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老来无事，很喜欢研究各种社会现象。有一段时间他突然心血来潮，在我们县城的几个中医诊所旁边长期观察，每个诊所最少观察了一个星期，他仔细的记录每个中医诊所每天到诊的患者数量。结果发现，多数诊所每天能有一两个患者到访就已经不错了，有些诊所甚至三四天都没有一个病人。

我父亲年轻时当过会计，我们本地银行招干时，还特别希望把他招进去，因为负责招干的干部曾经在我村驻村过，驻村的时候就住在我家，他很欣赏我父亲的数学才能。数学思维貌似也是可遗传的，我们家从我父亲到我和我哥哥，再到我儿子，数学都学得很好，我儿子上学时，一直被同学称为数学王子。我父亲考察中医诊所的行为很有意思，我认识的人中，只有那些受过科学思维训练的人才会有他这种意识，但是他受时代的影响，只上过小学。

他观察到的现象并不偶然，我在我们县中医院跟师学医时，也经常到各个科室转悠，中医院的中医科室，除了学针推的大夫（主要是骨伤科和针灸科大夫，在小医院里骨伤科和针灸科是不分科的），其余大夫的病人都少得很。有些大夫一上午可能也就一两个病人，而且这些大夫的职称还是副主任医师。他们清闲得很，坐在那里聊天，爱好学习的中医大夫的桌子上会放上一两本书，闲来无事就翻翻。不爱学习的干脆就在那里侃大山。

人民医院的中医科也比以前的病人少了许多，除了几个在本地有名的老大夫，其他的中医基本上没有多少病人。即便那些有名的老大夫，业务量也大不如前。我们县老人民医院门口的一条街上，一直有一个破破旧旧的中医诊所，门口的广告牌已经发黄，招牌上用蝇头小字写了许多内容，黄帝内经周易八卦奇门遁甲一大堆，而且也没个标点符号。我上中学的时候，那个诊所在那里，现在仍然在那里。样子还是老样子，生意依然是一如既往的萧条。

固然，中国基层社会的人口大量的外流对这些中医师的业务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不是主要的原因。我们县人民医院看病也是要排老长的队的，尤其是儿科和心脑血管疾病这些热门科室，有时需要候诊一上午才能看上病。所以不是没有病人，只是患者不再选择中医了而已。

有许多中医粉丝把中医日渐式微的原因归结为国家不扶持中医，或者指责被西医绑架的利益集团在打击中医，我不认可这种观点。我是个乡下人，我对乡下人的思维特点非常清楚，乡下人对医疗的认识来自于身边人的疗效。

农村是个熟人社会，哪个医生的水平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强，哪个医生就能有良好的口碑。乡下人不会通过好大夫这样的app来判断自己身边的医生如何，他们只会通过左邻右舍的闲谈来获取医疗信息。我们乡下人只是土里土气，但不是傻瓜，利益集团洗不了我们的脑子。

我妹妹在县城带孩子读书时曾经租过一套房子住，房东的女儿从某中医药大学硕士毕业后，很难找到工作，在家闲居发愁，她一直很奇怪为什么会那么多的患者找我，而不是找她那样的中医硕士。当然，现在学医的找不到工作的现象很普遍，尤其是找不到有编制的好工作的更多，也不仅仅是学中医的找不到好工作，学西医的也一样。医疗行业内卷很严重，很多医科大学的毕业生又非公立医院不肯去，乡镇卫生机构也不肯去，所以医学生就业就显得很困难。

一二线大城市的中医师的待遇稍好一些，我所在的北京城更好一些，因为北京市是中国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地，全国患者都愿意到北京来找医生看病。所以北京市的医疗市场一直很发达，北京市的有点名气的中医师也不缺患者。

只是如果下沉到基层社会去观察的话，我们就确实能看到中医已经日渐式微到了何种程度。一个行业如果需要政策大力支持才能生存下去的话，那它的未来就很令人担忧。

中医界的老前辈施今墨生前曾经非常担忧一百年后中医是否还有市场，他是中医界难得的一名有远见卓识的人，他力推中国政府成立中医药科学研究院，要求研究中医的科学性，用现代科学的思维方法去对中医进行去粗存精式的研究。他的努力为中医保留了许多有生力量。

我把现代九年义务教育制的课本翻开后，也很担忧二三十年后中医在中国的生存状况。我们这代人的后代正在接受全面的科学教育，从初中生物开始就学习对照试验（如鼠妇和黄粉虫试验），而中医至今仍然难以接受对照试验。当这代孩子们长大成人后，我国居民认为传统中医理论荒谬的将占绝大多数。

以生物学和西医为代表的现代生命科学在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发展着，我几年前买了一套《实用内科学》（第13版，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主编）教材，今年再买一套第15版的，内容对比着看的时候，就发现变动大到了几乎是在看一本新书的程度。而中医依旧停留在对两千年前的《黄帝内经》的迷信之中，停留在《周易》这种玄学的迷雾之中，甚至所谓的经方派，也不过是停留在较为原始的经验医学的阶段。

现代生命科学重视通过对照试验来验证自身理论的正确性，不断的修正自身的不足，遂使其发展得越来越强大。而中医则因其保守的倾向，在与现代医学的竞争中，逐渐走向衰落。

一些非常无脑的作者和读者，热捧“中医使人稀里糊涂的活，西医使人明明白白的死”、“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之类的话，这只能被认为是对我们中医的高级黑。中医固然有时能让人稀里糊涂的活，但是更多的时候是让人稀里糊涂的死了；西医确实有时让人明明白白的死了，但更多的时候是让人明明白白的活下来了。自古至今，中医自己的古籍中都记载着大量的不治之症，怎么能吹“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这样的牛皮呢？

我在最近的二十年内，亲眼目睹了中医的衰落。当然，同时也亲眼目睹了乡下赤脚郎中的衰落。还有很多人希望回到乡下赤脚郎中的时代，我是打死都不愿意回到那个时代的。我生于七十年代末期，由于小时候赤脚郎中给我们打针和接种疫苗，总是共用针头而感染了乙型肝炎病毒，成为一名乙肝病毒携带者——因为我父母和哥哥妹妹都没有感染，所以不可能是家庭内部感染的。我们高考体检时，一个班四十多个学生，七八个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大多数都可归因为共用针头造成的感染。所以那种廉价的赤脚郎中时代的医疗，让我感到毛骨悚然。要是中国没有改革开放，医疗卫生事业没有发展到今天的这种水平，不知道要枉死多少人。

