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医的覆灭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事情了，很多中医粉丝认为在日本传统中医还有保留，其实日本昔日辉煌的汉方医学街道今天已经成了纯粹的旅游景点，从西医传人日本后，中医在日本就已经日渐式微，终至于近乎消亡，只有中药还在被研究，废医存药在日本已经成为事实。

当下中国的新增注册中医师每年都在减少，减少的幅度还很大，注册成功的执业中医师中还在从事中医这个职业的也不多。传统中医在中国的消亡只是早晚的事情了，这个趋势是无法被逆转的。这也是中医界深为痛心的事情。

中医最后会依附在现代医学中继续存在，成为现代医学的一个小分支，中医药的精髓部分会得到保留，传统中医的一些值得怀疑的理论体系会受到重新的审视。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都希望某种治疗或者某种药物的疗效是100%的，但是传统中医药的普遍疗效很低，很难超过30%，与现代医学相比，这个有效率很难令人满意。一些铁杆中医粉丝认为中医药没法现代化，但是实际上，屠呦呦们的工作非常有意义，她把传统中医对疟疾的30%不到的临床疗效提高到了100%，她所发明的青蒿素不但过去和现在，未来仍然能拯救难以计数的疟疾患者。

所以重新研究中医药，提高中医药的临床疗效，是中医药唯一的出路。中医的很多基础理论是错误的，如果没有承认这一点的勇气，不去发现中医药基础理论的错误，没有革新中医药理论，提高中医药临床疗效的能力，中医药就会真正的死亡。

对中医理论和临床技术的改进是有重大的社会意义的，但是这个改进应该是建立在对传统中医理论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的。我不认为一个人热爱中医，就应该维护古老的中医的一切。阅读传统的中医文献时，应该带着怀疑的精神去读，对中医进行批判继承，而非一股脑儿直接继承。

中医需要一批继往开来的继承者，而非墨守陈规者。人类遭遇疾病的威胁越来越多，中医在人类健康事业上可以发挥很好的功效，而这更好的功效的取得，正是依靠一代又一代的中医师和中医研究者推陈出新，将中医理论和实践技能进一步往前发展。唯有如此，中医才能在更为复杂的医疗环境中获得生存和发展。

现在中医界有很多说话轻飘飘的家伙，动辄用一句“癌症早就被中医攻克了”来忽悠患者和患者家属，以达到其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对患者和患者家属造成误导，耽误患者的最佳治疗时期，同时也给真正的中医同仁抹黑。真是既可恨又可恶，其中的一些神棍我曾经追踪调查过，大吹法螺的背后是患者被其治疗得七荤八素，损人寿命。中医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糟糕，跟这类把中医当欺骗信众的幌子的家伙的不负责任的言论有很大的关系。

自古至今，中医典籍中记载的关于癌症等顽疾的相关文献，均会标上“为难治”、“不治”、“XX日死”、“百人得，百人死”、“苟延岁月”之类的备注。这些文献，只要认真去阅读，就不难发现，癌症等疾病在古中医那里是非常难解决的医学难题，病死率极高。所谓的治愈，仅为极个别的的幸运者，这种个案的疗效根本没有办法成为拯救广大癌症患者的福音。

医学一直在不断的进步，几十年前，中西医联手治疗肝癌，能让患者存活一年，就可以在医学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引起同行们的关注。治癌高手孙秉严大夫，所治的患者也是死者多生者少，并且孙大夫一直是主张中西医结合的，他还经常将化疗药给患者内服。反倒是今天，在当代中西医共同努力下，很多过去不太可能活过一年的患者，都能活过三年五年甚至更久。

一些对医学缺乏了解的中医粉丝，盲目的信仰中医，把中医当作神术，这种现象令人惋惜。还有一些认为中医越古老越好，这种是古非今的现象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同样令人惋惜。事实是，中医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直是在不断进步而非退步的。最初的中医，是非常原始和初级的医学，中医在发展的过程中凝聚了大量医生们的心血，汲取了民间的智慧，才逐渐成长起来的。

中医药事业要想往前进，就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而非依靠种种神化中医药的“噱头”。总有一些遗老遗少，一面不断的哀叹中医在没落，医疗技术在退步，希望回归到从前，一面大吹法螺，把中医和他自己描绘得无所不能，真正患者上门求诊后，就发现上这类家伙的当了。中医药在癌症的治疗过程中，有很好的辅助治疗的作用，然而中医药绝对没有解决癌症这个世界医学大难题。

中医药的确有其存在的价值，但是却绝非无所不能的。中医药在现实中败给了现代医学，不是因为任何当权者或者群众愚昧，而是因为其疗效的确定性比现代医学逊色。中医药要成为现代医学中的一部分，充分发挥其作用，为人类的健康事业服务，就要检视自己的不足之处，不断的探索提高临床疗效的道路，靠吹牛皮是吹不好病人的疾病的。

人类抗癌之路还很漫长，需要中西医协力合作，共同探索，不断创新，不断的为提高疗效而努力，寻找新的药物和新的出路。若是别有用心的欺骗患者说中医早已解决了癌症这个世界难题，只会令中医在上当受骗的患者心中的形象越来越差。

治疗癌症是这世界上最难的事情之一，凡是把癌症的治疗说得轻飘飘的家伙，都是不值得信任的。但是患者和患者家属常常因为心存幻想而容易掉入这些人的圈套之中，为其所利用。我常常提醒我的朋友们要警惕那种极端的所谓的医者或者民间神医们的言论，不要为其误导而耽误了自己的治疗。真正学有所成的中医师，是不会这么不负责任的夸大其词去误导患者和患属的。

中国是个人多嘴杂的国家，在中国要想取得话语权不容易，除非秉承一种偏激观点，声嘶力竭的到处呼喊，否则就很难有人听得到你的声音。屠呦呦教授获得了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之后，在中国引起了大量的争议，其中最令人心寒的是对中医药的强力否定。中医药研究院的首席研究员研究出的科技成果获得了诺奖，最后得出来的是对中医药的否定的社会评价，有比这更荒唐的吗？

中医药事业一直在进步，只要稍稍研究过中医史，耐心的学过一段时间中医的人都会知道，中医是中国古人在漫长的与疾病抗争的历史中，日积月累的丰富的临床经验的总和。中医界历朝历代都会有推陈出新者，利用其时代的各种学术成果，将中医事业往前推进。把中医假想成两千多年前的一成不变的古老的医学，是完全无视历代中医学家们在中医领域耕耘的成果。今天的中医药学家，把中医与现代科技结合，进一步促进中医药学的发展，完全的合乎中医一向重视实践和与时俱进的传统。中医是一门很活跃很有生命力的科学，它成为现代医学的一个分支为患者造福不是一件坏事。

中医药中有许多经验非常宝贵，值得重视。曾经有一个人对我说，中医这么古老的东西今天还有个屁用，我给他的回答是，米饭也是几千年前的先民发现的食品，今天我们是不是要抛弃米饭吃别的？人类的生活经验并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失去价值。中医药是历代先民在医学实践中做过无数次人体实验，总结出来的大量的实用成果，这些实用知识，不但在过去，而且还会在现在和将来，继续为人类解决疾病带来的痛苦作出相应的贡献。

现在大肆议论中西医是非长短的人，很少有真正了解中西医的，有一些是仅仅了解一点皮毛，就敢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的半吊子。我认为一个真正的对医学入门了的人，无论是对中医这样的传统医学还是对以西医为主的现代医学，都会持谨慎的看法。尤其是在临床治病的过程中见识了大量的死亡后，更会缄默。因为无论是传统医学还是现代医学，都是有作用的，同时又都是作用有限的。当一个医生目睹了患者在自己的百般努力之下，仍然不治身亡时，这个医生是不会自满和自大的，更不会对于自己所学的医学知识不持任何怀疑态度的。

