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述
人类对癌症的认识，有很悠久的历史。
先秦的《周礼》中已经有“疡医”这种专治肿疡类疾病的医生的记载，疡医的职责是主治“肿疡”，这其中的“肿疡”，就包括今天我们常说的各种良恶性肿瘤。深受中国传统医学影响的日本和韩国，至今仍然以“肿疡”来命名肿瘤类疾病。
在3500年前的古埃及草纸书中，也已经有了关于体表肿瘤的最早记载。距今2500年前的首次人体解剖使得人类对肿瘤的认识深入到体内，古希腊的Hippocrates开始描述了发生于胃和子宫的恶性肿瘤，并首次称之为cancer，意即有爪样突起，横行侵犯的螃蟹。
2000年前的古罗马医生Galen提出了对肿瘤新的认识，将肿瘤分为遵循自然规律的肿瘤、超出自然规律的肿瘤和违反自然规律的肿瘤。说明那时的医生已经认识到了有些肿瘤的发展是不受控制的。
进入近现代，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对肿瘤的认识越来越深入。无论是诊断技术还是治疗技术，都比古代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外科手术治疗、内科化学治疗、核医学放射治疗、分子靶向治疗和生物免疫治疗等多学科的综合治疗方案的运用，为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但是直到现在，人类对肿瘤的认识还是停留在有限的水平上。人究竟因为什么原因而患上肿瘤？肿瘤应该如何治疗才能治愈？肿瘤消除后如何才能保证患者不再复发？这些尚没有明确的答案。对肿瘤这种疾病的认识和治疗，中外医学家，都还停留在摸索阶段。
早在3500年前我国殷代的甲骨文里，就已经有了肿瘤这类疾病的记载。《周礼·天官》中不但记录有“疡医”这个职业，而且还提出了对肿疡类疾病的治疗原则，主张内外治相结合，内治“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调之”，外治则是“祝药，劀杀之齐”，这里的祝药是外敷用的药，劀是用刀针之类的器具除去脓血，杀是用有腐蚀作用的药，腐蚀掉坏掉的人体组织。“以五味调之”则更是强调了食疗的作用。
在《黄帝内经》中，关于肿瘤类疾病的记载就丰富多了，“昔瘤”、“肠覃”、“癖结”、“石瘕”、“息贲”、“噎嗝”、“膈证”、“胃反”、“厉痈”等，均类似于今天的各种恶性肿瘤。内经中的《痈疽篇》更是中医领域最早的关于肿瘤类疾病的专门文献。
《难经》继承和发展了《黄帝内经》的内容，《难经》中有“息贲”、“肥气”、“痞气”等类似于今天的肝癌、胃癌、肺癌、胰腺癌等癌症的疾病的详细描述。
后汉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中也有专门的《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的篇章，并且指出：“积者，脏病也，终不移；聚者，腑病也，发作有时，展转痛移，为可治；谷气者肋下痛，按之则愈，复发为谷气。诸积大法，脉束细而附骨者，乃积也。”
张仲景不但认识到了肿瘤类疾病，并且区分了肿瘤类疾病的良恶性程度和不同的预后。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记载的很多方子，如桃核承气汤、下瘀血汤、大黄蛰虫丸、桂枝茯苓丸、鳖甲煎丸等，至今仍然是肿瘤科常用的方剂和成药。张仲景的系列处方，也为后世的活血化瘀法和应用虫类药治疗癌症类疾病，开了先河。
唐代的孙思邈所著的《千金方》中，首次提出了“五瘿七瘤”的概念，五瘿即石瘿、气瘿、劳瘿、气瘿和忧瘿，七瘤即肉瘤、骨瘤、脂瘤、石瘤、脓瘤、血瘤和息肉等。他的《千金要方》还记载了类似于今天的乳癌：“妇人女子乳头生小浅热疮，痒搔之，黄汁出，浸淫为长，百种治疗不差者，动经年月，名曰妒乳”，这种症状描述非常类似于乳腺湿疹样癌。孙思邈也重视虫类药在肿瘤类疾病的治疗中的使用，其经常使用的抗癌虫类药有蜈蚣、全蝎、蝉蜕、僵蚕等，至今这些仍为临床常用的抗癌中药。
