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遇到患者和患者家属向我咨询一些偏方的疗效。通常，这些偏方的背后，总会有一个癌症患者康复的奇迹故事，但是以我过去十多年的见闻，没有一例照搬这种偏方抗癌成功的真实案例。

我过去十多年接触到的癌症患者有近十万人，在这么多的癌症患者中，找不到一例可以重复这种奇迹般的疗效的患者，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也就是说，这样的创造奇迹的偏方根本不具有可重复性，其背后的抗癌成功的奇迹故事，也很难被验证。

癌症作为世界医学难题，不是那么好对付的。越是信誓旦旦的强调某种抗癌方案的有效率多么高的宣传，越可疑。患者和患者家属应该谨慎的对待这种到处可见的信息，不要把自己康复的希望寄托在这些“奇迹故事”上。否则的话，很容易耽误治疗时机，丢掉宝贵的生命。

我遇到的绝大多数康复者，都是靠综合治疗和患者个人调整生活方式，改变不良生活习惯抗癌成功的。靠单一因素成功的癌症康复者是极少的。任何已经见效的抗癌方案，都是非常宝贵的方案。有一些患者在用的某种方案，明明已经有效，但是偏偏嫌见效速度慢，硬要更换医生和治疗方案，最终都不免耽误了自己。

医生也许会因为个人所学的知识的束缚，存在排斥西医或排斥中医的倾向，但是患者和患者家属，不应该对中西医存在任何偏见。我对纯粹的中医黑很头痛，对纯粹的中医粉也很头痛。我一直强调，治疗癌症应该多学科合作，中西医并用，医养结合，医患共同努力。在患者身体状况尚可的情况下，采取综合手段治疗，是患者存活机会最高的选择。

癌症患者和患者家属最需要寻找的是专业知识过硬，临床经验丰富的中西医师，而非偏方。曾经有个年轻的医生对我说，她在肿瘤科做临床，最大的感受就是癌症患者是一个疾病的综合体——癌症患者身上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身心健康问题，这些问题都有可能导致患者丧生。所以肿瘤科的医生需要见多识广，才能帮助到患者。

一个肿瘤科医生同时能服务的癌症患者，我认为不应该超过三百人。而且这还是年富力壮的中青年骨干医生能够承受的最大的量，年老体衰的医生，服务的癌症患者的数量应该更少才对。因为每个患者都需要医生付出大量的心血，去解决他们存在的各种问题。

我们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我国居民的经济条件并不好，所以医生的配比还不合理，大多数医生接诊的患者远远的超过了医生们能负荷的最大数量。所以诊疗工作很难做得非常仔细，基本无法为患者提供长期的周到的服务，这直接影响了我国癌症患者的生存期——在全球各国中，我国癌症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是相对较低的。

所以癌症患者遇到一个细心和耐心的医生，是可以多活一段日子的。中晚期癌症患者大多数会死于癌症，地球上还没有一个医生有确切的把握可以保证治好中晚期癌症患者。但是现有的医疗手段，可以延长患者的寿命，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

我认为癌症患者和患者家属，最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理智的认清现实，调整心理预期，与医生们建立起最理想的长期合作关系，为患者争取最长的生存期和最好的生存质量，而不是四处打听治愈癌症的偏方。

按照常规的综合治疗的方案来治疗的患者，大多数取得了较长的生存期，有一些甚至会生存到自然死亡的年龄。生存期超长的癌症患者，很少不是靠综合治疗手段求生成功的。

我也曾追访过很多偏方故事中的主人公，确实有极少数的是靠偏方治疗取效——通常这种效果不像传说的那么玄乎其玄，而只是维持了一段时间，之后便无效。但是更多的在用偏方治疗的患者，同时也用了综合性的治疗手段，所以他们的疗效，很难说是偏方的效果，还是中西医综合治疗的效果。

比如某位据传说靠服用生土豆汁抗癌成功的抗癌明星，我追访到这个患者本人的时候，才知道他既做过手术，又做过化疗，还吃了中药，只是也在用生土豆汁抗癌。而且他被传得神乎其神的故事，是从他确诊为癌症后的第九个月开始的（九个月根本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最初是他的女婿（一个特别喜欢夸大其词的人）对外宣传的，后来就以讹传讹，传得神乎其神了。而我追访该患者时，该患者还不幸复发了半年多。​

我曾经为了核实这些传闻，全国各地去追访患者和所谓的献方人——那个最著名的白花蛇舌草和半枝莲的献方人，我追访到他本人，他矢口否认网络上的那些夸大其词的说法出自他口中。他非常苦恼，因为很多人按照这种被传得神乎其神的方案去治疗，无效后骂他。

后来我意识到自己没有精力去核实每一个这样的传奇故事，所以放弃了这种努力。这种追访使我认识到，谣传的力量远胜过理性的力量。我相信在今后，类似的谣传或偏方还有很多，但是我也相信照着这样的谣传和偏方去治病的，接近百分之百会失败。

有个曾经把希望寄托在这样的奇迹的女患者，在临终前对我说的一句话令我印象很深刻，她说：“还是综合治疗活路宽”。这句话很直白，也是她自己在汲取了血的教训后，发自内心的感受。

这个女患者是一个银行职员，因为肠癌而四处寻求偏方，本来医生认为她有两年以上的生存期，最后半年不到死亡。临终前她最恨向她宣扬“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的某江湖神棍式的中医。

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抗癌的希望寄托在这样的“奇迹”上，更不要因为这种被传得玄乎其玄的奇迹而耽误规范的治疗。

张仲景为东汉末年的名医，但是《三国志》和《后汉书》等史书上对张仲景只字不提，同时代的华佗则有传记，所以关于张仲景的生平，几乎没有信史资料可供参考。

西晋名医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中提过张仲景：“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谓曰∶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汤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汤而勿服。居三日，见仲宣，谓曰∶服汤否？仲宣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汤之诊，君何轻命也！仲宣犹不言。后二十年果眉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终如其言。此二事虽扁鹊、仓公无以加也。华佗性恶矜技，终以戮死。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指事可施用。”

王仲宣是建安七子之一，他不是眉落而死，而是死于建安二十二年的一场大瘟疫。建安七子中的徐幹、王仲宣（王粲，仲宣是王粲的字）、刘桢、陈琳等四人同死于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瘟疫，这是有信史记载的。从这一点即可判断出，皇甫谧记载的张仲景诊王仲宣一事不大可靠。后人编造张仲景判断王仲宣四十岁当眉落而死，后果应验一事，或许只不过是为神化张仲景的医术的夸大其词而已。但张仲景与王仲宣为同时代人则是真的。

《伤寒卒病论序》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这段文字，刘渡舟教授认为“建安”可能是“建宁”的误写，刘老的这一观点未必正确。张仲景与建安七子的王仲宣为同时代人，所以“建安纪年以来”并无讹误。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东汉末年的桓帝、灵帝、献帝年间，瘟疫连续流行了很多年。

这些瘟疫究竟是不是由同一种病原体造成的？我们不得而知，但存在这种可能。当时瘟疫连年不断，造成了十室九空的劫难。汉末的瘟疫有时是全国性的，有时是局部爆发的，断断续续的闹了近百年，与明代末年相似。张仲景一家自建安纪年以来，死亡了一百多口人是完全有可能的。

刘渡舟教授认为建安年间只有建安二十二年才有一场特大瘟疫，而张仲景序言中说“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刘老据此认为这段文字的意思是说在建安纪年的前十年，张仲景家族中就因为瘟疫死了这么多人不合情理，殊不知建安年间的一些局地爆发的瘟疫也很可怕。

同时代的王仲宣的《七哀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从王仲宣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因为战乱、瘟疫和饥荒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是多么的深重。只能说建安二十二年瘟疫规模最大，不能说建安二十二年之前的瘟疫杀伤力不强。建安纪年以来，在很多地方，局地爆发的瘟疫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况且“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的意思也不一定是说从建安元年到建安十年之间的“犹未十稔”，完全可以理解为张氏家族在建安纪年期间，不到十年便死了一百多人。