中医除了保守之外，还缺少现代医疗界应有的客观和理性。我们从许多中医师的医案中，可以看到很夸张的言语，连我自己看多了中医类书籍后，也不可避免的沾染上了这个毛病。

我的一个长辈有一次在我的一份医案中看到“患者恢复，已能健步如飞”几个字后，直接指出这样的描述将会让我的文章贻笑大方。并直言如果我一直这样写作的话，我将难入大雅之堂。他问我，健步如飞是什么概念，年轻小伙子才能用健步如飞来形容，一个健康的六十多岁的老人能不能健步如飞？你治疗的患者已经是老年患者，即便是健康状态，也不能健步如飞，何况是大病过后？所以只能说患者已能自行行走，不能用健步如飞这样的夸大性词语。

他的话让我感到很羞愧，他总劝我去医学院接受正规且系统的医学教育以提高自己的整体医学素养，他的一次次批评和指正确实让我看到了一个自学中医者的不足之处，而且这不足之处还是我们自己不容易发现的。我在学古琴的时候知道，如果没有老师在一旁指正，我们的一些错误的指法将很容易形成习惯，终生难改过来。学医与学古琴是一样的道理，再好的自学成才者，也应该接受规范的教育，才能避免坐井观天，狂妄自大。

我这么写医案，是因为当时患者向我报告自己病情好转时，心情愉快的告知我她已经能健步如飞了，我也就不假思索的把这四个字记录在医案上。但实际上这样不严谨的用词，可以出现在随意性很大的日常交流中，但不能出现在现代医生的病历和医案里。受过正规训练的医生必须客观、理智、科学、中性的去描述患者的状况，避免一切夸张性词汇和语句。

这样的夸张性词汇和语句，不仅仅存在于我的医案中，我们在许多中医师的医案中都能找到，因为这是中医界的一个通病。有一些中医师无论是讲课还是写医案，都大量的使用夸大性用词。这些夸大性用词大大的降低了中医的可信度，所以经常有人给我发某某大师的讲座链接，我看都懒得看一眼，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推荐的那些“大师”，我早有耳闻，而且多年前已经看过他们讲课内容，整堂课都在用夸大性词汇。这样的大师已经让中医师这个群体集体性的蒙羞了，他们让人错误的认为所有的中医师都是像他们一样的牛皮匠。

如果中医界所有的医生都不能客观、理智、科学和中性的研究、讲课和写作，中医界将沦为一个群魔乱舞、丑态百出的骗子集中营。老百姓在阅读和听课的时候很激动，但是在接受医生的治疗后发现疗效与讲课时吹嘘的有天壤之别的时候，就会自动的把这些中医归类为骗子和神棍，甚至把所有的中医都当骗子和神棍。

我有个患者，她是中国top3的电视台的领导人，在她临终前，她找我给她做临终关怀治疗。我当时和她探讨了电视传媒在中医宣传过程中的功劳与过失问题，她自己生病后也意识到以前做了许多不正确的事情，说她生病前确实在电视台节目上把关不严，让大量的言过其实的中医类节目通过他们电视台达到了不错的传播效果。其实这种宣传，对中医弊大于利，少数人获利的同时伤害了整个中医群体。如果中医实事求是，客观中性，而不是夸大其词或故作玄虚，社会大众反而不会那么排斥中医。

中医有效，但是不应夸大中医的疗效。古老的中医中有瑰宝，也有糟粕，有些东西已经被现代科学证实为谬论的，不应该再去拥抱它。而现代科学中的许多理念和方法，比如循证医学思想和临床对照试验，对促进中医的发展，提升中医师诊疗疾病的精准性，降低医疗的不确定性，都是大有好处的，我们就应该去学习它，接受它。倘若一直不肯改进自己，而社会又不可能倒退回古代，只会滚滚向前的话，那么中医就只能进一步的日渐式微下去。

拙荆近日来身体出现各种不适的症状，大概是因为夏季吹风扇和空调太多，导致畏寒恶风，睡一夜的觉，早上起来还是感觉身体疲乏得很，关节酸楚，肩周痛，脖子僵硬，转动困难，运动时明显乏力。近期体检还查出来嗜碱性粒细胞百分比略高，我查了一下医学文献，这个指标甚至与血液病变有关。好在请教了一位内科主任医师后，她告诉我，拙荆的这一指标仅高出1.2%，无临床意义，她认为拙荆的情况可能是风湿。

从中医辨证论治的角度来说，她的这一情况应该属于桂枝加葛根汤证，是太阳病。无奈拙荆一直都不太能喝得进中药，喝汤药能吐出来。艾灸能改善，但是改善的速度不够快。

于是笔者就用电吹风来解决她的问题，用电吹风循着她的太阳经，从后脑勺到颈椎，再沿着脊柱，一直把整个脊椎都吹遍。一遍又一遍的吹，一直吹到她微微出汗为止。吹完后又把它的手臂和两脚也吹一吹，各处关节也吹一吹。这样操作了有半个多小时，她感觉浑身舒坦，各种症状缓解了许多。连续吹几次，这病也就不药而愈了。

2020年初，新冠肺炎刚刚爆发时，我有个学生物的老乡在武汉，当时武汉的医疗挤兑很厉害，他发烧、畏寒，大年三十的晚上，虚弱得很。他是生物学的博士后，也在医院工作，但是当时的情况，要药没药，住院住不进去，实在也是无可奈何，只好问计于我。我给他开了几种中成药，遗憾的是他家里没有，家附近的药店当时也缺药，武汉又封城了，真是无法可想。

我于是指导他用家里的电吹风自救，也是用电吹风顺着太阳经吹，再加上浴霸里的热气吹，这么吹着出了几次汗后，他的病霍然而愈。

中医认为，人体之所以会得病，有六种外因的影响，这六种外因分别是风、寒、燥、湿、暑、火，中医将之命名为“六淫”。风和寒首先侵犯的是人的太阳经，太阳乃人体之巨阳，是人体抵抗外邪的第一道屏障，一旦太阳经被突破，病邪就很容易侵入到更深层次。

太阳经受风寒，需要用什么方法治疗呢？要用“辛温解表法”。所谓辛温解表法，是指用桂枝、麻黄这类药性属辛温的中药组成的方剂，驱除体内的风寒之邪，靠药力的辅助作用，帮助病人发汗，汗出病即消。

而我用电吹风来治病的这种方法，其原理与中医辛温解表法的原理是一致的。中医治病遵循“理、法、方、药”的次第，法从理立，只要把治病的原理搞通了，各种方法都可以达到同样的治疗目的，不一定非得拘泥于用方剂或艾灸来治病。而且，吹风机驱寒和解表的速度比内服汤药和艾灸也要迅速很多，大多数的患者都能接受吹风机疗法，反倒是内服汤药、针灸、艾灸有很多人接受不了。