晋代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说“凡癓瘕之起，多以渐生，如有卒觉便牢大，自难治也。腹中有癓有结者，便害饮食，转羸瘦。”葛洪已经认识到肿瘤的发展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并且认识到肿瘤类疾病的预后不良，很难治疗。
隋代巢元方所著的《诸病源候论》也有专门的《积聚候》篇、《噎嗝候》篇和《癓瘕病诸候》篇等，专门论述肿瘤类疾病的章节。并且有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说的晚期肿瘤患者的腹水等症状的记载：“若积引岁月，人皆柴瘦，腹转大，遂致死。”
宋代的东轩居士所著的《卫济宝书》第一次提到癌，他用“嵒”（通“岩”）来形容恶性肿瘤，后在此字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今天的“癌”字。该书指出了癌症的特点是如山岩一样坚硬不可移动，且能四处蔓延扩散。宋代杨士瀛把癌症描述为“毒根深藏”，这启发了后世医家用解毒散结的思路治疗肿瘤。
到金元时期，我国医学进入了一个勃发的时期，金元四大家各有关于肿瘤类疾病的论述，治疗肿瘤的思路也日渐丰富。现在通用的补法、攻法、下法、托法、清法和消法等，在此阶段产生了萌芽。朱丹溪的滋阴降火的理念，李东垣的脾胃论，张子和的攻下法，刘完素的火热致病论，都对明清时期乃至当代的中医治疗肿瘤类疾病有深远的影响。
尤其是在这一时期的张景岳与赵献可的重视肾与命门的作用和李东垣的脾胃为后天之本的思想，共同促进了当代中医肿瘤医学扶正治疗的根本思想——补肾健脾思想的形成。
明代汪绮石在其著作《理虚元鉴》中，更进一步提出“治虚有三本，肺、脾、肾是也。肺为五脏之天，脾为百骸之母，肾为性命之根。治肺、治脾、治肾，治虚之道毕矣”。而清代的叶天士则指出了胃阴的重要作用，叶天士指出“存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机”。汪绮石重视肺阴的作用和叶天士重视胃阴和津液的作用，弥补了补肾健脾思想的不足之处。
正如汪绮石所言：“治虚有二统，统之于肺、脾而已。人之病，或为阳虚，或为阴虚，阳虚之久者阴亦虚，终是阳虚为本。阴虚之久者阳必虚，终是阴虚为本。凡阳虚为本者，其治之有统，统于脾也。阴虚为本者，其治之有统，统于肺也。”
这些医家共同为癌症的扶正治疗思路奠定了基础，后张锡纯经常在健脾补肾之药中加入知母、麦冬、天冬等药，亦为防止温补脾肾之阳时，伤及肺胃之阴。
真正将中医治疗癌症类疾病的思想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是形成于明清时期的中医外科三大派。
早在宋元时期，就有专门的外科医生和外科著作，如宋代陈自明的《外科精要》和元代齐德之的《外科精义》等，明代申斗恒的《外科启玄》和薛己的《外科发挥》等也是中医外科的重要著作。
但是真正形成中医外科系统性的治疗思想则主要是以明代陈实功为代表的正宗派（因其著作《外科正宗》而得名》，以清代王维德为代表的的“全生派”（因其著作《外科证治全生集》而得名），以及以清代高秉钧为代表的“心得派”（因其著作《疡医心得集》而得名），直至今天，我们临床治疗肿瘤，仍然深受此三大派的影响。
陈实功提出“医之别，内外也，治外较难于治内。何者？内之症或不及于其外，外之症则必根于其内也。”所以陈实功认为，治疗外科疾病，既要兼顾外科证治技巧，又要重视以内科为本。
外治方面，陈实功主张“开户放贼”，“使毒外出为第一”，常常用扩创引流，或用刀针及腐蚀性药物清除坏死组织。陈实功还记述了鼻息肉摘除术、死骨剔除术、咽部异物剔除术、气管或食管缝合术、截肢术等多种在当时较为先进的外科手术技术。以及用枯痔散，枯痔钉、挂线法等外治方法。
内治方面，陈实功主张以消法、托法和补法为主，受李东垣影响，陈实功尤其重视脾胃的作用。他提出“痈疽虽属外科，用药即同内伤”，强调“治疮全赖脾土”，患者应当节制饮食，慎风寒，戒喜怒，省劳役，保护脾胃，用药物和食物调理身体。
