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多患者咨询我时，谈到自己手足冰凉，说他们看过一些中医书籍，也看过电视上的养生专家们的讲座，知道手足凉是阳虚的表现，要用温补的药物或食物补补阳。结果有些患者就吃当归羊肉汤，吃附子、肉桂或干姜之类的有温补肾阳作用的药，一吃之后问题百出，身体急剧变差。

更有甚者说癌症和糖尿病这样的慢性病，无一例外的都属于阳虚。我也看过一些中医师写的文章，认为癌症都是少阴证，要用麻黄附子细辛汤系列的方剂治疗，所以常常给患者开麻黄附子。结果患者服药后常年大汗淋漓，痛苦不堪。

这些年中医界很推崇扶阳的疗法，给癌症患者大量的用附子和干姜等温阳药的中医不在少数。

某位扶阳大师在世时，许多癌症患者找他治病，简直可以用趋之若鹜来形容。我有幸于他在世时接触到很多经他治疗的患者，大多是吃了三五天他开的药后，病情急剧加重，转诊到我这里来的。

这位大师去世后，他的许多观点被患者们奉若神明，我的微信上经常有人向我推送他的扶阳理论方面的文章。只是向我推送这些文章的人对他的了解，根本不如我自己对他的了解深。我对这些推送，一般都保持沉默，不作回复。

我知道他生前治好了不少真正阳虚的疑难杂症，尤其是心衰的病人，因为扶阳药对心衰患者特别有效。但因为他并非专业研究肿瘤的中医师，所以他治疗有效的肿瘤患者非常少，不过癌症患者们大多还是受到他提的癌病多属阳虚的观点的影响——他几乎认为包括癌症在内的一切病都是阳虚，这实在是极端。

癌症是非常复杂的病，但是人们大多不愿意进行复杂的思考，喜欢用简单的理论来诠释复杂问题。很多人相信癌症是阳虚，有些癌症患者相信可以通过大量喝姜汤改变阳虚的体质来达到治愈癌症的目的，结果出了许多医疗事故。这种偏见现在已经成了一种流弊，所以我撰写这篇文章，破斥这种邪见。

手足冰凉在中医叫“四逆”，或叫“厥逆”，或叫“厥”。《伤寒论》的厥阴病篇有这样一句话：“凡厥者，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厥者，手足逆冷是也。”这句话详细的诠释了什么叫“厥”，厥的症状就是手足逆冷。正常人的手足是温的，厥者的手足是冷的。

这里没有说到“厥”是阳虚所致，而是认为“厥”是由于“阴阳气不相顺接”。胡希恕教授说这个阴阳气不相顺接，实际上是现代所说的动脉和静脉不能相互衔接（见《胡希恕讲伤寒杂病论》第八章“辩厥阴病脉证并治”）。胡老的说法是不是对的呢？我个人无法判断，也不敢轻率认同。

动脉和静脉不能互相衔接的现象一旦发生，只怕病人就会危险得很。举例言之，人的肝脏靠动静脉双重供血，每分钟约有1000ml血液流经肝脏，如果肝脏的动静脉不相衔接，病人可能命不久矣。

一般动静脉不相衔接，多因血栓或癌栓引起，这多会引起坏肢或猝死，而不只是“手足逆冷”了。而我在实际中接触到的手足冰凉的人，有许多是多年以来都手足冰凉。大多数手足冰凉的患者体力很好，生活不受影响，有的甚至是运动健将。所以我认为这些对手足逆冷的解释并不科学，有一些人的手足冷是病理性的，也有一些人手足冷是非病理性的。

手足冰凉这种现象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导致人体手足冰凉的原因非常复杂，我也很难说清楚，但是我不会把所有的手足冰凉都胡扯成阳虚。我个人认为对手足冰凉的现象，不能简单的归因为阳虚或象胡希恕教授所说的动静脉不相衔接。有些人长期手足冷，但他们是健康的，什么大病都没有，能活到很高寿的年龄，而且近年来科学家还发现体温低的人寿命更长。