张仲景生在这样一个瘟疫流行的离乱之世，又身为医生，不可能不为当时的瘟疫所触动。曹植说当时“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曹丕《与吴质书》中也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张仲景与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对当时的瘟疫横行造成的惨绝人寰的悲剧，也是痛彻肺腑的。

所以他在《伤寒卒病论序》中发出这样的悲叹：“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竞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

后人又有说张仲景当过长沙太守，这种说法也不可靠，只怕也是为神化张仲景而编造的谎言。

首先张仲景自己根本没提他当过长沙太守，史书也没有张仲景当过长沙太守的记载。从张仲景自己的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出张仲景本人对时人“竞逐荣势”的行为多有批判，可见他当太守的可能性不大。再者，整理和编次《伤寒论》的西晋太医令王叔和亦只字未提张仲景当过长沙太守。

张仲景的著作得以流行下来，全赖王叔和。汉魏灭而西晋立，西晋距汉魏时期不远，且王叔和是张仲景的弟子或再传弟子的可能性大，王叔和对张仲景的生平记载比后世更为可靠。另外，同为西晋的名医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中亦未提及张仲景当过长沙太守。

直到宋代才有林亿和高保衡等人说张仲景当过长沙太守，所以张仲景当过长沙太守的说法只怕也是后人杜撰出来以抬高张仲景的身份的。

张仲景被誉为医圣，是宋代以后的事情，之前的张仲景并未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张仲景的著作在很长一段时间流传并不广泛，唐代的孙思邈一生都在收罗医书，直到晚年才得到张仲景的书。可见在唐代，张仲景的著作流行度不高。仲景在世时，医名当远不如华佗。当时的患者对仲景也没有信之不疑，这在王叔和编次的《伤寒论》的原文中就可以看出，《伤寒论》中提到病人故意装病试医生的水平，这只怕是仲景在临床中的真实体验。

张仲景的《伤寒论》中的方子，大多是从已经失传的《伊尹汤液经》中收集来的，皇甫谧说张仲景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说明张仲景的《伤寒论》并非无根之水。汤液经今已失传，但是在西晋时代或尚存在，皇甫谧对汤液经的内容应该是很了解的，所以才这样说。汤液经当是最早的专门收集中医经验方的著作之一。

所以张仲景是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创造性的提出了中医六经八纲辨证施治的原则的一位医生。至于其所用的经典名方，则大多来自于历代先人们在人体中所做的临床试验，可靠性极高，不但过去用之多验，即便今日，其疗效也是不容小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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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希恕教授写过一篇短文《论方证》，这篇文章写得言简意赅，也写出了中医临床治病的关键。胡老说：“中医辨证，不只辨六经八纲，更重要的是必须通过它们，来辩方药的适应证……。方药的适应证，简称之为方证。某方的适应证，即称之为某方证，如桂枝汤证、麻黄汤证、葛根汤证、大青龙汤证、柴胡汤证、白虎汤证等。方证是六经八纲辨证的继续，亦即辨证的尖端，中医治病有无疗效，其关键在于方证是否辩的正确。不过方证之辩，不似六经八纲简而易知，须于各方的具体证治细玩而熟记之。”

胡老在另一篇文章《论〈伤寒论〉的独特理论体系》中说：“辨证施治，是说明中医以药治病的方法，亦常被称为辨证论治，我以为辨证施治更朴实些。本来嘛，有是证即用是药，还要引经据典的议论一番，干什么？旧社会为了写给富贵老爷们看，显得自家儒气，便于售技讨饭，这种可怜相，现在没必要了。”

胡老是中医界少有的清醒者，看到了数千年来中医的流弊。中医陷入玄谈，而且越谈越玄，其根本在于医生在“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文化圈，历来没有什么地位和尊严。有钱人延医治病，医生想讨好他们，要学会按照儒家士子们的那套行话来谈医论治，讨碗饭吃。久而久之，遂成风气，忘记了中医治病的根本，让近乎玄幻的阴阳五行理论绑架了中医。渐渐使中医越来越脱离实际，按照阴阳五行的逻辑推论，几乎无病不可治，但实际上病哪有那么好治疗的？最后导致很多中医吹的牛皮越来越大，临床疗效越来越不尽如人意，遂使中医显得极为不诚实。

关于这一点，不但在中国是这样，在日本等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地方，也是如此。以至于日本的一些有名的汉方医学家，都不得不同时以儒家文化来包装自己。如浅田宗伯这样的汉方医学界的泰斗，也需要靠儒学来提高自己的身份，因为大家都觉得医术不过是雕虫小技，儒学才伟大。中国古代没有名气的中医，大多要和拨浪鼓的小商小贩一样，摇着串铃穿街走巷，招揽生意。这样的医生俗称铃医，社会地位很低，读书人以沦为铃医为耻。铃医要取信于人，讨碗饭吃，更是要捧儒学的臭脚。

与临床疗效关系最密切的是方证和药证，中医最难学的也是方证和药证。要学好方证和药证，必须下苦功夫记忆大量的方药学知识。所谓的阴阳五行和六经八纲这些理论，一个聪明点的读书人，学习一个月便可以谈得头头是道。但是方证和药证千头万绪，要学好方证和药证，就需要花费特别多的心血。要在临床中熟练的根据方证和药证治病，则更需要下狠功夫将学和思相结合。

常用的中药有四五百种，还有各种不常用的中草药，共有约17000多种。至于历史上的有疗效的方剂，不下10万种。翻阅一下《中药大辞典》和《中医方剂大辞典》，我们便知道一个中医师要想学全这些药物和方剂的适应证和禁忌症，是不可能的。将来有AI技术的帮助，或可办到，单靠人的大脑来学习和记忆，只能学习到有限的一部分。所以中医师也要现实点，学好某一科的疾病的治疗，记忆该科常用的三五百种中药，一两千种方剂的适应证，就已经了不起了。那些靠一两个月就能速成的阴阳五行理论，只能造就一批夸夸其谈的伪中医。

中医的方证和药证从何而来？是圣人们发明的吗？当然不是。黄帝也罢，歧伯也罢，尹伊也罢，神农也罢，都只是古人拉虎皮扯大旗，用来壮自己声势的幌子而已，这些幌子仍然是医生们讨饭糊口的工具。古人将这种现象形象的概括为“借圣人之口立言”。黄帝忙于治国，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研究医学？诚如胡希恕教授所言，中医的方证和药证是“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同疾病斗争的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的伟大成果。它有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而绝不是，亦不可能是某一个时代，更不要说是某一个人能创造出来的。”

中国素来有迷信和崇拜权威的传统，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都喜欢迷信和崇拜权威，所以中国的社会制度和科学技术进步非常缓慢。这是一种思维上的懒惰行为，人们不愿意去探索新事物，不愿意自己动脑子去摸索新办法，只愿意活在圣哲们的光环之下。至于这些借圣哲之口说出来的道理是对还是错，已经不重要了。

多数受到中医文化影响的所谓中医粉，也在这种思维中把自己给耽误了。我经常碰到一些患者，开口就问我：“我脾虚，请问我应该用什么药治疗？我上热下寒，请问我应该用什么药治疗？”有些患者甚至仗着自己看过几本中医书，以一种高傲的态度和医生谈论自己的病情。我很难与他们一一解释，这种求医问诊的方法非常的愚昧，老老实实的向医生描述自己的症状，详尽的将自己的痛苦表述出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在古代，医生们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检查设备，只能凭借患者的口述和医生可以进行的一些简单的检查手段来判断患者应该用什么药。正因为此，传统医学积累了非常丰富且可靠的“方证”与“药证”数据，这些方证与药证才是中医的精髓，是胡希恕教授所说的“辨证的尖端”。在现代医学尚未发达到足以解决一切问题的现阶段，传统中医的“方证”和“药证”能够弥补现代医学的不足，可以不必知道患者真正的病因是什么，但是却能解决患者的问题。