根据这个原理，并结合中医的经络穴位理论，我们可以用吹风机治疗许多虚寒性疾病，也可以用它来缓解各种疼痛症，我现在甚至在尝试着用电吹风来解决部分患者的癌痛问题。这种治疗方法成本低，易操作，卫生，安全有效，值得推荐。

患者要想用电吹风缓解身体的各种病症，可以参照艾灸手册之类的小书，用电吹风循经络和穴位去吹，用艾灸在各经络和穴位上能达到的治疗效果，用电吹风同样能达到，因为其原理都是热疗。而且电吹风治病的速度更快，更经济，也不产生刺激性味道。

昨天傍晚，一个反流性食管炎患者的女婿找我为他老丈人调整处方，上次我给他老丈人开了五付中药，听说老人吃完后效果还蛮好，只是大便干结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所以他们希望我能够调整一下处方，让患者获得更理想的疗效。交流时，这位患属顺便提了一句，说我上次的方子好贵，一付药600元，五天的药花了3000块。

我吓了一大跳，我还从来没有开过这么贵的方子，别说是反流性食管炎了，我治疗癌症的方子也不敢开这么贵，因为开这么贵的方子是要遭病人骂的。我给他老丈人开的方子中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名贵的药，完全不可能一付药需要600元，五天花掉三千，我治疗大多数成年癌症患者每个月也只花这么多。我开的这个方子是参赭培气汤加味，我在北京城最好的药店里买药都花不了那么多的钱。

方如下：太子参30g，天冬12g，麦冬12g，生赭石24g（包煎），旋复花10g（包煎），法半夏10g，肉苁蓉45g，知母15g，当归10g，柿蒂10g，竹茹10g，丁香6g，蒲公英30g，白芍10g。

我于是把这个方子抄了一下，就开一付，交给北京白塔寺药店划价。白塔寺药店是北京市口碑最好的药店之一，店里的招牌还是前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写的。他们划价后显示，这付药连顺丰同城快递费一起，共92.99元。于是我告诉患者家属，他们被药店用各种套路坑了，如有票据，可以去本地物价局投诉该药店。

我以前很少关注过这种问题，我对很多患者都是只开方，让他们自己去本地药店买药。我开的这张方子，相信全国各地的中医药同行看完后都不会觉得它是一张价格高得离谱的方子，但是想不到的是这个患者在他们本地买药时花费了如此高昂的代价。

我没有仔细问药店是如何把这样一张平平无奇的中医处方卖出600元一付的高价钱的，这种销售技巧也算是神乎其技了。只是中医药是一体的，如果药店职业操守如此之低，是很影响中医药这个整体的口碑的。

大概很多地方药店都是这么胡来，以天然药材质量好为幌子，欺骗患者和患者家属购买价格虚高的药。古语云“药无十倍不卖”，他们是把这句黑心话发挥到极致了。还有一些药店极力鼓吹冬虫夏草这类既昂贵又无实际的抗癌效果的药对肿瘤患者的作用，把患者家几个救命钱都骗走了。

也有一些中医师动辄嚷嚷中医将亡于中药，把自己学术不精，没有能力开出有效的方子的责任推卸到中药质量上。我这些年总是跟患者说，普通药店里的普通中药的质量基本上还是可以的，中药质量问题没有网上的一些夸大其词的文章说得那么玄乎。如果服药一点效果都没有，首先应该怀疑的是我开的方子不对路，找我调整处方，或另寻高明，而不是赖到药头上。以我多年的经验，药如对症一口汤，只要医生医术过硬，把方子开对了，即便患者是在他们本地的乡镇药店里买的最普通的中药，也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患者和患属完全没有必要当冤大头，被人洗脑了去买所谓的名贵药材。

这是笔者之前写过的一篇旧文，今整理重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临床经验还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当时不免有偏爱中医而轻视西医之嫌，所以文章还是有瑕疵，但拙见也有一定的道理。所以不揣冒昧的将自己的这些一孔之见整理后再发布出来，供方家指正。

正常人体如无外界刺激不会生病，无论这外界刺激是中医所说的内因、外因、不内外因，还是西医所说的病毒、细菌和变异细胞，其对于人体的作用都是有害的，正因为有这些有害的刺激，人才会生病。

医学的根本目的，在于矫正有害刺激对人体的不良作用，促使人体重新恢复正常的新陈代谢功能。

西医尝试杀灭病毒、细菌和变异细胞以达到恢复人体健康之目的，中医则更重视利用人体天然的疏泄和排异能力，将各种致病因素通过多种途径排出体外。致病因素一经排除，人体自然重新康健。本不需要大张旗鼓的对病毒、细菌和变异细胞进行各个击破式的剿灭。

到目前为止，人类发明的各种剿灭病毒、细菌和变异细胞的药物，大多对人体正常细胞和正常组织有毒副作用。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生病之人本已体虚，过度杀伐正常细胞或伤害人体重要器官，常致病人不死于病，而死于药。有数据显示，中国每年因吃错药而枉死的病人数量多达15万。

因此中医治则有异于西医，中医擅长利用人体的疏泄与排异能力来达到恢复健康的目的。中医祛邪三大法“汗、吐、下”均为排异过程，通过发汗、催吐和利大小便，将致病因子排出体外，即便略有余邪尚存于人体，亦可通过人体的正常免疫力和疏泄能力将其彻底击退。所以治腹泻不止之痢疾用大黄，居然也有奇效。中医治病，常常强调展布气机，使人体五脏六腑升降功能恢复正常。中医强调的升降功能与现代生物科学发现的人体的新陈代谢功能十分接近。

日人汤本求真将人体致病因素概括为三毒：水毒、食毒与血毒，按汤本氏的说法，治病之要，在于将这三毒排出体外。至于这三毒中所含的究竟是什么毒素，一则古人尚没有发达的化学知识，不能仔细辨认；二则亦无此必要，人体是大自然惠赐的，大自然为人体设置了无数的窍：传统的七窍以及汗腺等，均是人体最好的疏泄和排异器官。只要利用一定的办法，促使各种致病因素从人体的汗腺、嘴巴和排泄器官排泄出体外，则疾病自可休矣！直至今日，对于急性药物中毒，催吐、催泄和利尿仍为医生们的上上之选，无论中医西医，概不例外。