笔者曾遇到一位手足冷的93岁老人，在问诊时详细问了他什么时候开始手足冷，老人告诉我从孩童时代就这样，手足冷了一辈子，但是能活到93岁依然基本健康，说明手足冷不足为虑。我们碰到手足冰凉的人，要更详细的问一下他的综合的状况，不要轻率的将手足凉强硬的诊断为阳虚。

张仲景也没有说过手足逆冷是阳虚，只说过是“阴阳气不相顺接”。而且张仲景的《伤寒论》中治疗手足逆冷，直接以四逆命名的方剂有两张，一是四逆汤，二是四逆散。虽然这两张方子都以四逆为名，但是所用的药物却截然不同。四逆汤是温阳的附子剂，四逆散是疏肝理气的柴胡剂。我们分别看看四逆汤和四逆散的用药指征。

四逆汤：炙甘草二两，干姜一两半，附子一枚（生用，破8片）

《伤寒论》中与四逆汤有关的条文有十条，分布在全书多个章节中，我都将它们列举如下：

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者，急当救里；后身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救里，宜四逆汤；救表，宜桂枝汤。（第91条）

病发热头痛，脉反沉，若不差，身体疼痛，当救其里，四逆汤方。（第92条）

脉浮而迟，表热里寒，下利清谷者，四逆汤主之。（第225条）

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脏有寒故也，当温之，宜服四逆辈。（第277条）

少阴病，脉沉者，急温之，宜四逆汤。（第323条）

大汗出，热不去，内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恶寒者，四逆汤主之。（第352条）

大汗，若大下利而厥逆者，四逆汤主之。（第353条）

下利，腹胀痛，身体疼痛者，先温其里，乃攻其表。温里，宜四逆汤；攻表，宜桂枝汤。（第371条）

呕而脉弱，小便复利，身有微热，见厥者难治，四逆汤主之。（第376条）

既吐且利，小便复利而大汗出，下利清谷，内寒外热，脉微欲绝者，四逆汤主之。（第388条）

这十条中，有三条明确有厥逆的症状。我们可以看出来，四逆汤治疗的患者，在“厥逆”的同时，大小便多是自利的，或者下利清谷。小便自利，是指小便色白、清长、频数，这是虚寒的症状。大便自利或大便下利清谷，是指腹泻，完谷不化，这也是虚寒的症状。其余脉微或迟，均属于不足之脉，是寒证。这里不单凭四肢冰凉而认定患者为阳虚，都是在有明显的兼见证后，张仲景才用四逆汤这样的温阳药治疗。

我们再看看四逆散。

四逆散是炙甘草、枳实、柴胡、芍药四味药各等分，研碎，服用时用白开水送服“方寸匕”。“方寸匕”是用汉代人常常携带的匕首上的小孔来做量具，用量很少，约1-3克。

四逆散主治什么病呢？《伤寒论》中是这样说的：“少阴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

关于四逆散的主治证，历来的《伤寒论》注家多有争执，胡希恕教授认为这里的“少阴病”是“少阳病”之笔误。因为四逆散是柴胡系列的方剂，柴胡系列的方剂治疗的是“少阳病”。另外陈明博士编撰了一本《伤寒名医验案精选》，选择的“四逆散”的医案中，绝大多数的患者都有“脉弦，口苦，胸肋胀满”的兼见证，而这些也都是少阳证的典型症状和脉象。所以我倾向于认为胡希恕教授的说法是对的，四逆散就是治疗少阳病“四逆证”的。

如果这里的少阴证是少阳证的笔误，那么说明少阳证也可以出现手足冰凉的症状。即便不是笔误，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张仲景对手足冰凉并非一概而论的认为患者是阳气虚衰，都用温阳的附子干姜之类来治疗的。

四逆散症中，患者有小便不利等可能出现的兼见症，这些兼见证并非一派虚寒迹象，所以不能用温阳药，用了就适得其反。而是要用柴胡、枳实、芍药、炙甘草梳调气机。后世的柴胡疏肝散和逍遥丸等方剂，都是在四逆散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民间也有“气得手脚冰凉”的说法，可见手脚冰凉并不见得都是阳虚，气机不畅也可以导致手足冰凉。怎么可以一见病人手足冰凉就草率的下结论说病人是阳虚呢？更不可以草率的说所有的癌症病人都是阳虚这样的话来误导病人。