陈实功所创的“和荣散坚丸”、“阿魏化痞膏”、“三品一条枪”等方剂，至今仍然广为使用，这些药也是笔者经常用于临床治疗肿瘤患者的常用方剂。
王维德则创立了以阴阳为主的外科辨证论治法则，重视疮疡痈疽阴阳辨证，治疗上主张“以消为贵，以托为畏”，贡献了大量的祖传秘方，其中犀黄丸（今名“西黄丸”）、小金丹（今名“小金丸”）、醒消丸（今名牛黄醒消丸）以及阳和汤等，均是沿用至今的中医抗癌名方。
王维德指出“痈疽凭经论治，久遍天下；分别阴阳两治，唯余一家。”在王维德之前，多数学者囿于中医的六经论治和脏腑辨证思想，按照六经与脏腑辩证治疗痈疽，王维德独力排众议，提出分别阴阳两治的思路，正体现了《黄帝内经》中“治病必求其本，本于阴阳”的重要思想。
王维德指出“凡红痈乃阳实之证，气血热而毒滞；白疽乃阴寒之证，气血寒而毒凝。二者以开腠理为要，腠理一开，红痈毒平痛止，白疽寒化血行。彼凭经而失证治者，初以为药之对经，而实背证也。世之患阴疽而毙命者，岂乏人乎？如以阴虚阳实分别治之，痈疽断无死症矣。”
王维德的这一独创性的见解是非常重要的，是抓住了肿瘤类疾病的根本。笔者本人深受王维德的影响，亦曾多次以西黄丸和阳和汤治疗肿瘤疾病，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疗效。
但是王维德的观点也不无偏激之处，后来清末外科名家马培之就曾经指出当时很多医生受王维德的影响，滥用阳和汤和西黄丸等方剂治疗癌症，结果惨不忍睹。
所以马培之说阳和汤“此方治阴证，无出其右，用之得当，应手而愈。乳岩万不可用，阴虚有热及破溃日久者，不可沾唇。”（见《马评外科证治全生集》）当然，马培之自己的评论也是带有偏见的，笔者就曾经以阳和汤治疗过辩证为阴证的乳腺癌（乳岩），效果很好。
另外就是王维德认为凭经论治没有价值的说法，也是很偏颇的。如今之肝胆系列的癌症，按照少阳证，以柴胡系列的方剂治疗，效果很好。所以也不能说凭经论治就没有价值。
高秉钧受到清代崛起的温病学派的影响，重视三焦病证，提出“在上部者，俱属风温风热，风行上行故也；在下部者，俱属湿火湿热，水性下趋故也；在中部者，多属气郁火郁，以气火之俱发于中也”，确立了按部求因的辨证方法，为诊疗外科疾病提供了简便易行的思路，指出了临床用药的原则。
笔者曾经亲见过当代的几个中医大师以温病学派的思路治疗癌症，效果颇佳，如孔嗣伯惯用五味消毒饮，裴永清惯用三仁汤，赵绍琴惯用升降散等温病名方治疗癌症，皆有不错的疗效。癌症患者中三焦不通，气机升降失常者也颇为多见，所以高秉钧所创立的心得派，也是有临床实效的。当代很多中医界同仁因为拥抱火神派理论，而看不起温病派，这种狭隘的门户之见，是很要不得的。
自清末王清任（《医林改错》的作者）、唐容川（《血证论》）的作者和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的作者）重视瘀血在癌瘤类疾病中的作用以来，活血化瘀法，日渐成为肿瘤类疾病最重要的治疗思路之一。王清任的隔下逐瘀汤、少腹逐瘀汤等，是现代中医抗癌常用的方剂。张锡纯的十全育真汤也是临床常用的抗癌方剂。
1971年，Folkman提出了肿瘤生长和转移是有血管依赖性的，阻断血管生成是遏制肿瘤生长的有效策略。1976年Gullion发现癌前组织细胞在演变成癌的过程中获得了血管生成的能力。近年来，现代医学工作者对肿瘤血管的形成机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了更多的成果。在癌前病变状态，病灶不会有血管，但是到了早期癌，就会有点状血流信号或少量血流信号，到了进展期，则肿瘤内的血流信号很丰富。这在肿瘤医学领域，已经形成了共识。
现代药理实验也证实了，很多活血化瘀中药和方剂有明显的阻碍肿瘤血管生成的能力，如西黄丸的抗癌作用，就被认为与其阻断肿瘤血管生成，摧毁肿瘤内已经生成的血管有关，且存在剂量依赖性。动物实验证实，在动物可承受的剂量范围内，剂量越大，瞬间血药浓度越高，西黄丸抑制肿瘤内血管的能力越强。
当代中医抗癌领域取得的成就则更为蔚为壮观，郁仁存教授率先提出肿瘤疾病的根本病机是正虚邪实，所以治疗要以扶正祛邪为本。何任教授既是中医名宿，又是一个肿瘤患者，对肿瘤疾病的体会和认识非常深刻，他提出的“不断扶正，适时祛邪，随证治之”的十二字法则，高度概括了中医抗癌时的基本治则。孙秉严老大夫以擅长以毒攻毒治疗癌症而著称，孙桂芝教授以重视脾胃，常用清热解毒疗法而著称。这些抗癌名家都为中医抗癌开拓了新的思路。