中医之扶正疗法，以笔者见之，亦为促进人体正常疏泄与排异能力而设。久病体弱之人，五脏六腑乃至汗腺无法正常运转，疏泄和排异能力下降，强以催吐、利尿、发汗和致泄剂治疗，则极容易导致病人水液、血液和营养流失严重，以至于身体更加虚弱。若见此类病人，以补益类药物或食品，加强病人五脏六腑的正常运化能力，则病人的得自于大自然的疏泄和排异能力亦能够得到恢复，病毒可以逐渐排出体外。

对于这类病人，即便因病邪过于沉重，不得不施以催吐、利尿、发汗和致泻剂，亦必须严格把握尺度。即中医所强调的“中病即止”，一击成功，不追穷寇。虽仍有余邪在体内，亦只能缓慢调理，通过正常的大小便和汗腺慢慢的排出体外，切不可急于求成，导致人体短期内流失过多水液、血液和营养，以至于正气衰弱，免疫功能受损，病情反而转重，甚者性命危在旦夕。所以后历代名医都有强调，一旦病人气机得展，升降功能恢复正常，药就应减服或停服，完全可以通过控制饮食和加强运动，将余邪排出。

医圣张仲景于汗法有独到之处，其《伤寒论》不断强调不可以过度发汗，只可以微微似有汗出，如见病人大汗出，则要求医者以粉扑之，以阻汗出无度。至于病人已有汗出，则要求病人“不必尽剂”，已经煎好但还没喝完的药都需要泼掉了，可见张仲景在此问题上极为谨慎。而病人一旦有邪出之迹象，仲景即认为该病人“为欲解”，即病人已有自愈之苗头，此时或建议病人自调理，或用轻缓之药稍加引导，加快病人身体自身的疏泄与排异进程。

桂枝汤为《伤寒论》第一方，这是非常有深意的。此为张仲景垂范后世之举，在《伤寒论》的许多条文下，张仲景都注明病人应如桂枝汤法调理。桂枝汤不以发汗见长，近代临床大师李士懋甚至认为桂枝汤并非发汗之解表剂，而只是一个调和营卫的补益剂（相关论述见李士懋所著《汗法临症发微》），李老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单纯的桂枝汤是发不出汗的，必借助“饮热粥”和“温覆”两种辅汗手段，病人才能微微似有汗出。此论颇有振聋发聩之意义。

更深入的去思考，则不难发现张仲景在治病过程中，十分重视药物之外的自然疗法的作用。仅用少量药物辅助，其余借助自然疗法，促使病人正常的排异和疏泄功能恢复即可。在利尿之“五苓散”条下，张仲景亦强调病人应多饮暖水，微汗出而病可解。这种药物之外的辅助疗法，在《伤寒论》中比比皆是。人的身体是最佳的良药，一个医生倘若不知道如何利用人体自身的功能来治病，就不会是一个高明的医生。

所以良工治病如烹小鲜，必仔细观察，反复求证，然后小心翼翼用药，不过度用药，不病轻药重。粗工治病，反其道而行之，攻伐补益均无度，致使病人气机紊乱，升降失调，自体的疏泄和排异能力受阻，一味希望借助药力对抗病邪。试问直至今日，人类所发明的各种医药之中，真有可以轻而易举就将病邪剿灭殆尽的么？苟如此，则癌症、艾滋病之流早已为人类克服。

自民国以来，对中医进行废医存药的呼声烈烈，此为深受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影响，而不曾于中医医理上做丝毫思考之偏激言论。体外杀灭癌细胞和艾滋病病毒的药早已经多得数不胜数，但此自然科学的成果为什么就无法用于人体呢？盖因投鼠忌器，物有一利，必有一害，能杀死病毒和变异细胞，亦能杀死人。人类若要克服各种疾病的折磨，是不能在此机械主义的路上越走越远的。

理、法、方、药，这是一个次第递减的关系，摆在首位的是医理，医理通则选择治法、处方和用药皆能胸有成竹。如通此理，则治病完全不需要固定于一法，处方和用药也无须固定于一药。只要都有促进病人受阻之疏泄与排异能力恢复正常之功效，则完全可以通用。

我见很多名医治疗癌症，所用的药物均不是现在流行的抗癌药物，但疗效反而远胜于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抗癌药，其因盖在此也。逐一杀灭癌细胞，何如为癌细胞开一通道，让其从人体一泻了之？

虽然国家已经于2020年将穿山甲由二级保护动物提升为一级保护动物，并从2020年起，将穿山甲从药典和中医药的教材中删除，但是仍然有不少人在吃穿山甲抗癌。即便是新冠疫情爆发后，国家三令五申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但是时不时的还是有人告诉我，他们弄到了穿山甲，咨询我穿山甲怎么吃才能更好的抗癌，这样的咨询都被我拒绝回答了，相关人员也被我从微信中删除。如果不是这些网络咨询者的身份我无法得知，我会毫不留情的举报他们，将他们绳之以法。

毋庸讳言，穿山甲入药历史悠久，但是这是中医落后的一面，应予以淘汰。民间许多人认为穿山甲有抗癌的作用，实际上穿山甲并没有抗癌效果。非但如此，穿山甲还很容易向人类传播疾病。人类的大多数传染性疾病都是从哺乳动物跨物种传播而来的，穿山甲是一种野生的哺乳动物，猎杀和食用穿山甲有传播疾病的风险。

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介绍了许多中药，却不介绍穿山甲？这与我个人的环保信念有关，我认为中医人继续将濒危物种当中药用是一种很不道德的行为。任何人继续向病人推荐和兜售穿山甲这类濒危物种，都是一种可耻的行为。可以用来治病的中药材的种类和数量极为丰富，而且价格比穿山甲便宜，效果比穿山甲好，危害没有穿山甲大，为什么我们还要自私自利的使用穿山甲这类濒危物种，破坏生物多样性，为我们人类这个整体敲响丧钟呢？

癌症的高发与人类生存环境遭到破坏密切相关，癌症患者已经深受其害，难道还没有意识到我们有阻止这种状况继续恶化的义务和责任么？吃穿山甲抗癌是一种自私且愚昧的行为，穿山甲不属于抗癌药。患者应该自觉的抵制中医在处方中开穿山甲的行为。在中医处方中，穿山甲常常以“山甲”、“炮山甲”、“穿山甲”、“甲片”、“炮甲片”、“甲珠”、“炮甲珠”等名字出现。