治病一定要仔细的分析患者的病情，中医的辨证论治特别强调要对病人的症状综合分析，并不会单凭一条症状就给病人下结论。患者也不要因为接触到中医的一点皮毛，就轻率的判断自己是阳虚，滥用温阳药害了自己。

正常人体如无外界刺激不会生病，无论这外界刺激是中医所说的内因、外因、不内外因，还是西医所说的病毒、细菌和变异细胞，其对于人体的作用都是有害的，正因为有这些有害的刺激人才会生病。医学的根本目的，在于矫正有害刺激对人体的不良作用，促使人体重新恢复正常的新陈代谢功能。

西医尝试杀灭病毒、细菌和变异细胞以达到恢复人体健康之目的，中医则更重视利用人体天然的疏泄和排异能力，将各种致病因素通过多种途径排出体外，致病因素一经排除，人体自然重新康健。本不需要大张旗鼓的对病毒、细菌和变异细胞进行各个击破式的剿灭。

到目前为止，人类发明的各种剿灭病毒、细菌和变异细胞的药物，大多对人体正常细胞和正常组织有毒副作用。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生病之人本已体虚，过度杀伐正常细胞或伤害人体重要器官，常致病人不死于病，而死于药。有数据显示，中国每年因吃错药而枉死的病人数量多达20万。

因此中医治则有异于西医，中医强调人体的疏泄与排异能力的恢复，中医祛邪三大法“汗、吐、下”均为排异过程，通过发汗、催吐和利大小便，将致病因子排出体外，即便略有余邪尚存于人体，亦可通过人体的正常免疫力和疏泄能力将其彻底击退。所以治腹泻不止之痢疾用大黄，居然也有奇效。中医治病，常常强调展布气机，使人体五脏六腑升降功能恢复正常。中医强调的升降功能与现代生物科学发现的人体的新陈代谢功能十分接近。

日人汤本求真将人体致病因素概括为三毒：水毒、食毒与血毒，按汤本氏的说法，治病之要，在于将这三毒排出体外。至于这三毒中所含的究竟是什么毒素，一则古人尚没有发达的化学知识，不能仔细辨认；二则亦无此必要，人体是大自然惠赐的，大自然为人体设置了无数的窍：传统的七窍以及汗腺等，均是人体最好的疏泄和排异器官，只要利用一定的办法，促使各种致病因素从人体的汗腺、嘴巴和排泄器官排泄出体外，则疾病自可休矣！直至今日，对于急性药物中毒，催吐、催泄和利尿仍为医生们的上上之选，无论中医西医，概不例外。

中医之扶正疗法，以笔者见之，亦为促进人体正常疏泄与排异能力而设。久病体弱之人，五脏六腑乃至汗腺无法正常运转，疏泄和排异能力下降，强以催吐、利尿、发汗和致泄剂治疗，则极容易导致病人水液、血液和营养流失严重，以至于身体更加虚弱。若见此类病人，以补益类药物或食品，加强病人五脏六腑的正常运化能力，则病人的得自于大自然的疏泄和排异能力亦能够得到恢复。病毒可以逐渐排出体外。

对于这类病人，即便因病邪过于沉重，不得不施以催吐、利尿、发汗和致泻剂，亦必须严格把握尺度，即中医所强调的“中病即止”，一击成功，不追穷寇，虽仍有余邪在体内，亦只能缓慢调理，通过正常的大小便和汗腺慢慢的排出体外，切不可急于求成，导致人体短期内流失过多水液、血液和营养，以至于正气衰弱，免疫功能受损，病情反而转重，甚者性命危在旦夕。所以后历代名医都有强调，一旦病人气机得展，升降功能恢复正常，药就应减服或停服，完全可以通过控制饮食和加强运动，将余邪排出。