比如，假设一个患者向医生诉说自己有“容易出汗、怕风畏寒、头痛”的症状，有经验的医生能够迅速的反应过来这是“桂枝汤证”，直接开出桂枝汤，患者的问题就解决了。医生可能并不知道患者真正的病因是什么，但是运用中医的“方证”，能够成功的解决患者的问题。如果这个患者不这样描述，而是对医生说自己阳虚体弱多汗，那么医生就会莫名其妙的不知所云，也不知道该如何给患者开方用药。

早在汉代，张仲景这样的临床医生就提倡“随证治之”的原则，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绝大多数的文字都是在描述“方证”以及某方的禁忌症，出现某种症状应该用什么方子，某类患者不能用什么方子，并强调医生要“常须识此，勿令误也”。这种方与证丝丝入扣的文字描述，有极强的实践意义。如果试图脱离方证和药证，将中医治病的原理拔高到哲学思辨的层次上，就会闹出很大的笑话，也指导不了临床。

比如中风这种病，我们现在知道它是脑血管病变，是因为脑血管出血或脑血管梗塞了。如果抢救及时，脑出血患者用开颅手术引流，脑梗塞患者用溶栓治疗，病人多半能够救过来。但是古代中医是怎么来论述中风的呢？

刘河间《素问玄机原病式》说：“凡人风病，非由外中于风，由乎将息失宜，而心火暴盛，肾水虚衰，不能制之，则阴虚阳实，热气拂郁，心神昏冒，筋骨不用，卒倒无所知也。”李东垣说：“阳之气以天之疾风名之，此中风非外来之风邪，乃本气自病也。凡人年逾四旬，气衰之际，或忧喜愤怒，伤其气者，多有此疾。壮岁之时无有也，治法以和脏腑，通经络，便是治风也。”《灵枢经》说：“足之阳明，手之太阳，筋急则口目为僻。”

这些解释，虽然其中的一些描述也符合中风这种病的特征，如中风是四十岁以上的人的多发病等，但是与中风真正的病理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以之指导临床，疗效当然很差。以至于清代名医徐灵胎说当时的医生治疗中风的病人，治一个死一个，无一得生。同样，按照徐灵胎所说，当时的中医对真“噎嗝”（即现在的贲门癌或食管癌）的治疗也是治一个死一个——“百无一生”，这也是因为对“噎嗝”的病理的解释完全错误。

但是以今天的医疗条件，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治疗的“中风”和“噎嗝”都不会是治一个死一个。因为随着医学的进步，今天的医生们已经认识到了古代的中医典籍对这些疾病的病因的解释是错误的，纠正了这种认识上的偏差，根据对疾病的新的认识，重新调整治疗思路，疗效已经有较大的进步。

古代中医也有治疗中风的方剂，如小续命汤、侯氏黑散、通关散、开关散、牵正散、大定风珠等。这些方剂各有其适应证和禁忌症，如果严格的按照其适应证和禁忌症来用药，仍然很有效。

所以今人学习中医，应该把重点放在方证与药证的学习上。过去中医强调“理法方药”这个次第，认为“理”最重要，方药为其末。我们不能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但是中医的理有很多是错误的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按照理法方药的次第来指导临床，疗效很差。反而是按照方证与药证来指导临床，疗效更好。当代的中医工作者有义务去纠正古中医的错误，为中医药的临床疗效找出真正的科学的“理”，而不是固步自封，甚则靠谩骂来维护中医。

中医的发展，不是一个时代，更不要说是某一个人的成就。无论是伊尹还是张仲景，都不可能一个人完成这么一个东西。它是从经验来的，所以中医学简单的说就是经验医学，是从疾病斗争中搞出来的。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著名的经方学家胡希恕教授

无论何种学术，理论与事实，欲其相应而无毫厘之差如治数学者，只需专为理论之研究而已足，无所用其经验之知识。至于医学，则非单纯之理论所得而解决之，故不得不求于经验的结合。

——日本著名的汉方医学家，《皇汉医学》的作者汤本求真

中医的历史很悠久，也很博大精深，直到今天，它仍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外台秘要方》《千金方》《难经》《本草纲目》《医宗金鉴》，这些经典的中医典籍中所蕴藏的养生和治病的智慧，吸引了很多人。

但是中医界向来派系林立，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也是不争的事实。千百年来，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掌握了中医的真理，每个派系都有不少的门徒，各执己见，唯我独尊，攻讦其他学派的学术观点，导致后来的学习中医者颇难抉择。有一些派系观点极端，流毒无穷，导致很多人丧命。

大千世界的众生是非常复杂的，他们生的病也各有各的不同，凡坚持一种较偏执的中医理念的，都是有问题的，如所谓的扶阳派或滋阴派等。此理易明，这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各不相同，怎么可能只有一种体质？昔者，祝味菊老大夫说，人人都说我是扶阳派，这是一种很大的误解，只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擅长用扶阳的方药，所以阳虚的患者来找我的比较多而已，中医又岂止扶阳二字能够概括得了？

我读中医类书籍二十余年，几乎每天都在不间断的读，还尽量坚持每天都写作——大多数时候写的内容都是我学习中医和运用中医治病的心得。仆虽不敏，但是深信这份毅力也不是每个学中医者都有的。书读多了，就会像何任教授所说的那样，读书既多，反增迷惑，突然有一天水到渠成的就由博返约，由繁到简，豁然开朗了。

这是大多数研究学问者都会经历的一个过程，就如王国维把学问划分的三个境界一样，经历了“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和“为伊消得人憔悴”的两个阶段后，最终要走到“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第三步。

学中医者，最终大多会在经方中找到归宿。所谓经方，很多人不知其义，其实经方二字很简单，就是经验方的意思。按照胡希恕教授的说法，中医是经验医学，中医的经方是古人——而且是文化程度不高的老百姓而非什么圣人在日常生活中摸索出来的治疗疾病的经验方，绝非按照阴阳五行和周易八卦等高深的玄学理论推演出来的神奇妙方。

胡希恕教授对中医的定义，可能会让一些迷恋中医的各种玄妙的理论者愤愤不平，觉得胡希恕教授站错了队，吃中医的饭，砸中医的碗，抛弃掉了很多玄妙的中医理论，让中医沦落到经验医学这种粗浅的层次。

胡希恕教授的疗效是有目共睹的。刘渡舟教授说，每逢疑难重症，北京中医药大学的诸多中医老教授在一起会诊，大家拿不定主意时，总是胡希恕教授一锤定音的拿出最佳的治疗方案来。胡老治病立竿见影，深受患者欢迎和信赖，胡老的学说也很受欢迎。

说到底，胡老的主张只不过是回归了常识，把中医从历代的中医粉搞的造神运动中拉回到了它的本来面目。很多以前靠那张神秘面纱生存的中医，非常不喜欢胡希恕教授的这种率真的表述，因为倘若胡老的学说广泛的流传开来，他们就没有了故作高深和装神弄鬼的幌子。

正如日本汉方巨擘汤本求真先生所说的那样，医学不同于任何其他的学问，医学必须重视经验。中医发展了多年后，在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流弊，其中最大的流弊就是重视理论胜于重视实践。

理法方药，中医把理摆在第一位，学中医者，要学很多的模棱两可又互相矛盾的理论，这些理论指导临床时，往往非但一点作用都没有，反而导致患者受到伤害。我认为，这是因为中医在发展过程中，逐渐的违背了基本常识，把鲜活的经验医学拔高成“医者易也”和“医者意也”这种“高档货”，脱离了医学的求实精神，由务实走向了务虚。

后世学者，读着历代中医理论家靠自己主观臆断制造出来的中医理论，迷失了正确的方向。多数中医要在实践中证是和证否，经过了大量的临床实践后，才能明白中医的本质就是经验医学这一点。很多医生治疗疾病凭借的是经验，而非所谓的医理。

我们读了很多的书来学中医，其中有一大部分时间竟然是在浪费生命，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说到底这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向来不提倡质疑精神，陈苏生教授说：“学问之道，就是要有学有问”，问就如敲钟，大叩大响，小叩小响，质疑越大者，收获也越大。我们不能对祖宗的理念一股脑儿的接受下来，毫无选择的接受，我们就学傻了。