医学需要进步，中西医都这样。放弃偏见，为提高疗效而博览群书，不断的自觉的去积累自己的医学知识，以放下的心态去对待医学，是一个人学医真正入门时刻的开始。我们学医的目的，不是为了捍卫我们信仰的某个医学流派的尊严，也不是为了卖弄自己，而是为了提高疗效，解决医学问题。

学医贵在沉潜，也贵在敢于怀疑，敢于创新，贵在结合时代的新技术，推进一门医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是守旧。

《伤寒论》是中医经典著作之一，全称是《伤寒杂病论》，包括《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张仲景的《伤寒论》将中医临床提高了一个很大的档次，我认为这其中，真正值得我们学习的是张仲景撰述《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时的学术态度，而非《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本身。但就《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本身而言，它们的确是不错的医学著作，可是论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水平，只能说还是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

我这么说，在中医圈子里会引起很多人的抗议。因为据我所知，学中医的很多深陷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之中，并且创造了一个张仲景所不知道的门派——经方派。经方派是中医领域内最目空一切的门派，经方派的门徒们往往表现得狂傲、偏执。

中国人历来有是古非今的崇拜权威的传统，所以一旦某个人被造神了，其余人只要敢质疑这座神，就会有无数的信仰者恨不得用唾沫星子淹死质疑者。经方派在遭遇疑难病症时，在实践上虽然也不是完全没有效果，但是效果未必有他们自己自信的那么显著。

金元时期，一代名医李东垣遭遇了一场战后的大瘟疫，当时帝都四个城门，每天每座城门往外抬出棺材两千多具，基本上都是死于这场瘟疫的死者。城内的伤寒门徒们整天在研究用《伤寒论》或者《金匮要略》中的那张方子可以救治这些病人。结果是毫无结果，李东垣痛恨这种崇古的作风，研制了一张名为普济消毒饮的名方，力挽狂澜。

李东垣属于中医的创新者，李东垣的母亲患病，找了一堆的中医治疗，一直治疗到死，医生们连李东垣的母亲得了什么病都不清楚。一代富商巨贾李东垣愤然自学中医，最后成为金元四大家之一。这种勇于突破陈规，重视实践的精神，正是一个医生最应具备的不迷信权威，实事求是的精神。

我相信张仲景本人并不希望后世医学家们奉《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为圭臬，人体复杂，在治疗疾病这个问题上，任何一个医生或曰医学家的经验都是非常有限的。一旦陷入门派的束缚之中，就没有办法在更大的范围内拓展自己的思路和疗效。

一个人学中医，一定要学习《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但是却完全不能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束缚，也不能为中医的传统理论束缚。传统的中医临床有效率并不高，一个老中医，临床有效率达到30%已经算不错的中医师了，这么低的临床疗效，说明我们的中医理论窟窿还很大，也还很多，需要继承者对中医药和疾病有更深入的研究，不断的发展中医药的理论，为提高临床疗效而努力。

实践证明，现代中医借助科技手段对中药的药理和毒理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传统中药中提取的制剂，对一些经现代医学手段确诊无误的疾病，有接近百分之百的临床疗效，这种进步是值得肯定的，是我们这些中医药研究者应该学习的榜样。

今天，最令中国人兴奋的消息是中药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这是中国本土科学家第一次获得诺贝尔科学类奖，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授予了一个研究中医药的中药学家，这是对中国科学家的肯定，也是对中医药的肯定。

中医药是一个巨大的宝库，可以从中医药里开发出大量的有益于人体健康的资源来。屠呦呦从公元三百多年前的葛洪的著作《肘后备急方》中发现青蒿可抗疟疾，之后研究青蒿的抗疟作用，并发现了青蒿素。青蒿素的发现，为全球疟疾患者带来了福音。

屠呦呦的研究在两个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一是屠呦呦的研究肯定了中医药和中医古籍的实用价值，这些年，中医药在中国被人斥为骗子、伪科学等，学中医的成了过街老鼠一样受人质疑。屠呦呦的获奖对广大从事中医药研究者有很大的激励作用。二是屠呦呦推进了中医药事业在现代科技背景下的发展。她用现代科技的手段，大大的提升了传统的中医药事业的价值。通过现代科技开发新药，不但丰富了传统中医药的内涵，而且拓展了中医的思路。

中医内部，历来派系林立，很多学习中医的，陷入各种派系互相争执。屠呦呦潜心研究中医药与现代科技的结合，大大的提高了中医药的临床疗效，从实践上让中医药研究者看到了一条正确的中医药发展之路。中医学要想往前发展，必须要进步，而非复古。

看到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我心情激动。作为一个醉心研究中医药的人，我也曾为中医药在当前时代遭遇的冷遇和排斥而感到痛心，也曾感到前途黯淡，但是当我看到全球科学家对中医药学的这种肯定时，我的信心增长了。

下附媒体对屠呦呦的报道

【中国药学家屠呦呦与两名海外科学家分享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刚刚宣布，屠呦呦与另外两名海外科学奖分享了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屠呦呦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央视记者王薇薇）

屠呦呦成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历史上第12位获得该殊荣的女性。

【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奖理由】诺贝尔委员会称，屠呦呦，威廉-坎贝尔以及Satoshi Omura 三位获奖者发展了一些疗法，这对一些最具毁灭性的寄生虫疾病的治疗具有革命性的作用。

【屠呦呦将分得诺奖一半奖金】诺贝尔奖官网消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奖金将一分为二。威廉-坎贝尔和大村智两人一同获得一半奖金，而另一半奖金将颁给屠呦呦。

延伸阅读： 屠呦呦是谁？

2011年9月23日，纽约。本年度拉斯克奖颁奖典礼被安排在一个酒会上举行，在这个轻松的西式社交场合，屠呦呦的些许拘谨看起来反而别有风度。捧起奖杯，面带微笑地让记者拍照，然后照着讲稿发表获奖感言，“在青蒿素发现的过程中，古代文献在研究的最关键时刻给予我灵感。”这位80岁的女科学家声音清脆，带着浓浓的江浙口音，“我相信，努力开发传统医药，必将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治疗药物。”

从1600多年前的中医古籍里得到启发，屠呦呦最初的发现，让青蒿素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一线抗疟药，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拉斯克基金会为此奖励她25万美元的奖金。

沉默

作为一个有66年历史的科学大奖，拉斯克奖在中国并没有太大的名声。然而，“诺贝尔奖的风向标”这个说法却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不难理解，在拉斯克奖颁奖之后，屠呦呦的名字在中国很快就广为人知，人们都对这个“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人”充满期待。再后来，她又被形容为“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中国人”。

屠呦呦对自己的突然出名似乎做好了准备，她对公众随之而来的强烈关注保持着超乎寻常的顽强抵抗。在纽约领奖之后，她一直坚持对媒体一言不发，唯一的一次露面，是11月15日在她所在单位举办的“2011年科技工作大会”上。这个听起来稀松平常的会议，其实只有一个主题——表彰屠呦呦。会上授予她“中国中医科学院杰出贡献奖”，并奖励给她所领导的青蒿素研究团队100万元人民币。

“青蒿素的成绩属于科研团队中的每一个人，属于中国科学家群体。这也是标志着中医药走向世界的一项荣誉。”屠呦呦的讲话始终保持一致的“腔调”，在纽约的颁奖典礼上和在北京的表彰大会上，她都是这么说的。