医圣张仲景于汗法有独到之处，其《伤寒论》不断强调不可以过度发汗，只可以微微似有汗出，如见病人大汗出，则要求医者以粉扑之，以阻汗出无度。至于病人已有汗出，则要求病人“不必尽剂”，已经煎好但还没喝完的药都需要泼掉了。可见张仲景在此问题上极为谨慎。而病人一旦有邪出之迹象，仲景即认为该病人“为欲解”，即病人已有自愈之苗头，此时或建议病人自调理，或用轻缓之药稍加引导，加快病人身体自身的疏泄与排异进程。

桂枝汤为《伤寒论》第一方，是非常有深意的。 此为医圣垂范后世之举，在《伤寒论》的许多条文下，张仲景都注明病人应如桂枝汤法调理。桂枝汤不以发汗见长，近代临床大师李士懋甚至认为桂枝汤并非发汗之解表剂，而只是一个调和营卫的补益剂（相关论述见李士懋所著《汗法临症发微》），李老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单纯的桂枝汤是发不出汗的，必借助“饮热粥”和“温覆”两种辅汗手段，病人才能微微似有汗出。此论颇有振聋发聩之意义。

更深入的去思考，则不难发现张仲景在治病过程中，十分重视药物之外的自然疗法的作用。 仅用少量药物辅助，其余借助自然疗法，促使病人正常的排异和疏泄功能恢复即可。在利尿之五苓散条下，张仲景亦强调病人应多饮暖水，微汗出而病可解。这种药物之外的辅助疗法，在张仲景的《伤寒论》中比比皆是。人的身体是最佳的良药，一个医生倘若不知道如何利用人体来治病，就不会是一个高明的医生。

所以良工治病如烹小鲜，必仔细观察，反复求证，然后小心翼翼用药，不过度用药，不病轻药重。粗工治病，反其道而行之，攻伐补益均无度，致使病人气机紊乱，升降失调，自体的疏泄和排异能力受阻，一味希望借助药力对抗病邪，试问直至今日，人类所发明的各种医药之中，真有可以轻而易举就将病邪剿灭殆尽的么？苟如此，则癌症、艾滋病之流早已为人类克服。

自民国以来，对中医进行废医存药的呼声烈烈，此为深受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影响，而不曾于中医医理上做丝毫思考之偏激言论。体外杀灭癌细胞和艾滋病病毒的药早已经多得数不胜数，但此自然科学的成果为什么就无法用于人体呢？盖因投鼠忌器，物有一利，必有一害，能杀死病毒和变异细胞，亦能杀死人。人类若要克服各种疾病的折磨，是不能在此机械主义的路上越走越远的。

理、法、方、药，这是一个次第递变的关系，摆在首位的是医理，医理通则选择治法、处方和用药皆能胸有成竹。如通此理，则治病完全不需要固定于一法，处方和用药也无须固定于一药，只要都有促进病人受阻之疏泄与排异能力恢复正常之功效，则完全可以通用。我见很多名医治疗癌症，所用的药物均不是现在流行的抗癌药物，但疗效反而远胜于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抗癌药，其因盖在此。逐一杀灭癌细胞，何如为癌细胞开一通道，让其从人体一泻了之？

辨证论治的思想是张仲景最先贡献出来的，所以称张仲景为医圣实不为过，历朝历代的中医师都要算张仲景的徒子徒孙了。辨证论治发源于张仲景，这是老生常谈，其实辨病论治同样发源于张仲景。

我们知道，《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是张仲景的两部杰出的医学著作。《伤寒论》的特点是讲“同病异治”，也就是同样的“病”，治疗方案不一样。《金匮要略》在讲“异病同治”，也就是说，不一样的“病”，治疗方案一样。其实这两者结合，就是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

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的核心在于辨，辨者，辨认也，也就是认识和分辨。古人说，当医生有两难，一难在不知病，二难在不知药。不知病是对病的认识不到，不知药是对药物的用途认识不到。一个医生，如果对疾病和药物的用途认识不清楚，那么临床就很害人了。