医者治病救人，应手而愈，既是每个医生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也是每个患者的梦想。我们要想提高临床疗效，就应力求精确，不能始终在模糊医学上兜圈子，不能始终用一套模糊的医学理论来作为中医的基础。

我们应该回归常识，认识到医学是来自于实践的这一基本的事实，重视经验，把精力放在对前人用药和用方经验的学习和整理上，唯有如此，我们的治疗才能越来越准确，有效率才能越来越高。

​中医经方学派特别重视方证和药证，当然很多经方学派中医有一个很不好的地方就是只尊崇张仲景记载的有限的古方，对后世的效验方不屑一顾，这个就有点囿于门户之见了。但是经方学派重视方证和药证，拒绝用阴阳五行的玄谈来解读中医的做法很值得肯定。

胡希恕教授毕生都在努力把经方与《黄帝内经》剥离，胡希恕教授及其弟子的著作是否定《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参考了《黄帝内经》的，也从多方面考证了《伤寒论》序言中的“撰用《素问》”等文字属于后人篡改张仲景的原文，以附丽《黄帝内经》中的阴阳五行和经络学说。

陈苏生教授的《五行平议》和姜春华教授对阴阳五行理论的考证（见姜春华的《中医与科学》），都做了很多功底十足的考据工作，证明阴阳五行学说应用于中医，颇为牵强附会，读者有兴趣可以自己查阅。日本的汉方医学家如吉益为则和汤本求真等，基本上都摒弃了阴阳五行学说。

如果认真去读《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等古代临床著作的原著，我们不难发现，张仲景等临床医生真正所重视的是方证和药证。“有是证，用是药”，“知犯何逆，随证治之”，“桂枝本为解肌，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之也。常须识此，勿令误也”，每一个方子都有非常清晰的适应症，有些还有禁忌症，见到了适应症，就用相对应的方剂，效果立竿见影。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张仲景用阴阳五行理论去解释病者的疾病，直到金元时期的成无已开始，后人才开始用自己的语言去解读张仲景的著作，此时离张仲景去世已经有千年之久。这些解读大量的采用阴阳五行的理论，以讹传讹，流毒无穷。把本来是建立在方证与药证的基础之上的，清晰明了的中医临床著作，蒙上了玄学的色彩。

胡希恕教授认为，这是因为古代的中医，要想混碗饭吃，给富贵人家看病，免不了要扯上一些貌似高深的理论来令人家信服，所以才讲辨证论治。胡老认为中医要做的是辨证施治而非辨证论治，不需要这些高谈阔论，辨明了患者属于某某证，直接用某某方就可以了。这种有据可依的治病思路，较之于胡扯阴阳五行理论要可靠多了。所以胡老生前治病时，一般只讲这个患者属于桂枝汤证，那个患者属于小柴胡汤证，直接按证开方就是了。

“真理半张纸，闲言万卷书”，这句至理名言用来形容中医，真是恰当不过。《伤寒论》很薄很薄，但是古今解读《伤寒论》的书汗牛充栋，后人把《伤寒论》越读越复杂。古今注解《伤寒论》的有数百家，这些人注解《伤寒论》的书看一辈子也看不完。

我看过崔永元的一次演讲，主题和“素读”有关。崔永元给“素读”下了个定义：按照人家自己的本来的意思去读人家的书，不要过度解读原作者的意思，把人家一行字读出无数行来，这就叫素读。

崔永元讲了一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真实的事情：他说有一次做节目，他们邀请了一个书法家嘉宾，崔永元看到人家特别激动，因为他之前读过这位嘉宾的书。所以崔永元讲了一大通的书法理论，听得人家嘉宾也很激动，问崔永元从哪里看到这些理论的。

崔永元说，就是从你的某某书中看到的呀。这个嘉宾对崔永元说，我的书中没有这样的话。于是崔永元拿出书来翻阅，果然这个嘉宾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崔永元感慨万千的说，我们现代人已经习惯了按照自己的思维去曲解其他人的意思，不能用“素读”的态度去理解他人。

我们现代人读古人的著作，很容易犯崔永元犯的这个毛病。我们拿自己的成见去理解古人的著作，不相信古人的著作只有字面上的意思，一定要把古人的一个字读出厚厚的一本书来。如果张仲景穿越了，来到现代，看着大家解读他写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文章的话，一定会瞠目结舌，有种云里雾里的感觉。

我刚开始学习中医，也容易进入这样的理论圈套。但是后来渐渐的读书多了，看到很多大家批判阴阳五行，对阴阳五行理论产生了质疑，自己才算是找到了中医入门的路。转而全心全意致力于学习和记忆中医的方证和药证。中医的生命在于临床疗效，而中医的临床疗效的根本在于方证和药证。

医者只要认真研究患者的症状，熟练掌握方证和药证，不陷进阴阳五行的怪圈之中，少扯些上热下寒，心肾不交，内热外寒之类的不切实际的鬼话，临床水平会大大的提升。

方证和药证是中医最接近循证医学精神的内容，有据可依才能最大程度的保证疗效确切，玄乎其玄的靠不完全准确的逻辑推演的理很容易把中医搞得虚头巴脑。所谓的“医者意也”，过度的强调医生的主观臆测，忽视客观证据，导致中医学起来颇为费解。古人认为中医的“理法方药”，理占据最上端的位置，所以大谈特谈“医理”，但现在我们知道那些理中有很多是荒谬可笑的。而真正有实践精神的却是“方证”和“药证”，是排在最末的方和药。

举例来说，青蒿素有抗疟原虫作用，但是古人不知道疟原虫，就认为青蒿“味苦，气寒，无毒。入胃、肝、心、肾四经。专解骨蒸劳热，尤能泻暑热之火”，对青蒿治疟疾有各种各样的解读，但是这些解读都不着边际。现在我们知道青蒿中所含的青蒿素抗疟原虫，所以知道它治疗疟疾的原理。

可是古人不知道，就靠着自己的想象和推理，按照阴阳理论给青蒿治疗疟疾一个解释。这个解释显然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只重视它的“方证”和“药证”，知道它可以治疗疟疾，按照《肘后方》的记载：“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去治疗疟疾，我们就能避免犯过度解读的错误。

中药和中医方剂治病的科学原理，有很多不但过去人们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可能需要将来有更多的人去做研究，才能明白其真正的原理。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利用它来治病，掌握方证和药证，我们即便暂时还不了解中医药治病的原理，也不影响临床疗效。不懂装懂的用阴阳五行的理论去乱加诠释，反而会把自己引入一个很大的误区，以后治病首先考虑阴阳五行的理论而不是方证和药证，自然就免不了错误百出。

聊举一例来说明一下。

笔者近期治疗了一例中医的“皮水”患者，此患者系一癌症患者，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疾病。患者多年来不爱出汗，畏寒，刻下四肢浮肿，面部也有浮肿现象，身无疼痛。笔者认为这符合防己茯苓汤的方证，直接投以防己茯苓汤，多年的痼疾，仅服药一周多后就有明显的改善。

我特从百度上把防己茯苓汤的条文摘出来，截图如下：

百度上的这个方论，可以说是今人按照自己的理解去曲解张仲景的代表性言论。其实《金匮要略》中原文很简单：“皮水为病，四肢肿，水气在皮肤中，聂聂动者”，治疗就用防己茯苓汤。没扯那么多的淡。医者熟悉了皮水的症状，知道了茯苓防己汤的适应症，遵循“有是证，用是药”（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有这种症状，就用相对应的药）的原则，直接用茯苓防己汤，病就治了。不要再画蛇添足的用那么多的不着边际的理论去解释，越解释越糊涂。

百度上的方论，不是张仲景的原话，而是后人来解释张仲景这张方子的。张仲景认可不认可这种解读呢？解读者当然认为自己理解了张仲景的意思，只怕张仲景自己未必肯认可。

历史上的很多名方和验方，临床疗效卓著，但是学习中医者往往像崔永元解读嘉宾的著作一样，不肯“素读”原著，只愿意用自己的“想法”来理解原著，结果就越学越糊涂，最后临床治病时反而治不了病。