然而对于屠呦呦的“低调”，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她从来没有承认过别人的工作，现在的致谢被认为是缺乏诚意的。”不论是面对如今的“火爆”，还是多年以来同行之间的争议，屠呦呦都只做一件事——沉默。

对屠呦呦而言，迟来的拉斯克奖不仅是一个巨大的荣誉，它另一个意义也许更重要——为她坚守了几十年的沉默做一个注脚。即使如此，在获奖之后，屠呦呦仍然一如既往地用沉默来回应一切。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仅有的一次与她的电话交谈中，屠呦呦并不正面回答任何问题。她说去看她的那本书就够了，“这是‘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化工出版社出版，绿皮的，吴阶平作序，宋健题词。”

《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作为科学家的屠呦呦，只愿意用这本260页厚的学术著作来与世界对话，对于更多其他的，她似乎无话可说。

屠呦呦的名字本身并不“沉默”，呦呦，是鹿鸣的声音，典出《诗经》。打开《青蒿及青蒿类药物》一书，第一页就是那句诗：“呦呦鹿鸣，食野之蒿”。这个名字和这种植物，两千多年前就以奇特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为一个科学家的故事增添了几分令人遐想的诗意。然而，这个故事的开始，却与战争有关。

攻关

文革期间的1969年，各项科研工作都已停顿的中国中医研究院(现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接到一项特殊任务——参加一个代号为“523”的战备项目。当时正值越南战争，耐药的恶性疟在越南流行，引起双方部队严重的非战斗性减员，中国在越共的请求下开始在军内开展抗疟药的研究，并成立了“全国疟疾防治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代号“523办公室”)。屠呦呦毕业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又有从事中医药研究工作的经验，当时在大多数学术权威都被打倒的情况下，38岁的她被委任为组长，负责重点进行中草药抗疟疾的研究。

耗时3个月，从包括各种植物、动物、矿物在内的2000多个方药中整理出640个，再从中进行100多个样本的筛选，最终选出的胡椒“虽然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84%，但对疟原虫的抑杀作用并不理想”;而“曾经出现过68%抑制疟原虫效果”的青蒿，在复筛中因为结果并不好而被放弃。

其后，屠呦呦在重新复习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时，发现其中记述用青蒿抗疟是通过“绞汁”，而不是传统中药“水煎”的方法来用药的，她由此悟及用这种特殊的方法可能是“有忌高温破坏药物效果”。据此，她“改用低沸点溶剂，果然药效明显提高”。经过反复试验，最终分离获得的第191号青蒿中性提取物样品，显示对鼠疟原虫100%抑制率的令人惊喜的结果”。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不要说知识产权了，即使以个人的名义发表研究的结果也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1972年3月，按照523办公室的安排，屠呦呦以研究小组代表的身份报告了青蒿中性提取物的实验结果，她报告的题目是：“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抗疟中草药工作”。当时全场振奋。在其后的临床观察中，屠呦呦不仅带头试服，还亲自携药去海南昌江疟区现场，验证治疗效果。在她报告了“30例青蒿抗疟全部有效”的疗效总结后，掀起了全国对青蒿抗疟研究的高潮。

屠呦呦所在的中药研究所继续进行青蒿活性成分的研究工作，最终分离提纯出抗疟有效单体，并命名为青蒿素。在此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青蒿提取物中，由云南药物研究所用汽油从当地的青蒿变种大头黄花蒿中提取的青蒿素，在临床试验中展示了极好的抗疟疗效。之后，上海无机化学所的周维善研究小组测定了青蒿素的化学结构，并发现了其抗疟机理。

在《青蒿及青蒿类药物》一书中，有一页印制粗糙的新药证书复印件，那是中国新药审批办法实施以来的第一个新药证书——(86)卫药证字X-01号。这份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申报获批的证书上，并没有屠呦呦的名字。

争议

拉斯克奖引发的疑问是：为什么青蒿素没有拿到国内的科技大奖，反而先拿到了国外的大奖?

科学界主流的答案是：没法确定奖项的归属。1978年，“523”项目的科研成果鉴定会最终认定青蒿素的研制成功“是我国科技工作者集体的荣誉，6家发明单位各有各的发明创造”。在这个长达数页的结论中，只字未提发现者的名字。当年大协作的“523”项目以“胜利完成”而告终，然而后来的几十年中却争议不断，屠呦呦则被很多人认为“不够淡泊名利”“个性执拗”。

2009年，屠呦呦编写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一出版，就因为引文署名的细节而招致批评：未能充分肯定其他研究小组和研究成员的作用。反对者认为，屠呦呦夸大了自己在“523”项目中的作用。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早在拉斯克奖颁发之前就高度评价过屠呦呦的研究工作。他提到：“我们作为无争议方试图和屠呦呦交流也有一定困难，不理解她把中医研究院的原始材料至少有段时间收藏在自己家，不愿给我们看。” 但查过一些相关的非公开资料后，他还是得出结论：屠呦呦在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因为她的研究组第一个用乙醚提取青蒿，并证实了青蒿粗提物的高效抗疟作用。

《科学》杂志的网络报道称，“拉斯克奖重新点燃了一个争议：是否应该把研发出强有力的抗疟药物——这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政府的一个大规模项目的成果——归功于一个人。”

在拉斯克奖颁奖期间陪同屠呦呦的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疟疾研究室研究员苏新专认为，从青蒿到抗疟药，各种各样人的贡献肯定少不了，但拉斯克奖并没有颁给整个组织，这是因为“作为一个鼓励科学发现的奖项，拉斯克奖倾向于只授予最初始的发现者”。

在拉斯克奖评审委员会的描述里，屠呦呦是一个靠“洞察力、视野和顽强的信念”发现了青蒿素的中国女人。

屠呦呦的七项贡献

一、抗疟新药青蒿素的第一发明人

疟疾是危害严重的世界性流行病，全球百余国家年约三亿多人感染疟疾。自本世纪六十年代起，氯喹等原有抗疟药因疟原虫对此产生抗药性而失效。时值越南战争，促使国际上迫切寻找新结构类型抗疟药。在国内（曾由“523”办组织全国七大省市筛选中草药3200多种，亦有人做过青蒿，认为无效而放弃），国外（美国结合侵越战争需要，筛选化合物达三十万种）大量工作未获成功的情况下，领导科研组以现代科学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为指导思想，从系统整理历代医籍、本草入手，收集二千多种方药基础上，归纳编篡成《抗疟方药集》，又从中选200多方药，组织筛选。经研制380多个样品，特别结合古代用药经验，从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青蒿“绞汁”服用截疟记载中，考虑到温度、酶解等因素，不断改进提取方法，终于在1971年获得青蒿抗疟发掘成功！ 发现的有效部位和有效单体—青蒿素，对鼠疟、猴疟均具有100%的抗疟作用。经大量提取药物，安全性实验及自身试服后于1972年，1973年分别就有效部位和青蒿素单体，在海南昌江疟区作首次临床研究，证实具有胜于氯喹的满意疗效，抗疟新药—青蒿素由此诞生！屠呦呦等自1972年分离得到青蒿素单体后即着手进行青蒿素的化学结构研究，先后与中国科学院有机所和生物物理所协作，最终用X—衍射方法确定了青蒿素的立体结构。青蒿素是一个具过氧基团的新型倍半萜内酯，也是一个与过去抗疟药结构完全不同的新抗疟药，打破了过去认为“抗疟药必须含氮杂环”的断言。为此青蒿素的发现不仅找到了一个能解决抗性疟疾的新药，而且为寻找新的抗疟药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经全国协作，验证病例达二千多，确证为“高效、速效、低毒”的抗疟新药，特别对抗氯喹恶性疟有特效。1978年青蒿素鉴定会后，屠呦呦负责的科研组工作继续不断深入，青蒿素获1985年卫生部实施新药审批办法后的第一个《新药证书》（86 -x-01号）。青蒿素的发明引起国内、外专家的重视，1981年应WHO的请求，我国同意在北京召开“青蒿素”专题的国际会议，屠呦呦以“青蒿素的化学研究”为题，第一个作报告，获得高度评价，认为“青蒿素的发现不仅增加一个抗疟新药，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发现这一新化合物的独特化学结构，它将为合成设计新药指出方向”。由此带动国际抗疟领域工作的新进展，也促使世界上很多国家对青蒿素展开进一步的研究。青蒿素是当前中国被国际承认的唯一创新药物。现在世界多国均已广为应用，产生很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二、首先发现双氢青蒿素