这个“证”字，历朝历代医学家解释不一样，现在有些医学家认为这个证等同于“症”，我个人认 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这个“证”就是“证据”的“证”，不是什么通假字。古人用字很考究，“症”这个字明明存在，弃而不用，去用“证”字，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尤其是医学著作这么严肃的著作，张仲景写作的时候态度是很严谨的，在这个关键性的字上用通假字，可能性不大。

合而言之，辨证论治就是通过一系列的证据去辨认疾病，在此基础上对病人进行治疗。一个患者生病了来求医，医生应该怎么处方，根据什么处方？这就需要辨证和辨病，要辨认清楚患者属于什么样的一种状况，适合用什么样的药，就需要收集患者所有的用药指证。

我们中国的中医学家有好大一部分，喜欢玄而又玄，有些将中医直接讲成“道”，你要叫他进一步讲“道”是个什么东西，它自己也说不清楚。于是套用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来搪塞，摆出一副不可say的架势来，其实是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这叫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自己稀里糊涂，还想通过他表述来让别人清楚明白，这是办不到的。

中医传到日本，在日本受到很大的欢迎。日本的医学家对中医的应用特别讲究“证”，腹有腹证， 脉有脉证，药有药证。判断一种疾病，用一种药，一定需要有可以说得出来的证据，没有的话就不乱讲，不乱开方子。这种研究方法固然有不足，但是却切合临床精神。一个医生做临床，若是重视理论胜于重视客观实际，有点把人命当儿戏。

合而言之，辨证论治就是辨认证据进行判断和治疗。辨病论治就是辨认疾病，进行治疗。辨证论治不一定就等于辨病论治，辨证论治很多病在一起我认为是一种“证”，比如病人可能有胸膜炎，有肋膜炎，在中医辨证的时候可能统统归于少阳证。用柴胡汤系列方剂统治了。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不应该孤立起来。有时候辨病论治治疗效果欠佳，有时候单纯的辨证论治也是治不了病。

以前有个叫张海峰的老中医就提起过，说我们中医过去在治疗肾炎等疾病的时候，没法治断根，然后病人复发了就怪罪病人吃盐了，过去有时候让病人戒盐，要戒好几个月，不能吃盐，这让人哪能受得了啊。其实这类病人不是吃盐复发的，是按照辨证论治，病人没治断根。张海峰老中医就说，开始的时候他也认为是病人吃盐复发了。但是现在检查仪器很发达，后来他通过一检查，发现病人其实是病根还在，相关的指标仍然居高不下。

这就是辨证论治的劣势所在，你单纯的解除了病人的症状，解决不了病人的病根，那病还是好不 了，只要一有机会，它又复发了。这种情况在癌症等疾病的治疗中非常明显，中医师开出的方剂可能让病人吃了后精神矍铄，甚至长肉了。但是癌细胞却还在，病人随时又会再复发。这是辨证论治的不足，我们应该认识它。很多铁杆的中医迷，你跟他一提辨证论治的不足，他就跟你急，好像你踩着他的尾巴，中医界很多人保守得要命，以至于中医的革新很困难，这很可悲。

辨证论治的证据有多方面的证据，有脉证，有症状，有腹证，也有从患者脸色、习惯等望诊出来的 一些表征。望闻问切，就是通过医生观察患者体貌和行动，听患者说，对患者进行专业性的询问和记录，对脉搏和胸腹等部位进行切诊，来收集临床证据。再根据这些临床证据来判断患者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治疗。

医学发展到今天，医生大部分时间所能做的，也不过如此而已。如果说有什么改进的话，就是今天 我们的科学进步了，检查仪器先进，可以弥补过去诊断疾病手段的不足。但是在绝大多数小毛病上，这些仪器是用不上的。医院里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大部分时间靠的还是望闻问切这一套原始的诊断方法。

这些临床证据中，有一些是患者自己可以感觉出来的，我们可以说那是症状。有一些是患者感觉不出来的，就不能叫症状，只能是医生去观察。中医是一门通过“察外”去“知内”的学问，医生辨认得详细不详细，对临床疗效有关键性的作用。辨认得越仔细，判断得越准确，采取的医疗措施就越精确，疗效自然得到提升。