所以胡希恕教授主张学习中医者应该细细把玩每个方子的“方证”——用方指征和每味药的“药证”——用药指征。吉益为则特地撰写了一本《药征》，该书重视实证，不尚空谈，只谈各种药物的用药指征。

我知道有很多中医学习者或爱好者对这点很难接受，因为他们已经先入为主的接受了阴阳五行的学说。很多人只学到中医的皮毛，就一头扎进这些玄谈之中，夸夸其谈，临床治病疗效不咋的，辨论时却能口若悬河。这也是中医疗效逐渐下降，中医日渐没落的重要原因。一方面临床有效的医生越来越少，另一方面，根据阴阳五行理论去诠释疾病，吹的牛皮越来越大，就不能不让人大摇其头了。

禅宗有句话：“我本眼正，因师故瞎”，意思是说自己的理解本来是对的，但是因为被教我们的人误导了，所以成了睁眼瞎。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之于中医临床实践，有这种副作用。

孔夫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仆不敏，愿事斯言。我们现在知道了中医治病的原理就说知道了，不知道它的原理就说还不知道，让后人去研究，这何尝不是一种尊重事实的智慧呢？

如何提高中医临床治病的有效率？虽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有一点却为大家所共同推崇，那就是重视中医的辨证施治。

但是说到辩证，自古至今，中医界有很多的争论，至今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其中最为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大多数中医师希望中医不单纯的停留在经验医学的层面，而试图把它拔高为可以用一种高度概括的医理来指导临床的辨证论治思维。只是这种“拔高”是需要极度谨慎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这种拔高是建立在想当然的基础上，那么按照拔高后的理论来指导临床，就会错误百出。

所以中医的各种辨证论治思维，八纲辨证、六经辨证、脏腑辨证、三焦辨证、营卫气血辨证等，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争议。

即如《伤寒论》中的六经辨证，有人说是按照经络学说来辨证的，有人认为《伤寒论》中的六经与《黄帝内经》中的六经不一样，这里的六经只是一个名称，与具体经络无关。

胡希恕教授深受日本汉方医学家吉益为则和汤本求真等人的影响，将六经辨证中的六经用八纲理论来诠释，他认为太阳病属于表阳证，少阴病属于表阴证，阳明病属于里阳证，太阴病属于里阴证，少阳病属于半表半里阳证，厥阴病属于半表半里阴证。

胡老关于表证、里证、半表半里证的描述，则基本上是直接复述汤本求真的原文。汤本求真认为表是指人体的皮肤等表层组织，里是消化器官，半表半里是胸腔和腹腔中的除消化器官之外的器官，胡希恕教授亦是如此来定义表证、里证和半表半里证。汤本求真继承了吉益为则的“万病皆一毒”的学说，提出人体生病多因水毒、食毒和血毒所引起，这种观点在胡老生前撰写的唯一的一篇论文中，也基本上是全文照录了。

胡希恕教授一举推翻了古人对《伤寒论》的各种玄谈式的解读，把中医的经方医学还原为以方证和药证为重点的辨证施治医学，而胡希恕教授生前又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疗效最卓著的老大夫之一，所以他的观点很有说服力。他重视实证，谨慎对待各种臆测性的玄谈，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是胡老的理论也不能说是十全十美的，他仍然坚守的八纲辨证理论是不是很可靠呢？他对六经的重新定义，以及他对表证、里证和半表半里证的界定是否符合事实呢？这也未必。比如治疗里证的很多方剂，可能用于治疗胡老所说的表证和半表半里证的效果也很好。表证、里证和半表半里证并不能完全和汤本求真氏的描述一致。

所谓辨证施治，其核心是“有是证，用是药”，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患者有什么样的用方或用药指征，就选用什么样的方剂或药物。这种对症下药的用药方法是最简单、最客观，也可能是最有效的方法。胡希恕教授说，方证是辨证施治的尖端，虽然他本人创造性的将六经辨证转化为八纲辨证，但是他也承认，对具体方证的细细把玩才是他取得临床疗效的关键。

据胡老的学生描述，胡老在开方时，常常用桂枝汤证、葛根汤证、小柴胡汤加石膏方证来形容患者的病情。胡老辨证的要点是收集病人的临床症状、舌象和脉象等证据，然后判断这个患者的系列症状与经方中的哪张方子最对应，确定患者属于某某方证。

胡老与大多数的中医大夫不一样，不会提某某患者属于肾阴虚或肝阴虚或心肾不交等含混不清的术语，而是仔细辨认患者属于某某方证。比如某个患者有爱出汗、畏寒、怕风、头项强痛等症状，这一系列症状正是桂枝汤的适应证，胡老便会说这个患者属于桂枝汤证，而不会去给该患者下阳虚或气虚之类的飘渺得很的诊断。这样的话，处方时直接用桂枝汤，就达到了对症下药的效果，疗效往往是立竿见影的。

千百年来，对中医辩证思维的争论一直不曾中断，但是对中医方证和药证的争论则很少。一个中医师陷入纯粹理论性的辩证思维的怪圈里，最终可能误人误己。刘方柏教授认为如果中医师专注于方证和药证的学习，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治病有效的临床医生，这是学习中医的捷径。我同意他的观点。我认为中医的辨证思维，无论是八纲辨证，还是六经辨证或三焦辨证等，都含糊不清，但方证与药证则客观清晰，不以任何医生的个人主观意识为转移。

用药指征和用方指征是经过无数医生和患者临床实践得来的经验，这种经验是最可靠的，所以它们应该是中医真正的精髓。而且方证与药证也最符合循证医学的精神，我们给患者用药治病，如果有非常充分可靠的用药指征，就很容易取得肯定的疗效。倘若没有明显的用方或用药指征，临床疗效就不会那么肯定了。

王好古认为医生一要知病，二要识药，所以临床医生最应该下苦功去学习的，应该是疾病的临床特征和方剂与药物的适应证，最理想的状态是找出病和药的最准确的对应关系。病和药是锁和钥匙的关系，找对了钥匙，锁才能打开，找不对钥匙，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是打不开锁的。

学习中医的时间长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就知道，虽然中医典籍汗牛充栋，但是这些中医典籍中真正有价值的文字并不多。笔者开始读中医典籍，常常是毕恭毕敬的一字不漏的看。到现在就知道很多臆测性的文字要跳过去不看，以免浪费时间，同时把自己给误导了。要把宝贵的时间用于学习疾病的特征、药物的功效和方剂的用药指征，掌握好了这三者，临床治病就有了客观可靠的指南，而不必再依赖“医者意也”式的主观猜测。

一本厚厚的医著，其中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可能只有薄薄的几页。正如古人所说的那样：真理半张纸，闲言万卷书。中医理论经古往今来的这么多人去建构，要想拨开云雾，沙里淘金，从中医书籍中学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刘方柏教授认为要想提高临床医师的疗效，最有效的方法是从“方证”入手，我对他的这一观点是认同的。中医辨证论治的关键是“有是证，用是药”，“随证治之”，用药用方，都需要有“证”。

用今天的医学术语来说，中医讲的辨证论治就是要有用某药或某方的指征，要根据患者一系列的临床表现来决定用何种方剂或中药。

中医之所以特别推崇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就是因为张仲景的著作是特别重视“方证”和“药证”的。用药用方的指征非常明确，学者掌握了某方的用药指征，临床上遇到了这样的患者，按照用药指征去选方用药，往往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疗效。

最近有个患者找笔者治疗胃癌，除了胃癌外，这个患者还存在一些其他的问题：多年来患者的脖子都是僵硬的，且有顽固的荨麻疹，不爱出汗，一直也没有医生能解决他的这些问题。

这在《伤寒论》中是有条文记载的。《伤寒论》中说的“项背强几几”，就是指患者的颈和背僵硬，不可转动，出现这种指征时，需要用到的是葛根系列的方剂。这个患者不爱出汗，又属于中医的“表实证”，需要用到麻黄，所以在葛根系列的方剂中，他又是适合用含麻黄的葛根汤而不是葛根加桂枝汤，要用葛根加桂枝汤的话，要有“自汗出”的用药指征。抓住了这些“方证”和“药证”后，就知道这个患者是葛根汤的适应证。我就建议他用葛根汤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用复方斑蝥胶囊之类的抗癌药物来预防胃癌复发。