在研究青蒿素化学结构中，屠呦呦于1973年首创其还原衍生物—双氢青蒿素。这在青蒿素类药物研究上意义是很大的：（一）确证青蒿素结构中羰基的存在；（二）由双氢青蒿素结构中的羟基得以制备各类青蒿素衍生物，增效并扩大生物活性，促使当今国内、外对青蒿素类药物研究不断深入，更好为人类保健作贡献；（三）经屠呦呦负责的科研组七年努力，得以创制出临床药效高于青蒿素10倍，又复燃率低至1.95%的新一代抗疟药，其片剂具有更突出的“高效、速效、安全、剂量小、口服方便、复燃率低、研制简廉”等优点，特别是经药效学及临床研究，证实最便于病人口服的片剂，在“安全、有效”上，胜于当前注射给药的同类衍生物，被认为是当前青蒿素类药物之优选者！该药于1992年获国家“一类新药证书”（92卫药证字X-66、67），已大批生产，经销国际市场，反映良好，被认为是“国际上治疗各型疟疾的较理想口服治疗药”。

三、完成“青蒿品种整理和质量研究”

“七五”期间，参与国家攻关项目《常用中药材品种质量研究》中“青蒿品种整理和质量研究”课题，对青蒿进行系统研究，分离鉴定了17个化合物，其中5个为新化合物，并修正了《中国药典》长期沿用的谬误。

四、机理方面的进一步研究

为防止青蒿素抗药性的产生，保护青蒿素的临床使用寿命，避免滥用，与首都医科大学合作，就“双氢青蒿素对约氏疟原虫在蚊体内发育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青蒿素影响约氏疟原虫配子体感染性，但对蚊体内子孢子增值期不起抑制作用，即未能抑制卵囊继续发育到子孢子。提示青蒿素类药物不能用于疟疾预防。为当前有人将其用于预防提出了警示。

五、研制青蒿素类和吖啶类抗疟药组成的“复方双氢青蒿素”

为解决多重抗药性恶性疟蔓延全球的问题，近年国外十分重视复方的研究。双氢青蒿素为当前青蒿素类药物中的首选药，对多重抗药性恶性疟无交叉抗药性。而吖啶类抗疟药—咯萘啶与4－氨基喹啉类、嘧啶类、胍类及磺胺类均无交叉抗药性。为此设计了双氢青蒿素与咯萘啶组成的复方。在军科院支持下，进行实验研究，确证二药具显著协同增效作用，增效指数为7.6，（高于当前广泛应用的蒿甲醚和本芴醇组成的复方蒿甲醚，其增效指数为6），且作用位点多，疗程短。经二药联用治疗恶性疟10例，在12-24小时内，分二次服用，即达高效，40天未见原虫复燃。已获专利证书（专利号：ZL 99109669.X）。

六、根据临床需要，研究多种剂型

据WHO资料，每天约有3000个婴幼儿童死于疟疾。为此研发了“双氢青蒿素栓剂”，方便儿童直肠给药。又用直接得自青蒿的青蒿素制成口服片剂，制作简便，价格便宜，又不易产生抗药性。均于2003年获得《新药证书》，分别为国药证字H20030341和H20030144。

七、扩展药效至免疫领域

经研究发现，双氢青蒿素在免疫领域具良好的双向调节作用，既能降低B细胞高反应性以减少免疫复合物沉积所致的自身免疫病，又可提高T细胞的免疫功能。在北医有关部门支持下，我们已将双氢青蒿素用于治疗红斑狼疮和光敏性疾病。现已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药物临床研究批件”（2004L02089）和中国发明专利（专利号：ZL 99103346.9）。经临床100例疗效初步观察，总有效率94％，显效率44％。

儿子感冒后扁桃体和会厌部突然发炎红肿，来势凶猛，吃饭喝水吞咽都感困难，这是中医所说的“喉蛾”、“喉痹”等病。咽喉为人体要塞之地，病势凶险之时患者有猝死的风险。自古至今，这都是很凶险的病。

老婆要求去儿童医院，考虑到我接触的两例成年患者，幼年时患类似疾病后，经抗生素治疗后留下了终生难愈的后遗症，我不同意去西医院。

于是自己翻阅中医喉科方面的著作，按照上面的辨证论治的精神处方。在耿鉴庭教授的《耿氏六代咽喉科传灯录》一书中找了几个对应的方子治疗，尤其重视其祖传的丹栀射郁汤，希望能够取得明显的疗效。但是儿子服药后疗效并不明显，按照耿教授的弟子们的记录，这个方子一般需要吃上一周到半个月才能治愈。

我的性子比较急，儿子喉痛不能下咽，晚上睡眠呼吸粗重，病情如果进展太快，将不得不去西医院接受抗生素治疗。紧急之下，我只好求助于家中老父的草药。这草药必须用鲜草汁才有效。从我记事开始，我就知道父亲用青草医治疗“喉蛾”、“喉痹”（急性扁桃体炎、急性会厌炎）等病效果如神，通常只需要自采我们本地的一味青草药（至今为止，我不知道这味药的学名，在《中药辞典》和《中华本草》中也未曾找到它的身影），绞取汁后滴入鼻中，一到三日之内必定彻底痊愈，并且不会留下任何后遗症。所以我坚持要尝试一下自己祖传的这种治法。我根据此前的记忆和一位中医前辈的指点，在北京郊区采了“垂盆草”这味草药（以前这位前辈指点过我，说我父亲所用的这味青草药叫垂盆草，实际上当我采到了垂盆草后和我家祖传的这味青草药一对比才发现那药根本不是垂盆草）。按照父亲的指导，绞取汁后从儿子的鼻子里滴进去，没有看到效果。

无奈之下，我打电话让父亲速从家中采药，并到火车站去试着央求老家来北京的旅客顺带一下，如果无人肯顺带，我打算回家一趟去取药。父亲接到电话后当即采药，急急忙忙的去火车站（从我的老家有到北京西站的列车）找了个到北京来游玩的老乡，这位老乡在父亲的央求下同意把药带到北京西站给我。取得药后，我立即绞取汁，按照父亲教的方法将约5毫升的药汁从儿子的鼻子里滴入。

次日早晨，儿子吃饭时跟我说，老爸，我的喉咙好了，爷爷的药见效了。这是我前几天用汤药内服和垂盆草滴鼻从未取得过的疗效。父亲除了治疗喉科疗效如神之外，治疗各种毒蛇咬伤和无名肿毒也是效如桴鼓，只需要去田间地头采一两味药，在家锤烂后，以煮熟的糯米饭和鸡蛋白合而为膏外敷在患处，一般是一到三日肿消痛止，无论患者病得有多重。