我承诺我将对我过去的文章仔细审查，删除其中转载的任何有“穿山甲”这味药材的文字。终我一生，都不再给任何病人（包括我自己和我的家人）使用穿山甲这类濒危物种。也希望各位中医界的同仁和各位患者朋友都自觉拒绝使用穿山甲，并且鄙视自私自利的食用穿山甲者，举报售卖和食用穿山甲者。保护物种多样性，保护我们的生物圈和生态环境，人人有责。

最后普法一下，《刑法》明确规定：“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希望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农忙季节必须和父母一起到农田里干些农活儿，千百年来，农村的孩子都遵循着同样的轨迹成长。小时候我们干得最累的活儿可能要属插秧了。这种工作需要我们弯下腰来，在水田里一干就是好几个小时。水田里的蚂蝗多得难以胜数，我们光着脚在水田里插秧，蚂蝗时不时的趴在我们的小腿上吸血，我们的小腿上经常有好几只蚂蝗在同时吸血。

蚂蝗是一种特别难缠的对手，它是咽蛭目水蛭科动物，它有另一个名字叫水蛭。它的身体柔软，而且在被对手攻击时，它能迅速把自己的身体缩成一团，滚落逃生。不过这家伙吸血时很贪婪，即便我们想把它撵走，也是极不容易的。它有恃无恐，因为我们掐不死它，捏不死它，多数时候，我们费尽力气把它捏住，从小腿肚上扯下来后，也只能把它们一扔了之。蚂蝗也摔不死，当它被扔到另一片水域时，它很快便能以优美的姿势游来游去。

在我们老家，如果恋爱的一方死皮赖脸的对另一方纠缠不清的时候，我们便会说它像条蚂蝗一样难缠。当然，我们也得承认，恋爱在本质上和蚂蝗吸血确实有相似之处，我们甜言蜜语的哄骗求爱的对象，麻痹他们——蚂蝗在吸血时也会释放毒素，蚂蝗的毒素中有十几种成分，其中就有一些成分有麻痹人的作用。一旦我们求爱得逞，我们也会让我们的配偶承受一些痛苦，忍受我们之前掩藏起来的种种缺陷。他们要为我们做出巨大的牺牲，和我们一起生儿育女，在油盐酱醋茶的日子中互相磕磕碰碰。

如果我有创作歌曲的才华，我或许会用蚂蝗来写首情歌，然后自己在春天的田野中，坐在某个小山坡上，叼着一根烟，弹着吉他把它唱出来：“为什么你像蚂蝗一样对我纠缠不休？让我对你的爱倍感痛苦！哦哦哦哦——”

哺乳动物的血液是水蛭的食物，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水蛭学会了与哺乳动物共生。它会从哺乳动物身上吸血，但是不会让它的食物们感到特别痛苦，也不会导致被它吸血的哺乳动物死亡——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任何人或动物死于蚂蝗的叮咬。水蛭素基本是无害的，水蛭利用水蛭素强大的抗凝血作用来吸血，但是水蛭素却不会毒死任何人。

水蛭素存在于水蛭的唾液腺中，是目前鉴定出来的最强的凝血酶特异性抑制剂。临床医生常用的比伐卢定（Angiomax）是血管性成形术等现代外科手术中常用的一种抗凝剂，它是一种小分子肽，是以欧洲医蛭（Hirudo medicinalis）毒素中的某种化合物为基础制造出来的，这种药物通过了FDA的审批，已经成为美国临床医生常用药之一。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水蛭能够抑制肿瘤血管生成，现代中医师中有许多医生把水蛭作为抗肿瘤药物之一来使用。水蛭抗肿瘤的作用原理与价格昂贵的贝伐单抗很相似，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还是会有制药企业从水蛭素中提炼抗肿瘤药，用于治疗肿瘤。

但是人类制药的技巧和水蛭比起来，还是逊色不少。我们临床用的许多药都有很大的副作用，水蛭在吸血时对它的食物造成的影响却非常小。水蛭是天生的手术医生和麻醉医生综合体，它在我们的小腿肚上叮咬出一个伤口，并从那里吸血，它同时释放一些能够麻痹我们的神经的毒素，让我们感觉不到疼痛，等到我们发现它在吸血的时候，水蛭已经美美的饱餐一顿了。

这种生化大师是在长期的自然演化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无不是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才适应大自然的。它们适应大自然的能力中，有一部分可以用来治疗疾病，这一点也不奇怪。我们的祖先就是观察到了这些现象，才会用动植物来给自己治疗疾病。

有些人认为我们的祖先发现自然界中的一些有机物或无机物有治疗疾病的作用是偶然的乱尝试的结果。我对此不太敢苟同，或许有部分药物的确是用这种瞎猫抓死老鼠的方式偶然发现的，但是还是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药物是人们通过自己的智慧发现的，水蛭即是其一。

起码在距今十万年前，我们人类的祖先智人的脑容量就与现代人不相上下，他们已经会像我们一样的观察和思考——如果让他们接受我们的现代教育，他们一样能够考上我们今天的大学。他们在生活中观察到水蛭可以吸血，然后用水蛭来治疗身体内瘀血诱发的疾病，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瞎碰。

欧美的一些毒素学家们认为人类将水蛭纳入药用只有六百年的历史，这显然受限于他们狭隘的见识。在《神农本草经》和《伤寒论》中，水蛭都已入药，而且所治疗的就是瘀血引起的各种疾病。包括中风、肿瘤、跌打损伤等。所以从中医的文字记载来看，人类将水蛭入药的历史远不止六百年。

《伤寒论》中的抵挡汤有四味药组成：水蛭（熬）三十个，虻虫（去翅足，熬）三十个， 桃仁（去皮尖）二十个，大黄（酒洗）三两。这里的虻虫和水蛭一样，都是吸血动物。在毒素学家的眼中，这类吸血动物的毒素的作用都是大同小异，主要功效为抗凝血。桃仁也有抗凝血的作用，并且略有致泻的作用。而大黄不但有抗凝血的作用，还有很强的致泻的作用，酒洗过的大黄，致泻作用略为减弱。这张方子组合起来，就既有抗凝血的作用，也有促排泄的作用，能够更快速的将瘀血从体内排出。所以它的组方思路非常的精巧，与现代制药企业只取药物的单一功效来治病的做法相比，更胜一筹。

抵挡汤是专门用来治疗各种瘀血证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记载抵挡汤的适应症为以下四条：

1、太阳病六七日，表证犹存，脉微而沉，反不结胸，其人发狂者，以热在下焦，少腹当硬满，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阳随经，瘀热在里故也，抵当汤主之。2、太阳病，身黄，脉沉结，少腹硬，小便不利者，为无血（注：这里的“无血”的“无”字，据胡希恕教授的考证，应该为错别字，应该是蓄血的“蓄”字）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血证谛也，抵当汤主之。