虽然中医强调“秋冬不用寒凉，春夏不用辛温”，还有一些医生强调夏季是绝对不能用麻黄的。但是中医向来有“圆机活法，存乎一心”的说法，所以用药不能拘泥于这样的古训。“存乎一心”这个说法太主观，我觉得还是应该强调客观的“方证”和“药证”，只要具备相应的“方证”和“药证”，不必受各种条条框框束缚，方证对上了，用对了方，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这个患者在服药一个月后再联系我的时候，困扰了他多年的脖子僵硬和荨麻疹的问题就都解决了。这就说明这个患者用葛根汤是对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患者的荨麻疹我并没有去在意，因为葛根汤是解表的方剂，荨麻疹在表证解除后，多能不治而愈，这是笔者在临床中屡次三番见识过了的。所以只抓主要矛盾，不为次要矛盾迷惑，解决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不管它，它自己也解决了。当然中医的解表类方剂特别多，所以治荨麻疹不可以都用葛根汤一个方，如果都用这一个方，疗效肯定不好，也是要根据患者具体的指征来选择对应的方剂。

说到葛根汤这个方子，我之前还治疗过一个患高血压的司机，也是多年来肩颈不适，脖子僵硬，不爱出汗。这个患者也与葛根汤的“方证”对得上，我也给他用了葛根汤，结果不但脖子僵硬的问题解决了，高血压问题也彻底解决了，从此没再吃降压药，血压也是正常而且稳定的。按照现代药理学的观点来说，葛根汤中所含的麻黄是升血压的，如果我们因为这个药理作用，而把中医的方证抛开，那么这个患者可能就好不了。

中医有没有疗效？中医一定是有疗效的，中医虽然不能解决一切疾病问题，但是它能解决相当多的疾病问题。而中医临床疗效的根本在于方证和药证。笔者本人教自己的学生时，就紧抓方证和药证，时时刻刻提醒他们记住某个方证或药证，这样临床用药时才不至于抓瞎。

方证和药证比脉诊还重要，脉诊是很主观的，而方证和药证却非常客观。抓住了方证和药证，不一定非得号脉才能给患者治病。上文中的这个胃癌患者就因为疫情的原因，根本没法找笔者号脉和面诊，笔者是在网络上通过视频问诊，详细的了解患者的各种症状和体征，然后判断其为葛根汤的适应证，用上葛根汤后就解决了他的问题。

今年很多患者都因为疫情受阻无法面诊，但是只要是问诊工作做得非常耐心和仔细，没有脉诊，也一样能够取得较为满意的临床疗效。

近期另一个卵巢癌患者在笔者治疗多年的一例卵巢癌患者的介绍下，执意要找笔者面诊。但因为疫情的原因见不了面，最后我们也是通过视频问诊调整用药思路，几次调整后，患者用药后情况就非常好。用了不到一个月，癌指标就往下降，这下患者就很高兴了，相信了中医抗癌也有一定的效果。

这个患者本来是准备用靶向药治疗的，但是因为今年情况特殊，六月份她用不了靶向药，要等到七月份才能拿到靶向药，于是她决定六月份按照我给出的中医用药方案去试试。结果一试很有效果，患者就暂时放弃了再用靶向药的计划。

这个患者刚找我时，我也是直言不讳的告诉她，虽然介绍她找我的那个患者确实吃中药有疗效，但是我并没有把握中医治疗她也一定有效——实际上多数时候中医抗癌确实无效，但是也确实有不少有效的。我本事低微，从不敢夸大自己用中医抗癌的疗效，但若要完全否定中医抗癌的疗效，我是不敢苟同的，因为我的患者中每个月都会有一些患者疗效显著。

我秉承的原则就是紧抓方证和药证，阴阳五行理论过于玄乎其玄，不好量化，但是方证和药证却是有客观的标准的，遵循这些客观的标准比凭医生主观的臆测更靠谱。按照方证和药证来治病，中医的疗效是可以重复的。这就像一些科学实验如果属实，那么其他同行也可以重复做出相同的实验一样。只要把握住了中医的方证和药证，中医的疗效也是可重复的。对医疗来说，某种医疗方案有可重复的疗效才是最宝贵的。

现在有很多人对中医充满了偏见，中医被矮化了，我觉得这与中医自身缺乏令人说服力的证据有一定的关系。方证和药证是一条可以将中医循证医学化的道路，中医研究可以在这方面下功夫。

附带一提，对中医被矮化这点，我个人是比较淡定的，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医会越来越科学，也越来越受到患者的认可。中医被矮化不是全无益处的，患者对中医期望值越低，我们越是用不着担负太大的压力。

我个人对那些有条件用西医治疗的患者，都是先建议患者西医治疗，西医治疗无效的时候，他们也多是找一些牌子很响亮的中医大家治疗，这些医生治疗无效后他们才找到我。多数找我治疗的患者都有丰富的求医经验，也能理性的看待癌症的治疗问题。解决得了的问题，我就帮他们解决了，解决不了的问题也如实相告，也就不会有太多的怨言了。

我觉得这样挺好，这样我个人就不存在太大的医学伦理上的压力，我尽全力去救治这些已经无法可想的患者，失败的时候固然很多，但是也不乏成功的案例。偶尔有效，救治成功了，亦不无功德也。何必非得和人争强好胜，争个高下出来呢？

老子说柔弱胜刚强，人之生也柔弱，死也坚强，向人示弱没什么大不了的。为而不争，述而不争，顺应自然更符合中医的精神。

学医久了，我是相信万事都应随缘的，这也是我这几年身心越来越轻松的原因。一切强求的事都是很累心的，学中医学到最后，就要学会淡然处世，波澜不惊。

我们脚踏实地的多记住一些方证和药证，在实践中解决一部分患者的问题，把临床疗效这一根本性的东西抓住，努力提高自己用中医治病的临床有效率。随着时间的推移，经由疗效好的患者的口碑传播，自然而然会有越来越多的患者认可我们，认可中医的。又何须靠言辞去战胜谁呢？

人类学家通过研究古人的粪化石来了解古人的食谱，粪化石中含有许多东西，如花粉、植物结晶体、羽毛、骨头、毛发以及蛋壳等，这些东西帮助我们了解到我们的祖先日常以什么为食。

毫无疑问，人类的先祖的食谱比今天的人类要广泛得多。在工业文明初期，一些尚存在于世界上的某些角落的食物采集部落（尚未进入农业社会的原始部落）的食谱也非常的庞大。

无论是澳大利亚的土著还是非洲卡拉哈里沙漠中的亢人，都是靠采集自然界的各种野生的动植物为生的。这些食物采集部落的人们虽然不会阅读和写作，但是他们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他们熟悉他们家乡周边的各种动植物。

亢人能用近500种不同类型的动植物作食物、药品、化妆品、毒药和其他用品。由于食谱广泛，发生天旱时，亢人周边的农业部落出现大饥荒，但是亢人们却食物充足。而且亢人的整体健康状况与工业社会居民差不多，他们的寿命并不短，他们也很少患高血压、肥胖症、静脉曲张、溃疡、大肠炎之类工业社会常见病。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人类学家Vaughn M Bryant在德州西南的一处考古现场进行野外挖掘时，整理出了生活在该地区的史前人类的食谱，他决定自己也按照这一食谱进食。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增加锻炼，骑自行车而不是开车去上班，爬楼梯而不是坐电梯回家，这一改变让他的身心变得比过去健康了许多。他没有采取任何节食措施，但是三个月内体重减掉大约30磅。此后的四年中，他再也没有患过大病，那些曾经困扰他多年的现代病不治而愈了。

人类在进化的同时，也在不断的退化，社会的进步并不代表人们的健康状况和幸福指数也在进步。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以让地球养活更多的人，但是这种进步对人类身心健康并不一定总是有益的。