我以前一直很轻视我自己家祖传的这点青草医的医术，因为父亲是从家族中的一位叔祖和一些民间的单方郎中那里学来的这点东西。而我的这位叔祖我是知道的，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盲农民，农闲时以卖豆腐为生，倒是四处乡邻都知道他懂青草医，擅长治疗“包毒”，常常有人找他治疗，远近闻名。我以前对自己的这位叔祖的医术是很看不起的，他根本就不曾读过《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这类中医经典著作。我学习中医越深，越是对叔祖他们治疗疾病的方式感到很不屑，我觉得这些民间的青草医治病毫无章法，无凭无据，非常的落后。但是，从自己实践了祖传的青草医疗法之后，我深切的体会到了，青草医治疗某些疾病的疗效可以说是无敌的，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均非青草医的敌手。

喉蛾、喉痹之症，无论是西医的教材还是中医的教材，都会标注这种病极其凶险，治疗不易，死亡率高。西医的抗生素治疗一般需要坚持一周到半个月，中医喉科的诸多方剂也是要求患者服药差不多相同的周期。据耿教授的喉科专著记载，耿氏的祖先是因为治疗了当地的一名老僧的“喉痹”之症而医声鹊起，渐渐成了当地名医。而耿氏祖先治疗那一例喉痹的医案在我父亲看来，未免太过复杂。我父亲一辈子经手治疗的喉蛾、喉痹急症，无一例失手。父亲不经任何辩证，只要见到患者是喉蛾、喉痹等症，即便是严重到生命垂危的程度，统统只用一味药绞取汁从鼻滴入草汁3－5毫升就可以治愈。父亲说得相对保守，他认为一般在一到三天痊愈，但他一辈子治的病例也不少，没有一例不是头天晚上用药，次日早晨患者即告痊愈的。

我相信中医的根源在民间的青草医，正是民间青草医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给了中医前辈们总结中医思想的基础，才会诞生包括《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在内的中医经典著作。但是，这些医著既然是从实践经验中提取出的理论结晶，则难免有著者个人的臆测成分在，所以中医的基础理论虽然不乏精彩之处，但是绝非无瑕疵的。有些东西在实践中应该被证否掉，只是中国自古至今的传统是重视权威，不敢质疑，以至于以讹传讹几千年后，一些错误的东西甚至也被人奉为圭臬，这是违背医学的实践精神的。

学医既久，临床治病多了，有时不免对中医的疗效深感失望。中医理论中的一些东西学起来相当的费力，之所以学着费力，是因为一些理论脱离了常识和逻辑，古人以简单的类比（即中医理论家们常说的以类取象）即推断出某项不足以说服人的结论来，这些让人接受起来就很困难。医学是一门强调实践精神的科学，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都不例外。实际的疗效很差，理论再怎么雄辩，都不足以令人信服。只要能够安全有效的把患者的病治愈，即便毫无理论依据又有何妨？过去我很看不起自己家中祖传的青草医，这种偏见正是受正统中医思想的荼毒，以至于重视理论而轻视实证。

我相信中国最初的专事医疗者，必定是到处寻找这类青草医的治疗经验，集腋成裘者。汉唐以前的中医汤药方剂，也是极为简单的单味药的处方或者寥寥数味药组成的小方剂，这些方剂的民间色彩都很浓厚。可惜这种从实证中去学医的传统渐渐没落，中医在发展的过程中，渐渐的经历了中国儒学相同的命运，由一群因理论而理论者去过度解读，最终发展成为一门与实际脱节很远的学问，疗效也就自然而然的难以保证。

我这些年专事癌症的中医治疗的研究，从亲身经历来看，青草医治疗的部分癌症患者，效果甚至明显的强于西医的手术、放化疗和中医的辨证治疗。我姨奶奶家的一位表叔，两三年前我见到他时已经因为胃癌如风中残烛，家中赤贫如洗，无奈之下自己按照我们祖上传下来的一些土方子采草药治疗，到现在竟然也能生龙活虎的活着，还出去打工了。这是我始料未及的。而我接诊过的一个乳腺癌患者的亲兄弟，在患胃癌被医院里判为只有几个月的寿命后，回家采鲜药自己服用，坚持了六年之久，虽然最终还是因为癌症去世了。但是在胃癌广泛转移的患者之中，这个存活期已经相当长了。

我的母亲患胃癌后，父亲曾经提及过要按照家中祖传的办法去用青草医治疗，但是被我拒绝了，我当时认为这是对我的母亲不负责任的表现（那时从我内心底里，我是不认可青草医的，我觉得母亲遭此大病，如果我不舍得花些钱为她治疗，将运气托付给田间地头几味不知名的草药，问心有愧，所以我选择了西医和正统的中医）。现在想来，心中有很多的懊悔。尤其在我亲自比较了西医和传统中医与青草医在某些疾病方面的疗效之后，我更是觉得自己可能错过了什么。

如果不是我现在如此执着的学医，我家族中的青草医传承就将断在父亲这一代了。上周因为岳父的五七回家，我特地跟着父亲去山沟里和田间地头去学认父亲常用的那些青草药。父亲已经有很多年不曾给自己的亲戚之外的人治病了。父亲跟我说，现在农村卫生所的输液普及得太厉害了，所以喉蛾、喉痹、无名肿毒之类疾病，只要一有苗头，患者都会去医院里输液去了。青草医无人问津，离消亡不远了。而我，长期生活在都市的水泥丛林之中，现在几乎再也没有多少接触青草医的机会。

自古至今，青草医不能象中医的诊所或西医的医院一样发展起来，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我的叔祖虽然是个青草医行家，但是不能靠青草医养家。我的父亲曾经一度用叔祖传给他的青草医的医术给人治病过，但是从未有求治者觉得向这样的青草医求治也应该支付诊费，顶多就拿些肉面或者鸡蛋之类的食品相谢。所以青草医一直没有能力从田间地头走出。

我如今治病，在传统中医之外，寻求青草医的协作，将祖辈传承下来的一些青草医的青草药，纳入到我的处方之中，一并给患者使用。用药方法也遵循传承的方法，或生用，或外敷，或煎成汤剂。以期提高疗效。但如同我的祖辈一样，无论是中医还是青草医，均无法让我安身立命，所以我自学的中医也好，从父亲那里继承而来，乃至于我自己将来会去求访师求学的更多的青草医的医术也好，也均只能作为业余爱好，在谋生之余，偶尔用之。

现实中，青草医的传承大多只能如我这样，这样微弱的力量是很难与实力雄厚的现代医学去竞争的。青草医的消亡，真的不远了。

我自学医以来，读书颇多，令我印象深刻的话有几句。其中最重要的一句是赵绍琴教授提及他的父亲——清朝太医院院正赵文魁先生教育他的一句话：用药治病就像是在用钥匙开锁，关键是要找对钥匙，只要找对了钥匙，轻轻一启，就能打开锁。赵氏父子用药，轻清平正，常见他们用药剂量仅1克或者0.5克，但是疗效却很卓著。很平和的一副药，就将重症危症患者救活了。

过去我自己用药时，在用药剂量上很难做到这一点。后来我渐渐减少用药剂量。因为临床经验告诉我，按照现代科学的药理去用中药治疗如癌症这样的重大疾病，如果处方思路没有用对，用多大的剂量都不足以抵抗癌细胞的发展。但是如果用药方向对了，用中药治疗癌症，很多药只需要用几克，药味并不需要很多，也能达到理想的效果。这样一来可以减少患者的经济负担，二来药用得少，也可以减少药物对患者肝肾的损伤。

我治疗每个患者，都会不断的总结成败和得失。谚云：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诊多。从理论到实践，经历过一番后，对中医的理解渐渐的由模糊到清晰，再由清晰到深刻。虽然眼下不能说透彻理解流传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但是对其精华，则实有得失寸心知之感。