3、阳明病，其人喜忘者，必有蓄血，所以然者，本有久瘀血，故今喜忘，屎虽硬，大便反易，其色必黑者，宜抵当汤

下之。

4、妇人经水不利下，抵当汤主之。

以上四条，均为瘀血证。后世的医生也有用抵挡汤合并其他方剂治疗肿瘤的，也有用抵挡汤治疗跌打损伤的，用这个方子的指证都是患者身上有瘀血。这种组方思路，也可以说是从自然演化中借鉴了经验。

正如水蛭在吸血时，会在释放抗凝血剂的同时，也释放有麻醉作用的化合物麻痹人的神经，减轻被吸血者的痛苦一样，中医组建一张方剂，也考虑多种因素。在人的身体内为祸的瘀血，不但要用抗凝血剂化开，而且还要用致泻剂迅速排出，这样人的身体才能恢复得更快。

所以不要惊奇于某些中医方剂立竿见影的疗效，治愈患者的速度远远超过现代医学。​在科学昌明发达，人们越来越专注于细分领域的研究的今天，我们应该从古人的思考中汲取这种整体思维的智慧。所以我本人虽然极力主张对中医进行全新的认识，但是却非常反对废医存药的做法，因为那样做只会割裂中医的一些非常合理（姑且不用科学来形容吧）的思维成果。

每当我有一些应用得非常成熟的经验方的时候，我就会把它写成文章，毫无保留的对外公布。还有一些方子我应用得不是太成熟，或者仍然在不断的改进着，我就会在继续试验一段时间，确定其有一定的疗效，副作用可控的情况下再公布。

有些患者在使用了我公布的方子，解决了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会以打赏的方式给我点报酬，另一些患者使用后不会这么做——我对此也很理解，癌症等慢性病需要长期治疗，患者经济拮据，即便有心大方一点也无能为力。我从有能力支付报酬的患者中取得一点报酬，支撑我的开销就足够了。

有些患者对我的做法表示不解，直接问我：“你对所用的处方不保密的话，你靠什么生存呢？”我的生存从来都不是问题，我所求不多，更多的花费是在医学研究上，总有一部分患者愿意支付一些费用来支撑我的生活和研究，这就够了。

我个人认为，我们学习中医和应用中医药治疗疾病，是不应该对自己掌握的医术保密的，活人之术不应该绝于我们自己手中，一定要把它传承下去。通过带学生是一种传承方式，著述是另一种传承方式。

这种想法也是支撑我不断写作的动力之一。另外我学医的初衷是受家人为疾病折磨的激发而产生的，我当初也很期望一些医生们能够公布自己的经验方，供我们参考，所以自己也愿意公布自己的经验方，供其他人参考。

这些年总是时不时的有患者或者患者家属告诉我，他们在看了我写作的某篇文章，并且按照该文的介绍用药后获益，他们因此而感谢我，这让我很感欣慰。当然也有一些没有受益的人骂我，这我就无可奈何了，只能建议这样的读者们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性格太偏激对自己的健康无益。

以我的个性而言，我更喜欢比现在更安静的耕读生活，而不是老这样的抛头露面，因为那样的生活会更轻松，从养生的角度来说，对我自己更好一点。而且说实话，以我和我家人对生活的要求，我不再工作，我们余生也不缺钱——不是因为我们拥有的财富多，而是因为我们需求的实在是少得可怜。

我这辈子还是会一日都不懈怠的继续研究中医药抗癌和原创性的写作——除非生了严重的疾病不得不休息，这一点可能大多数医疗界的同仁做不到。我从小到大已经养成了如此勤奋的习惯，不但别人改变不了我，我自己也无法把自己调整到另一种状态。

中医界的老前辈姜春华教授说他小时候很笨拙，别人嘲笑他。他父亲却说，笨点没关系，勤能补拙，只要能勤奋，笨人也能学到不少东西。姜老后来果真成了中医界的泰斗。我这辈子不敢望姜老之项背，但是却对他父亲说的这番话深表认同。我小时候也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是靠勤奋学习才多少学到了点东西。

真正的活人之术要靠日复一日的积累才能学好学精，一个人一旦走上这条路，就不应该往后退。虽然前面也许有很多的艰难险阻，但医学可能是这世上为数不多的真正对人有益的学问。

自古至今，学成医术者以著作和授徒的方式向人传道的也大有人在。正是大量前贤们重视传承的精神，我们今天才能学到他们的医术，他们的这种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光大的。

促使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是我最近在阅读的一些关于“华夏/中国”文明兴衰成败的大历史方面的著作。中医是依附于“华夏/中国”文明体系而存在的一种医学体系，它的起源和兴衰与“华夏/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兴衰历程是一致的。曾几何时，“华夏/中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时，中医也被世界各国当作学习和引进的对象，流向全世界。而当“华夏/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处于落后挨打的局面时，中医也被当作陈旧落后的历史垃圾，许多激进分子叫嚷着要把它扫进历史的垃圾桶里。

但正如“华夏/中国”文明一样，中医也有很强的韧性，无论遭遇了多少次的挫折和被征服，它都能浴火重生。而且每一次重生后，中医都能焕然一新，融汇和吸纳大量的新知，在薪火相传的同时，实现令人瞩目的继长增高。这其中的关键，在于自古至今，“华夏/中国”文明都有一种如孔子所说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精神。这种精神让中国文化能够不受教条主义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通，发遑古义，融汇新知。所以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医吸纳了随佛教一起流传到中国的古代印度医学和随丝绸之路一起流传到中国的伊斯兰世界的医学知识中的精华，一次又一次的继长增高。

唯其不排斥新鲜的血液，一种文明或科学才能一次次的突破自己，实现继长增高。中医中的许多理念，可以在印度的阿育吠陀（Aryurveda，梵文“生命的科学”的意思，指印度古代医学）中找到影子。中医所用的许多药材也是从古代就开始从海外通向中国的商路流通到中国来，并进而为中国的医生们所使用的——如来自非洲的乳香和没药以及来自印度的曼陀罗等。这说明中医是一个开放的医学体系，一直在不断的向外界吸收新知识。

但“华夏/中国”文明在发展的过程中，亦曾不止一次的滋生过傲慢自大和闭关自守的心理，尤其以汉文化为典型代表的唯我独尊的文化沙文主义曾不止一次的阻碍了“华夏/中国”文明发展的步伐，导致中华民族数次受挫于其他民族（如五胡乱华、蒙元和满清等时期），成为被征服者，错失了许多良好的发展机会。这种狭隘的思想在中医领域主要体现在“经方中医”（或曰汉唐经方，日本称之为古方派）的排他性上。