那些生活在采集社会的人们过的生活也比我们更舒适，他们每天用来收集食物的时间只需要一两个小时，其他时间大多是自由而闲适的，不用像我们一样朝九晚五的工作。他们的活动量也较现代都市人大。在他们的世界里，不存在过去，也不存在未来，他们只关注现在。所以他们没有焦虑和忧愁，不存在现代人普遍存在的心理压力。

我们现代人对美味食物的追求，正在让那些对身体健康更有益的食物从我们食谱中消失。那些曾经广为人知的可以药食两用的菜果，变成了无人问津的野菜和野果。我们甚至不再知道它们的名字，更遑论食用它们。

我们吃着越来越多的肉类，抛弃了那些对我们的健康很有益，但是味道却并不太好的植物类食物。我经常碰到一些癌症患者在寻求海参、灵芝、虫草之类的高营养补品，他们相信这些对他们的健康有益，其实蒲公英和马齿苋这样的野菜对他们的益处比海参等高出一百倍不止。但是在习惯性思维的驱使下，他们却如此执着的去追逐“高营养”、“高蛋白”补品。

我们的身体对舒适的追逐也让我们远离了运动，今天的人们更喜欢躺在柔软舒适的沙发上玩电子产品，而不是走向大自然，活动自己的筋骨，强健自己的体魄。我们迷信科学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总是相信医学可以让我们摆脱疾病。很少想过我们可以通过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改变自己的食谱，达到根本不生病的状态。

哲学家梭罗曾经尝试过在瓦尔登湖像我们的祖先一样，顺其自然的生活，并且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杰作《瓦尔登湖》。但是他的尝试终究也只是浅尝辄止的实验，他最终还是走向了“正常”的现代人的生活。

我们非常有必要审视自己脑海中固有的那些信条，对我们的食谱和生活方式进行一次真正科学的审判，对我们的祖先在数百万年的生存史中摸索出来的生存经验抱有一定的敬畏心理，汲取其中合理的部分。联合国粮农组织不止一次的强调，现代人的食谱在偏离健康的方向上越走越远。

我们的很多心理问题，也都与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倘若不是像培根所说的那样，我们的胃口和银行账户永远都无法得到满足，人类又何至于活得如此疲惫不堪呢？地球也不至于不堪重负。

我自己正在尝试着回归到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中去，也正在尝试着改变自己的食谱。野外有大量的不为其他人所喜爱的可以被当作食物的植物，我在辨识它们，并且把它们纳入到我的餐桌中来。

我每天也尽可能的用骑自行车和步行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出行问题，不因为偷懒和贪图舒适而减少自己的活动量。我希望知行合一的去践行我在中西医书籍中学习到的各种真正有益于身心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

曾经有个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不到七十岁的老中医，希望我拜他为师，但是当我看到他步履蹒跚，老态龙钟的样子，我对他的水平失去了信心。另一个朋友也给我介绍过一个被他吹得天花乱坠的老中医，但是当我看到他大腹便便，走路气喘吁吁的样子时，我也对他失去了信心。

我不希望自己也成为这种知行不一的人。所有吹嘘自己的医学水平是如何高超的人，倘若他们自己没有强健的体魄和矍铄的精神，我都本能的对他们是否真的有水平而心存怀疑。

正如佛教和哲学虽然看似相同，但是却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样。知识和智慧这对孪生兄弟，也是有天壤之别的。在古印度，只有知行合一者才能被称为“大雄”（佛陀也是被称为“大雄”的人之一，这也是为什么佛教中最主要的建筑叫“大雄宝殿”的原因。但佛陀不是唯一被称为大雄的教主，耆那教的教主也被称为大雄），知行合一者在佛教中又叫觉行圆满者。凡是能知而不能行者，都只是一些空谈主义者。他们的确了解某些知识，但是这些知识并不能在他们身上落实为智慧。只有当人们无论是认知还是行为都符合某种精神时，那才是真正的达到了智慧的境界。

诚如爱因斯坦所言，人类未来的命运，取决于人类所掌握的知识和人类的智慧之间的平衡。在知识大爆炸的年代，倘若缺乏足够的智慧，人类终究不免自取灭亡。对我们每个个体来说，这句话也是至理名言。我们学习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倘若缺乏驾驭这些知识的智慧，那所有的这些知识，都是我们幸福的障碍，都只是佛教中所说的“知见障”。

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当好逸恶劳的天性、对物质的占有欲和对美食的贪求控制了我们的大脑时，我们是得拿健康和幸福为代价去换取我们想要的一切。对多数人来说，健康和快乐是自己弄丢的，怨不得其他人。

时不时有人问我应该怎样学中医，承蒙这些读者看得起，他们错误的认为我有资格来为他们指点迷津，甚至还有一些读者希望我能开网课，给他们上中医课，但我深知自己能力有限，最应该做的是藏拙而非好为人师。

我今天不揣冒昧的写这篇文章，也仅仅是交流一下自己的一点不成熟的心得，写出来供方家指正，绝不敢以好为人师的姿态来指点他人。

我个人学习中医是因为热爱，但是我热爱的并不止中医，我也热爱现代医学，还热爱与人的心理相关的精神哲学和心理学等。只是我没有现代医学和精神医学的实践机会，所以平时写文章不敢乱写太多中医之外的东西。医学是一门实践的学科，倘若缺乏实践经验乱写，就容易误导读者，有些读者阅读了文章后按照文章中的治疗方案尝试着治疗自己，就会害了他们。

我的公众号有五万多关注者，网站也有一些长期读者，有些文章的阅读量很大，所以我对自己写作的东西很小心。我所知的有限，未知的无限。平时写作的东西，更多的像是一种读书笔记，写出来首先是供自己加深记忆用的，然后才是分享给读者朋友们。

一些老前辈们提到的学习中医的心得是肯綮之言，以前我读不懂，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体会越来越深刻了。

比如说任应秋教授曾说过，人要年过六十才真正懂中医。我以前对这句话不太服气，觉得任老未免有点倚老卖老。随着自己身体上的毛病越来越多，我才深刻的体会到任老的话很有道理。人只有经历了从年幼到成年，从盛壮到衰老的过程，才知道人的身体是怎么回事，知道中医是怎么回事。

我们常常说中医是一种整体医学，过去多将这个整体解释为人体的各个脏腑和经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与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三层意思。

在这里请容许我狗尾续貂一句：人的一生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医所研究的恰恰是人的一生，中医的“治未病”思想是需要人在年轻的时候为自己年老时的健康做好预防工作的。

《菜根谭》中有句话：“老来疾病，都是壮时招的；衰后罪孽，都是盛时造的。”这句话是至理名言，许多人看似到老年才出现老年病，其实这些所谓的老年病，都是人从出生到老这整个过程中养成的种种不良习惯日积月累造成的。不良习惯的危害很大，它就像飞机的航线偏离了非常微小的一个角度，这点小偏离，可能会导致我们目的地是广州，最终却飞到了上海。但是我们平时是觉察不出来不良习惯的坏作用的，只有到得了场大病才会知道。

所以任老讲人要年过六旬才懂中医，很有道理。中医强调人要精神内守，节制房欲，不要耗竭自己的元气，遵循四时规律去生活。这些在年轻人看来都是不可接受的，只有等到老了，身体吃亏了才能醒悟过来。

人必得有亲身感受后，才能切身体会到自己身体完整的成长与衰老的过程，能够明白中医经典中提到的各种养生观点绝非虚言恫吓。也只有自己亲自体验过这种成长和盛衰转变的过程，我们才能知道病人的身体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的。中医温病名家吴鞠通年轻时崇尚温病学，用药尚寒凉，到老了就重视温补了。因为他自己的身体告诉他，随着人体的衰老，人越来越需要温补药的辅助，才能提振生命力。

学习中医要耐心观察自己身体的变化，中医治病时也要耐心的去梳理病人的一生。我希望我们今后提到中医是整体医学时，也能够想到这一点，把人的一生当作整体，从患者一生的经历中去寻找病根，再对症下药。