概括来说，一切疾病，都可以归为《黄帝内经》中所说的“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癌症亦不例外。癌症作为一种全身性疾病，其发病机制，既与邪气实有关，也与人体的正气衰有关。正如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中所言：“积之成也，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如小人在朝，由君子之衰也。”
所以癌症的病因，从根本上来说，是正虚邪实，从治疗上来说，也应该以扶正祛邪为本。只是何时扶正，何时祛邪，如何扶正，如何祛邪，扶正和祛邪的力度如何把握，则很考验一个医生的基本功和阅历。
李中梓《医宗金鉴》中的一段话，高度概括了癌症治疗过程中应掌握的原则：“正气与邪气，势不两立，若低昂然，一胜则一负，邪气日昌，正气日削，不攻去之，丧亡从及矣。然攻之太急，正气转伤，初、中、末之三法，不可不讲也。初者，病邪初起，正气尚强，邪气尚浅，则任受攻；中者，受病渐久，邪气较深，正气较弱，任受且攻且补；末者，病魔经久，邪气侵凌，正气消残，则任受补。盖积之为义，日积月累，匪朝伊夕，所以去之，亦当有渐，太亟则伤正气，正伤则不能运化，则邪反固矣。”
李中梓的这种思想，正是一个肿瘤医生在诊疗一个癌症患者时，应该贯穿始终的指导思想。现代患者，不但患癌本身会摧毁他们身体的正气。手术和放化疗治疗，也会摧毁他们身体的正气。所以正虚邪实的问题，普遍的存在。作为一个医者，必须要根据患者当下具体的身体状况，辩其虚实，把握好攻和补的尺度和力度，才能达到“留人治病”的效果。
徐灵胎说：“疾病之人，若元气未伤，虽病甚不死，元气或伤，虽病轻亦死，故诊病决生死者，不视病之轻重，而视元气之存亡。”张景岳也指出：“世未有正气复而邪不退者，亦未有正气竭而命不倾者。”即便是以攻下著称于世的张子和，也说：“用药之时，更详轻重。假如闭久，慎勿轻攻，纵得攻开，必虑后患，宜先润养。”
所以李中梓自己在治疗积聚类疾病时，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他会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攻几日，再补几日，如此循环。二是他用药，比如他的阴阳攻积丸，是从最小剂量，让病人逐日加量，至病人便溏则重新从最小剂量服起，再逐渐加量。这种治疗方法，顾及病人的正气，扶正不忘祛邪，祛邪不忘扶正，徐徐而治，充分的体现了医疗应安全有效的原则。
但是也不能逡巡不前，只扶正不祛邪。有些医生胆小怕事，只敢开一些扶正的太平方，期待正气恢复，癌瘤自消。所以始终不离四君子汤、四物汤、归脾汤、补中益气汤、十全大补汤之类的补药，不敢往前一步，这也是会耽误病人的治疗的。
在王永炎院士主编的《实用中医内科学》一书中，作者论述正气和邪气在疾病中的作用时，提到了正气的重要性，但是同时也强调了邪气才是致病的罪魁祸首。光扶正，不祛邪，也是会耽误病人，错失治疗良机的。
那么中医抗癌祛邪的思路，具体有哪些呢？现代中医肿瘤学，根据历代的中医典籍记载，以及现代药理学的研究结果，大致的把抗肿瘤的治则概括为以下几种：清热解毒、温阳通络、活血化瘀、化痰除饮、理气消滞、泻下逐水、软坚散结、固涩收敛、以毒攻毒等。
这是因为我们中医界根据历代的对肿瘤类疾病的文献记载，以及临床观察，总结出了肿瘤的致病因素主要是正气不足、气机不调、饮食不节、毒邪内蕴、七情所伤、瘀血结聚和痰湿凝结等。所以达成了这些关于治疗癌症的基本原则的共识。
其实在肿瘤的治疗方面，还应该加上情志调理和饮食调节、运动调节等，只是这部分主要要靠患者自己来完成。正如《黄帝内经》中所言“工为标，病为本”，在疾病的治疗方面，作为“工”的医生只是标，病人自己才是本。病人调节自己的情绪，改变自己的饮食和作息习惯，加强运动，管理情绪和体重，对治疗效果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才是真正的决定一个癌症病人能否长期生存的决定性因素。