古老的华夏文化仅限于黄河流域涉及到今天的山西、陕西和河南等非常有限的一片区域内的文化，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如果那时有“中国”这个概念的话）只不过是若干部落组成的一个小国。我们的先民们在华夏大地上不断的拓展，融合了许多民族，甚至吸纳了从商路移民到中国的中东与欧洲地区的民族，才逐渐形成今天这样一个大国。所以中国不同于欧洲的单一民族国家，也不同于美国这样的新移民国家，中国是一个在历史上就不断的以同心圆的方式向外拓展的多民族融合的国家。我们在形成族群的过程中，就不断的在吸纳新的文化元素，各种文化元素互相竞争后又互相融合，生成新的更有生命力的民族文化。

可以这样说，“华夏/中国”文明最大的优势在于它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在中国的“天下”思想中，本无任何国家与民族的界线，华夏民族乐意吸纳一切比自己更先进的文化，促进自己的成长。我们只有有限的几个历史时期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拒绝接受外来的新事物的——这样做的结果无一例外的造成我们的文明的衰退。也只有少数华夏子孙不思进取，傲慢自大且冥顽不化。正是在这样的锐意进取的精神下，我们中国的冶炼技术、纺织技术、制陶技术和医药技术才一次次的进步，不但为儒家文化圈各国竞相效仿，亦使欧洲与中东地区的皇室贵族们艳羡不已。

中医要想在新时代继长增高，亦必秉承这种不断进取和海纳百川的精神，从现代科学中吸取营养，促进古老的中国医学朝着更先进和更精准的方向发展。《礼记》中的“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理念，展示的正是中国人锐意革新的胸怀。我们中医人不能守旧不变，不思进取，正如一位哲人所言，如果你不在追求进步，那么你就是在追求退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人类一直在追求的梦想也正是“人文日新”，我们华夏民族厚重的人文思想完全能够承载各种革新。我们从旧石器时代发展到今天，随着文明的进步，正在一步步的摆脱大自然的束缚，我们对自己的命运和健康有了越来越多的主宰权。在这个过程中，医学的进步功不可没。若无医学的进步，人类要想主宰自己的健康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所以我相信中医还能继长增高，能够在吸纳新知的过程中推动自己的进步。眼下中医所受的各种批评和非议，以及中医界守旧力量发起的各种对新知的抵触和批判，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看，都只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浪花而已。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无人能够阻挡它发展的方向。

中医的历史非常的悠久，至今仍然在昔日的儒家文化圈里长盛不衰，甚至走向了全世界，受到了很多患者的欢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有肯定的临床疗效。作为一个学中医的人，首先要在实践中见证并相信中医的临床疗效，坚定自己的信心。只有对中医有信心，我们才能有热情和毅力去学习中医。

我非常感谢一些老前辈，因为在与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令我感到很振奋的临床疗效。我曾经先后关注并学习过三十多位中医界前辈的临床治病经验，有一些是声名赫赫的名医，有一些是有亲身体验的患者向我介绍的籍籍无名的普通中医，还有一些是行走在法律边缘的赤脚郎中。

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们的疗效。我们老家有位老大夫今年已经八十多岁了，我的师娘患有哮喘，曾经找他治疗过，效果不怎么样；我的父亲患有便秘，也曾经找他治疗过，效果也不怎么样。后来我的师娘和我的父亲都是我自己慢慢调理，有时还需要结合西医的治疗，病情才稳固住的。

但是这位老大夫和我师父是几十年的同事关系，我知道他的医术其实很有特色，他治愈了不少重症肌无力患者，这种被中医称为“痿症”的患者很难治疗，其中有部分还会伴随出现胸腺瘤。仅这一点就令人肃然起敬，我就很愿意学习他的医术。

我在北京遇到的几位中医界老前辈的疗效也令我刮目相看。曾经有个很年轻的患者在他的母亲的带领下，找我治疗他的长在颌窦腺泡软组织肉瘤。这个患者的问题在北京的各大肿瘤医院里都是解决不了的。我治疗了一段时间后无效，于是向他介绍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裴永清教授，经裴老治疗后，这个患者的病情迅速好转，前后治疗了几个月，患者的肿瘤基本消失了。

我经常遇到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他们拿着检查单给我看他们找他们本地的某个中医大夫治疗后，他们的肿瘤缩小的报告。这些患者之所以找我，只是希望能够换个医生治疗，以求更快速的疗效。我通常都会劝说他们在有疗效的情况下，不要更换医生。同时也深深的为那些给他们治病的中医大夫的临床疗效折服，因为这些患者所患的肿瘤，大多数属于现代医学已经没有太好的治疗方法的。

这些同仁坚定了我学习中医的信心，我自己的临床实践也出过一些成绩，有不少的肿瘤患者在我的治疗下病情完全或部分缓解，这些都让我对中医药治病的信心越来越强。信心不是无根之水，信心是来自于实践的，只有从实践中获得的信心才最坚固。中医人一定要尽早走向临床实践，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实践多了，我们会对中医产生信心和热情的。

每见识到一个真正有疗效的中医师，我都不会放过跟随他们学习的机会。当然学习的方法因人而异，我一般会默默的观察他们是如何治病。有一些性格较开明，不保守的大夫，我会执弟子礼去向他们请教。另一些较保守的中医大夫，我会与那些经他们治疗的患者联系，从那些患者处了解他们的用药特征。我自己属于开放型的中医，我的治病经验都会写成详细的文章，对外公布。但是很多中医师对自己的治病经验秘而不宣，这也是一些特别有效的中医治病经验很难得到普及的重要原因。

学习中医存在一个门槛问题，这个门槛就是中医药基础。只有牢固的掌握了中医药的基础知识，我们在向其他中医师学习的时候才能够很快的学习到他们的经验。比如裴永清教授治肿瘤，喜欢用三仁汤与升降散合方治疗，有时也会合并下淤血汤一起用，这是温病学派的常用思路。如果一点中医基础都没有，那么我们就只能看到裴老方子中的一些药名而无法理解裴老治病的思路。我通过认真学习裴老治疗的多例癌症患者的处方——大多是我自己介绍到裴老那里去治疗的，学习到了裴老治疗癌症的常用思路。