另一些老前辈的话也令我印象深刻，比如已故名老中医岳美中曾经讲过学习中医要经常温习基础知识，朱良春老先生也说他自己案头常置一部《中药大辞典》和《中华本草》，他是随时翻阅的。这都是至理名言。我现在也是方剂学和中药学方面的工具书不离手，有些特别好用的工具书，我都会买好几本，因为如果每天都翻阅，翻翻的就翻破了。

我出门时喜欢带本口袋书，过去我常带的是《临证备查方剂500首》和《临证备查中药500味》，这两本书被我翻烂了好几套。这都是中医的基础性知识，“温故而知新”，零碎时间把这些书反反复复的多看几遍，临床实践时才不至于茫然失措。

有人耻于反复学习基础知识，总是希望钻研点高深的学问，结果高深的学问没有钻研透，基础知识也抛荒了，临床实践时就茫然失措。我无他长，一些基础性的著作，比如刘渡舟和胡希恕教授讲《伤寒论》的著作，张廷模讲临床中药的著作这类的经典著作，我基本上都是每一两年读一遍，并且对着他们治病的医案反复读。有时候和人谈论的时候，我还能记得这些教授在哪一个章节讲过哪句话，让人去查，基本上都是准的。

医生就是一个熟练工种，对基础性的知识和经典著作的熟练程度，直接决定了一个中医的临床疗效。如果几年不复习基础知识，我是会忘记个差不多的。我很佩服那些出了校门就不再读书还敢给人治病的同仁，我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技不如人，我只有反反复复的复习基础性知识，才敢从事实践工作。而且即便如此做了，临床有效率还不是很理想，不如此去做，就更加糟糕了。年复一年的温习基础知识，年复一年的在实践中积累经验，临床有效率就会逐步提高。

祝谌予教授说了另一句话，他说学医要多阅读文献，开卷有益，不要轻视任何一本医书或医学类杂志，如果我们在某本书中学到了一张方子，用之于临床有效了，那就是很大的收获，所以祝老提倡学医人多读书。

祝老的这几句话我也认为是至理名言。我买了很多书，前些年买纸质书多一些。但是家里的蜗居太狭窄，书塞满了七八个书柜后，家里人对我过度占用空间表示抗议。书架也对我在它们上面过度堆积书本表示抗议——被压垮了，我家书架都是超负荷工作的，被码得里三层外三层的。大多数书都是医书，其中不少是大部头，死沉死沉的。这几年我就改为买电子书，虽然有些人觉得专业书籍还是阅读纸质书好点，但是我还是买了大量的医学类电子书，读习惯了与读纸质书区别不大，做笔记也很方便。

有时候从某本书中只收获了一两点东西，但是这一两点东西在实践中被反复验证为有效，这书就买得很值得。我买的书多，全部看完是不可能的，这一辈子都看不完。很多书也就随手翻阅，看到眼睛一亮的东西就记一笔，久而久之，也积累了很多东西。

我的收入不低，但是也高不到哪里去，有这么一个烧钱的嗜好，就始终宽裕不到哪里去。好在我不喜欢购物，衣服穿得随随便便，也不在乎吃。有一次去上海，有个患者家属看到我穿的裤子膝盖下方破了个大洞，忙把自己衣柜里没穿的衣服找了几件，硬要送给我。我其实不是穿破衣服装穷——衣服我买得起，我是随便到了完全没有把这种事情当作一件事来重视的程度。

我在乡下长大，七八十年代物质匮乏，我们这代人从小粗茶淡饭吃惯了，对美食没那么强的欲望。学医后才知道这种饮食习惯很健康，而且也知道人的饮食习惯就要从幼年开始养成，多数人到了成年后再来改变饮食习惯，只是已经办不到了。所以这粗茶淡饭的饮食习惯也是老天馈赠给我们这代人的礼物。

我还有点个人的体会，就是学中医不要装神弄鬼的故作玄虚。装神弄鬼这种事情，开始的时候意识不到它的危害，时间长了就把自己也给骗了。有些人喜欢故作玄虚，他们讲的理论和写的文章也充满了这种故作玄虚的东西，看起来令人费解。这样的人是否能够学好中医，我个人表示怀疑。

如果大家读的医著多了，可能就会发现凡是成就很大的医家，写的文章都朴实得很，他们的医论和医案很容易看懂，就跟白居易写的诗一样，都是一些很实在的大白话。

我个人的另一个体会是要重视医案的学习，中医的精华在医案中，阅读医案可以起到与跟师临床相同的作用。我每天有一半的阅读时间在阅读医案，医案可以拓展我们的视野。学习医案时，我们学习到的基础性的知识都会在医案中得到验证，另一些在日常学不到的东西也能从医案中学到。现在出版业发达，有很多医案类专著出版，这些都是可以买来读一读的。

还有一点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那就是勤写作，笔耕不辍。关于这一点有很多医学家都曾经提过。医疗经验的交流和传承，主要还是要靠医生写作。无论中西医都重视写作，日本汉方医学界的巨擘浅田宗伯每天写作，据说坚持了五六十年，这份毅力很令人佩服。

写作可以把自己所学的知识系统化，同时加深记忆，也可以在同仁之间交流医疗经验。但是说实话我看到的喜欢写作的医生寥寥无几，有些医生提笔就头痛。这真是天性决定了，无法强求的一件事情。

学医是活到老学到老，学到老还学不完的。医学知识在一般人看来枯燥乏味，只有热爱学医者才能持之以恒的学下去。只要持之以恒的学下去，其实也无甚诀窍。火到猪头烂，我们常说的一万小时定理在学医中也是存在的，只是学医可能需要的时间更长点，一万五千小时，两万小时，三万小时，学得越多，水平越高，学习的时间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自然而然的就学会了。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人是学不好中医的。

孔夫子早已把学习的一般规律总结得很到位，无非不过“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而已。如果一个人大半辈子都在乐此不疲的坚持着做一件事情，是没有理由做不好的。

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网络诊疗的发展，在线医疗咨询量暴涨的同时，三级医院的门诊量锐减了一半多。那么，网络诊疗到底有多靠谱呢？目前尚未有针对互联网诊疗的大型研究，不过日前埃迪斯科文大学（ECU）研究团队发表在《澳大利亚医学杂志》上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在线症状检查系统的准确率大概只有三分之一。

该研究主要分析了全球36个基于手机客户端或网站的症状检查系统，发现他们产生的第一诊断结果正确率仅为36%，排名前三的在线检查结果准确率为52%。该研究还表明，在何时应该寻求医疗服务以及到哪里寻求医疗服务方面，系统建议的准确率为49%。

该项研究主要针对澳大利亚人展开，该项研究显示约有40%的澳大利亚人会搜索在线健康信息进行自我治疗。据估计，谷歌的健康相关搜索每分钟大约为7万次，足见现在有很多人在通过网络进行自我诊疗。

这是对在线诊断的研究，该项研究涵括了多数知名的在线医疗服务平台。随着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互联网医疗的崛起已经是大势所趋，AI智能医疗也被很多投资者看好，但是诊断结果的正确率如此之低，令人忧虑。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互联网诊疗会发挥巨大作用。随着患者新的就诊习惯的养成，疫情结束后，相信互联网医疗所占的比重也会很大。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提升诊断的准确性是对现在的互联网诊疗模式的一种考验。

很多患者和患者家属对网络诊疗不放心，这项研究结果也支持患者和患者家属的这种担忧。传统的面诊方式虽然也存在大量误诊和漏诊的现象，但是相对而言，总还是比在线症状检查系统的准确率高很多。

传统医疗服务还能为患者提供人文关怀服务，这是网络诊疗所缺失的。今后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医生的部分或全部工作需要通过网络开展，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的进步以及网络诊疗经验的积累，网络诊断准确率会越来越高。

随着现代人对网络的依赖越来越强，网路诊疗必不可免。我们或许需要适应这一新常态，并在这一新常态下，努力提高诊疗效果，同时也通过网络为患者提供必要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