中医之精要，在于阴阳二字。执其要领，用以辨证治病，虽然患者病情复杂，但是总是可以找到思路的。但是对阴阳二字的理解，却是非常不容易的。

国医大师任应秋教授说，人不到六十，很难理解真正的中医。以前我对这一句话不太理解。但是学医至今，忽忽间快二十年了，回思自己这一路对中医理论的认识和体会，发现常常有觉今是而昨非的感觉，对任老这句话就很认同了。我相信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中医的认识还会越来越深刻的。

清朝的温病名家吴鞠通，年轻时用药偏于寒凉，年老时则偏于温补。十多年前，我从自己吃药的体验，也是倾向于温病学派，并且温病学派的药方对我确实管用。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现自己身上的那团“火气”渐渐的自然消退了，再用寒凉药已经不合适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人身体的盛衰也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步入中年之后，就不会再有青少年时期的血气方刚。火气消退之后，用药方向也就自然需要随之改变。 吴鞠通到了晚年的时候，体验到了自己身体的多功能衰退，用药偏爱温补也就不足为奇了。

没有这样的人生体验，就难以理解宋代儿科名医钱乙说过的小儿之体“纯阳无阴”这样的话的涵义，难以理解为什么中医的思想会与强调万物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的《周易》的思想一脉相承。

人的身体的盛衰变化，只有自己亲身去体验过，才会有深刻的理解。所以任应秋教授所说的，不到六十，难以透彻的理解中医是不无道理的。医生首先应是一个善于观察世界，善于观察自己的身体的人。只有这样的观察和发现才能让一个中医学习者，真正的深刻理解中医理论。死记硬背的中医理论在指导临床时，常常百无一用。这样来学中医很容易陷入门派的纷争之中，形成偏见会害死很多人。

疾病是健康身体在诸多内外因素的诱发之下产生的，如果我们无法认识这些致病的内外因素，我们就无法真正的明白应该怎样去治病。中医治病，所需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解除致病的内外因素对患者身体的影响。以我的理解，这项工作就是赵绍琴教授的父亲赵文魁先生所提及的找到给疾病开锁的钥匙。

我们如何才能寻找到打开疾病这把锁的钥匙？阅读文献、认真思考和实践，培养自己的思辨能力才 是关键。人体阴阳寒热的偏盛，并非非得动辄以大量的药才能解决得了，药用多了绝对有害无益。如果找到了正确的思路，寥寥几味药，每味药寥寥几克，也是能够治疗很多疾病，并且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的。

从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来看，在治疗很多自限性疾病上，中医可以既快速又无后患，而且用药轻省。比如感冒、腹泻之类的疾病，中药常常只需要一顿或者一副药就解决了问题，且很少会有气管炎、哮喘、慢性肠炎等后患。但是用西药却非但费时长，且极容易造成后遗症。呼吸道疾病之所以一直是人类健康的最大杀手之一，与大量的患者患感冒这类小毛病经西医误治后留下后遗症有很大的关系，我自己就是受害者之一。

中医也许不够精确，但是人体科学是否越精确越好，却是一个很值得怀疑的问题。比如人因种种原因发生感染后，用抗生素杀菌效果确实很好，靶向性极强，然而很多人抗生素一用，就不得不终生笼罩在抗生素后遗症的阴影之中。相对来说，中医从寒热温凉的角度去辩证患者身体的问题所在，按照损有余补不足的思想，去调整患者身体的偏盛和偏衰，却能很好的将人体从不健康的状态矫正到健康状态。

伤寒名家胡希恕教授曾说，自己年轻时学医，读了很多的书，读书多了之后，各家学说纷繁复杂， 渐渐的无所适从，最终在阅读日本的经方大师汤本求真的著作后豁然开朗，从此临床疗效大幅度的提升。一代中医宗师程门雪也说他自己在读了大量的医著之后，终于由博返约，理解了真正的中医精髓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我想严肃的中医学习者，大概都会走这样的一条路，寻寻觅觅，为医消得人憔悴，最后蓦然回首， 发现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不谦虚的说，到现在为止，我所读过的中西医医学著作，已经非常之多了，临床经验也有了不少，如今回头一看，才发现真正的需要掌握的核心的东西并不多，且都是老生常谈中医常识性理论。然而，要想把这些中医常识运用得得心应手，找到打开疾病这把锁的钥匙，却并非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最近的几桩关于大师的新闻报道让我一直在深思：这些大师存在的深层原因何在？被挖出来的大师们几乎都集中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医、气功乃至命理领域，而我自己现在也对其中的中医和气功颇感兴趣。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他人的得失，深思之可以教育自我。

中国一直有“大师”辈出的历史，《三国演义》中记载的被孙策杀死的于吉，乃至中国历朝历代风起云涌的大大小小教派组织的教主，最初都是以治病和命理迷惑众生，成为受人“敬仰”的大师的。

江湖术士一直都被人瞧不起，但是却一直都不乏其人。术士之中鱼龙混杂，其中有很多是中国最早的自然科学家，但是更多的可能还是行骗的骗子。所以在三教九流之中，术士被划归为下九流，很不受人尊重。医、巫、骗混杂在一起，非常的难以分辨。

没有市场，就无所谓大师。大师的出现，一定是存在消费大师的市场。以中国最近几十年，风起云涌的气功大师为例，他们都是受到了包括国家高级官员和军队将领追捧后才成名的。大师最初大多是一些无名小卒，作为无名小卒，大师们绝不会想到自己有朝一日 会成为大师的。但是一些偶然的机遇，让他们崭露头角，然后鬼使神差的邂逅到“贵人”，于是顺理成章的成了耀眼的大师。

生老病死是人的肉身必然要遭受的四大苦，造物主在这个问题上是公平的。这四大苦很少有人得 免，无论富贵贫贱，谁都难逃。一场顽疾可以最大程度的消磨一个人的意志，得病后，富贵者较之于贫贱者更慌张。因为富贵者有条件，所以四处求医问诊，正规的医疗手段无效的时候，大多都会寄望于神奇的大师们。

所以对大师的需求，是来自于人类天然的本性。说句难听话，人们之所以需求大师，就如嫖客在性欲的折磨下需求妓女一样，都是天然的欲望所驱使的。相对而言，因为顽疾的折磨而走入绝境中之人，对大师的渴求，比嫖客对妓女的渴求更甚，因为性需求乃一时兴起，完全可以压制下去，绝症患者对生的渴望却无法如此轻松放下。

大师之路是高度危险的，无论其是否有起死回生的能力，患者都愿意相信他们掌握着司命之权，救死扶伤不成功最容易滋生患属的怨恨。非但于吉这样的妖言惑众的术士被砍头，华佗这样的被后世誉为神医的高明医生也被砍头。与华佗和扁鹊齐名的淳于意，也因为医术高超但是却不愿意出入权贵之家，为豪门驱驰，而为权贵所害，几欲被杀。如果不是他女儿缇萦上书请求代父去死，最终感动了汉文帝，得到赦免，仓公恐怕是难逃一死的。缇萦救父因此而成为中国最感人的成语之一，在这成语背后，是一个医者的惊心动魄的人生。

我常常直接面对患者和患属，看过一些严重患者的病情之后，会直言相告他们救治不过来。但是这些患者和患属比我自己还要相信我自己的医术，他们会幻想我能够成功，期盼奇迹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却不够理智。患者和患属的心理是最脆弱的，此时只要稍微灌一点点迷魂汤，都足以令患者家庭愿意付出一切。患者和患属非常的愿意相信这世上有神医和大师存在。与其说神医们是产生出来的，不如说是被期待出来的。