之前我也曾用同样的方法学习过孔伯华的儿子孔嗣伯老大夫，山西的李可老大夫以及贵州的王泰源老大夫的治病经验。我用类似的方法长期的跟随了解了二三十位性格不保守的中医师治疗癌症的思路（有些老大夫已经作古了），至今只要有我接触到的临床疗效很好的中医师，我仍然会迅速的与他们建立起这种联系。这是我个人的一种独特的学习方法，很有效率。我可以同时跟随很多位中医师做临床，而不必一定得每天在他们身边侍诊抄方。

学医人要有一种谦虚好学的精神，不要自高自大，要对那些有真实疗效的同仁抱持敬意，不能因为他们在某些方面不如我们自己而轻视他们。人人皆有其自己的长处，我们要学习他人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

我至今每天仍然在温习中医的基础知识，很多老大夫也撰文谈过学习中医，要一辈子不断的重复学习中医基础的经验。我有个学生的家长跟我说，有一次他去同仁堂看病，有个老大夫还在看汤头歌和药性赋这种中医入门书。我听完他的话后对这个老大夫肃然起敬，他也是我学习的榜样。

中医要记忆的东西太多，很多基础知识如果不常常温习，很容易忘记。我每天都给自己安排了两个小时的时间，专门用来温习中医药基础知识。只有对中医药基础滚瓜烂熟，我们才能够根基牢固，也才能够对其他中医师治病的思路一目了然。

清代名医徐灵胎说他自己在床上睡觉时，偶尔想起一个问题，深夜都会披衣挑灯夜读，这种孜孜不倦的精神，正是一个中医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那种几乎从不看书的中医大夫，医术所能达到的境界是有限的。如果按照孙思邈《大医习业》中的要求，一个中医师要学的东西实在是太广博了，要想达到理想的水平，舍每日勤学苦练，别无他途。

很多中医理论争议很大，但是临床疗效是熄灭争议最好的证据。医生的天职是解决患者的身心疾患的，如果能安全有效的实现这一目标，就值得效法。理论说得再好听，如果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也不值得相信。所以学习中医，我们要少争论，多见证，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夏秋之交，在中国古代医学中，被称为长夏，长夏季节，很容易​发生腹泻。《黄帝内经》的《金匮真言论篇第四》中有言​：“故春善病鼽衄，仲夏善病胸肋，长夏善病洞泄寒中，秋善病风疟，冬善病痹厥”​。这说明从古至今，人们就已经注意到夏秋之交很容易发生腹泻的现象。长夏季节为什么这么容易发生腹泻呢​？这主要是因为这个季节影响肠道的微生物很活跃，霍乱、细菌性肠炎、病毒性肠炎等均易发生在长夏季节。据WHO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每年感染性腹泻病例达30-50亿人次，仅5岁以下儿童每年发生感染性腹泻就有约18亿人次，其中300多万人死亡，腹泻时5岁以下儿童的首位疾病和死因，夏秋季节最为多见。俗话说的小儿秋季腹泻，多数是因为轮状病毒导致的病毒性肠炎，这种病毒性肠炎如果处置不及时，常会导致小儿死亡。轮状病毒共分为A-G七个组，其中的A、B、C三组可感染人和动物，其余四组只能感染动物。轮状病毒腹泻主要发生在秋季和冬季，无论卫生条件好坏，几乎所有5岁以上的儿童都感染过A组人轮状病毒。轮状病毒除引起腹泻外，还会导致患者出现发烧和呕吐等症状。除轮状病毒外，诺如病毒也是会引起腹泻的一种常见病毒​。诺如病毒常常会引爆聚集性疫情。诺如病毒既无疫苗，亦无特效药物，人群普遍易感，而且一年四季都容易爆发诺如病毒疫情，只是夏秋季节尤其高发而已。霍乱，细菌性腹泻和痢疾的发病高峰一般也是在夏秋季节。霍乱是由霍乱杆菌引起的，霍乱作为甲级传染病，其杀伤力非同小可。大肠杆菌、痢疾杆菌等病原微生物也是在夏秋季节猖獗。一般认为这个季节之所以高发各种病原微生物引起的腹泻，可能与生活方式及饮食习惯有关。因为以上的病原微生物都是以“粪-口”传播为主。夏秋季节自然界水体受污染机会增多，苍蝇等媒介生物大量繁殖，加上人们喜欢在这个季节食用各种生冷食材，导致这些病毒和细菌传播机会大大增加。除霍乱外，多数在夏秋季节传播的病毒和细菌造成的腹泻都是自限性疾病，而霍乱则是被世界各国严密监控的甲级传染病​，在现有的医疗条件下，不再容易爆发大规模的霍乱疫情。所以身体壮实的人，在夏秋之交不易发生腹泻或即便发生腹泻，情况也不太严重。但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如儿童和一些慢性病患者，则应注意，要尽量堵截住各种粪口传播的病原微生物的侵袭。不但要避免食用生冷食品，而且餐具和炊具也要做好高温消毒工作，家中还要做好灭蝇和灭蟑工作，菜要煮熟煮透才能吃，洗菜的器具尽量与餐具分开洗。公共卫生间里的门把手和气溶胶也能传播各种可导致腹泻的病毒和细菌，使用公共卫生间时也要做好个人防护。因为很多病原微生物都属于人畜共染的，所以常见的宠物和家禽、家畜​，也是重要的传染源。与动物接触或接触动物粪便时，都要注意个人卫生。由于长期以来，受中医的传统理念的影响，多数中国人在出现大便溏泄时，想到的不是病原微生物，而是“脾虚”等字眼。所以很容易按照健脾的思路滥用药和乱投医，也很容易对导致腹泻的传染源疏忽大意，反复感染病毒和细菌。而有些有害病菌，如产气荚膜杆菌，绿脓杆菌等，一旦侵入人的肠道，能够长期盘踞在肠道之中，大量繁殖，导致患者反复腹胀、腹痛和腹泻。所以​很多人是长期被腹胀和腹泻等问题困扰。​自从抗生素出现后，人类普遍的使用过抗生素，但是滥用抗生素后，也会导致肠道的有益菌被大量的杀死，出现抗生素引起的腹泻。所以在追查患者的腹泻病因时，也要考虑滥用抗生素的因素。因为夏秋之交的腹泻的病因复杂，所以西医治疗这一季节的腹泻，还是要先明确病因，确定所感染的病原微生物的种类​。而中医则多是采用对症治疗的方法，需要医生根据患者的各种症状，对症用药。但治病不如防病，患者自己守住口，勤洗手，不滥用药很重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卫生习惯，可以大大的减少罹患夏秋季节的腹泻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