传统中医认为，人之所以致病，既有内因，又有外因，还有不内外因。内因是人之七情，即一个人的喜怒忧思悲恐惊，加上饮食劳倦，房室内伤等，外因是风、寒、燥、湿、暑、火等六淫，不内外因则是一些意外事故带来的伤害。肿瘤类的疾病，其成因是复杂的，各种因素都在肿瘤的发生上起到了作用。扬汤止沸，莫若去薪，患者积极参与到对自己患病原因的寻找和纠正中来，非常重要，不能单靠医生的治疗。
有时甚至需要患者的家人们能够认识到患者之所以患上癌症，可能与一个不良的家庭环境也有关系，家庭不和睦，是导致部分患者患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如在论述乳岩（乳癌）的成因时，历代的医学家都认为婆媳不和、夫妻不睦等人际关系紧张的状况，是患者致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失荣”（甲状腺癌、淋巴瘤或淋巴转移瘤）则与患者失去了往日的荣华富贵，心情抑郁有关，故名之曰“失荣”。所以癌症的治疗，不仅仅只是一个医疗的问题，还是一个家庭与社会的问题。
中医治疗癌症的治则治法
笔者再来逐一介绍一下当代中医界形成的治疗癌症的若干治则和治法。中医治疗疾病，遵循理法方药的规律，在中医中，治法从属于治则，只有确定了治则，才有治法。中医对癌症类疾病总体的治则，概括起来就是虚者补之、坚者削之、结者散之、热者清之、寒者热之，劳者温之等。而由这些治则产生的治法则有很多种。以下我就略谈一下这些治法。
肿瘤患者既是一种积聚类的局部邪实性质的疾病，又是一种五脏六腑功能衰退的全身虚损性的疾病。所以何任教授特别提出，治疗肿瘤，应该“不断扶正”。在前文中，笔者已经提到了补肾健脾，补肺气，养胃阴的扶正思想。这些都是常见的扶正培本的思路。
但是每个患者都是一个具体的个体，临床治病时，没有可以统用于一切患者的扶正思路。医生需要根据患者本人的具体情况，开出针对性的处方，调和阴阳，补益气血，培补元气，让患者恢复正气。一般来说，补益类的中药和方剂，有补气、补血、气血双补、健脾、补肾、扶阳、滋阴等思路。
常用的补气类方剂有四君子汤、补中益气汤、生脉饮、玉屏风散等，常用的补气类中药有人参、黄芪、白术、党参、太子参、山药、白扁豆、淮山药、茯苓、甘草、大枣等。
常用的补血类方剂有四物汤、当归补血汤等，常用的补血药有当归、阿胶、熟地、白芍、紫河车、鹿角胶、鸡血藤等。
常用的气血双补类方剂有八珍汤、归脾汤、十全大补汤等。
常用的滋阴方有六味地黄丸、大补阴丸等，补阴药有生地、龟板、鳖甲、墨旱莲、女贞子、天冬、黄精、麦冬、玉竹、绞股蓝等。
常用的补阳方剂有金匮肾气丸、右归丸等，常用的扶阳药有附子、肉桂、杜仲、鹿角胶、补骨脂、淫羊藿、仙茅、肉苁蓉、巴戟天等。
此外，治疗虚劳的小建中汤和黄芪建中汤等也是笔者常用的补益类方剂。扶正培本时，不一定要局限于某种单一的思路，有很多患者处于阴阳两虚、气血两虚、脾肺肾皆虚的情况，这时候医者应该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多管齐下，补患者各方面的不足。
在对患者进行扶正治疗时，应注意防止患者补得过偏和过度。还应该注意的是，现在的患者，一得病，基本上都会如惊弓之鸟，自己已经在服用各种保健品，在这种情况下，补药用多了，很有可能会给患者带来副作用。比如人参滥用综合症、附子引起的火起锅干等扶阳过度的情况。
目前，在商家的宣传下，人参、灵芝、鹿茸、冬虫夏草、海参以及各种相关制品，在癌症患者中非常流行，医生应该纠正患者在吃补品方面的一些错误的认知， 全面了解患者自己在自行使用的各种保健品和补品，以防滥补成祸。
《黄帝内经》中有“热者寒之”、“温者清之”的治疗原则。有些癌症患者会出现热毒、温热、火毒、血热等现象，脉数而有力，大便或干燥或有热痢，小便黄赤，舌焦黄，干燥少苔、口渴易怒，这些热象很明显的患者，治疗上应该以清热解毒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