最近一个患者的儿子常常跟我说，你们学中医的一定心知肚明，治疗癌症不过最后一层纸没有被捅破，马上这层纸就要被捅破了，癌症也就被攻克了。我理解这位仁兄渴望见到奇迹的心情，但是却对其说法啼笑皆非，历朝历代，多少聪明才智之士在此路上奋斗一 生，最终却一事无成，迄今为止，成功者寥寥无几，始终成功者则无一人。

没有如此热切而又丧失理智的期待，又哪里有神医们的市场存在呢？正因为有这样的消费需求，所以才会有一个又一个的神医横空出世。尽管最终这些神医们无一例外的没有好下场，但是下一批新的神医又在茁壮成长——人群善于选择性的遗忘，市场永远是存在的。

大师们的下场令我非常的警惕。决定签订卫生部公布的正式的传统医学师承协议时，我通过过去的恩师的关系，找到了一个肯收我为徒，让我能够合法的去考取执业医师执照的师父。我的师父在收徒的第一天就告诉我，行医时要时时刻刻警惕风险。

在此之前我在北京也四处拜师，在想拜一位老中医为师时，老中医问我想学什么，我回答说想学治疗癌症以救治我自己的母亲。这样的回答导致我直接被其拒绝，原因无他，这位师父说他自己都不会，也就无从教起了。

一个人学医，涉足绝症领域，最大的风险在于不能把控自己的内心。如果不能驾驭自己，一不小心就会成为水分十足的“神医”。短期内可能名利双收，长期看却会使自己的人生惨烈无比。面对患者的期待，面对名利的诱惑的时候，甚至面对自己治疗的患者在造神的时刻，我们是否还能保持清醒的理智，并克制住泛滥的虚荣？

学医这么多年后，我治病的长期疗效尚需观察，但是短期疗效确实有过人之处，经常有一两服药起死回生的时刻，这常常会令患者和患属激动无比。有时他们会自发的去宣传我，最初我自己也会因此而激动。但是现在，我一直在约束这些患者和患属，让他们不得做任何宣传。上帝欲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被激发出的狂热追捧和迷信足以毁掉一个医者。

短期疗效和长期疗效完全不是一回事，华佗曾说，“臣能使其起，不能使其复生”。一个医者的尴尬就在于，当患者已经生命垂危时，有时能给患者以近似于回光返照的疗效，但是却无法最终救患者一命。但是这回光返照的疗效却足以令患者和患属充满希望，因为这希望而无比的信任医生。求生是人之本能，在这一本能的驱使下，人的不理智会被无限的放大。当此时刻，实在是临床医者最可怕的关口。不能战胜自我，势必趁机大捞油水，有伤阴德，终至于后患无穷。

这世上根本就不存在不失手的医生，百密一疏，任何一个医者在其一生之中都会难以避免用药失误。药王孙思邈就坦诚自己治病时失手致死的病人无数。又有几个人的医术能够达到孙思邈那样的水平呢？一个所谓的神医，因为宣传过度，造成患者和患属的期望值过高。一辈子只要失手个几次，恐怕麻烦就大了。

一个学医的要想成长为一代良医，需要经历无数的大风大浪，其中最大的风浪还是来自于自己的内心。在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是否有足以驾驭自己内心的理智，是否能够清醒的保持最基本的诚实和良知，是否能够战胜自己心底的各种邪恶的欲望，这都直接影响着自己的人生抉择。

药王孙思邈曾说过“（业医者）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 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典》（佛家著作），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忌，触途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并须探颐。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

博学之，慎思之，这样的治学原则贯穿了孙思邈的一生，孙思邈自述“青矜之岁，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真正的做到了皓首穷经，一辈子手不释卷。正因为他能如此的博学多知，且一辈子秉承大医精诚的原则，所以不但得享遐龄，活到了一百多岁， 寿终正寝，且留下的医著泽被苍生，万古流芳。

历朝历代的名医在垂暮之年所撰写的著作之中，都会强调学医和行医应秉承远离功利的原则去学，不然后患无穷。一个人若要学医，首先应体察人心，通达世情，超越自我，否则医道亦足以使人葬身无地。

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焉，他人的今日即可能是我的明日。理智、谨慎，时时保持易经中所提倡的“朝乾乾，夕惕若”的自强不息和防微杜渐的人生态度，不为祈福，但求免祸，或可保一世平安。

我很少卷入中西医之争，因为中西医之争和信仰之争一样，争来争去，不大可能会有个令任何一方改变其主张的结果。换句话说，就是争来争去，最后发现是在说一堆废话。

我本人同时在学中医和西医，有好几位中医老师和西医老师。我的中医老师是获得“湖北省知名老中医”称号的某老中医（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不公布我老家中医师父的名字），在湖北很有名，我跟他签订过正式的师承关系合同并经过公证处公证，一有机会就跟随他临床。这是师父为我铺设的考执业医生执照的路，师父希望我能有资格合法行医。师父欣赏我的学医的态度，意欲成全我成为一名合法的好医生。我国卫生部为允许师承关系的学医者考执业医生执照，我的师父对我很关爱，为我提供了这样的条件。当然，我的中医老师并不止这一位，以后我有机会会写写我的师父们。

我的西医老师则有原北京朝阳医院职业病研究所的李钟蕙教授和原协和医院呼吸内科专家黄席珍教授，还有我的一些师兄们。黄教授是一位博士生导师，因为感于我一片至诚的学医之心，在我每次去找她为我师娘开药时，都会耐心的为我答疑解惑，指引我学医。我非常感激这位老大夫，她的医术超群，医德高尚。虽然经过两年时间的治疗，费尽心血，黄教授最终也未能根治我师娘的哮喘，但是我和我老师一家还是很感谢黄教授两年以来的悉心治疗和教导我临床医学的知识。她的治疗一度缓解了我师娘的痛苦，让她过过一段时间生存质量较高的日子。

有一次我去协和医院找黄教授，黄教授门诊患者多，我就去王府井书店查资料，查得入迷后忘了跟黄教授预约的时间，结果错过了与她会面的时间一个多小时，匆匆忙忙的回到协和，白发苍苍的黄教授还在那里等我。她的一个博士生非常生气的对我发脾气，说黄教授八十高龄，早该下班回家了，因为我的爽约，她中饭没吃，在那里饿着等我。我十分惶恐的解释了原因，黄教授一直慈祥的微笑着， 制止她的学生对我的训斥。耐心的为我的师娘诊病，回答我提出的医学问题，逐条解答我的疑惑。两年时间的相处，每次黄教授都是那么的细心和耐心，使我受益匪浅，在医学方面的进步很大。

关于黄席珍教授在医学界的影响力，大概百度一下就能查出来。这样一位在中国一些医学领域堪谓创始人的西医专家，绝非泛泛之辈。

李钟蕙教授是曾尽心教授我西医的老大夫，她是我治疗的一位淋巴瘤患者。她退休前是卫生部领衔的解毒专家，经常奔赴全国各地为那些从事特殊职业中毒的患者解毒。但是她解毒解得最多的，是为化疗所伤的癌症患者。她对化疗中毒后的患者的遭遇，是深切同情的。她与药物中毒和化学物品中毒作战了一辈子。七十岁出头的时候，她患了淋巴瘤。此前她的丈夫患了肺癌，经过化疗治疗几个月后去世。李钟蕙教授是老牌的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生，在医疗领域耕耘了一辈子，老年时已经是医术高明的全科大夫，阅历丰富。但是李大夫患了晚期淋巴瘤后，毅然放弃了化疗，走上了纯中医治疗的道路。我以前著文提及她的病情的时候，一直不公布她的真名，是怕她受到打扰。其实这种担忧挺多余，反倒是我自己受医疗事件影响后的心情要靠她来帮我调适。