这个临床证据的收集需要一个很耐心的过程。很多医生临床，都很草率，看病看得非常匆忙，所以 结论下得就未免欠妥。这种现象历朝历代都惊人的相似，今天我们去医院，很多时候是会被医生分把钟就打发出来的。张仲景年代也好不到哪儿去，所以张仲景在 《伤寒论》的序中就批判很多医生治病草率，临床证据收集得不到位。

好医生和好侦探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需要非常缜密的分析能力，都必须重视客观证据。坏医生和坏侦探也很相似，坏医生看病就非常匆忙。有些医生可能一眼就对病人的疾病有了成见，然后的临床证据收集过程就有点类似于刑讯逼供了，根据自己的成见去选择性的问病人，如果病人述说的刚好与他所怀疑的某种疾病吻合，就直接下结论了。

其实这样做是不对的，人与人之间的表达是不是真的能够传递真实的信息？只要学过诠释学，我们就知道，语言有时是不一定能够传递真实的信息的。它有个漏斗效应，能够过滤掉很多重要的东西。更不用说一个医生一旦形成成见，就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看问题就会选择性的去看，失于片面。

我刚开始问诊病人的时候，认识不到这一点，问诊得也很草率。但是现在我问诊病人的时候我就会刨根究底。比如问病人平时感到口渴不口渴，有的病人说是的，我感到口渴。那么有些医生在医案中会写上“病人口渴”，这么写就不一定对。有些口渴不是病理性的，病人并不专业不知道，所以就会随口一说。谁不会感到口渴呢？人人都会，你这么问他肯定要这么回答。你要继续问病人一天喝多少水，喜欢喝热水还是喜欢喝凉水，是不是渴得很烦躁。病人可能告诉你他不爱喝水，口渴也不觉得有多烦躁。这你医生怎么就可以草率的在病案上写上病人“渴”呢？这样一写，你判断的一条很重要的依据本身就是错误的，辨证当然要发生偏差。

辨证出问题了，用药一定会不见效，反之则很有效。中医治病不一定药到病除，但是用药对证起码可以“药到证除”。很多病是治愈不了的，比喻癌症、艾滋病和乙肝这些顽疾，无论中西医，现在都还不能说能把这些病治愈，能治愈的都只是个案。对这些病，能把病人的证消除就不错了。“证”没了，病人起码活得有质量了，也可以延长寿命。而医学在人类尚未攻克的疾病上的全部作用，莫过于此。

我开始学医的时候，一门心思的想把每个病人的病治好，这样的愿望只有神能够实现，医生是实现 不了的。如果说一个医生口出狂言，说自己对绝症的治愈率很高，你都不用去查，一定是骗子。我母亲患脑溢血后遗症和癌症多年，我求医问药费尽了心思，所遇到的说自己能治愈这类疾病的江湖郎中无数。我这个人比较的较真，一个一个的去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说假话的概率是百分之百。

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医本身就是骗子。中医药疗效高不高呢？要我说是很高的，我们常常说药要对证一口汤，中药真有这疗效。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医生是不是真的“辨”准确了。

我以前对自己的医术不是很有信心，自己得病了也不敢自己治疗。有一次我严重腹泻，西医治疗用抗生素，各种治疗胃肠炎的药都试过，就是止不住。后来呢，我就自己去判断，认为这个病应该用中药的黄连解毒汤，开的方子很简单：黄芩6g，黄柏6g，黄连9g，栀子9g。一副药熬了一碗，我喝了半碗，止住了，剩下的半碗就没再喝了。那效果就这么快。

我的外甥有一次感冒了，我父亲在老家照顾他，带他去医院里打针，十多天不好，白细胞很低。医生开升白药，并且说如果这药吃了后半个月再检查，白细胞还低要去排除白血病。那会儿我母亲刚刚因为癌症去世，听到这话我父亲就很紧张。我回家的时候就给他用中药发汗，汗一发人就好了。白细胞也正常了。

