少并发中风后遗症的案例。脑卒中后遗症一般包括三偏：偏瘫，偏盲，偏身感觉障碍。一旦出现这些后遗症，患者就失去了自我照顾的能力，生活得很痛苦，所以在冬季应该预防发生脑卒中。

同时也要预防心血管意外，现代人血脂偏高的较多，在冬季也很容易出现心血管意外，心梗或冠心病是冬季多发病。

我常常叮嘱血压和血脂偏高的患者，在冬季要预防心脑血管意外。不宜久坐，也不宜猛起，大便不宜用力，如果便秘联系医生寻求帮助，但是不能自己用力排便。饮食上尽量清淡一些，食物中的盐分和油脂都尽量低一些，少吃各种蛋黄和奶油制品。要避免与人发生激烈的争执，人在情绪激烈时往往容易中风。

同时要监控自己的血压和血脂，健康事故往往出于无知和疏忽，很多人都是在突发疾病后才追悔莫及。心脑血管意外是可以预防的疾病，但是这种病对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却有极大的威胁。

中医讲“虚风贼邪，避之有时”，冬三月要以“闭藏”为主，避寒保温是重中之重。北方人讲“猫冬”，冬三月人应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尤其是在刮大风降温的日子里，更应尽量呆在室内，不要扰动自己的“阳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