我的这两位西医老师，都在告诉我不要轻视中医，不要忽视西医的严重的副作用。当然，她们并不是排斥西医。两位医学教授是终生用西药给患者治病的，但是黄教授很公正的告诉我，我的师娘正是西医越治越坏的，是西医的激素疗法摧毁了她的免疫力。

李钟蕙教授就更不用说了，她把自己交给了中医。她在请我为她治疗她的恶性淋巴瘤的时候，我惴惴不安，告诉她我学艺不精，无异于是在患者身上做人体实验。她正色的告诉我，她从医一生，每一次治疗都是在患者身上做人体实验，医生这个职业就是拿患者做人体实验的工种，如果我不敢拿患者做人体实验，就不要学医。后来我给她治疗的疗效很好，我才放下心来。她之所以敢找我这种未出茅庐的小中医治病，是因为她看到了我对医学的热爱超过了绝大多数的医学专业高学历人士，我给她讲的中医知识令她信服。

后来我阅读了大部头的西医《实用内科学》，这套十六开的大部头著作，分上下两册，合起来有两块大砖头那么厚。在这里，我看到了现代医学里的很多理念都被标注为“假说”，也就是说。直到现在，对很多疾病的病因，医疗界仍然只是依据经验的一种猜测，尚未完全证实这些猜测，不能将之命名为原理。正如李钟蕙教授所说的那样，临床医生就是拿患者做人体实验的，用这些实验来验证或者证否这些医学假说。

临床经验和见闻越丰富的医生，越发的对中西医均无偏见。钟南山院士即一例，钟南山作为西医呼吸疾病权威专家，对中医极为推崇，几次站出来说中医的理念很先进。非典过后，那些被抢救过来的非典患者很少有人关注，其实他们因为非典时期用了大量的达菲等药后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生不如死，其中有相当多的非典后遗症患者，生病前是医院里的医生。

医疗界的另一位院士沈自尹院士，在学中医之前是一名西医专家，后来跟随我国著名中医学家姜春华教授学习中医，终因中西医水平出色，而被评为中科院院士。沈院士在学习中医，临床应用中医后成了中医的坚定拥护者。日本的名医汤本求真本来也是一位西医，在自己女儿患肠伤寒被西医救治无效死亡后，开始学习中医，并且最后一辈子捍卫中医。

现在很多人会人云亦云的否定中医，这种因为无知、浅薄和狂妄而产生的傲慢和偏见，恰是极难改变的信仰偏见，这样的偏见我一般是不愿意参与辩驳的。

中国古代有位名医说过，患者不怕病少就怕病多，医生不怕医法多就怕医法少。另一位古代名医说过，脏腑而（若）能语，医生面如土。其实无论中西医，都没有资格自大，迄今为止，我们人类的医学水平还处在相当幼稚的阶段，很多医学理论均只是一种假说，无论中医还是西医，概莫例外。一个真正的珍惜患者生命的医生，是不会不负责任的自高自大，贬斥其他医术来哗众取宠，抬高自己， 误导社会大众的。

我常常劝说与我接触的患者不要参与到中西医争论之中去。作为患 者，求生是第一位的。哪种医疗方案有效就选择哪种医疗方案，若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就会错失很多求生的机遇。浙江名中医何任教授，一辈子用中西医结合，以中 医为主治疗自己的癌症，成功的抗癌几十年，活到了九十二岁。九十二岁在一般人群中也算高龄了，更不用说是一个患癌几十年的人了，试问有几个癌症患者能够和同为癌症患者的中医教授何任教授相提并论？

中西医均有不足，而且最关键的是，中西医中的很多理念，都还只是未被证实的假说，今后可能会被后人推翻，因为此前的很多医学假说在最近的几十年陆陆续续被推翻过不少，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医学的发展，医生们还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医学假说是错误的。一个人倘若自高自大，狂傲的认为自己所学到的那点理论知识绝对正确，那说明他的心智还没成熟。

我国另一位知名老大夫曾说，一个医生不到六十岁，不要妄谈自己懂医。我对他这句话心有戚戚焉，因为随着我自己在医疗领域的阅历的增多，我不断的发现自己以前所信奉的医学观念是错误的。所以我变得越来越谨小慎微了，医学观念错误，不同于一般的观念错误。医学观念错误，往往会造成不应该的死伤。而传播错误的医学观念，可能会误导其他患者，导致他们丧失求生的机会。

这些年，我接触过的患者中有很多是从中国各顶级名医那里治疗失败的患者，因为接触到太多的这类患者，我对所谓名医的认识变得越来越理智和冷静。

疾病是需要人类无休止的去探索的难题，在这条道路上，还是谦虚一些，胸怀宽阔一些，少些偏见，多些实践吧。

日本人说，中医之不传之秘在于量，中药用量确实是一个问题，不过这秘诀究竟是不传还是难传呢？窃以为不是不传，是难传，而且也不是秘，而是巧。

最近在治疗一些晚期的癌症病人和一些久治不愈的慢性病人，其中有一些病人经多个医生治疗，百般思路均无效，吃完后胃就难受，三下两下病人就受不了。我接手治疗后，对其中的一些用减少药量法，将很多药的用量从10g剧减到1g到5g，大量的用2g和3g的量，持续投药一周以上，多见效了。

而我自己治疗的病人中有两例，其中一例只要投方，不管是从哪个思路出发，病人立即气喘，中气提不起来，十分难受，而且只需要一顿药就能达到这个效果。好不容易用补中益气丸配合肾气丸，上提下纳，终于让病人平复如初。再到后来，我对这个病人就大量的用3g的量，或者一副药三天吃，结果安然无恙，病情据说有缓解。

另一例病人用的药过多，病人胃口不振，佐以健脾开胃药，也是百般无用。病人本来服用易瑞沙后胃口就差，为中医所说的胃气不足。得胃气者生，失胃气者死，胃气不足，预后不良，结果我用药也在促进病人胃口恶化，这是一个败笔。

虽然病人身体其他状况改善，但是长期胃口不振，真非善事。最近病人去接受西医的治疗，这个病人使我感到很愧疚，开处方如果不深思熟虑，开的方不对路，病人吃了真的有害无益。其实对这个病人药物用量就该小，以小剂量药缓慢调理，逐渐养其胃气。

李东垣在用药方面上独钟情于药量少，很多经方派的医生批评温病派的医生用药轻省、杂乱，认为不会有效果，不过我自己在临床上以李东垣的多张名方为基础组方， 药量也很小，效果都非常好。李东垣自己的母亲死于庸医虎狼用药，所以对医生虎狼用药有切肤之痛，制方用药处处顾护病人脾胃。这是东垣老人留下来的非常宝贵 的经验，我们应该好好继承。

另一方面，在治疗腹水时，我在用济生肾气丸时药量调到时效果非常显著，小剂量根本无效。在用西黄丸时，我将药量调到单次12g的时候，常常有出其不意的疗效。这均是在常见用量上翻了四倍的用量，正规医院的医生根本不敢开的用量。

在治疗严重虚损时，我用熟地、灸首乌、黄精之类，常常用到90g以上，病人服完后精神状态立即改观。并无任何书上记载的腻膈之类的副作用。

用药之巧，只能在具体的临床中自己亲自体会，仔细观察，慢慢摸索，然后自己才会有自己的一套思路。这种思路师父又怎么传授得了呢？所以说药量还真是中医的难传之巧，师父就是想传授给弟子，也是办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