当然这不是说中医比西医更优越，一种两种疾病上，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也不代表我自己医术有多高明，学过医的，多少都会有这样的神效的时刻，但是不会是每次都会这样。

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治病的关键，在于辨认清楚疾病和用药指证。

日本有个医学家叫吉益东洞，在日本的中医学界很受人尊敬。他写了一本书《药征》，专门写各种药的适应症。这书很受欢迎，日本很多中医师奉之为临床用药圭臬。他就特别强调用药一定要有非常可靠的指证。

我为什么要反复提日本的中医呢？这是因为我在现实中看到我们中国的很多中医跑偏了，中医在中国人普遍的认识中也跑偏了。

现在有些病人一上来就问我，我是不是肾虚了？你看电视上，纸媒上，也到处都会是这样的谈论中医的。肾虚、脾虚、肺虚，很多病人就把自己往这些方面套，然后就来问要不要用什么什么药。

昨天还有个病人问我，他吃地黄丸好不好。我就问这个病人有什么症状，论症状没有一项是和地黄丸适应症对应的，她就一门心思想补肾而已。因为很多病人听说癌症病人多肾虚，补肾有好处。于是她就想着给自己补补肾。

这样的吃药，疗效能好吗？中药不是这样开的，中医师开方一定要有用药指证。六味地黄丸就需要有六味地黄丸的指证，归脾丸就需要有归脾丸的指证。你要是口口声声就来辨证病人属于什么器官虚了，而不去管病人有什么体征，然后去补哪个器官就是胡说八 道。这样就走向了唯心路线，我常常跟人强调，中医不是唯心的，是非常的重视实证的。

这种重视实证的精神就从《伤寒论》开始，桂枝汤有严格的桂枝汤用药指证，麻黄汤有严格的麻黄汤用药指证，葛根汤有严格的葛根汤用药指证。病人的脉是什么脉，要有哪些症状才能用什么样的处方，有哪些症状需要在哪个处方里加什么药，那都是十分清楚明白的。如果感冒病人本来已经大汗淋漓，你再用发汗猛药麻黄汤，就是在把病人往鬼门关送。反之病人如果麻黄汤用药指证全部具备，逡巡不前不敢用麻黄汤，那也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机会。

辨证论治和循证医学非常的接近，用药指证不明显的话，医生应宁可不开药，绝不能乱猜测，乱开药。现在很多的中医大师，讲起理论来头头是道，治病的时候很少有实际的疗效，其原因就在此。

我以前开方子的时候，有时候病人的症状我找不到对应的方剂，我就自己按照中医基础理论臆测开 方。结果开出去的方子病人吃了就是吃也吃不死，但是要说疗效嘛，也没有。现在我若是自己都辨证不清楚病人属于什么状况，我就不开方，翻医书学，中医书籍翻翻，西医书籍翻翻，务必弄明白了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才开方。

《伤寒论》是临床医学著作，整本书没有废话，也没有主观的玄虚的东西。张仲景这个人很实诚， 有一些病他知道病人有什么样的症状，但是他自己治疗不了，他就只记录病情，不写处方。有一些病是难以治疗的，他就明白的表明“为难治”。能治疗的病，他如果要开处方的话，对病人会出现的情况一定会说明得一清二楚。

那么《伤寒论》是不是可以作为一切疾病的临床圭臬？现在很多中医因为热爱张仲景，极力推崇张仲景，就把《伤寒论》的功效无限放大，这也是不对的。我想张仲景如果复生，也不希望看到别人这样做。《伤寒论》中的很多处方，确实可以治疗狭义伤寒之外的很多疾病，这不奇怪，一种药能治多种疾病很正常，西药也有这功效。很多不同疾病表现很类似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治愈也不奇怪。

从大方向上来说，《伤寒论》还是侧重在治疗狭义伤寒的。然而《伤寒论》创导的辨证论治精神则是远远超越了狭义伤寒的治疗。我认为学《伤寒论》，最应该学习的是张仲景临床时的严谨的态度，实事求是的作风，心细如发的缜密，这些是一个临床医生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